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园区理论与实践

A. 文化产业园区的特征

在这方面，John．Montgomery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他通过对文献的归纳，并以Temple酒吧，Sheffield文化园区，Hindley Street，Manchester北部园区等为例，分析、总结出成功文化园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活动、形式、意义三方面： John．Montgomery认为最适合一个文化园区活动空间的城市环境应倾向于有一个半径为400米，建筑平均5—8层，在10米范围有非常少的街道(包括人行道)。
文化园区应该有非常多功能的公共领地。它提供人们聚会交流的空间，也为园区内的交易提供场所，这样一个区域将具有渗透性。
成功的文化园区倾向于有几个具有活跃、渗透性强、临街地带的街道，或至少有一些活动的结点，便于人们在其间很容易走动。 文化园区要像物质一样能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也就是说人们参观之后能形成和保留园区的印象，而这些印象的形成取决于文化园区的活动、风格、形象。
成功的文化园区应是革新和创意的地方，在设计和欣赏方面经常是超时代的，并且这些超时代理念被带入园区的建筑设计、内部装饰、甚至重要街道和空间的照明等方面。
文化园区应刺激新的理念，成为新产品和新机会能得以开拓、努力尝试的地方。因此，文化园区意义方面的特征体现在具有历史和发展意义、园区身份和形象及知识性、环境意识等方面。

B.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学习过程重理论还是实践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培养掌握经济学、管理学及文化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具有宽内阔的文化视容野和现代管理意识，熟悉文化法规及政策，具备较强规划、决策、组织、策划、创意以及沟通表达能力，具备较强社会调研和信息处理能力，能够在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及文化事业单位从事文化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与策划、文化贸易与交流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人才。

C. 用文化产业理论分析中国当代流行文化

一、从“启蒙功能”到“市场功能”：中国美学的角色转换
众所周知，美学作为来自欧洲的哲学分支学科，在东亚诸国的出场必然经历“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便形成了一个历史过程，亦即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
追本溯源，对于中国而言，美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是中西文化会冲与融合的成果。它最初是依据西方的学科分化和学术规范构建而成，而又必然具有本土的特质。然而，这种中西互动却造成这样的悖论：中国审美主义虽以康德意义上的“审美非功利”为基本理论预设，但又都强调审美之“无用之用”的实用性功能。这种功能具体表现在，美学在中国总是与（外在的）“理想社会”和（内在的）“理想生命境界”相互关联起来。[1]
这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美学的主潮，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潮。从“审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学的主流是一种“泛感性论”的生命哲学，它具有三重意蕴：其一，将“生命”与“审美”贯通；其二，赋予艺术以“宗教式”的救赎功能（以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为代表）；其三，以“泛审美”的目光观照世界。归根结蒂，“生命的艺术化”是中国审美主义的核心，它要藉审美之途来安顿此岸的生存，现代中国美学家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与宗白华的“艺术的人生观”，就是其典型化的形上境界。
因而，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与80、90年代，中国的审美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成为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的急先锋。特别是在80年代，出现了全社会皆学美学的“美学热”，这是一场以抽象理性形式所表达的“感性解放”，当代思想家和美学家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和具有人类学意味的哲学思想在其中占据了主导。这便是美学在中国的“前导性”的问题，它犹如幽灵在汉语思想界内游荡和隐现。实质上，“审美人生”与“理想社会”犹如一张纸的两面，前者往往为后者提供着内在依托和主体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外在实现和客观显现。而华夏古典文化重个体生命的安顿和体贴，则为“生命艺术化”的思想奠定了传统基源。由此来看，从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解脱美学”与梁启超“社会关怀美学”的二元并置，直到世界末关注生命的美学思潮与审美文化研究的共时性的出现，都是在从内、外不同的角度论述着相同的主题。
然而，中国美学所承担的“启蒙功能”，却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得到了转切。这是由于，市场经济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秩序的获得便主要依赖于政治活动的强力整合作用，经济活动对此则很少贡献。于是，政治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并使得经济与文化活动服从于自身，从而使得三大活动领域以政治为中心统合为一个整体，即诸“领域合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经济活动本身就直接构成了一种保证社会秩序的整合力量。由此导出的结果是，各个领域间将不再存在一种直接的从属关系，而是相互拉开了距离，相对地分离了。此可称为“领域分离”。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这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时“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最为根本性的转型，它深刻地影响着文化运作方式、文化结构及文化内容的转变。
历史地看，20世纪中叶后的中国，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渐分离，中国文化的总体发展格局也经历了三大阶段。就历史发展的顺序来看，最先是意识形态的一度空间，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始，精英文化开始游离出来，形成意识形态与精英文化的“文化二元分立”局面，这是80年代的基本情况；最后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兴起而来的“大众文化”漫卷之势，并由之而构成与“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并存的另一极。至此，“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便已出露端倪，从90年代开始这种局面基本形成。可见，中国文化的格局变化是一个由“整体统合”到“逐渐裂变”的历史过程，我们称之为“复调文化时代”的来临。
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当中，中国美学自觉地介入到社会转型和文化分化的进程当中。在“文化二元分立”阶段，美学自觉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功能。这意味着，美学在精英文化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与之形成二元格局的历史进程当中，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说充当了一种“分离者”的角色。这充分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凸显、“主体性”思想的彰显和“文化热”的浪潮当中。
然而，到了文化“三分天下”的阶段，美学便自然被赋予了“市场的角色”。在中国，美学研究者们对“大众文化”和“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的提倡，恰恰是同大众文化的繁荣共步发展的。当大众文化真正繁荣之后，知识分子又发现了文化背后的经济要素，于是“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便成为了当代的社会热点。可以说，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前奏，从事文化产业研究的学者也大都具有美学的学术背景。当然，这里必须区分出两种意义的美学，一种是狭义上的“作为学科”的美学，另一种则是广义的美学，介入现实和文化的美学，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更多属于后者。无论怎样，文化的经济化、商业化和市场化，已在当代中国成为了既定的事实，尽管知识分子对此所持的立场各异。
二、当代焦点：“日常生活审美化”及文化产业位置
“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是当代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热点专题，这一观念主要来源于社会学界，以当代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德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思想为代表，常常被视为“后现代文化”中“文化边界崩溃”的特定内容。 在中国，这种观念已经被大量地用于描述当代中国文化的某种现状，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当然，与欧美主流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不同，中国社会仍处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多元共生和并置的格局里面。
简单说来，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 就是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的“艺术的品质”所充满，亦即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把审美特性授予原本平庸甚至‘粗俗’的客观事物”，或者“将‘纯粹的’审美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物”。
当审美消费可以实现在任何时空中，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审美消费物的时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极端状态。从时装、首饰的“身体包装”到工业设计、工艺品和装饰品的“外在成品”，从室内装璜、城市建筑、都市规划的“空间结构”到包装、陈列和编辑图像的“视觉表象”，都体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关怀。同时，不仅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及其周遭环境都得到了根本改观，而且，就连人自身，只能属于每个自己的“身体”，也难逃大众化审美设计的捕捉。在当代社会里面，从美发、美容、美甲再到美体，皆为直接面对身体的审美改造。这样，“消费文化中对身体的维护保养和外表的重视提出了两个基本范畴：内在的身体与外在的身体”。 当设计的对象转向主体的时候，就不只包括对人的外观的物性设计，而且还包括对“灵魂、心智的时尚设计”。这也便是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所描述的人们不只在美容院和健身房“追求身体的审美完善”，而且，还在冥思课程当中“追求灵魂的审美精神化”。 这两方面都指向了一种所谓的“美学人”（homo aestheticus）的存在。
在这种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审美化当中，随着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接合，“文化工业”（culture instry）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阿多诺（T. W. Adorno）晚年所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1975）一文中，就认为“大众并不是衡量文化工业的尺度，而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10] 实际上，“文化工业”一反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命题，从而成为“市场所宣告的有目的的无目的性。”[11] 换言之，“文化工业”以其商业的实用目的，用市场的交换价值取代了文化的使用价值，从而也就收买了无目的性的领域。如此看来，“文化工业”就将——文化的无目的性与市场的目的性——两种原本相反的形式合而为一。一方面文化工业是以纯然消遣形式出现的个体接受，另一方面却又是以实用消费形式出现的市场经营，二者在“文化工业”那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在这种经济动力的要素的注入后，显然会进一步推动“大众对自身与周遭生活越来越趋于美化的装扮”。于是，文化工业就利用其“有目的的无目的性”驱逐了康德美学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然而，“日常生活审美化”起码还可以做出这样的区分，一种是“表层的审美化”，这是大众身体与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美化”。但还有一种“深度的审美化”，这种审美化应该是深入到了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因为，外在的文化变迁总是在慢慢地塑造和改变着大众的意识、精神、思想乃至本能，“深度的审美化”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了。
在大众文化层面上，这种“深度的审美化”更与“拟像”（Simulacrum）文化的兴起息息相关，大众也在通过视觉接受这种文化对自身的“塑造”乃至“改造”。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创建了一套“拟象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理论，其主旨就在于要从历史序列的角度，为这类“后现代文化”设定一个坐标系。他认为，拟象的三个序列与价值规律的突变相匹配，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依次递进：⑴ 仿造（counterfeit）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导模式；⑵ 生产（proction）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⑶ 仿真（simulation）是被代码所主宰的目前时代的主导模式。[12] 第一序列的拟象遵循“自然价值规律”；第二阶段的拟象遵循“市场价值规律”；第三阶段的拟象遵循的则是“结构价值规律”。在鲍德里亚的眼里，第三阶段的“拟象”，主要用以描述后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图像转向”（the pictorial turn）或“视觉文化转向”（the turn of visual culture）。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突出呈现，就是仿真式“拟像”（Simulacrum）在当代文化内部的爆炸。当代影视、摄影、广告的图像泛滥所形成的文化事实，提供给大众的视觉形象是无限复制的影像产物，从而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包围。这些复制品由于与原有的摹仿对象发生了疏离，所以就成为了一种失去了摹本的“拟像”。它虽然最初能“反映基本现实”，但进而又会“掩饰和歪曲基本现实”，最终“掩盖基本现实的缺场”，不再与任何真实发生关联。[13] 这种诉诸视觉化的文化由“眼”而入直接塑造着人“心”。于是，“拟像”创造出一种“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拟像”文化。如此一来，“拟像”世界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被销蚀了。“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区分的抹平，带来的正是一种“超现实”（hyperreality）的镜像。[14]
质言之，后现代审美文化的最核心特质在于：“拟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得以“内爆”，一切都笼罩在“审美的灵光圈”之下，后现代的文化现实从而成为“超现实”的，不仅真实本身在“超现实”中得以陷落，而且，真实与想象之间矛盾亦被消解了。在这里，文化“创意产业”（creative instry）与“内容产业”（content instry）便承担起了其应有的角色。这是由于，作为“文化工业”的当代发展形态，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了一种“以知识和创意为本的新经济”（knowledge and idea based new economy），这种“知识经济”或“创意经济”已经成为当代“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核心和动力。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化产业已经实现了由传统的“文化工业”向当下的“创意产业”转向，这亦是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D. 文化产业园规划或设计，有没有做得好的公司

看你需要什样规划，一般设计院大学教授做的规划无法操作无法落地，广东有一家中投顾问公司，他们的规划聚焦招商能操作，但就是他们做规划前期调研太细，调研周期相对长。他们的成功案例也很多，具体可以登录他们的官方网站了解一下他们做过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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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文化产业园区的类型

从不同的角度，文化产业园区有不同的划分方法。
Hans．Mommaas在分析荷兰5个文化产业园区时提出，文化产业园区类型的区分有7个核心尺度可以参考：园区内活动的横向组合及其协作和一体化水平；园区内文化功能的垂直组合一设计、生产、交换和消费活动具体的混合，以及与此相关的园区内融合水平；涉及到园区管理的不同参与者的园区组织框架；金融制度和相关的公私部门的参与种类；空间和文化节目开放或封闭的程度；园区具体的发展途径；园区的位置 ”。
Walter Santagata根据功能将文化产业园区分为四种类型：产业型、机构型、博物馆型、都市型。
1．产业型。这种类型的文化园区主要是以积极的外形、地方文化、艺术和工艺传统为基础而建立的。此类园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工作室效应”和“创意产品的差异”。
2．机构型。这种类型的文化园区主要是以产权转让和象征价值为基础而建立。其基本特征是有正规机构，并将产权和商标分配给受限制的生产地区。
3．博物馆型。这种类型的文化园区主要是以网络外形和最佳尺寸搜寻为基础而建立。园区通常是围绕博物馆网络而建，位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市区。其本身的密度能造成系统性效应，吸引旅游观光者。
4．都市型。这种类型的文化园区主要是以信息技术、表演艺术、休闲产业和电子商务为基础而建立。通过使用艺术和文化服务，赋予社区新生命以吸引市民，抵抗工业经济的衰落，并为城市塑造新的形象。 由于文化产业园区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胚胎期，因而对其的分类很少。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文主要从区位依附、园区性质等方面对文化产业园区的类型进行划分。
1．按区位依附划分为4种类型：
(1)以旧厂房和仓库为区位依附。城市中被废弃的旧厂房和仓库，因其宽敞明亮的空间及廉价的租金，或面临闲置空间再改造的境遇，往往成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又一滋生之地。国外许多成功的文化园区就是以旧厂房和仓库为区位依附的。我国较早出现的大山子艺术区依托于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798工厂的老厂房。上海近些年成长起来的创意产业园区绝大部分也是由旧厂房和仓库改造而成。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创意产业园区，位于上海20世纪3O年代最典型的弄堂工厂群；建国中路l0号的“八号桥”创意产业园区，位于上海汽车制动器公司的老厂房。这些创意产业集聚区，利用现有建筑创造了创意产业发展的平台，又保护了历史文化财产，是文化产业与工业历史建筑保护、文化旅游相结合，建筑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结合的良好典范。
(2)以大学为区位依托。大学作为技术的发生器，可以不断开发新的科技；同时它又是各类人才的聚集地，不但培养人才也吸引着各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大学也是一个开放的社区，是一个提供多元文化的场所，大学往往成为创意的中。
因此，依托大学发展文化产业园区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途径。
如上海的杨浦区赤峰路建筑设计一条街依托的就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一同济大学，上海长宁区天山路时尚产业园依托的是东华大学和上海市服装研究所，正在建设中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园及TCL(广州)文化产业基地都是以大学为区位依托的。
(3)以开发区为区位依附。这类文化产业园区主要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区位依附。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高新技术产业发达，高校、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聚集，科技与文化相结合的智力型人才众多，最适宜发展文化与科技结合的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区都有着大量的信息产业，这些产业跟文化产业能够实现很好的融合。属于此类型的有位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内的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位于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国家动画产业基地；位于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等等”。
(4)以传统特色文化社区、艺术家村为区位依附。属于这种类型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托一些传统的文化区域，在这些区域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氛围浓郁，利于开发特色文化产业产业园区。如四川德阳三星堆文化产业园、北京高碑店传统民俗文化产业园区等等。第二种是依托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一些艺术家村，有些是属于创作型的园区，如北京的几个画家村；有的则已形成产业化运作，如位于深圳特区郊边龙岗区布吉镇的大芬油画村等。
2．按园区性质划分为5种类型：
(1)产业型。一是独立型的。园区内，产业集群发展相对比较成熟，有很强的原创能力，产业链相对完整，形成了规模效应。如深圳大芬村，以绘画艺术为主，也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链条，及规模效应，但原创能力不强，而且这是我国此类文化产业园区普遍存在的问题。
二是依托型的。依托高校发展，也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条。如上海虹漕南路创意产业园，同济大学周边的现代设计产业园区等等。
(2)混合型。这种类型的文化产业园区往往依托科技园区，并结合园区内的优势产业同步发展文化产业，但园区内并未形成文化产业链条。如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香港数码港等。
(3)艺术型。这种类型的园区也是创作型园区，原创能力强，但艺术产业化程度还较弱。目前国内最有名的艺术园区有北京大山子艺术园区、青岛达尼画家村等。
(4)休闲娱乐性。这类文化园区主要满足当地居民及外来游客的文化消费需求。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的新天地、北京长安街文化演艺集聚区等。
(5)地方特色。如北京高碑店传统民俗文化产业园区、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区等。
此外，按照影响范围来分又有国际型、国内型和地区型；还可按园区最初的形成分为自发形成和政府运作形成的文化产业园区。由于文化产业园区在我国还是一新生事物，发展变化快，园区类型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明晰，在这进行的类型划分仅是根据当前的一些情况进行的划分，今后随着城市文化产业园区发展逐渐成熟，园区类型的划分将会进一步完善。

F. 热心的兄弟姐妹们帮忙找一下十六大报告中有关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论述

在上个世纪末，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快，知识经济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文化产业作为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中，都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更是受到空前重视。2001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十五”计划纲要都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是“文化产业”首次写入中央文件。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进一步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两个概念提出来，这在文化产业的理论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以上这些都反映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意志和政府的政策措施，这为我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可以预计，未来几年必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时期。

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或出于认识到发展文化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或已不满足于经济大省的形象和定位而力争向文化大省的定位迈进，也都积极行动起来，集中专家和社会各界力量集思广益，结合本地的文化资源形势和发展趋势，制定了各个地区和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从各地已经出台的区域文化产业规划情况来看，它们为各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勾画了美好的蓝图，也将会带动当地其它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综合这个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情况，认真研究这些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内容，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多样性的思考，而这些思考无疑是有益的。

一

在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认识上，观念的问题依然是人们要讨论的问题。目前在国内，对观念和理论认识的进步，与实践的体验和发展是同步的。认识不一、观念众多、实践多元，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观念等理论问题的认识无疑是重要的，它既可以启迪人们的认识，也可以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还可以为具体的实践提供智慧。

浙江省的学术界、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团体，就曾为将该省建设成为文化大省的问题举行过专题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探讨了当前发展文化产业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研讨会从文化的定义问题，到建设文化大省与发展文化产业的关系问题，认识到发展文化产业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和观念革命。在报道所列的研讨会所讨论的十四个问题中，有纯粹理论的探讨，有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有对传统文化与文化现代化设计关系的探讨，有对文化发展与法制关系的探讨。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研讨会也认识到了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如何重塑“浙江精神”的问题，这应该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类似的问题也值得其他地方借鉴。文化精神问题与文化经济是互动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的概念。

可贵的是，学者们注意并肯定了从口号“建设文化大省，发展文化产业”到“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的转变。这一认识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克服了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本末倒置的极端功利主义的倾向，也克服了人们潜意识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错误认识，而这一倾向显然是从过去一段时期内“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来的，带有旧时的痕迹。

二

一个普遍认识到的问题是体制改革问题。体制是关键。有了好的体制，没有人才可以有效地培养和吸引人才，没有资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有效地进行融资和吸引投资，更会走向良性的循环之路。

随着上个世纪最后十年文化产业的实践和理论认识的发展，要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解决的、而且应该尽快解决的是体制问题，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就体制问题而言，又是以“人”为核心。如今年年初湖北省委有关领导在一次与著名艺术家座谈时提到：文化体制改革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为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现在不但要靠感情留人，还要靠体制留人。这显然是根据历来工作经验的总结，并使之提高到了体制的层面，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

文化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首先要与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相适应。其次是文化体制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环境。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应始终不可忘记世界趋势、全国形势、本地实际，以及与各地差异，甚至包括本地不同文化行业个体之间的差异。可见，有一系列问题，深入进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变“养人”为“养事”、变“办文化”为“管文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别对待和协调发展等，都是目前已经认识到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问题。总之，只要体制为人们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很多的方法人们都在尝试。如文化产业商会，就是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2003年8月13日武汉市工商联(总商会)文化产业商会成立。该商会成立后，即以此为龙头，带动社会上的大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好的项目将到沿海地区招商。商会还筹划了文化一条街项目，并与北京收藏界老字号荣宝斋开展合作。效果如何不好妄下评论，但这种努力却是很有意义的，反映的是体制的进步带来的变化。

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有很多省市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较大成功。如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市，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有“总体方案”，对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问题”还进行了很多的理论探讨，并且能够把当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WTO的背景下去思考，而其工作又是结合具体的文化企业实际的。

三

另一个应被重视的是区域文化产业的特色问题。特色不仅是形象，有时更是生命。目前有关的区域文化规划中，大打特色牌，是一种值得关注、研究和赞赏的做法。强调特色、营造特色、突出特色，显然是对以往在自发状态下的发展成功的总结。现在在有关决策部门的规划下，必然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特色，提供了广阔前景。

在强调特色发展方面，云南等地做得比较好，其成功经验值得人们借鉴。云南将发展文化产业定位在“民族文化”，这是根据其当地实际而确立的准确定位。众所周知，云南的少数民族种类之多在全国是少见的，其奇山异水也多为他处所不及，因此该省的文化产业都是以此优势和资源而展开的。无论是具体项目还是品牌，都大打民族文化的牌，强调其独一无二性，“人无我有”，甚至可以将其带有这一特色的项目和品牌展延到其他地区。政府将其当作贯彻当地政府意图发展经济的重要任务来抓，措施得力。克服了云南平均人口文化水平低下、资金有限、交通不便等等弊端，其实践说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产业不仅可以获得长足发展，甚至可以成为当地发展经济的最亮点。

对于这一系统工程，云南当地也是分头落实、逐步推进的。近年来，为了推动民族文化工程向前发展，他们在全省开展了“三个一”活动，即在全省25个少数民族中，要创作生产出代表本民族艺术水准的一歌、一舞、一曲。并且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仅以丽江为例，就先后推出纳西古乐、歌舞剧《丽水金沙》等作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种多样性的尝试，还体现在杨丽萍的《云南映象》中，这种原生态歌舞剧经过市场化的包装运作，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给人以很多启示。这些虽是在政府规划之外所取得的成功，但无疑打的也是特色牌。

类似的强调特色，浙江省在认识上就强调大打文化名人牌。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曾先后养育过汉代王充、宋代沈括、陈亮、叶适，更有过王阳明、刘宗周、王士祯、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秋瑾、蔡元培等等，这些人所代表的学派、思想和文化成就，不仅是留给现代浙江人的一种现实遗产和资源，更是一种精神财富。而对这样的背景，凡是可以发扬的他们会继续发扬，凡是相对落后的地方也可以给他们以激奋的力量。浙东的一些地区如绍兴，在此方面就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宏观文化的基础建设，起到的是示范效应，营造的是一种文化的社会氛围，为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实际上，就各地的文化特色而言，大多都是可以追寻的。笔者认为，特色资源即是优势资源，而优势资源也同样可以变为特色资源。只要注意发现和培育，打特色牌并不难。关键的是要善于发现，若把不是特色的当作特色来宣扬，只能落得自己鼓吹、自己欣赏的结局。

四

看来与观念变化同时要注意的观念变化本身所出现的问题。在认识到文化产业的认识发展有上述可喜的进展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所出现的与之相关的有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大多是伴随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而有的则是与我们历史上一贯的思维相联系。我们这里主要结合目前一些省份的文化(产业)发展纲要，看看其中出现的若干倾向性的问题。

1、面面俱到，有千篇一律之虞。这方面主要体现在从纲要的格式到语言，从口号到目标要求，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的方面认识较为深刻，而这方面是大家的共识；有的方面认识片面狭隘，显然又是与当前的发展趋势相违背的。举一个例子，在这些规划制定者的眼中，纳入其视野的只是一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单位，而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情况的急剧、多样化的变化情况，并且没有为将来未知的发展预留下足够的空间。

此外，文化产业的发展本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有些问题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努力是可以实现的，有些则不行，还必须以国际和全国的情况为前提。这也是要预留足够发展空间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这个系统工程还涉及到投融资、文化中介、文化市场方方面面，而在一些文化(产业)的发展纲要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政府所能够顾及到的方面，而政府顾及不到的方面显然存在着很大漏洞。

2.贪大求全。这也是一些论证报告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的通病。文化产业具体要落实到文化企业的努力，而对一个地区、一个文化企业或一个文化企业群来说，最根本的是产业特色。美国洛杉矶地区的文化产业最著名的是电影业而不是其他，就是明证。求大求全，多头出击，不仅仅是军事战略上的大忌，同样也是文化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大忌。必须要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性，才能做好区域文化产业。现代国际上的文化产业集团，很多都是超级“航空母舰”，要参予和它们的竞争，必须尽最大可能地集中优势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突出特色。若是四面出击，必遭“十面埋伏”。以省为单位制定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要建立“文化大省”，以市为单位制定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要建立“文化大市”，当然也不乏要建立“文化大县”呼声，一时间“文化”被吵得漫天价响。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我们一些学者和部门的浮躁倾向。

一些地方在总结本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之一是，甚至将本地的文化产业发展门类不全也当作一件莫大的憾事，缺了某一项就要对某一项进行“大力扶持”，非要将其“做大做强”不可。孰不知这样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尤其是对中小规模的县市来说，危害就更大。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产业规模小、产业链不长、产品档次低、产品没特色这些弊病，就是命定了的。

再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市县，在制定规划时也强调要发展本地的现代广电传媒产业，并且决心似乎很大。这种观点使人听起来仿佛有隔世之感。孰不知广电传媒业讲求的是规模效应，而当地的广电业还属于单纯的事业单位性质，几乎是在没有竞争的状态下生存的。

过于强调人无我有，人有我全，完全忽视了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些在报告中好看的口号和豪言壮语，在实际工作中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规划落空的问题，还会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可见规划对于实际发展的重要性。

3.缺乏广泛论证。一些发展规划是在少数学者研究和论证中产生的，没有经过广泛的讨论和论证，而少数学者的论证本身就有偏颇，是很不完善的，所以虽经政府部门发布，但其权威性仍不是很高，在社会上和业界的影响力仍是十分有限的，其实施的可行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些学者在论证和分析中，更多地看到的是本地的优势，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这些所谓的优势是微不足道的，但放在当地的小环境下看就极容易被放大，而问题是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对象是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

就以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分析为例。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分析无疑是对的，但在我们所看到的有关研究报告和文化产业规划中所看到的都是过份强调本地的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这实际上仍是传统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思维和修方志中的强凑地方“八景”的做法。孰不知“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同样是这种文化资源和条件，由于观念和体制没有转变，多年来捧着金饭碗没饭吃的情况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很多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只要我们注意把握，就会在相互的学习和促进中共同进步，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作者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G. 什么是文化产业园区

找不到现成的定义，学了四年文化产业，就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来写写看吧。
文化产业园区，版就是根据某一个定位集中起来的从事文化产业的企业在某一个地区的集合。
例如首批15家上海市文化产业园区中，定位于发展与网络、数字多媒体等新兴技术相关文化产业的园区至少有7家，占到近一半；“民族、民俗、民间”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园区有2家，若算上定位“以民俗文化为主要表现打造国际文化社区”的田子坊，一共3家；文化艺术原创和艺术品经营的园区有3家；另2家分别致力于发展演艺产业和影视产业。
不过有的时候一个文化产业园区里的企业并不一定都是一个行业的，也有可能集合了几个行业。比如上海的张江园区。
上海市文化产业园区认定过程中，特别关注园区定位，要求园区的产业特色能体现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趋势两方面的结合。文权化产业园区能够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剂”，与定位明晰密不可分，也是本市文化产业园区区别于一般创意产业集聚区的重要特点之一。

H.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开发的必要性有哪些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开发的必要性有哪些？北京绿维创景规划设计院旅游策划专家指出，通过几年的发展积淀，以《文化产业振兴计划》为信号，中国的文化产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期。旅游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撑，是文化产业中极为活跃的组成部分。文化旅游产业是文化产业中最具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业态，同时也是一种符合现代需求、具有都市特征的新型业态，是对现有文化产业的重要补充。 最近几年中国各地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如西安曲江临潼、洛阳汉魏故城、隋唐城遗址等，许多城市都提出了建设“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目标。2010年7月，中国文化部出台了《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试行）》，对文化产业园区的申报、命名和监督管理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什么样的园区算得上是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文化旅游产业园区与我们经常提到的文化产业园区相比有什么独特的特征？如何打造或者创意构建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独特价值？绿维创景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并结合成功案例，对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构建和成功开发做了初步的系统研究,试图提炼出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构建要素，并提出打造的重要方法，以为各地的旅游开发管理者提供参考。 绿维创景认为，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1）以某种历史文化集合和时尚文化资源禀赋为依托，以旅游为主导，以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园区的核心和支柱产业，开发相关的系列文化产品；（2）目的是满足当地居民及外来旅游者特定的文化和休闲需求；（3）反映的是地域特殊的文化、社会与经济需求；（4）有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园区的组织管理是通过专门的管理协调机构来进行的。 同时，我们提出了文化产业园区构建的七大要素：1、文化主线的选择与定位 2、园区产业驱动力的塑造3、旅游产业聚集要素完备、4、游憩体验方式的创新、5、创意构建文化旅游产品、6、创新管理融资机制、7、强化整合营销策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规划设计：绿维创景】

I. 什么产业与多业态融合是体现文化产业园区复合功能的保障

随着产业环境的变化，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基地也在不断地升级换代。有些顺应市场和时代的需求，发展势头良好;有些却经营不善，落寞离场。企业对园区的需求有什么变化?应怎样促进产业园区和基地的良性发展?

从外源推动转向内源驱动

与国外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在探索政府政策与文化创意市场机制协同的作用方式时，由于原有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比较薄弱，从而在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更大程度上必须通过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投入加以扶持，表现在直接介入文创园区、街区等集聚区的建设与运营管理上。

具体到地方的文创产业及其园区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定位乃至发展动力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地方政府的政策效应。从现实来看，近些年各地建设的大大小小上千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就是基于这种推动模式下的跨越式迈进，这些园区反映出来的泡沫现象也主要是基于这种外在的推动模式，导致动力不可持续性、扩张发展盲目性和运行机制低效性等问题。

因此，一些区域特别是先行发展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地方政府已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定位和政策导向的转换，进一步培育和强化市场机制及市场主体的作用，着眼于更大程度上激发市场活力和主体动力，从而逐步探索文创园区以内生动力为主的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模式。

从园区建设转向园区运营

集聚或集群化发展是文创产业发展的基本空间形式和组织形态，而在产业集聚发展的路径上不同国家或地区具有各自特色，大致可归为两种模式：一是市场机制作用下各类经济主体自发集聚形成的产业群落，二是地方政府主导下通过园区建设形成的文创类产业园区，而后者是当今中国各地大力推进文创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模式。

近几年，各地规划建设的园区虽然规模和层次都不尽相同，但一般都具有明确的空间地理边界、企业组织范围、产权边界、管理机构主体等。

空间、组织的有界性以及园区行为的主体性是这类园区的基本特性。在“政府政策+市场机制+园区机构+企业主体”共同构成的运行体系中，园区组织成为文创产业体系运行中的重要行为主体，而且在从园区建设进入园区运营优化发展阶段后，园区组织将成为集成产业群系统资源更为关键的因素，并在文创产业园区的潜在功能发挥和可持续发展中具有推动作用。

一些文创产业先行发展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政策导向的着眼点上已在推进从园区建设向园区资源的整合、质量和功效的提升、市场化运营组织的培育等方面的转化，并且对园区运营机制模式的优化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创新，这种创新和探索的成效也已初步显现，涌现了一批典型的园区运营模式，如北京“尚8模式”、上海“德必模式”、深圳“灵狮模式”等。

从单一产业振兴转向融合发展

随着国内外文创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文创产业显现出更深层次的潜在功能，由此也促使人们对其融合发展方式及其功能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即文创产业的融合特性已使得它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产业现象，而是一种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生发展范式。特别是由于它与科技融合而相得益彰，与传统产业融合而促使其新生活力和价值倍增，与新兴产业融合而促使其业态更放异彩，由此衍生出了文化科技类园区如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非遗文化产业类园区如深圳罗湖区梧桐山艺术小镇等。

此外，我国发达地区在先行发展文创产业的基础上，已在进一步强化创意经济时代融合发展的理念，特别是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促进了文创产业与旅游休闲、时尚服务、建筑装潢、工业制造、农业生产等特色经济领域的融合发展。这些趋势在文创园区内消化得更加明显，比如，梧桐山艺术小镇不仅积极发展非遗项目的研究与研发、展览展示、体验和交易的“政、产、学、研、销”专业平台，而且整合资源，将发展文化产业与城市更新结合起来，积极倡导“非遗+科技”“非遗+旅游”的经营理念，立志打造成为深圳非遗产业开发的文化标杆。再如，2013年5月开园的深圳盐田国际创意港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成立之初就以“文化+电商”“学院+园区”融合为发展定位，开创了全国首个“文化创意+电子商务+工业设计教育培训”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

从多部门分业管理转向机构协同

文创产业日益显现出国民经济支柱和国家或区域软实力的重要地位，但由于文创产业与传统产业有很大不同，它实质是融合性的产业经济形态，除了文化、创意、科技等因素紧密融合外，几乎所有产业也都需要融入“创意”元素，从而“创意”生产也就成为各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在文创产业园区建设发展中，各地主管文化、传媒、出版等部门的党委宣传部已成为地方领导和推动文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包括部分地方政府的相关行政或经济部门也对园区“齐抓共管”。

随着产业的发展和园区的成型，外延式扩张及外源式驱动的作用实效开始递减，这就需要培育形成系统协同机制激发内源性驱动的作用模式，以取代原有外源力量主导和简单叠加作用的体制机制模式。

因此，根据文创产业的融合发展特性，我国在文创产业不断探索发展的进程中，先期发展的许多地方已意识到以往传统的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如今创意经济时代融合发展的范式，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为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端，在整体的管理体制机制上积极进行创新探索，正在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管理协调体制的“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杭州模式”。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成立了由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相关职能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或协调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或类似机构负责承担日常统一管理协调工作。所不同的是，各地主要责任部门的任务分工及协调机制存在差异。

（前瞻产业研究院，专业产业园区规划机构。）

J. 《中国产业新城运营理论与实践》一书是哪个机构深入研究后形成的，历时几年完成

中国指数研究院通过深入研究产业新城运营相关理论、调研产业新城实践案例，最终形成《中国内产业新城运容营理论与实践》专著。
此处提到的深入研究，主要也是借助于华夏幸福、张江高科等优秀运营商提供数据及国外相关著作进行案例等情况分析，谈不上用了多少年。
毕竟该类作品时效性是比较强的， 研究就用了十几、几十年，国情早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