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兴起的背景

A. 公共管理在中国兴起的体制背景简答

（一）新公共管理兴起的时代背景 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化对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计算机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的、地域的、地方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空前增强。在全球化环境中，一个国家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的关联度不断趋向复杂化，信息、知识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扩展开来，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日益多样化，且变化的周期日益缩短，决策的随机性、时效性大大增强，处于政治系统核心和敏感部位的政府公共行政，少不了要受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和影响。这要求政府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准确的辨别力、判断力，具备随时捕捉客观环境发生变化的信息的能力，并据此迅速调整管理战略，制定相关对策。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按部就班的政府将导致国家失去竞争力，并最终使政府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思潮、文化相互碰撞，也使社会利益和价值目标日益多元化，人们在思想上的共识逐步丧失，统一的、普遍认可的标准不断模糊，每一种主张、理论、主义、意识形态都可以自成体系，自行其事，自己就5是裁判，而不再仰仗传统意义上的‘真理’和作为‘真理’的载体的那种权威。①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大多数统一意志的民主，已经被日益凸显的个性化特征所取代，各种社会利益、价值取向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社会分化为各种亚文化群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各自看电视中不同的节目，各自在不同类型的店铺买东西，各自驾驶不同类型的汽车，我们已经由具有涵盖广泛而相当划一的中产阶级组成的大众社会转变为甚至在中产阶级内部也有很大文化差异的‘马赛克社会’。②这种多元化社会必然要求政府具有整合多元利益的能力，以维持既有秩序和社会稳定。
2、信息技术革命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卫星通讯、计算机和互联网等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步入一个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权力不再以诸如某个办公室或某个组织的权威之类的传统标准为基础，财富的含义正在从诸如黄金、货币和土地之类有形的东西转移开去。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③信息化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也不可避免地对公共行政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信息的垄断，普通百姓取得信息的速度几乎和政府领导者一样迅速，长期以来蒙在政府脸上的面纱被揭开了，民众对政府的神秘感便随之消失。政府不再是公众行为的单向控制者，公众也不再是政府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公民和社会团体更容易参与公共管理活动，并对公共行政的回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公共行政趋向灵活、高效提供了技术支持。借助于信息技术，政府办公趋向于自动化、电子化、网络化，使信息共享更为便捷，为在信息处理和传递过程中减少中间环节提供了可能。正如奈斯比特所评价的，电脑将粉碎金字塔：我们过去创造出等级制、金字塔式管理制度，现在由电脑来记录，我们可以把机构改组成扁平式。④此外，信息技术的运用大大提高收集与处理信息的效率，相应地提高了决策速度，为政府快速了解掌握公众的需求并及时作出回应提供了条件。

B. 求公共经济学经典文献推荐

以精读和泛读相结合的方式，阅读和浏览了一些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由于时间有限不可能深入的对每个细节问题进行理解和分析，所以本阶段阅读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公共经济学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体系，考察公共经济学学科所涵盖的主要领域和内容，以及比较各种类型公共经济学方面教材或著作的异同之处，目的是对公共经济学这一理论学科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以期对以后深入研究学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对公共经济学一般性框架的理解
公共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与私人经济相对应的，政府机构、非营利部门等公共部门经济活动、行为及其绩效的学科。通过阅读众多教材和专著，我试图寻找一条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线索。虽然众多教材都各自有自己的体系和侧重（尤其是国外教材），但我感觉还是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线索可以把握。即：市场万能（亚当·斯密的思想、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市场失灵（公共产品、外部性、不对称信息、自然垄断、公平、稳定等问题以及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增加（凯恩斯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公共规制）→政府失灵（对第二定理的怀疑、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加强预决算管理、政府采购制度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市场边界技术划定问题。其中公共经济学学科诞生于政府大幅干预经济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并且现代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是公共经济学诞生、发展前提基础。
此外，在公共产品范围界定问题上还引出了对政府间财政分权和财政关系的探讨；对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否定，引出了对公共经济效率问题的关注，因此公共经济主要方面的效率也进行了深入地展开研究：在公共支出方面引出了对各种支出项目的深入研究和预决算体制管理的研究；在公共收入方面引出了税收原则、税收负担、税收转嫁、公债以及最优税制问题和税收结构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公共规制方面引入了基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问题的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公共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可描述为：先以市场效率（帕雷托效率）和福利经济学基础入手；再分析市场失灵问题，包括公共产品、外部性、不对称信息、自然垄断、公平、稳定等问题；随后重点分析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提供的局部和一般均衡模型等各种公共产品提供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直接民主:各种投票理论和规则、间接民主：利益集团和寻租问题）；随后针对公共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各具体项目的考察以及支出成本收益和支出政策的研究）、公共收入（税收原则、税收负担、税收转嫁、公债以及最有税制问题和税收结构问题）和公共规制等问题进行展开分析；最后涉及公债、财政分权、预决算管理等问题。这是我理解的公共经济学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由于公共经济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学科内容还很难清楚地界定，因此以上框架只能基本涵盖主要或主流公共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而对某些深入具体的公共经济问题可能有所疏漏。
二、对各类型公共经济学教材或专著的比较和认识
现在中国出现的公共经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两大类、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国外编著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又分为有中译本的和英文原版的两种类型。一般而言，有中译本的国外教材或专著是比较经典的、主流的、名家所著的或国外普遍流行的教材或专著，如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加雷斯·迈尔斯的《公共经济学》、布朗和杰克逊的《公共部门经济学》等；而我国发行的英文原版的教材或专著则一般是以作为辅助性或扩展性的阅读材料来使用的，如约翰·利奇的《公共经济学教程》等。
第二类是国内编著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其中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国外主流教材的逻辑体系框架为基础，将经典理论以中国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重点在于对西方主流思想的引进，较少的涉及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公共经济实践，较注重一般理论的介绍，如大多数国内编著的公共经济教材；另一类是立足于中国实践和具体国情，结合国外的经典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公共经济的现状和发展问题，在体系和内容上都与国外教材有很大不同，有很大的原创性，如吕炜教授所著的《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和王延杰所著的《中国公共经济理论与实践》等。
下面分别以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约翰·利奇的《公共经济学教程》、杨志勇、张馨的《公共经济学》和吕炜教授的《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为例来介绍四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是一本较正统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教材，遵循了一般性的分析体系框架，对大多数公共经济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详细、深入的阐述。同样从福利经济学入手，引出市场失灵和公共经济存在的必要；然后着重对公共收支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用了很多章节对许多具体的支出和收入项目进行了展开分析，使这一部分成为了全书的重点；最后以深层次问题为名对财政联邦制、财政分权和赤字财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没有对公共规制方面的内容加以分析论述。在分析的体制背景上，本书完全以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民主体制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是一部市场化和民主化背景下的公共经济学著作。在分析方法上，本书也是深入浅出，运用了大量的图表和专栏案例等方式对问题进行了阐述，较少的运用数理推导的方式。因此本书体系完整、内容翔实全面、通俗易懂，是一本很好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教材。
约翰·利奇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在体系框架和内容侧重上与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有一定的差别，侧重于由福利经济学两条定理的局限出发来分析公共经济问题，用较多篇幅分析了市场交换和市场失灵问题，如公共产品、外部性、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等问题都以整篇多章的形式来展开论述。同时对税收和再分配问题也有较多论述，也涉及了公共规制问题，但基本没有系统的论述公共支出问题。在分析方法上较多的运用了数理分析和代数的方法，但难度相对较低，不需要许多数理知识就能看懂。这本书在内容和体系框架上与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有很大的互补性，对某些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或较少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是一本深入扩展和辅助阅读的好教材。
杨志勇、张馨的《公共经济学》基本以国外正统公共经济学框架为基础，体系较完备、内容几乎涵盖了现阶段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内容多是介绍性的，比较通俗易懂，但某些问题过于简单，没能深入展开把问题讲清楚。分析方法上，多以论述为主，数理推导证明较少，或有一些也不规范、严谨，看起来比较费劲。在所关注的实践对象上，多以中国实践为例，使读者能更易理解，但所关注的只是从西方理论框架下中国相应问题的一些方面，没有系统深入地分析中国公共经济问题的现状和发展问题，没有过多地考虑中国体制上的特点和差异。总体上看，更像是一本西方公共经济理论的理论综述。但对于初学者而言，是一本不错的入门教材，对许多公共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都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了简单介绍。
吕炜教授的《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是一本以全新视角研究和探讨中国公共财政和中国公共经济问题的著作。本书取名虽为公共财政，但所涉及的内容与众多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几无差异。这本书以西方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立足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宏观背景，在探讨了不同体制、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情况下的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书在内容和体系框架上以一种循序展开的分析框架论述了中国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问题的定位、结合公共财政发展的一般规律考察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转轨国家，以及中国的公共财政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并且紧扣中国经济转轨实践探讨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财政体制公共化两个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问题，最终以大量的实践数据比较分析了国际间的公共财政实践问题。在分析方法上，运用了大量的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公共经济问题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详细分析论述。
我认为西方著名学者的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学教材和著作多是以西方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为背景来研究公共经济问题，其对公共经济问题研究的框架体系主要是涉及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经济问题，而较少的涉及不同体制、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情况下的公共经济问题。因此，西方学者对于公共经济问题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可以借鉴，但在具体的内容和所应关注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更加以中国经济转轨的宏观背景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当前大多中国学者所编著的关于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方面的著作多是直接以西方学者研究分析的理论框架为基础，简单的以案例或小结的形式涉及一些中国的类似问题，但没有真正立足中国经济转轨实践，从中国背景去研究考察中国的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上述各种类型的公共经济方面著作的代表的特点作出以下的一些判断：
特点
著作
难度
体制背景
分析方法
内容、体系
著作性质

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
较易、较少数理证明 成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社会 规范分析，多图表和专栏，较少数理推导 正统，侧重公共收支的分析
主教材

约翰·利奇：《公共经济学教程》 有数理推导、但不需太多数理知识 成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社会 规范分析，多数理、代数和图形 与主流互补，侧重对市场失灵问题的分析
辅助教材

杨志勇、张馨：《公共经济学》 通俗易懂、但部分章节介绍过于简单，难以理解 成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社会，但引入一些中国案例 规范分析，多引用国外数理推导，多专栏、图表 较为全面、按主流框架展开，但没有深入分析
入门教材

吕炜教授：《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
有学术论文性质，需认真体会 以不同体制为背景，着重强调了中国的转轨体制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较多数据与图表 不同于一般体系，侧重不同体制比较分析，立足中国实践
学术专著
扩展阅读
对其他教材特点的一些看法：
加雷斯·迈尔斯的《公共经济学》：较多数理证明和推倒，属于中级难度，涉及内容和问题较深，需较强的数理和微观经济学基础。
布朗和杰克逊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内容介于中级与初级之间，需一定的数理和微观经济学基础，涉及内容较为正统，但偏重于税收问题。
拉本德拉·贾的《现代公共经济学》：属于中级教程，有较多的数理推导和证明，内容正统和主流。
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的《公共经济学》：属于中级教程，版本较老，内容主要关注了税收问题而忽视了公共支出问题。
但上述四部教材都不涉及公共规制问题。

C. 全球化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啊

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是指在新科技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的推动下，社会在生产 相关图书
的各个环节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各种资本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运动超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关系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趋势。经济全球化是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程度大为增强、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不断削弱，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产生的。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萌芽可以追溯到到”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扩大，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大大超过历代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已发展成为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涵盖了生产、贸易、金融和投资各个领域，囊括了世界经济和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过程。其主要表现为：国际分工从过去以垂直分工为主发展到以水平分工为主的一个新阶段；世界贸易增长迅猛和多边贸易体制开始形成；国际资本流动达到空前规模，金融国际化的进程加快；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增；国际经济协调的作用日益加强。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这是因为： 第一，新科技革命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条件； 第二，国际贸易的高度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三，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第四，国际间相互投资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D. 理学兴起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1．宋明理学兴起的背景：三教合一 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信仰出现危机感，而道教的修炼丹药长生不老，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来世的思想在社会迅速传播。随着政治稳定三教相互渗透，彼此调和逐渐趋向合一。儒家强调人世，根本目标就是强国。个人的精力应该奉献给国家。道家强调自由，目标就是超脱尘世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佛家强调解脱。儒家思想在三教中多侧重于人世间的事。而儒家思想是佛道二家的基础。科举产生的士大夫们，注重道德文化修养，注重气节，对儒家经典大义的不断探究成为时尚。

E. （新）公共管理学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和现实根源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较之以前的管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此，自其产生以来，它逐步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切都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20世纪末的兴起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1、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日益凸现的内在理论缺陷。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先前的政府管理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建立在两个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一个是由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并由古德诺系统化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另一个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建构在这两大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治与行政是可以分开的，在“二分”的情况下，公共行政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有效地执行既定政策或达成既定目标。有关政治、政策的问题，属于政治学范畴，政治不要干扰行政，行政是科学的问题，可以也应该保持价值中立，而以追求经济和效率为目标。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忠实和有效地执行被政治官员制定的政策。据此，便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最佳的行政管理原则。公共员系统依据这些组织原则运作，剔除任何个人感情因素，像驴一样受赏罚的支配，行政管理便可以达到高度的“理性化”，政府管理也就可以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其实，早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形成后不久，其赖以立足的二大理论基础就遭到了包括政治学行为主义和人际关系学派的激烈批判。行政学者罗伯特·达尔和沃尔多都曾指出，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传统行政模式的不切实际之处就在于，政治与行政必然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不含任何价值判断的公共行政只是一个神话而已。行政学者彼得斯也指出：“行政管理与政策并非呈现出互不相关的离散现象，而是相互关联的。无论是通过主观方式还是通过客观方式，行政体系的属性都会影响到政治体系的政策产出。”时至今日，大多数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尽管实际工作者中的一些人依然固执地坚持两分法的观点，但传统的行政模式必须依赖于一个无法成立且长久被认为是不能实现的理论，至少说明这个模式肯定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面对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学者们也认为，由于官僚制的理性形式、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以及等级制的特点，使得它不可避免地会与民主制发生冲突。实际上，韦伯自己也只是把官僚制当作一种理想状态。在他看来，官僚组织的完善，必然使人们进入“铁的牢笼”。“哪里彻底实现了行政的官僚化，哪里所确立的权力关系的类型实际上是不可摧毁的。”要对付发达的官僚机器，一般个人、官僚机构中的官员甚至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实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显然，这一切并不是现代人所向往的。另外，官僚制在实践中的应用也与韦伯的设想有些出入，特别是官僚制在人事制度中的实践所产生的僵化、形式主义较之韦伯的设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其精英主义的特征又远不能达到韦伯的设想，这直接导致了该体系效率的降低。这些理论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公共行政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

2、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在实践中正在遭受日益广泛的抨击。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就出现了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能力进行的抨击。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规模”过于庞大，浪费了过多的紧缺资源。目前，削减政府经费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瑞典等国家，其公共服务传统上是规模较大的，但是现在公共部门的作用已经下降了。其次，关于政府的“范围”也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政府本身介入的活动过多，其中许多活动可以有其他可选择的备用方法。作为这种观点的反应，许多先前由政府从事的活动开始转向私营部门。此外，政府的“方法”也受到抨击。人们越来越认为，官僚制的方法必定会造成工作的没有起色和效率低下。如果必须由政府从事某种活动，也需要寻求官僚制之外的其他的组织方法。对公共部门的规模、范围和方法进行抨击所产生的明显结果就是削减政府和改革其管理方法。

3、经济理论的变革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对社会生活实行全面干预。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并获得巨大成功时，与“市场失灵”相伴随的“政府失灵”也表现得同样明显。一方面，政府对社会、市场所承担的管理任务越来越多，成为“万能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内部官僚机构膨胀，效率低下，财政支出日益扩大，政府管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自由主义和市场取向的公共选择理论异军突起。正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指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和方法，研究了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政府失灵问题”。公共选择理论在70年代正式介入“公共管理”领域，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采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来研究政府官僚系统的行为。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在这两个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都是自利和理性的人。也就是说，政府公职人员与普通市民一样，都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再加上没有市场竞争的机制予以有效制约，因而自利的官僚得以不顾社会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的权力、名望和利益，最终造成政府效率不彰。基于这一认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失败的是政府而不是市场，要解决公共管理的危机，应减少政府的职能，尽量交由更有效率的市场来调控货品和服务的供应，以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他们还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强调的统一规制和监控，极大地抑制了公职机构和文官的创造力，已陷入形式化和僵化；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管理和服务，忽视公共保障和服务的多样性，对市场信号和消费者需求的反应不灵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世界的需要，是“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十九世纪的行政技术”。由此，他们认为市场可以取代政治或行政成为管治社会的主导机制，只有将“经济效率”奉为最高标准，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才能使众多自利的个体走到一起，增加社会福祉。总之，公共选择理论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4、知识经济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政府面临更加严峻的“效能”和“合法性”竞争。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兴起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将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推向更高的新台阶。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全球性的“政府效能”横向竞争的时代成为现实。政府绩效与政府合法性的单一纵向参考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同社会下的公众像选择职业与工作单位那样选择政府的时代已悄然来临。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竞争，犹如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样，已经并将于21世纪伊始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规模上，在不同政府之间迅速展开。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命运都将由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能力和其处理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问题的能力所决定；各国政府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国际互振系统中不遗余力地寻求到保护和促进本国在全球竞争中利益的方略和战术，并有效地促进本国福利的实际提高，才能获得本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政府效能与合法性已不再能从本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中获得令人信服的认同，历史原因已不再成为人们认可的社会福利不及他国的托辞。全球性“政府效能”和“政府合法性”竞争的结果，必然使那些对社会的要求与愿望反应迟钝或不愿作出反应的政府面临权威危机、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对政府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迎接这一挑战，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与重塑，无疑将成为各国政府明智的选择。

总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的发展，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在理论和实践的质疑声中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的行政模式已无法反映出现代公共服务所需承担的广泛的、管理的以及政策制定的角色，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消极的控制形式，不是致力于为提高效率提供有效的激励，而是着力于怎样避免犯错误。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以经济学和私营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引人注目地登上了公共管理的历史舞台，并引发了公共管理领域一场新的革命。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意蕴及其前景

对“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它还处在探索和发展的复杂进程之中。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已经体现出了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重大的差异，如更注重管理绩效和管理效率，更注重市场的力量，更注重管理的弹性而不是僵化，更注重公共部门运行于其中的相关的政治环境，更注重私营部门管理方式在公共部门的应用等等。“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它业已表现出的新特征及其发展趋势，都明确地提醒世人：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已经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步形成。在目前改革的实践中，尽管出于操作上的需要仍表现出政府继续承担运动主体的角色，但从这场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无疑包含着对近代以来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进行全面检讨的意蕴。

当然，任何的变革过程都会有得益者和受损者。从信奉市场力量和现代企业“消费者导向”中吸取营养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一些大规模实践中虽然显示出了生机和活力，但也积淀着不少理念性的矛盾和冲突。例如，从“企业家政府”和“企业化政府”引出的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异同比较；在政治家与高级文官签订业绩合同及其评估过程中，如何避免政治和价值观的影响；在以“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或有效性（Effectiveness）作为政府绩效的评估标准时，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它对照以公平(Equity)替换经济的政策评估的“三E”标准孰优孰劣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未来需要认真面对并切实加以解决的。

但无论如何，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尚处在艰辛的探索之中，还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统一的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还远非完美，还存在着不少批评和毋庸置疑的问题，但20世纪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却无疑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引发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必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F. 公共经济学的公共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公共经济学理论以凯恩斯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始点，按发展顺序划分，主要有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
1、 凯恩斯主义的财政理论。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核心是有效总需求理论，它们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及“货币的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
2、供应学派的财政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了经济“滞胀”的局面，凯恩斯学派需求管理政策受到严重挑战。由于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劳动、储蓄、投资、生产等供应的因素，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降低。以供应学派为代表的的经济理论应运而生，他们认为要医治“滞胀”的经济顽症，就要重新肯定萨伊定律，重视供给管理政策，降低税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减少国家干预经济，提高私人经济的效率。表现在税收上，就要强调税收的中性原则，即征税结果不要影响纳税人在生产、投资、消费等方面的行为。供应学派反对赤字财政政策，主张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恢复预算平衡。在具体政策措施上，主张减税政策，以鼓励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刺激投资，增加供应。他们提出了“拉弗曲线”，以此来描述税收和生产之间的关系。
3、货币学派的财政观点。
货币学派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兴起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反对凯恩斯的理论及政策主张，主张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以调节经济。货币学派认为推行凯恩斯扩大财政支出政策造成货币供应的增加，导致持续的通货膨胀。因此，他们反对赤字财政政策，主张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在税收方面，货币学派提出了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减征投资收入税、土地开发税和公司利润税，实行“负所得税”的设想。
4、其他观点。
除了上述一些主要流派的财政思想和观点外，在当代西方公共财政学理论中、引人注目的还有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说和公共选择学派的财政学说。
马斯格雷夫，在《财政理论和实践》一书中提出税收六原则:
（1）税负分布应该是公平的，应使每个人都支付合理的份额。
（2）税收的选择应尽量不干预有效的市场决策，也就是说要使税收的“额外负担”极小化。
（3）如果税收政策被用于实现刺激投资等其他目标，必须使之对税制公平性的干扰达到最小。
（4）税收结构应有助于以经济稳定增长为目标的财政政策的实现。
（5）税收制度应明晰而无行政争议，并且要便于纳税人理解。
（6）税收的管理和征收费用应在考虑其他目标的基础上尽量降低。
总之，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要求人们从更广泛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研究政府的经济活动。研究方法的进步，更推动了财政学基础上的公共经济学的诞生。为了沿袭历史上财政学的发展，人们往往把财政学叫做旧公共经济学，而把扩大了的财政学叫做公共经济学。

G. 现代大学在中国兴起的背景是什么

现代大学掀起的背景基本上就到时在东校学校，当时欧洲国家在中国建立在那些学校

H. 经济法和社会法作为后起的法律,兴起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1)市场经济发抄展到社会化大生袭产阶段，国家被动地或者自：觉地承担起对经济加以组织协调的职能。(2)社会经济及国家对经济的调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并形成了相应的经济法学说。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这些基础和条件尚未出现时，经济法是不可能产生。

I. 公共经济学诞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公共经济学是从研究抄公共产品袭如何提供的问题作为发端而逐渐发展形成的，基本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起源的标志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的发表。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的著作《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出版，标志着公共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1964年，法国人科姆写了第一本以公共经济学命名的著作《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导论》。随后，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以公共经济学命名的著作也逐渐增多。

大背景二战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