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当代中国有哪些大众文化流行现象
文化建设变成文化产业的建设势不可挡。事实上，这不过是开端而已，远不是终结。虽然一些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益，但整体而言依然具有许多困难。对此姑且不论，就文化产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中国和西方如美国相比还存在非常大的距离。但关键不是人们是否要坚持走文化产业的道路，而是人们如何走文化产业的道路。
目前的文化产业建设必须面对当前中国文化现状的种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文化在不同方面的非均衡性发展。
首先是精英和大众文化的差异。中国的文化精英在文化的消费方面无疑具有优越性。他们是大学教授、文学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专业人士，除了阅读哲学、宗教和艺术等方面的书籍之外，还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出入美术馆、画廊、剧院等。与此不同，一般大众也许主要是消磨在电视机前，为各种节目特别是流行的电视剧所吸引，当然也有可能到歌舞厅去唱歌和跳舞。精英和大众文化的差异无疑是显著的，正如传统所说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差别。但现在的问题是，精英文化缺 少对于大众文化的引导，相反，大众文化往往借助于流行文化构成了对于精英文化的冲击。
其次是城市和乡村文化的距离。因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异常突出，所以在文化方面的差距特别触目惊心。城市的发展日益趋向现代化，但乡村的建设比较而言是落后的，甚至是停滞不前的。当城里人借助各种现代的技术如有线电视、互联网和各种先进的文化设施享受各种文化产品的时候，乡下人只能收看电视中的几个节目。也许乡土文化更多的是各种传统的节庆，婚丧嫁娶，还有麻将和赌博等。一个典型的城市和乡村文化的距离的范例是超级女声的比赛。当城市为此狂欢和痴迷的时候，乡村对此却极其冷淡和毫无兴趣。
最后是中国和西方文化的矛盾。当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对世界封闭的国家，而是面向世界，以主动的姿态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这也导致中国当代的文化不仅保持了中华民族自身的，而且包容了世界的，其中主要是西方的。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形，一方面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如读经、尊孔和办国学院，另一方面则是基督教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引进，如最突出的是在青年大学生中基督教神学的介绍和西方生活方式的接受。在一定范围内，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强势。一个极其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面对西方情人节的玫瑰、烛光、美酒和咖啡，中国富有浪漫、想象和诗意的七夕却被人遗忘，而且即使被冠以中国情人节的美名，也激起不了那些痴男爱女的向望。
除上述所说的问题之外，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它们都是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和必须解决的。但这种文化产业的非均衡性或者是非和谐的发展还不是当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最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文化本性受到了伤害。必须承认，文化的产业化从行政控制中解放出来，甚至从某种狭隘的政策、政治、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文化产业的发展自身却具有一个致命的危险，即文化在产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时候，逐渐丧失文化自身的本性。在市场经济的游戏中，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构成威胁的因素有三个：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它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种文化。
第一，虚无主义的文化。虚无主义主要否认人生和世界意义，也就是基础、目的和价值等。在当代中国文化中，传统的价值也就是儒家所主张的价值已经不再具有规定性，它至多只是一个文化遗产和遗迹。如传统的春节不仅是家人的团圆，而且也是对于天地的膜拜和对于祖宗的追思，但现在的春节却完全改变了其本性。在饥饿的岁月里，它是饱餐的时机，但在温饱的年代里，它几乎只是一个例行公式。人们不敬畏天地，但未必就崇拜上帝。如在西方的圣诞节，人们到教堂去赞美上帝，在家里和亲人相聚。但在中国的圣诞节，人们往往和朋友们狂欢。既不是天地，也不是上帝，而是各种体育和娱乐明星成为了我们时代的偶像。他们并不代表某种最高的原则，而是因为他们在某个领域里第一，是名人。但最具时代特征的是各种类型的造星运动，它将一个非英雄变成英雄，如芙蓉姐姐。这些人物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虚无主义的明星。
第二、技术主义的文化。当代的各种文化只要它试图进入市场的话，那么它们都必须借助于技术，最主要是传媒技术、信息技术。例如广告就是极端情形。一种文化产品已经被技术处理过了，而广告对于这样一个技术化的文化产品还要进行再度技术处理。就技术方面而言，当代文化不同于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虚拟化。一个虚拟的文化产品所呈现的特性为：假的如同真的。因此人们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如同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一样。但这容易混淆现实和虚拟的界限，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网络依赖症就是如此。正如人们依赖酒精和毒品所制造的麻醉和幻觉一样，网络依赖症就是对于虚拟世界的依赖。它无非表明，人被技术化了，人被技术所制造的虚拟世界所控制了。
第三，享乐主义的文化。当文化成为产品的时候，它就要提供给人消费。所谓消费就是满足人的欲望。人有各种欲望，有身体的，有社会的，还有精神的。但身体感官欲望的满足，亦即享乐，成为了消费最直接的形态。因此一些文化产品便直接或间接地将享乐主义作为自己的原则。于是不仅所谓的娱乐文化，而且一般的文化也奉行这样的口号：娱乐至上，娱乐至死。更有甚者，有的文化产品为了刺激人们的欲望，诲淫诲盗，宣传色情和暴力。这种文化就不是一般的享乐主义了，而是假丑恶，是走向犯罪。
Ⅱ 用文化产业理论分析中国当代流行文化
一、从“启蒙功能”到“市场功能”：中国美学的角色转换
众所周知，美学作为来自欧洲的哲学分支学科，在东亚诸国的出场必然经历“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便形成了一个历史过程，亦即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
追本溯源，对于中国而言，美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是中西文化会冲与融合的成果。它最初是依据西方的学科分化和学术规范构建而成，而又必然具有本土的特质。然而，这种中西互动却造成这样的悖论：中国审美主义虽以康德意义上的“审美非功利”为基本理论预设，但又都强调审美之“无用之用”的实用性功能。这种功能具体表现在，美学在中国总是与（外在的）“理想社会”和（内在的）“理想生命境界”相互关联起来。[1]
这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美学的主潮，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潮。从“审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学的主流是一种“泛感性论”的生命哲学，它具有三重意蕴：其一，将“生命”与“审美”贯通；其二，赋予艺术以“宗教式”的救赎功能（以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为代表）；其三，以“泛审美”的目光观照世界。归根结蒂，“生命的艺术化”是中国审美主义的核心，它要藉审美之途来安顿此岸的生存，现代中国美学家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与宗白华的“艺术的人生观”，就是其典型化的形上境界。
因而，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与80、90年代，中国的审美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成为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的急先锋。特别是在80年代，出现了全社会皆学美学的“美学热”，这是一场以抽象理性形式所表达的“感性解放”，当代思想家和美学家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和具有人类学意味的哲学思想在其中占据了主导。这便是美学在中国的“前导性”的问题，它犹如幽灵在汉语思想界内游荡和隐现。实质上，“审美人生”与“理想社会”犹如一张纸的两面，前者往往为后者提供着内在依托和主体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外在实现和客观显现。而华夏古典文化重个体生命的安顿和体贴，则为“生命艺术化”的思想奠定了传统基源。由此来看，从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解脱美学”与梁启超“社会关怀美学”的二元并置，直到世界末关注生命的美学思潮与审美文化研究的共时性的出现，都是在从内、外不同的角度论述着相同的主题。
然而，中国美学所承担的“启蒙功能”，却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得到了转切。这是由于，市场经济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秩序的获得便主要依赖于政治活动的强力整合作用，经济活动对此则很少贡献。于是，政治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并使得经济与文化活动服从于自身，从而使得三大活动领域以政治为中心统合为一个整体，即诸“领域合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经济活动本身就直接构成了一种保证社会秩序的整合力量。由此导出的结果是，各个领域间将不再存在一种直接的从属关系，而是相互拉开了距离，相对地分离了。此可称为“领域分离”。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这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时“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最为根本性的转型，它深刻地影响着文化运作方式、文化结构及文化内容的转变。
历史地看，20世纪中叶后的中国，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渐分离，中国文化的总体发展格局也经历了三大阶段。就历史发展的顺序来看，最先是意识形态的一度空间，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始，精英文化开始游离出来，形成意识形态与精英文化的“文化二元分立”局面，这是80年代的基本情况；最后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兴起而来的“大众文化”漫卷之势，并由之而构成与“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并存的另一极。至此，“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便已出露端倪，从90年代开始这种局面基本形成。可见，中国文化的格局变化是一个由“整体统合”到“逐渐裂变”的历史过程，我们称之为“复调文化时代”的来临。
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当中，中国美学自觉地介入到社会转型和文化分化的进程当中。在“文化二元分立”阶段，美学自觉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功能。这意味着，美学在精英文化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与之形成二元格局的历史进程当中，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说充当了一种“分离者”的角色。这充分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凸显、“主体性”思想的彰显和“文化热”的浪潮当中。
然而，到了文化“三分天下”的阶段，美学便自然被赋予了“市场的角色”。在中国，美学研究者们对“大众文化”和“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的提倡，恰恰是同大众文化的繁荣共步发展的。当大众文化真正繁荣之后，知识分子又发现了文化背后的经济要素，于是“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便成为了当代的社会热点。可以说，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前奏，从事文化产业研究的学者也大都具有美学的学术背景。当然，这里必须区分出两种意义的美学，一种是狭义上的“作为学科”的美学，另一种则是广义的美学，介入现实和文化的美学，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更多属于后者。无论怎样，文化的经济化、商业化和市场化，已在当代中国成为了既定的事实，尽管知识分子对此所持的立场各异。
二、当代焦点：“日常生活审美化”及文化产业位置
“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是当代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热点专题，这一观念主要来源于社会学界，以当代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德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思想为代表，常常被视为“后现代文化”中“文化边界崩溃”的特定内容。 在中国，这种观念已经被大量地用于描述当代中国文化的某种现状，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当然，与欧美主流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不同，中国社会仍处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多元共生和并置的格局里面。
简单说来，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 就是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的“艺术的品质”所充满，亦即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把审美特性授予原本平庸甚至‘粗俗’的客观事物”，或者“将‘纯粹的’审美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物”。
当审美消费可以实现在任何时空中，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审美消费物的时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极端状态。从时装、首饰的“身体包装”到工业设计、工艺品和装饰品的“外在成品”，从室内装璜、城市建筑、都市规划的“空间结构”到包装、陈列和编辑图像的“视觉表象”，都体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关怀。同时，不仅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及其周遭环境都得到了根本改观，而且，就连人自身，只能属于每个自己的“身体”，也难逃大众化审美设计的捕捉。在当代社会里面，从美发、美容、美甲再到美体，皆为直接面对身体的审美改造。这样，“消费文化中对身体的维护保养和外表的重视提出了两个基本范畴：内在的身体与外在的身体”。 当设计的对象转向主体的时候，就不只包括对人的外观的物性设计，而且还包括对“灵魂、心智的时尚设计”。这也便是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所描述的人们不只在美容院和健身房“追求身体的审美完善”，而且，还在冥思课程当中“追求灵魂的审美精神化”。 这两方面都指向了一种所谓的“美学人”（homo aestheticus）的存在。
在这种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审美化当中，随着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接合，“文化工业”（culture instry）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阿多诺（T. W. Adorno）晚年所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1975）一文中，就认为“大众并不是衡量文化工业的尺度，而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10] 实际上，“文化工业”一反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命题，从而成为“市场所宣告的有目的的无目的性。”[11] 换言之，“文化工业”以其商业的实用目的，用市场的交换价值取代了文化的使用价值，从而也就收买了无目的性的领域。如此看来，“文化工业”就将——文化的无目的性与市场的目的性——两种原本相反的形式合而为一。一方面文化工业是以纯然消遣形式出现的个体接受，另一方面却又是以实用消费形式出现的市场经营，二者在“文化工业”那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在这种经济动力的要素的注入后，显然会进一步推动“大众对自身与周遭生活越来越趋于美化的装扮”。于是，文化工业就利用其“有目的的无目的性”驱逐了康德美学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然而，“日常生活审美化”起码还可以做出这样的区分，一种是“表层的审美化”，这是大众身体与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美化”。但还有一种“深度的审美化”，这种审美化应该是深入到了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因为，外在的文化变迁总是在慢慢地塑造和改变着大众的意识、精神、思想乃至本能，“深度的审美化”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了。
在大众文化层面上，这种“深度的审美化”更与“拟像”（Simulacrum）文化的兴起息息相关，大众也在通过视觉接受这种文化对自身的“塑造”乃至“改造”。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创建了一套“拟象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理论，其主旨就在于要从历史序列的角度，为这类“后现代文化”设定一个坐标系。他认为，拟象的三个序列与价值规律的突变相匹配，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依次递进：⑴ 仿造（counterfeit）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导模式；⑵ 生产（proction）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⑶ 仿真（simulation）是被代码所主宰的目前时代的主导模式。[12] 第一序列的拟象遵循“自然价值规律”；第二阶段的拟象遵循“市场价值规律”；第三阶段的拟象遵循的则是“结构价值规律”。在鲍德里亚的眼里，第三阶段的“拟象”，主要用以描述后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图像转向”（the pictorial turn）或“视觉文化转向”（the turn of visual culture）。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突出呈现，就是仿真式“拟像”（Simulacrum）在当代文化内部的爆炸。当代影视、摄影、广告的图像泛滥所形成的文化事实，提供给大众的视觉形象是无限复制的影像产物，从而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包围。这些复制品由于与原有的摹仿对象发生了疏离，所以就成为了一种失去了摹本的“拟像”。它虽然最初能“反映基本现实”，但进而又会“掩饰和歪曲基本现实”，最终“掩盖基本现实的缺场”，不再与任何真实发生关联。[13] 这种诉诸视觉化的文化由“眼”而入直接塑造着人“心”。于是，“拟像”创造出一种“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拟像”文化。如此一来，“拟像”世界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被销蚀了。“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区分的抹平，带来的正是一种“超现实”（hyperreality）的镜像。[14]
质言之，后现代审美文化的最核心特质在于：“拟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得以“内爆”，一切都笼罩在“审美的灵光圈”之下，后现代的文化现实从而成为“超现实”的，不仅真实本身在“超现实”中得以陷落，而且，真实与想象之间矛盾亦被消解了。在这里，文化“创意产业”（creative instry）与“内容产业”（content instry）便承担起了其应有的角色。这是由于，作为“文化工业”的当代发展形态，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了一种“以知识和创意为本的新经济”（knowledge and idea based new economy），这种“知识经济”或“创意经济”已经成为当代“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核心和动力。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化产业已经实现了由传统的“文化工业”向当下的“创意产业”转向，这亦是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Ⅲ 文化产业中，流行音乐的实质是什么具有什么特点
流行音乐就是商业产物，面向普通大众，通俗易懂，简单，感染人。大部分人都不懂音乐听个热闹，简单听着有劲就行，谁管有没有艺术感。
刀郎就是例子，能感动普通大众，但是他的音乐就是流行歌曲有特色的地域特点，没啥大的艺术感。
流行歌曲就是 几个乐段铺垫，在就是副歌轮唱。 关于爱情事业友情这三方面。
Ⅳ 为啥肤浅的韩国文化产业在中国流行而有内涵的俄罗斯多元文化产业在中国不流行
俄罗斯的文化在中国一度很流行的，大约是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吧，后来中共和前苏联闹翻了，因为军事的问题。那个时候，俄语是大学里的第二门语言啊，是第一外语，很多上过大学的老一辈人都是会俄语的哦。两弹一星知道的吧，是有苏联专家的指导的，但是后来闹翻了，就是中国科学家自己搞的。那个时候苏联对中国有好多军事援助，你可以去看看那段历史的。苏联的文化，其实在中国植根很深的。
至于现在韩语特别流行可能有好多的原因，一是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地位一降再降，而韩国在战后崛起，现在人均GDP也是在世界前列。韩国在历史上本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文化上还是亲的，虽然很不要脸的说什么都是他们的。韩国的娱乐业很发达啊，韩国的整容，现在日韩的服饰很受大众喜欢啊。
现在人们的压力都超级大地，谁会在累了一天之后，还要去看那些深奥的东西啊，现在在传媒界有个词叫“泛娱乐化”，大家都追求娱乐，放松，就像湖南卫视以娱乐中国为目标，但是湖南卫视很成功啊，快乐大本营的收视率多高！！长盛不衰啊！！
韩国的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的比俄罗斯多吧？出国去韩国的也比俄罗斯的多吧，临近啊，去旅游也更方便吧。用处还是很多的。
Ⅳ 深圳有哪些文化创意园
南山区有：OCT-LOFT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南海意库、深圳大学3号艺栈等文化产业园；
宝安区有：F518时尚创意园、华丰SOHO创意世界、深圳市永丰源瓷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文化产业园；
龙岗区有：大芬油画村、龙园 、龙岗动漫创意产业园、客家民俗博物馆(鹤湖新居)、三联水晶玉石文化村等文化产业园；
福田区有：田面设计之都创意产业园等文化产业园 ；
罗湖区有：怡景国家动漫基地等文化产业园；
这些园区都还不错，有时间都值得朋友、家人、摄影爱好者去游玩拍摄，而华丰SOHO创意世界作为宝安首个VR创新创业基地，是VR发烧友游玩参观的好去处，也是VR虚拟与现实软件开发企业与个人办公选址的不二之选。
Ⅵ 服装行业为什么是创意产业他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业时尚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创意产业文化产业
其中服装设计行业属于文化创意产业中的设计服务业，按照这么说的话分到文化创意产业这一类里也算行得通吧。 您也可以去汇秀网（huuxuu）去看更多文化创意产业的资讯和分类
Ⅶ 中国大陆为何没有高度发达的流行文化产业呢
慢慢会有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