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壹』 传播学四大流派及其观点

一、传播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传播学形成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美国，它的形成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
第一，从传播媒介的发展情况来说，媒介的增加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使得许多社
会科学家越来越关注信息与传播的问题，并开始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来研究这些问题。
第二，从历史和社会环境来说，信息心理战在战争进程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第三，与传播学有着许多衔接点的一些社会科学都已经有了充分发展，为传播学?供了 理论和研 究方法的基础。

1．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源流
（1）欧洲源流
A.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
a) 原为一名法官，因出版《模仿的法则》而成为模仿理论的创始人。
b) 塔尔德认为，一切社会事物“不是发明就是模仿”，而模仿是最常见的，纯粹的发明极少见。模仿是通过人的接触和传播发生，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它分为有意识模仿和无意识模仿，人在集合行为中的模仿是一种无意识模仿，而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模仿即有意识模仿。其中传播是最基本的互动渠道。
B.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a)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 形式社会学的创始人。
b) 他最早提出“传播网络”理论：社会上的个人都由各种信息渠道相互连接。要解释人的行为，最根本的是搞清个人在传播链中的位置。齐美尔将传播网络描述为“舆论的厨房”，其观点对帕克关于“报纸对舆论的作用”研究有所影响。
（2）美国源流
A. 约翰·杜威（John Dewey）
a) 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实证主义哲学家。他构建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支持者。
b) 他强调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认为大众传播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在改造社会方面潜力巨大。
c) 他主张：“社会不仅由于传播而存在，并且在传播中存在着。”他与帕克等人合作创办《思想新闻报》，以改良社会为宗旨，报道社会科学最新成果，但最终失败。
B. 查尔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a) 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他提出镜中我理论（自我发展理论）、初级群体，并与米德共同创立符号互动论。他在《社会组织》一书中专设《传播》一章，对传播定义等许多问题作了论述。
b) “镜中我”理论认为，个人行为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或态度是反映“自我”的镜子。“镜中我”形成的主要机制是传播。传播不仅是个人社会化的途径，而且是社会联结成一个整体的纽带。“镜中我”概念后被米德发展成为“自我”概念。
c) “初级群体”是指具有亲密的、面对面交往与合作的群体。初级群体是个人社会化的基础，也是人们“自我”观念发展的摇篮。
C. 罗伯特·帕克（Robert Allan Ridley Parker）
a) 芝加哥学派的领袖，美国社会学家，被称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早年曾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与杜威等人合作创办《思想新闻报》以改良社会为宗旨，却最终失败。
b) 帕克发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反对压抑或控制外文报刊，强调其有助于维护种族文化，且有助于读者通过家乡语言传递美国文化，从而融入美国社会。
c) 作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帕克将传播定义为：所谓传播，即在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个人由此得以推测他人态度和看法的社会心理学过程。
D.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a) 芝加哥学派中影响仅次于帕克的二号领袖人物，也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互动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b) 曾提出“自我”概念；“主我-客我”理论；自我觉醒（内省式思考）；并和库利共同创立“符号互动论”，经由布鲁默总结提出。他去世后，其作品整理成《心灵、自我与社会》等著作。
E.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a) 在《自由与新闻》、《舆论》等论著中，李普曼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加工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
b) “拟态环境”阐述了现代社会“环境的双重性”和大众传播对现代人行为的影响。
c) 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

『贰』 传播经济学的问题急求啊啊啊啊啊啊啊

1、现在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的产业经济当中“短板”之一就是管理。同样，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媒产业最弱的环节也还是管理。改革开放以来，传媒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已经遭遇到了重宣传管理轻运营管理的规模化发展“瓶颈”，或者说“瓶颈”尚在突破过程中。仅仅从运营结构上看，确实很多的平面或电视媒体，这里包括不少地方性媒体以及一些中央媒体单位，通过资源整合（包括平面媒体与广播电视媒体的跨媒体整合，另外包括区域内频道资源、子报系列整合等），实现了集团化、规模化的“媒体再造”。但从实际的运作来看，一是还遗留着不少机械简单的“体制内”观念，二是整合往往成为流于形式的合并和“挂牌子”。其实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以往的管理运行模式，当然也不可能实现按产业化思路进行资产优化配置之类的管理创新。不破不立，管理不创新，集团化、规模化不过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已。
中国的传媒产业的竞争力究竟如何？制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在发展中我们怎样才能同时兼顾社会效益？中国传媒业距离全球化还有多远？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媒介管理学中寻找谜底，需要从事媒介管理学的中国学者认真思考并体现研究的价值。
有些问题是从事媒介管理学研究的学者们必须关注的：比如一谈到传媒的产业化，似乎就只剩下了追求商业价值；一说到管理创新，眼里就只有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一说到规模化发展，就是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投资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以上种种问题现象，都是传媒业在改革过程中一直难以解决的顽疾。
所以，我们对媒介管理研究的理解应该是：除了探讨传媒如何实现产业化、市场化的问题，除了资本运作、风险管理的问题，媒介管理还必须首先思考传媒产业的战略定位到底是什么？既要解决引进管理人才与制度性创新这样的微观基础性建设问题，还必须运筹如何参与国际竞争、进行文化价值输出等这样的宏观话题。
谁都知道，媒介管理学即不等同于传播学也非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主要原因就在于传媒作为信息传播工具，其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公共属性是其他资本产业及其产品所没有的。所以，媒介管理即要遵守管理学的操作流程，又不能滑落到泛商品化的俗套里；既要尊重其文化属性的特殊性，又不能脱离所生存的社会结构必须的资本和市场。因此，从维护和促进传媒产业发展的立场看，媒介管理学不仅应该受到重视，更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突破、不断发展。
随着全球化、信息技术、网络普及的突飞猛进，网络新媒体的长尾理论已经颠覆了传统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效应。这意味着传媒产业以往的经营理念必须进行观念革命，也正因为媒介管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或是理论突破，或是技术突破，更或者是产业实践突破，都将对传媒自身的发展、甚至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媒介管理学的特殊性出发，如何协调传媒产品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产业发展与整体战略如何衔接？如何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与媒介经营改革的互动？确实是值得进行深度理论研究与探讨的紧迫话题。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媒介管理研究已经成为了支撑传媒业持续做大、做强，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基础性学科。由于它的前沿性、复合性，要求研究者必须搭建现代企业管理的多重知识架构，较为立体地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而从国情出发是媒介管理研究的本源，站在国际视野高度是研究所追求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抓住媒体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比如媒体经营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互动发展是很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课题。具体来说，在社会转型期过程中，媒介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哪些可以依靠政策支持来突破？哪些应该允许试点先行？进行资本性嫁接的传媒产业应该如何设置扩张周期？扩张周期与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如何衔接等。
中国的问题历来有自己的特殊性，要想在媒介管理研究上取得一点点成绩就必须首先尊重传媒业的历史与现实处境，不能脱离具体情况做“纯粹”的学术探索。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媒介管理只有通过与现实媒体的操作化嫁接，直接参与媒体的实践活动，才能让研究更具有针对性，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总之，研究必须要与实践互动。
有些问题必须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一、对国家针对媒体产业以及相关的文化产业政策进行梳理并结合案例分析，求证政策出台、执行、效果等实际利弊，以此为基点判断政策走势和产业趋势；
二、结合宏观经济政策及产业生存环境包括国际媒介生存环境，求证传媒业改革的压力与动力的来源、困境及解决对策的参考模式；
三、选择代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媒体进行现时点纵向和横向聚像比较研究，求证媒体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
四、对转型期社会与媒体改革突破点的研究，结合现实成功与失败案例；
五、预测媒介发展与资本性嫁接的限度以及对政策环境的调整周期的适应及推动作用；
六、媒介生存环境总结及政策调整建议。
追求利润，仅仅是对企业管理决策有效性的检验，而要回答企业的目的，必须在企业之外去寻找，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加拿大学者莫斯在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强调：“传播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十分强大的商品，因为它除了能生产剩余价值外，还制造了符号和形象，其意义能够塑造人们的意识。”《基业长青》的作者认为那些高瞻远瞩公司的“核心价值观经历百余年而一成不变”。
媒介经营与管理是一个社会课题，值得我们为之探索。不仅仅因为流程再造或企业重建，也不因为资本的力量和追逐利润的动力。
传媒改革中最紧迫的问题该如何解决，说到底是传媒业如何发展的问题。
这缘于我们的责任，中国传媒业的责任。
4，“中国的文化产品贸易远远不像商品贸易是出超，而是严重入超。多年来，我们的图书版权贸易一直在10:1左右的逆差水平上徘徊”。“两会”期间，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政协委员赵启正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三强的国家，因此，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特别加强文化的振兴，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我们是世界第一的电视机输出国，却不是一个能够输出电视内容的国家

赵启正委员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为全世界的文明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还曾经有四大发明，对推动人类进步起了巨大作用。但这都是祖先的贡献和祖先的光荣，四大发明之后几百年来我们没有更重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我国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对世界文化贡献作用开始加强，但必须冷静地看到，如今中国对外的文化影响远不如外界对中国的文化影响。

『叁』 传播学考研那些教材很经典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美]赛弗林·坦卡德等 华夏出版社 2000年
《人类传播理论》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7版
《传播理论》 [美]斯蒂文·小约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 [美]洛厄里、德弗勒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美]埃弗里特·罗杰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年
《传播学概论》 [美]施拉姆、波特 新华出版社 1984年
《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和未来》 [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大众传播模式论》 [英]麦奎尔、温德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
《二十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 张国良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美]费斯克等 新华出版社 2004年

《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 常昌富、李依倩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论》 陈力丹 开明出版社 2002年再版
《传播的观念》 陈卫星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 李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
《公众舆论》 [美]李普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 [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 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年
《传播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 [美]罗杰·菲德勒 华夏出版社 2000年
《理解媒介》 [加]麦克卢汉 商务印书馆 2000年
《媒体等同》
[美]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
《文化帝国主义》 [英]汤林森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理解通俗文化》 [美]约翰·费斯克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
《通俗文化理论导论》 [美]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 商务印书馆 2001年
《认识媒介文化》 [英]尼克·斯蒂文森 商务印书馆 2001年
《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 [美]艾英戈、金德著 新华出版社 2004年
《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 [英]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 新华出版社 2004年
《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
张巨岩 三联书店 2004年
《新闻：政治的幻象》 [美]W·兰斯·班尼特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年
传播政治经济学》
[加]文森特·莫斯可 华夏出版社 2000年
《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 [法]阿芒·马特拉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
《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 [美]埃弗利特·E·丹尼斯、约翰·C·梅里尔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年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 [美]彼得斯 华夏出版社 2003年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德]哈贝马斯 学林出版社 1999年
《作为话语的新闻》 [荷]梵·迪克 华夏出版社 2003年
《媒介·人·现代化》 陈崇山、孙五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传播统计学》 柯惠新、祝建华、孙江华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年
《大众传播研究：现代方法与应用》 [美]迈克尔·辛格尔特里 华夏出版社 2002年

『肆』 默多克和戈尔丁 传播政治经济学

莱斯特学派与批判政治经济学
章戈浩
莱斯特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文化学派）在媒体、文化研究中双峰并立，加上格拉斯哥媒体研究小组则分别代表了传播学中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三支不同力量。他们甚至一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派，而被当作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的代表。
然而，作为莱斯特学派的主要人物，无论是默多克还是戈尔丁，他们都不愿以莱斯特学派自居，而倾向于自称批判政治经济学。从莫斯可对莱斯特学派主要人物所做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当初研究中心成立 的宗旨只是为了回应1961年内政部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关心，协助评估电视对此问题的影响。虽然他（指哈洛伦）承认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但其主要兴趣仍在批判社会学的研究上。” “戈尔丁总结说，比起理查德霍尔所领导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实在谈不上有所谓的莱斯特政治经济学派，它甚至比不上杰伊 布卢姆勒和丹尼斯 麦奎尔在里兹大学所形成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学派。为建构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模型，一群个体研究者结合在一起制定了一个制度化的研究计划，他们包括默多克、戈尔丁、菲力普 艾略特以及一些零散加入的学者。” 。在日后克兰对莱斯特学派作出的批评时，默多克与戈尔丁也借此得以加以反驳。
戈尔丁曾在曼彻斯特学习社会学并获伦敦大学校外学位，此后他也在埃塞克斯大学求学。戈尔丁于1990年被拉夫堡大学任命为社会系主任。默多克早年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经济学与社会学。他于60年代曾在苏塞克斯撰写过一篇关于精英艺术市场在纽约崛起与在巴黎衰落的论文。此后，由于研究兴趣转向大众文化与青年文化，他转入了莱斯特大学，并在该校从事了近二十年的文化与传播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研究。默多克现任教拉夫堡大学。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包括文化社会学与文化政治经济学。他也是挪威伯格大学大众传播学院客座教授。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包括，媒体工业机制。
默多克与戈尔丁如果不是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设定了其研究的议题，至少也是为欧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开拓的研究领域。他们几乎涉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同时也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队”参与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以及其他传播研究学派的论争。在1973年，默多克与戈尔丁在《社会主义文摘》上发表《呼唤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 一文，此文后来被认为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宣言性与纲领性文字。戈尔丁的主要作品包括《税收与再现》 、《超越文化帝国主义》 、《问题中的文化研究》 两人合作编撰了《媒体政治经济学》 、《研究传播》
1970年，哈洛伦与默多克就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反对越战大游行所做的“歪曲”报道做了一项专题研究，出版了批判学派的经曲之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 。哈洛伦等人针对此事的报道展开研究，得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结论。比如，他们指出，在传媒日趋垄断的时代，所谓民主社会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趋向非民主化。“事实上，商业竞争非但没有给媒体内容带来繁荣和多样，反而经常使它们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标新立异的也只能在类似的媒体诠释和观众预期的框架中进行。……极其不公正的报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在缺乏其他说法的情况下，观众根本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和全面性。”
哈洛伦与默多克的研究认为，“自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出现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廉价商业报纸，并逐步取代了过去的政党报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报纸为了赢利而必须取悦尽可能多的读者，因此故意避免鲜明的政治立场，标榜价值中立和客观报道。久而久之，所谓的不加任何主观价值判断的事实报道，即缺乏背景介绍的硬新闻便成了报纸的主角。电视新闻不但继承报纸新闻这一实践规范，更将它推到极致，与电视作为视觉听觉媒体的技术特点相适应。突发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事实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就27日的大游行而言，记者们等待的突发事件就是这一过程中为数极少的暴力冲突事件，是视觉上刺激和精彩的镜头和照片，而不是事件的全部过程及其社会意义。”
《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无论是对于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还是默多克以及莱斯特学派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这一研究采用了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量化和非量化的取样途径，剖析了英国的报刊和电视因受其行业自身利益和逻辑的局限而对学生反对越战游行示威报道的失实和歪曲。这项研究使得莱斯特大学传媒研究中心声名鹊起，成为英国媒体与文化研究继伯明翰大学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后的又一理论重镇。此后，该中心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媒体的研究，包括传媒与教育、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保护等之间的关系。莱斯特学派对70年代初兴起的青少年大众文化（popular youth culture）的调查，与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一道成为了早期文化研究的经典。与以往经验主义的传媒效果研究不同，此研究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学生以及他们与传媒的关系置于大的社会语境和过程中，进行经验调查和分析。
默多克和戈尔丁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用于传播和媒体的研究。他们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没有解决大众媒体的作用，没有认识到大众媒体在使得财富、权力的不平等对于被剥削者显得是必然的。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大众媒体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因此默多克和戈尔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媒体在传播知识、信息是从研究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着手的。默多克和戈尔丁一直坚持，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自然遵循20世纪资本的运作规律，即集中和垄断。他们通过追踪记录传媒公司之间的吞并联合，分析传播媒体的垄断趋势。同时，默多克和戈尔丁也强调，传媒产品，包括各类信息、文化娱乐和意识形态，与一般性生产与生活用品相比，具有其特殊性。这些软性产品，对消费者及受众的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能够产生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更可以形成公众舆论，干预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过程。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中，谈到所有权与控制权时通常是以“所有权分散论”与“管理革命论”来为媒体控制者作出解脱。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传媒研究中对媒体制作（media proction）的关注逐渐增加，不少研究将焦点放在媒体从业人员的具体实践过程，强调他们相对独立的实际操作权。在1982出版的《大企业与传播产业的控制》 一文中，默多克通过对英国八家主要私营电视台所作的所有权及控制现状的调查，针对“所有权分散权”与“管理革命论”作了分析。他认为，所有权分散论不过是用表面现象掩蔽了问题的实质。当今包括传播媒体在内的资本主义企业几乎都采用了股份制，这种情况造成了企业所有权分散。事实上，小股东所持的股票只是零星少数，他们在股东大会上并无发言权，真正控制企业的还是少数拥有大宗股票的大股东。大股东凭借自己的势力支配着多数的小股东。所有权的表面分散并没有减弱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权，反而强化了这种权力。对于管理革命论，默多克借用了马克思早年对股份公司中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趋势的预见。马克思实际上在著作中谈到了在股份公司的发展中，不拥有股份的管理阶层将取代资本家走上管理岗位，资本家会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但这并不表示资本家同时失去了有效控制权。通过董事会等机构，资本家紧紧地控制着企业，虽然他们不再从事企业的日常管理。默多克指出，资方的拥有权与媒体从业人员相对独立的操作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中，都应该加以区分对待。因此他将这两种权力分别称为allocative power与operational power。默多克与戈尔丁的这种思路被有学者称为“行动/权力”理论，他们不同于同样对所有权关注的“结构/决定”，后者“着重于分析检视企业主在机会受限的情况下，文化与经济环境的影响力有多大。” 而默多克与戈尔丁的研究则侧重于企业是什么人控制的问题上，不论个人团休是控制管理该组织的权力中心。他们旨在说明权力中心的管理者的意志来管理企业的未来走向。
默多克还通过对美国电视连续剧的考察，谈到了广告对传播内容的影响。他通过对美国电视连续剧历史的考察发现，在二战后曾出现了不少描写下层人民和工人阶级生活的电视剧。这种节目深受观众欢迎，却触怒了广告商。广告商认为这种电视威胁了他们追求的社会形式。因而，广告大力扶助以上流社会生活为主的电视剧以及娱乐性的充满色情凶杀内容。因此，他认为媒体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广告商而不是一般观众，因而对传播内容起决定作用的是广告商而不是受众，资本以广告的形式有力而且有效地对传播内容进行了干涉。这些思想显然与后文将提及的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戈尔丁也在他1979的研究中指出，经济资源的分配对报纸产业在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英国受到右翼报刊的控制，其原因就是为了打入国内和国际市场而付了昂贵的代价，面缺少换成别的刊物就会有能力获得的广告收入。 所有制的诸种形式与组织之、报刊内容与右翼政治派别的控制之间存在着联系。
他们认为，如果能表明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在一个统治阶级手中，那么也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媒体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他们正是通过他们的经验研究证实这一点，大众传播产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在相对较小的经济和金融强势集团手中，因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经典论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被他们加以论证。
尽管默多克与戈尔丁与法兰克福学派同属批判阵营，但是默多克和戈尔丁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部分观点和方法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过分夸大了文化形式的自律性，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大众文化的物质生产与生产在各种包含着生产的经济关系的影响。虽然他们对于文化产业持着和阿尔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池者类似的想法：大众媒体所传播的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起来，保证统治阶级的主导地位。不过他们并不认为大众媒体完全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达工具和发泄渠道，成为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洗脑”的工具。他们将大众媒体产品和大众媒体所有权、控制权的关系，大众媒体与阶级权力的关系当作经过协调的间接的关系。他们指出机构确实在使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合法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们同那一秩序的关系却是复杂和多变的。
在发表于1973年的《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体》一文中默多克即提出要认识和理解散这一新的消费制度----包括形象和符号体系，“我们不能只把它当成一种人们可以随意控制和掌握的象征体系，我们还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物质的工业体系。一时我们把文化工业看成实实在在的工业， 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文化形式主义多样性的日益削弱。在受众和消费者展示创造性的同时， 我们看到的是媒体所有权的晶趋垄断、文化生产的日益商业化，以及公共领域的逐渐削弱。”
“我们在认识到期大众和消费者富有创造力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他们的的创造力所受的制约他们只能在文化工业提供素材的前提下显示和表达自己的创造力。这样，关键的总是就成了谁来规定象征领域的议事日程？在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下开展这引起议事日程？回答诸如此类总是我们就不得不将看作是一个工业休系，受到某些特殊形式的权力的制约。”
如果我们想认识和了解人们为什么会有各式各样的文化生活和进行这样那亲的文化消费，我们应该从一些赤裸裸的物质事实出发，例如他们拥有多少财产和金钱，他们从事的职业是什么，有多少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家里的活动空间有多大工，等等。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都看成决定文化消费的物质因素，在此之后，我们才需要引入其他种种因素。实际上，经济地位和物质状况只能人们的消费规定一个边界线，而不能界线以内具体如何从事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戈尔丁与默多克开始从事的一系列关于媒体效果的研究。这组研究受到了另一位政治经济学者克兰的批评。克兰认为他们两人从原有的立场向后退缩。
戈尔丁的研究着重在于英国小报对津贴领取者的态度 。戈尔丁研究了70年代中期的英国媒体发现，在一个福利国家中存在着事实上的贫实问题，而媒体在报导这些时，从对贫穷问题的报导转向了穷人犯罪问题的报导。这种被戈尔丁称为scrougerphobia在8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时开始消退。
1991年， 戈尔丁与默多克在<文化、传播与政治经济>一文中，还曾引用奥本海默的资料以分析 阶级分化对传播的影响。他们证实，英国的收入差距在加大，收入最高的男性从业者收长增长幅度比最低的高出42%。戈尔丁还指出一个颇有意味的事实，收入与是否拥有电话、电视、家用电脑等现代传播硬件息息相关，而收入是界定阶级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近年来，默多克与戈尔丁十分关注数字技术对传播业的影响，并就数字鸿沟等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探。

传播政治经济学
一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学科。它强调政治及经济力量对传播活动的影响。

二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起源背景
1 报业，电子媒介及电信业从家族企业向20世纪产业界的主要产业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全球媒介的深层集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使传媒的市场化运作成为一种不可阻止的潮流。于是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便开始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领域,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 大众消费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认识的整个过程.因为在这种大众消费经济的强烈刺激下,媒介就必须要充分考虑受众的需求，满足受众的口味，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商品有着广阔的市场场景，在激烈的媒介市场的竞争中有自己的位置。
3 国家通过角色的扩张，成为传播的生产者，行销者，消费者以及监控者,于是,国家制度与传播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也开始成为了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关心的问题。
4 商业与国家力量的壮大，引发了政治经济研究对媒介帝国主义的议题进行辩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分析模式当中做更具体的阐述)

三 学术代表人物
(加拿大)达拉斯 .斯密塞:受众商品论
作为这个领域的开创人，斯密塞以“受众商品论”著名于传播学界。

(美国)赫伯特.席勒:传播:信息与政治经济
他被誉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在世界上反响甚大，在这本书中,他建立了传播、信息与政治经济的理论联系。

(英国)格雷厄姆。默多克与戈尔丁:媒体所有权和控制权
默多克和戈尔丁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用于传播和媒体的研究。因此默多克和戈尔丁是从研究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着手的。

四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
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本身也暗示着政治经济学者对传播研究的两大逻辑：政治的与经济的。政治逻辑即权力逻辑,就是让经济决策的权力逐渐落入少数集团和个人的手中。而经济逻辑即生产的逻辑，它不可避免地支配全球的经济活动。依照这种政治和经济的思路，莫斯可就提出了研究传播的三个切入点：商品化、空间化与结构化，这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内容。
商品化:商品化是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商品化就是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那么,在传播领域当中,商品化也就是指媒介通过提供文化产品获得广告从而得到利润的过程。比如说新闻咨讯，影视剧，电视记录片，娱乐节目,这些产品首先是具有一种使用价值吧,受众可以从中获得信息，收获知识，满足感官刺激等等,但政治经济学者认为,这并不是媒介的最终目标,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受众收看或者阅读这些产品来获得广告寻求利润。这就是传播的商品化过程,而针对这个过程,不同的学者又提出了四个不同的商品形式。
媒体内容的商品化:套用经典的马克思式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来进行分析，那么媒体内容的商品化过程是这样的：比如说一家报社,它的传播内容就是这样商品化的:报纸记者作为赚取工资的被雇佣者，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他们的撰稿能力）。而资本控制了印刷机、办公室之类的生产工具，将若干个记者的劳动力转化成为新闻稿组合成一整套的产品，也就是一份报纸,拿到市场上销售。销售成功后，资本家得到利润，并将部分利润用于支付工资，扩大再生产。最后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媒体内容就成功的实现了商品化的过程。但这还只是媒体内容商品化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媒体运用广告来完成整个传播活动的商品化过程.这是著名的传播学者加汉姆和斯密塞所提出来的一个研究方向,他们认为在研究媒体内容商品化的时候,不能仅仅强调产品的意义,因为强调产品的意义就是强调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媒介产品本身生产的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产品嘛,如果只是看到这个方面的话，就没有充分的将大众媒介当成经济实体来研究,所以必须看到媒体内容的商品化也包括了广告媒介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由此,斯密塞又提出了受众商品的概念。
受众的商品化: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斯密塞提出来的“受众商品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具一格。他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将这种情况比作提供免费午餐的小酒店.20世纪出售啤酒的小店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免费午餐”,而这种“免费午餐”是用以吸引顾客登门饮酒的。而大众媒体就像免费午餐一样，比如说电视台,它提供的“免费午餐”是喜剧、音乐、新闻、游戏和戏剧，目的是引诱受众来到生产现场——电视机前收看广告，我们看广告是要付出时间的吧，而电视台正是将受众的这种时间或者称劳动卖给了广告商来获得价值，所以按照斯密塞的这个观点，受众实际上就是媒介的劳工，受众将自己的时间交给了媒介公司，媒介公司将免费的节目作为受众的报酬，同时受众又为媒介公司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斯密塞将受众劳动作为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毫无疑问，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具体运用。
控制论的商品化：另一种对商品化的考察被称为控制论的商品化。这种由米汉提出的观点，虽然相对于受众商品的讨论并不是研究的热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在现在的电子媒介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它的理论价值的,而且加拿大学者莫斯可对此评价很高。这个研究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媒介生产的商品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米汉指出，广播电视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谓受众的人头数），而只是关于受众的信息（观众的多少、类别的构成、使用媒介的形态）。媒介与广告客户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收听收视率行业进行的商品交换，而由这种交换过程产生的商品，是收听收视率这种信息性、资料性商品，而不是有形的商品。
传播劳动的商品化：劳动商品化,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哲学观点,政治经济学者利用这个观点发现了两种与传播研究有关的过程:第一,传播系统和传播技术的应用扩展了所有的劳动商品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传播产业的劳动商品化,第二,就象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劳动是在生产货物商品和劳务商品的过程中被商品化的。
商品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切入点，但不是唯一的切入点，莫斯可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空间化,也就是说传播领域正在朝着空间化的趋势发展,那么什么是空间化呢？

空间化:传播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
相信大家都知道默多克新闻集团吧,今年的4月9日,他实现了其长达20年之久的卫星电视网覆盖全球的梦想。标志事件就是美国休斯电子公司同意以66亿美元的股票及现金价格将其麾下的直接电视公司出售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而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最开始鲁伯特.默多克只是澳大利亚一份发行不到10万份的报业公司的老板，现在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公司之一，集团资产市值超过310亿美元，那么,他是怎样由一家报业公司扩张成为一家综合性传媒公司的呢?实际上它的发展过程就是空间化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比如1985年收购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这就是空间化的一种形式,我们把它叫做横向集中,就是指一家媒体公司购买另一家媒体公司的主要股份，这其中既有传统媒体行业购买新媒体，就象当年的默多克作为一家报业公司收购电影公司那样,也包括媒体企业涉足非媒体行业,象美国无线电公司购买一家出租汽车公司一样。
而除了横向集中,还有纵向集中. 纵向集中则是指相同产业生产线上的多家公司的集中,打个最本土化的比方，例如湖南电视台最初作为一家电视台发展到今天的湖南广电集团，就是旗下合并了多家媒体和相关产业的公司，总资产达30几个亿。
这种企业规模与企业集中的空间化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了现当代媒体行业发展的主要特征。除此之外,跨国经营企业与全球化是另一种新型的空间化的趋势,尤其是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控制和垄断着当今世界的信息生产和流通,他们通过赢得技术上的优势,今天已经成为了地球上最发达的信息社会,美国控制着世界上的电影和电视节目,还有象西方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权威的新闻机构,象BBC这些电视台,还有各大通讯社,很多关于世界新闻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包括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国际新闻,很多也都是购买的他们的新闻资源,而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它意味着在信息和传播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意味着受控制和受支配的地位。因此,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有学者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传播秩序”的强烈呼声。

结构化:强调社会能动力量和社会变革
结构化应该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最难理解的内容,莫斯可是从社会阶级,性别,种族,社会运动和霸权这几个方面来分析结构化的。他强调的主要是一种社会变革对于传播活动的影响。
首先,从阶级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阶级研究主要揭示的是阶级权力的重要意义.阶级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形成的,可以由他们的财产和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地位,进而判断社会地位,比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而在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强大力量改变传播活动。比如他们可以改变传播政策等等,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还讨论了传播资源享用权的分配关系。他们指出,传播资源在不同的阶级其享用权是不一样的。如网络传播就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参与,而经济地位低的人在这一方面获得的资源就较少,于是形成差距,一种传播等级的差异。
而就性别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的主要是一种女性被忽视的结构转变,这个在我们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如长沙电视女性频道的诞生.在媒体传播过程中,女性往往被忽视,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女权主义运动的出现等等一些因素的作用,人们发现女性其实也是传播领域当中一个需要重视的群体,所以女性频道的开辟便是对原有的女性不被关注的一种旧结构旧传统的颠覆。另外性别对于结构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女性在媒介组织中的权力掌握问题和政策决定过程的参与权问题等等这些方面。
另外种族分化在传播业中也造成了享有权的不平等,比如在美国黑人和白人享有传播资源的不平等。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共同构成了整个传播结构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为要了解结构化过程,还必须关注到社会运动这个因素,因为有些社会运动正推动着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发生着社会变革,从而影响到传播活动。如女权主义运动,黑人权利运动等等,而有些社会运动则围绕着媒介生产与媒介政策本身进行,他们也影响着传播活动。例如,录象带的盗版,电脑黑客,他们就是向传播工具控制权的集中化发起的挑战,还有围绕我们前面提到的"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而组织的运动,就是直接针对传媒生产与分配的不平等状况所做出的国际性的努力。这些都表明社会运动正在影响着人类的传播活动。
我们最后再来看霸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霸权不是一种强制意义上的霸权,而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具体表现在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系列实际观念当中,比如:市场是生产型经济的支柱,投票选举是实行民主的主要手段,喝牛奶可以补钙等等,这就是一种霸权,霸权（包括话语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他深刻的影响着传播活动的内容同时又通过传播在社会中制造霸权,但霸权不是不可攻克的,就象我们刚说的喝牛奶可以补钙这个已经被大部分人们认可的观念现在不是也正在被我们的林博士所否定吗?而且正在通过传播媒介逐渐的影响到更多的人。建立新的霸权可以把"非主流"的东西变成"主流",从而实现一种传播领域的新秩序和新结构。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化其实是对旧结构的颠覆和一种新结构的建立,实现传播资源享用权的合理分配和平衡。

『伍』 有人断言传播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谈谈你的理解。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资本家和商人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他们靠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当今发达国家的工人有高收入、高工资，是因为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高，单位时间劳动生产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发达国家一天创造的经济效益也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资本家即便是付给工人高工资，仍然可以在刨去生产成本后获得可观的利益。而给付工人高工资，可以刺激工人消费，活跃市场，刺激生产。从而在市场上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陆』 学传播学是一种什么体验

本、硕传播学资深体验户前来凑答。就我目前五年的传播学学习体验而言，我觉得传播学就=啥都学=啥都学不深。

本科的时候，在新闻传播学这一级学科下吧，不学点新闻采写和中外新闻史简直说不过去，学了新闻采写又不能不学学摄影和录视频吧，纸媒和电视媒体都得平衡嘛，不然厚此薄彼多说不过去。然后还有公关关系、作为与社会学严重交叉的学科还要学社会学，然后是专业课：传播学教程、人际传播、国际双语传播、新闻传播法律与法规、健康传播、发展传播……哦对，突然想起来还有西方文化概论。

总的来说本科阶段的传播学就是一个大而化之的笼统学科，非常尴尬，新闻采写比不过新闻学，摄影实操比不过广播电视新闻学，只有理论深一点，但问题是，本科阶段学那么多理论有啥用呢，又不搞学术。

研究生阶段的传播学学习才让我觉得有一种在学点东西的感觉。我觉得学传播学的话，只有对它的发展历程、三大范式、几大学派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了之后，才能算是入门了。（想要对传播学的范式有所了解的话此处荐书刘海龙的《大众传播：范式与流派》）

以上 祝好~

『柒』 什么是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作用的一门科学，它强调以一种“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

『捌』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简介

现代传播译丛。来
本书拒绝将源一个人、一种关系、一次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明显复杂性简化成一个核心本质或核心概括。
尽管大森媒介及传播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取向在时下极具建设性和启发性，但是本书作者文森特·莫斯可只是将其视为解释社会过程的一家之言。他坚持认为，他所全力投入的这个学科并不因为它的来由而具有了天然权威性的一系列意义。因为，从本质上说，沟通和传播的价值不在于贡献出问题的答案，而在于不时展现人类意识格外锐利的一面。

『玖』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有何异同

法兰克福学派在媒介研究中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单向度文化”的概念以及“机械复制”理论。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支。他们最大的特色，在于建立所谓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相较于传统社会科学要以科学的、量化的方式建立社会经济等等的法则规律，他们则更进一步要探讨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哈贝马斯提出的沟通理性等，都是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