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道格拉斯

A. 09年两位经济学奖获得者对经济学的贡献

奥利弗·威廉姆森简介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 ) “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被誉为重新发现“高斯定理（又译科斯）”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威廉姆森对这一新分支的命名。当代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以凡勃仑、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它是以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因此能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派所接纳的新领域。此分支的启蒙者高斯本人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他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简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印第安那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她对制度分析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因而获得了众多的荣誉。她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中西部政治学会、公共选择学会、国际共有财产研究学会等组织的会长，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得著名的弗兰克·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和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并被密歇根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荷兰社会研究院等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她曾任或现任众多杂志的编委，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理论政治学杂志》、《制度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她著述甚丰，其重要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已被译成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中文等多种文字。

B. 道格拉斯·诺斯的学术贡献

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新的对象。也就是说，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与福格尔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并驾齐驱，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推动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诺斯的早期著作，诸如《美国从1790年至1860年的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等等，对此做了充分的反映。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更为一般的理论。其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诺斯这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绩效》等等。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在这一方面他的著作主要有《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增长》。 概括起来说，诺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诺斯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第三，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诺斯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演变史的审视与分析，升华出制度变迁理论的思想，并以三大理论基石来构建他的分析框架。如他所述，“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基石是：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变化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值得提出的是，诺斯在阐明上述分析框架的过程中，始终以成本—收益为分析工具，论证产权结构选择的合理性、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这种分析使得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具有巨大的说服力。 国家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二大理论支柱。诺斯对国家的看法集中体现在这一悖论中：“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对这一悖论的论证，诺斯是从国家与产权的关系上展开的。如果国家能够界定一套产权，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的框架，它就能促进全社会福利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国家契约论；如果国家界定一套产权，仅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会造成人为的经济衰退，这就是国家掠夺论。那么，对国家存在的解释到底是契约论还是掠夺论呢？诺斯认为“尽管契约论解释了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但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而掠夺论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所以他把不全面的两种理论统一起来，用“暴力潜能”论解释国家的存在。 为什么国家对经济发展起着双重作用呢？诺斯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提供服务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制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事实上，这两个目的是不一致的。第一个目的实质上指国家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但国家为使自己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并不关心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第二个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产权以推动经济增长。基于上述两个目的的不一致性，诺斯进一步认为国家在竞争约束与交易约束下会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
另外，诺斯认为国家是一种不可控的、神秘的、超经济的力量，因而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并没有解释国家存在的原因，而强调了国家的暴力。他以为“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 《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
《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
《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戴维斯合著）
《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与托马斯合著）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经济史》
《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的变化的原由》
《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
《第一次经济革命》
《结构与绩效：经济史的任务》。

C.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是巴菲特；听说是个女的、有的说是巴菲特

巴菲特得的是新诺贝尔经济学奖。新诺贝尔不是诺贝尔，它是另一套奖励体系。

D. 新制度学派的具体表现

新制度学派对旧制度学派的发展突出的表现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 其具体表现如下： 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是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在对此问题的理解上，新旧制度学派有其明显的差异性。凡勃伦把制度归结为思想和习惯，并用受这种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制度来代替社会经济制度。思想和习惯是逐渐形成的，因而制度也有一个历史进化过程，但制度本质是不变的，改变的只是制度的具体形式；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演进，而无突变。可见，凡勃伦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是：①研究由现有社会动机决定的社会集团的行为和思想；②揭露资本主义演变的原因，考察社会发展条件的更替、经济技术和社会组织形式（制度）的演变。
新制度学派承袭了凡勃伦的基本思想，但他们不是像旧制度学派那样仅仅研究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制度的演进过程，而是更多的去剖析单一制度结构本身的功能。对比而言，我们觉得，旧制度学派注意从纵向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而新制度学派则是从横的断面去剖析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并通过对经济中的弊端的揭露，指出制度结构变革的重要性。加尔布雷思深刻地洞察到，对结构本质的研究比对增长率数量的研究更为符合实际。制度方面的目标比经济增长的目标更为重要。加尔布雷思指责凯恩斯主义所作的量的分析，而推崇自己的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的方法。在新制度学派看来，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界客观因素相互制约所形成和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信贷、商业、利润等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
由此可知，加尔布雷思的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对象，就其基本思想看，没有摆脱旧制度经济学的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对经济生活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但是就研究对象本身的解释超出了传统经济理论的范围，接近于社会学。从现象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把研究的重心从量的增减转移到质的方面分析，这里值得注意的，近年来，注重经济学中的质的问题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普遍流行的问题。1993年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制度学派的道格拉斯·诺思就是以其卓越的制度变迁理论而占了经济学的上风。当然，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是有一定缺陷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过高估计了心理因素和法律因素等的作用。 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主张制度演进的、整体的方法是制度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但是在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上新制度学派比旧制度学派要更为明显、更为彻底。
新古典经济学把孤立的个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这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方法以其均衡的、静止的分析去研究社会关系的外表，丢掉了各个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正确反映现实。加尔布雷思指出，如果追究其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理论脱离了实际的生活，把经济现实看成是静止的、不变的。因此，新制度学派主张从根本上刷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的基础。他们指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制度是一个因果动态过程，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静止的横断面。这就是说，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要用演进的方法。
我们应当注意，旧制度经济学同样也曾用这种演进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但是他们的特点是把注意力放在考察制度的起因，试图通过对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分析说明制度的合理性。但是，新制度学派在运用这种演进的方法时，他们着重注意研究60年代后某些具体制度的剖析，寻求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革结构的措施，代替新古典模式的均衡的概念。
由与结构概念本身包含着整体的含义，所以，在对结构演进的分析中，必然会使用整体的方法。所以，新制度学派在经济研究中，应该把注意力从作为选择者的个人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他们强调说，经济学所讲的整体，要大于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所以研究问题不能循着相反的道路。即先研究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来加总。例如，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就是强调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考察，这样，人们才能更清楚地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
旧制度学派也是反对古典学派的孤立个人行为的分析方法，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整体概念去阐述制度运行中各个相关因素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注意分析整体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样，怎么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整体概念就成为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起点。
新制度学派的所谓整体，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往往不能用数字来表达，如大公司的权力这个概念，既包括经济权力，又包括政治权力，就不能用数字来计量。因此，他们反对正统经济学所采取的数量分析，而强调制度因素的分析。加尔布雷思洞察到主流经济学忽视了的问题，认识到现实中所发生的问题不是仅用宏观经济分析或微观经济分析等方法就能说明的。宏观经济学只注意总需求水平的调节，微观经济学只注意成本和价格的形成，都忽视了社会的制度结构问题，即恰恰遗漏了权力分配问题。新制度学派的这种分析方法，人们通常把它概括为结构分析法或制度分析法。 旧制度学派主张扩大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采用整体性的方法，这是同他们采用的以规范经济学为特征的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就是说，他们的整体研究是与价值判断有密切关系的，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一切正统派往往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或增长快慢作为判断标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就是好事，否则就是不好的。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是一种经济价值，它只是各种社会价值中的一种，除了经济价值以外，价值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平等、生态的平衡、人们对闲暇时间的追求等等。所以，经济增长只是实现社会价值目标之一，并且实现这一目标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例如，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是以牺牲人们的闲暇时间为代价的。加尔布雷思要实现的整体制度目标不仅包括经济价值以内的目标，而且要实现经济价值以外的目标，也就是加尔布雷思所说的文化价值。而社会追求的公共目标就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的生活质量。
新制度学派提出的价值判断标准，事实上也反映了从凡勃伦以来的制度主义的一贯想法。尤其是当20世纪60年代，制度下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和复杂了，社会价值判断又是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所不可回避的问题，更何况价值判断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方法。所以制度经济学中包含着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他们制度结构的整体分析和价值分析表明了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各制度因素是相互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E. 09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对产业经济学有什么贡献

他获奖是因为对制度经济学的贡献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 ) “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命名者，被誉容为重新发现“高斯定理（又译科斯）”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威廉姆森对这一新分支的命名。当代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以凡勃仑、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它是以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因此能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派所接纳的新领域。此分支的启蒙者高斯本人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他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F. 道格拉斯诺思在经济学上有哪些成就

1920年，道格拉斯?诺思出生在美国麻省剑桥市。

诺思的小学及中学教育不断被转学打断。他先在渥太华读小学和中学。1933年全家迁回美国时，他又进了纽约的私立学校，然后是长岛，然后在康涅狄克，最后在华林福城的朝特学校完成了高中教育。这时他的爱好是照相，并且在一次大学和高中学生的国际竞赛中赢得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七名奖。

诺思考上了哈佛大学，但由于他父亲被聘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西海岸分公司的领导，而举家迁往旧金山。诺思受其影响转而进了伯克莱的加州大学。在那里，他成为一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许多学生活动。他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反对希特勒侵略苏联。

在加州大学，他主修三门课：政治科学、哲学和经济学。他的成绩平平，平均“C”以上。战争期间，他得到了三年安心读书的机会，并且在读书的过程中产生了做一名经济学家的愿望。

在经济史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诺思认识了所罗门?法布利堪，那时他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在1956—1957年，他作为一名副研究员在该所度过一年。诺思说：“在我的一生中那是极重要的一年。我不仅熟悉了来往于该所的大多数主要经济学家，而且每星期有一天在巴尔的西蒙?库兹涅茨一起，所做的工作导致我对美国自1790年至1860年的支付平衡的早期主要定量进行研究。”

1966—1967年，诺思去日内瓦作研究员时，他主要研究美国经济史中的问题。《1790至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是此项研究的成果，也是诺思出版的第一本书。

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和变革》中他放弃了制度有效的观念，并且尝试解释“无效的”规则为何存在和继续。这联系到一个很简单而仍是新古典的国家理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能产生不鼓励经济增长的规则。诺思对此仍不满意，并且开始寻找有志于发展政治经济模型的同事们。于是，1983年诺思离开了他待了33年的华盛顿，而迁往圣路易斯，那里有一群优秀的青年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在尝试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新模型。在那里诺思创设了政治经济学中心。

诺思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革和经济成绩》。在那本书里他开始认真怀疑理性公设。“显然我们必须能解释为什么人民做出他们所做的选择，为什么共产主义或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能塑造人民做出的选择并且指导长时期经济发展道路。人们不深入挖掘认知科学，设法理解心灵得到学问和做出选择的方式，就无法了解意识形态。”从1990年起，他的研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了解人民如何做出选择，在什么条件下理性公设是一个有用工具，在不确定性和模糊的条件下个人如何做出选择是我们必须对付的基本问题，以便社会科学能向前进展。”

诺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划时代贡献，得益于他在经济史学领域的深入研究。他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教授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并将之运用于经济史的分析，从而一举获得了两个方面的显著成就：一方面使自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使自己成为新经济史学派的执牛耳者。诺思及以其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使经济史学本身彻底改观，引发了经济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正是这场革命的一个突出成果。因此，探讨诺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必须从他在经济史学领域的研究入手。

早在1961年发表的《1790—186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中，诺思就集中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因素。虽然当时他采用的还主要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但他并没有去着力完善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而是另辟蹊径，大胆运用科斯的研究成果，力求以制度因素解释经济增长。在1968年10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他对海洋运输成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统计分析后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变得更完全，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因此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变迁也能促进生产率提高和实现经济增长。

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兰斯?戴维斯合著)一书中，诺思成功地运用了产权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在该书中，他明确地指出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考虑制度因素的狭隘性，认为有必要冲破这种狭隘性去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思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关键的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前提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变迁，反之则相反，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他指出，在美国经济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都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里，诺思还只是比较笼统地看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没有深入到制度内部对制度结构进行更加精辟的分析，因此他的经济增长理论还只是一个雏形。诺思发表比较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出版为标志的。

完整的诺思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产权为基本概念，以制度变迁为核心，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严密理论体系。这一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它的核心部分是用制度变迁的主要参数即产权制度来解释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基本上都一致认为技术变革是近代西方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诺思异常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对经济增长的见解，这就是：“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而他认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要保持经济组织的效率，就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并确立产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因此，诺思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命题是：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诺思的上述有关经济增长的见解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意见。诺思反思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原来的论点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诺思以产权为核心，给他的经济增长模式补充了以下内容。

首先，是关于国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诺思认为，国家是产权的界定和实施单位，因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基本正式规则(特别是有效的产权界定)是由国家或政府制定、变更或维持的，因此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其次，是关于意识形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诺思指出，任何经济中的正式规则或产权都是由国家制定和维持的，可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制度结构？为什么有的制度结构并不能为其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激励以有助于经济增长呢？答案在于社会成员或公众的“精神模式”，亦即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而政府政策中反映的恰恰是深藏在公众的精神模式或理念中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差异必将引起公共政策的差异以及在劳动态度等价值观念上的广泛差异。所有这些必将构成经济增长当中最为困难，也最无从下手解决的精神制约。

值得一提的是，诺思在1992年出版的《交易费用、制度和经济绩效》一书中特别指出：任何经济的增长都是由该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组织以及它们中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还指出：也许我们从来不会找到制约经济增长的“真实”源泉，但是我们越是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制定成功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大。诺思以此给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插上了无尽探索的路标。

G. 09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什么研究成果.

奥利弗·威廉森，被誉为重新发现“高斯定理(又译科斯)”的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

有关评价认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该学派的启蒙者高斯曾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他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1932年，奥利弗·威廉森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镇。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士(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3年)；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1977年)。

奥利弗·威廉森的代表著作有：《自由裁量行为的经济学》(1964)，《公司控制与企业行为》(1970)，《市场与等级制》(1975)，《资本主义经济制度》(1985)，《治理机制》(1996)等。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获得者

2009年10月12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女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获得者。

奥斯特罗姆是公共资源研究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学者。她的研究，强调人类和生态系统如何相互影响，从而提供可持续的长期使用资源的方式。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显示了几千年以来人类如何创立不同的组织机构来管理自然资源，以防止生态系统崩溃。不过，奥斯特罗姆还表示，虽然人类取得了很多成功，但人类也应为无数个生态系统的崩溃负责。

奥斯特罗姆的当前研究认为，人类和生态体系的相互影响是多层面的，不能用一概的方式来解决个别社会和生态系统的问题。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生于1933年，她是印地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组织理论、政治学和公共行政方面撰写了多本著作。主要著作包括：《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规则、游戏与公共资源》、《理解制度多样性》和论文《制度的语法》、《美国政治学评论》、《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理论的行为分析：1997年总统演说与美国政治学学会》等。

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制度应当成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内生因素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姆·威廉森获奖，实际上是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制度经济学”。前者论证了除政府和市场以外的其他的创新组织，包括集体组织，可以更好地管理资源，并且深入地研究了公共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后者对科斯的交易成本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企业的边界给予了论证。

制度经济学不同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包括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它们假定制度是既定的，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内生因素来研究。

经济学不是哲学，它必须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对当前的经济难题提供合理的解释甚至解决的路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关于资产组合和资产定价等方面的复杂的经济学理论，也曾经获得过诺奖，但是它们被一些投资机构用来创造复杂的金融产品，而普通人对其学习的成本又很高，政府与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监督管理不到位，反而导致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次将诺奖颁给上述学者与他们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经济学奖励方向的调整。

从新制度经济学广泛的意义讲，在投资人与复杂的基金产品之间信息不对称，并且投资人学习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如何设计一种监督管理风险的制度供给，来满足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化和政府替民众监管，而减少信息了解及其学习成本，并有效防止金融机构及其高管们的道德行为最终变成金融灾难的制度需要。

本次诺奖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的实践指导，也是有普遍的参考和启示意义。比如，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第三方组织，对于生态环境、淡水、矿产等这样的公共领域和公共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再比如，对种植和养殖等生产领域，其组织形式应当如何确定，其组织的规模多大，其经营体的边界在哪里？它们需要结构较为复杂的大公司来管理吗，它们需要人民公社式的集体组织方式吗……如果组织的复杂性和成本大于其简单的生产和收益时，组织肯定不能生存；而用一个简单和小规模的组织方式，去应付复杂的生产经营局面时，如一个家庭组织去管理和经营一个或者多个特大型和现代化的钢铁厂时，企业内部组织的规模太小，太简单，其也无法运行和生存。这就是企业的边界。

H. 2009年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

北京时间2009年10月12日下午7时,诺贝尔基金会宣布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奥利姆·E·威廉森,以表彰他们对经济管理行为的卓越分析,尤其是奥斯特罗姆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的贡献和威廉森对公司治理边界行为的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TheNobelEconomicsPrize)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全称应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称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其评选标准与其它奖项是相同的,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1969年(该银行的300周年庆典)第一次颁奖,由挪威人弗里希和荷兰人丁伯根共同获得,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人均获得过此奖,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
与去年相同，今年诺贝尔奖每项奖金仍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按照传统，2009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依然将在今年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这一天举行。除和平奖颁奖仪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以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经济学奖都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资料：
奥利弗·威廉姆森简介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 ) “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被誉为重新发现“高斯定理（又译科斯）”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威廉姆森对这一新分支的命名。当代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以凡勃仑、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它是以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因此能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派所接纳的新领域。此分支的启蒙者高斯本人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他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简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印第安那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她对制度分析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因而获得了众多的荣誉。她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中西部政治学会、公共选择学会、国际共有财产研究学会等组织的会长，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得著名的弗兰克·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和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并被密歇根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荷兰社会研究院等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她曾任或现任众多杂志的编委，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理论政治学杂志》、《制度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她著述甚丰，其重要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已被译成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中文等多种文字。

I. 今年的若贝尔奖，是什么奖项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1933年出生于美国，中文名为欧玲，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欧玲在上世纪80年代出任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1997年度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现在是印第安那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其重要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已被译成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中文等多种文字。 其他重要著作有《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在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行政学、公共政策、发展研究等诸多领域享受很高的学术声誉，其首创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已经被公认为美国公共选择的三大学派之一。目前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尤其是公共资源与发展的多中心制度基础研究，为发展中世界进行政策咨询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奥利弗·威廉森 奥利弗·威廉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1932年，奥利弗·威廉森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镇。自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士(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3年)；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1977年)。 奥利弗·威廉森被誉为重新发现“高斯定理(又译科斯)”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此分支的启蒙者高斯本人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他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