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经济学史论文集

❶ 罗伯特福格尔是什么时候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1926年罗伯特?福格尔出生在美国的纽约市。

福格尔是幸运的。在他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都遇到了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学家的指导。

在哥伦比亚大学乔治?J?斯蒂格勒和卡特?古德里对福格尔影响很大，福格尔在写硕士论文时曾请古德里赐教。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给予福格尔的指导最多的老师有微观经济理论的阿巴?楼纳和弗里茨?马奇鲁，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伊夫赛?多玛，数理经济学的刘大中等。

指导他博士论文的西蒙?库兹涅茨，对福格尔影响最大。在学生们眼中，“他说话和气，中等身材，人们在他班上不用很长时间就会发现他是一位顶尖的智者，不仅通晓经济学，而且也在历史、人口统计、统计学及自然科学方面有广博的知识。他的经济增长课程覆盖现代技术变化史、人口统计和人口理论，以及利用国民收入总量进行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分布的比较研究”。库兹涅茨的课程很有价值。他反复指明经济学的中心统计问题并非随机误差而是数据中的系统性偏误，而且他传达一些对付那个问题的一些强有力的方法，特别是重视灵敏度分析的作用。

在福格尔离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时候，他已制定了自己今后十年的两个研究方向。第一是测量主要科技革新，主要政府政策及主要环境和制度变化对经济增长道路的影响。第二是提倡更多利用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和统计方法以研究经济史家们集中注视的长期复杂过程。这两项目标密切相关。提倡新方法的最好论据是证明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例如铁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方法比传统方法优越。新方法有可能以一种方式陈述主要分析问题，使它们便于测量，识别为解决争议之点所需证据的种类，发展既适合问题又适合现有证据的测量技术，评估研究成果的可靠性。

福格尔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得到有关教授的关心和支持，他们给予他尽可能的财力和物力的帮助。甚至当福格尔还是一名未经考验的新助理教授时，列昂纳尔?W?麦克肯齐提供了几名研究助理，一名计算机程序员和他所需要的所有计算机机时。

福格尔195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执教，但于1959年又转到罗切斯特大学。1964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1965年在那里任经济史教授。1965年，他同时兼任罗切斯特大学的教授职位，1975年他把两个职位都辞去，而到哈佛大学任教授。但是，对他来说，既要任人口经济学中心的理事，又要兼瓦格林基金会的理事，所以，1981年，他还是回到了芝加哥大学。福格尔1977年曾任经济学会会长，1980年任社会科学史学会会长，1978年以后又一直任国立经济研究局的项目理事。

罗伯特?福格尔以他在计量经济史方面出色的工作，荣获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福格尔的《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史学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计量学”或“新定量经济史学”的诞生。这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同统计推断原理相结合的一门新学科，用以考察这样的反事实性问题：如果铁路从来就不存在，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是多少？对那些反对这一问题的人说来答案是：所有历史研究实际上都是提出反事实性问题，不过是采用含蓄的而不是直率的方式罢了。

在围绕“新经济”史学的兴起而展开的热烈讨论中，福格尔坚定地维护《美国经济史新释》和《“科学”史学与传统史学》中明确制定的方法。不仅如此，对于19世纪美国铁路的经济影响，福格尔推翻了不少过去的研究；与恩哲尔曼齐心协力，重新考察了美国奴隶制经济学。美国史是以其受到热烈的争论而著名的课题，而《苦难的时代：美国黑奴制经济学》要算是迄今在美国史方面出版的一本争议最大的书。康拉德(A.H.Conrad)和迈耶尔(J.R.Meyer)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58年4月、10月号上的那篇文章《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学》，最先与那种认为奴隶制是一种无效益、不赢利的生产方式的正统观点唱反调。福格尔和恩哲尔曼接受了这篇经典文章的论点，进而严加抨击像种族主义者那样地死死维护正统观点的那些人；坚持认为奴隶制具有相当的效益，并且惟有像南北战争那样的超经济力量才可能导致它解体。他们的书已多次被译成别种文字。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这本书的各种评论文献就远远超过了原书本身。

❷ 世界经济与政治分析的当代知名人士有哪些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 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 ·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二)管理学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核心竞争力”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因为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难以模仿这些的资源特征，对核心竞争力的重视和研究，实际上是将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问题转化为维系竞争优势的问题，进而赋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认清、维护和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性命攸关”的。
过去，多元化经营的大公司可以简单地指示下属的各业务单元进入某个特定的终端产品市场，并要求这些业务单元能成为世界领先者。但是，随着市场边界迅速变化，目标市场往往变得飘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这一简单做法，则难以创造新市场，也难以快速进入新兴市场或在成熟市场戏剧性地改变客户选择的模式。
竞争优势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层整合整个公司的技术及生产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这些能力使得各项经营业务能够迅速捕获不断变化的机会。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颗大树，树干和主要枝杈是核心产品，较小的枝杈是些业务单元，树叶、花朵和果实是终端产品，而提供滋润、营养和稳定的根系则是核心竞争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缩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竞争力。
我们可以把核心竞争力视为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不仅涉及技术体系的协调一致，还与工作的组织、价值观的传递有关。核心竞争力还是沟通、参与，以及对跨组织边界工作的深刻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竞争力并不意味着比竞争对手更多的研发投资，也不意味着垂直整合。
核心竞争力的独特之处在于，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强。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把已有的业务抱成一团的粘结剂，而且还是新业务开发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产品背后是几个共享的核心竞争力。各种各样的业务从表面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处的核心竞争力看，不同的业务恰恰是脉络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学、成像技术和微处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使它得以在复印机、激光打印机、相机和扫描仪这些看起来不同的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罗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内西（William J. Abernathy）：关注企业长远发展
过去20年间，因美国的经济层越来越依赖一些几近教条的管理原则。这些管理教条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华而不实的方法，轻视基于经验的洞察力，因而无法把握战略决策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结果，追求短期经济回报的最大化成为许多公司压倒一切的准则。
当今世界，大多数行业的成功都要求企业重视长远发展，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美国管理者却沉迷于那些看似实用的“管理教条”：鼓励管理者重分析，轻洞察；鼓励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减，放弃长远的企业发展。事实上，恰恰是这些被管理者视为福音的管理教条在美国经济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些风靡全美的管理教条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财务控制管理。随着企业的组织结构日益分散化，企业倾向于把利润中心作为衡量管理者成败的基本标准。这必然导致企业更依赖于投资回报率这样的短期财务指标，并以此来评估管理者的业绩。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敢于尝试创新，因为没有人可以承受失败带来的后果。
企业组合管理。企业组合管理是“投资组合管理”概念在企业中的运用，即多元化经营。但是，假如运用这一理论的管理团队缺乏实际经验，只关注财务和控制，那就会把管理者推向一个极端：在安排资源时畏首畏尾，不敢承担责任，不愿冒风险。
市场驱动管理。1960年以来，美国公司把一个它们原本忽视的原则用得过于到家了：经营以客户为导向。问题在于，运用市场驱动企业发展的战略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客户往往只看得到现有的产品，企业仅仅关注当前的客户满意度有可能会错过未来的卓越产品。
事实上，企业得以生存和经久不衰的命门历来如此：投资、创新、领先、创造从未有过的价值。只有如此，而不仅仅是充当控制者、市场分析家、企业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场先驱。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条：经济下滑之罪魁》
亚伯拉罕·扎莱兹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领导者
管理者和领导者是非常不同的两类人。在动机、成长历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动方面，两者都截然不同。
什么是培养领导者的最佳方法？各个社会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养管理者就是培养领导者。但是这种机制虽然能够保证控制得法、各方权力平衡和管理者胜任其职，却不能保证组织富有想像力、创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离正轨。而且，管理者倾向于集体领导

❸ 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说过：“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

答案A
本小题考查的是联系。大公司成长起来不仅靠内部也离不开外部，这说明事物的联系构成事物的变化和发展，B、D与材料无关，C的说法是错误的。

❹ 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

定价：20.00 目录知识的“能”与“不能”（译者序）作者小传致谢导言：？/丹尼尔·B.克莱因经济学家工作的作用和价值 / 弗兰克·D.格雷厄姆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 / 罗纳德·H.科斯经济学家权威的衰落 / 威廉·H.赫特政策主张中的“现实主义” / 克拉伦斯·菲尔布鲁克如何兼顾学术成就与社会贡献 / 戈登·塔洛克公共福利与经济学叙事 / 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经济学家知道些什么？ / 托马斯·C.谢林经济学家以及错误的纠正 / 伊斯雷尔·M.柯茨纳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 /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研究经济学职业和经济学家的推荐书目人名索引译后小记 导言：？ 丹尼尔·B.克莱因收集在本书中的论文展示了经济学家们所做的选择。写作什么样的主题，遵从什么样的理论前设，吸引什么样的当权者，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采用什么样的论调，预设什么样的听众，回应什么样的挑战以及想要服务什么样的社会目标，每一次在做如上选择的时候一个经济学家就扮演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角色。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个人选择能有效地促进人类社会的改善吗？当前的大多数作者都怀疑经济学家的诸多选择并不是为了社会的改善。经济学家能够很快发现市场、政府以及其他制度的缺陷，但是他们却极少将这一发现缺陷的本事对准他们自己所在的职业界（即使有，也不是公开的）。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公开态度颇像对待自家孩子的态度：没有任何批评性质疑的全盘接受。有些经济学家也会对平常的职业常规和标准怀有一种怀疑，但这种怀疑却仅限于私下里的思考和朋友间谨慎的交谈。只有少数的几个经济学家，比如阿加·克莱默（Arjo Klamer），大卫·科兰德（David Colander），托马斯·迈耶（Thomas Mayer），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才公开地表达了他们的怀疑。 对这本小册子而言，其推动力来源于这样一个看法，即学术机构无法为现实行动提供有效建议，而且他们还怀疑研究工作是否能够增进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明智行动。如果是这样，经济学家们或许就会发现从事学术工作的压力使得他们偏离了为社会经济生活做出贡献的方面。他们的身心被“撕裂”（torn）了，究竟要在学术领域作出成就还是应当为现实经济体制更好的运作作出贡献？这本汇集了诸多文章的小册子希望发现一条进入学术经济学家内心世界的通道，它建议经济学家真正面对这一学术成就和现实贡献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的存在特别体现在弗兰克·格雷厄姆（Frank Graham）、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威廉姆·赫特（William Hutt）以及克拉伦斯·菲尔布鲁克（Clarence Philbrook）的文章中。那些文章写作的年代，和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文章中的暗示一样，显示了那一时代的经济学家反对那种仅仅看重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而对社会无所助益的研究风格，这一取向也暗中体现在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那篇更富于乐观气息的论文中（写作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eCloskey）、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伊斯雷尔·柯茨纳（Israel Kirzn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文章也指涉到了经济学家在增进人类社会的福利方面起到的作用。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重要的观点，有时这些观点之间还会有冲突，但是在基本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将这些论文汇集在一起就既能提供一种经济学作为一门职业存在的理由，也能提供一种经济学家应该有的社会责任的眼光。下面，我将从不同的文章以及他们各自的理论贡献中提炼出几个关键性的思想供大家参考。 政治经济学中的决策者(Practitioner)是普通人 赫特和哈耶克指出了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一些学科，比如物理学，化学，工程学和医学，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对后面的这些学科而言，人们委托专家做出重大决定，因此这些领域内的决策者很有信心运用基本知识改善人类的状况。然而，政治经济学中的决策者却不是经济学专家而是每一个政府官员和普通选民——平凡的普通人（the Everyman）——他们是高度忽视和缺乏基本经济学思想的典型。“结果是……”哈耶克说道：“……你永远不能一次性地为所有人确立一条经济学规律，而总是不得不付出努力使每一代人重新相信它。”作为一个群体的经济学家们在向公众持续地反复灌输那些经济学基本思想上没能获得成功（对于职业经济学家而言，那些思想可能只是一些“不证自明”（inframarginal）的东西）。其结果是，在这个领域，“差不多比任何其他物种都明显的是，人类不断愚蠢地重复自己早已犯过的错误”。政治经济学中的决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实使得职业经济学家陷入了两难境地：他应当努力教给人们各种经济学常识，比如，以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和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提倡的方式，以此来开导那些政治经济领域里的普通决策者吗？如果这样做，该工作能获得职业尊敬并享有职业安全吗？如果学术界看重那种仅仅写给学界其他人看的范式化或形式化（paradigmatic）的研究，那么，那些想证明自己没有白领薪水的经济学家应该如何做呢？他能发现一个值得信赖的信念让他既能在学术领域取得成功又能为社会福利的增进做出贡献吗？ 被抛弃的基本观点 很多作者在这本书中指出由于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决策者是普通人，基本的经济学观点和简单的政策结论在公共事务中被抛弃了。科斯说道：“如果我们不得不提供的建议被采用的话，虽然它只包括几条简单的经济学规律，但其价值是明显的——令人泄气的是这些简单的规律却被普遍地忽视了。”格雷厄姆也说过类似的话，即经济政策的失败在于非常缺少那些“明显值得追求的、并能很容易认识到的目标。”哈耶克指出：“曾经获得和广泛传播的知识不是被证实或证伪而是被简单地丢弃和遗忘了。”科斯甚至还引证了弗兰克·奈特，埃德温·坎南和亚当·斯密的相似的评论，这些文章指出在经济学内部，其实有一个处理该决策者困境，一代又一代地努力保持并使得经济学基本观点在公共领域内充满活力的传统。如果这些作者认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简单结论被抛弃了，那么他们心中肯定拥有一些特定的观点和结论。大多数作者都相信政府政策应当以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为鹄的；我们还能确定几乎所有的作者，除了谢林，也许还有格雷厄姆，都同意今天的美国政府应当立即减少或逐步减少至少一半的花销和至少75%的政府管制。但是这本集子里的最基本的思想却不依靠那种自由论者的政策观点，而仅仅依靠一种信念，即如果经济学家们更多关注和研究公共政策，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经济学的基本观念就会更好地传达给普通公众，而不管他们相信这些观念是什么。尽管作者们基本上都同意政策改革，但是说他们在何为经济学“简单真理”（’simple truths’）上完全一致却是值得怀疑的。可能所有作者都会援引在经济学入门课程中讲授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则：共同目标，劳动分工，机会成本，边际效用，激励，竞争，比较优势，交易成本等等；也能确定所有作者都会偏爱这个故事——在产权制度下，通过满足人们的需求，人的欲望能为人们创造获得它们的机会；当然也能确定他们都喜欢市场行为的有效分散化协调。但奥地利传统的学者，包括哈耶克，赫特和柯茨纳，可能认为这个清单上还应该包括机会发现，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和分立的知识；塔洛克和其他的一些人或许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的诸多要素中还应该包括政府激励分析；迈克洛斯基可能还会强调经济行动中论说方式的重要；谢林会强调经济体系中会计恒等式（accounting identities）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大家都同意政策应当如何改革，但在哪些基本观点应当被强调并作为证据支持那些政策的改革方案方面，他们的观点却有所不同。 经济学家能够影响公共事务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经说过，尽管其早期对经济学家作为政策建议者能够影响社会表现出明显的乐观态度的这样一句话被柯茨纳引用：“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仅仅施加了一种微弱的几乎不能察觉到的的影响。”斯蒂格勒告诉经济学家不要企图劝诫普通人，他甚至宣称经济学家不要对教育普通人抱有任何兴趣，因为普通人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并能使信息的寻找尽量有效。斯蒂格勒告诉经济学家他们的努力或许最好应该集中在学术追求上。相比较而言，本书的作者们（部分除了赫特和哈耶克）却力劝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参与公共讨论（public discourse）。他们确定经济学家们对公共事务施加了影响。塔洛克指出在取消汽车业、航空业和银行业的政府管制和降低关税方面，经济学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迈克洛斯基说道：“是观念，而不是美元，击败了管制机构。”；菲尔布鲁克表达了“观念力量”（idea force）的观点，“然而一种观念会进入一个人的头脑。它有可能死亡也有可能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更进一步地，一种观念的表达在更多人的心里播下了种子，然后，潜在地，这股力量会以一种天文数字般的速度增长。”或许作者们的信心部分来源于对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性质的一种直觉。如果知识仅仅是一些信息（如同斯蒂格勒经常想要指出的那样），经济学无助于现实生活的改善（一种“宿命论”）就是一个不错的判断。人们会有足够的激励去寻找一些他所没有的信息，比如一个电话号码，而经济学家们强塞给他的很多信息却不太可能会影响他的行动。但是，知识并不仅仅只是信息，它还是一种解释和判断。普通人有时会习惯于从国会议员那里获得一些相关的信息，但是他们对与社会相关的经济解释和经济观点却有一种即使有限却很稳定的需求。这种需求往往是由工会领导人，商业发言人，环境活动家，所谓的消费者权利提倡者，律师，利益集团，权威媒体，政治家，政府官僚以及经济学家提供的。通过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和严谨周密的判断，经济学家能够在公共讨论中起到一种极其重要的作用。塔洛克指出公众如果知道卡特尔协议的经济学解释，他们一定会自始至终地反对民用航空委员会（the Civil Aeronauties Board，简称 CAB）；迈克洛斯基认为那些运动式隐喻（sports metaphors），比如美国对日本（U.S.-versus-Japan），损害了经济学理解，而共同目标、比较优势等替代性解释却能增进这种理解；科斯引用了一个思想试验的例子——想象一个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官员在决定是否批准一种新药时所面对的激励——一个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解释。这些案例中所提供的知识主要不是信息——某种事实和数据——而是一种解释：故事，历史，思想试验以及隐喻。鉴于斯蒂格勒（由于怀有那种知识仅仅是信息的看法）极力想消除社会事务中错误难免的观念，柯茨纳坚持认为在经济过程中错误无所不在，并且一如既往地将这一观念应用到了公共事务的讨论之中。在他看来，当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解释的时候，错误可能就能被纠正，因为知识不仅仅是信息，它还是一种洞察力，而洞察力即是对一种新的、更好的解释的发现。柯茨纳批评斯蒂格勒没有把这种错误观吸纳到他的经济学和公共哲学之中。本书中的另外一些作者也站在柯茨纳这边，认为经济学家能帮助人们发现他们的错误。菲尔布鲁克指出作为政策建议者的经济学家能够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错误态度”；谢林认为有了经济学家们提供的政策改革方案，所有的“免费午餐”（free lunch）就只有乖乖等着被人发现的命了。那种认为知识仅仅是信息的观点还遮蔽了知识的第三个面向：判断。当存在多种解释而人们不得不在几种备选解释中作出决定时，就需要进行判断。判断是知识的这样一个面向，在其中人们不仅要认识到观念，更要相信观念和运用观念。判断在行动中展现并经常在这样的只言片语中被清楚地表达：“我认为我们应当做什么……”。如同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所解释的，判断中有一种信奉的要素，相信或感觉一个人的信念会部分决定他如何思考、从事什么样的行动以及成为什么样的人。它是知识的道德维度，影响着一个人未来的主张和行动。因此，经济学家能以两种方式影响普通人，其一是提供事实和解释，帮助人们发现何处是他的利益所在；其二便是提供道德指导，告诉人们他们的利益应当是什么。从亚当·斯密到迈克洛斯基，雄辩滔滔的经济学家们都认识到了说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言说者自身的精神气质。当一个经济学家反对许可限制时，劝说的理由不仅在于这个观点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事实上是被人们支持的，更在于它是真诚的，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经济学家需要留意察看一个经济体系周围以及隐藏在该体系背后的事物，需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作出相关的描述。”一个经济学家会强烈要求取消对商业活动的管制，他会劝说公众他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因为他站在企业的立场说话而是为着整个社会的考虑着想。因为这个原因，和经济学家的一次认真的交谈能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迈克洛斯基指出管制委员会的“道德权威”被经济学家们摧毁（infiltruated）了；菲尔布鲁克也说过经济学家可以通过确立“一种价值的有效性”（the validity of a value）来施加他们的影响。经济学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解释和判断。一种对知识性质的全面判断和了解能够使得经济学家们拒绝那种不管做什么都没有效率的“宿命论”思想。他们或许会采纳一种艾伦·怀尔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表达过的态度：“这种对知识的全面理解会获得一种能够消除损害（由那些只是心地善良却没有经济学常识的好人造成的）的智慧。”仅仅是好人会带来决策的失误，而经济学家却能纠正这些错误。而且即使经济学家的影响不大，这些影响也是有价值的。如同科斯叙述过的，“一个经济学家通过他的努力能够将一个一年浪费一亿美元的方案推迟一个星期（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成功），他的这一行为就已经挣得了他毕生的全部薪水。”科斯鼓励经济学家们参与公共讨论，不是因为他相信他们的影响会有多大，而是因为“即使一个小小的成功也不应该被轻视”。 非主流、悲伤以及对绝望的斗争 尽管作者们表达了经济学家们将会影响公共事务的希望，有好几位作者却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希望是困难的和难以达成的。经济学家们的大作很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对社会产生效果，经济学家们的建议似乎也被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当人们拒绝一个良好的建议时，其拒绝也是粗鲁无理的。甚至在那些极少的、经济学家的建议能在社会中生根发芽的情况下，智者的影响也是长久地被忽视而且他也不会获得任何声誉。在大多数时候，经济学家们参与公共讨论就好象在教导一个坏脾气的、被宠坏了的孩子。经济学家必须为获得注意进行争辩和论证，而一旦获得了注意，他就会认真地和煞费苦心地将自己那套包含了一些基本观点的方案不断进行“预演”（reheared），尽量用一些想象的故事和案例来论证它的合理性；而当他认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将他的观点牢记在心的时候，他们却突然抛弃了他的建议而且不给任何恰当的理由。他唯一的指望和依靠就是继续希望和恳求，这整个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或许还使一个人看起来有点荒唐可笑。这种挫败，甚至绝望的感觉尤其体现在写作于20世纪30和40年代的赫特、格雷厄姆以及哈耶克的早期文章中，而那个年代，正是中央集权制（statism）不仅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力量还是一种智识力量都快速增进和发展的时候。哈耶克指出经济理性可能导致一种普遍的人类直觉与过分简单化的幸福社会之构想的冲突。实际上，从收录在本书中的哈耶克那篇1944年的演讲辞中，我们就能够看到那种传统社会价值与现代社会理想规则之间相互紧张的观念，而在随后的四十年间，哈耶克又不断发展和完善了这些观念中的要点。哈耶克警告那些年轻的经济学学生，“对一种观点坚定不移的追求肯定会使你陷入一种差不多是孤立无助的和非主流（unpopularity）的状态，”而经济学家“不必为他的努力去寻求公众的支持或同情。”赫特的忠告同样令人心灰意冷。他说自由主义导向的经济学家必须“意识到一种极度无助的感觉经常会周期性的再现”：“在所有的方面，他都认为他看到了存在一种对什么影响人类福利状况的情形既无知又困惑的思想；他也知道以他的力量无论做什么和说什么都无法对那些累积起来的错误思想以及由此导致的荒谬政策的改变产生最微弱的影响。他认识到在那些被错误思想影响的政策和行动的领域，眼下的他注定了只能闭口不言。他不试图去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很少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经验和历史告诉他这种反对没有任何益处而只会损害他自己的声誉。他认识到对他所在时代主流的错误观念的持续反对只会使他声名狼藉（notoriety），被人视为一个古怪的人。”对那些参与公共讨论的经济学家而言，这种挫败和绝望的感觉最为强烈，读一下赫特文章中的这样一句话：“作为一种对现实时局的批评，经济学家最能认识到自己最没有什么用。”尽管在最近几十年，中央集权的思想不象在赫特写作的时代那样继续扩展，尽管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公众的交流没有什么明显的困难就赢得了喝彩，赫特和哈耶克阐述过的基本问题对今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仍然是非常恰当的。 伟大的逃离：从公共讨论到学术职业 赫特继续阐述为了应对这种挫败感，经济学家怎样开展他们的工作：“因此，在实践中，他也把他的努力主要限定在写作一些仅仅给其他经济学家们阅读的著作和文章上；如果他是个教师，他还会尝试将一种对经济学的理解传授（disseminate）给那些会聚在他的影响下的下一代的学生们。”赫特搭起了一座从公共讨论中经济学家经历的基本困难到经济学内部作为一个职业学术人的困难之间的桥梁。这一桥梁在本书的其他各篇文章中不太清晰，不过对作为一个学术职业的经济学的失败，很多文章倒是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因此，这些文章指出了一个经济学家在面对两个不同领域——公共讨论领域和学术追求领域——时的问题和困难，赫特建议用一种社会学理论来连接这两个领域，而在另外的几篇文章中，相关理论却是不太清晰的。作为一种对参与公共事务的挫败的“逃避”（escape），赫特明确地承认了这种“向内的转变”（the turn inward），即转向学术，转向一种严格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坎南，赫特的老师，其实在更早的年代就以一种更尖锐的论调表达过这一主题）。和这种“逃避”相关的赫特承认的那种学术追求就是“纯理论”（pure theory）或者“模型建构”（model building）：“经济学家可以投入到‘纯理论’——一个他可以逃避挫败感的地方——的研究中。”格雷厄姆也把经济学家们的这种“逻辑体操”视为从一种幻想破灭的（disillusioning）沉思冥想中走出来的一种智识撤退。这种逃避的理由是“一个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内的‘纯科学家’没有什么两样。”这一“科学”的假定必然带来一套和“价值自由”、“客观性”、“实证分析”和“科学方法”等被确定的理想准则相连的职业规范和标准，但是，正如韦恩·布思（Wayne Booth）所指出的，这种种准则的汇聚不能使人们单独地以某种准则为依据，而反倒使得它们相互依赖共同起作用。科学和已被接受的科学方法相一致，科学也是科学家说它是什么的东西，而科学家就是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在被赞许的职业制度和职业实践中，科学语言就等于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也许是有价值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们经常没有认识到这种科学式的语言是一套相互连结在一起的信念体系，也没有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批评性地检验它。如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关于个人的诸多假定被检验，然后对这些假定的信奉被一个预先假定的团体所分享；另一方面，这种集体忠诚却没有被检验，而且这些信奉变动的过程也大大不同于包含了上述假设的演化过程。”因此，那些转向学术领域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认为这种转向是一种“逃避”，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以科学（换言之，一种学术上的）有它自身的进度和力量来为这种转向辩护。而且他们相信，从长期来看，发展了的科学将比和公众直接接触和交锋能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这恰好是是斯蒂格勒为“向内的转变”所作的正当化解释。然而，在经济学学术界，这一正当化却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检验的的信念上（我把这一信念称之为“伟大的信念”）。正如赫特，格雷厄姆，哈耶克，菲尔布鲁克，科斯，塔洛克，柯茨纳以及麦克洛斯基以他们不同的方式提到过的，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决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实意味着这个领域必然和自然科学领域有着根本的区别。经济学职业界往往从关于这个世界是什么的一些心照不宣的假设开始推论，但是那些假设却基本上是错误的。格雷厄姆写到：“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总是处在怀疑之中；虽然那些‘科学’的支持者强行将他们的理论套进僵硬的科学形式中，这种为经济学“科学性”辩护的结果却使得这种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分析和应用极不成功。”“很多第一流的分析技术和大多数学术产品都没有获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在于要想获得学术承认就必须依靠那种很少考虑最终目标的精致的传统分析技术或者勤勉的对资料的收集。对手段的重视超过了对目标的考虑。那些被迫需要展示研究技术精通程度的经济学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很快学会喜爱和运用这些技术了。” 不同的范式主义 这一“伟大的信念”依赖一套很强的已经成为“真科学”之标志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实践。换句话说，该信念是一种在学术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化风格，或者一种范式。但是“范式”概念只能表明学术话语中的一种形式化风格，我们还需要一个足以表达对该范式强烈地坚定拥护的术语。为了在我的分析工作中更少一些令人讨厌的歧义，我选择“范式主义”（paradigmaticism）这个词（一个可能的备选术语是“形式主义（formalism）”，但是该术语不足以表达对那种不需要数学化的范式的拥护）。在经济学职业界，范式主义是本书中的很多作者发现是错误的那种主张，因为，在经济学内部，他们看到了范式主义和以公共事务为导向的经济学之间的冲突。不管表达的是否清楚，本书中的作者（部分除了哈耶克）都反对经济学界的范式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该倾向使得经济学家们无法有效帮助政治经济领域的真正决策者。范式主义最主要的类型就是那种被本书中的格雷厄姆、赫特和菲尔布鲁克明确反对的对正式模型建构的过分强调，在他们另外的一些作品中，哈耶克，科斯，柯茨纳，特别是麦克洛斯基，也同样表达了这种反对。本书中的科斯和菲尔布鲁克反对的另一种范式主义就是那种因偏爱定量分析方法（今天的回归分析）而导致的对经验研究的过分偏爱。最后一种范式主义的类型可能是格雷厄姆在文中暗指的那种过分热衷于收集各种事实的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ism）。 范式主义与相关主题的冲突 普通人不会思考或者谈论“范式”这个词。因此，要想使范式话语的传授有任何价值的话，就必须以一种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传播。尽管格雷厄姆，赫特，科斯，柯茨纳和哈耶克表达过对范式成果（the fruits of paradim）的欣赏，大多数的作者还是认为范式精神（the paradigmatic spirit）太强以及很多主流研究的发现还不值得介绍给公众。这种反对是不太明确的；同时也存在一种经济学家在范式化研究方面是否走得太远的争论。那种“伟大的信念”坚持认为范式主义能最好地为社会服务，在学术职业界取得成就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但是本书的作者们指出了范式主义和经济智慧（economic enlightenment）之间的冲突。对于定量分析范式，科斯写到：“但是这一领域的发展成本极为高昂，它占据了本该全力投入到发展传统理论的资源，也占据了对经济系统中非计量性部分的经验研究的资源。经济系统中难以测量的那部分习惯性地被忽视了，这导致注意力从经济系统本身转移到了测量的技术问题。”格雷厄姆更是直接地对正式的模型建构范式发表了更辛辣的评论（想想这些评论写作于1942年！）：“最后，理论变得如此”科学“和抽象，以至于激起了数学家们的兴趣使得他们乐于在一个复杂的永远正在呈现的均衡中发展一种千变万化的概念和一种原子单位的没有摩擦力的游戏。均衡的概念使人联想到方程式；方程式是各种数学模型的“多产的父母”（prolific parents）；这一模型建构的游戏会一直继续，直到越来越让人难以明白的经济学杂志中的某一页变成了一堆只有那些知道密码的人才能理解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那些越发深奥的模型建构者把所有不方便“运送”（freight）的事实都给抛弃了，直到“科学”达到一种境界，进入到了一个只为思考的目的而存在但越来越忽视理论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的纯粹抽象的领域。”以一种相似的风格，赫特抨击道：“我们的观点是，尽管过去四十年目击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逻辑结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对丰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有价值的贡献，但是，对于有些最多产的方法论发明家而言，他们的研究方式已经使得他们趋向于严重忽视一直存在着的作为科学之基础（the backbone of the science）的实用性。”赫特的批评性评论确凿无疑地针对由鲁宾斯坦（Joan Robinson）开创的那种研究方式，他还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未言明的、并且未被辩护过的对“伟大的信念”的确信，即相信只有那些在形式化模型建构中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科学（true science）。这种确信正当化了对其他不那么形式化

❺ 乔治·斯蒂格勒的信息经济学创始人

斯蒂格勒也来是一个颇受尊源敬的经济学史家，1977年任美国经济学史学会(HistoryofEconomicsSociety)会长。
在芝加哥经济学派中，斯蒂格勒的实证性格为学派带来了理性讨论的气氛。他继承了恩师法兰克·奈特将经济学视为科学的强烈求真欲望，身为一个新古典经济学者斯蒂格勒却能够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本位主义。当经济学的研究者将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这两位芝加哥经济学派第二代人物做比较时，多会注意到弗里德曼的好辩、争胜跟辩才无碍，相较之下斯蒂格勒则显得幽默、温和与实事求是。因此斯蒂格勒偶尔会赢得来自不同阵营者的赏识。

❻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❼ 国富论中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财富的定义分别是什么

人们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对财富给出不同的定义。例如，有人出于个人版的享乐目的，把财富定义为个权人效用，用于研究满足个人主观偏好的方法；有人出于分析资源静态配置的需要，把财富定义为交换决定的价格，把一切暂时不稀缺的资源都不当做财富；有些财产多的人及其理论代表，为了在收入分配中永远处于有利地位，把经由人用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创造的劳动产品财富和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财富等同起来，否定劳动产品财富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特殊意义；还有些人把自己对金钱财富的追求作为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把人力只作为和机器原料一样的为了追求金钱财富必须贬损、别无用处的资本，无视人力对人所具有的直接财富意义。

❽ 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主张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以亨利·西蒙、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为版主要代表的一群经济学家权。
1.相信没有政府干预的竞争市场能使经济最有效地运行。
2.在控制货币供应的前提下，这一派经济学家还坚信市场有力量解决经济问题，让公司、消费者在政府有限制管制下作出自由决定。

另外：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就，除了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学说，还有斯蒂格勒的产业经济学、贝克尔的家庭论、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和科斯的产权经济。

❾ 斯蒂格勒的人物生平

1911年1月17日生于美国华盛顿州雷登的西雅图郊区。在斯蒂格勒的早期学术生涯中，他对经济学的许多领域都感兴趣。在1938年，他着手于价格理论方面的研究并发表著作。当时，他刚刚定居于艾姆斯，在那儿他完成了博士论文，于193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时，他已在依阿华州立大学任教两年。这时，弗雷德里克·加弗邀请他去明尼苏达州大学任职，他接受了。在这里，他与弗朗西斯博士和阿瑟·马吉特共事 。
1947年，斯蒂格勒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大学长达11年之久的教学生涯。1958年，斯蒂格勒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美国制度查尔·R?沃尔格林讲座的教授。这样，他就开始了在这所大学的长期任职生涯。在此期间，他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一道，领导了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芝加哥学派，这个学派以重视货币主义和降低政府作用而闻名于世 。
1957～1958年，斯蒂格勒离开了芝加哥大学赴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他与肯尼斯·阿罗、梅尔文·里德、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伯特·索洛一起度过了他在回忆中所称的“辉煌的一年”。这些人中除里德外，后来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斯蒂格勒在1971～1974年担任安全投资保护委员会副主席，1969～1970年担任尼克松总统的法规管理改革顾问，这使他有机会将他在法规管理上的学术成果应用于公共政策 。
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系列重要的学术任命和职务头衔接踵而来，这是由于他的成就被世人赏识。
1977年后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和政府研究中心负责人。自1947年开始，一直兼任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高级研究员。在70岁的这一年，斯蒂格勒进入了安逸的半退休生活，他拥有了较多的时间从事他所喜欢的业余爱好：收集书籍、摄影、木刻和打高尔夫球。他放弃了大学的领导岗位，被命名为查尔斯·W?沃尔格林杰出荣誉退休教授。
斯蒂格勒是芝加哥学派在微观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是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消费者在获得商品质量、价格和购买时机的信息成本过大，使得购买者既不能，也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从而造成了同一种商品存在着不同价格。斯蒂格勒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市场现象，并不需要人为的干预。斯蒂格勒的观点更新了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中关于一种商品只存在一种价格的假定。在研究过程中，斯蒂格勒还把这种分析延伸到劳动市场。这些研究开创了一个被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斯蒂格勒的另一贡献是对社会管制政策的精辟批评，他力图论证“看不见的手”在当代仍可获得良好的效果，而政府管制则常常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主张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反对垄断和国家干预。他是被称为“管制经济学”的新的重要研究领域的主要创始人。弗里德曼赞誉斯蒂格勒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