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途径

⑴ 如何利用旅游让中华文化“走出去”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专长刘思敏认属为，文化和旅游早就越走越近，文旅融合已成现实发展方向。

文化和旅游部组建后，能有效地消除过去两部门之间存在的“肠梗阻”，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有效协同，实现1+1>2的效果。

⑵ 民营文化企业怎样尽快“走出去”

万达文化集团先后成立万达电影院线、万达影视制作公司、万达电影发行公司，形成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的完整产业链。其中万达电影院线目前超过1000块屏幕，成为亚洲排名第一的院线。作为中国电影产业的龙头企业，在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方面，万达主要做了三点：
并购形成中国电影全球渠道。商业领域里有一句老话叫“渠道为王”，文化产业也是如此。中国文化难以世界传播，主要原因是缺乏文化传播渠道。中国文化产业要想真正走出去，必须下大力气、花长时间打造传播渠道。
万达电影院线虽然在中国领先，但与世界院线巨头6000多块、7000多块的屏幕数相比，规模仍然偏小，单靠自身发展，很难做到世界领先，更无法形成覆盖全球的网络。
为了做大电影院线规模，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万达积极并购国外电影院线。2012年3月，万达与全球排名第二的美国AMC影院公司正式签署并购协议，成为中国企业在美国最大一起企业并购。此举使万达文化集团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拥有近7000块电影屏幕，占有全球近10%的市场份额。
万达正与欧洲、澳大利亚的领先院线洽谈并购，一旦并购成功，万达将提前实现占领世界电影市场20%份额的目标，形成全球性的中国电影输出渠道。
依靠渠道输出中国电影。为使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万达在并购AMC公司协议中，明确要求AMC公司每年必须引进3—5部中国电影在美国放映。万达与AMC公司合作，选择《1942》、《人再冏途之泰冏》等在中国大受欢迎的优秀影片，在美国影院上映。由于文化差异，以及美国观众对中国电影比较陌生，这两部影片在美国票房不算理想。
随着AMC公司从2013年起，每年在美国上映3—5部中国影片计划的实施，美国观众将有更多机会看到中国影片，中国电影企业将更了解美国电影市场规律。几年之后，中国电影很有希望在美国市场打开局面，形成影响。
合作制片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要在全世界真正产生影响，不仅靠文化传播渠道，更关键是要生产世界观众乐于接受的内容。万达投资10亿元在国内成立影视制作公司，每年投拍十余部影视剧，力争创作高质量的影视作品。
在此基础上，万达文化集团又成立电影投资基金，选择世界电影巨头，合作拍摄全球发行的英语影片。万达目前已与美国索尼电影公司、迪斯尼电影公司达成框架协议，与福克斯电影公司和狮门影业公司的合作协议也在洽谈中。这些世界电影巨头都具有强大的全球发行渠道，借助他们的传播能力，将极大促进中国电影快速走向世界。
坚持不懈的走出去步伐，让万达集团尝到了甜头。万达集团从2005年投资文化产业，2012年成立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历经7年发展，万达文化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文化企业，资产达310亿元，年收入208亿元。根据世界知名咨询机构罗兰·贝格发布的2012年全球文化产业50强报告，万达文化集团在世界文化企业中排名38位。万达文化集团的业务涉及9个文化行业，并确立明确发展目标，2016年收入达到400亿元，进入世界文化企业前20名；2020年收入达到800亿元，进入世界文化企业前10名，成为世界一流文化企业。

近年来，安徽出版集团公司始终坚持走出去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产品、文化装备制造出口贸易和文化服务外包业务。集团已形成了由单一的版权输出到多元的文化产品出口、由单纯的产品贸易到全方位的国际合作、由文化实物输出到文化资本输出的文化贸易发展“新格局”。
目前，集团主要从事图书贸易，如版权输出、实物出口、期刊落地，以及电子传媒产品、文化装备、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等出口业务。外贸业务已发展到全球50多个国家，累计实现近23亿美元交易额，年均增幅80%，成为国际经贸中的文化企业。具体有以下几个做法：
加大投入，孵化培育文化经贸产品。安徽出版集团每年至少拿出300万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文化产品出口，扶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高新技术文化产品，以及合作出版、海外办厂、服务外包等。产品突出科技创新、突出软实力、突出文化商业开发和商业文化价值提升等特点，提高文化贸易辐射力。
利用终端，带动文化内容产品出口。集团以硬件带软件，以产品带内容，推动文化走出去。自主研发生产组装的各种电子传媒产品、数字终端产品，如出口欧美的多功能数字终端，都配有集团各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图书，确保图书直接进入国外家庭，真正实现文化“走出去”、“走进去”。
主动出击，增强国际合作吸引力。集团积极参加各种专业交易会，如德国和美国电子展、玩具图书展等，拓展国际渠道，在产业链上寻找新伙伴；利用各大文化专业会展，如深圳文博会等，广泛邀请国际客商来集团考察、交流、洽谈合作。
无缝对接，境外建立文化贸易基地。文化走出去要“走进去”，“扎进去”，“融进去”，才能真正提高影响力。在这方面，建立实体尤其是有规模的实体最重要。集团在全国出版行业率先走出国门兴办印刷实体，目前拥有以俄罗斯新时代印务公司为主体的印刷基地，年销售收入达500万美元。在波兰合作建立出版机构，在斯洛伐克、约旦合作建立文化生产型分支机构和分拨基地及产业园，扎根海外市场。同时，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立文化国际贸易机构，利用外高桥保税区这个桥头堡发展，打造文化贸易沿海总部经济。
利用新媒体，加快文化贸易模式转型升级。新媒体、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闻出版广电业的大融合，推动文化贸易合作的载体逐步由传统纸质出版、实体渠道传播，转为以媒体网络出版和数字渠道传播为主。集团通过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数据库和文学网络平台建立合作，充分利用手机、网络、电视等新载体，快速适应产业发展和国际市场文化消费需求，加快文化贸易模式转型升级。

⑶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一次高质量的思想碰撞和文化交流
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会林文化基金和英文国际期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ICCC）》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年会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与文化形象”国际研讨会11月28日、29日在京举办。来自各界的海内外学者围绕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主题，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
摆脱“文化纠结”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
在8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看来，当前的中国文化处于一种“纠结状态”——既有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有明清以来开始传入中国并且现在仍在传入的西方文化，还有近百年的革命文化。三种文化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又同时存在于当代中国并各自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如此复杂的文化纠结现象，这三种文化如何取舍，如何融合，从而形成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价值理念，是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因为当你向别人宣扬你的文化时，你首先要告诉人家你的文化到底是什么。”秦伯益说。
“在走出去之前，要先想想我们文化本身的质地是不是具备走出去的前提条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教授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之所以步履缓慢，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整合尚未完成，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下文化尚未完成有机结合，因此在走出去之前“先要做好自己”。以电影为例，中国电影为了走出去盲目攀比模仿好莱坞，不仅没能让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涵更加饱满，反而丢掉了曾经的文化风格和特色，其结果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外走，撞了南墙才回头”。
如何解决中国文化的纠结？中国文化如何做好自己？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提出“第三极文化”理论，试图构建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元素，区别于欧美文化的中国特色文化价值体系。
回归信息传播本位
采用符合国际文化传播规律的话语方式
“在过去的对外文化交流推广中，我们的一些方式显现出产业支撑力不强、文化内涵呈现不够、思维和欣赏习惯还有很多地方对接不准、市场推广力不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等问题。”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沈卫星认为，应该对传统的对外文化传播交流方式进行检讨。
沈卫星认为，对外文化传播交流，回归信息传播本位，高位策划，智慧传播，传播内容要优质，注重主流人群，善于运用多主体方式切入、多元化模式组建、多样化机制运作的传播方式。同时，要变赶集式的传播为嵌入式的传播，也就是传播的内容和方式要与周围环境和传播对象密切相关，最好是交互式的，只有这样的传播才能变得更加个性化、风格化、即时化、深入化。
中国文化走出去虽然遭遇不少挫折，但却有一个十分成功的案例，那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五代导演电影的国际传播。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陈犀禾说，第五代导演当时的作品全部是传统和本土题材，更加关注个人的主体性，这恰好为西方观众提供了理解异质文化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提供了窗口。国际文化传播的规律是两种文化之间文化形态的互补性，因此我们对外文化传播不管内容还是形式都要让他国受众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不同。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就必须要有一批对中国文化充满高度自信并且能够令人信服地阐释清楚中国文化特质的人，“可惜，今天这样的人太少”。除了建议加强传播人才的培养，在传播方式和传播策略上，夏潮认为有效的对外文化传播应该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互动中完成的而不是单向的，同时要认识并尊重不同受众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习惯，准确转换话语体系以切合受众心理。 （光明日报记者 韩业庭）

⑷ 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根本基点是什么

好大的题目啊…文化产业要走出去，首先要做到能够使别人接受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回，这就要对答我们的文化进行国际化包装和运作，并且要体现出我们文化的先进性。包装和广告的作用在文化输出中很重要，如把我们过春节，中秋等习俗进行包装，向外面宣传，那么这将对输出传统文化做出一个很好的铺垫。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的实力，比如文化产业中的电影业，如果我们也能拍出好莱坞那种大片，全球都爱看，那么对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助力将会很大。

⑸ 中国传统文化将如何走出去

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在传播内容上，先术后理，首器次道。海外异域，国情民情迥然不同，文化传统差异巨大。在国内叫得好、叫得响的作品、项目，在国外不一定叫得好、叫得响；反之亦然。想当然把国内的做法，运用到国际上传播，很可能适得其反。比如说，在国内传播传统文化，我们一般是先从理论上讲其重要意义，解决认识问题，然后再着手贯彻实施具体项目。而在他国，相关背景缺乏，文化圈差异带来的理念截然相异，对我了解有深有浅，感情有好有差，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不一，认知不等于认同，因此或许正好相反：先实施具体的文化项目。如此说来，我们应尊重差异，不强求对方点赞苟同。特别是，不纠缠于文化观念“形上”的是是非非，而在文化的实证和器物层面上多下工夫，先让对方感性了解，然后激起其主动的思考、理性的好奇、热情的学习。
《意见》恰恰体现了这一原则。在例举的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中，大部分具有“普世”的实用价值。有谁能拒绝一个健康身心的需要呢？像我们包含神奇针灸、丰富多彩的医药，色、香、味俱全的烹饪饮食，养生技击一体的武术健身等，颐养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对其他国度的人民亦大有补益。像园林、戏曲、民乐、书法、国画等传统文化艺术，千百年来熏染陶冶出来的精神产品结晶，情感色彩浓厚，如音乐被称为“无国界的语言”，自然也能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受魅力”。中华典籍、中国文物闻名于世，更能激起世人探寻文明根源的惊奇。不同文明的交融，一定是先在物质的、感性的表层上相互接触，然后慢慢深入至神经和骨髓上去。在此基础上，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放下各自的矜持或傲慢，大家平等坐下来一起研究，然后进行深度的合作才有可能，我们所说的汉学交流、智库合作、图书出版，也有可能进一步地展开和扩大。
第二，在传播方式上，途径不一，模式多样。任何文明、文化传播，都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手段。古代受地理和技术条件限制，各个不同文明板块来往有限。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大踏步提高，国家和民族交流逐渐多了起来，但文明主体的互动染上了大规模殖民和战争的色彩。世纪之交，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正在把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变成一个信息瞬间传递、扩散的“村落”，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2017年1月19日，在中国实学研究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干部学国学促进会主办，26国学网承办的“国学孔院行”启动仪式上，有专家就提出：应结合当地政府和学校的有关文化项目，契入进去，丰富其内容，使活动的单向展开变成一种双方的需求。我们理解，《意见》提出的“充分运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来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有较大主动性的文化中介机构或人员：比如说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还有华侨华人、各方面出境人员，我驻外机构、中资企业、遍布世界各地的中餐馆；一个是双方合作开展的活动项目，比如说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这些活动有时我们也可以作为主动的一方）；一个是对方主办的各项文化活动，如果有可能我们也可以考虑参与进去。这样看来，只要积极性调动起来，并给予适当政策鼓励甚至资助扶持，机会还是很多的。与某些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图谋不同，我们不是去故意搞乱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更多地从对方的角度着想，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意见》提出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其中“大众传播”强调了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电子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和工具，受众庞杂；“群体传播”相对范围小，针对的是利益、观念、目标、关心等因素相互联结起来的集合体；“人际传播”专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感官参与度高，可使用语言和大量的非语言符号（如表情、姿势、语气、语调）等等。
文化不只是抽象的观念，还和经济利益挂钩。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开始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生产力时期，文化除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教化功能外，出现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现象。过去是卖产品（成本+利润），现在是卖品牌、卖文化、卖价值观。文化产业已成为全球成长最快、利润最大产业之一。但是，不要说同欧美发达国家比较，就是和日韩相比，我们在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也是很低的——这与文明古国的历史地位、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很不相称。新世纪伊始，我国的文化产业年年攀升，潜力巨大。为此，要充分运用我们的经济对外贸易、“企业走出去”前期奠定的基础，配合国家制定的经济开放新格局（如“一带一路”），扩大人文交流，尤其注重“发展对外文化贸易，让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使得双方受益、多方获利。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新模式”究竟是什么？恐怕一下子也很难讲清楚，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需要在实践中磨合、探索。本土化、世俗化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互通有无、友好协商，切忌自以为是、单向流动。在传播我方文化活动、文化理念的同时，还应注意发掘和汲取所在国的文化精髓。传播、交流实质是不同文明的对话。换个角度、换个方位看自身，对我们在今天从形式到内容上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言，也是一个外来的比对“刺激”因素。当一种文化具有全球性影响和眼光时，对比使它能够回到对自身的反思和自觉中。
第三，在传播目标上，虚实结合，互利共赢。所谓“实”，就是让交流的双方能够受益得利；所谓“虚”，就是《意见》指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这是我们单向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它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向对方的好故事、好声音、好特色、好形象的学习。
“故事”在传播交流中最富有亲和力、感染力。来自于生产生活的故事，富有人情味，传达的信息可看可听，大家都乐于接受。如果上升到理论的层面，那就要能作出“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汇聚和表征中国的努力、思考和期望，提炼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有利于我们尽快摆脱“国大声弱”的困局，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使我们不仅身置国际舞台中心地带，还能在舞台中心发出强音。

⑹ 中国文化产业或动漫企业是怎样走出去、发展的有哪些例子

以前有西游记、宝莲灯，现在有喜洋洋与灰太郎，文化产业要走出去发展还是要靠创新，人物创新、技术创新、故事创新、运作创新。

⑺ 文化强国的途径是什么

一、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现在，我们文化的状况（我这里说的是文化深层的状况），实在让人担忧。进入近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自己几千年文化传统研究得不深，更由于禁锢过久，面对西方强大的工业、武力，曾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文化一无是处，应该彻底抛弃，于是大口大口地吞食西方文化食品。但是，西方文化食品中，既有丰富的营养，也有过量的激素，食之过久，浸透了我们文化肌体的每个器官，造成了文化肌体的“亚健康”。其主要表现是：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物质享受的崇拜，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机械论。现在，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社会、环境、心理问题，弥漫在各个领域的“三浮”现象（浮躁、浮夸、浮浅），无不与这种激素在文化肌体里发生作用有着密切关系。这种“亚健康”的文化肌体，需要扶正祛邪，为此，必须下很大的力气，费很长的时间。
那么，当今世界上的情况又如何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曾经给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方文化已基本走到了尽头，它对解放人类思想、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和推动力、它的再生机能，都已经枯竭，再也无法给人类做出新的贡献。人类未来的出路，在于各个民族和国家恢复被西方文化冲毁的自身传统，以多元文化交融代替一元独大。这一点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界许多学者的共识。还有许多西方学者虽然在努力批判他们自己三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而且得出的结论逐渐接近中国文化的理念，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还是在“隔山唱歌”，虽与中国有所呼应，但并不真切，更没有联起手来。因此可以说，中国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确有促进世界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自身和谐的丰富内容，其体系之完整、论述之细密、人性之饱满，为世所罕见。但由于以前我们曾妄自菲薄，毁坏过重，因而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内容不为国人和世界所知。今天，我们思考文化战略，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的视野、自信的胸怀、创新的胆略。
二、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
我们应该和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文化长期战略？这似乎既不是我一时能够回答的，就学界来说，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只想说，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必须对症下药，针对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以及未来的可能性。我认为，认识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有关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入手。
1、文化的长期性和坚韧性
文化的发生与人类的出现同时，因为有了文化，人类才成为人类。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孟子说：“人之与禽兽也，几希。饱食暖衣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所说的“教”，就是教化、文化、人化——获得人之成为人的品质。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中华民族的文化比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更悠久。从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字发生得较晚，即使最早的文献中有“口传历史”的内容，但实际的文化历史要比这些记载还要早得多，因为更早的传说已经不可得知了。所以，后人所有对文化最终之源的追寻，都是猜测多于证据，永远成不了“信史”。
文化的坚韧性决定了文化的长期性，而坚韧性则来源于文化，也就是人类生活的方式、内容、习惯以及风俗，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人们（部落、部族、民族）生产、生活、相处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必然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任何外部力量都对之无可奈何。虽然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必然有所丰富、变异、发展、衰落，但只要文化符合人们生产、生活、相处的需要，特别是如果形成了人们的信仰和哲学，而这种信仰和哲学又已经浸透在其它种种文化形式之中，就不会被颠覆。在人类古代四大文明中（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从未中断，原因就在于此。任何时代的文化都只能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绝不可能突然种植出或移栽来一种全新的文化，原因也在于此。文化的培育是个长久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原因还是在此。
2、教育系统是维护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干
民族文化一代一代传承的方式、方法和渠道是多样的，但其主干则只有一个：教育。
从世界历史来看，人类在蒙昧时期，教育只限于部落、部族中的生活训练或长辈的教导；出现家庭后，则主要是父祖辈亲人的言传身教；一旦形成国家，一般都会出现学校性质的机构体系，对年轻人进行正规的系统教育。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国的学校几乎都是以传授道德、信仰以及书写、计算知识为主（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就是对这一阶段教育内容和性质所做的概括），生产技能则主要是由长辈进行“现场教学”，手把手，口传心授；工业革命之后，传授知识和技能变为学校的主要职能，特别是在政教分离之后，西方学校不再主要承担培养伦理、信仰的职责，“纯知识”、“纯技能”成为其主要特征。
我国从1906年正式开始废除旧学，兴办“洋学堂”，但是中国人从来重视发挥学校在文化传承、道德培养中的作用，所以在洋学堂里也讲究“德、智、体”的培养，于是学校就成为传承文化的主要场所（在西方社会，虽然学校不承担对学生进行德化教育，但是宗教和社区发挥着极其巨大的教化功能，再加上媒体、影视等工具，补充了学校的不足）。
学校对人进行教育具有系统、综合与形成独特环境的优势，所以虽然家庭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但还是要“易子而教”，把孩子送到私学（如村塾、家塾或学校）和公学去学习。
所谓“系统”，即根据学生的年龄施以相应的教育，先重感性教育，渐重理性教育，由浅入深，自成体系。这一教育的核心就是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正常的公民，即社会所需要、所欢迎的人，也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所谓“综合”，即文理工法、音体美等课程和课余活动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全面、整体的教育。所谓独特的环境，即让受教育者进入一个小社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是一个“自然人”、“家庭人”转变为一个“社会人”的准备；过群体生活就要接受群体生活规则的约束，这对于将来进入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训练；学校进行教学或其它活动，都会有相应的教具和设施，这是家庭难以具备的；另外，学校里独有的学习、思考、辩论、合作、欢乐的氛围，也在悄然地对受教育者的成长产生巨大影响。
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留存、传承、创造文化的基地。毋庸讳言，我国教育的这一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遭到过扭曲乃至摧残，这在教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没有把学生和教师当作一个“人”来培养和提高，而是当作了机器——将来生产物质产品或从事某项业务的机器。机器只能生产，只有“人”——具备了优秀文化的“人”才能创造。如果学生在16年（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或24年（从幼儿园到博士）中成长为一个“全人”、一个可以进行创造的人、一个符合他所处的时代所需要的人，那时学校的本质功能就实现了。
3、社区文化+家庭文化的巨大渗透作用
在现代社会，我们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中不能忽视了家庭和社区对人的影响。广义的社区包括行业，例如学校、军营、企业等。这里所说的社区是狭义的，指农村的乡镇、城市的街道或居民小区。旧式的街道弄巷，左邻右舍相处多年甚至成为几代世交，彼此熟识；融洽的关系、共同的爱好、互助的风气，已经构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小区”，这对人的成长有着无形而巨大的影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和城镇化，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居住条件的质量，但也把固有的社区打散了；新的社区成了缺乏文化的聚居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能够从中获得文化营养的，“八小时之外”就只有家庭了。试想，现在当一家人要从这个小区的大楼中迁往另外一个小区的时候，还会像从小巷子里迁出时那样对邻居恋恋不舍吗？社区文化和人的关系，亦即社区文化与家庭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一个社区文化的形成，在自觉营造的前提下，也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放慢了或忽略了社区在文化建设与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对人的道德养成、培育良好习惯的功能，是很大的损失。
4、考察文化的状况
我认为，考察一种文化的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情况；二是学术研究的情况；三是百姓在认识上、实践上认同的程度。
文物，包括地上的和地下的文物遗存，当然传世文献也在其中。这些是传统文化的物化形式。虽然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但是现在地上的原有文物，基本恢复了过去的规模；新发掘的文物日益增多，保护得也很好，在文物的适当利用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学术研究，因为曾经停顿多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不仅落后于邻国如日、韩，即使和台湾地区比，也有相当差距。近二十年，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的范围、研究队伍的规模、经费支持的力度和成果的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虽然在有些领域和国外还有差距，但就总体而言正在接近国际水平。我设想，再给我们十年二十年，一定会整体达到国际水平。
百姓认同情况，实际是优秀传统文化内化程度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优秀传统文化生活化的反映，是自身文化强不强的最重要的反映。但这却是当前最让人忧心的一点。我想这似乎无需我来论证，人们可以举出生活中的无数实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探究和论证起来可以写若干本书。我只从一个学人的职责角度说，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摆设，不是只供学者研究的对象，而是养成民族灵魂的最好营养。如果一种文化产品，只存在于博物馆中，一种文艺形式，只存在于舞台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已经死亡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传统文化只存在于学者的书斋里或研讨会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已经死亡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学术化”是件极为可怕的事情。避免之道，就学者而言，能够并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中小学校，走进城市社区，走进村村寨寨，做些传统文化“扫盲”的工作，唤醒实际还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文化基因；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为工人、农民、学生写些通俗的读物，并和文化创意工作者合作，把看似深奥的道理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用人人能懂的话语展现出来。话又说回来，普及、通俗化的工作并不好做——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唯有浅出，才能继续深入。
5、宗教的补充作用
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那么，如何看待宗教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呢？
从宗教发展史来看，宗教几乎和人类同龄。宗教起源于人类对未知领域（人的自身和宇宙的奥妙、事物的不可预测）的恐惧和敬畏。当人自知是人而不是其他什么的时候，即自觉到自身存在的时候，生与死就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于是人类自己创造出了宗教，给上述问题以种种解答，目的是给自己以安慰、寄托和期望。
例如犹太教和由它直接地和间接地派生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信奉一个超灵验的、绝对的、创造了除其自己之外的一切的神，神要求人信仰它，按它的启示行善，忏悔自己的罪恶，死后就可以进入天国，回到神的身边，否则就要沦入地狱经受种种苦难。这样，宗教对其信众而言就具有了无比的神圣性和吸引力。
又如佛教，不重在说明宇宙的起源，所以佛经上常说“无始无终”，一再讲述“无始以来”的事。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古印度迦毗罗国净饭王的太子，名悉达多，生于迦毗罗城的岚毗尼园，母亲名摩耶，产后七天去世，太子由其姨妈波阇波提抚养。释迦牟尼出生在人间，成长在人间，求法于人间，悟道于人间，涅槃在人间，遗骨（舍利）留传在人间。所谓“佛”，即觉悟之义。悟什么？即参悟人生和宇宙的规律，把握正确对待生与死、己与他的态度和方法。在佛教看来，万事万物俱有因果，即“缘起论”，无无因之果，也无无果之因。由此要人们看透人生之苦的原因，把握消除苦的方法。可见，佛教是重视现世的，不同于完全寄托于彼岸的犹太教等。
不管是“神启”式的宗教，还是“觉者”教导的宗教，归根结蒂都是对人的关怀，只不过它们都“聚焦”于“终极关怀”，即对人生最大的事——生与死的思考和从苦中解脱，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宇宙终极的关注，并给出本教本宗的答案。各个宗教的所有教义，几乎都是从这一点引申出来的。为了到达天国或解脱生老病死之苦，就需明了天人之理，需要行善，需要和平。
历史上，各种宗教在长期布道、发展、变革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积累了大量经典和历代智者对经典的解释，同时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以致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心里。因而可以说，宗教是一种文化，是直接作用于人心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就起源而论，没有宗教也就没有文化。中国也不例外。因而在弘扬、发展中华文化的时候，不能忽视宗教。
我国固有的宗教只有道教；佛教经过自汉至唐与中土文化的磨合，已经中国化了，也应该视为中国原有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短则数百年，长则上千年，也已经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因而中华文化中的包容、和合、尊祖敬宗、利己利他，以及仁、义、礼、智等观念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外来宗教所吸收。而宗教的哲学思辨、对自然的敬畏、对死亡的相对淡定（包括薄葬），也在融入中华文化。
但是，宗教从来具有两面性，即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面和不利于和谐的一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凡是盛世王朝，都是既充分发挥了宗教积极的一面，又制约和限制其消极的一面。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对宗教的种种误解和怀疑（其中有些则是宗教自身建设不足造成的），影响了对宗教特质的深入研究，在制约它和使它发挥作用两方面都有加强的空间。如果我们能以史为鉴，总结、借鉴历史上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把宗教作为补充，对管理的方法做必要的调整，那么也必将有利于新文化的建设。总之，在考虑文化战略的时候，不能忘记了宗教这一领域。
6、文学艺术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当人们谈到文化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文学艺术。因为文学艺术能够形象地、生动地显现时代精神以及人们的愿望和对过往的记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因此，人们普遍喜爱文学艺术，需要文学艺术，因而文学艺术对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能起到很大作用。这就是它的优越之处。
但是，文学艺术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创作周期比较长，往往是回忆式的叙事。二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方式是曲折的，它拒绝直白式的说教，所以对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知识、文化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虽然娱乐性的艺术常常能为一般大众所欢迎，但是如果创作者没有对生活和时代的深刻理解，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就容易走到媚俗的路上去，不仅不能提高受众，反而会适得其反。三是成本相对于其它文化传播方式普遍较高，有时难免受到一些客观条件限制。
文学和艺术本属于人民大众，人民的生活和创造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也应为大众所享用，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容易成为“小众文学和艺术”。如何尽量回避文学艺术的局限，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逐步创造、丰富新文化，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各级政府强调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就是为让所有人民能够享有文化，为未来开辟道路。
三、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
任何文化的弘扬、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两件事：一件事情是牢固地树立文化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应该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和日常生活中；另一件事情是自觉地与异质文化进行接触，通过接触，了解、理解、欣赏、学习对方。
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主体性，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就没有根基，没有主见，在与异质文化接触时，就可能或发生不应有的冲撞、抵制，或者走向另一端，良莠不分，囫囵吞枣，盲目信从，最后失去自我，不知“‘我’是谁”。反过来说，如果文化不开放，不自觉地与异质文化接触，就会故步自封，久而久之，文化就要凋敝；而文化不强，国家也将衰落，近三百年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
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从19世纪后半期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因为接触了西方文化而催生的，但都是外国人或国人介绍进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的，我们是被动中的主动或主动中的被动。现在，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可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文化走出去”提到全体国人的面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其根本的原因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强了，我们的文化开始自觉了。
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现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已经统治了全世界，中华文化别具一格，是个“例外”，常常被视为“异类”加以拒绝。二是西方对中华文化的偏见根深蒂固，动辄说我们在搞“价值观输出”（这本来是个伪命题，在此不详述），刁难、抵制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一时难以改变。三是我们还不善于用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话语，客观地介绍中华文化以及当今中国。最近几年，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情况有所好转，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孔子学院已经遍布五大洲的105个国家。西方评论说：这是西方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中国唯一的文化产品。这一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以便让它在中华文化和各国进行综合交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华文化“走出去”，自古就有，但那不是自觉的，是随着商品、移民或战争自然流出的。当中国积贫积弱，或在世界经济中没有地位的时候，即使自觉地向外介绍，也不会引人注意。现在开始自觉地向外走了，但还不是“大踏步”，只是“小碎步”。要想“大踏步”，还要走相当长的路：一是要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中华文化强大起来；二是要学会“大踏步”。
文化交流大体有三个层次和渠道。第一个是政府间的交流，主要是因时、因地、因人（对象），围绕着国家间的利益进行。这种交流决定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第二个是学者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学术性强，参与者寡，但却直插文化根底，接触彼此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其影响久远。这种接触的成果可以观照文化的所有领域，真正了解对方的“心”和“根”。第三个是大众间的交流，也就是现在开始常提到的“公共外交”。商贸、旅游、留学、演出、体育竞赛等都属此类。
我认为，在这三个层次或渠道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因为学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可以影响各自的决策者，下可以影响大众，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产生影响。现在，我们的情况恰恰是这方面薄弱。因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广，同时，研究文化的学者90％以上不能用他国语言进行交流，即使交流，也缺乏与异质文化交流的话语技巧和应对方法。这都是长期封闭的后果。最难的是第三个层次或渠道。在大众交流（公共外交）方面，现在参与的人不少，但是懂得或精熟某种形态文化的较多，了解文化与交流规律的较少。这是由于一般游客、文化工作者曾经受到教育体制的局限。
总之，在我看来，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把这件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大力量。但是，以前我们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近年我提出了“固本强身，走向世界”和“小步快走”的想法。其意思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速度可能决定于国家经济实力和在文化“走出去”投入的多或少；而效果的大小、影响的深浅，则基本上决定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和研究的水平。有前一点，所以可以快，有后一点，所以只能是小碎步，不是我们不想大踏步，而是大不起来。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而“走出去”也会影响和促进“固本强身”。
（作者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⑻ 为什么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近年来，我国文化“走出去”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较快，中外文化合作方兴未艾，一些文化企业在海外落户。文化“走出去”正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是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中国文明曾对世界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灿烂悠久的中国文化正越来越引起世界新一轮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为当今世界时尚和文学、影视作品提供了创作灵感，成为热门题材。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生活也都在或多或少地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切说明，世界需要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历史的必然。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文化还远不是国际主流文化，文化竞争实力与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很不相称。有资料表明，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美国占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日本占10%，澳大利亚占5%，其余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地区国家。我国的电视节目、报刊及通讯社的报道在国外“落地”的不多，“落地”之后观众、读者也不普遍，特别是在华人圈以外的影响力比较有限。这种状况直接决定了我国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居于劣势，我们的声音往往被西方强大的话语所淹没，我们的主张得不到全面宣示，我们的利益缺少可靠的舆论保障。很多国外民众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存在误解，有的国外民众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是解放前。甚至一些国家利用强势文化力量诋毁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干涉中国内政外交，渲染中国落后的方面。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理直气壮、全面客观地向世界展示我国的真实情况，展示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展示我们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毫不畏惧、毫不动摇、毫不松懈地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

我国文化“走出去”，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是最根本的基础。要深化文化体制文化改革，把握时代发展方向，弘扬传统文化魅力，吸收现代文化精髓，融合各国文化特色，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确立适应时代和国情世情、具有普遍价值的核心文化理念，使中国文化始终保持鲜明的时代性、本质的先进性、强烈的感召力，提供治理全球性问题的不同理念和思路，占领国际文化的制高点。

我国文化“走出去”，要更多地展示我国现实情况，展示我国各族人民当代精神风貌。客观地说，我国“走出去”的更多是传统文化，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文化本身的魅力，另一方面也是符合了西方猎奇的心理。我们的戏曲表演在海外引起轰动，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服饰、布景及演员的奇特步法和优美动作让他们感到新鲜好奇，而并非他们真正看懂了戏，真正与剧中人物产生了共鸣。其结果是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记住了熊猫、中国结、舞狮子、气功武术等中国符号，却依然对中国社会存有偏见和误解。因此，我国文化“走出去”应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当代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中国。

我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长期发展、逐步积累的过程，必须科学谋划，制定长期规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文化传播和交流。在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方面，应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梯度扩展。亚洲地区特别是周边国家，与我们血脉相连、文化相近，对我国文化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较强的认同感，可以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首选目的地。非洲、拉美国家政治上与我互信，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经验有浓厚的兴趣，双向交流日益频繁，可以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第二级目的地。欧美国家目前居于国际文化主流，中国的硬实力尚不具备使其认同社会主义文化的力量，我国与欧美国家文化交流的重点应放在有效展示、沟通理解、求同存异上。

我国文化“走出去”，要遵循市场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有针对性、讲究策略。要研究如何克服文化差异、思维差异、语言差异，以其他国家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能够理解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媒介开展文化传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加快我国传媒全球覆盖步伐，提升我国传媒的话语权。要扩展文化传播的方式，充分发挥网络、电子图书、动漫等新媒体新技术的作用，扩大受众范围。要重视文化内容建设，使“走出去”的文化有吸引力、有品牌度、有穿透力，能够引起国外民众的共鸣。

我国文化“走出去”，要与经济“走出去”齐头并进，形成“双轮驱动”、互补互促的良好局面。要把经济“走出去”的每个企业、每个自然人都视作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把所有国际经贸交往活动、项目都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要积极提升“走出去”的企业和个人的素质，在境外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为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加分。文化活动要为经济活动搭台，经济活动也要助推文化传播。要把在境外举办的经贸活动与文化活动很好地统筹结合起来，架文化之桥，拓经济之路。

我国文化“走出去”，要统合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科学合理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执行统一的文化“走出去”策略，充分发挥文化、外交、商务、旅游、体育等部门及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要加大对文化“走出去”的投入，提升国民素质，挖掘文化交流渠道，建立文化贸易网络，帮助有关机构、个人和企业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要用好世博会、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交流活动平台，强化中国展示的文化内涵，艺术化地传播核心价值观。要特别重视民间组织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使其发挥对外联系广、工作形式多样化的优势，“润物细无声”地传播中国文化。

我国文化“走出去”，任重而道远。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对外交往的日益深化，为文化“走出去”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勇敢地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不断壮大力量、扩大影响，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贡献。

⑼ 在一带一路中，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强化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和文化合作的客观需要，是影响和优化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和格局的一个大手笔。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相关问题作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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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对文化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在我国政府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文件中，特别强调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可以说“一带一路”既是经济战略，也是文化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对于中华文化的繁盛崛起、自信自强和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带一路”是经济贸易与文化发展的双核战略。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以人文交流为支撑，以开放包容为理念的重要内容。各国间的关系发展既需要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交流的“软”助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不仅是我国当前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和外交运筹，更是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文化战略。通过实施这一战略，以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促进区域合作，实现长远发展，使沿线各国都可以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合理内容，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为文化产业开拓市场提供了历史机遇。文化消费需要广阔的市场，消费主体越广泛，文化的传播就越广泛，文化的影响力就越大，文化产业的市场空间也就越大。“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交流更为密切，为各种优秀文化及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理念的传播提供了途径，同时也为文化消费、文化产业跨越国界开辟了道路。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需要发挥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同时也要求文化产业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和转型升级，进入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更高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双核战略结合的重要载体，在实施“一带一路”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将发挥出突出的作用。
“一带一路”为各国文化融合创新疏通了渠道。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政治背景，使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特色，多样化、多元性意味着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在带来更大变数的同时，也带来更大的文化发展空间，因为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正是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创新。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凸显着民族个性的同时，也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撞击与交汇中实现着自身的生长和创新。“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也在于此。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着眼点是各相关国及背后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是建立在文明融合而非文明冲突的立场上，是以文化的交流交融为经济建设搭桥铺路并提供价值引领和支撑。这就要求各相关国家必须加大文化的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创新，使古老文明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这种交融也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推动文化走出去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推动文化走出去既是一种宏观的战略布局，又是一种实践推动，需要作出顶层设计和一系列的战略规划，以下几个问题必须予以关注。
改变单向传播的传统方式，形成双向互动的合作格局。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文化走出去已经不再是单向从内向外的过程，那种一厢情愿地靠强势推广和单向宣传的传播方式，往往欲速而不达，影响文化走出去成效，甚至影响到国家间的政治伦理互信。文化是互动的，要打破简单强调以我为主的单向传播方式，即便是一方的文化走出去，也需要在共同交往、理解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战略并非简单地复制古丝绸之路线路，而是要注重依靠区域主体自身的文化特点、发展特征、资源与制度禀赋的优势以形成发展合力；不是通过一套无差异或标准化的市场准入、经营模式、管理程序来挖掘各自的竞争力，而是承袭其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功能，实践一种“合作导向的一体化”，推动文化、经济等各种资源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配置和结构优化。
改变单纯外宣的非市场方式，形成贸易共享的经济形态。当前，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与科技日益紧密结合，文化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文化流动的基本形式，文化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文化创新的“量”与“质”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据统计，国际文化市场构成为美国43%、欧盟34%、日本10%，而中国则不足4%。要想推动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向世界，经济贸易是比单纯的外宣途径更为有利的渠道。
我们有一些文化项目在少数西方国家遭遇抹黑和抵制，不可否认是有人出于政治目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自己缺乏“产品竞争意识”。商品生产和消费按照国际市场规则参与竞争，附加文化价值观念的推广，不仅会形成共赢的局面，还会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去年，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两份文件。今年，文化部、财政部正在共同研究编制《丝绸之路文化产业战略规划》，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国际国内合作机制，促进各国、各地区文化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以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来提高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质量，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经济贸易的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改变主体单一的参与方式，形成活跃丰富的交流层次。在推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以往政府并没有充分利用和整合民间的跨国企业、智库和国际公关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公共外交资源。中国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对于文化走出去的参与无论从意识还是从行动上都远远不够，而通过文化贸易和国际传媒渠道走出去更是刚刚起步，传统的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渠道在文化全球化下显得过于单一，其效果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作为企业本身，在对外贸易中所带去的产品文化、企业文化、价值文化也远远不够，在快速推进“走出去”过程中过于粗放，在一些国家留下负面印象。
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合理界定和发挥政府、企业以及智库、行业协会、对外贸易协会等非官方组织的作用。要树立文化企业贸易投资合作主体的地位，引导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强化企业文化责任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同时，大力培育发展包括智库、行业协会在内的社会组织，通过商品、服务、媒介、教育等文化走出去的不同载体，形成政府支持鼓励、文化企业为主体、各种团体组织共同参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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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举措的思考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既需要有宏观层面的深层思考，还需要作出实践和操作层面的合理运作和科学安排。
充分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只有全面而准确地表现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丰硕的当代文化创新成果，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为人类文明做出中国独特的贡献。一是要研究沿线各国风土人情、民族习惯、文化渊源、审美趣味和时尚潮流。充分考虑各种文化背景下的消费习惯和风俗因素，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接受心理，找到他们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成文化名牌，使中华文化不但能“走出去”，而且能“走进去”，最大限度减少“文化折扣”现象。二是要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充分挖掘“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遗产，引导和动员民间力量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支持沿线有关国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在坚持其独特价值观和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内容和载体的创新，发挥各国在文化资源、制造、资本、人力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将各自的潜在优势转化为实际发展成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进步。
增强文化企业的竞争能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关键环节。一是推动文化企业做好“走出去”的心理准备。必须事先熟悉国际商务的各种通行惯例和规则，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政局状况、法律规章、风俗人情等充分了解，同时，为提高属地化水平，有必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地的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环境意识等特点特色，善于运用国际语言融入和开拓国际市场。二是提升产业层次、产品质量、科技含量、供应链管理和品牌打造能力。文化企业必须适应当前在国际价值链中位置的上升势头，顺势而为地提高各方面的能力与层次，并最终形成综合性的优势。三是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培育一批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和大型文化中介机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大力打造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品牌，增强走出去的文化竞争力。
突出资本带动的整合优势。资本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但目前文化类对外投资占比还很小，资本要素在文化贸易领域还没有形成规模。一是要形成以资本走出去带动优质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思维，鼓励文化企业创新投资方式，加强文化出口平台和渠道建设，走出去开展并购投资、联合投资，扩大境外优质文化资产规模，为文化产品和产业走出去奠定基础。二是探索设立对外文化产业基金，加强“一带一路”在文化领域的金融合作。人民币跨境结算、规划区域金融中心、筹建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等工作的推进，为“一带一路”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探索设立对外文化艺术产业基金，围绕重点文化产业和重点项目，推动文化资源有效配置、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文化市场深度融合，形成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发展金融布局。
注重文化科技的深度融合。当今社会是技术统治时代，很多文化变革、文化创新往往是技术发展和突破所带来的。创客、“互联网+”、工业4.0等体现了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也代表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方向。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提高文化的传播力、表现力，能够使文化产品更有力地影响世界、造福人类。一是要推动有关科技领域先进、共性、关键技术成果向文化领域的转化应用，创新文化产品及服务模式，提升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二是运用互联网思维带动文化与科技融合。互联网改变了社会生活，也逐渐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在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中，要坚持平台为王和内容为王并举，不断推动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专业垂直、o2o模式、股权众筹以及在线参与等新兴模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
发挥贸易平台的带动作用。建设“一带一路”，推动文化走出去要推进各种国际化、外向型经济文化交流平台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是继续办好文博会。在中宣部和相关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下，深圳文博会自2004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1届，累计总成交额超过1.3万亿人民币，其中出口额累计超过1100亿元。要继续推进文博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建设，扩大文博会的品牌效应，优化集中展示、交易和信息平台的功能，为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新的积极作用。二是推进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发挥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国家级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从不同层面吸纳集聚文化贸易资源，创新体制机制，提供全产业链服务，使之成为功能完善的对外文化贸易服务链和国际文化贸易政策创新试验区，成为文化企业迈入国际市场的助推器。（作者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