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不同观点
马克思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不同观点
一、具体研究对象不同。
不管是马经还是西经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但是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或者说切入点不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存有不同解释，但是一般认为，马经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联系生产力来研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
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相对来说，马经更侧重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其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西经更侧重对表层的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按萨缪尔森的规定，西经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当然，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这种具体研究对象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交叉的，西经也会涉及到制度层面的深层分析，马经也会分析经济运行。
二、研究框架不同。
贯彻马经的主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马经正是联系生产力来研究该矛盾中的生产关系变迁规律。马经从商品入手，以严格的逻辑得出其理论大厦的基石——劳动价值论，并依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分析了资本的产生；随后，把目光从生产转向流通，剖析了资本的周转、循环和流通过程中本质和规律；最后，老马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转向分配领域，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剥削的本质，并说“资本自从来到世界，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马经那里，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主线，由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构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
在西经体系中，以供求的现实矛盾为出发点和主线，供求理论为核心，“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来展开分析。依次提出弹性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企业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等，构成了微观经济学体系。大危机和国家垄断资本的现实要求，脆生了从总体上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体系，也是以总供求理论为核心展开的，卢卡斯革命以后，基于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成为了主流。国际经济活动的实践要求，使得微观和宏观分析体系延伸到国际经济领域，构成了国际经济学。可见，在以供求理论为核心的西经那里，看不到马经分析框架中的价值、使用价值，更看不到剩余价值，看到的是由供给、需求、效用、成本、收益、边际、均衡等概念构成的不同的分析框架。
三、方法论上的不同。
从19世纪20年代左右的李嘉图悲剧以后到70年代左右的边际革命和《资本论》的问世这段时期里，经济思想领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一个亚当•斯密或者后来的凯恩斯式的核心人物，即使出了个约翰•穆勒，也不过是个折衷主义罢了。著名经济学家樊刚称这段时期为经济学的“真空”。可以认为，李嘉图悲剧后经济学的这种分化路径中，一个主要的不同在于研究方法上，或者说，经济学说分别走上了马经和西经的道路，这种分化是以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为前提。这种研究方法的进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和边际分析的数学方法。
从此，依哲学和数学不同的方法论，经济学踏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并且越走越远，形成了两个不同体系。当然，时至今日，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别也开始走上融合，具体方法上，都遵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现代人也在为马经的数学化不懈努力，西经细想领域中也涌现出像哈耶克这样的哲学大师。
四、利益立场不同。
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疑具有一定的利益立场。马经和西经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立场的学说体系。
马经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企图证明商品价值进而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的，被资产阶级占有和享用的财富理应归工人阶级所有。西经继承古典主义的阶级立场，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企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是合理的，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即使出现了大萧条和垄断甚至国家垄断，自由主义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了个凯恩斯，呼吁国家干预，这还是在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合理性，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政府采取干预措施，就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像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更是自由主义的卫道士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坚决捍卫者。
五、理论形成路径不同。
马经基本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合作的结果，《资本论》的真正创作时间，大概从1844年前后马克思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开始，到1865年底，结束第三部分草稿写作，1867年第1卷的出版，也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加上60到70年代对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大概40年左右的时间。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时间集中在1850年代到1880年代这30年的时间里。
而西经是西方国家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从1870年边际革命兴起，马歇尔的集成，到1930年代张伯伦等人对微观部分的最终完成，从凯恩斯对宏观体系的开创，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萨缪尔森的综合，再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卢卡斯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前后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正因为这种创作史的路径的不同，西经比马经经历了更大的时空跨度，呈现流派缤纷的特点，并且西经的体系在内在逻辑上不如马经。
六、结论不同。
以上谈了几点马经与西经的区别。不管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和研究框架的确立，还是研究方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立场和目标来确定的。那么，以上种种的不同，最终汇聚到一点，就是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结论上的不同。
马经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要进行革命，推翻重建。至于重建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关系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老马似乎也不太清楚，没有具体安排，只是提了提“科学社会主义”。总之，马经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的结论是，要推翻现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重建一个没有剥削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而西经的结论相反是非革命论的，具体又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保守派的自由主义，即自由放任主义，政府不用干预，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自动实现帕累托效率均衡。另一种是改良派的干预主义，即反对自由放任，更反对推翻重建，倡导政府干预的改良措施，认为，只要发挥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的调节作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实行逆经济风向的干预措施，就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均衡。自由主义西经和干预主义西经在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结论上存在分歧，正是这种分歧，促进了西经思想在20世纪的不断进步。但是，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西经，还是干预主义的西经，立场上和结论上都是和马经唱对台戏的，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西经
② 急急急！！！！！跪求！！！！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以后的学科研究值得借鉴的东西,以及从中得到的启迪
第二，它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唯心史观，因此它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例如，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就强调了心理假设作为论证前提。按照罗宾斯的说法，这种研究方法“不是依赖于某种心理学说，而是把心理学研究的事物视为据以推演的资料”。它不去追问导致人们心理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人类这种动物赋予某些东西以这种意义上的价值”，而是假设：稀缺性的手段对于人类的目的有不同的用途，可以根据人类的动机将其强度大小加以排列。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同样地强调人类的“精神事实”，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人类头脑中的知识、观念或意见不是“解释对象”，只是“用来建立个人之间可能的关系结构的要素”，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正是通过这些主观事实，研究人们之间“共享的精神结构”，以建构一种关于复杂现象的未经人刻意设计的“秩序”。在批评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理性滥用和唯科学主义立场的时候，哈耶克甚至认为：“过去一百年里经济学的每一项重大进步，都是向着不断采用主观主义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
第三，它对于未来和未知保持着永恒的开放性。这是因为马克思是一个辩证的思想家，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贯彻了辩证思维，同时也通过政治经济学而实现了辩证法的合理改造。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而言，经济社会发展没有终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就不会终结，这是主客体的辩证法。就像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麦克莱伦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他的导师黑格尔一样，都是辩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方法不允许“把自身概括为几个简单的公式”，他的辩证法是开放的，“没有止境：只要主观因素是与客观因素相统一的，理论便总是与实践不断地相互影响，并不断发展”。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允许根据现实的历史进程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人类的实践发展到什么程度，马克思主义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不建体系的体系，没有终结的终结。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对于新的理论和思想，还是对于新的现实材料，都永远保持一种批判的和开放的心态。
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优势，另一方面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对现代经济学的“庸俗性”和“辩护性”进行批判，同时对现代经济学关注的基本经济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分析以及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采取“吸收”和“接纳”的态度。现代经济学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优势在于：一、它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论进行包装；二、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具体分析更贴近现实；三、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易于接受。例如，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中，依“小市民的眼光”来看，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人，现代经济学对这些个人进行抽象的结果，就是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经济人”，有了“经济人”这个逻辑起点，他们就用“实证科学方法论”对其进行包装，再由这个假定来演绎所有的经济结论。这样它们就能够将 “科学的外观”、“经济的现实”以及“资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构建理论体系。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甚至连现代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概念，都必须依据一定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进行解构，所谓“经济人”只不过代表了市民社会的“中等阶层”的原型而已，所谓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只不过是为按资分配找到某种理论依据而已。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落后于我们的时代，它的基本结论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它对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的勾画和理解，依然是对我们所处世界本质层面的最深刻的把握。现代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能够实现协调的论证，关于市场失灵的分析，以及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都能够在局部或某些方面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素材，但无法在理论深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媲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学会从其对手中吸取合理的成分，但是前提是不能混淆二者之间鲜明的阶级界限，不能以马克思的名义阉割或者肢解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不断适应而又指导发展着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
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信誉危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变革马克思主义经学传统教育方式，积极吸收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合理成分，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思想内涵，与包括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在内其它非主流经济学派进行有效沟通和对话，复兴和重建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到，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逐渐被边缘化的过程中，也正在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和现实结合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樊纲、崔之元、吴易风等为代表“两个范式”之争，到2005年刘国光教授发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再次挑起“两个范式”之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扬弃“苏联范式”并与现代经济学交锋和争议过程中，研究方向日益明朗，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观点正在形成，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包括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经济制度理论的比较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研究，等等；（2）主张创建“中国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刘诗白、程恩富等，不同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例如对象和方法）存在若干分歧；（3）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其它非主流经济学融合，例如演化经济学、新剑桥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4）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局部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例如关于“价值转型”问题研究，关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等；（5）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引入，例如美国激进经济学理论、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
以上研究背景表明，不同理论体系在问题、对象、方法和基础理论上存在许多交叉点和共同点，客观上存在相互启发、借鉴、转换、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在深层次的哲学基础上，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对立趋势——基于唯物史观来解读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命题和基于唯心史观来解读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命题，前者是当前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方向。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历史科学，它不仅能够克服现代经济学的局限和不足，而且达到了现代经济学无法达到的学术境界，是一个能够统摄演化主义、制度主义等而成为一种超越现代主流范式的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复兴政治经济学应以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为理论基础，科学吸收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合理成分。另外，还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经典著作是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曾经引导时代潮流的重要文献资料，一旦教材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就会使其丧失其应有的启迪意义和学术价值，成为干巴巴的原理、规律和教条。只有将教材和经典有机结合起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原初语境”和“精神意蕴”，确认教材所提供的解释模式并不是唯一的解读模式，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真正深入下去。
第二，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在我国经济学的二元结构中，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说史教育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教育却完全被忽略了，以至于很多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两个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而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从庞巴维克提出“马克思的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以来，关于价值转型问题的研究；恩格斯之后正统的共产国际组织的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列宁、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研究；1936年凯恩斯《通论》发表以后里昂惕夫、斯威齐、罗宾逊的研究；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希法亭、曼德尔、鲍威尔、格罗斯曼、多布、兰格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另外还有美国激进学派、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的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法国的调节学派和日本的经济学研究，等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由马克思开创，由世界各国共同智慧的创造物。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得到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模式，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而且要正确对待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
第三，正视传统政治经济学未解决的问题。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敢于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做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判断。传统政治经济学对计划经济的弊端做了相当深刻的反思，对市场经济的优势（信息优势、激励优势、创新优势）也做了有说服力的理论论证，但是对如何保证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驾御和引导、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捍卫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等问题，缺乏立足于实际需要的分析，使理论创新落后于实际。对于苏联和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研究重视不够，缺乏既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又能够真正继承前30年社会主义经济学学术传统的研究成果。
③ 简单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最一般的方法论，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全部，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还有一些属于具体层面上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就是作为分析方法和论述方法的具体形式，包括科学抽象的方法、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抽象的方法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从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所依据的方法。研究方法是在具体事实或材料中发现一般规律，这种方法的运用需要抽象力发挥作用；叙述方法是一种按照逻辑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作为研究结果的抽象的、一般的范畴，而它的逻辑进程是一个矛盾发展、解决的演进过程。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是把思想逻辑的进程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因为，历史的起点就是思想进程的开始，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实际上，逻辑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是一种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对历史发展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的方法。
西方主流经济学最早的理论研究采取的是历史归纳法和抽象演绎法。历史归纳法是对经济学知识或理论进行事实归纳加以证实的方法。抽象演绎法是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导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历史归纳法和抽象演绎法在斯密的《国富论》中是并列存在的，但是，斯密之后，特别是到了李嘉图，为把经济学建成像牛顿物理学一样更加“精确”的科学，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只局限于演绎方法。而且，这成为一种传统贯穿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当然，在历史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那里，有过复活历史归纳法的努力，但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倒是抽象演绎法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越来越完善的形式，即将理性数学化的倾向。
④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他方法论的区别
毛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都有着其他的方法来留别的区别的，本质上也是大概有利区别的，本质上还是一样的
⑤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是
基于中国应用视角的理论经济学方法论探索：既然《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论规定是“发生学”——唯物主义发生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那么，应进而体会到“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其实是伪的，因为，与马克思交会的真实性途径乃是通过历史和实践，绝不是文本本身。其指向于研究与言说“历史”，旨在弘扬与推进对历史学发动“哥白尼革命”意蕴之经济学建构道路，使范畴落实在批判原则之上，贯彻于历史规定性之中。但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对这种道路和理论实践行动进行了“逆转”，推行庸俗化的解释学与非批判的科学主义主张，旨在相反将经济学沦落为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其理论工作特征是进行世界－社会认识预设构图全面玩弄解释学语言实践谋求自然科学主义最高形式和规范是数学主义规划。由于存在种种问题，——就中国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维与语言工作体式出现“错位”之上，马克思之后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实现“反逆转”。真正的出路即在于实现“重构政治经济学”意蕴的经济学建构。在此基础上，可提出历史和实践化构造的工作原则与主张，以免除中国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重新锁入“解释学困境”危局之可能。首先，应继续坚持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实践建构之路。其次，需要确实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学化”之名，行“去历史化”理论实质之企图。归根结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践构造活动之路，归根结底，旨在冲破资产阶级科学主义思维束缚之牢笼，而又始终能够在于最终解除解释学语言束缚之牢笼。要点是根据中国经济变革和现代化的需要，建构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其中，方法论的探讨是基本和关键。这里介绍的研究是作者二十多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继续，在明确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专注方法论的探讨，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尝试建构其体系。《资本论》的科学方法论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是可发展的，而且在于它首先是完全通过内部结构调整——作为科学范式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实现向实践、历史开放的发展体系。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构建，也就由于它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而应该被科学规定为：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并且，它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实践的深入发展，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论的具体实现形式。可见，经济学方法论非在民族工作内涵之外，而在其内成长；没有民族的，也就没有世界的。同样，这里面也要有历史深度。盖言方法论，就是对象→研究对象的方法、逻辑和认识。因而，它从民族起步，而又历史和阶级，而又世界和科学。就中国人的见地而言，学科和科学不仅不相同，而且后者仅是列在前者当中的一个构件。只此而论，与中国意义的唯物主义一同成长的规定是学科（即研究规定），而不是直接的科学。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研究活动的基本类型：自然学科、社会学科、道德学科，分表求“对”和“错”、求“真”和“假”、求“美”和“丑”。前一学科活动的科学性最强，余者次之，阶级性和道德性则增强；中者的阶级性最为显著；后一学科活动针对于“自然”及“社会”的实现，道德性最为显著（我们用“道德”一词表达“道”和“德”结合关系的实现）。隔开诸类型学科规定的是对象的属性。故我们只能以物质工艺和智识的活动来达到对“对”和“错”的探求——所谓的自然科学，以价值判断和逻辑的活动来达到对“真”和“假”的探求——所谓的社会科学，而以艺术感受和人文的活动来对待“美”和“丑”的问题——所谓的道德、艺术、伦理的活动等等。要之，对真假问题的探索与求对错问题的一个显著不同的地方即在于：求真；这其实是价值判断过程。西方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作为前提假设和工作出发点，固然是“假”（对商人圈层或市民社会的初级发展状况而言是真实，对人类历史一般而论则实属伪命题），却一味地如此宣称，盖言价值判断也；与此同时，马克思经济学以阶级性作为立场，所鲜明化者，亦不过是人类史前时期发展的“真问题”而已。唯物主义串联三个不同的学科，可谓相生相克、彼此制约，作为实现自身的道路。但没有固定路线可供遵循，它们在发展上的且依存且对立，乃是常态。故此，科学、阶级、道德不能说在学科活动之外各自孤设，而宁可说全部落在学科活动之内，以至于它们的结合既是学科活动的内容，也必然是统一表现形式本身。这告诉我们，经济学方法论归根结底是说明研究工作的思想根据的，就这一点而言，它并非“中性”的。因此，人们对于马克思的误解在这里就成为一个认识缩影。“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是对马克思的科学能力的一种不公正的看法。他在一生中保持着早年的爱好。他喜欢某种形式的类推法，这可以在他和黑格尔的争辩中找到。他喜欢证明自己是个黑格尔主义者并引用黑格尔的语句。但仅此而已。他从未将实证科学引入形而上学的歧途。”熊彼特正确说明了马克思的工作性质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的性质和宏旨：“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为完成他的使命运用了一个武器，这就是掌握和支配广泛的有关历史和现实的资料。”
⑥ 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怎样理解的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摘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本质,抓住了这个本质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活的灵魂。将这个活的灵魂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方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开阔的视野、博大精深的方法和深邃的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更贴近现实,贴近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进行深刻剖析的理论成果。政治经济学即是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体系,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此同时,作为一门具有鲜明历史观的经济科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本质上又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它要求理论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经济生活,必须贴近各种特殊的经济实践活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这种实践性本质,要求我们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准确把握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能够一定程度地超越理论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历史地、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关系的本质,并且把基本理论与现实的、特殊的经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本质特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革命性是指理论的现实性与历史超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是现实性的,体现着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崇尚劳动的理论本质和政治立场反映了这一特征;另一方面又是历史超越性的和批判性的,终极的人文关怀和崇高的社会理想,体现了这种历史超越性和批判精神,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则将这种现实性和历史超越性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统一在客观实践的基础上。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即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性本质,又是指以这种实践性本质为基础的理论的现实性和历史超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经济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是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学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精神实质是科学精神与变革进取精神的统一,是务实与求真精神的统一,正是这种辩证统一关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活的灵魂。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活的灵魂,即是经世治国行动指南,又是国民素质核心内涵,正象哲学家萨特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无法逃避的哲学”。
一、现实性与超越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精髓
批判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精髓,理解政治经济学理论首先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实质及意义。第一、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精神和历史超越性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体论研究方法和批判精神首先体现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任务和范畴进行的彻底变革。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进而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象本质的分析以及对生产关系发展趋势的阐述体现了这种精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所体现的这种历史超越性,其现实意义就在于:(1)提供了认识社会经济生活本质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背后经济关系本质和变化趋势的抽象分析,从根本上把握和透视了经济现象和客观具体,使我们在更本质、更深刻的层面上认识现实经济生活。马克思从社会整体、历史发展以及变化性的三维角度正确地把握了价值理论的现实形式和转型问题。正如列宁所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深刻正确地反映了自然。”[1]。(2)提供了推进社会物质文明的正确向导。崇尚劳动的本体论价值观和终极的人文关怀,以及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有机结合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这种世界观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的本质,坚持正确的本体论价值引导,既克服唯心主义又克服了极端的实在主义价值倾向。(3)提供革新求变的现实力量。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的、开放式的研究方法,既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集中体现,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超越性、革命性的体现,反映了一种改造世界的能动的、积极的精神和变革力量。正是这种批判精神、变革精神的存在,成为资本主义不断扬弃自己变革自己,并在当代获得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与空想社会主义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精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这种实践性特征使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所体现的历史超越性完全建立在客观现实性的基础之上, 并与客观现实性形成了有机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性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历史的分析、实证的分析是政治经济学规范和逻辑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并且把这种分析与逻辑分析的方法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资本论》大量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分析体现了这一突出特点。比如,对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分析、对企业发展史的分析以及对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历史的、道德的认识观点等等。(2)对经济现象特殊性和具体形式的把握。政治经济学总是从一般性与特殊性、整体与个别的统一的观点来把握事物本质的内容,进而展开抽象分析。这无疑赋予政治经济学抽象的、一般性的概念和范畴以某种特殊的、具体的、现实性的内涵。马克思经济学对本质性范畴的分析体现这种双重性的特征。比如,价值、劳动力商品、剩余价值等重要范畴既是本质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抽象的,又是客观具体的;既是一般的,又是历史的、特殊的。(3)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性来把握事物的现实形式及其发展趋势。由于马克思经济学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发展趋势为己任,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从事物的本质层面,从本质与现象统一的角度来把握事物的现实形式和规律性,并且尤其需要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性来把握事物的现实形式及其发展形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体现历史超越性和现实性的矛盾运动,及其对事物现实的和发展形式的阐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性本质。矛盾运动的分析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发展观点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经济现实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我的观点是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本体论方法赋予经济活动一种自觉的、能动的价值引导和现实力量。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把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看作是基于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状况基础上的客观的运动过程,另一方面又把社会的矛盾运动以及无产阶级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社会进步重要的力量,强调人们参与社会实践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性,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正如列宁所说:“全部历史本来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3]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既是知识的传承者、教育者和培育者,又是知识的接受者、被教化者和培育者,人民群众的文化实践活动提升、规范人类的认识能力,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群众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因而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只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超越性和现实性辩证统一关系,才能科学解释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及现实形式。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解释剩余价值理论的现实形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灵魂。应该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关系展开规范分析的出发点,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和出发点,既承认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关系的现实性,又批判性的揭示其未来发展的过渡性和超越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有关剥削问题认识方法的根本特征。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存在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结果,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又认为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就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性条件。这种过渡性条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阶级对立关系的极端发展。第二、社会基本矛盾激化导致周期性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马克思对剥削关系的辩证认识,既体现了一种终极价值观的批判精神,又体现一种对过渡性历史条件展开具体分析的现实精神,这种现实性同时也承认了劳资共处的客观现实性。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总公式矛盾的分析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剥削问题上的现实主义科学态度。当代资本主义,由于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竞争关系的新发展,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被限制在一个“合意”的范围内,过渡性的历史条件发生反身变化,经济关系的调整使劳资长期共处,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分不开的。
二、整体决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从根本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别是《资本论》的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形成的教条,而是进一部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根据恩格斯的经典表述以及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其他有关阐释,我国部分经济学者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结为如下五个命题:(1)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目的的统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一般原则,上述概括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深扎根在现实经济生活的沃土之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源泉。从实践性上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必须强调这些方法论原则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整体性、特殊性和社会历史性。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总特征,联系的普遍性造成了物质世界普遍地以系统的形态存在,而整体性和结构性是系统的主要特征。从辩证唯物主义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观点出发,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只具有局部的、阶段性的真理性,如果从社会的整体系统出发,上述五个命题应该是:(1)应当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3)以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而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也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关系;(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目标的统一。
从社会系统的结构性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这五个基本命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艺术”整体,马克思主义现实性与历史超越性的辩证统一是解读这个有机整体的关键。一般来讲,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首要的原则出发,必然得出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客观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人们的行为的结论,具体来讲,即是特定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行为。那么,由人们主观意志支配的立法和政治活动以及属于精神活动范围的各种意识形态现象、各种文化现象,都是以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不过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在他们的意识中的或正确或错误的反映,并由此得出经济决定论的结论。但如果从现实性与历史超越性统一的角度来讲,就应该将人们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与他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主观能动性整合起来,从社会实践角度出发,在强调生产力推动作用的同时,重视在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重要作用。上层建筑的不适应,尤其是人的意识形态的滞后和不适应,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如同在实践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历史超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样,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必须将客观现实性与历史的超越性紧密结合起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决定论,既强调重点论,又强调两点论;既强调经济的基础作用,又强调一定阶段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根据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原则,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更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特殊形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五条原则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必须是具体的、特殊的,也就是说,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理解和应用这五条原则。第一、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改革的实质是建立与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和竞争机制相适应的社会经济体制。而要建立这种经济制度,尤其是改革和完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既要符合社会化生产方式和竞争机制的需要,又要适合中国国情。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制度是多层次的,即建立多层次的、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积极性、有利于发挥人们创造性才能的多种性质和形式的所有制体系,包括具有社会化生产形式的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等多种形式,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关键是要塑造具有社会化生产方式和具有社会责任的现代化的企业。对国有企业的改造,应本着充分调动大多数人积极性、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基本精神及符合国情和传统习惯的基本原则。
第二、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是调动人们积极性提高效率的重要条件。平均主义会抑制人们的积极性,而过大的收入差距同样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只有合理的收入差距才有助于调动人们积极性,获得持久的经济效率。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人们的积极性和社会的稳定,影响到总量平衡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实现社会公平就成为提高效率的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和效率是统一的。不仅如此,在知识经济时期,按贡献公平分配将成为最重要激励手段。在以知识、创意为重要资源的时代,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主、自觉富有创造性的劳动代替了被动的监督式劳动,而激活这种劳动资源的关键是使劳动者的贡献和收入统一起来。因此,重视和强调劳动贡献并在此基础上理解社会公平的实现,方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实现公平和效率统一。
第三、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正确认识中国目前存在的资本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质。中国目前的劳资关系具有双重性,即我国目前存在的劳资关系,既存在合意的、和谐相处的方面,也存在不和谐和矛盾尖锐的方面。应该明确,尽管我国目前存在的劳资冲突和不和谐面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也应引起政府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必须通过各种制度的安排,克服局部范围存在的“过度剥削”现象,使它们向着劳资关系协调、内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方向发展。
三、思想性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
经济学理论必须兼顾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双重功能。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方法上的社会设计功能和理论上的社会启蒙功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特征使其成为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宝库。
就政治经济学方法上的社会设计功能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济世治国的行动指南。一般来讲,完成一项事业成功的关键是按照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正确的行为即是一种实践理性,它要求人们既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又要有崇尚真理的求真精神,并且坚持在科学主义精神的基础上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实践理性,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现代经济学,其理论上的社会设计功能首先使其成为一种工具理性。就工具理性而言,西方经济学是有其一定科学性和实用性的。但就研究人类社会以及人的经济活动本身,它又严重偏离人文主义轨道,采用一种非历史的抽象方法。
与现代经济学工具理性的实用性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更具有思想的认识和启蒙功能。这种认识功能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背后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恩格斯曾经说过,在资产阶级看到物的地方,马克思都看到了人。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货币以及各种资本的运动不过都是人的物化,是物化了的人的活动。使用价值是物的性质,而价值则是人的性质。马克思分析事物本质的卓越理论以及对商品、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入木三分的揭示使其具有重要的认识功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有着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全方位的认识视角,有着洞察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认识能力,而且还有着透视过去和洞悉未来的科学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观察社会经济生活,把握未来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作为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关系,同时也研究了资源的配置问题,马克思对资源配置问题的分析反映出他深邃的经济学思想:(1)马克思在资本的周转循环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了影响资本周转的全方位的因素和资源配置的大系统问题,并且正确地阐述了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资源配置是个大的系统,影响资源配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微观企业的问题,又有宏观总量问题和整个国家的基础建设问题。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必须是宏、微观经济的协调发展。(2)马克思的资本周转和循环理论涉及了资本配置问题的主要内容,即节约使用资源问题。加速资本的周转,在节约时间的同时是节约使用资源,资本周转速度提高一倍,资本就可以节约一半,进而资源也可以节约一半。(3)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分割理论中阐述了有效配置资源的核心问题,即资本的有效竞争问题。马克思用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自由地转投以及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的理论阐述了部门之间的有效竞争和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状态。(4)马克思在其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理论中,阐述了动态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即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并阐述了导致技术进步的基本条件,即资本积累和企业规模的扩大,阐述了在资本积累的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的根本途径问题。(5)马克思在资本积累理论里阐述了失业问题对资源配置问题的最终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几乎涉及了有关资源配置的所有的理论问题,只不过这些理论问题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并且分析的重点放在后者。与西方经济学从资本和利润最大化角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社会的角度研究了资源的配置问题,这种研究既是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总括,又是宏观经济研究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3
[3]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的现实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等主要国家已经建立了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与资本阶级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理论溯源则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日臻完善，其中的劳动价值论成为了马克思劳动价格的理论基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弟曾指出：耗费于商品生产的劳动决定商品的自然价格（此处的自然价格就是指价值）。斯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这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但他在阐述这一观点时，由于认识的局限使之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地方。譬如，他虽然指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但又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用该商品所能交换得到的活劳动量。这就是说，他把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正确的看法，与劳动本身的价值决定商品价值这一错误的看法混淆了起来。 正是在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创造了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详细而精确的阐述，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纳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及规律的统一
⑧ 试论述马克思经济学对货币的时间价值理解！时间比较紧，在线等！
从马克思推导货币形成的过程看
最早物物交换的时代 商品之间有约定俗成的交换比例
到出现某种具体商品作物一个价值标尺 而独立出来成为“一般等价物”
货币也就是从商品中产生的 本身具有易存储 易携带 不易损耗等特性
总结来说 马克思对货币的看法是其本身具有价值（在那个金属货币年代这种认识没有错误）
但没有进一步研究货币这种价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其货币公式M=PQ/V已经很接近费雪的MV=PY对货币主义的盖棺定论 本质仍是一种物物交换的“真实分析” 至于货币是否需要“货币分析”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这点现在仍在争议 但马克思的货币观是继承了古典主义 有兴趣可以读读相关经济史：斯密国富论有四章 休谟提到了短期非中性 以及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基本上 都是真实分析 货币外生等思想是一贯的
还有全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无产阶级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也就是为 少数人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所以经济理论的两大思想体系，严格说应该是无产阶级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或者说是劳动的经济学和资本的经济学。关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洪远朋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综合古今中外一切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要坚持，二要澄清，三要发展；对于中国古代 经济理论，一要挖掘，二要继承，三要扬弃；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一要了解，二要批判，三要吸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不同 一、具体研究对象不同。 不管是马经还是西经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但是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或者说切入点不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存有不同解释，但是一般认为，马经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联系生产力来研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 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相对来说，马经更侧重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其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西经更侧重对表层的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按萨缪尔森的规定，西经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当然，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这种具体研究对象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交叉的，西经也会涉及到制度层面的深层分析，马经也会分析经济运行。 二、研究框架不同。 贯彻马经的主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马经正是联系生产力来研究该矛盾中的生产关系变迁规律。马经从商品入手，以严格的逻辑得出其理论大厦的基石——劳动价值论，并依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分析了资本的产生；随后，把目光从生产转向流通，剖析了资本的周转、循环和流通过程中本质和规律；最后，老马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转向分配领域，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剥削的本质，并说“资本自从来到世界，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马经那里，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主线，由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构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 在西经体系中，以供求的现实矛盾为出发点和主线，供求理论为核心，“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来展开分析。依次提出弹性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企业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等，构成了微观经济学体系。大危机和国家垄断资本的现实要求，脆生了从总体上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体系，也是以总供求理论为核心展开的，卢卡斯革命以后，基于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成为了主流。国际经济活动的实践要求，使得微观和宏观分析体系延伸到国际经济领域，构成了国际经济学。可见，在以供求理论为核心的西经那里，看不到马经分析框架中的价值、使用价值，更看不到剩余价值，看到的是由供给、需求、效用、成本、收益、边际、均衡等概念构成的不同的分析框架。 三、方法论上的不同。 从19世纪20年代左右的李嘉图悲剧以后到70年代左右的边际革命和《资本论》的问世这段时期里，经济思想领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一个亚当·斯密或者后来的凯恩斯式的核心人物，即使出了个约翰·穆勒，也不过是个折衷主义罢了。著名经济学家樊刚称这段时期为经济学的“真空”。可以认为，李嘉图悲剧后经济学的这种分化路径中，一个主要的不同在于研究方法上，或者说，经济学说分别走上了马经和西经的道路，这种分化是以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为前提。这种研究方法的进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和边际分析的数学方法。 从此，依哲学和数学不同的方法论，经济学踏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并且越走越远，形成了两个不同体系。当然，时至今日，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别也开始走上融合，具体方法上，都遵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现代人也在为马经的数学化不懈努力，西经细想领域中也涌现出像哈耶克这样的哲学大师。 四、利益立场不同。 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疑具有一定的利益立场。马经和西经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立场的学说体系。 马经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企图证明商品价值进而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的，被资产阶级占有和享用的财富理应归工人阶级所有。西经继承古典主义的阶级立场，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企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是合理的，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即使出现了大萧条和垄断甚至国家垄断，自由主义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了个凯恩斯，呼吁国家干预，这还是在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合理性，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政府采取干预措施，就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像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更是自由主义的卫道士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坚决捍卫者。 五、理论形成路径不同。 马经基本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合作的结果，《资本论》的真正创作时间，大概从1844年前后马克思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开始，到1865年底，结束第三部分草稿写作，1867年第1卷的出版，也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加上60到70年代对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大概40年左右的时间。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时间集中在1850年代到1880年代这30年的时间里。 而西经是西方国家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从1870年边际革命兴起，马歇尔的集成，到1930年代张伯伦等人对微观部分的最终完成，从凯恩斯对宏观体系的开创，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萨缪尔森的综合，再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卢卡斯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前后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正因为这种创作史的路径的不同，西经比马经经历了更大的时空跨度，呈现流派缤纷的特点，并且西经的体系在内在逻辑上不如马经。 六、结论不同。 以上谈了几点马经与西经的区别。不管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和研究框架的确立，还是研究方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立场和目标来确定的。那么，以上种种的不同，最终汇聚到一点，就是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结论上的不同。 马经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要进行革命，推翻重建。至于重建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关系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老马似乎也不太清楚，没有具体安排，只是提了提“科学社会主义”。总之，马经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的结论是，要推翻现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重建一个没有剥削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而西经的结论相反是非革命论的，具体又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保守派的自由主义，即自由放任主义，政府不用干预，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自动实现帕累托效率均衡。另一种是改良派的干预主义，即反对自由放任，更反对推翻重建，倡导政府干预的改良措施，认为，只要发挥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的调节作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实行逆经济风向的干预措施，就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均衡。自由主义西经和干预主义西经在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结论上存在分歧，正是这种分歧，促进了西经思想在20世纪的不断进步。但是，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西经，还是干预主义的西经，立场上和结论上都是和马经唱对台戏的，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西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