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作业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现实起点是什么?
应该是商品，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属性，这是劳动二重性导致的，理解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2。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应该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按照马的观点，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占有优势，从而剥削了劳动者，因为劳动者只有人身自由，自由得没有任何生产资料
⑵ 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文－－－谈价值规律方面的
论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与宏观调控
内容摘要：
就资源配置而言，市场机制下极具活力的自由竞争，加快了优化资源配置的步伐，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使市场经济焕发着其他资源配置方式所不可比拟的光彩与生命力。然而，也正是由于优胜劣汰的残酷和趋利避害的“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使市场机制具有本身无法克服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经济运行难免出现大的波动，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在一定限度内掌握必要的经济资源和参与必要的经济活动来克服市场失灵，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关键词：
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宏观调控
内容：
一、价值规律 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只要商品经济存在，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客观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以价值为基础进行等量交换。可见，价值规律既是价值决定的规律，又是价值实现的规律。也可以说，它既是调节商品生产的规律，又是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对社会经济具有以下作用：
1、价值规律自发的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即配置社会资源。
2、价值规律自发的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价值规律会引起和促进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造成优胜劣汰的结果。
总之，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是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归结为一点是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益。这是通过价格与供求相互制约的关系、通过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者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实现的。
二、宏观调控 是指政府为实现宏观（总量）平衡，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而对货币收支总量、财政收支总量、外汇收支总量和主要物资供求的调节与控制。由此扩展开来，通常把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采取的其他措施也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
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对市场经济的有效动作发挥调控作用。
关于宏观调控问题，我觉得大家在理解上有一些偏差，包括有一个议题“后宏观调控”的理论。其实，不存在前宏观调控和后宏观调控的说法，都不是一个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宏观调控在国外专门有宏观经济管理经济学，它和市场机制是配套的。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认为计划就是宏观管理。认为外国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1985年有一个会议，我们请了一批外国经济学家，外国经济学家谈到市场经济的时候，法国的经济学家叫阿尔百克，他说法国就是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我们78年开始改革， 85年才认识到西方的市场经济特别是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当我们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宏观管理和市场机制是什么关系？很多人又糊涂了，认为搞市场经济用不着宏观管理，这是错误的。它要克服市场的波动性和盲目性，他们是质同的关系。刚才企业家讲了宏观调控、宏观管理管的什么？
很多人讲市场经济但不讲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是什么。我们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调控企业，这是我们在理论上的创新。这是一半，因为它还有一个逆向调节，如果企业发生了变化，影响到市场信号，然后影响到国家，国家在进一步进行宏观调控政策，所以他们是一个互动的行为，这样两个方面讲就全了。
宏观调控是一个不断的变化的完整过程
如果说企业发生变化市场发生信号，引起国家在进一步进行宏观调控。这是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所以说宏观调控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所以哪来的后宏观调控，哪来的前宏观调控，他自始至终与市场经济共存，所以对当前政策的理解了就找到了方向，就看到了前途，要看到未来。要想看到未来必须在理论上武装自己，什么叫宏观调控、什么叫市场机制、什么叫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把这个几个掌握了，就能掌握未来。所以说企业如果不参与这个环节，就会导致信息不足，这就会使有些方面花费的时间长一些，如果及时的反映及时的调整，这个效果会更快一些，所以它是互动的行为。所以企业要参与进来。
宏观调控是一个不断的变化的过程，那么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它不仅仅是房地产，房地产是一个方面，和我们联系的一个是我们国家800种商品，或者900种商品有相当一部分是供大于求，解决这个供大于求外贸，现在我们加入世贸以后，纺织品设限，出口更多困难，外贸达到70％，这样的情况，通过设限影响产品的出口，能源我们40％进口，那么现在石油价格涨到70美元一桶，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我们大量的产品供大于求，就要考虑扩大内需。
增加内需的能力
第二个政策，要扩大内需，要靠我们居民的消费能力，把我们的产品把它消费，把它转换成价值，房地产业是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的内容，他对拉动内需起到重要的作用。
宏观调控就要通过增加内需的能力，来使市场经济生产的商品、产品消费掉，形成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建成市场经济内在的增长机制，调控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房地产只是一个方面，你要形成内在增长机制，企业、市场的消费主体和国家政策要连动。有一个政策的实现性，通过实现企业把信息反馈给市场，市场再反馈给宏观部门。企业的参与对宏观调控的正确性起着一定的作用。宏观调控是一个大的方面，它要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使经济供给和需求平衡。
关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西部要大开发，东北部要振兴，东部要崛起要率先实现现代化，这个区域的发展对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商机，房地产业可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大有作为。还有一点，很多人没有谈到，就是走出去，我们建筑业要走出去，我们在建筑业在国际上要有一个很好的影响，在阿尔及利亚地震中，我们上海建筑公司建的医院在别的国家建设的建筑都有倒塌或断裂等等现象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医院纹丝不动。所以阿尔及利亚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评价。我们房地产业怎么样和走出去相结合，这是房地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房地产业应该说五中全会给它提供了宽阔的发展方向，落实十一五规划我们房地产业就大有作为，大有发展。
房地产问题：
2006年，上海楼市将从供需两方面进行调控。23日，在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庞元表示，今年将围绕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加强和改善对供应和需求的双向调控。
庞元表示，今年上海将继续贯彻“以居住为主、以市民消费为主、以普通商品房为主”和“鼓励消费、规范投资、抑制投机”的调控原则。
在供应方面，根据开发商的资金情况，上海市房地局将加强预售管理，积极引导开发商分批有序均衡地上市。
同时，将通过加大土地供应调控力度，合理控制配套商品房的上市节奏，进一步控制新建商品住房的上市供应总量和节奏。
在需求方面，继续落实各项措施，并积极引导市场预期和信心，进一步鼓励市民正常的自住性消费。
住宅建设方面，着力加强住宅发展的前瞻性研究，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探索节能省地型住宅建设标准，进一步提高住宅的工程质量和配套质量，降低住宅的资源能源消耗。
去年全年上海总共建成“四高”优秀小区85个；加大了“平改坡”综合改造的力度，共竣工项目60个，面积386万平方米，受益居民6万多户；完成旧住房综合整治1550万平方米；加大了廉租住房工作的力度，享受廉租住房政策的家庭已由上年底的1.35万户增加到1.8万户。
此外，上海计划2006年完成旧住房综合改造90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列入市政府实事工程的“平改坡”综合改造40个小区，400万平方米。
总结：
由于社会供求受市场机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会出现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加以调整，熨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波动。有市场机制，就要有宏观调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宏观调控将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不存在何时结束的问题。但是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和力度，应当而且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经济运行情况而有所调整。我们自始至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运行情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从以上对宏观调控多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是通过对影响价值和价格的诸多因素，即使用价值量、纸币发行量和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行调节，来间接调控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反映的价格的。这些方法都是从价值规律的要求出发的。就市场调节来说，也体现了价值规律的要求和作用。所以，价格问题实质上是承认不承认价值规律的问题；遵守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处理好价格的关键。这个科学结论已为我国实践所证明。
参考资料：
2006年上海市房地产问题
关于宏观调控问题以及“后宏观调控”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⑶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论文)
一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成了许多经济界人士关心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构成及在当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科学性需要人们研究这样的关系问题。
基本的争议依然没有变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主要的推理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代通行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词，一般都是作为理论经济学而言，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其他一切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的学科。这时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义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较大篇幅的材料，来证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致的，指出“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王振中同志还从马歇尔到萨谬尔森的有关文章和著述中引证了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否通过弱化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来发展政治经济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2]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应是为数不少的。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了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两种特指：一种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起国家教育部在高校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就是这样）。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先生基本上是持这一观点的，他在《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出现了基础理论‘缺位’现象”[3]。“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注）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客观现实。”[3]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正在创立《中国经济学》，试图摆脱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纠缠，事实上这些同志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不同的，否则就没有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时，前者主要是指以苏联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蓝本、马克思《资本论》及相关经济思想或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不主张将一个人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无限扩大，将一切后人的发展都概括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中去，那也是机械的、唯心的、违心的。否则也就没有建立“列宁主义学说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必要了。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的。但长期以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分开来，说明经济学摆脱了阶级性，增强了科学性。另一种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与意义，证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的经济建设才不会犯方向性错误。而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及时形成好的经济理论，常常出现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象，与这两种片面认识是有一定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归宿，可以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样的认识丝毫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会影响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作用，事实应该正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亦即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张仁德，1999年）。首先，经济活动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且又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关系，孤立的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联系普遍存在，单个个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了。马克思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和人们的相互联系以后尽情展现经济理论，应该说是执了经济活动的牛耳。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引入了社会经济制度分析（基础是产权安排），经济活动状态（企业内部与社会的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均衡设想（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私有制条件下结构均衡的破灭——经济危机）和社会集团成员间阶级对立的论述。
问题是经济活动中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即按马克思讲的社会生产力问题。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所涉及，但并非是为研究生产力而研究生产力的，对生产力自身的规律、要素、层次、分布等这些基本内容马克思都没有太多的展开。马克思论及的生产力问题就象他研究使用价值一样，是作为“商品价值的物的承担者”来对待的，研究生产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动力，生产关系形式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事实过程，马克思始终要抓的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经济活动中还有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几乎就没有论及了。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替代品的生产，竞争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业结构的是否均衡问题，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生产对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有了触及，但严格来说也是没有从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明，因而离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要是有距离的。
马克思主义不朽的经济著述中还有一个鲜明的思想，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占有和压迫关系，阶级的争斗是人类演进的直接动因。应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阶级斗争的缓和而否定历史的存在，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都是阶级问题都有阶级斗争，但问题是除此以外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既有阶级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和一些可移性关系。亲戚、家庭成员参与经济活动，这中间不同的利益归属往往就很难用阶级斗争来说明。我们在这里讲的可移性关系是指后发的社会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乡邻关系等。在中国这个崇尚做人为先的社会里，可移性关系处理的好坏会被认为比什么都重要，为获得亲友和社会的赞许，财产占有上的多寡往往会变得并不突出。
进一步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阶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对立关系的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面肯定存在，这样的分析与历史发展的吻合大于隙裂。绵延不断的被压迫者的起义和抗争说明了分析的正确性。问题是走向极端就会显得不足，作为阶级关系存在对立以外还有协调甚至合作的方面，从时日短长的角度看，协调和合作要多于对立和争斗。阶级关系间自我协调和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适应，按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新兴阶级处在上升时期还有它的进步性，其他阶级还愿意与其合作。可正是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了，当时代进入以阶级合作为主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怀疑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创立时因市场经济的各种表象并不充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人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背离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精神，出于迷茫、投机、革命等复杂的心态，传承多于发展、僵化多于创新，以致于一些人不是从精神，而是从词句摘抄 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今天许多文章还总是在述释《资本论》是如何先见，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市场经济，我们今天也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那里都有了说明，《资本论》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指导。他们居然忽视了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应搞市场经济的起码知识，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之一。那种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其结果不是正确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封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套用一句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将来也不是被谁打倒，而可怕的是会被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人捧杀。“左”是主要的危害，这句震人肺腑的话应犹在耳边。
三
近百年来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与联系的日益广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是谁也不会否定的事实。为什么要发展？说明原有理论有不足、有缺陷。如何对待这一点很可能是问题的又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既要“补新”，又要修篡，两者都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为主要任务的（我们也知道还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有“脱轨”之势，我们应该能认识这一点。第一是资本家的经济人性质有了变化，资本家的纯粹的经济人身份开始向理性的经济人转变。纯粹的经济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润而牵引，敢冒绞刑的危险，剥削工人不择手段，对待竞争采取的就是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态势。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资本家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纯粹的经济人观点的：为了利益不惜一切。而理性资本家是现代资本家的主要特征。所谓理性资本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①他们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这点讲就会有“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要求，就会要“牺牲”个别资本家的利益；②重视社会福利，为福利捐纳税利。福利事业从企业行为讲是好企业救差企业，是盈利企业帮微利甚至破产企业；③关心公益事业，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所投入。从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就吸引了不少资本在这方面投入。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各种各样的；④理性分析经济运行，避免了经济运行中的部分盲目性。成熟的市场主体成为社会持续的均衡发展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当时指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有组织有秩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从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看，多少因为市场主体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种多样，由资本家之间相互参股与控股、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参股与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还掌握在工人手中。从地区看参股和控股还超出了国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私人资本家的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兴办企业，搞参股与控股。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业制度形式已与某一社会性质脱离了联系，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初始形式——个人业主所有制被认为全资、全权、全利和全部风险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不适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或经济基础。鉴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初始的企业制度为范例的，这样的企业制度事实上如马克思讲的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其“丧钟已经敲响”了。自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企业制度作出精辟论述以后，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其制度的弊端（凯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性和必然毁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4]1929-1933年的大危机更是给了留恋资本主义个人业主私有制的学者、官僚们一记猛击。罗斯福新政（1936年）和凯恩斯的经典理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讯》（1939年）终于出台。可以这么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和理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诊断的基础上，开出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资本主义所有制被迫从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胡代光，1998年），转变到社会间共同占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风险的共享共担。资本主义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权）利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私有制扬弃的股份制（恩格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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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当今社会个人身份的多元化，对阶级关系起着一定的调和作用。它是战后以来，甚至就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迅速出现的又一种变化。新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一代高科技人才，将资本运行和智力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资本，加之以适量的货币资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占领和拓展市场，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雇佣部分智力型劳动者共同参与知识经济的运作，他们既雇佣他人劳动，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劳动者，负责主要产品（软件）的开发生产。对于这类企业来说，一旦这些人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企业资本很可能会一文不值。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既是雇主又是雇员。这种情况目前我们国内已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这种现象，一个人既受雇于某一企业，而自己又开有自己的公司，雇佣他人劳动。这类情况的出现很难使人分清，某一个人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雇主还是雇员，还是什么？所以个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区分的边界，表明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差异。就像前面说的，无论是谁，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发展，关键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实有差异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推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灵念和先见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无论是表现出对这一学说的害怕还是敬仰，都表明了这一学说的科学性。问题是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社会变化，尤其是经过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初始制度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社会，均面临着新的建设和发展任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展望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从没有正面肯定过社会主义）的是计划经济（有人把它归之于列宁的发明），是没有商品、货币的。硬是从马克思的一些著述里找出一些言语来佐证某一个观点是容易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是一种价值倾向，甚至是一种精神，片言只语代表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经济学是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有的内容，若它等同于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更广的运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不能系统而深刻地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就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对不起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的经济学说，承认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内容，那么我们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等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血液之一”[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学，现实社会中经济学离不开政治（王振中，1999），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经济学不会因为加上了“政治”两字而变得大逆不道。加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5]。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没有想要解决一切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假如我们一定要让一门本质上属于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解决现实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实在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为止，纯而又纯，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还没有出现。
西方经济学中许多概念、范畴、原理也同样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甚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自己，现在有人试图通过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摆脱政治的影响，建立一门超国界、超时空的经济学，其尝试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实属徒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国经济的自身运行为出发点，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不同的经济 学说，那种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一门中国经济学无异于悬木求鱼。
⑷ 急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文（有关商品经济及运行规律）
发达市场经济是当代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共同形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逐步转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这一创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确实没有直接讲过，但是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学说对于我们理解这一转轨提供了启示。我国创立并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实践表明，发达的市场经济是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共同形式。
一、人类社会只有经过商品经济才能进入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
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观察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形态以及我国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应该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是有多种依据和划分序列的。这里只谈谈他大致同时提出的两种社会形态划分学说。一种是他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以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为依据，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学说。后人将之概括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经济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序列。这种划分是大家熟知的，也是广为流传和普遍采用的。但是，还应该注意马克思的另一种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这就是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人的发展程度为依据，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划分为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阶段的学说。
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107-108.）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和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时间相距不足一年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的这两种划分序列并不矛盾和排斥，也不存在哪一种划分更重要，或者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已经取代了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问题。
马克思说的三大社会形式或社会发展三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体的个人的发展程度，即个人是否获得全面发展和具有自由个性作为标准或依据进行划分的。从经济上说，这种划分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人们交换活动方式从而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这种划分说明：起初，由于生产力低下，个人没有战胜自然界的力量，不得不依赖并从属于共同体，个人没有独立性。这表明个人发展程度很低，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最初的社会形式即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不独立的个人，凭借血缘关系和对他人的依赖建立联系，这时个人之间只有劳动交换，没有产品交换，从而人们直接地交换彼此的活动，个人劳动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意味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来自然发生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从属关系解体，个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的。这表明个人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是不全面、不自由的，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生活在社会中的已获得一定独立性的个人，通过交换自己生产的产品实现劳动交换和建立社会联系，从而人们间接地交换彼此的活动，个人劳动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意味着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最后，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原先单独的个人变为联合起来的个人，他们共同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并成为他们的共同的社会财富，从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并获得完全的自由个性。在这个发展的阶段，人们又直接地交换自己的活动，个人劳动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表明个人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实现了人类的最高理想，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第三大社会形式。
个人发展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尺。马克思说的个人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应地也是人们经济关系的形式发展的三个阶段。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发展阶段序列，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样一条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以上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阶段体次相继前进，决不能从生产力低下的、人们在狭小范围内发展着的第一大社会形式或第一个阶段，跳越过人们建立了普遍社会物质交换和全面关系的、能够满足人多方面需要的、存在发达分工体系的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第三大社会形式或第三个阶段。从人们劳动交换的社会形式而言，人类社会决不能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半商品经济，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经济，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所以，马克思用人的发展程度作为标准和依据，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和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是科学的。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以上两种划分序列，对于正确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采取的经济形式，有重大现实意义。我国解放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都很不发展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序列来看，属于第五种即社会主义社会，但从三大社会形式序列来看，仍然属于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发展阶段。这种情况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符合，或者正如有学者所说发生了“错位”现象。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序列来看不同于资本主义，但从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发展阶段序列来看，又同资本主义处于同一社会形式即第二大社会形式或同一个发展阶段即第二个发展阶段上。过去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实钱中，只依据马克思关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不考虑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结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走了不少弯路，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纠正过来。
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种划分序列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一个重大启发是，在认识本国社会发展阶段、确定理论政策和创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将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和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结合起来考虑，可能是一种新思路。也就是说，在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不仅要看到它们在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而且要看到它们在社会经济形式上又有相同的地方。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已经发展为更高层次的发达商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大大超越了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发展水平，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在。在像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因此，我们党将我国现阶段社会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是对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二、当代世界各国实践表明发达市场经济是普遍共同的经济形式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从16世纪诞生，到现在已有500年的历史。以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马克思提出的三大社会形式序列的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阶段。从人们的劳动交换关系的形式来说，尽管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早己产生并缓慢发展，但它成为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却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商品生产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出现，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5000～7000年的时期内起作用。那么，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当代的商品经济又处在一个什么阶段上？
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传统看法认为，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或有三种类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跨越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就将消亡。他们把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划分为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两个阶段。20世纪1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实践中认识到，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灭商品和货币，还需要利用价值规律。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明确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但强调它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根本区别。这一理论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重大影响，总不敢理直气壮地发展商品生产，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挂钩，某些国家在特殊时期甚至主张取消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宣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家提出商品经济发展三阶段论，将迄今为止的商品经济发展历史划分为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三个阶段或三种类型。但在理论研究和著述中，总是强调这三种商品经济类型的不同，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对于这三种商品经济的共性只简单地提及，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只有少数人探讨过。其实，我国既然要发展商品经济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上述这些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应该深入加以研究。首先要研究这三种商品经济的共性和个性，考察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其次还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和个性，考察它们的联系和区别。
关于上述三种商品经济的共性，我国学者将之归纳为以下诸点：生产者的劳动采取价值形式，商品交换遵循等价原则，商品生产者具有本位利益，商品生产者进行自主经营，与货币经济共同存在，经济活动受市场调节，通行自由竞争原则，经济具有开放性，等等。对于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马克思作了经典分析，集中表现在他提出的两种流通公式上，前者为W-G-W（为买而卖），后者为G-W-G'（为卖而买）。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前者建立在生产资料小生产者私有制和个体劳动的基础上，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使用价值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交换时贯彻等价原则，不发生价值增殖；后者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资本价值增殖，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剥削并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等价交换仅仅存在于流通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研究者总是强调它们的性质根本不同，如所有制、生产目的、作用和后果不同等等；至于它们的共同点，学者们很少论及。
但是，我国也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索。80年代初，卓炯作为我国最具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首先提出“扩大商品生产”概念，为研究近现代商品经济理论，特别是为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开辟了一条拓荒之路。他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从简单商品生产到扩大商品生产。从逻辑形式来看，简单商品生产的对立物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如果把简单商品生产说成是小商品生产，那么它的对立物是大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都属于扩大商品生产，这是它们的共性，不同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如果按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划分，则是小私有制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注：卓炯：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68-73.）”。可见，卓炯对商品经济发展历史进行划分时有两个标准，一是按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生产规模来划分，则有简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生产两种类型；二是按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来划分，则有前述商品经济的三种类型。他的创见和突破在于前一种划分，类似于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一样。按生产规模来划分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符合从过去的小商品生产到后来的大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卓炯按生产规模划分商品经济类型的优点在于，既能把历史上的简单商品经济和后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区别开来，又能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性寻找出来。但是，扩大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个共性，但却不能涵盖和概括它们的主要共性；它是考察它们共性的一个切入点，但并没有直接点击到它们的核心。
根据16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了研究和揭示商品经济发展各阶段的共性和个性、一般性和特殊性，在划分发展阶段或类型时，采用包容性较宽的用语似乎更好，可以首先把历史上迄今的商品经济划分为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两个阶段。为了与发达商品经济相对应，可以把简单商品经济理解为不发达商品经济。
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这里涉及到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个概念的异同及其关系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曾经热烈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大同小异的两个概念。从这两个概念的主词商品和市场来说，它们是不可分离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通过市场实现，市场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没有商品就不会有市场出现，没有市场也就没有商品存在，所以商品和市场是一bìng＠①产生、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同一种经济关系的形式，在概念上并无实质性区别。但从这两个概念提出的过程来看，它们的含义又是有区别的。商品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专门研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制定了完整科学的商品货币理论，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质是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人们劳动通过产品交换而建立的一种生产关系的特殊社会形式。后来，列宁把人们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作为一种经济形式称之为商品经济。而市场经济概念则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家使用的。20世纪20～30年代以后，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制度学提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这两个对立概念，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说明二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不同：资本主义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活动，称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用计划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活动，称为计划经济。可见，市场经济的本质含义是指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由市场及其机制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或体制。即使从市场经济概念的这个含义来说，它与商品经济概念也是一致的，是专指商品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征。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是对同一关系——商品货币关系从不同角度考察而得出的不同用语：市场经济是从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来说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由市场机制调节人们劳动交换关系的市场经济。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的角度来看的商品经济的这一含义说，那么它们就没有什么发展阶段的高低之分，说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的提法，其根据似乎并不能成立。然而，就市场经济概念提出的时间来说，实际上它指称是已经有400多年历史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与资本主义结合的发达的商品经济才称得上是市场经济，把资本主义以前的简单商品经济称为市场经济则比较勉强，充其量只能是不发达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所以，与资本主义结合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其实也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二者在发展阶段上是一致的。
在西方国家，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发达的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了5个世纪。在20世纪最后20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采取的经济形式。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的区别主要是：(1)在生产技术上，前者是建立在落后技术和手工劳动基础上的个体小生产；后者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2)在所有制上，前者是个体小私有制；后者是日益社会化的所有制，或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3)在存在领域上，前者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社会形态中不占主导地位，只作为附属经济成分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存在；后者则与资本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结合在一起，在全社会范围内存在。(4)在经济活动的目的上，前者是为了获得相等价值的使用价值，以保值为目的；后者是为了追求更大的价值，以价值增殖为目的。(5)在市场范围上，前者只形成狭窄的有限的地区市场，后者则形成广阔的完整的国内市场体系和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6)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前者是在自然经济统治下的小生产者的自由竞争和市场自发调节；后者是资本自由竞争和市场自发调节，并逐步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7)在生产规模上，前者以简单再生产为特征；后者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
上面讲的发达商品经济不同于简单商品经济的七个特点，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共同点或共性。它们的区别点或个性有：(1)所有制基础不同，前者是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后者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现阶段中国则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2)追求价值增殖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资本家个人发财致富；后者是为了社会整体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3)在收入分配上，前者是少数资本家剥削大多数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占有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劳动者仅获得维持生存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只占有社会财富的一小部分；后者在本质上是劳动者平等地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在一定历史阶段允许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4)在社会后果和最终目的上，前者必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社会成员贫富鸿沟加深；后者发展趋势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于已经存在了5个世纪历史的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如何划分阶段？过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划分依据不同而有多种发展阶段划分的序列；而单从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形式这一角度来划分阶段，则很少有学者做过。我认为，对它同样可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依据来划分发展阶段。如果从市场经济概念原来的含义，即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的方式来看的商品经济的角度，那么则可以依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的变化，把发达商品经济或发达市场经济的500年历史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从16世纪资本主义诞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基本上是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可以叫做市场调节主导的市场经济。(2)20世纪初，特别是20～3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式除市场调节手段外，又有了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手段，可以叫做国家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前者可以理解为发达市场经济的近代形式，后者可以理解为发达市场经济的现代形式，或者叫做现代市场经济。当今世界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是：包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实行市场经济形式，一些国家早已建立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些国家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另一些国家正向市场经济转变。这就是说，除已经建立起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外，其余大多数国家正向建立发达市场经济的模式前进。总之，从当前实践和今后一段较长时期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的市场经济是当代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共同的形式。
三、资本和剩余价值也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共有范畴
前已说明发达市场经济是当代世界各国共同的经济形式，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不相同，那么，它们有没有共有经济范畴呢？当然，首先因为它们都实行市场经济形式，不言而喻，商品经济一切范畴，如商品、价值、货币、市场等等都是它们的共有范畴。可是，《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范畴，如资本和剩余价值能否成为发达市场经济的共有范畴并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资本和剩余价值是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共有范畴的问题在实践中已经解决。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范畴已经正式载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做是否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代实践新发展出现的这个问题，因为已经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进行理论概括的时代，我们既不应该要求前人那时就做出完全符合现在实际的回答，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受前人结论的束缚而不再进行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探索。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的任务是揭示19世纪中叶以前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他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特征的意见只是一种科学预测，这些预测应该接受实践检验，并根据新的实践加以发展。这样做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恰恰在于，《资本论》为我们解决当前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据以前进的出发点。马克思是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和特殊相结合是一个重要方法，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分析之中。当我们考察马克思对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两个范畴本身进行分析时，发现它们又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
关于资本。资本的一般性是指它是一种能够增殖的价值。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研究了资本范畴的一般规定性。在他看来，“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但是他在分析资本这种生产关系时，首先撇开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在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上，从流通过程的层面上，分析了资本的属性。马克思在讨论货币转化为资本时，为了发现作为资本的货币和作为货币的货币的不同，认为应该“先考察资本的一般规定”。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个价值额，也是货币，但与单纯的价值不同，与单纯的货币也不同，资本的一般规定就在于，它作为价值成了运动的主体，在运动过程中通过劳动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510.）。《资本论》第1卷第4章在研究“资本的总公式”时，在叙述“劳动力的买和卖”之前，从比较资本流通公式和简单商品流通公式的区别入手，从价值流通过程的角度，揭示了资本的一般规定性，说：“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176.）《资本论》第2卷第4章在谈到“资本是一种运动”这一观点时给资本下了一个定义：“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122.）资本的这一完整定义，显然有两个层次，首先它是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其次它是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前一层次可以理解为资本的一般属性，后者可以理解为资本的特殊属性。资本的特殊性是指它是资本家所有的和进行生产的条件，是剥削和占有雇佣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手段，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资本的特殊性的含义从生产过程的角度，解决了资本作为能够增殖的价值是怎样增殖的，其来源是什么的问题。《资本论》第3卷最后一篇从社会历史的高度指出：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版，920.）所以，说资本是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殊属性的范畴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关于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一般性就是马克思说的“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251.）。这是对剩余价值一般性的经典解释。马克思还说过，如果我们把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版，990.）这表明马克思本人也主张对剩余价值这些范畴进行抽象，发现它们的一般性并成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的共有范畴。当然，马克思讲得最多的是剩余价值的特殊性，即它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体现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自己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往往在资本的一般性即能够增殖的价值的含义上使用资本范畴，说明其他社会形态里的经济现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经常提到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古老的资本形式。尽管那时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却使用了商业资本、生息资本（高利贷资本）等这类用语，以说明它们也是一种能够增殖的价值，从而拓展了资本范畴的适用范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全国解放前后也经常在一般含义上使用资本范畴，用来说明革命胜利后的经济现象。毛泽东认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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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说与当代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100多年来它对客观世界的深刻改造上，而且体现在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上。今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20周年。为了纪念马克思，缅怀马克思，今天本报刊发此文。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研究经济现象、经济利益关系，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我们坚持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当代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经济情况。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但不能由此认为，它对社会主义没有指导意义。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著，但他的经济学说对社会主义的意义，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研究和把握。下面分别举例阐述。
有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般原理，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适用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适用。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对待这一原理，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明确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诸环节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对处理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社会再生产诸环节中，生产具有支配和决定作用。关于这个方面，过去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强调得比较多。但对于分配、交换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则认识不足。然而，马克思的有关原理是：“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所谓“单方面形式”的决定作用，是相对于生产在总体上和多方面形式上的决定作用而言的。比如，消费不能从总体上对其他诸环节及其相互关系起决定作用，但对生产这一方面来说可起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近些年来，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明显地体现了消费需要对生产的决定作用。过去片面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消费的需要，搞为生产而生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还论述了“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的道理：一方面，“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了超常的生产过剩，大量产品积压，不能被用于消费，它们就不是现实的产品，等于没有生产，其实还不如没有这部分生产，因为它浪费了资源。另一方面，“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生产应根据社会的消费需要而进行，生产规模与生产结构应与消费需要的规模与结构相一致。
交换与分配也会在“单方面形式”上决定生产。市场扩大，交换范围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扩大。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分配，才有私人资本参与生产。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关于商品生产及其规律的一般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马克思的商品生产及其规律和劳动价值理论，适用于一切商品经济。商品与价值，是一种中性的范畴与关系。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曾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土壤，把发展商品市场关系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认识是不科学、不符合实际的。
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发展。近些年来，相关论述较多，这里不再赘述。
马克思分析商品生产所揭示的有关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价格运动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依然存在和发生作用。就拿价值规律来说，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搞“一平二调”，违反价值规律，造成了经济损失。实践证明，当违反价值规律、破坏等价交换原则时，经济发展就受到损害；而遵循价值规律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顺利。
我国的经济活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国内商品价值会转化为国际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国际价值的概念和原理，指出决定国际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各参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国内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较少的国内价值可还原为较多的国际价值，增加收入；反之，则减少收入。因此，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重视与遵循国际价值的原理与规律，力求降低国内成本，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与国际竞争力。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提出的一些原理和规律，如果抽去其资本主义的特定关系，对社会主义也有意义
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对于说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工农业差别及绝对地租等问题，具有理论前提的意义。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在某些方面或轻或重地也会在我国出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随之会出现结构性矛盾，使就业难度增大。考虑到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机构成低，就业岗位多，因而需要处理好产业结构升级中不同类型产业的关系。资本有机构成高低不同的企业利润率高低不同，而部门之间的竞争引起资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最终形成平均利润率与生产价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理论界把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和关系。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的作用下，也会形成平均利润率与生产价格。如果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先进行业利润率低，而有机构成低、生产技术落后的行业反而利润率高，就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利于科技进步和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包含社会化再生产的一些一般原理。诸如国民经济合比例发展的原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原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及其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原理，社会再生产中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原理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关于外延与内涵的再生产原理，我国经济学界经常引用，但存在理解不完整、不准确的情况。马克思曾从两个角度论及外延及内涵的扩大再生产问题。一是从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论述：“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有的学者以此把场所的扩大与效率的提高截然分开，似乎有场所的扩大就没有效率的提高，有效率的提高就没有场所的扩大。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二是从剩余价值用作追加资本的角度论述：“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添设新工厂是外延扩大，但并不妨碍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投资形式上的外延扩大，经营方式上的外延与内涵并举。这里把追加投资用于原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视为内涵扩大，但可以有两种经营方式，一是只增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规模扩大却没有效率提高；二是进行技术改造与革新，增添先进设备，提高效率。不能把外延扩大再生产同粗放经营等同，把内涵扩大再生产同集约经营等同。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其中有些是科学预见，对社会主义有直接意义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生产等问题时，为了对比，有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方面，提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特点和规律性。对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有些曾在我国宣传得比较多，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计划调节等，而有些则宣传得比较少，有的甚至不宣传。比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问题，就曾在理论宣传工作的视野中消失。近些年来，我们已注意并重视这个问题。《共产党宣言》提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社会中，“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而实现这一原则，要以生产力和物质条件的发展为“现实基础”。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论述由社会主义社会转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必要条件时，提及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可见，马克思强调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不仅是从人文的角度去考虑，而且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联系在一起的。
再比如，社会主义的要求和任务之一，是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们需要，实现共同富裕。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是很明确并作过突出论述的。《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又说：在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发展了马克思的上述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搞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这两条，那就只能实行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按劳分配，短缺的计划调节，一句话，就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然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对待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方面要继承和坚持，因为马克思主义既是我们进行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不是宗教教义，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研究经济现象、经济利益关系，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国内外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际经济情况，而不能拘泥于他在特定情况下所做的个别论断和具体结论。
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小论文
家庭消费调查：有收缩迹象，住房开支是最坚挺。
日前,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一项女性消费行为调查,结果与人们的日常经验一致:中国家庭中的财政大权更多地由女性掌握,超过6成已婚女性称家庭成员中从她们手中花出去的钱最多。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近6成女性表示有压缩开支的计划,服装箱包、外出就餐和珠宝首饰成为她们首选压缩的三类消费项目,而住房成本则成为中国家庭最不想压缩的消费项目。
本次调查为网络调查,参与调查者以女性为主,包括部分男性。家庭消费女人拿主意，本次调查显示,24.9%的女性骄傲地宣称自己在家中挣钱最多,同时,15.1%的男性承认妻子在家中挣钱比自己多。
虽然在多数中国家庭中女性还不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但她们在消费方面拥有很大的发言权。63.9%的已婚女性坦言平均每个月从她们手中花出去的钱最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2006年9月发表的《中国女性社会地位调查报告》也显示:78%已婚女性为家庭日常开销和购买衣物作出决定；在购买大额商品,如房子、汽车、奢侈品时,23%的已婚女性表示她们能作出独立购买决定,其余的77%女性虽然会与配偶商量后作出决定,但她们的个人好恶会对最终决定产生重大影响。
在消费的过程中,女性带有很强的感性消费特质,“打折”和“情绪”对女性的消费影响明显高于男性:28.9%的女性承认自己碰到促销活动就容易消费；27.3%的女性承认情绪会影响自己的消费行为,分别高于男性9.7和6.8个百分点。男性的消费则更多由钱袋鼓瘪而定,46.7%的男性在刚发工资或奖金的情况下最容易去消费。
宁可吃得差,不想住得差。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信心指数跌至2004年以来最低点。本次调查中,14.8%的女性担心自己未来一年里会被裁员。
女性的开销也随之进行调整,56.7%的女性有压缩家庭开支的计划,在有此打算的女性中,近9成人选择从自己开始。有较大弹性的消费项目成为人们削减开支的首选,其中,女性更倾向于削减服装箱包、外出就餐以及珠宝首饰方面的开支。在打算压缩家庭开支的女性中,分别有56.2%、54.5%和47.6%的人选择了这3项。
对于男性而言,压缩消费则主要集中在外出就餐和休闲娱乐两项,分别有59.4%和52.8%的男性选择了这两项。
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显示住房开支都是他们最不想压缩的消费项目,选择可能压缩住房成本的男性和女性分别只有7.1%和4.4%,看来某地产大鳄称住房消费为刚性需求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最近楼市的“小阳春”也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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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国公司的金融服务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代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无所不包的公司战略和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将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据有关资料统计,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华进行了投资。随着中国加入WTO步伐的加快,将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对中国经济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跨国公司这一客户群体已日益成为中国银行业关注和竞争的焦点,如何积极拓展对跨国公司的金融服务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银行业迫切需解决的课题,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作些初浅探讨。
一、 当代跨国公司的经营特征及在中国发展的特点
(一) 当代跨国公司的经营特征
跨国公司最为突出的经营特征就是“无国界经营”,它的目标是全球市场,它注重整个公司的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并获取最大利益。
1 在经营战略方面:跨国公司实行全球性战略,它以整个世界市场为自己的活动空间,把整个国际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生产和销售,并具有全球化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跨国公司的经营决策所考虑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局部得失,而是整个公司在全球的最大利益,它通过全球经营网络来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目前全球市场营销战略正逐步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的核心。
2 在公司管理方面:跨国公司实行管理的集中性,总公司对整个公司的投资计划、生产安排、价格体系、市场分布、利润分配、研制方向以及重大的决策,均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对内:跨国公司主要通过全球性系统决策的方法,把不同的子公司统一起来,通过实施内部交易运用价格转移方式以实现资金转移、利润转移、税收转移;对外:跨国公司借助“参与制”,以少量自有资本(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控制他人的巨额资本。
3 在内部贸易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以及国外子公司之间在产品、原材料、技术和服务方面的交易活动,这种活动是在国际间的流动。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最关键的是其价格政策的确定一般由公司总部集中制定,内部母子公司在销售产品时的价格不随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而是服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需要。
4 在跨国经营方面:跨国公司采取一体化的区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战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组织相互依赖的生产设施,扩大其全球竞争优势;通过独资或合资的形式不断进行系统化投资,向综合型多种经营发展,它根据生产、销售过程内在需要,将有关联的生产联系起来,进而向其他行业渗透;跨国公司还建立了有效的国际市场网络,能满足其对中间产品的特定需求。
5 在技术创新方面:技术垄断已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基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跨国公司要一直保持竞争优势,必须不断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6 在对外融资方面:跨国公司的筹资从以母国、母公司为主,逐步向母国、东道国和国际资本市场并举方向发展,尽管跨国公司总部均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资金调度能力,但它仍然凭借其良好的资信,极力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外部资金,经过成本比较来确定筹资区位,以最低成本筹集国际投资资本。
(二) 当代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主要特点
当代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主要特点:其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不仅规模大,而且系统化程度高,各跨国公司在中国纷纷设立投资性控股公司,统一管理其在华投资企业,最终实现投资管理的系统化;其二,跨国公司大多将其生产经营网络中的制造中心或销售中心设在中国,而较少将技术开发中心或营运中心设在中国;其三,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新趋势就是人力资源本地化、投资资金当地化。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不再是从总部和母公司拿钱,而是直接找本地金融机构贷款;其四,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已不再满足于以合资方式的次优选择,而日益趋于独资经营,通过收购兼并和股权稀释等方式逐步达到控股的目的。
二、 当代跨国公司的主要金融需求及国内银行业的金融服务
近年来,跨国公司已逐步成为国内银行业新兴及重要的客户群体。开拓对跨国公司的金融服务,不仅有利于银行业创新金融品种、优化客户结构,而且还有利于银行业挖掘新的效益增长点,增强综合竞争力;同时,通过与跨国公司的业务合作也有利于提升国内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一) 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几个阶段
1 业务试探阶段:当跨国公司有意向来中国投资,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各种宏观、微观信息,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详尽的可行性研究,经过慎重决策并办理项目的审批申报。这一阶段,银行可与跨国公司取得联系,充分利用自身业务专长和信息优势提供信息咨询,包括国内的各种政治、经济、法律、法规等宏观信息及行业、市场等微观信息,协助跨国公司进行项目评估和完成有关项目立项的审批。
2 项目建设及生产运营阶段:完成项目的立项审批后,跨国公司一方面加快项目前期建设工作,尽快完成投产及进入试运行阶段;另一方面会寻求一家资信优良的金融机构为其开立外汇帐户,办理一些前期的结算业务(包括资本金的注入、引进设备及进口主要原材料等)。在此阶段,跨国公司会通过与银行的接触,逐步选定一家有利于今后大量跨国界资金结算业务正常、高效运作而值得信赖的银行。
3 正常运营及项目再扩张阶段:跨国公司生产经营从试产发展到经营稳定甚至需进一步扩张时,对银行信贷服务需求更显强烈;同时,随着跨国公司经营规模逐步壮大及经营日趋成熟,对银行的信贷服务需求又会逐步减弱,而对银行的理财服务提出需求。
(二) 跨国公司的主要金融需求
1 信贷资金需求(包括项目投资、流动资金、收购兼并企业的资金需求等)。项目建设阶段,跨国公司往往借助银行的贷款或有银行参与的项目融资来进行投资;营运阶段,跨国公司除了从总公司或外资金融机构获取资金外,还需要国内银行的人民币短期营运资金,并需要使用灵活方便的综合授信额度;再扩张阶段,收购兼并企业需要银行的搭桥贷款予以支持。
2 国际结算及贸易融资需求。跨国公司有大量的本外币结算业务并经常需要国内银行业提供其在进出口贸易项下的信贷支持。为了规避外汇风险,还需办理一些外汇贷款或套期保值业务。
3 金融咨询及资产管理需求。跨国公司往往要求银行利用自身的业务专长和信息优势,为其提供对外投资和国际经济活动的信息,同时还需要银行提供投资理财服务,充当财务顾问的角色。
4 投资银行业务需求。跨国公司要在国际市场上融资需要有实力的银行为其策划并筹备发行和上市工作。
(三) 国内银行业要根据跨国公司的需求特点,不断改进金融服务
跨国公司对银行金融服务需求的主要特点有:(1)希望选择灵活方便的综合额度授信并使用多种形式的担保方式;(2)对投资银行业务有较强需求;(3)具有很强的成本效益观念,对银行定价及利率、手续费调整特别敏感;(4)对银行金融服务的质量、效率有较高要求;(5)一旦选定一家值得信赖的银行,愿意真诚长久合作。
应该说,这些年来中国的银行业在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方面作出了努力,但目前中国银行业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技术能力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在服务意识、手段、品种和效率上都有较大差距,在全方位服务、主动超前服务、规范化服务、灵活多样服务等方面仍不及外资银行,缺乏“满足需求、创造需求”的营销意识。因此,要积极拓展跨国公司的金融服务仍需下大气力:
首先,国内银行业应从经营机制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现代银行制度。面对加入WTO后外资银行的冲击,国内银行业应尽快做好应对准备,目前以银行为中心所设计的组织架构不适应市场和客户的需要,不利于巩固和拓展优质客户,要尽快建立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服务体系。
其次,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品种创新。要尽快改变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业务品种单一、技术手段落后的局面,一方面学习与借鉴国外银行的先进金融品种;另一方面应将现有金融工具的特性加以分解,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取舍并重新组合,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如推出一些科技含量高的富有特色的投资理财、结算网络业务;在信贷业务上,尝试采用跨国公司母公司信用担保、应收帐款、存货质押、股票股权质押等多种方式。再次,要根据市场的发展和客户的需要完善有关业务规章制度。比如像跨国公司最受欢迎的额度授信业务,国内银行在管理办法的制定上应充分考虑跨国公司的经营特点,尽快改进对跨国公司客户的评价指标体系;否则,按照现有一些国有银行的评价指标衡量,可能会将一些优秀的跨国公司拒之门外。
此外,还要尽快培养一批适合金融全球化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竞争的需要。
三、 跨国公司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及防范对策
银行的宗旨永远是稳健经营,面对不断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型跨国公司,国内银行业在风险防范措施方面应抓紧研究,绝不能因为跨国公司总公司资金实力雄厚、生产规模巨大、经营管理水平高、现金流量大而放松对来华子公司的风险防范与控制,也不能因为来华企业处于业务起步阶段,发展前景不明朗而放弃拓展、跟踪跨国公司的商机,必须加强对跨国公司各种信息的收集,全面、客观加以甄别与判断,从而有效地识别、预防与规避相关金融风险,以达到银企“双赢”的目的。
(一) 跨国公司金融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1 资金转移风险。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内部母子公司和不同子公司之间大量的资金流入流出,跨国公司惯用“高进低出”和“低进高出”方式以达到资金转移的目的,同时,跨国公司全球化的经营网络无疑对一般的银行或银行分支机构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而无法掌握跨国公司内部企业间非正常地大量转移资金,无法掌握企业集团整体的现金流量的趋势、规模和质量,更难以准确分析信贷资金的真实去向和还款来源、价格、资金、利润转移的风险,使银行很难判断和把握风险。
2 借款人独立偿债能力风险。跨国公司在华的子公司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均是中国企业法人,将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一个子公司往往只代表跨国公司现金生成能力的一个不定部分,在银行贷款给某个子公司时,如果银行考虑的仅仅是整个集团的状况,而还款的义务实际上仅由子公司自己承担,则可能会导致银行的信贷风险失控。
3 内部关联交易风险。由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价格不随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内部母子公司在销售产品时的价格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跨国公司凭借其丰富的避税经验,大量转移其在华投资企业赚取的高额利润。因此,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关联性给银行的信贷资金造成潜在的风险。
4 信贷总量风险。表现为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贷款、表外信贷业务支持等直接信贷总量和接受跨国公司不同子公司的交叉担保等间接信贷总量之和超过了其承受能力,并引发连锁风险。
5 外汇风险。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外汇,汇率的波动将形成某种货币的升值和贬值,从而有可能对公司的获利能力、现金头寸、帐面价值以及市场竞争地位造成不利影响。
(二) 防范跨国公司金融风险的主要对策
1 对大型跨国公司必须由总行牵头营销,从上至下整体联动,发挥银行的网络优势,信息及时反馈;客户选择范围主要立足于世界500强并视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各个阶段区别对待,不能过热或盲目,否则将给银行带来损失。
2 要将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对其综合授信额度必须考虑整个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的风险承受能力,总体加以风险控制。银行给予跨国公司的授信额度既包括给予跨国公司各子公司的贷款、表外信贷业务等直接授信总量;同时还必须包括跨国公司内部各子公司互担保所形成的间接授信总量。直接和间接授信总量之和必须控制在银行所确定的综合授信额度内。
3 必须加强对跨国公司母公司的经营情况动态监控,特别是对于采用母公司信用担保方式的贷款更有必要及时、全面、动态地掌握母公司的运作情况、掌握跨国公司所有在华投资企业的信贷业务总量和在各企业的结构分布及风险状况。
4 借助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研究结果,充分利用国内银行海外分支机构以及代理行的合作优势,收集跨国公司各方面信息。建立跨国公司客户信息库,国内银行业实现对跨国公司经营信息的共享,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矛盾。
5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及时规避因跨国公司整体或局部风险问题引发的连锁信贷风险和过度集中风险;采取预防性控制措施,包括与借款人或保证人、抵(质)押人在信贷合同上增加对债务人的有关限制性条款以降低风险。
6 通过国内银行业所推行的客户经理制,安排一批高素质的客户经理负责对跨国公司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及时、动态收集跨国公司及在华企业的各种经营情况,发现各种风险预警信号,积极采取措施做好各种防险、避险和化险工作。
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文，《浅谈价值规律》。急急急，多谢各位大侠了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一定会发挥作用。
1.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
商品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1）等价的含义：就是交换双方的商品的价值量相等。货币出现后，商品和商品之间的等价交换，就变成了价格与价值相符的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
（2）等价交换的要求：商品价格既要反映商品价值，又要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值决定价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商品的价格要反映价值。在一般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与它本身的价值成正比，但会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当商品供过于求时，价格下跌，低于价值；当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高于价值。所以，商品的价格又反映供求关系。（注：不能以特殊现象否定此原则，一些文物、名画、珍贵邮票的价格严重超出其本身的价值，原因在于这些东西价格上涨不会促使这些商品扩大生产，增加供应量，也不能反过来抑制价格上涨。）
（3）等价交换的实现：等价交换是在动态中实现的，是借助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等价交换的原则并不是体现在每一次具体的买卖关系中，而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的买卖关系的总体是等价交换的。
（4）等价交换的必然性：等价交换作为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商品交换的客观要求。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有各自独立的物质利益，都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利润，尽可能抬高自己的商品价格。但另一方面，每个生产者和经营者又是购买者，抬高价格对每个生产者来说都是同等的，在大量的交换中，最终必然达到等价交换。
（5）实行等价交换的重要意义：由于市场上商品的价格由价值决定，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此，谁的个别劳动时间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谁就会获得更多的额外收益，谁在竞争中就更有优势。只有实行等价交换，才能维护各个生产者、消费者的利益，才能形成平等的竞争环境，使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生产者要想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熟练掌握和充分运用市场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
（6）等价交换原则的适用范围：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只适用于商品经济，不能引入政治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要严防把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也不能把它作为人们活动的行为准则。否则，不利于培养和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 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是在供求影响下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与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后者是前者的表现。
3. 价值规律的作用
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个部门的分配；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归结为一点就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是价值规律通过价格、竞争和供求实现的。也就是说，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质上是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刺激作用、优胜劣汰作用的结果。
4. 价值规律的缺陷性
价值规律对市场的调节作用不是万能的，价值规律的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点。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必须和国家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而国家的宏观调控又要自觉遵循和利用价值规律。
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揭示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成功的认识经济规律，便可以利用经济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对经济规律认识的越深刻、越全面，行动就越自由，越能发挥主动能动性，从而在实践中达到更好地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方法亦称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辩证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规律，研究社会经济运动，揭示其本质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看作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用它来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先进和落后，评价某一阶级的进步与反动，看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
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发展时期（而我们的课本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分析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全面的看问题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活动叫做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
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粮食可以吃、衣服可以御寒、遮体、钢铁可以造机器武器等，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粮食和衣服被作为商品大量的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它大大的促进了社会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强盛之时，国与国也有大量的商品交换活动，例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产生了。最初有战国的刀币、小铢等，发展到后来由白银、黄金、珠宝等稀有物品作为货币。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的封时期也得到了具体体现。尤其是世界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国家败落，清政府用白银买了大量的武器，依然战败，后来的战争赔款，向别国借款等。充分体现了货币的作用。
价值规律的基础内容和客观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以价值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存在，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在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制之下，艰难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的出现，劳动力开始大量的成为商品，很多没有土地的人开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中国的资本家也是通过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致富的，资本主义的资本分为两部分：一为不变资本，一为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是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为达到这一目的，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扩大和加强对雇佣劳动和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实质就是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亦如此。
剩余价值规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全部过程，在中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剥削问题。纸币本身没有实际价值，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使国家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引导更加有力有效。
为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先后进行了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强有力的推动措施，从而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引进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生产资料。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新生产工艺、新生产理念的引进对激活全国经济有巨大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以后，科技人员愈来愈成为主要劳动者，电子计算机和监制的自动化机械体系日益成为主要的劳动工具，合成材料和扩展型资源正在成为主要劳动对象。
当今社会出现高失业这一现象，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应客观的面对这一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庞大的失业队伍存在，这支失业大军会有利地促进社会发展，当有新兴行业时它们会马上进入其中促进新兴行业发展，失业大军本身的地位，亦会激发非失业者的工作态度促进社会生产。当然事物总有两面，如果失业大军过于庞大，就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失业者的生活保障，失业者的人生引导等，如处理不当会起社会动荡，所以正确的处理失业者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⑽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现代经济的影响（论文）
农业超额剩余价值与工业超额剩余价值不同
产生的原因不同。工业中的超额利润是通过个别企业采取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而得。但当其他企业也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时，这种超额利润就会消失。因此工业中的超额利润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而农业中的超额利润则不同，它是以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为基础的，优、中等地被农场主租种后，就会垄断其经营权，从而阻碍了农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从而稳固获得超额利润；②产生的条件不同：工业中的超额利润只有先进企业才可以获得，因为工业品的社会生产价格是由中等条件决定的；而农业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却不是由农业中的平均生产条件决定，它必须由劣等地的生产条件决定，而经营劣等地的农业资本家也要获得平均利润。
经济发展要靠良好的经济秩序
—浅论商业信誉和商业道德的建立
上个世纪初，西方商业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确立了一个牢固的信条，就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童叟无欺这个信条在中国人头脑当中是根深蒂固，因为我们的传统道德是人以理自信。古话说“人无信不立”，可见中国人历来强调信誉对于做人的意义。不过，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信誉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信誉的作用也愈益重要。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说，守信行为才能保证交易能够进行、经济能够运转。但是，十分可惜的是，到了上个世纪的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商业意识、现代意识进入到了中国人的头脑中，但是童叟无欺却没有进去，而且明码标价也做得很不全面。
比如这样一个场景：我到楼下的一个小杂货店买一罐饮料，五块钱。我把五块钱交给这个杂货店老板，我要出门。这时候那个老板说我没有给钱。这时应该怎么办呢？可能许多人没有面对过这样的情形，因为其实这样的情形一般是不大会发生在杂货店里的，更有可能的事实是：我在某一个大街上买了点香蕉，本来应该出五块钱，结果被迫出了十块钱。
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杂货店和路摊的客源性质是不同的。杂货店的老板欺诈，顾客不但不会再买东西了，还会告诉他的邻居，那么他的邻居也不会去买东西了，那么这个杂货店就失去了客源。经营者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我想说的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是信誉。
在传说中的原始状态下，人们之间没有交换，也就不会发生信誉问题；即使发生了一些偶然的交换，在这种物物交换中，信誉也不是一个重大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小市场上，普遍实行的是现金交易，即使有一些靠未来付款的信用承诺支撑的信用交易，但由于这种市场小范围的性质，人们不大可能互相欺骗。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通常发生在整个民族国家乃至全球化的市场上，欺骗就变得方便多了。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使这种交易能够长久持续下去的动力和中介－信誉。失去了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也就无法运转。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中国面对的将是全方位的国际竞争。而让人忧虑的是，目前我国市场上的商业信誉状况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我们的商业秩序非常混乱，我们的商业道德非常差。例如企业间签订的合同履约率极低、债务人大量逃废债务、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进行虚假广告等行为屡见不鲜。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心理：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经常怀疑我们拿的药是真的还是假的，担心别人给我们打针的针头是第一次使用还是回收的；我们去买肉的时候，也经常担心这肉是不是注水的；当我们受雇一个老板的时候，都担心他到时候会不会给我们发工资；当我们雇一个人给我们打工的时候，我们也担心他会不会把公司的东西拿走，带到自己家逃跑了；我们借给别人借钱的时候，担心他不还钱…… 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当前的情况下，商业道德、市场秩序非常不尽人意。我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信誉危机”。
一个市场经济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而这个秩序则是要建立在一个良好的信誉机制之上的。而我想，建立信誉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长期的预期。
说的明白一点，就比如：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的生命预期有关。假如他预期我只活一个礼拜，他发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也许他会去抢钱包。犯罪是要判刑的，但是他无须担心这些事，因为法院还没有来得及开庭，这个人就已经死了，那么他还何必在乎法律呢？但如果他预期要活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也许就不会这么做了。一个人的生命预期越长，他的行为就越规范，他就越愿意坚持兑现自己的承诺。因而我想，我们可以把信誉归结为这样一个东西，信誉就是人们为了获得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要让一个人、一个企业重视自己的信誉，一定要让他们有一个长期预期，也就是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能够“存活”很长的时间，因此要有一个使自己长远的发展东西—信誉。
我认为，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是个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要制定出一套制度使全社会形成“失信寸步难行”的良好环境和信用秩序。我想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动员受损失方积极捍卫自己的利益
许多欺骗是发生在消费者不知产品根底的情况下，也就是销售商隐瞒了一些“私有信息”。而作为消费者，他们需要购买的商品成千上万，不可能对每一种商品的信息都了如指掌。因此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提供信息的机构或体制来帮助他们，同时进行组织，使他们团结起来自我保护。如各地的消费者协会等一类组织，有些国家银行业所采取的“黑名单制度”也值得仿效。如果易受侵害的方面都能积极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欺诈行为的活动空间就会大大缩小，“伸手就被捉”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但光是动员受损失方积极捍卫自己的利益还是远远不够的，毕竟消费者只是弱势的一方，只是自己保护自己，而不使加害方的失信成本大幅度增加，还是难以达到目标。而要提高加害方的失信成本就要依靠法律的手段来达到－完善规章制度。
2。完善产权制度
应该提高售假等行为的成本，使违规违法者在经济上受到损失。而为了提高失信和欺骗行为的成本，必需要有健全的法规。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经济不会是一个讲信誉的经济。产权制度就是使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长期、预期的制度。能够使得一个人干了坏事，就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他做了贡献，就一定能够得到回报。如果一个人做的事，后果不一定会由这个人承担。这时候的他也许就会有积极性去追求一种短期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产权制度下，欺骗、不讲信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发达国家的人们都比较讲信用，我想这不是种族原因使然。文化背景和道德规范固然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民信用体系比较完善，人们不敢以身试法，如此日积月累，才能成为社会的风尚和习惯。良好的道德风气应该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所以，第一点，如果我们要有良好的信誉制度、市场秩序，我们必须有一个良好的产权制度。
有人也许会说，中国现在大量的民企、私营企业也不讲信誉，也在坑蒙拐骗，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产权，为什么他们还不讲信用呢？而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3。 规范政府行为
要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
假定我们已经完善了制度，但是如果政府任何时候有权利来宣布这个企业做这个是违法的、做那个是违法的，今天能干、明天不能干，一个私人的企业家也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也会追求短期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个人的行为。现在我国的情况，我们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对自己的未来并不充满信心，他们并不预期自己企业做大之后，做好之后，有了信誉之后可以收回果实了。所以他们和国有企业一样，也就免不了要追求短期的利益。我们的有些政策是模糊的，是不透明的，这样使得政府的官员本身享有了好多权力，他们可以用这些权力来去干涉企业。那么由此导致民营企业本身也不会重视信誉。
如果买了一辆富康车没有一个月，政府突然宣布富康车不能上长安街，那人们会有什么行为？办了一个饭店，如果预期政府可能明天就要关闭这个饭店的时候，店主为什么不宰一刀？所以我想，规范市场一定首先要规范政府，没有规范的政府行为不会有规范的市场行为。
4。 建立良好的信息传输体制
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制度、市场秩序，要有一个好的信息传输体制。
回到我们前面的例子，这个杂货店的老板不敢骗人，是因为他一旦骗了人，这个信息很快传给好多人。假如他骗了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所以我想信息的传输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那些欺骗行为的信息尽快在市场中传输，传输得越快市场秩序的建立就越容易。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和我们过去的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交易对象经常只见一次面，我们大概不会每天都在一个商店买东西，或者不会只向一个人买东西，我们要跟好多人进行交易。这样的话，欺骗行为被下一个可能交易的人知道就非常重要。
为什么在现代都市里建立信誉要比乡村社会困难的多？我想“闲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输机制。所以我们在现代社会里边怎么能够制造这样一个机制就非常重要。
5。 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
建立信誉也要求尽量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
第一个例子中的杂货店老板之所以不骗人，是因为骗了之后顾客会心疼，以后就不再买东西。但如果顾客没有感觉，他自己买东西被骗却不在乎，那么我想这个老板当然不会讲信誉。而政府买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买东西的人对欺骗之后他本身并不受损害，因为他是给别人买东西，他不是给自己买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合谋起来。现在有那么多回扣就是与这个有关系。所以说，如果政府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者、购买者，在这个事实下的秩序也就很难建立。因此我想应当尽量减少政府交易行为，或说价格操纵于人的手上的交易（如通过电脑等进行无法作弊的交易，透明度会高很多）。
我想这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一个信誉制度需要解决的四个最重要的问题。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优化市场发展环境”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界使用频率最多的一句话。因为，市场经济秩序和发展环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中国现在的市场秩序是比较糟糕，看看历史，在那么多年之前我们就有了契约关系。现在是新的世纪，和一百年前相比，现在中国的商业道德基础可能不会比那时候更好。比如说山西票号，作为中国最初的现代银行，它们有多少坏帐；再看一看现在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等，他们又有多少坏帐呢？“山西票号”在一百几十年前还是借贷，已经发行我们现在的支票，他的分支店分支机构遍及国内外，那时候没有中央银行审批单，谁都可以开银行，但没有欺骗。为什么我们现在管制越来越多欺骗也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建立信誉变成每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不是靠几个口号就能解决的，我们应该实实在在的在制度上、在体制上、在政策上有大的动作。
这是我参考了一些资料才写出来的，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