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中的哪种产业有直接关系
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中的工业产业有直接的关系。工业生产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的产业和科技发展程度。
B. 中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分析
中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分析？
中国的产业结构依然是庞大的外资经济和房地产以及低收入农民和不平等经济促成经济增长的基础，总体上中国经济是脆弱的，没有强大的前沿科技支撑，社会积极因素比例微弱。总体上中国依然是靠被动式的经济模式求的发展，社会总体经济基础依然薄弱，依然是危险的经济。一个国家仅仅靠以上所说的经济模式发展势必永远使民众没有资本从事广泛性的民间科技发明和创新，民众也是疲于奔命地为生活奔波，思想没能完全摆脱利欲熏心的困扰，社会道德无法形成，最后国家将为此付出恶性循环的代价。
C. 产业经济学发展是怎样的
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发展阶段
在经济学中，产业通常被定义为生产同一种（严格说来是具有较强替代性）商品的企业集合，此时，产业与“市场”是同义词，因为只有为同一市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才能构成同一个产业，而同一产业内的各个企业都是在同一市场上相互博弈，展开竞争并追求其最大化利润目标的（马广奇，2000）。当然，这里的市场指的是狭义的局部市场，而非广义的一般市场。因此，产业经济学最初只是以特定产业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产业组织、产业的规模经济、产业内企业间的竞争垄断关系，后来逐步被经济理论界扩展到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政策等方面，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架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是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的规律性；①产业关联理论是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来描述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的是有关产业的结构政策、组织政策、技术政策、布局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从研究范围来看，在欧美国家，产业经济学实质上是狭义的产业经济学，即围绕产业组织研究的产业组织学，它以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前提条件，较少考虑体制性因素对产业组织的影响。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不完全竞争下的 SCP范式，企业的目标、规模和组织，与产业组织相关的管制与反垄断等公共政策。在日本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其经济理论界把产业结构、产业关联和产业政策也囊括在产业经济学中，从而使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得到扩展，并且习惯上称其为广义的产业经济学。
从发展轨迹来看，产业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和深化阶段。
（一）萌芽阶段（1930年以前）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说，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根源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与新产业的不断产生。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发展，产业之间、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客观需要理论界对其运行规律进行研究。实际上，这种研究的需要早已随社会分工的深入演化而得到强化，理论界顺应这种客观需要也早已开始了其研究进程。这样，产业经济学萌芽的历史自然比较久远，最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Smith, A., 1776)那里。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后人所推崇的两个原理：一是市场竞争机制理论，二是劳动分工理论。这两个原理都论及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厂商的市场行为问题，这对后来的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之后的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1890)吸取其理论营养，首创性地提出“产业组织”概念并引入到经济学中。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讨论生产要素时，丰富了萨伊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生产三要素理论，提出了第四种要素即组织，指出资源配置效率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竞争活力的问题。他认为，追求规模经济必然导致垄断的发展，而垄断会阻碍和破坏价格机制的作用，使价格受到人为因素的控制，从而扼杀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自由竞争，使经济运行失去活力，破坏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因此，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之间的内在矛盾，被后人称为“马歇尔冲突”(Marshall Conflict)。
马歇尔所处的时代仍然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垄断现象并不常见。但是到了20世纪初，垄断性的经济组织逐步形成，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罗宾逊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对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市场进行了分析，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如此，此时的产业经济学还处于萌芽状态，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还未形成。
其间，产业结构理论也开始萌芽。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 Petty)就在其《政治算术》中论述了三次产业之间相对收入上的差距（即农业小于制造业、制造业小于商业），并指出，这种差距是劳动力在产业之间流动的重要原因。这为后来的产业间关系以及产业内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形成阶段（1930-1970年）
20世纪30年代，美国处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阶段，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以及企业组织的替代对市场竞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梅森和贝恩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研究小组在哈佛大学成立，他们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美国几十年来产业组织政策的实践，运用经验分析、案例分析和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大规模生产条件下的价格与成本，大企业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以及可竞争市场的条件，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完整体系。其标志性成果是贝恩的《产业组织》（1959年）一书的出版，在该书中，贝恩明确了产业组织的含义，把产业组织概括为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各种类型的市场关系，即它们的交易关系、资源占有关系、利益关系、行为关系；提出了市场结构(Narket structure)、市场行为(Market conct)和市场绩效(Market Performance)三个基本范畴，分析了三者的相互关系，并以研究市场结构为重点，构成了“SCP”分析范式。这就是后人所称的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此后，谢勒的《产业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1970年）一书的出版，提出了更为完整的SCP范式，使产业组织理论更加成熟。
在哈佛学派看来，市场结构主要包括集中度、产品差异、规模经济、进入障碍和政府管制，企业行为主要涉及合谋和策略性行为、广告和研究开发等方面，市场绩效包括资源配置效率、利润率、生产率等。他们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递进制约的因果关系，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决定资源配置的绩效。因此，为了获取良好的市场绩效，必须采取积极的反托拉斯政策和政府管制，以改善市场结构，进而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由于哈佛学派十分重视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又称为结构主义学派。
在产业组织理论得以形成的同时，产业结构理论也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A.G.B. Fisher)首次确立了三次产业分类法，把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物质资料的产业称为第一产业，即广义的农业；把对取自于自然界的生产物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产业称为第二产业，即广义的制造业 （其中包括矿业）；把一、二产业之外的其他所有经济活动统称为第三产业。此后，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 G. Clark)在配第和费歇尔的研究基础上，运用多个国家的经济统计资料，进一步揭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与转移的规律性，后被称之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同时，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还对工业内部各产业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把工业又进一步细分为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论证了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的比例，是随着工业化的过程而不断下降的。并通过计量分析，得出了消费资料工业的比重逐步减少、而资本资料工业的比重逐步上升的结论，这就是“霍夫曼定理”。到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S.Kuznets)运用20多个国家的资料，深入考察了国民收入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列昂惕夫(W.Leontief)还创造了投入产出法，由此分析了产业之间的关系，对产业关联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深化阶段（1970年至今）
1970年以来，产业经济学进入到全新的深化发展阶段，以哈佛学派为代表创立的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一方面不断获得了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因此，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分化成了两条主线：
一条是代表主流学派，沿着SCP范式继续前进的“新产业组织学”，其代表人物有考林(Cowling)、沃特森(Waterson)、鲍莫尔(Baumol)等人。他们在研究产业组织问题中显示了以下几个特征：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数学方法以及博弈论建立一系列的理论模型，以此来研究企业行为；对经济福利问题的分析较为深入，有许多独到之处。与谢勒的SCP范式相比，新产业组织理论对企业行为给予特别重视，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及企业行为看作是一种外生变量，而市场结构则被看作内生变量，而且彼此之间不存在反馈线路。这些可视为对传统的SCP范式的修订和补充。
另一条路线是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其他非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的崛起。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德姆塞茨(Demsetz)、布罗兹恩(Y.Brozen)等人。其中，斯蒂格勒的贡献最大，他在《产业组织》（1968年）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探索了企业兼并的动因和根源，认为企业兼并的动因并不在于实现规模经济，只要没有显著的规模不经济，兼并仍会发生。(2)提出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论述了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关系，解释了产业内的专业分工和垂直一体化现象。(3)讨论了厂商的最佳规模。认为最佳规模取决于许多难以观察和计量的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用“生存者技术”原则来确定最佳厂商规模的观点：即，凡是长期竞争中得以生存的规模都是最佳规模。(4)深入研究了“进入壁垒”问题。传统认为的规模经济、资本需要量、产品差异等进入壁垒因素，在他看来不再构成壁垒，而政府管制是主要的壁垒之一。(5)创立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并运用它来解释市场组织问题。认为信息也可以产生收益，获取信息需要付出成本，厂商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中人的决策环境是以有限信息为特征的，因此，没有必要把完全信息作为实现竞争的必要条件，只要市场中厂商数目众多，就能达到最佳竞争程度。(6)率先对政府管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开创了“规模经济学”的先河。之后，德姆塞茨 (1973)在其《市场集中研》一书中，实证研究了获利能力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总结起来，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特点主要是：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用严格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并强调对各种理论的经验证明（泰勒尔，1988）；反对强调“结构—行为—绩效”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强调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对市场行为持自由放任主义观点，反对政府对产业组织实施干预。
正当欧美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太平洋的彼岸——日本，则非常重视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形成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对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实施干预的集中体现。1945-1955年是日本战后经济恢复的时期，通过实施产业复兴政策和产业合理化政策，成功地实现了钢铁、煤炭、海运、电力、合成纤维等许多工业部门的产业重建和经济复兴之目的。之后，日本进一步通过产业政策的作用，使其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随着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产业政策日益引起各国理论界的广泛关注。1970-1972年，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发布14个成员国产业政策研究报告，促进了“产业政策”在全世界的普及。日本学者如小宫隆太郎、筱原三代平、宫泽健一等对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囊括在第一本明确命名为《产业经济学》的书中，标志着产业经济学的正式诞生。
D. 如何提升产业增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突破
一、强力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产业集聚区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自主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坚持科学规划、提升功能，完善集聚机制、积累机制、服务机制和激励机制，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创新平台等保障能力，促进企业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和功能集合构建。坚持因地制宜，坚持一切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项目建设为中心，以项目调优经济结构，以项目增强发展后劲，以项目壮大资源优势。二、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强化新型城镇化引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抓住全面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城乡统筹，实现互动发展，既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富民强市新跨越的重要保障。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统筹城乡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为切入点，着力推进“产业向集聚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集约经营集中”，努力走出一条全面开放、城乡统筹、经济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三、大力发展服务业。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以重点项目、龙头企业、特色园区建设为抓手，以改善政策和体制环境为保障，做大做强战略支撑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新兴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大力发展旅游业，稳步发展房地产业，加快发展金融服务业，积极发展物联网、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信息产业，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四、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整合文化资源，完善产业链条，培育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加快扩张规模和提升层次，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做大做强广播影视、出版传媒等优势产业，推动广播影视集团化经营。重视文化经济，扶持文化企业，加快文化产业集聚区和文化园区建设。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原文化深厚底蕴，发挥文化遗产丰富的优势，积极打造伏羲文化、姓氏文化、老子文化等知名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根亲文化影响力。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健全社会管理体系，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城市社区和农村村级组织建设，提高管理辖区的能力。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推动经济类、公益慈善类和社区社会组织优先发展，加强对新经济组织、互联网虚拟社会的管理引导。适时出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规范性文件，细化分解工作任务，实施项目化管理，推进全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六、创新工作落实机制。要着力抓好“三力”，即增强凝聚力，保证执行力，提高创造力。要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必须注重机制建设，把握谋划设计、责任分工、推进实施、动态评估、信息反馈等各个环节，建立无缝对接、系统完整、运转协调的落实机制，不断提升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建立健全工作责任、信息传递反馈、行政效能监察、督查等机制，促使各级、各部门动起来、紧起来、严起来，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力倡导问题在一线发现、矛盾在一线解决、经验在一线产生的一线工作法。积极推行县委权力公开、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三公开”工作，切实把风气搞正、把工作做实。要进一步完善奖惩机制，健全领导干部问责制，重点解决落实不力的问题。
E. 中国三大产业发展情况怎么样
入世一年来中国三大产业变化有多大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专题报告分析，“入世”对我国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正
向效应十分明显，但三大产业的变化走势各不相同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近一年的时间里，“入世”的正向效应逐渐显现，由“入世
”而导致的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强劲动力。国民经济运行已经由政
策主导增长阶段转入到政策与市场活力共同推动增长的新阶段。
今年以来三大产业的增长走势与“入世”的正负影响密切联系。从经济增长的结
构上，可以看出“入世”对我国GDP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今年前三季度
，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增长了3％，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以制造
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增长了10％，提高0．7个百分点；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增
长了6．6％，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增长最快的第二
产业正是“入世”最大的收益部门；农业积极应对“入世”，同时由于世界粮食减产
、进口压力减小而变被动为主动；而服务业发展则因外资进入相对迟缓以及电信、软
件、网络等新兴服务业的疲软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为此，关注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的
运行状况和走势，需要密切监测分析“入世”后三大产业的发展变化。
第一产业：积极应对变被动为主动明年预期冲击较为明显
（一）我国承诺的农产品进口配额未对已经供过于求的农产品市场造成较大冲击
。
根据有关统计，2002年中国小麦关税配额管理的准入量为846．8万吨，
但1—8月份只进口49．8万吨，预计全年最多可能进口100万吨，而1—8月
份出口已达53．7万吨，预计全年出口规模在60万—100万吨；玉米进口量为
7000吨，仅为年关税配额管理准入量的3．4％，而预计全年出口可达950万
吨；进口大米14．7万吨，预计全年将实现关税配额管理准入量的7．5％—15
％，而预计全年则可出口200万吨；未列入关税配额管理的大豆，全年进口量最多
为1100万吨，比2001年减少290多万吨。
（二）“入世”第一年，我国农业没有受到市场开放明显冲击，主要在于两方面
原因。
一是世界粮食减产，需求缺口较大，国际市场粮食因没有价格优势而难以进入中
国市场。今年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粮食因灾减产，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全面上涨。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与美国农业部预测，2002年世界粮食总产为20．03亿吨，比
上年减少2．5％，其中小麦、稻谷已是连续5年减产。而中国粮食略有增产，特别
是优质小麦增产较多，预计今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40200万吨，比上年增长1．
4％，市场供给量有所增加，国内粮价继续低位运行，对国际粮食市场保持了价格竞
争优势。
二是中国在世贸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了适当的调控措施。2002年中国对
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大豆、玉米和菜籽）采取了宽严适度的“安全评价”、“进口安
全”和“标识制度”的有效管理，同时加强对进口粮食和饲料的检验、检疫管理，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进口的增长。
（三）2003年预计我国粮食进口量增幅较大，“入世”
对农业的冲击将会显现。
有关管理部门和经济学界专家普遍认为，2002年中国粮食外贸形势好于预期
只是一个特例，是国内国际的一些特殊情况造成的。目前国际粮价的上升已对粮食生
产产生刺激作用，如果2003年灾情减轻，国际粮价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回落，进
而影响我国粮食进出口形势。此外，美国新农业法2002年5月公布以后，大量增
加了对粮食等农产品的补贴，其政策效应将在2003年及以后年份充分显现出来，
美国粮食的产量、出口量将会快速增长，应对此密切关注。
第二产业：市场化与开放程度提高正向效应大大超出预期
（一）“入世”后，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幅增加，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跨国公司
的重要制造业基地。
制造业在“入世”之前就是我国最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也是引进外资最多的产业
。“入世”后，中国正在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前八个月，我国加工
贸易出口达110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5％，加工贸易一跃而成为出口主导方
式。今年以来加工贸易的大幅度上升表明，西方国家一些加工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
。其中，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机电行业出口增长最为明显，1—9月份，我国
机电产品出口超过1100亿美元，同比增长30％，占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
8％，外资企业是带动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二）“入世”以来我国
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发展呈现三个特点。
第一，中国的出口结构与日本等发达国家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出口的产品主
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统计数据表明，2002年前三个季度，劳动密
集型的轻工、纺织、消费类电子产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50％。即使是技术
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中国出口的产品也是以满足工业化国家低端产品的需求为主，
同时还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第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
的行业（如国防军工）外，基本上放开了所有的制造业领域。制造业对外开放的程度
，已超出了“入世”时的承诺和当初人们的预期。
第三，越是全球化特征明显的产业，其受“入世”的积极影响就越明显，越是外
商直接投资多的行业，“入世”后出口的增长速度也就越快。中国与WTO成员实现
了“双赢”。
第三产业：全面开放格局初步形成密切关注经济效应走向
2002年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批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法规和条例，“入世
”协议中的承诺正在逐步变成现实，经济运行中服务业全面开放的格局开始初步形成
。服务贸易领域利用外资呈现强劲增长，今年1至7月共吸收外资合同额77．7亿
美元，同比增长26．5％，实际吸收外资59．3亿美元，同比增长76．5％。
银行、保险、证券以及商贸等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对外资敞
开大门。
（1）银行业————“入世”后，我国取消了外汇业务的地域、服务对象限制
，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将由去年“入世”时的上海、深圳、天津、大连进
一步扩大到广州、珠海、青岛、南京、武汉等城市，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环境明显
改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明显加快。到今年9月底，外资银行在华已有4
5家营业机构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人民币资产总额为477．97亿元，
其中贷款总额为385亿元。
预计“入世”5年后，外资银行外币存款份额将占15％，人民币存款占10％
；外币贷款份额将占20％—30％，人民币贷款占15％；中间业务可达50％。
“入世”10年后，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将接近1／3左右，需要关注对我国银行业
的冲击。
（2）保险业———“入世”以来，已有34家外资保险经营机构获准在我国营
业，19个国家和地区的112家外资保险公司在我国14个城市设立了199个代
表处。据分析，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业务经营特点，一是在取得更多的寿险份额的同
时，占据中国目前的保险空白点。目前我国的责任保险、出口信用保险、农业保险、
工程保险等险种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很小，这些空白点或者不发达的领域可供外资运
作的空间很大，要关注外资保险在这些领域可能逐步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二是实行
集中性市场营销战略，加强对收入水平相对较高，金融意识相对较强的东部沿海地区
市场的开拓。三是争取快速挤进再保险市场。
（3）证券业————从目前有关政府管理部门颁布的政策法规看，我国证券市
场第一步是形成“入世”协议框架下的证券业和基金业的开放；第二步是开放并购转
让市场，使外资通过国有股、法人股的收购间接进入国内证券市场；第三步是在条件
成熟时，通过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开
放A股市场。
“入世”后，外资证券类公司的竞争主要是巩固传统的中资企业境外上市业务；
全方位介入B股业务；争夺财务顾问等A股一级市场的辅助性业务；通过中外合资证
券公司、中外合资证券投资基金以及控股国内证券公司的大股东的方式渗透到中国的
A股二级市场业务。
（4）零售业————总体来看，“入世”前后我国分销领域没有明显变化，目
前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销售总额，大约占全国消费品市场份额的5％，对整个中国消
费品市场的影响很小。
中国开放分销领域后，没有出现外资大量进入的原因，首先世界零售市场普遍不
景气，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外资零售企业对我国市场份额的影响。其次，我国现行的国
内零售市场开放政策已经超出了“入世”所作的承诺，政策上的突破要到“入世”
第二年后才逐步实施，影响程度有待进一步观察。第三，近几年我国呈买方市场
状态，流通领域竞争激烈，流通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新的零售企业包括外商零售企
业在进入时大都比较谨慎。
（5）电信业————“入世”第一年，中国履行电信服务市场开放的承诺，开
放了14个城市的增值服务和移动服务，并对合资电信企业的成立条件、外商资质、
网络互联、资源使用、网际结算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对外开放
格局初步形成。
由于中国电信业的渐进式开放和目前国内电信运营业的格局，因此外资进入中国
电信服务业的领域将主要集中在增值电信服务方面。目前无论是在面向商业用户提供
的电子数据传输、信息管理查询、在线数据处理、一站式全面解决方案等方面，还是
在面向居民用户的宽带网络服务、社区局域网、在线点播、远程医疗和教育等领域，
我国企业都才刚刚起步，市场整体上处于拓荒时期。而根据有关承诺，外资进入这些
领域的最高比例可以达到50％，因此外资在这些增值电信服务市场上将具有广阔的
发展空间。而在基础电信或移动电信领域，由于对外资有一定的比例限制，因此单独
建网的可行性很小。
F.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
产业结构合理有效,则经济会得到发展和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如果不合理,则经济得不到发展,甚至是倒退,有的即使短暂发展了也不能长久持续.
因此当产业结构不合理时首先要调整产业结构,经济才能随后发展.这好比下围棋,产业结构就是布局,布局出现失误,满盘将会皆输.
G. 为什么产业结构变迁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由于分工越来越细容，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这些不同的生产部门，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会在增长速度、就业人数、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因此，在一个经济实体当中（一般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在每个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时点上，组成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是大不一样的。各产业部门的构成及相互之间的联系、比例关系不尽相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也不同。因此，把包括产业的构成、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的结构特征概括为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变化就是各个部门的变化，不同的部门对经济发展贡献不同；结构变化自然也会引起经济增长的变化。
H. 如何看待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
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新常态”。正确认识“新常态”的特征，对于新阶段的经济政策设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改革开放之初快速发展的条件随着快速发展取得的成就已经不复存在“新常态”的显著特点是已经跨过了粗放经营、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了一个不创新、不深化改革就难以持续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之所以30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发展，是因为存在着快速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第一，10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即“穷”，“穷”的另一方面就是产业空间很大，从事什么产业都是新的，都可以发展经济。加之基数小，很容易快速发展。第二，长期的封闭使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外边的世界，特别是不能清楚地了解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上其他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就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知道了我们是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承接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跟在人家后边亦步亦趋地做就是最经济的经济发展方式。第三，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诞生了信息产业和网络经济。这样的态势使世界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兴奋点，并因此使产业结构上升到了更高层次。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可以使我们大批量地承接外来产业转移，实行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战略。第四，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资源、环境压力不大，劳动力“红利”相当充分。第五，改革开放从制度层面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人们创业的热情。基于上述发展之初的条件，我们形成了明显粗放的速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发展方式的特点是：一是粗放经营，铺摊子，上项目，靠投资；二是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动力便宜，走低价格路线；三是招商引资，模仿，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四是过度依靠外需；五是靠行政力量推动，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赛；六是GDP崇拜，速度第一，而不是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在这六个特征中，核心是GDP崇拜和行政力量推动。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使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但付出的明显代价和潜在代价都是难以估量的。此外，必须指出，低价格路线是低层次的竞争路线，是与更穷的国家竞争而不是与更富的国家竞争。二、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做大，我们面临着做强的新的历史任务，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人们所讲的“新常态”。“新常态”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自然放缓。这是基于以下的分析：第一，真正的经济增长是由创新推动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大约从1783年到1842年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这是第一个长波；第二个长波是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时代。西蒙·库兹涅茨在其《长期运动》中也做了类似分析。他们的分析揭示了经济何以发展，即一个革命性发明和发现被用于工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就成为新阶段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就当前情况来看，世界经济还没有出现可以担当引擎的新的经济增长兴奋点。第二，经济增长速度是有一定规律的，即“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下，不受紧缩政策或扩张政策等外来因素的干扰，本身固有的、自然而然的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和既定的条件是协调的，是既定条件下的一种均衡。“自然增长率”是阶段性的，是历史的。据此，随着快速发展的条件成为过去时，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速率，一个中速的增长速度。第三，“新常态”面临的任务是为已经起飞的经济持续加油，使整个经济在做强的过程中展翅高飞。“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是货真价实的创新，是扎实有效的结构调整。三、面对“新常态”的应有形态和政策设计既然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即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就应当以科学而冷静的态度直面现实：第一，要从昔日的GDP崇拜和速度型情结中挣脱出来，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确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要重塑经济增长的心理底线，认清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清楚地把握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创新，是调结构，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即通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提升带动经济发展，而不是水平结构，即平面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更不能迎合错误的速度情结而盲目刺激。必须明确，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就业，但这种就业应当是货真价实的就业，而不应当是伪就业。第二，在“新常态”下应当抓紧完成旨在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任务。经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微观层面的事，是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使然。要正确处理宏观调控和制度建设的关系。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相当多的宏观调控是顾此失彼、按了葫芦上来瓢，我们切不可过高估计了宏观调控的作用，更不能让宏观调控耽误了我们的改革。第三，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激发大众的创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是普遍大众创新的结果。他说，“繁荣的历史进程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广泛实现自主创新的结果。”他强调，“国家层面的繁荣源自公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一个产业空间很大，跟到人家后边模仿着做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创新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安排，例如平等进入、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淡化官本位；鼓励适当的冒险；包容各种创新伊始的“异端”；杜绝各种寻租的机会，把企业家精神引导到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官商勾结的寻租。转载仅供参考，版权属于原作者。祝你愉快，满意请采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