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

『肆』 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管委会是什么级别

正科（局）级，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是正处级。

『伍』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内容如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 。

《方案》提出，要努力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建成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样板区、中部地区绿色崛起先行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创新区、生态扶贫共享发展示范区。

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一定要保护好，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陆』 如何认识和推动创新驱动时代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发展

目前衡量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标准是科技标准。但我认为，除了科技标准外，文化创新也应该成为衡量创新型国家另一个重要标准。对于如何认识、理解和推动在创新驱动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我想谈三点个人看法：一、应当将文化产业发展切实纳入国家整个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之中。二、应当深入开展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现行管理模式，逐步建立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统筹管理体制。三、加快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进程。”本文为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近日在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高端峰会上的发言。

非常高兴和感谢受到邀请出席由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主办、传媒大学承办的2016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高端峰会，高朋满座，智者云集，让我也有机会聆听大家的高见，增长见识，开拓视野。
首先，我认为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好，“文化+时代：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鲜明地点出了当前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特征。
一是我们正处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重要节点上，这个节点既是结构调整的关键枢纽，又是关键动力，那就是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十八大报告提出来的。十三五规划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这一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为我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是经济发展，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是建设文化强国、发展软实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文化与经济，经济与文化，二者有着极为深刻的内在关系。
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文化发展，反映了会议主办者跳出文化谈文化，把文化与国家发展战略的主线紧密结合，寻求跨界、融合、统筹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
目前衡量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标准是科技标准。国际上对创新型的国家和一般性的国家是有区分的。
所谓创新型国家，判断的第一个指标是科学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上的贡献率占多少，发达国家一般是在70%以上，我国到目前公布的大约是60%左右；
第二个指标，科研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是多少，按照国际上普遍的认可，创新型国家的标准应该占GDP的2.5%以上，目前我国是2%，我们国家中长期计划到2020年我国科研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2.5%，进入创新型国家。
但我认为，除了科技标准外，文化创新也应该成为衡量创新型国家另一个重要标准。从本质上说，文化创新的关键要素是内容创新，但文化科技和文化表现、传播和消费技术的创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上下一体的普遍共识，尚未形成一个相互交融、有机统筹的体制机制。
对于如何认识、理解和推动在创新驱动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我想谈三点个人看法：

应当将文化产业发展切实纳入国家整个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之中
换言之，从文化产业自身角度来说，应当主动融入国家整个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并以此来认识和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目前无论是文化产业自身，还是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出台和实施，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是比较少的。这有复杂的原因，有历史原因，也有体制机制原因，但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主动出击，主动融入，充分运用国家战略和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有极大的空间和平台。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这是一份关于如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最为重要的文件，非常具体，非常有措施。
全文共分9个部分30条，8000多字，包括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金融创新的功能，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创新培养、用好和吸引人才机制，推动形成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局面，加强创新政策统筹协调，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
这份文件在整个科技界、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都震动很大，影响深远。但是，我觉得在整个文化界包括文化产业界，好像触动不大。这其中一个原因是起草制定这个文件的基本上是科技界、工业界、经济政策界，没有文化界参与。
整个文件只有四处出现“文化”一词，而且只是把文化作为创新驱动的环境附属语来提及的，如“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具有实质意义的仅在一处提及“改进互联网、金融、环保、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监管，支持和鼓励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
我以为，这份文件对有效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科技界、高校院所、工商企业界外，对我国文化企业、文化产业以及从事文化科技研究人员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件所提出的坚持需求导向、坚持人才为先、坚持遵循规律、坚持全面创新的4个基本原则，包括所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如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打破制约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改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准入管理、完善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提高普惠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壮大创业投资规模、强化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支持、拓宽技术创新的间接融资渠道、加快下放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加大对科研工作的绩效激励力度、改革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评价制度等，都在相当程度上适用于文化科技、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当今时代，文化与科技密不可分，相互推动、相互促进。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通信技术既是科学技术、也是文化技术，这一相互融合的趋势日趋明显。
在文化装备制造业和文化消费终端制造业中，在影视装备、舞台装备、影院装备、印刷装备、游艺娱乐装备、移动互联装备等领域，现代科技成果的开发、转化、利用比比皆是，成效显著。
据统计，目前，国内文化装备产业年交易量超过万亿元，占国内文化产业总产值的1/4强，并以年均20%增长。在这些方面，我们文化产业业界包括管理部门应当毫不犹豫地积极主动将文件所制定的卓有成效的具体举措予以适用。
例如，文件明确提出，加快下放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在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中，将职务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在重要贡献人员、所属单位之间合理分配，对用于奖励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收益比例，可以从现行不低于20%提高到不低于50%。
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即对科技成果转化法进行了修改，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法的执法检查，我上个月随检查组去浙江，这一修改对当地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显著成效，一些地方甚至把收益比例上调到70%。但从检查情况看，基本没有涉及文化企业、文化科技成果转化及相关科研机构。
要有效解决文化与科技融合问题，既需要科技界努力，更需要文化界的努力。
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促进二者有机融合的良好势头，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路甬祥牵头一直大力推动把创新设计作为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手段。
科技成果能够切实有效地转化为产品，需要有很多的条件和原因，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在科研技术转变为产品过程中，要使创新设计成为其中重要的、关键性的环节。
他提出一个理论，从农耕时代以来的设计分三个阶段，农耕时代是设计1.0版本，工业制造业所带来的设计称之为设计的2.0版本，当今世界进入新的时代，比如说高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互联网的出现，环保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理念、文化创意理念的出现，这些共同构成一个新的环境下的节能、环保、信息技术、大数据和文化的共同支撑下的新的设计理念，叫做创新设计，是设计3.0版本，他认为我们现在进入了这样的时代。
前些时候由中国工程院牵头专门成立了中国创新设计联盟，下面成立了一些分会，统筹我国的整个的设计行业。大家知道，以往中国的设计行业更多的是附着于工业设计领域，比如说机械工业协会下的工业设计委员会等。
进入改革开放以后设计的领域已经扩大了，不完全是机械工业产品本身的设计，覆盖到很多的领域，比如说艺术设计、环境设计、服装设计、灯具设计、日用产品的设计等等，这其中必然包括文化产品、文化消费、文化模式的设计。
今天谈到的创新设计是一个总体概念。中国工程院的创新设计联盟研究出台了一个战略报告，向国家提出了相关建议，把创新设计作为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和平台给予推动。
这一建议被正式写入《中国制造2025》，目前正在积极研究出台相关行动计划。
设计与文化密不可分，可以说，凡是设计都离不开文化创意，反之，凡文化创意也离不开设计。推动创新设计大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2014年，国务院从文化产业的角度专门发布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今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决定深度发掘文化文物单位馆藏资源，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这些都反映出设计作为一个平台对文化与科技的交融。
另一个例子就是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数字创意”，将其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绿色低碳、高端装备与材料一并列为五个“十万亿级”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使之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数字创意也就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内容产业，包括影视、动漫、游戏、数字出版、在线服务等等。目前这项研究工作正由工程院潘云鹤院长牵头组织团队开展，取得了积极进展。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在国家政策层面、在科技界，都开始强烈关注到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开始采取实际步骤予以推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文化产业界包括文化理论界、管理部门更要有紧迫感，要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舆论和研究，主动出击，在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上发挥更大作用。

应当深入开展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现行管理模式，逐步建立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统筹管理体制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与科技仍处在一个协调沟通不畅的状况，相互割裂、各自为政。
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理顺管理体制，整合形成统一高效的文化产业促进机制。
所谓理顺管理体制有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部门自身的体制，二是文化部门与相关部门如科技、信息、财税、金融等的体制。
目前，文化产业涉及到不少部门，机构分设，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的传统文化体制的弊端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由于不同文化产业分属不同文化主管部门，产业政策制定和国有资产管理又分属计划、经贸、财政等部门。
全面建立统一高效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尚在进行中，尚未完全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执法体制，尚未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
这其中，一些问题是短期的，一些问题是长期的，但无论如何，在当今全面推进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涉及文化产业的政府部门、企业界、包括学界，都应当齐心合力，采取有效措施，从制度层面、政策层面、机制层面、学术层面推动建立跨界、融合、统筹的管理体制，建立完善文化企业、文化装备制造业和文化消费终端制造业的信息平台，促进和保障文化产业切切实实纳入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之中，分享政策红利。
加快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进程
创新驱动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保障就是制度创新。制度的最高形式就是法律制度。
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工作，纳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一类项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柳斌杰主任委员也高度重视这一立法工作，委员会也开展了调研。
目前文化部正在牵头负责草案的前期起草工作，组成了专门工作班子，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应当看到，起草工作有着相当难度，在明确文化产业的概念和范围、建立文化产业统筹管理机制、建立金融财税保障机制、构建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机制、建立文化产业社会化发展促进机制、建立人才培养保障机制、以及建立统一的文化市场及监管机制等方面，仍有不小的困难和障碍。
在此，我呼吁在座各位，充分发挥你们的智慧和能力，献言献策，共同为制定出台一部体现创新驱动战略要求、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好法律贡献力量。

『柒』 打造世界领先的珠宝文化产业集团

薛楚亮

深圳市宝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始创于1989年,注册资金6000万元,为“全球铂金首饰生产领军企业”和“中国铂金第一家”,是全国专业从事珠宝首饰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和销售服务,以及自营进出口业务的大型珠宝企业,现已投资有五星级宝亨达国际大酒店、李朗国际珠宝产业园和李朗软件园等产业。

公司总部位于配套设施齐全、建设面积达12万多平方米的龙岗区“宝福李朗珠宝文化产业园”。该文化产业园为中国(深圳)第五、六和七届文博会的分会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宝福公司现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珠宝首饰品牌企业,拥有员工1500多人,研发设计人员180多人,企业总资产达12亿多元。

2012年中国珠宝玉石首饰年鉴

『捌』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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