㈠ 文化产业的兴起背景主要有其发展有哪些基本规律
文章编号:1009-4318(2003)01-0038-04 文化产业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特点分析 X 汪建明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连云港222006) 摘 要:当代文化产业兴起的三个重要原因: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经济市场化的运作。当代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一体化、高智化、共融性、开放性等特点,文化产业的兴起带来了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存在形态的多样化、接受方式的非线性、整体格局的发展不平衡性等新变化。 关键词:文化产业;高技术;原因;特点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化产业)))这个被经济学界认为是21世纪最具有发展前景的/朝阳0产业,近年来,正挟高科技迅猛发展之势,蓬勃成长于世界各国,在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创造着巨大的经济效益,给物质生产相对过剩的世界经济疲软注入了强心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人类素质提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产业形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文化产业的兴起?它在当代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又会给文化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新变化?本文主要围绕这些问题作一初浅的探索。为了便于讨论,本文把文化产业界定为,是指通过了工业化、信息化和商业化方式所进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再生产、交换和传播。 一、文化产业兴起的原因 文化产业是以人类脑力劳动为基础的精神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形态,是一个集中代表了现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势的新兴产业。它的兴起,既有经济发展的原因,又是社会体制变革的结果,既受到科学技术的内在推动,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历史要求。 1.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文化产业兴起的技术前提和直接推动力 从文化传播来看,口头语言是人类最初的传播形式,但语言传播存在着传播范围小、数量少、速度慢和不易保存的先天性缺点。文字的产生,使信息有了便于携带和传载的载体,但信息难以大量复制,也不易普及,传播只能在特定的群体中进行。直到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人类才第一次具有大批量、高 速度复制信息的能力。中国宋代毕升发明的活字印 刷术传到欧洲后,15世纪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机,金属活版印刷是传播媒介的第一次革命,印刷术的诞生和改进使文字以比此前手抄本根本无法比拟的速度传播开来,它代表的是一致的重复为基础的机械进程的诞生,提供了第一批重复生产的商品,第一条生产流水线,第一次大规模生产。比如报纸尽管在这之前,中国唐代就有了邸报,德国就有5福格斯新闻6之类的手抄报,但只有印刷术发明推广后,世界报业才有了全的生命。 电子技术的出现,是传播媒介的第二次革命。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电报、电话相继发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无线电广播、电视技术与媒介相继出现。按照美国的社会学家库利的观点,现代媒介有四个特征。一是可表达性,它能承载思想和感情;二是记录的长久性,也即对时间的超越;三是快速性,即对空间限制的超越;四是扩散性,可以达到所有阶层的人群。随着这些现代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入侵文化领域,生出一种以工业生产的方式制造文化的行业,也产生出许多新的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唱片等,/文化产业0轰然问世。 从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的发明开始,特别是近十多年来,计算机、微电子技术、光纤通信技术、激光技术、数码技术等信息技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并迅速形成产业化。有人把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新时代称为/信息时代0,这一时代的文化主体,就是文化产业。高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带来了传播媒介的第 第16卷 第1期
2003
年3月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Vol.16No.1 Mar.2003
X 收稿日期
:2002-11-20
三次革命,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的兴起,以其多媒体、交互式、个性化的特点,迅速成为公认的第四媒体,成为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 2.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文化产业兴起的内在动力 行为科学认为,人的需要分不同层次,对食品的需要是人最低层次的需求,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是较高级的需求。人们满足需求的顺序一般由低级到高级。对食品的需要量受生理条件的制约,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饱和,所以在食品需求逐渐满足的情况下,居民伙食费开支占家庭生产开支的比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恩格尔定律0。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恩格尔系数的逐步下降,对文化的消费需求的增长成为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 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教育普及,权利平等,文明人类的大多数都有能力也有权利消费文化产品,少数天才艺术家的创作已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文化需求,消费的需要引发文化生产的组织化、产业化。由此生产的文化产品在数量上超过此前全部历史时期的文化产品,它的质量和普及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像传统文化产品那样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和经典的审美性,而只能是通俗化和大众化。 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闲暇时间增多也有力地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品消费与工农业品消费的明显差异是闲暇时间对消费量的影响不同。相当多的文化产品,如文艺表演服务、艺术展览服务、书籍、报刊、影视、上网,其消费需要占用大量闲暇时间,如果没有闲暇时间,即使收入水平很高,人们对这些文化产品的消费量也不会有大幅度提高,人们也许因没有时间而不能去看电影,但是不会有人因没有闲暇时间而不消费食物、饮料和衣服。闲暇时间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文明社会人们追求的目标,成为高生活质量、高消费水平的标志。 3.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的运作,制度的创新是文化产业的兴起的制度保证 文化产业的出现,是产业分化、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发展,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提高,非物质生产领域里的大部分劳动,由原来的劳动者自己经营转变为资本主义经营,由个体劳动转变为社会化劳动,使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大批量劳动力由物质生产领域转向非物质生产领域。作为精神生产的文化产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不断发
展壮大的。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文化产 业的兴起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导入了市场竞争机制,使文化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从而也提高了文化产业的经营水平。当文化产品是一进入市场,它就已经被赋予了商品的属性,它再不是在书斋里面供文人墨客游戏玩赏的东西,它必须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受到市场检验。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了追逐最大的生产经营利润,就必须不断生产出质优价廉、受人欢迎的文化产品。在市场竞争面前,生产者不断分化,文化生产资源得到重新配置和优化,刺激并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既受制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反映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文化的产业化只有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后才成为可能。 当前,以制度创新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从而启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世界性发展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美国到欧洲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解除了通信业、传媒业、信息业之间的行业管理壁垒,完成了适应传媒手段汇流的制度创新。随着世界各国纷纷拆除其自身的行业壁垒,以及国家间的关税壁垒,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内容市场正在形成,文化交流、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日益频繁,文化产业步入了一个大发展、大跨越时期。二、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特点 20世纪中期以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大大地推动了全球的信息化、网络化进程,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作为与新科技革命息息相关的文化产业,除了具有高技术产业的高投入、高产业、高风险等特征外,同时,呈现出当代这一时期的新特点。 1.一体化 主要表现在各种媒体采用的技术相互渗透,报刊业、广播电视、新闻网站所依赖的技术越来越趋于一致,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中介,采用卫星、光缆、计算机技术等传输手段,使媒体之间技术特征日益趋同。数字化技术构成了当代媒体的新平台。信息已经同物质和能量一起成为社会的基本财富和基本资源,多媒体技术的普遍应用,以前报纸、广播、电视等相互区别的传播媒介相互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行业之间分工界限不断突破,以新闻集团为代表的综合性传播集团迅速崛起,超大型媒体集团充分利用报刊业、广电业、因特网三种媒体的优势互补,走综合发展的道路,进一步强化了文化产业一体化的趋势。 #39# 第16卷 第1期 汪建明:文化产业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特点分析
2.高智化 文化产业是与知识经济特征相吻合的精神生产产业,从资源的配置来说,文化产业是一种精神生产,它更多地依赖于精神的创造和消耗,而不是物质的消耗,它把智力、无形资产作为资源配置的第一要素,通过知识智力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综合、集约的配置来创造新财富,逐步替代工业经济依赖的、已经短缺的自然资源。在文化产业中对智力资源)))人才和知识的占有比工业经济中对稀缺自然资源)))土地和石油的占有更为重要。从生产过程特点来说,文化产业的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产品的构思、策划,作品更多地凝聚了作者的知识、智慧,劳动者以脑力劳动为主,生产起决定因素的是人的知识和智力。从社会消费来说,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是在知识的获取、信息的掌握和精神的满足,而不是为了物质需要。从产业结构来说,文化产业是包括影视音像制造业、工业艺术制造业、图书报刊印刷业、大众娱乐业、广播电视业、文艺演出业、信息服务业、广告业等为代表的/高文化含量0产业,是地道的/知识密集型产业0。文化与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深刻全面的互渗关系,文化成为经济效益巨大的经济资源。文化产业是/高技术0与/高文化0联姻的经济。 3.共融性主要表现在文化产业与其它产业有共生性和融合性。任何一个产业形态,都融入不同的文化内涵,文化的/外部性0特征非常明显,它在被消费的同时,也深刻影响消费者的意识形态、道德修养、审美趣味和行为方式,特别在文化经济一体的初级阶段,文化与经济之间出现了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优势互补的共生性发展趋势,影响着经济活动的结构、规模和效率,提升着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环节的文明,由此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文化形态。这些经过产业/化0过后的文化,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精神文化,而是与产业行为、产业理念高度融合的文化,它构成了文化产业演进的隐性阶段。比较突出的表现为信息咨询服务的预见性、科学性、指导性对各种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从文化产业的显性形态来说,这种共生性和融合性更为明显,特别是近年来,信息技术产业和电信业的超前发展,在文化生产中造成了最为注目的产业关联效应。1999年是网络热,2000年信息化突入传媒领域,引发传媒热,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大众传媒部门迅速/触网0,出现了信息产业与
文化产业的
/大汇流0的壮观景象。文化产业赋予了 信息产业更多的文化内容,信息产业也给文化产业带来了/技术革命0。 4.开放性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产业伴随着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而不断走向开放。1994年美国正式向全球首倡信息高速公路之后,既开启了知识经济时代之门,也拓宽了知识和文化交流、传播的广阔渠道。光讯、星讯、卫星电视、激光照排、电脑传真、光子图书馆,特别是英特网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能够获取的信息量和知识量不仅总量呈几何级数增加,而且获得的时间空前缩短,获得的空间可以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世界因此变成了/地球村0。经济、科技一体化、全球化,必然带动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凭借发达的载体和传媒,文化交流的频率提高,范围扩大,深度加强。东西方文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渗透和碰撞在所难免,此时的文化产业呈现出开放的气度和精神,其发展的政治色彩、意识形态色彩正淡化,而其开放性、趋同性和为本国、本地区的经济、文化服务的功能和作用愈益加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美国到欧洲,发达国家已基本上解除了通信业、传媒业、信息业之间传统的行业管理壁垒,以及各国之间对传媒业的管理壁垒,完成了适应传媒手段汇流的第一次制度创新,目前正在进入针对文化产业内容的第二次制度创新时期。 三、文化产业带来文化发展的新变化 文化产业作为20世纪的独特现象带来了文化存在的形态、结构和格局的重大变化,导致了文化的商品化和消费化,也使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存在形态、接受方式及整体格局发生了质的变革。 1.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可复制性、批量化、标准化生产是现代技术的一个主要特征,当它运用于文化生产时,则彻底瓦解了传统文化生产所特有的独一无二性,经典式的/韵味0走向伦落。过去被小部分人垄断,代表着某个特殊阶级标志的文化艺术,通过复制的桥梁,走向大众,使文化的封闭保守走向民主化。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者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当代,由于科技的渗透,无论高雅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被大众化,文化不再只是/象牙塔0中的/风花雪月0,文化享受不再只是少数社会/精英0的专权。在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文化产品可以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它的商品属性在人们的观念中增强,文化的/意识形态化0、/政治化0的色彩被淡化;在文化产业的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从封 #4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年3月
闭进一步走向开放,文化的包容性进一步凸显,文化的世界性进一步强化。文化观念的变化促进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使人们更多地接受现代文明,更快地走向现代化。 2.存在形态的多样化 由于文化生产已经与商品生产普遍结合起来,以最快的周转速度生产更新颖的新潮产品,这种经济上的狂热的迫切需要,赋予文化的创新和实验以一种日益必要的结构和地位,各种新奇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不断问世,网络文学、激光音乐会、电子游戏、光子图书馆等新的文化消费载体和形式层出不穷。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电子出版物,使书刊、报纸的界线变的模糊;而多媒体则打破了音像制品的框框,继录音带、录像带、缩微胶卷之后,光盘及互联网已经使传播媒介的内容突破了过去/书籍0的定义,成为集/视、听、看0于一体的新书籍。而随着电脑和网络广泛使用,人们更多的是以个性化、交互式地来收看新闻和进行娱乐。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以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既竞争又合作,传统媒介与电子信息媒介并存发展。 3.接受方式的非线性 文化不再仅仅是个体的生存方式和环境,而是在不断重复、复制符号的过程上,为大众所经历、认同和排斥。麦克卢汉用/地球村0这一概念来描述现代人的生存环境,太多太快的信息传播和交流,使现在的人类如同随时随地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中,巨大的地球变小了,成为一个喧嚣兴奋的群居场所。文化不再是孤独的个体行为,而是属于整个社会中的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不是过去那种金字塔式的逐级运行,而呈现网状式、立体化交替进行。人们可以从不同渠道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处理信息的思维方式发生变化,特别是多媒体传播手段的运用使受众所接受的信息呈现一种主体化、非线性的结构。在多媒体信息出现以后,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不同于由以往的阅读纸张出版物、收听广播声音、观看电视画 面的方式所培养起来的被动的线性方式,人们对多媒体信息的领会是以主动的方式去选取,在短的时间内 去吸收全方位的内容,它的接受方式是立体化、非线性的。 4.整体格局的发展不平衡性 随着高科技的运用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此涨彼伏。传统意义上的各艺术门类的布局和比重,它们之间的强弱态势和平衡关系正在发生急剧的重大变革和调整。一些与新兴科技联姻的新的艺术门类、种类和样式相继出现和发展,在艺术竞争中占据强势地位而前程远大,一些原来属于强势地位的传统艺术却受到冲击,陷入困境。随着人们对物质欲望的满足,各种新的文化形态不断衍生,文化的大部分正与物质消费、日常活动融为一体,诸如时装、美容、广告、室内装修以及种种娱乐休闲方式等等都成为/文化0。传统的与现代的、经典的与通俗的,后现代的与超现实的,各种文化在时尚信息的潮流中分化或融合、出现或消失。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其高科技优势和雄厚的资本,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和宣传自己的本国文化,在/文化霸权主义0、/文化殖民主义0的入侵下,文化的民族性和区域性逐渐消融,世界文化的整个格局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态势。
㈡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正如世界上其他种类一样，人类也有着不同的形态和性情。从广义上讲，不同的民族之间有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而个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文化的角色。正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有个性才有魅力和存在的价值。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源流和文化传统。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背向和发展的异途。这和个人发展的走势有相似之处。因而，要想洞察一个民族之文化和由此衍生的制度、伦理、审美价值等观念的内在灵魂，就必然涉及到对文化的梳理和辨别。然而文化又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来加以界定，这样有利于阐述。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从地理环境方面，之所以把这一方面作为一个重要部分，那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的成长离不开他的环境所赋予他的种种特点和品性。同样，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也必然对一民族的文化个性的塑造起到一定的作用。西方各个国家的领土普遍都不是很大，并且紧紧相依，四周又有诸多的海域。国土面积不大，意味着他们的能源就会想到贫乏。在能源处在危机状态，就会向外扩张（亚洲的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早期的西方人在狭小的空间里生活、劳作，但随时代的发展，国内的能源匮乏，影响到了自身的发展。所以历史的“十字军东征”“世界大战”和各式各样的侵略战争，都或多或少带有能源上的经济因素，当然政治野心是离不开的。正是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其他们的资源状况，决定他们的民族的性格都具有外扩性特点。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就显得内敛许多。
这也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细细息息相关。中国可谓地大物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能自给自足，不需要向外掠夺。当然元代的铁蹄曾穿越欧亚，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那只能算是凤毛麟角。整体而言，中国对外的扩张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只能算是沧海一粟。这样的地理环境，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闭关锁国，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据历史的记载，清代的一些官员还不知中国的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甚至闹了笑话：“说的是一位官员对于英国来访的使者，不愿下跪，解释为外国人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还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等等。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个性当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讲究含蓄（不张扬）、圆容（在一个圈里转）。这种特点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的审美和文化心理。例如，在审美上，女性行为上讲究“笑不露齿”的含蓄美，文学艺术上，讲究含蓄美，重表现而不重再现。这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如在美术上，讲究散点透视，讲究计白当黑，不讲究三维透视等等。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的差异，让中西方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性格和个性。具体在个体上，也是如此，历史的观察不难发现，西方的传统注重“个人本位”“集团意识”而不太注重“家庭本位”“天下意识”（梁漱溟），而中国正好颠倒。正如陈顾远在《中国法制史》中所谈到的“从来中国社会组织，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轻个人，故欧西之自由主义遂莫能彰；后国家，故近代之国家主义遂非所夙习”。西方强调个性要张扬，要充分展现自己的魅力包括身体的魅力（如希腊神话中所展现的人体美以及后来发展的雕塑艺术）。而中国则强调个体应该服从集体，应该把自己融入集体当中，不要张扬自己，要处处体现集体的意志和作风。以大局为重，为了大局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甚至是个体的尊严。当然这里所说的都是相对而言，只不过中西方各自突出自己的特点。这正如，市场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制度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运用，只不过是以哪一个为中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于不同民族的性格的塑造是具有特殊意义。正如法国哲学家丹纳在他的艺术理论著作《艺术哲学》中所强调环境的意义那样。不过他过分强调把环境对于民族的成长的意义和作用罢了。可以说，东西方民族的不同的特点应该以不同的地理环境作为一个前提来加以考虑。
有了这一前提，我们才能在其基础上进行物质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精神生活方面的（据著名学者梁漱溟对文化的内涵的界定为其三方面）对比探讨。下面就分别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对比论述。
首先，在物质层面（衣食住行），中国的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使得中国在农业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西方在中古阶段的物质生活也是以农业为主，只不过中西方的气候不同，所适合种植的东西有所不同，但其发展的内涵是差不多的，没有质的区别。在物质层面，西方与中国出现质的不同应该表现在产业革命以后，那时的西方已经在工业上大展宏图，尤其是英国，而中国还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汲汲以求。我们来对比一下就明白了。“我们用的极黑暗的油灯，而西洋却用电灯；我们的交通上只有很笨的骡车，而西洋人用火车飞艇。”（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可以说，中国与西方在中古时期，在物质层面是没有多少质的不同，但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呈现出来的穿着打扮也有所不同（西方由于宗教气氛比较浓烈，参加教会活动时，穿着以黑色为主），住的方面也一样呈现出文化特色和地理特点。直到产业革命以后，这一切才发生巨大变化。
从社会生活层面讲，西方由于受到希伯莱文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在往后的生活当中，宗教可以是如影随行，非常之重要。在中古阶段，还一度对整个西方起到垄断作用，教会的势力之强已达到主宰国家运行的地步。同时希腊、罗马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在文艺复兴以后，它们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近现当代的西方的发展可以说都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其中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就是它们的瑰宝。使得自然科、社会科学研究得到的蓬勃的发展，国家的法制意识、人权意识得到深入的贯彻。而中国由于在“伦理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对外的探索没有表现出过大的热情，而一心在人事上下功夫。社会的一切包括国家制度都在以家庭为核心的思维中蔓延开来，家与国是同构关系，国的制度与家的制度没有多大的区别，从这个角度讲，皇帝就是一家之主，只不过这家的范围比较大罢了。伦理的名分思想让家和国都得以有秩序的存在。在加上礼乐的协助和促进，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温情脉脉的道德秩序。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建设是道德建设为核心，所谓的“修心养性”“修己安人”就是其的表现。就连德国的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都很惊讶中国的国家建设，说“中国是用伦理治国”。可想而知，中西方的巨大差异。
从精神内涵上讲（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西方表现出来的向度也是不同，甚至是巨大的差别。先从中国谈起：
中国文化具有“儒、道、佛”三元合一的文化内涵特征。儒家主“入世”学说，道家、佛家主“出世”学说，它们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中国的文化内涵。儒家主要的贡献是那种“天行健，君子应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的精神以及“敬鬼神而远之”的“科学”精神。至于它的“尊卑等级”的观念从现在的角度讲应该放到历史博物馆去。“中庸”（不偏不倚）思想是不利于当今社会的竞争，不利于培养创新精神的，所以也应该取其利避其害。还有其为了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统一、稳定的“伦理纲常”如：“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父为子纲”以及“唯上是尊”的思想，是应该采用“拿来主义”（鲁迅）的态度来进行鉴别、吸收、继承，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对于其政治上的主张也应该持有历史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如：“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仁政”思想是值得提倡的。如果能融合当今社会的“民主、科学”精神，那么，其精神将会发扬光大。总之，应该充分挖掘其精华，抛弃其糟粕。
道家与佛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出世”上，道家的“无为”、“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以一种超世的眼光来普照万事万物，不局限于人世间的“衣食住行”（在庄子时代，经济主体形式是属于小农经济，其周遭环境没有现在社会贫富差距这么悬殊的竞争氛围，大部分百姓过的都是比较贫困的生活。因此，庄子能够纵情于天地山水之间而忘乎人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境界（当时的自然环境允许他在其中“逍遥”思索）。道家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艺术上，尤其是其关于“意境”的阐发在艺术史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极深远的意义。
佛家（指的是中国化的禅宗）讲究“轮回”，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认为人间处处有佛，只要心中有佛。则可以成佛而不必隐居修行。这种思想的传入对中国的文化心理的塑造，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在民间表现的尤为突出。在知识分子当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唐代诗人王维、宋代词人苏轼，就是典型的榜样。
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早熟文化，如打个比方则像是小孩老成化，活像一个小老头。按照梁漱溟所言，则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而这一位小老头却屹立东方几千年，其原因何在？有一位学者曾有点夸张地说：中国的历史是孔教的历史。这话虽然过于偏激，但却不无道理。周孔教化，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主脉，佛、法、道都只是它的助手，围绕它而转动。中国古人总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其中的“兼济天下”就是儒家的入世精神，而相应的“独善其身”则是道家、佛家起作用的所在。至于法家，中国除了秦朝统一时，采用了李斯的法家思想为其突出外，其他朝代都鲜于见到，因为秦朝短暂的历史寿命，不能不归咎于法家的严厉，历代王朝对此都有见识，并以此为鉴。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定儒家于一尊，儒家得到弘扬发展，并奠定了儒家在中国的地位。而儒家又凭借什么来巩固其心脉，按照梁漱溟的说法，那就是以“伦理来组织社会，以道德代替宗教，以礼俗代替法律”的一种以“伦理本位”为基础的建设思想。这一思想，通过一个家庭套一个家庭组成一个大的家庭——国家，并且通过“士”这一阶层的积极努力宣传，通过礼乐的熏陶，使得整个秩序得以强化和巩固，从此绵绵不绝。要不是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这一套运行机制还会维持整个中国的运转，就算过几千年也不会有多大变化。总之，中国文化由于早熟，过分向内发展，而忽略了对外的探求，打个比喻，那就是，身体发育还没有完全，智慧已过早发达，越到后面，越发现体力不支，难以为继。这就是跨越发展阶段的结果。
相对于中国文化精神而言，西方文化精神所呈现出来的则是异样的色彩。如果说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向内探求的生命活力，那么，西方则表现为一种向外扩张的生命张力，无论是其科学还是其民主。如果说中国文化精神的倾注的对象更多的“人”的话，那么，西方更多的关注“物”，也正是因为关注物，并且把人和物进行分离，“物”是“人”要政府的对象，而不像中国“人”与“物”是统一的，讲究“天人合一”。由于西方“人”与“物”的对立，所以，人要想方法认识客观事物，正是基于这种精神，才逐步诞生了科学精神。而中国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好亲兄弟一般，当然就不会用心去加以研究对待了，从而也就没有科学精神的诞生，早期中国的科学发明，只是基于实用的目的，并没有把所发现的东西，提炼成知识，做系统的研究。这也就造成了中国本有的发明成了别人利用后发展的工具。
而西方文化的另一核心“民主精神”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生根发芽呢？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民主，例如，孟子就提出了“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中国的民主没有西方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如果按梁漱溟的话说那就是：民主精神可以有五种表现，即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取决多数、尊重个人自由，而中国的民主只体现了前面的三种，没有后面两种。而后面两种就是西方的政治民主和个人本位权利观念。中西方为何会如此不同呢？我们来看看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的阐发：“西洋之政治和法律，早于古代海国城邦见其端倪。其次，则基督教会又有千年更好陶冶：在教会之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直属于团体；破除家长家族之间隔。最后则经过中古后期之自由都市，培养出近代国家。在近代国家稳定进步之中，乃更发展了其政治和法律。但家族生活偏胜，又演为伦理社会如中国者，天然缺乏政治其事，法律其物。”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与西方发展方向的差异，也就明白了其之所以存在的样态。
总而言之，中国与西方在诸多方面的不同，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和西方是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是属于不同的发展路向，就好比是一棵树上的两个分支。基于这点考虑，我们应该认清各自的文化优势和不足，从而扬长避短。而不是一味地“崇洋媚外”
或是“敝帚自珍”。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竞争、合作的世界，我们应该善于从西方那里学习其“科学”和“民主”精神来丰富自己。我想这才是应有的文化态度和文化气度。
㈢ 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是什么
1.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文化渗透。美国文化产业之所以雄霸全球，得益于它所推行的自由经济和开放战略，更得益于其通过电子媒介向全球输出文化及其价值观念。
2.内容产业成为文化产业的增长点，欧盟“Info2000计划”中把内容产业的主体定义为“那些制造、开发、包装和销售信息产品及其服务的产业。”而内容产业中的数字化内容产业引起的对文化产业的振动尤其引人注目，成为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争相抢夺的对象。数字化内容产业是指将图像、文字、影像、语音等内容，运用数字化高新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进行整合运用的产品或服务。它涉及移动内容、互联网服务、游戏、动画、影音、数字出版和数字化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今天日渐走热的短信、网络游戏和VOD点播、音乐下载，甚至QQ等都属于这种新兴的数字化内容产业。内容产业以强力的发展支持了新经济的复苏。
3.政府必须大力支持并扶持文化产业
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其支持起到了重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政府的支持，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会像今天这样繁荣和兴盛。
4.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
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是指经济中文化的、知识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的甚至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产业也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以至支柱性的产业。
㈣ 西方文化产业对我国有哪些借鉴
1、美国：大型跨国企业为主；自由市场竞争，无为而治。
欧洲：中小文化企业为主；政府政策引导和支持。
2、每个国家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即经济学常用的“比较优势”。如美国的版权产业、法国的出版和文化旅游、英国的创意产业、德国的出版业和会展业等等。
3、文化走出去，要发挥本民族优秀文化，利用本民族优秀民族元素发展文化产业。既可以保证文化安全，又能发挥文化软实力，还可以获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收！
等等！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
㈤ 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距离在哪里如何发展文化产业
距离很多，例如经济，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制度。其实最重要专的就是文化教属育，文化教育决定了国民的素质，科教兴国，中国的文化教育较西方差了一大截。基础教育虽说比西方好很多，但都是死读书，根本没有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中国学生和西方学生相比动手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相差巨大！高等教育就更不要说了。差了不止一点。。。
至于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概念太大，我只是个高中生，没有感触。唯一只知道需要改变死的政策，保护知识产权。。
㈥ 中外城市文化产业的差距
中外城市文化产业的几点比较
上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与一些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较，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第一，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较，作为联系城市文化产业和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桥梁与纽带的中国城市文化市场，发育还不够完善。历史表明，西方城市市场(包括文化市场)的发展，乃是一个哈耶克所说的“扩展的自然秩序”的过程。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没有人能从某种基本原则出发精心设计出一种理性的秩序。扩展的市场自然秩序是在长期的竞争和交换过程中形成的，而且只有在市场秩序的出现过程中才能说明市场秩序。扩展的市场秩序之所以能够产生高效率，其重要原因即在于它包含着一套让人们去自由选择的制度，它既是人们自主创新的产物，同时又为人们的自主创新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有了这种扩展的自然秩序，不仅大大小小的比尔·盖茨们能够爱财且取之有道，而且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都可以寻找到自己的谋利之径。另一方面，扩展的市场自然秩序的形成，必然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市场(包括文化市场)的发展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经过几百年的自然演化过程(扩展的秩序)，一个包括文化市场在内的城市市场已经在西方发育成熟。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中，不仅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十分发达，而且文化要素市场如文化资金市场、文化艺术设施市场、文化艺术人才和劳务市场、文化中介市场、文化产权市场、版权市场等也已十分发达。与此相比较，中国城市文化市场的孕育和发展还只有20余年的历史。正因如此，虽然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文化市场发展十分迅猛，但中国目前的城市文化市场必然是不成熟、不完善的，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相比必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文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要素市场（如文化中介市场、文化资金市场、文化产权市场）虽然已在中国部分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等)开始逐渐地孕育和生长，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显得十分滞后。这种状况无疑阻碍了文化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流通，限制了中国城市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一般来说，市场的发育具有阶段性，商品市场的发育和成熟要优先于要素市场，只有在商品市场初步形成之后，要素市场才能发展起来。但实际上，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城市文化市场应当包括文化要素市场。比如，如果没有允许资金横向流动的资金市场，城市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文化资源优化配置就难以实现；如果没有文化产权市场，那么城市文化企业之间真正的产权交易、兼并和联合就无从进行。因此，从现状看，对中国城市文化市场的开发和培育，尤其是对文化资金市场、文化艺术设施市场、文化艺术人才和劳务市场、文化中介市场、文化产权市场、版权市场等要素市场的开发和培育，已变得刻不容缓。
第二，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较，中国城市的文化经济体制还存在着与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在西方，经过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有利于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体制。如英国广播公司(BBC)本身既是业务部门，又是管理机构，它的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12位社会上有名望的、有代表性的人士组成。理事会有权决定广播电视的方针，任命管理日常事务的总经理。1996年BBC实施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机构调整，以期解决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问题。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ission，FCC)由7名成员组成，其任务是“以适当收费向国民提供恰当的设施，使其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利用国内外有线和无线通信及广播业务”。它不仅具有监督权，还有规则制定权和裁决权，如频带确定、频道分配、许可证授予以及广播时间、电力、呼号分配等等。不仅如此，西方发达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完善的文化经济政策。如前所述，法国规定，所有的企业都要交18．6％的增值税，而文化企业仅交7％的增值税。在意大利，经济企业(除食品部门之外)增值税率均为19％，而文化企业的增值税率仅有9％。英国对书报刊实行零增值税，将其作为与食品和儿童用品并列的不多的免征增值税的商品之一。在法国，征缴电视台营业总额5％和电影录像出版版权转让费2％的税收，用于专项补贴电影生产。在意大利，虽然对于电视采取免税政策，但规定收费电视台要拨出10％的收入用于电影拍摄，同时规定收费电视台投拍电影的金额不能低于影片费用的20％。
西方发达国家正是依靠不断的文化体制改革以及一整套税收政策、法律法规、优惠政策等，有力地促进了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文化体制和文化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仍然存在着一些较大的问题。如，目前社会上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城市文化产业支持和配合政策；还没有建立与产业政策配套的保障体系；有关经营主体的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市场退出的规则尚未形成；文化税收政策也不够完善；文化市场管理往往由于受执法职权的限制，而不能及时有效地查处、制止已经发现的违法经营活动等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从计划体制沿袭下来的诸如政企不分、政出多头、各自为政等中国城市文化体制上的深层次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毋庸置疑，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城市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第三，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较，中国城市文化产业的规模显得十分弱小。正如前面所述，在西方的一些城市，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并且出现了一些全球性的文化企业集团。如当今世界全球性商业传媒企业由9大传媒巨头把持，俗称“第一板块”(first tier)，其中最大的传媒集团时代华纳1年的销售额为排名第50位传媒公司的50倍。更重要的是，9大传媒巨头拥有全球性的分销网络，比如，9大传媒巨头所控制的5家音乐公司占有世界音乐市场80％的份额，主导好莱坞票房收入的所有制片商都与这些传媒巨头有关。与之相比，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全市1998年文化产业的销售额仅为100多亿元人民币，不仅与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贝塔斯曼等巨型文化产业集团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还不如好莱坞一部大片的票房收入(如《泰坦尼克号》的全球票房收入是20亿美元)。再如，中西城市广告业、图书印刷业等规模上的差距也非常明显。1998年美国广告投入高达793亿美元，而1998年中国广告的营业额是537．84亿元人民币；德国的贝塔斯曼出版集团的资本总额为500多亿美元，而中国当今最大的出版集团——世纪出版集团的注册资金则仅为1亿人民币；早在80年代美国的城市印刷业营业额已经超过500亿美元，而1995年中国城市印刷业的总销售额仅为43．66亿人民币。中国和欧美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与一些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较，中国城市文化产业提供的文化产品还不能完全地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比如，在韩国，20世纪80年代每个城市居民看演出1．5场，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25％的人口集中在汉城，加上大力发展旅游业，吸引海外游客，1995年到1998年稳定在每年人均看演出2．6场。其主要的对策之一就是根据不同观众对流行音乐、西洋古典音乐、传统戏剧、马戏魔术、韩国民间音乐、韩国宫廷音乐舞蹈等的不同爱好，调整档期、院线、票价和宣传手法。比如韩国人喜爱的传统舞蹈《四物游戏》，就是根据20世纪90年代观众的兴趣，演化出不同的种类，有专门招待外国游客观看的古典型舞蹈，有适应青年人的现代型舞蹈，也有适应中老年人观看的且歌且舞型节目，至今久演不衰。在欧美城市，广播电视业、报刊业、图书业等的一个重大发展趋势，就是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兴趣和需要，确定一种特定的对象，瞄准更加细分的受众。正如Eric Zom所说，“由于目标缩小，广告资本的投入会有效地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正在靠近所有广播节目人不言自明的目标：创立一个电台。目标如此明确，以至于听众再也不需要被迫等待他希望听到的歌曲。”在中国城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民在阶层、职业和收入上的差距逐渐拉开，文化趣味上的差异也日渐明显，但是城市文化产业的市场细分还不能与之同步。据调查，北京市观众有31．8％表示基本同意、9．2％表示同意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存在严重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彼此重复和雷同的问题；30．1％和8．5％分别基本同意和同意北京电视台在节目编排上重点不够突出；31．8％和14．8％分别基本同意和同意北京电视台的几个频道之间缺乏必要的分工，频道特色不鲜明。另据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越是收入在中等以上的家庭，越是对目前休闲娱乐生活的质量表示强烈的不满意，认为家庭休闲活动的质量大大落后于物质消费、情感生活和性生活的质量，观看演出和参加文化娱乐的机会也非常少，特别是消费比较前卫的都市白领群体，更觉得适合它们的演出太少。因此，如何适应都市不同市民的文化趣味，推出新的文化消费样式，以吸引不同的文化消费群体，无疑是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㈦ 文化产业的发展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文化产业的发展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说起，一是最直接的就是经济效益，这个不用多说，另一个也是关于与政治的，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新一代人得思想和意识，试想如果中国的90 后都非常崇拜西方的欧美文化，那么被西方同化是迟早的事，但如果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在全世界各地，那么不仅促进了本国的文化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别的国家对中国的认知，改正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公正的认识，更强化了新一代人得文化自豪感。
㈧ 概述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阶段，特点]及基本特征，发展脉络作重讲
一、成型期：“分子论”标志着西方文化的成熟
如果说东方文化是偏精神的，那么西方文化相对就是偏物质的，这里称之为“西方物质文化”。
西方文化的发展远比东方文化的发展要简单得多，他的内容变化是由神学到哲学，最后到科学。西方的神学与东方的神学不一样，东方的神学建立在深刻的经学上，而西方的神学没有很深刻的思想，就只是以敬仰美好的神来净化心灵，没有东方神学中那种很强的精神理念上的指导。所以西方神学思想并不影响政府的管理思想，这个问题在东方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在中国，经学和理学思想是政府管理思想的基础，杂糅其中的神学思想也会渗透到政府的管理思想中。
西方神学与东方神学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神学不排斥物质，东方神学极力排斥物质。这种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导致西方物质文化的产生，由此带来了西方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东方文化由于排斥物质，也就产生不了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
西方哲学文化的产生，是西方物质文化产生的前奏和思想准备，也是西方文化理性思维的开始。从神学文化走向物质文化，西方的哲学文化起到了过渡作用。在西方哲学文化中，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这种哲学上的大辩论，最终把西方文化从神学的混沌思维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偏重于物质的理性思维，也就是物质文化的思维，这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大进步。
在这期间，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力地支持了唯物论，并因此而把神学思维撇在了历史的后面，神学从此而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文化“摆设”。
西方的物质文化是以科学思维为基础的。哲学文化解放了西方人的思维，同时孕育出了科学思维，也孕育出了科学理论。“分子论”的诞生，宣告了西方物质文化的产生，因为这是西方人物质思维的开始，物质思维是以探索物质构成和崇尚物质光华为思维特征的。
东方人的思维是物性思维，以“阴阳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属性及其功能的分析，优点是宜于看到物质与精神的运动共性，掌握事物运动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作出预测和运筹，借势运力，寻找最佳决策，讲究思维能力；西方人的思维是物质思维，以“分子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内部构成的发现，掌握事物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优点是宜于根据事物结构创造新事物和新功能，讲究创造才能。所以，“分子论”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
二、住留期：工业经济使西方文化达到鼎盛
西方的物质文化对于促进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向人类展示了物质境界的光华，使神学中对物质境界的描述成为人类社会中的现实，并向东方文化展示和证实了物质运动的力量。西方的物质文化因此而与东方文化并列，但是，西方的物质文化呈上升趋势，东方的精神文化呈下滑趋势。
从“分子论”到工业经济的鼎盛，或者说是到知识经济的前夜，这是西方物质文化的正向发展时期，主要特征是创造崭新的人类物质境界，完成人类对物质本质的认识。他的不足之处，在于思想境界不高，思维空间很小，所看到的是与人类生活很近的物质范围，再往宏观和微观深入，对稍微远离人类生活的物质运动，就很难看到了。而且，人们越来越偏重于技术的发展，涉及到对物质本质认识的那种科学发现会越来越少。
这个时期，西方物质文化的发展极其迅速，并很快以物质的发展力量而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不仅把世界文化中的物质观念从神学中拉出来了，而且由于高速发展的惯性，以物质的有形、凝重和光华，牵引着人类的心灵，人们趋之若骛。西方物质文化形成的巨大旋涡，使整个世界文化都旋进去了，工业经济创造的物质奇迹，显示的物质力量，使西方的物质文化达到了鼎盛。
三、败坏期：知识经济使西方文化败相显露
西方的物质文化是以物质决定精神的，西方社会从物质文化中获得了精神的快乐，但是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使精神变成了物质的奴隶，甚至堕落为促使物质文化败坏的“腐蚀剂”，因为西方物质文化的精神是附属于物质的。
西方物质文化的内涵随着工业经济的日益发展而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过去有新的科学原理出现，人们便以此加深对物质本质的认识，增强文化的精神内涵，扩大认识的思维空间。到后来，新的科学发现，激发的是人们用新科技去搞经济竞争，去显示国家实力，甚至搞国家霸权主义，不太关注物质本质是个什么东西，不太注意新科技思想对文化精神内涵的增强，不太理会新科技是否会扩大人类对宇宙和物质认识的思维深度，人们的目光越来越短浅。
高度发达的物质境界，太快的物质发展速度，物质文化缺少人类精神的制约，使西方物质文化的败相显露。金钱政治，黑社会，贩毒，偷税，走私，色情，恐怖，霸权，核竞争，同性恋，嬉皮士等，这些丑恶现象不仅泛滥，而且还被制造成商业文化以图赚钱，商业意识导致黑色文化的产生和泛滥，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悲剧。
知识经济被人们推崇，但是对西方文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过去，孔子有一句话：“学而优则仕”，讲的是把经书学深学透，你就能“齐家卫国”，干一翻为国为民的大事业。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有一句话：“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与孔子那句话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学不是知识，而是对精神与物质共性的揭示。知识却是“见物不见人”的物质文化，不管人类精神是什么，不管掌握知识的人是什么德性，人们只推崇物质知识，不注重文化精神。所以，这样的知识越多，当然是“越反动”的，因为它干扰、破坏人类精神的发展。
知识经济社会是一个物质文化至极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的是祸不是福。知识，以其物质性挤占了人们心中的精神空间，以其概念和定义使人的思维空间局限于物界，断掉了与心灵空间的沟通和交流。长期陷于在知识中思维，人们可以不管知识的用途是否会损害他人或社会，所以会出现高科技犯罪现象。在中国经学中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常读经书的人，经学学得越高深，越不会到社会中去犯罪。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人们掌握的知识程度越高，社会的安全隐患就越大，因为一旦出现科学狂人，出现精神极度空虚的具有高知识才能的人，他们一旦不好的德性发作，就会对社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在知识经济社会，物质的光华和凝重会象黑洞一样吞噬着人的精神光辉。古人说：“福兮祸所伏”，在知识经济社会物质的光彩下伏着巨大的祸事，这是西方物质文化末期出现的败坏现象。
㈨ 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 急需!!!!!!!!!!!!!!!!!!!
在冷战时代结束之后，美国作为一个文化产业大国的地位冉冉升起，人们惊呼——难道世界文化已经“美国化”了吗？这究竟是一种文化“全球化”，还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如果是文化“全球化”，那是否就是一种“美国制造”的全球化？如果是“文化帝国主义”，那么，美国文化究竟能否代表一种文化“普世主义”？进而带来的思考是，为什么美国这个只有几百年文化史的国家可以利用全球的文化资本，而中国这个千年的文明古国却用不上？这里面的深层原因在哪里？
从“他者”地位对这种文化同质化的忧虑，恰恰证明了美国文化已占定了全球文化输出的高地，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全世界的霸权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变革（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仅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充分扩张（美国领导着全球经济浪潮），而且更有其文化自身的意义。尤其是近些年来，美国文化产业的经营总额高达几千亿美元，其中，好莱坞的巨制电影、三大电视网的娱乐节目、时代华纳的流行音乐更是侵占了营业额的大头。在每年美国商品的出口项目当中，文化产业视听产品的出口额（紧随航空业和食品业之后）总是名列前茅，它同时为美国国内提供了1700多万个就业岗位。就拿纽约市来说，唯一能与华尔街的经济效益抗衡的恐怕只有文化产业了，每年就约有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在文化市场中流通。由此可见，在美国文化产业所需的成本中，无论是资本的投入和产出，还是技术信息抑或人力资源，都在全世界独居榜首。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文化产业何以雄霸全球呢？从各自的领域出发，经济学家、政治学者和文化学者或许都会提出自己的答案。但他们都不会否认，这种产业霸权地位的取得是由商业、外交、政策、技术和文化等各种因素杂糅在一起而共同成就的。
（一）自由经济与跨国资本互动
文化产业，首先就是一种产业化的商业形式，它必然受到整个美国经济的统领和牵制。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尤其是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美国特别倡导一种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就为文化产业的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政策支持。或许可以这样说，自由主义经济就是支撑美国文化产业的构架。与此同时，文化产业所产出的是一种文化，因而，“资本主义，从消费文化的视角看，就不仅仅是个经济系统，而且是一种几乎使每种事物都服从于消费的文化”。[①] 可见，文化产业所遵循的是一种“文化经济学”原则。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美国执政者看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大势所趋，而美国更应该在其中成为领衔者。欧美执政的新保守主义政党、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人们，都竭力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摇旗呐喊。跨国公司的经营者、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领袖，他们异口同声地为这种资本的全球赢利而喝彩。他们都认定，经济全球化会促进整个人类的福利的巨大发展，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会从中收益，它不仅会实现经济上的“双赢”，而且还会带来政治和文化上的“互惠”。在这些倡导者的声音背后，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主导性的。在2000年召开的达沃斯国际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坚定地认为，全球化对每一个参与伙伴都是福音，全球化打破了国家间的壁垒，使经济运作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他的论据是，过去几十年中，只有推崇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国家才真正获得了成功，才能踏上富裕之路，“开发市场”和“自由贸易”是促使全球繁荣的最好方式。[②] 这是对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最佳表达，它暗含的意义是：要想全球化就要经济自由化，经济自由就要顺应市场规则来行事，而美国则自然能以其强势经济而在所谓的“自由竞争”中占据主导。
就在同一会议上，形成尖锐对峙的是，印度尼西亚总统却激进地表示“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全球化的陷阱”。会议的东道国瑞士联邦主席奥吉也清醒地旁观道，许多人对经济全球化抵触，是因为它造成了贫富差距的越来越大。这些批评全球化的人士认为，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好处过多地流向了发达国家，而且制定的游戏规则的是那些富裕国家。本来全球化应该是世界大同，但现实却是金融市场对一个个经济体的蹂躏，外国竞争对手挤垮本国企业，以及发达国家所做的决定把一个个社会搞得翻天地覆。这些异议的声音，主要来自那些人口占多数、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他们迥异的立场与欧美诸国形成争吵之势。他们的论证逻辑就是：全球化，究其实质是一种美国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就是美国的经济侵略。
文化问题也如出一辙，但却有其特殊的地方。有趣的是，对美国文化全球化意见颇大的，反倒不是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而是那些欧洲盟友和美洲邻居，它们倒具有更高的文化自觉。1998年6月，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召开了一次由19个国家联合参加的会议，会议的参与者既包括英国这样的欧洲文化大国，又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这些近邻国家，议题就是讨论美国文化入侵的问题。从策略上来说，该次会议的主要探讨了——如何减少由降低贸易壁垒而带来的外国文化入侵。在此次会议不久之前的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也曾召开了一次主题相近的会议，该次会议迫切希望在“多边贸易协议”中增加关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条款，甚至将文化产品从这一全球贸易协议中删除掉。这就形成了美国一家与其他国家相互对峙的观点，在美国的眼光看来，对文化这种特殊的资源需要设置壁垒吗？答案是否定的。但实质上，如今的文化资源在早已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本，在处于下风的诸国看来，至少对文化产业实施贸易限制是必需的。好像惟独在文化问题上，山姆大叔失去它所有的经济联盟和政治盟友，而几乎成为孤家寡人。这又是为什么呢？显而易见。美国要求将自由经济的策略在文化产业领域照常适用，认为自由贸易是民族国家间协同的最基本原则，文化当然不能逃离在外。而在反对国家名单中，既有那些支持经济自由的“高生产—高消费”国家，例如法国首倡著名的“文化例外”原则，从而试图将文化排除在贸易自由之外；又有那些对自由贸易持保留态度的低消费的国家，它们更多是诉诸于一种政治的呼吁。恰恰是这些文化上的反美呼声，折射出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取得的文化霸权是多么的强大！
然而，美国文化产业的神话就是美国经济“自造”的吗？商业事实恰恰提供了相反的答案，美国文化产业的投资者，无论是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还是流行音乐的唱片公司，其实都是以外来跨国资本为主的。这就涉及到美国文化产业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曾在1997年做过一份报告，他认为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制度的结构性转变”，主要依据于国际贸易、金融市场、跨国公司、高技术产业等层面的不同指标来运行。[③] 依据于此，我们来勘查美国文化产业之所以雄霸全球的主要经济原由。
首先，在对外贸易方面，美国文化产业依赖于国际贸易的全球互动的趋成，这是美国文化产业最具优势的方面。
只要一想到经济全球化，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商品“卖”的方面。的确，美国文化产业给人最初的印象就是美国文化商品的四处泛滥，好莱坞的大制作电影、FOX的电视新闻、MTV频道的流行音乐、《时代》杂志封面、ESPN的体育直播、广告形象和包装形式、牛仔裤风格......都被打上了“美国制造”的商标。而且，这种文化商品的传播又跨越了地域时空的限制，在地球卫星的覆盖之下，可以说五大洲的每个角落美国文化都能达及，难怪根据1994年的报道美国CNN电视网已经在南大西洋上的圣核勒拿岛（或许是世界上最后的一个偏僻的角落）上着陆了。但是，由此就得出结论说，这是美国文化产业单向输出的结果，恐怕还为时过早。因为，国家贸易本身是个双向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的互动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哈贝马斯说得好，“市场全球化”的第一项指标就是“国际贸易，尤其是工业产品贸易在不同区域市场上的地理扩展和相互影响的加强，促使各国国民经济日益依赖于世界经济。同时，贸易的内涵发生变化：新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使劳务贸易国际化，使远距离的生产、仓储和消费成为现实”。同理可见，美国文化产业的全球化首先就是指文化贸易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文化相通与流动，这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主要是美国以其文化产业优势向那些文化低势国家倾销。与此同时，美国仍是一个较大的文化进口国，比如美国每年要向国外购买20亿美元的西班牙歌曲，美国西班牙语电视节目的市场空间也颇为巨大。而且，由于语言和风俗的民族差异，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文化商品都能在其它国家取得市场成功，这里还有一个本土化过程中文化强化与弱化的问题。但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贸易中的确是最大的赢家，它的霸权地位至今在世界上无可匹敌，这种霸权所依赖的首要就是全球化的贸易。在美国文化产业的制造方面，整个文化产业也并非是完全“国产”的，而是特别依赖于“劳务贸易国际化”。近年来，由于美国本土的制作成本日益升高，因此很多文化产业都在本土创作的同时，将录像制品拷贝之类的工业迁至那些低成本的国家去完成。这就使得美国文化产业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全球贸易输出，以供全世界的更多消费大众去消费；另一方面则是全球文化生产，以使美国文化产业投入再生产。最近的例证是，美国电影业已经开始把生产制作移至本土之外，以降低电影制作的巨大成本，同时利用第二市场试图通过随机价格来增加收入，这便是一种全球生产与销售一体化的商业策略。
其次，在资本支持方面，美国文化产业依赖于金融市场的全球紧密流动，这种依赖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的。
所谓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相互关联、相互促动、相互融通，从而趋成世界化之经济整体的过程。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就是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相通与互动，是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全面形成以及资本、商品和人员等自由流动的跨国化。其中，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的全球化的程度最深。美国文化产业便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若没有大量资金的投入，整个文化产业的运作便无从谈起。哈贝马斯指出，“市场全球化”的第二项指标就是“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推动了短期投资，加速了资本流动，致使流动性成为增强的资本更容易摆脱各国税务部门的监控；各国政府本身则遇到国际贸易的压力，后者能对利率和预算作出反应。”只有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美国文化产业才能获得了更大的资本来源，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继续立于不败之地。事实证明，近些年来美国好莱坞影片的制作成本越来越高，那些更重人文内涵的小制作影片则受到排挤，大制作影片的投资达到了天文级的数字。那么，这些膨胀的资金必定被制片商转嫁给市场的资本融合，依靠强有力的金融市场来支撑美国电影产业。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出现象《泰坦尼克》这样的超亿美元的大手笔，当然，面对全球票房的18亿美元的总收入，这一投资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而这种大收益，较之普通商业盈利更为巨大和迅速，这更加剧了投资者对美国文化产业的信心，大投资的持续使得文化产业在美国经济总产值中的地位居高不下。而且，“国际金融在80年代成为一项有巨大创造性的业务，有许多新的、常是大胆的发明设施和一些新市场的创造。在此工作不仅需要技术设备的良好状况，需要新型的经验，还需要非常专业的跨国的亚文化。在这些亚文化中，这些发明可以传播，被人们接受、获得成功，直至被购买”[④] 美国文化产业不仅受益于各种发明设施和市场创造（如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对电脑特技的利用），而且依赖于全球亚文化群体的共同支持（好莱坞网罗了世界各地的IT人才），这些都与金融全球化密切相关。
再次，在运作机制方面，美国文化产业依赖于跨国公司的增多及其外来投资的增长，这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方面。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的美国文化产业更多是由跨国公司来运作的，而这些跨国公司的大部分又都不以美国为主体。这似乎是一种悖谬：美国文化产业既然背靠跨国公司从全世界获利，但最终控股的公司却掌握在其它国家商人的手中，虽然对国家而言美国仍是最大的收益者。在好莱坞最具实力的电影制片厂之中，哥伦比亚三星（Columbia Tristar）的老板是日本的sony公司，福克斯（Fox）的老板则是澳大利亚的新闻集团（New Corporation）。在流行音乐产业部门更是如此，除了美国的WEA公司之外，更多在美国市场上赚取钞票的是日本的Sony、荷兰队Polygram、德国的BMG、英国的Thorn -EMI公司等等。难怪哈贝马斯认定“市场全球化”的第三项指标就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归因于跨国公司的增多。这类公司在作决策时日益不依赖于所在国，因为它们能够采用新的撤资办法（并以此相要挟）。”显然，在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各种生产要素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快的频率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各国和各地区越来越被纳入到不断扩大的、日渐统一的世界市场经济之内。美国文化产业得此风气之先，它的电影与音乐等产业部门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尤甚。在外国某些学者如黑默林看来，“文化同步化的过程与资本主义的扩散，两者自有关联。......跨国公司是主要的玩家：‘当代文化同步化的主要代理人，主要是大多数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设计了模拟全球的投资计划与营销策略。”[⑤] 但他们并没有看到文化产业中的跨国公司很大部分都是非美国籍的，但这些跨国公司又都是受美国所驯化和支配的。美国文化产业的商业神话，背靠的不仅是国内资金的集中，而且更有赖于外来投资的激活和推进。
此外，在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方面，美国文化产业还依赖于文化人才与高新科技的输入。这种劳动岗位出口和大众传媒的互动，在以下部分中将得到论述，这里恕不赘言。但毋庸置疑的是，美国文化产业霸权的获得，主要依靠的是对外贸易的全球化、资本支持的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商业运作，经济因素对文化产业而言是首要的和基础性的，这是一种全球化的“文化经济学”。
（二）开放战略与政治权利运作
虽然，美国文化产业以一种“文化经济学”为基石，但它同时又相关于一种“文化政治学”。因而，对美国文化产业进行一番“政治文化”的考量亦是重要的，特别是解析美国独倡的文化战略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所谓“政治文化就是指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和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更专业地说，政治文化包括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扮演角色的价值、信仰、观念和实践。”[⑥]
众所周知，绝大部分的国家都设有专门统管文化事业的政府部门，那些政治一统型国家自不待言，即使是按经济自由轨迹运行的国家如英法也是如此。反而，象美国这样的政府职能完善的文化产出大国，却单单没有所谓的文化部。 “虽然各种（包括国家和亚国家）政府是文化政策形成的基本场所，但私人提倡也可能非常重要，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可能是最为重要。此外，独立的组织，即非政府组织艺术家协会等，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也可能具有影响力。近年来许多国家中经济活动向私人方面的转移，表明在文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需要在政府、公司和社区外加入新成员，因为过去纯粹以国家为基础来制定文化政策的方法，已被更广泛的跨地区和多层次的方法所代替。”[⑦] 更辩证来看，文化的“自律”发展仍需政策法规之类的“他律”来规约，只有在一定引导和限制的基础上，文化才能获得更健康的发展。但是，文化问题确实更具有全球性，文化政策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还要超出单纯国家的限定，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更是这样。美国则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出现的，在政府职能上阕失文化之维，在文化政策上看似“无为而治”。
这在美国看来，自有其一套贯彻到底的逻辑：他们声明之所以不设文化管理部门，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就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和产业自由。其实，以美国高仰着的眼光，是根本看不到那些边缘化国家中文化问题之凸显的，他们还感受不到那种民族文化受倾轧的危机，因此美国自身无需文化保护的策略。这就是中心与边缘的不同的文化感知。然而，这种表面上没有策略本身不就是一种文化战略吗？这种“无策略的战略”不就是一种更有效的“无法之法”吗？的确，美国这种开放的文化策略隐匿了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这一国度盘踞着全球文化的制高点，本身就是全球文化游戏规则的操纵者。它即使无需任何一种文化政策，任凭文化产业随着市场规则来独自运转，也会在全球市场中独占鳌头。实质上，这是一种更深层、更有效的文化霸权战略。美国由于在文化产业上具有经济主导性，因而，他们反倒无需文化上的特权，而只需其它国家和地区不设置文化保护之类的障碍即可。他们深知，自身不设文化监管部门也是一种表率，假若其它国家的政府也如法炮制，那美国将无疑是更大的受益者。由美国自身文化霸权所决定，在同样多方位开放的文化市场之间，美国的巨大压强必定使其文化向其它国家渗透和转移，而根本不必担心自身受欺的问题。这种驱除了文化限制的自由市场诉求，会为美国文化产业大开方便之门，其实就是要求文化服从于市场。这样，美国的貌似空白的文化策略也就转化为一种市场策略了，它是一种高度的“开放战略”。
在全球化的时代，健康的文化策略就应当在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取得平衡。除了传统的政府间的文化交流之外，各种跨国运动和国际组织、亚社会和种族团体、跨社会的准团体、跨国公司和其它产业之间的伙伴关系，在文化政策中占有愈来愈主要的位置。在当今美国，例如传播者协会、文化组织者协会，艺术家协会这样的专业群体和组织，它们的活动由于以筹款（而非赞助）形式进行从而获得了独立。但完全规避掉政府的治理，就会彻头彻尾地遵循市场规则来运行，势必会造成市场对文化的操纵，美国文化及其产业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对其它国家而言，全球化的开放文化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它或许可以产生创造性的积极影响，亦可能带来相反的社会文化效果。这就要看，接受者对美国文化是消极的认同，还是真正的掌握了。但有一点是无可非议的，那就是要对美国文化产业（及其对地区文化的影响）采取辩证态度，趋利避害，以便制定相应的文化政策来保证文化生长和经济繁荣。
美国政府虽然没有文化部门，但却对文化产业给予了鼎力的扶持，否则美国文化产业也不会具有如此庞大的规模。然而，这种支持是并非是（来自政府）自上而下实现的，而是自下而上来完成的，政府只是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严格的法律保障。在这种自由和安全氛围的促进下，美国对文化产业采取的是多方投资和多种经营的方式，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难怪美国文化产业在世界上最依赖于境外的投资了，这凸现在美国文化产业经营的跨国化上。而且，只有这样的投资环境才能吸引更大的投资，才能使流动的资本继续集中在文化产业中寻觅商机。其实，美国政府仍没有忽略对文化的政策性支持，他们用于资助文化事业的经费亦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先由政府核定，再由议会审查批准。如果政府和议会就某一文化议题产生争议，那么，法院将出面对冲突予以裁决。显然，“三权分立”原则在文化领域亦贯彻到底了。在1999年，纽约市政府就曾为500个艺术团体拨款1400万美元，以资助它们为市民的公共生活提供服务。美国政府更注重的是文化及其产业是否合乎法律的规范，凡是违法的政府有权给予取缔，而对侵犯知识产权（如盗版）的行为更是严惩不怠。当然，美国这个法治国度对文化也有道德的监督，比如电影的等级制和MTV的监察制等等，在影视中对性和暴力的描写到底要占多大比重，一直是美国社会乐此不疲的争论焦点。
在经济支撑之外，美国文化产业带有不可避免的政治因素，人们因此将其带来的文化后果命名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顾名思义，“文化帝国主义”是文化话语与政治话语的结合，它强调的是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国借助文化产业来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一话语的言说具有多种途径，根据汤林森的分析，文化帝国主义既是“媒介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又是一种“民族国家”的话语，既是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话语，又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话语。[⑧] 可见，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全球经济的视角，无论是民族性还是现代性视野，这些话语形式都是力图站在（或本已站在）文化霸权主义之外，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文化强权采取了一致的批判态度，尽管出发点各不相同、内外有别。在根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是相对于早期帝国主义而言的，它不同于列宁意义上帝国主义时代的武力征服和政治干涉，而更加注重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入侵。简言之，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以文化取代武力、政治手段的帝国主义，它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畸形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仅仅动用武力来贯彻自身意志往往只能短期收效，而通过推行文化战略来控制对方的文化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文化产业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倾销，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文化渗透的手段，它在莺歌燕舞中来实施文化侵略。这类文化渗透具有潜移默化性，它不强求外在的同一，而是通过使人们“心向往之”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信仰主动认同。从文化输出来看，这种“主动”其实是一种“被动”，亦即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被动服从，心甘情愿地成为文化产业的顺民。这样，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国家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赚取了金钱，而且通过文化输出巩固了自身制度的统治。
在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退居次席后，美国成为在世界上领导文化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它不仅倡导的声音最响而且从中收益最大。美国当选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文化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份量，文化产业既是商业的摇钱树又是政治的传声筒。早在1964年，就出版了这样一份美国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报告——《赢得冷战：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其重点是指出：“在外交事务中，有些目标通过直接和外国的人民接触能够比和它们的政府接触更好地达到，在今天，通过通讯技术和工具的中介，有可能接触到其他国家人口中重要而富有影响力的那部分人，从而给他们传达消息，左右他们的态度，甚至能成功地促使他们采取某些果断的行动。然后，这些团体就有能力对他们的政府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冷战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但精明的美国执政者仍然看到了文化侵略在全球范围内的功用，文化霸权从政治强权中脱胎出来。正如后来的一位美国政府的高参亨廷顿所见，也就是1993年发表的闻名遐迩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所表述的，冷战后国际冲突的起因可以定格为一种“文明的冲突”，它将在欧美文明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凸现出来。[⑨] 虽然，冷战思维在这位哈佛大学教授脑中仍在继续，但它的确看到了美国霸权在新时代的转型。可以说，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从“强权性的霸权”向一种软性的“渗透性的霸权”转换。这不仅是美国自身权衡利弊的政治抉择，而且也是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造成的。
实质上，美国倡导的文化帝国主义具有复杂的“纵横结构”。一方面，就美国与以第三世界为代表的国家群体关系而言，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与这些国家形成“纵向”的等差关系。美国文化试图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的文化生活系统，从而重塑受动群体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甚至社会身份，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对称性。但另一方面，美国这种文化帝国主义还与那些发达国家形成“横向”关联，在冷战之后这种关联更加趋于一种互惠和双赢。也就是说，不同于传统霸权那种此消彼长、惟我独尊式的争夺，美国的文化霸权在同路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向心力。面对美国的自由主义策略，那些与之差距不大的次等强国更自愿地接受美国的文化领导，从而形成一种较为透明的权力制衡机制。但在20世纪九十年代后，美国与这些协同国之间的文化矛盾也日益加深，法国和加拿大政府公开声明对美国文化产品（好莱坞大片、摇滚音乐等）采取抵制。尽管这种表态只是文化保护的一种姿态，绝非与美国文化的决裂，但全球文化帝国主义系统的确处在一种变动的格局之中。这样，美国就受到了纵向和横向两类文化的反击，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竟然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性质。
从权力的视角看，美国的文化霸权是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是美国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根据伊格尔顿将“权力”概念加入“意识形态”概念中的新解说，所谓“意识形态是由权力迫切之需而产生的或被扭曲的一种思想形式......意识形态是各种话语的策略，它对统治权力会感到难堪的现实予以移置、重铸、抑或欺骗性的解说，它竭力使统治权力得以自我合法化。”[⑩] 可见，意识形态与权力压抑是紧密相连的，这种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在文化控制中形成一种四面扩张、无所不在关系网络，从而自下而上地支配着被控制者。美国文化产业就是如此，它在全球实施文化控制到哪里，就同时将权力网撒播到哪里。这种支配性的文化渗透甚至是无意识的，比如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崇洋心态往往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相比较而言，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控制更为深入和强化，而在与之协作的次等强国中实现的则是一种文化的驱赶，亦即通过商业力量用自身文化占据对方的市场。但无论怎样，美国文化霸权中的权力控制却始终是无所不在的，它表现出一种文化政治与文化经济学相结合的双重问题。
最后，援引詹姆斯·彼得拉斯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开篇所说的一段话，来作为这种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结束语：“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