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长沙文化产业

1. 湖湘文化的发展现状

近些年来，湖南文化产业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一种“湖南文化现象”，“广电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全国知名：湖南卫视收视率一直位居全国省级卫视第一。

湖南出版成为了中国地方出版实力三强之一；湖南原创动漫总产量连续排名全国第一；湖南《体坛周报》占据全国体育类报纸60%以上的发行和广告份额，北京奥运会期间日发行量达100万份。

目前长沙天心广告创意产业园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湖南广告产业已蓄势待发，10月份结束的第二十届广告节，湖南代表队都有很好的表现，代表公司有创办十三年，集广告设计、活动策划、媒介投放、品牌定位推广一站式服务的木林森文化等。

同时，湖南文化产业百花齐放，广电、出版、报业、动漫、演出、娱乐等已形成优势，数字媒体、电视购物、手机报、网络等新兴业态悄然崛起，创造了大湘网、红网、湖南在线、华声在线、星辰在线、网日传媒、女性在线、金鹰网等有影响的品牌。

(1)湖湘文化与长沙文化产业扩展阅读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

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

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后产生了理学鼻祖周子，主张经世致用而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夫之，以及“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一系列思想家，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

2. 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结构中的—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关于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典型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人们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首先，“经世致用”只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并不能凸显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其次，“实事求是”是儒学本来存在的一种治学方式，它仅是湖湘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治学选择。
第三，“百折不挠”是湖湘文化作用于文化个体的集中体现。
第四，“兼收并蓄”是对湖湘文化开放意识的集中概括。

3. 湖湘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晶，一定的文化又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特定的历史场景，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一点在杰出人物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的一位伟人，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甚至还主动地从中吸收营养。
首先，毛泽东在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中深受湖湘文化注重探求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的影响。形成于两宋时期的湖湘文化一开始便以理学见长，并被誉为“理学之邦”。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对宇宙本源的追寻。在理学家看来，“太极”或“道”或“理”，代表了宇宙万事万物的最终根据，只有真正体认并依照这一根据，人们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并指导人生。将宇宙的本源归结为某种虚幻的精神实体是唯心的，但从本源上探讨宇宙和人生的致思方向还是有其合理性。湖湘文化在两宋时期形成的这种重视探寻大本大源的理学传统代有传人，特别是通过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发扬光大后，对近代湖湘士子影响尤巨。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等人的事功、思想，又深受其师杨昌济的影响，在思想上很快便进入一个新天地。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其理由之一是曾氏能探得“大本大源”。他认为大本大源即是“宇宙之真理”，而“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若以此大本大源相号召，则天下之心无有不动，天下之事无有不能为，国家无有不富强，人民无有不幸福。因此，他呼吁“有大气量人”今后将全部工夫放在对大本大源的探讨上，“从哲学、伦理学下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由此可见，毛泽东一方面吸取了湖湘文化中关于“大本大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将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将其与对社会的改造联系起来。这种高度重视真理探求、重视哲学世界观改造的思想，无疑是对重视“大本大源”的湖湘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在后来的革命战争年代乃至和平时期，毛泽东之所以不惜投入大量精力从事理论思考和著述，并不断在党内外发起整风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不能说与此无关。

其次，湖湘文化强调经世致用、经邦济世、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特点也在毛泽东身上留下深刻烙印。自湖湘学派创立之初，胡宏、张等人就十分“留心经济之学”，反对“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空洞心性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探求国家治乱兴亡之道。此后，这一特点也被湖湘学者继承下来并加以弘扬。和近代许多湖南有志之士一样，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深受这一湖湘文化传统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经邦济世的远大抱负。就读一师时，他曾广泛接触包括王船山在内的清初几位大师的学术思想，并经常到船山学社聆听刘人熙等讲述船山哲学，对前人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极表认同和向慕。他还在“修身”课的笔记中认真抄下了王船山论圣贤与豪杰的语录：“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并释“圣贤”为既具有高尚的“品德”又能够成就“大功大名”的“德业俱全者”。这表现出与船山同样的以治学与治世并重的人才观。从这一点出发，他称赞曾国藩是不同于单纯传教之人或单纯办事之人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这也是前述他“独服曾文正”的另一理由。由于对经世致用学风和内圣外王人格的强烈认同，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具有激越的救世情怀，自觉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他曾经写道：世上“小人”太多，故“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而他创立新民学会，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并与同学一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更是他救世济民伟大抱负的直接体现。可以说，毛泽东正是在经世致用这一湖湘文化的影响下，怀着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从家乡走向省城，从湖南走向全国，直至领导人民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变革。

第三，湖湘文化力戒空谈虚浮、主张务实践履、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历代湖南学者大都重视实践，提倡力行。毛泽东是近代以来正确处理知行关系、高度重视实践作用的典范，之所以如此，自然也与他早年所受湖湘文化影响有关。

毛泽东是我们中国伟大的革命领袖，假如没有湖湘文化的熏陶也没有新中国伟大主席的产生，或许有点夸张了吧，不过湘湖文化对于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进程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4. 湖南的“湖湘文化”到底是指什么

湖湘文化
分 类：地域文化
地 域：湖南
代表人物：蔡伦、欧阳询、周敦颐、贺鹏等
代表著作：周子全书、曾文正公全集等
含 义：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后产生了理学鼻祖周子，主张经世致用而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夫之，以及“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一系列思想家，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湖湘文化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等的洗练之后，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盛誉。

5. 长沙环境对长沙文化的影响

湖湘文化的三个特点（转载）

2007-12-09 2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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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人文/历史 转载 青枫峡 人民网&8226 联谊会馆 湖湘文化
本人长居长沙岳麓山下，在岳麓书院的文庙中读的小学，毛泽东青年时在岳麓书院自学期间的卧室正好是我所在班的教室。生于斯、长于斯，常常观摩着高挂在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堂上古老的“实事求是”匾额，对湖湘文化自有一种比他人更深的感同身受。我感觉到湖湘文化有三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湖湘文化有三个源头。

一、三湘四水的灵动多彩，蕴育着激越冲突型的文化思想。自古湖南属楚，湘楚文化实为一体。从现存的楚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湘楚文化先人的激越、浪漫和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一特点？我认为这种文化特征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同江南水乡的文秀和蒙古高原的雄浑一样。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的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摄氏度，夜晚的气温仍可高达33摄氏度。而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尽管湖南号称为鱼米之乡，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烈的荒蛮之地，以至于贾谊分配到长沙作王太傅，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

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烈，冬寒夏暑，春秋两季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如楚辞中的离骚、天问、招魂，湘楚巫文化中的祭祀，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漆画等，其不同于黄河流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追求对称和工稳，而是更跳跃、更激情、特别是表现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二千多年过去了，湖南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依旧，则从屈原到欧阳询、怀素，到王船山、魏源、曾、左、彭、胡，到谭嗣同、王闓运、齐白石，到黄兴、蒋翊武、蔡锷、毛泽东，这种情怀和精神一以贯之。我们在面对湖湘文化的时候，决不能低估了这种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二、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淅、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四十多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可以说没有一个湖南人能听懂省内的所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出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而不管移民来自哪里，其最根本的特点是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和拼搏的精神，这种气质上接先人楚文化的跳越浪漫，就形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激越而又有序、笃实而又灵动、浪漫而又实际的鲜明地域特征。

三、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近四百年湖湘文化的道统脉络非常清楚，前后大家相望，从王船山的旁证博引、评述宏论，到魏源的洋为中用，到曾国藩的笃实学风，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唯实”的思想路线是前后相继的。

身为万世师表的伦理思想家孔子，生前并不得意。他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晚期提出了新的、有浓厚唯物辩证特征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借复古的口号行革新变法和挽救人心之实。孔子生前实是改革家。

汉代董仲舒尊孔，抽掉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留下了伦理道德。宋代的朱程理学则对孔子学说精华破坏最大，理学家用佛学和道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玄说来注解和重构孔子的学说，结果儒学理论体系越来越大，离孔子的真理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

朱程理学以心学为号召，知行两端，基本上把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阉割掉了。南宋的灭亡和元明两代儒学日益走向唯心的“心学”，使有远见的文人不能不从实际出发来思考当时的社会诸多问题，其代表就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开山祖王船山。

船山先生以激越的文人情怀和不屈不挠的实际斗争生活体验，上续诸子，提出了“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唯物的基础上复古了孔子的革新辩证精神。可以说船山学说相当的部分是独立于朱程理学之外的。船山学说强调经世致用，经清中叶魏源、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推崇，遂成当世显学，它对发奋图强的清末洋务运动，对立志救国的“五四”前后大批文化青年都有深广的影响。

要而言之，今天谈到近代湖湘文化的传承，无论思想哲学还是文学艺术，其思想路线就是“格物致知”、“实事求是”。

6. 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有哪些有名的文化产业集团文化产业战略布局如何

有名的文化产业集团有：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湖南三辰卡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宏梦卡通传播有限公司
发展现状：
近些年来，湖南文化产业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一种“湖南文化现象”，“广电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全国知名：湖南卫视收视率一直位居全国省级卫视第一；湖南出版成为了中国地方出版实力三强之一；湖南原创动漫总产量连续排名全国第一；湖南《体坛周报》占据全国体育类报纸60%以上的发行和广告份额，北京奥运会期间日发行量达100万份。
同时，湖南文化产业百花齐放，广电、出版、报业、动漫、演出、娱乐等已形成优势，数字媒体、电视购物、手机报、网络等新兴业态悄然崛起，创造了红网、湖南在线、华声在线、星辰在线、女性在线、金鹰网等有影响的品牌。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金融危机对全球文化领域的影响逐渐显现，湖南省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各地文化发展程度、市场格局不同，对各地文化领域影响范围和深浅也各异。美国文化领域受影响最直接也最大，欧州及亚太地区则次之，到湖南则影响有限。如2008年湖南文化产业仍保持15%以上的增长速度，超过全省经济总量12.8%的增速。可以说，金融危机下湖南省的文化产业发展机遇大于挑战。对于湖南省来说，随着2009年文化强省战略的进一步实施，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的提速，都会为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支持。

文化产业战略布局：
湖南按区域特点确立了“一区（长沙）三带（京广线、潇湘流域、大湘西）四轮驱动（广电、出版、报业、娱乐）两翼齐飞（旅游、会展）”的文化产业战略布局。构成了全省文化产业各具特色又相互呼应；产业集群化又遍地开花的空间格局。
中国投资资讯网 2009-2012年湖南省文化产业分析及投资咨询报告

7. 湖湘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根据湖南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暗合，人们对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产生了再认识：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

我国考古学界认定，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炎、黄二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即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此前的湖南，还拥有数十万年旧石器文化的历史。湖南气候温湿，其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超乎一万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稍早的为野生稻，略晚的为栽培稻，还保留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说明，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旧石器晚期的长江中游，已经成为两岸文化同源的纽带。渡过湖北江陵一带，便是湖南洞庭区土质松软的澧阳冲积平原，具有发展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晚期始，先民们陆续进入这个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县彭头山就有文字发明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八千年左右的澧县八十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传说记载完全暗合，和战国中期《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续三皇本纪》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的时间之和也大体相当。由此可见，神农氏族从陕甘迁入澧阳，创造的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将稻作文化发展到了规模农业阶段。制陶工艺亦相当娴熟，以多种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辐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邻。湖湘文化从此更不断创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古城和稻田的被发掘，证实了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记载。澧县八十遗址发现一些台基式建筑，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状，平面呈海星状。这种礼仪中心遗址提示人们：澧县八十原是神农时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也就受延揽而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其先祖的寝陵附近。这样，整个神农时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也就浸透了神农氏族文化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联盟的奠基者，尔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黄集团从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黄帝成为首任酋长，继续高举炎黄联盟大旗，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的巩固基础。湖湘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

《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上述三个层面更共同锻造了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崇实、主动、重行、通变、求真、达用的哲学方向。以王船山为代表的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历史前台，成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湖湘文化。当然，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有的人希望将湖南这两种文化形态连接起来，并称之楚湘文化。

美术：

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是中国画的源头之一，西汉彩绘漆画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油画。孕育了易元吉、张宜尊、齐白石等美术大师。

体育：

奥运湘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28枚金牌中湖南代表团夺得7块金牌。金牌：杨霞：女子举重53公斤级 占旭刚：男子举重77公斤级 龚智超：羽毛球女子单打 刘璇：女子体操平衡木 熊倪：跳水男子三米板 熊倪/肖海亮：跳水男子三米板双人 李小鹏：体操男子双杠

音乐：

娱神歌舞，是湖南民间早期的歌舞形式，在湖南延续的时间很长。透过风俗性的民歌，可以窥见楚人"重淫祭"、"隆祭祀"、"迎神送神"、 "歌乐鼓舞"的某些古朴遗风。如在全省广为流布的《闹丧歌》、《干龙船》、《傩腔》、《猎山歌》，都留有古代一些祭祀、娱神的痕迹。

1993年以来，在全省和全国大奖赛中，有500余人获奖，获奖作品达300余件。《春满土家寨》、《摇篮之歌》、《拉着中华妈妈的手》、《我们是株冶人》、《太阳雨》、舞蹈音乐《踏水谣》、《南燕驾着春风来》、《走向明天的辉煌》、《中法集团之歌》、《山里的哩哩》、《思念武陵源》、《民族魂》等作品获得国家级音乐评奖的金奖。

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 近几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理论成果和优秀理论人才。在省以上公开刊物发表的音乐学术论文200余篇， 出版音乐理论著作60余部。

宋祖英，李谷一，陈思思，汤灿

戏剧：

湘剧是湖南地方大戏剧种之一。民间一般称之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湘潭班子”。“湘剧”这个剧种名称最早见诸1920年长沙印行的《湖南戏考》第一集西兴散人序。因是用“中州韵，长沙官话”演唱，故又称长沙湘剧。湖南戏剧包括：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武陵戏、荆河戏、巴陵戏、湘昆、长沙花鼓戏、邵阳花鼓戏等。

长沙花鼓戏，其中《打铜锣》、《补锅》、《烘房飘香》、《双送粮》、《骆四爹买牛》、《牛多喜坐轿》、《八品官》、《啼笑因缘》等剧目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1983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排演的神话剧《刘海砍樵》，应华美协进社邀请，赴美国纽约、华盛顿演出。美《华侨日报》、《华语快报》、《纽约时报》等均载文评论，祝贺演出成功。长沙市花鼓剧团演出的《刘海砍樵》也应邀赴日本演出，倾誉东瀛。

舞蹈：

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舞蹈艺术，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风情独具的艺术风采。 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现有近400多个舞种，舞蹈节目多达几千个。湖南舞蹈艺术的发展历史悠久。湖南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之花，萌芽、生长于楚文化和湖南原土著居民文化的艺术土壤。隋唐以来，《绿腰舞》、《白狞舞》、《柘枝舞》等著名的盛唐宫廷舞蹈，也流传到湖南。唐人李群玉曾在长沙看到过南国佳人的舞蹈。他作《长沙9日登东楼观舞》一诗，描述了其时的情景。这些外来歌舞与当地的楚舞和民间歌舞相融合，铸就了丰富多彩、风情独具的湖南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的独特风姿。自古以来，在湖湘大地上便居住着苗族、土家族、侗族、瑶族、壮族、回族、瓦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习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构成了他们各各不同的舞蹈艺术。苗家舞蹈有《跳香舞》、《接龙舞》、《盾牌舞》、《先锋舞》、《茶盘舞》、《傩愿舞》、《渡关舞》和鼓舞、芦笙舞等。土家舞蹈有《摆手舞》、《毛古斯》、 《八宝铜铃》、《仗鼓舞》、《跑马舞》、《造旗舞》、《团鸡舞》、《梅嫦舞》、《八幅罗裙》、《跳丧》等。 侗族的舞蹈主要有《芦笙舞》、《多耶》、《冬冬推》等。瑶族舞蹈主要有《伞舞》、《刀舞》、《盾牌舞》、《羊角短鼓》、《香火龙》及多种祭祀舞。

文学：

湖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的南楚到明代，为古代湘楚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代表人物有屈原、阴铿、李群玉、胡曾、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第二个时期，从清代到中日甲午战争，为湖湘经世文学时期， 其文学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龄前魏源、曾国藩、何绍基、郭嵩焘、邓辅纶、王闿运等；第三个时期，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为资产阶级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谭嗣同、陈天华、宁调元、易顺鼎等；第四个时期，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欧阳予倩、田汉、丁玲、沈从文、张天翼、周扬、周立波、康濯、莫应丰、古华、谭谈、孙健忠等。

屈原的辞赋，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写下了许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风土人情、民间祭祀、神话传说的辞章，表现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开创一个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南方楚辞、离骚文学流派的同时，也奠定了湖南文学的基石。

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都曾流寓湖南， 并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伟大诗人杜甫还客死在湘江的一叶孤舟上。宋元明时期湖南著名的文学人物有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

在乡先贤王夫之“身之所历，目之所见， 是铁门限”的理论遥相倡导下，湖南文士得风气之先，经陶澍、贺长龄、魏源弘扬光大后，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派文学群体。他们以功业自许，以实务为先，写诗作文则提倡介入生活。也就在这一时期， 湖湘文化走向成熟，趋于繁荣。在散文方面，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桐城古文湘乡派，涌现了吴敏树、邓辅纶等一些著名作家，他们宗法桐城而不固守桐城义法，明确提出将“经济之学”纳入文学范畴，认为文章除了必须讲究义理、考据、词章外，还应当力矫空疏，经世致用。在诗歌方面，出现了何绍基、王闿运等名家。他们都是门人****甚众，文采风流，盛于一时，交相辉映在三湘天宇， 造成了当时中国诗坛的奇丽景观。

资产阶级文学时期，时间上为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熟练地运用了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及浅显的白话文，写作了《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为辛亥革命起义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文物：

长沙窑始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晚唐时，长沙窑的产品已远销朝鲜、日本、东南亚和西亚， 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陶瓷产品之一。

较重要的有西汉牛镫、魏晋人形吊灯、五代马殷铁盆、马希广和马希范铜镜、宋代铜则、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玉春瓶、双鱼大盘和清初的铁炮等。

湖南是南方发现商代晚期的铜器最多的省区之一，总数约有300件。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宁乡县月山铺转耳仑的四羊方尊，黄材寨子山的人面方鼎，醴陵狮形山的象尊，衡阳市包家台子的牛尊，湘潭县九华金盆养鲤的豕尊，华容、 岳阳、常宁的牺首兽面纹尊等。这些青铜器以体形高大厚重，纹饰优雅秀丽，造型雄奇，铸造精良而闻名于世，在中国青铜文化宝库中占有较高的地位。

马王堆西汉古墓，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为一马鞍开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原来以为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继发掘，先后出土3座西汉墓葬。据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结构非常宏伟复杂，其中一、三号墓棺椁葬具保存完好。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如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临广西壮族自治区医学的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

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长沙西汉王室墓的发掘出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的出土，分别被评为1992年、1993年、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觅踪者湖湘文化溯源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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