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主体性

Ⅰ 经济学核心问题什么，为什么

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经济规律。因为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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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经济学 以人的幸福、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标准、目的，以价值机制为经济与经济学核心机制的经济学。属于对称经济学范式，是对称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与传统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

市场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产生、存在、发展规律和典型形态的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是运用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为基本原则，以对称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对称发展观为核心。

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一般的、人类的、与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科学经济学，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以对称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

由于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所以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经济学。

Ⅱ 劳驾，什么是“主体”，如何理解主体性

引自外国哲学大辞典
主体（英subject）哲学术语。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逻辑意义上使用该词，认为它是命题的主语，与谓词相对，指由谓语描述的主语，是某种特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主语所表示的即存在于世界中的实体。认为第一实体之所以被称为第一实体，是因为它是其他东西的基础和主体。中世纪邓斯，司各脱把主体与客体等同于阿拉伯哲学中的第一意向性与第二意向性，认为第一意向性感知的个别事物是主体的，即具体的实体，而第二意向性安排在由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共相中，是客体的，即由心灵活动所构成的事物，这样理解的主体事实上指客观存在，而客体的则指主观构造出来的。法国笛卡儿继承中世纪哲学的着法，把客体看成是呈现于思想中的东西，而把主体看成是事物本身。英国霍布斯区分作为感觉者的主体与作用于感觉者产生感觉的对象。德国康德提出先验主体，即自我的统觉，这种主体指思维的能动的综合作用，它通过先天形式整理感性材料而形成知识，与这种主体相对的客体则指自在之物，也可指意识中的认识对象。费希特否认康德的自在之物的客体，把主体理解为自我，把意识中的非我作为客体，使主体成为认识的主体，以意识统一主体与客体。谢林以绝对统一主体与客体，主体仍然是精神的主体。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统一主体与客说，但强调实体就是主体，把精神实体看成能动的主体。现代西方哲学大多发展了这种精神的能动的主体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是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并非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是精神的能力。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主体观点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主体观点中提出，费尔巴哈认为真正的主体是实在的完整的人，但他认为这种作为主体的人是生物体的人，不是社会的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两者形成统一体，即认识主体在实践中认识到他所指向的对象，主体与客体是在实践中统一的。主体具有自觉性、创造性与能动性。匈牙利卢卡奇把无产阶级看成是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同一的主体一客体”。认为把无产阶级作为客体，是因为它是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特别是大工业生产的产物;把它作为主体，则因为它是整个社会现实的认识者和改变者。卢卡奇这种观点强调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历史作用。德国E.布洛赫也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上对黑格尔哲学作出不同解释，认为在历史过程中，有许多选择的可能性，历史本身就是主体的活动。认为工人阶绍正是通过积极的介人作用，使主客体的矛盾不断向更义解释历史发展的性质。

Ⅲ 经济学的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

此问题很专来业,很复杂，只能简单回源答，经济价值无论是主观价值还是客观价值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个人主观价值至少是由四种因素共同组成，这四种因素就是“效用”、欲望、判断力和道义。其中的“效用”是客观因素，其它的都是主观因素。“效用”和欲望的含义已不用多言，主要解释一下判断力和道义。判断力是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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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是什么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
内容提要：理性主义自来是经济学家的信条，“经济人”假设正是以理性算计为基础的。但是这一信条愈来愈受到人类社会实践的挑战。就对社会学而言，缘自古典的“社会何以可能”的基本问题，正在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理性行为”日渐密切地结合起来，融会为一个问题，即“统一理性是否可能”，并以现代性问题的转换形态摆放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面前。这或许为打破１８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专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壁垒提供了某种契机。
一、引言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经济学的各种现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数学描述，基本上是从阿尔佛莱德·马歇尔（ＡｌｆｒｅｄＭａｒｓｈａｌｌ）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各国经济学家介入政治经济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制度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路行进。除了韦伯研究过的例子外，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迅速兴起的期权交易制度。在期权市场上，人们几乎完全按照伯莱克－肖尔斯（两位沿袭了经济学主流学派的金融理论家，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定价理论来买卖期权，偏差一般不超过理论价格的５％。相应地，１９９７年以来，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围绕这一理论迅速发展（汪丁丁，１９９７ａ）。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由此可以声称：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大部分制度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经济学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着理性主义信条）。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１）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２）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事件。（３）在对所有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两种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倾向。（４）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Ａ．Ｓｍｉｔｈ）《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６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发生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变化，迫使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这些变化是：（１）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知识社会”（汪丁丁，１９９４）。经济学家必须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术演变路径，知识产权，…；（２）前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非洲和亚洲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国普遍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而构成这一“过渡”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结构）的大范围变迁（汪丁丁，１９９２）。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解释发生于这些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旨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社会整体变迁过程，必须研究此类问题：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自组织过程，革命与宗教行为，…；（３）首先从发达市场社会里提出来的，并正在成为所有市场社会（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得不思考和处理的“未来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未来）问题，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问题（汪丁丁，１９９１，１９９７ｂ），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理解这一人类基本生态过程的前景，并研究相关的问题：矿产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际间的“公平”，对个体“理性”的重新理解，对“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对“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道德和审美问题有关的“权利”界定。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们的提出或发生是基于上述三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人们自然要求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
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经济学解释”。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上述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
对于社会学理论来说，胡塞尔（Ｅ．Ｈｕｓｓｅｒｌ）毕生与之纠缠而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始终以其社会学形态折磨着社会学家们———“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古典社会学家们（黑格尔，迪尔凯姆＇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韦伯Ｍ．Ｗｅｂｅｒ，帕累托Ｖ．Ｐａｒｅｔｏ）发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共识方面）的危机；近代社会学家们（帕森斯Ｔ．Ｐａｒｓｏｎｓ，米德Ｇ．Ｈ．Ｍｅａｄ，舒茨Ａ．Ｓｃｈｕｔｚ，高夫曼Ｅ．Ｇｏｆｆｍａｎ）提出各种“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交流主义）以图解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而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哈贝玛斯Ｊ．Ｈａｂｅｒｍａｓ，吉登斯Ａ．Ｇｉｄ－ｄｅｎｓ，以及法国学派诸家）则宣称“本体”消解之后，“社会”（各种制度的集合）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义宣言”姿态宣称过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对当代社会的人来说不再有效。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１）亚里士多德传统；（２）奥古斯丁传统；以及（３）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它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卢曼式的但不是“设计性的”）解决框架，也许哈贝玛斯的“交流理性”显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节里要讨论的，社会交往或博弈过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麦金太尔的批评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多均衡”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于是，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至少是那些理论社会学家们，不得不像当代经济学家们（或者理论经济学家们）一样，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
二、经济学“理性”的涵义
在前述已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做了简要的推理逻辑的解释后，在此引述结论性的看法如下：（１）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甲）自利性（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乙）社会性（ｓｏｃｉ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Ｊ．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Ａ．Ａｌｃｈｉａｎ）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ｅｇｏｉｓｍ）。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２）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ＶｏｎＭｉｓｅｓ，《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Ｊ．Ｂｅｎｔｈａｍ）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１９０２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廖尔逊（Ｐ．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４７年版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３）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经济学由此与社会学面临着共同的基本问题。
首先讨论上述的第一个涵义———自利性假设。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假设，不论是被当成符合众数现象的假设，还是被看做“工具主义”的假设，都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后起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当代的“社会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并且，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对“自利性假设”的这种看法已经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
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大卫·休谟（Ｄ．Ｈｕｍｅ）在《人性论》及《人类理解论》中都说过：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动物的高度想象力所导致的种种欲望，大大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给予满足的程度，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界定“产权”关系，是为了给每一个个体那有限幸福的来源提供保护，免于他人无限物欲的侵占。休谟关于动物心理学和动物伦理学的论述，其晚年公开表示的“无神论”立场（即以经验论来检讨“神”的存在性），以及一生坚持的彻底的怀疑论，足以使他成为一百年之后的达尔文思想的先驱。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经济史家认为斯密的国际贸易和货币流通理论，以及他的道德哲学，都深受休谟经验论的影响）那里仍然不具有进化论的形式。斯密在《原富》中阐释了两个主要思想：（１）一国劳动总量的年度产出可以大致做为一国国民财富的宏观度量；（２）人的自利性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解释一切价格（在私有产权制下）的决定过程。其中第一个思想被研究者们公认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奎奈（Ｑｕｅｓｎａｙ）的“经济表”（被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誉为与文字和货币并列的人类三大发明之一）。斯密的第二个主要思想———人的自利本性做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考证分析，应当是受到当时不见经传的经济史家孟德威尔（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的一本小诗集《蜜蜂传说》（ＴｈｅＦａｂｌｅｏｆＢｅｅｓ）的影响，其中歌咏的是邪恶如何成为维持了蜂巢社会长期繁荣的唯一动力。作者在１７１４年重印诗集时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增加的部分名为《蜜蜂传说：或私己的邪恶，公众的福利，以及关于慈善和慈善社团的论文，以及关于社会的本质的探讨》；而在１７２９年又为这本小书增加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蜂巢社会的长篇对话。其中明确提出：“…借了这个故事我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既非我们天性中的友爱性情，亦非我们克己所得的各种美德，而是我们在道德世界或自然社会里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首要原则，是一切交易与就业机会的无一例外的坚定基础，是它们的真实生命与护持。正是在那里，我们必须去探究一切艺术与科学的真确起源。正是邪恶，一旦消失，我们的社会必然随之瓦解…”。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两个相邻的篇章分别批判了他的导师哈奇森（Ｆ．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关于人性本善和“仁者爱人”的论说，认为其教导中缺少“己爱”（ｓｅｌｆ－ｌｏｖｅ）的成分；以及孟德威尔的“邪恶”观念，认为其错误在于认“自爱”为邪恶。但是，无疑地，斯密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认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领袖、已故的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Ｇ．Ｓｔｉｇｌｅｒ），在１９７６年《原富》发表二百年之际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前言中说：“…这并不意味着，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事实上，他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就旨在探讨‘同情心’做为美德的涵义……不过归根结底，斯密相信，那个最能贯彻始终的，最普遍适用的，从而也是最可靠的人类行为动机，是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斯密的立场是以人的自利本性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事实上，我们发现，斯密原著在论述人的自利性做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隐涵着承认当时苏格兰市民社会的种种合理前提（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做为经济发展的环境。一个刚刚从宗教社会启蒙发端的资本主义社会，做为它的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卫道士的斯密，很自然地要强调人的自利本性，而不是沿袭宗教传统的说教来弘扬人的道德内涵。
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首先是理论演化的结果：对立假设之间的争论最终会把对立面推到极端。在近代学术中，这表现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此外，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走的一步。这在１９５０年初由两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完成了。艾智仁是最早提出“自利性”做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有了进化论做理论基础，艾智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是盲目地选择路径，但是那些到达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这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假设，它不一定符合现实。这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内部曾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长期的论战，最著名者如本世纪５０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因货币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华盛顿大学的西尔博伯格（Ｓｉｌｂｅｒｂｅｒｇ）的争论（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导言”）。前者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后者则坚持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否则从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来建立预测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就是合理的了（１８世纪大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建立太阳黑子变动周期的模型以预测经济波动）。后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Ｒ．Ｃｏａｓｅ，因研究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采取了西尔博伯格的立场。
不论如何，弗里德曼的立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艾智仁的进化论论据则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辨护。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最终（如果能够生存下来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话）会被迫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初点上停下来。这说明我们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过上述重要的方法论转折，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或更一般的“极大化原则”。在数学表述上，“最大化”不同于“极值”；后者只是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极大化原则使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理性行为的数学描述，并且提出定量命题用于经验检验。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坚持西尔博伯格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经济理论就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求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经验相符合，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正确描述（除非人类思维的逻辑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在这里，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变成现实。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仅仅要求理论有好的预测能力。你可以观察太阳黑子，只要你能够准确预测经济波动。这种认识论立场包含着深刻的经验主义意识，或者，我可以说，包含着深刻的“怀疑论”意识，即怀疑一切牛顿式的、企图构造宇宙结构的理论努力。这种经验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理性顶多只能从统计方法来预测未来，至于统计关系后面隐藏着的构造关系，那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认知的。这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没有理论，正相反，主流经济学充满着各种理论，各种以精确数学描述的经济理论。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工具性”的，与现实经验相比，都必须处于被检验的和可以随时修改或放弃的地位。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立场使得主流经济学当代文献中，除了数学模型以外，还充满了统计数字和模型检验过程。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这一转折（通过“极大化”原则）造成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我们看到，没有进化论论据，这一转折在认识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在经济学以外的各种社会科学中，进化论立场与理性主义立场几乎总是发生冲突，总是反映着两种相反的认识论。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自利性”假设，其解释力（从而预测能力）的根源在于：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当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非常接近社会学里面的行为学派的方法，后者的极端形式就是把人假设为只有“条件反射”学习功能的动物。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最单纯的假设下，行为学派确实获得了很大的解释力（ＧｅｏｒｇｅＨｏｍａｎｓ，１９８７）。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到，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唯一要求时，理论假设可以完全脱离现实，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出（与现实相比）非常“强”的理论假设，只要它有预测能力。许多反对自利性假设的人，通过对企业家的大量调查提出：这些企业家们很少承认或认为他们的行为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不妨碍主流经济学家形式逻辑地从“利润最大化”原则推导出符合现实世界的大量命题。因为那些有效率的企业可以被工具性地认为是在追求最大利润。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命题：一旦群体中的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能力。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欧，北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当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进入了珀特尔（Ｍ．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０，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所论的“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时，人们会追求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追求文化生活的深入发展，而不再主要追求物质生活中的“效率”。换句话说，人的天性中存在这样的可能，当物质生活富足起来的时候，就去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以放弃“效率”为代价（人力资本投资以外的“闲暇时间”的不断增长就是对“效率”的不断放弃的结果）。诚然，这里所描述的是众多个体的行为，不是少数人的行为，绝非早期存在主义者们，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和科尔凯廓尔（《哲学断想》）所指涉的创造性的个体。在我看来，这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一种“危机”。这与前述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方式有密切关系。
其次，在许多层次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竞争”未必成为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在文化生活中尤其明显。我们对文化“产品”的要求并不主要以“效率”为判据，而是以“多样化”为准则。文化生活越多样化，越复杂化，也就越丰富和具有意义。这里，线性的“进化观”是最为人们所不取的。不仅如此，而且我们发现，太激烈的竞争往往会扼杀了文化的丰富性（Ｍ．Ｆｅｌｄｍａｎ，Ｌ．Ｌ．Ｃａｖａｌｌｉ－Ｓｆｏｒｚａ，ａｎｄＬ．Ａ．Ｚｈｉｖｏｔｏｖｓｋｙ，１９９４）。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时代总是与强大王朝的慷慨赞助有关，而香港式的竞争环境则很少产生大师级的作品（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道理很简单，竞争会强化“效率”动机，而注重效率会使人（通过社会分工）异化成为简单操作但规模巨大的机器的一部分。当我们发现不得不“组织起来”才能变得更加富足时，我们就陷入了异化为大机器的简单部分的危险。凡布伦（Ｔ．Ｖｅｂｌｅｎ，老制度经济学家）说，文化是一种“奢侈品”，需要所谓“有闲阶级”的创造（《有闲阶级论》）。现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认为，竞争，尽管可以成为人的创造性的激励，但更多地是对创造性的压抑（Ｓ．Ｓｍｉｔｈ，Ｔ．Ｗａｒｄ，ａｎｄＲ．Ａ．Ｆｉｎｋｅ，１９９５）。总之，当竞争不是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时，经济学理性主义的进化论论据便发生了动摇。换句话说，即便是采取工具主义的立场，自利性假设的进化论论据也难以成立。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发问：为什么要强加给我们这个“自利性”假设呢？它现在完全是多余的了；不仅如此，它甚至使演化成为过分简单的从而最终会消亡的过程。这在我看来，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二种“危机”。

Ⅳ 现代经济学的主观主义思维的主要体现有哪些

米青 锐 五 角 场在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内，包括新的结构容经济学概念、范畴与新的结构经济学原理。新结构经济学是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的经济学。

Ⅵ 经济学中的价值是主观还是客观

经济学中的价值是客观的。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劳动就是价值，价值是商品中的本身版固有属性，是不权随外界的影响而改变的，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价格是不稳定的，易受外界环境的改变在某一位置做上下振动，即商品价值规律，规律也是客观的，是一系列客观事实

Ⅶ 什么叫人的文化主体性

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可泰罗尔在《原始文化》中关于文化是一个复杂总体的解释。因为这一观点不仅包含了文化结构上的物质与精神意义，更突出了文化进程的动态性。文化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不是僵固的，必然表现为历久而更新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的具体形态，不同学科、不同学者曾作过相当多的划分，但无论是将其划分为石器、玉器、铜器、铁器时代，还是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或是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从更抽象的层面上看，它们都不可回避演绎文化产生、文化发展和文化超越的过程。并且，这种过程随着时间的不可逆而呈现为向前的趋向。
当然，文化进程虽然存在独立性，但从本质上讲，文化进程是人主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人是能动的主体，文化只是受动的客体，文化的产生、发展和超越都以人的存在与活动为起点，以人的发展为归宿。在人与文化的主客体关系中，人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是主客体关系的真正承担者、发动者与推动者。而人在特定的对象性活动中从自身的主体地位出发以不同方式掌握客体所表现出的功能特性，则被称之为人的主体性，主要包括人的自为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本文正是立足于人与文化这一对象性关系，探讨人的主体性如何在文化产生、文化发展以及文化超越的文化进程中得以展现、确认和规定的。

一、人的自为性是文化产生的根本源泉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时刻以不同方式遭遇着文化，无论是吃穿住行的日常生活，还是抽象思维的创造发明，无所不在的文化现象呈现着每个人的真实存在。然而，在种种文化现象背后始终隐藏着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就是文化的产生究竟源于何处?或者说文化是怎样产生的?在西方，古希腊人将充满诗意的生活视作神意的体现，将人类在文化上的一切作为归于神造。而在中国古代，文化产生则多与氏族祖先功德联系，归于圣人所为。另外，有西方学者还提出过自然发生说或模仿自然说，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皆出自于对自然、动物的效仿。然而，这些朴素直观的观点都忽视了文化产生的社会实践本质。从产生根源上，文化既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自然给定的，文化产生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自为”，是人类的生存活动和实践方式对象化的结果。
所谓“自为”，“自”是相对于主体以外的客体而言的人自己，人是文化产生的必然的惟一主体。维科在《新科学》中告诫我们，人类生存的“诗意智慧”不是来自于自然和上帝，而是来自于人自身的活动。人具有承担文化创造者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意识以及支配人自己与世界的能力是人的主体性在文化产生中确立与实现的根据与条件。在漫长的人类演化过程中，人获得了自我意识、语言沟通、双手自由等人所独特的能力。据考古发现，约二百五十万年前，人脑显著扩大并超过了任何其他早期原人的脑。从那时起，文化有所发展并在人的生存中越来越重要，人脑借助文化手段保证了自身的持续生存与发展，而逐渐发达的人脑反过来又使作为手段的文化发展成为可能。
“为我”是文化产生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一切主客体关系本身都具有对于主体来说的为我性质，这里的“我”指人这一主体。为我带有以主体的存在和活动为起点，以主体的发展为归宿的意思。为我不一定是一切主体自觉的目的，然而它却是一切主体活动的实质目的。人与文化对象性关系的确立是从“为我”的角度进行选择的，文化不是自发地进入人的活动领域，它不仅取决于自身，还取决于人的能力和需要。人以自己的需要和目的作为活动的起点、归宿、根据和尺度，并力图使文化按照人的目的与他发生“为我”关系。在功能主义文化学派中，马林诺夫斯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文化的功能在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满足人的需要作为生产活动及其种种社会关系所构成的文化世界生成的基础。
人的行为实践是文化产生的手段。马克思认为，在人的实践活动之前或之外，并不存在什么先定的抽象的关系，人“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人正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实践才使自己处于一定主客体关系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费尔巴哈时曾经强调，人的实践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正是这种创造活动的展开，世界成为人生活于其中的属人的世界。随着人类各种实践活动的丰富进行，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进程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从文化产生的价值角度来看，不论怎样的感性对象只有在对于人具有意义时，人化的自然界才能被创造出来成为社会文化，所以，人对感性对象意义的主动意识特别关键。人与动物的主要不同就在于用能动的意识取代了本能，或者说人的本能是被主动意识到的本能。人的意识只有摆脱了天赋的本能并发展为抽象的思维，才能创造出哲学、宗教、法律、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然而，人意识的发展要经历相当复杂漫长的过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受到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勿庸置疑人的行为实践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离开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离开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社会意识以及表达这些意识的语言，理解文化产生就会失去基础。回想人类最初的那些文化形式，原始的诗歌、神话、传说等无一不是在早期的劳动过程中形成的，艺术的发生如此，其他文化形式的发生也莫过如此。

二、人的能动性是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

今天，当我们一边猜测遥远祖先的原始文化、蛮荒生活，一边感叹自身所处的科技文化、现代生活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丰富多彩的文化并不是一下子发明、创造出来的，而是人类长期积累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保存旧文化，又包括增加新文化。文化积累是人类特有的本领，是文化进步的基础，人类正是“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而且，文化积累的速度与文化的发展成正比，文化积累越多其发展也就越快。在文化传递中，一方面是将上一代经验、知识、思想等传给下一代；另一方面，下一代通过自身实践，不断补充、丰富和发展原有经验、知识、技术、思想、理论、方法等，进行新质文化的创造与积累。
肯定了文化的发展是进步的，那么文化进步的推动力源于何处?神学理论将文化进步的推动力归于神的意志，自然发展学说则将自然视为作文化发展的原动力。然而，不论是以神意还是自然来解释文化进步，都是荒诞的理论。文化发展的动力只有从文化的创造者所处的对象性关系中以及创造者自身精神的内在性中来寻求才是正题。人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品，其产生源自于人的自为性活动，而文化的进步当然也离不开人力所为，必然是人能动活动的结果。
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是创造性智慧和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源泉。毛泽东在讲到主观能动性时曾指出，人做事“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的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动物的特点。”可见，人的能动性是积极主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它可以表现为意识的能动性与实践的能动性两种基本形式：一方面，人对文化世界的各种信息进行自觉地加工改造，把握文化要素之间的联系，把握文化的本质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预见、预测结果，确定行动目标，选择、制定行动路线方针，统一思想，规范调整行动；另一方面，回到实践中去变成感性活动，变成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使本质力量外化到自然界上，外化到感性对象上，创造主体所需要的文化世界。
当然，在任何对象性活动中，人作为主体要自主驾驭客体、对象，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文化是人活动的结果，其形成发展都是人活动的产物，浸透着人的意识，但文化本身仍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有着自身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在文化变化和进行过程中，文化不仅不会自动满足人，而且还会以对人的反作用或反抗而构成主体达到预定目的的障碍。人为了达到预定目的，必须能动地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力和才能，克服客体反作用或反抗的各种障碍，对文化进行不同方式的加工改造，从而创造出主体所期望的结果——物质和精神的产品。这种文化成果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目的的实现，是人的能动、才能、活动的对象化，也是人的主体性在文化创造的对象活动中的最终实现、表现和确证。前面讲到，能动性是主体性特有的基本内容，既表现为目的性、计划性、预见性、抽象性等思想意识的能动性，更表现为直接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实践能动性。那么，人的能动性是如何推动文化进步的呢?
首先，人的能动性体现为人在一切文化活动中的自觉目的性。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目的代表着主体超前的主观欲求，集中体现了主体把自己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要求。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就是人类创造文化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又都根源于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一方面，需要是文化认识活动的驱动力。任何事物都有着多方面的质和属性，人们认识某一事物的时候，往往不去认识其所有的质与属性，而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认识某一或某些方面的质与属性。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决定了认识的多样性，主体不同，需要不同，认识的文化对象也不同。即使同一认识对象，有着不同需要的人其着眼点也是不同的。在本质上，文化认识也是不同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因为，对文化的改造需要人们在获得对文化本质、属性和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形成对未来事物的观念，并把自己的需要反映到意识之中。从而，我们在进行改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之前，活动目的和结果就以观念的形态已经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了。这种关于新事物的观念是一种超前反映，观念地创造一个现实中没有的而为人所需要的理想客体，是在观念上对于对象的再创造，表现了隐藏在现实中的趋势和可能性。它是通过把文化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需要在观念上加以联结而实现的。在这里，观念建构起来的理想文化，不仅包含着对现成文化属性、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还包含对现成文化所没有的内容的认识。这些内容是根据人的需要，遵照文化发展的规律，通过改变现存文化的规定和形式而形成的。另一方面，需要也是文化创造活动的驱动力。人的需求欲望并不会以维持生命为满足，而是在实践的发展中不断提升的。人在自身内在欲求的驱动下向着更深更广的活动领域进军，从而促使文化不断发展。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人类需求和满足这种需求的实践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需求的发展史。人的需求的发展提高，促使了人们认识和实践的发展，促使了人类创造能力的发展，也促进了人类文化的进步。
其次，人的能动性体现为人在一切文化活动中所作的选择。在人与文化的对象性活动中，面对外部世界纷繁复杂的事物，人们不可避免采取疑问、研究与选择的态度。人们通过主体性功能的发挥，能够自主决定对具体文化的掌握方式和使用方式。这种能动性表现为人对于在文化采取什么行动，采取什么方式行动等问题上具有选择的自由，而不是处于被动和盲目。这种能动性表示人们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现行文化的影响，而是可以通过主动选择认识文化的本质规律，根据人自身合乎规律的要求能动地改变现行文化。前面曾详述过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去选择、设定特定的文化对象，即作为主体的目标的客体。具体说，当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变革适当时，就能够达到人们预期的目的。如果主体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对客体进行毫无目标地采纳或对客体考虑不当，就不可能达到主体的预期目的。当然，人的文化认识与文化实践活动的目标选择是多种多样的，存在不同体制、模式、方式、道路，也存在丰富多彩的民族特点和传统。然而，正是人们不同的选择使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
另外，人的能动性还体现为文化创造活动中显现的创造、调整、组织等能力。人类文化有继承与创造性两个基本特性。人对文化的创造需要从自身主观要求、爱好、兴趣出发进行一定的价值选择，面对客观的文化规律和条件，人可以表现出巨大的能动性。规律和条件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虽然不能违背客观条件和规律所提供的可能，但是却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变现有条件，创造新的条件以达到文化创造的主动。与此同时，在文化创造的过程中人时刻以自身的尺度和方式承担和衡量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后果，随时检验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是否符合自身需要、目的、能力等，并依据这种检验来作出适当调节，使主体与文化的关系始终处于相互调适中。另外，人的能动性还体现在把文化构成各种必要因素组织整合起来，使它们作为整体的因素按主体所设定的目的、方向协同地发挥功能，形成适合主体需要的文化成果。

三、人的创造性是文化超越的重要条件

一般来讲，文化发展总是通过文化模式的生成、危机、转型和创新展开，在宗教、艺术、伦理、科学、哲学等具体文化形式上扬弃而实现。从动态过程来看，文化发展表现为内容上的继承与创新，价值实现上的不断超越。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绝对完满的，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总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文化的自由本性所预设的终级价值与具体文化之间永远存在着一定差距，而这种差距恰好为文化的自我超越提供了可能与必然。所以，我们看到，文化的发展总是指向某种目的，这种目的不是指向过去或现有，而是指向理想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超越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创新，是文化对自身不合理实然状态的批判与否定。文化超越就是要不断超越实然，创造更为合理、更为优越的先进文化。
当然，文化作为客体，它无法靠自身实现这种从实然到应然的跨越。文化超越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主体创造性活动的参与。超越作为自然运动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属性，它只有在与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成为一种价值运动形式。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其实践活动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实质上就是一种超越性，这是主体活动的根本特点之一。从文化先进性的创造能力来讲，人的创造性是对本能与自然的超越。人作为自然之子永远不可能脱离自然而生存，但人之为人的基础并不在于自然和本能，而在于人对自然的超越和人的文化创造。帕思卡尔在《思想录》中用诗化的语言揭示了人的脆弱与伟大。“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而蓝德曼也指出，正是人在自然本能方面先天存在缺憾，才需用后天的创造来弥补先天的不足。人超越本能与自然建立文化世界，而文化也因人的实践本性显现自由与创造的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活动的双重尺度的著名观点。人总想按自己固有的尺度来认识和支配客体的规律，以追求和达到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因此，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自由和创新性，其最本质的规定性就体现在人对自然和本能的扬弃中，而且它包含着人凭借理性进行创造活动和自由行为的可能，人不再像动物那样凭借本能自在地生存，而是获得了自由和创造性的空间。
就文化超越的实质而言，人的创造性体现为理想对现实的超越。主体在与客体发生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客体始终作为一种客观因素和客观条件制约、限定和决定着主体的活动。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限制性和决定性是受动客体的属性。与此相应，人这一主体不囿于这种制约、限制和决定，而总是力图超越这种制约、限制和决定。人总是基于自我的需要、理想目的和尺度来追求他所认为应当的即理想的东西，并力求使客体按照人的尺度存在和发展变化，因而，他在这里着眼的是理想性。著名的文化学家索罗金指出，人所以能完成最伟大的发现、发明与创造，主要由于人是超意识的大创造者，是具有理性的思想家，是诉诸经验的观察者与实践者。在文化哲学看来，文化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本质上都是人的精神的外化，是人的理想的实现。在人类早期，虽然进化中的人还不可能将自身与自然界完全区分开来，但已具有了超越有限生存条件的欲望。尽管他们常以满足最切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欲求为目的，但一定程度的自觉意识和计划性使活动本身具有了超越现行的意义。外在的超越是以内在的超越为前提的，人的精神可以实现自身的超越，憧憬现行所没有的美好事物，人的内在的超越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而对象化为外在的超越。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人并不是把外部感性世界的自在事物现成地拿来，而是在适合于人的需要的形式上，通过创造性的活动创造具有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理想对象和对象世界。人的创造性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整个活动过程，一方面要根据客观的现实条件，遵循作为活动对象的事物的客观尺度，另一方面又要按照人自身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现实力量，把主体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统一两种尺度进行创造。
回顾人类从愚昧野蛮到现代文明，人类文化走过了漫长历程。主要文化以替代和延续的方式实现着发展，前者以批判为特征，后者以继承为特征，文化超越则是批判和继承的结合：批判落后文化，扬弃其中糟粕，继承其中精华，经过吸收、互补、整合过程，形成新文化。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整合并非简单而没有原则的调和折衷，而是主体辩证综合的创造。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现代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代文化的开放性特征尤显突出。在文化不断超越现有，追求文化先进特质的进程中，我们更需要强调一方面要克服抱守残缺、夜郎自大的思想，注意吸收借鉴；另一方面要注意反思批判，正确面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以及西方种种价值观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增强文化辨识力和批判力。只有这样，文化才能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呈现出容纳百川，吐故纳新的先进性。

Ⅷ 经济学的平衡和均衡的区别

1、概念不同

均衡是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比如需求和供给相等的时候，达到一个均衡。而平衡不是一个严谨的经济学概念，只是一些政治，社会提法。均衡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如两个力达到均衡，不仅“大小相等”，而且“方向相反”。平衡，则是一个数学的概念，仅仅是等号两边的数量相等而已。

2、运用不同

均衡”概念要求承认主观价值论，而“平衡”概念则需要承认客观价值论。一旦承认主观价值论，则对商品的价值的估量只在于市场主体的内心体验，无法测量，“均衡”这一概念就是必要的了，它和“平衡”的区别也就十分明显。

(8)经济学主体性扩展阅读：

对称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运用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为基本原则，以对称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对称发展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一般的、人类的、与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科学经济学，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

以对称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由于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所以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是与西方现代经济学不同的新的经济学范式。

现代经济学是运用对称、五维空间、复杂系统论方法，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规律为对象，以附加值为核心概念，以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智慧经济、知识经济、知识运营、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幸福经济、政府宏观调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业4.0、现代农业、产业融合、产业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经济高质量发展、包容性发展、企业成长性、大健康等为基本概念，指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现代经济学是对称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是科学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的理论基础，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理论基础，也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转换。 西方经济学是指产生并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狭义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式。

广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主要是范式概念，而不仅仅是地域慨念。改革开放以来流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范式是运用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属于片面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

以一般均衡理论、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GDP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一般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用价格来衡量的使一切商品都处于供求相等状态的均衡即一般均衡状态的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也是西方经济学包括剩余价值理论与帕累托改进理论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必然要求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因此价格经济学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的核心。

Ⅸ 请问经济的定义是什么

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

简单地说，经济就是对物资的管理；是对人们生产、使用、处理、分配一切物资这一整体动态现象的总称。这一概念微观的指一个家庭的家务管理，宏观的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这一动态整体中，包括着人类的生产、储蓄、交换、分配的各项活动；生产是这一动态的基础，分配是这一动态的终点。

经济，人有着自身的消耗需求，物质资源因而得以认知与定义，而同时，货物有着其自身的界限与范围，因人的需要而产生作用。这样的一种基于人体需求而存在的时效性用途，在人的思维认知之下，而给予了它一种表面性的客观价值，从而在人的一定的思维下被普遍接受，从而形成一种基本的思维常识。

(9)经济学主体性扩展阅读：

经济分类

1、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2、从历史发展来看：家庭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3、从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方式看：市场经济、计划经济。

4、从经济的主体来看：政府经济（又称公共经济或公共部门经济）、非政府经济（包括企业经济等）。

5、从经济的研究对象来看：金融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等。

Ⅹ 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

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我国学者运用中国传统的对称方法、“五度空间”方法与模式，以主体与客体相对称、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为基本原则与基本线索，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一般的、人类的、与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经济学，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学科。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由于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虽然有的政治经济学也标榜自己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所以政治经济学作为范式是前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第一次真正把经济规律确立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使经济学在对象、性质、结构、功能方面实现了与其他科学的并轨，实现了经济学由学说向科学的转化、由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的转化、由阶级的经济学向人类的经济学的转化，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这是经济学范式的革命。对称经济学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是与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能成为科学的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能成为科学的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由于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作为“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都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