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研究，哪一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
人力资本理论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研究，196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
舒尔茨最初研究的是农业经济学。他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发现，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力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技能与知识的提高。同时，他发现工人工资大幅度增长中有一部分尚未得到解释。他将这一部分归功于人力投资的结果。于是，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人力资本学说，并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称为“人力资本概念之父”。同年，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第73届年会所作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被称作人力资本理论创立的“宪章”，证明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也在研究资本积累课题。其发现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这其中既包括物质资本也报括人力资本。贝克尔在1964年出版《人力资本》专著，该著说在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基础上，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其分析了人们如何根据投资回报率作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决定，认为人力资本的累积能带来技术进步和创新，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人力资本》被认为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是席卷60年代经济学界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的起点。
因此，可以说人力资本理论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关于人类生产能力的崭新思路。
⑵ 中国在以后经济将怎样发现。
10月1日,新中国迎来六十华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新华网经济分析师们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新能源对中国汽车业的影响、未来中国能源消费格局、未来 中国银行业发展趋势、中国纺织业的前景、文化创意产业的兴盛、网络生活的新阶段、粮食供求的平衡、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作出了全方位预测。从中不难看出,经济国际化、产业高级化、市场深度化,将贯穿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全过程。
趋势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
人民币难成自由兑换货币，稳健升值是大势所趋
未来10年，将是人民币加快走向国际化的10年。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将超过10%，在国际储备和外汇交易中的比重甚至将高达15%。到2020年，在美元没有出现崩溃性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在4.2：1左右，年均升值约4.5%。
今后10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更多地受到我国经济和外贸持续较快增长的推动，人民币加快国际化将推动我国利率汇率改革、资本市场扩展、货币监管调控水平提高。
相对于我国经济规模和外贸占全球总量的比例，目前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已明显滞后，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一直受制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金融监管水平。本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和现有主要国际货币尤其是美元的冲击，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预计今后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8%，至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达到75.7万亿元左右，按目前汇率计算，大约相当于11万亿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届时我国经济规模可能接近美国水平，超过日本一倍，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20%。
贸易方面，我国进出口也将年均增长8%，仍将快于全球5%的平均增速。由此，我国外贸总额至2020年将达到6.4万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占届时全球贸易总额的13%。并且我国外贸将由顺差转为逆差。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例将大致与我国外贸占全球贸易的比例相当，而人民币在储备资产中的比例或许更高。
人民币国际化的羁绊依然存在。首先，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贸易和投资的双顺差阻碍了人民币的输出，而这是本币国际化的首要条件。即使外贸和投资全部以人民币结算，出口和投资双顺差也将吸干通过进口支付和对外投资流出的人民币，造成境外人民币流通的短缺，或只能以大幅增加外汇储备来支持人民币国际流通量的需要，即以美元等外汇的流入换取人民币的输出。
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还将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拓展，为境外人民币持有者提供较充分的可供投资的“资产池”。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也将更加市场化，使得持有人民币的风险降低。资本项下的资金进出管制将放松，以满足人民币资产投资者对投资安全性和盈利性的流动性要求。
这些趋势都将推动我国货币金融调控手段的完善。
10年之内，人民币依然难以成为自由兑换货币。但人民币稳健升值则是大势所趋。预计至2020年对美元将累计升值60%以上，先慢后快，年均升值约4.5%。
趋势之二：新能源助中国成汽车强国
在中低端汽车市场上将孕育出一批世界知名大众品牌
到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仍将较大落后于美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将不及世界平均水平。
汽车市场高速成长带来的能源和环保压力将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很可能成为我国汽车工业缩小与汽车强国之间差距的一个契机。
过去10年，我国汽车生产和市场以超过GDP增速近一倍的高速度成长，私人消费成为推动我国汽车市场快速增长最大的动力。10年之后，汽车在我国城市的普及程度将像今天的彩电一样，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城市家庭拥有两部或多部汽车将非常普遍，汽车也将大规模地进入农村地区，一些即可用作代步工具又可作为生产资料的车型，如轻卡、皮卡和越野车等，将在农村开拓出广阔的市场。
中国新车消费市场规模超过美国的时间可能比想象的要快，这一天将在2015年来临。2020年，我国汽车年产量将超过2000万辆，比今年翻一番。届时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至少1.85亿辆，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高速成长的中国汽车市场将给能源和环保带来巨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将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步伐，同时继续提高传统汽车的节能减排技术。技术进步将促使中国汽车工业缩小同世界汽车强国的差距。
如果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方面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我国很有可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率先突破，实现我国汽车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20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拥有各类新能源汽车最多的国家之一。
2020年，我国汽车出口占整个国内生产的比例将会由去年的7.3%提高到20%左右。伴随着汽车的大量出口，中国将在中低端汽车市场上孕育出一批世界知名的大众品牌。
10年前，中国有110家整车生产企业，一汽、二汽和上汽三大汽车集团的产量占整个国内产量的44%。2008年，国内整车生产企业数虽然降到82家，但三大集团的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比例只提高不到五个百分点，为48.7%。未来10年，三大集团在国内的地位有可能面临其他企业后来居上的挑战。
趋势之三：能源消费居世界第一
国内能源产出与需求间差距拉大，能源进口占总消费比例进一步提高
未来1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但人均能源消费量仍只有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一半，不到美国的1/3，相当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国国内能源产出与需求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能源进口占总消费的比例将从目前3%提高到2020年的20%.
我国能源政策将面临巨大压力，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呼声将逐渐高涨。国内民众环保意识也将明显加强。两者将共同推进我国能源结构向清洁化转变，经济结构向低碳化转变。
近年，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力度加大，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自2004年的1.6逐渐回落，2008年降至0.44，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极其罕见。如果这一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超低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够维持，今后10年我国GDP平均增长8%的情况下，能源消费将年均增长约4%，至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45亿吨标准煤，相当于32亿桶原油，接近美、英、法、德、意的总和。
国内能源的增产将无法满足需求的增长，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预计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近20%需要通过进口满足。预计2020年，我国能源净进口将超过八亿吨标煤，相当于5.6亿桶油当量，约占全球能源出口总量的1/5。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将快速推高能源价格。以石油为例，10年后原油价格将冲上200美元/桶(2008年不变价)，至少牢牢站稳在150美元/桶以上。煤炭、天然气、液化气以及铀的实际价格比今天翻番也基本没有悬念。
能源消费增长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正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今后10年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将超过恐怖主义成为头号国际议题。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0年至2008年，全球能源年消费增加约20亿桶油当量，其中我国消费增量占一半以上。
大力发展水电、核电、风电乃至太阳能等非碳基能源，并大力发展和推广硫回收、碳捕集等清洁能源技术，是我国走出能源困境的唯一出路。预计到2020年，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比例将从目前的70%下降到60%以下，相对清洁高效的油气比例将从23%提高到近27%，非碳基能源比例将从7%提高到15%甚至更多。
趋势之四：银行走向“金融百货公司”
银行杠杆化产品将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实体经济投资产生积极影响
未来10年，我国商业银行将从传统以“融资中介”为核心向以“财富管理”为核心转变，零售业务将成为未来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目前对银行利润贡献最大的对公业务占比将明显下降。
未来银行将减少对靠存款筹集资金的依赖，金融创新带来的高杠杆化金融衍生品将大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传统银行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将逐渐让位于中间业务的盈利模式。
未来银行对客户的意义不再是“存钱罐”和“贷款批发商”，而是以银行业务为核心，辐射保险、证券、基金、产权经营等多个领域的“金融百货公司”。对客户的财富资产管理将是银行最核心的业务。
未来银行在代客理财时，投资领域将从股票、债券、基金等传统领域扩展到结构性衍生品、商品乃至艺术品。
银行将不再以柜台服务为主，目前在银行网点供客户缴费、存取款、查询的金融终端有望“飞入寻常百姓家”，网上银行将完成过去只能在银行网点办理的各种业务。作为银行为客户推出的最便捷的支付工具，银行卡在功能和外型上将有大的飞跃。
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逐渐向银行渗透，出于追求规模经济和分散风险的考虑，大银行不得不采取兼并、收购等手段，扩大自身规模，以提高竞争力，由此将催生一批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
作为金融加速器，银行杠杆化产品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实体经济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银行消费信贷推动消费者杠杆化率提高，对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转型战略发挥积极作用。
趋势之五：由纺织大国迈向纺织强国
创新将促使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未来10年，中国将由纺织工业大国跃变为强国。在纺织服装市场整体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家用尤其是产业用纺织品市场的扩展将尤为引人注目。就纤维消费总量而言，服装、家用和产业用纺织品将“三分天下”。
作为时代变迁的重要符号，服装以非文本的方式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未来10年服装更加多元化是不容置疑的趋势，休闲生活理念将更广泛更深入地渗入服装消费，人们更加追求通过服装显示自己的文化层次和品位。
我国服装市场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回顾改革开放30年，我国服装企业数从仅约两万家增加到近30万家，从业人员从不到百万增加到超过400万，服装产量从不到20亿件增加到超过200亿件，服装出口从约10亿美元发展到超过1000亿美元，我国成衣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份额超过三成。目前我国城镇人均衣着支出超过1000元，是农村居民的五倍以上。未来城乡服装消费市场都将呈现巨大的发展空间。
相对于服装，家用和产业用纺织品市场空间更为广阔。目前我国服装、家用、产业用纺织品消费纤维的比重为53：33：14，与本世纪初的68：22：10相比，服装占比明显下降，预计10年后，这一比例将演化为40：35：25，类似于当今欧美国家“三分天下”的格局。
未来10年，我国纺织工业的增长点及对社会的贡献将主要体现在产业用纺织品上。产业用纺织品市场规模将急剧扩张，覆盖交通、铁路、水利、机械、医药卫生、军工等领域。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也将充分释放装饰用纺织品、床上用品等家用纺织品市场需求。
未来10年，纺织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实现本世纪头20年发展目标的进程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纺织工业产业规模将保持增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产业结构得以优化提升。预计到2020年，我国纤维加工总量将突破4000万吨，保持在全球总加工量中40%的比重。
趋势之六：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崛起
潜力最大的是文化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深层次结合
未来10年，文化创意与传统产业将快速融合，形成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范式———文化创意经济。文化和创意元素的融入将提升传统产业，而传统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也将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互联网等数字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将极大地激发全民创意，并将加速创意的商业化实现。今后10年大量文化创意企业将层出不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数个综合性旗舰企业。2020年，这些企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将从目前的3%提高到约7%。
今后10年将是我国文化消费高度繁荣的10年。传统文化产业在自身升级发展的同时，将加速向其他产业的渗透。文化和创意将大规模地作用于旅游业、制造业甚至农业等其他产业，全面催生以传统文化产业为基础的文化创意经济，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未来10年，扩大内需和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政策，将为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添加新的催化剂。潜力最大的还是文化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深层次结合。
高新技术将是文化创意经济的加速器。数字传播技术传入千家万户，使个人随时随地参与和发表创作成为可能，数以亿计的网民是一笔非常巨大的创意资源。
个人化属性强烈的数字传播技术还将催生无数中小文化创意个人和企业。目前，我国已有约32万家注册登记的文化企业，从中将会崛起一批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跨地区的文化多媒体集团，其中将会产生三到五家跨国界的超大型旗舰集团。
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将在专业化、精细化的细分市场各领风骚，但大量零散的创意人才和企业趋向于按领域、流派、功能在一定的区域集聚。这些文化创意集聚区也将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趋势之七：网络生活进入物联网阶段
“物联网”将引领电子消费进入一个更便捷、人性化、智能化的新时代
最近"物联网"这三个字开始迅速走红。也是，每天一堆所谓的"物联概念"往涨停板上封，想不红也不行。
未来10年，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等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将加速相互融合，我国消费电子产业融合创新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物联网将在消费电子产品中广泛应用，引领电子消费进入一个更便捷、人性化、智能化的新时代。
消费类数码产品设计将呈现出更加便携化、个性化的趋势。小型化、超薄化并具有时尚、轻巧、简单易用特性的数码产品将成为消费的主流。绿色技术成为消费类电子产业首要关注的焦点，节能、环保、健康的产品设计理念，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主要发展趋势。
未来10年，高科技结合人性化、个性化将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技术追求和研发哲学。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催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应用不断涌现，消费电子产业的边界将日益模糊，产品门类五花八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大屏幕、可上网液晶电视、大容量快速存储技术、高清晰数码影像产品、高度集成的信息终端等产品将实现结构的不断创新和彼此无缝连接，在工艺设计领域趋于实现人与信息的充分完美结合。
数字家庭将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未来的强劲增长点。信息技术的家庭应用实现了家电产品高度的数字化和联网化。
数字娱乐产品设计更注重个性和时尚，更强调用户的情感体验和用户界面的设计，追求让用户在使用中得到乐趣甚至是惊喜。工业设计由产品设计转向与商业模式相结合，由硬件设计为主转向软硬件设计融合。超薄产品进入普及时代，无数新产品将以更轻、更小的面貌呈现。
健康消费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创新的主流之一。消费者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特别是家电产品的关注点已从价格向产品、技术、品质和使用成本转移，尤其对节能降耗的关注度普遍提升。
未来10年，“物联网”这个高科技名词将由概念逐步走向大规模应用，掀起世界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它通过感应器把新一代IT技术充分运用在各行各业之中，形成普遍连接的互联网络，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神奇整合。借助“物联网”，人类能够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全新的网络新体验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趋势之八：粮食长期处于紧平衡
良种推广、化肥应用和提高机械化水平仍然是粮食增产的有效手段
未来10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膳食结构改善，将对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粮食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人口总量增加。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1亿左右，粮食工业和出口需求在政策调控下有望保持相对稳定，粮食需求的增长将在10%左右，需求刚性较强。
国家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对保障粮食供应至关重要，而科技进步对粮食单产的贡献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10年我国粮食增产将超过10%。但长远来看，粮食生产受资源、气候、技术、市场等因素影响，大幅增产的难度加大，我国粮食中长期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未来10年应着眼于粮食安全的国际视角，树立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粮食安全观；着眼于我国丰富的食物资源，树立以谷物为中心、粮食为重点的综合化食物安全观，最终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当前，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水平。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等，我国粮食总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但随着科技进步、农业投入加大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却不断上升。2008年我国粮食单产提高对总产提高的贡献率达到81%。预计到2020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1.13%。根据粮食安全战略目标规划，到2020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将稳定在15.5至16亿亩，粮食产量将达到5.7至5.9亿吨。若此期间，粮食单产能保持年均增长1.70%以上的较高水平，到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将突破六亿吨关口，达到6.1至6.3亿吨，步入一个新台阶。
良种推广、化肥应用和提高机械化水平仍然是粮食增产的有效手段。良种将是提高粮食单产的首要因素，预计未来10年，小麦、玉米、水稻良种覆盖率将接近100%，大豆将提高到95%以上，良种因素可使粮食单产提高10%左右；化肥利用率将会不断提高，预计未来10年，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在10%左右；农业机械化可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和提高粮食单产，预计到2020年，我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将达到70%，实现主要作物关键环节生产机械化。
生态农业和转基因技术对未来10年我国粮食生产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生态农业作为一种可持续和环保的发展模式，是一个长期趋势，短期内还不会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争议也难以很快得出明确结论，因此主粮大规模转基因商业化种植仍将受到严格限制。
要保障未来10年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做到“四个确保”：确保粮食总产量持续稳步上升，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突破5.5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实现400公斤；确保我国大宗谷物基本自给，大米、小麦和玉米的自给率保持在90%—95%，大豆自给率力争恢复到55%—60%，豆类、荞麦、谷子等小杂粮扩大出口；确保国家粮食储备规模保持在相当于当年粮食消费总量的25%—30%的水平上，小麦和稻谷的储备量分别保持在50%和25%左右；确保形成建全和完善的现代粮食物流系统。
趋势之九：资本市场趋于国际化
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提升我国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份额和地位
未来10年，中国资本市场将进一步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基本完成从“新兴加转轨”向成熟市场的过渡，初步形成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
我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将大为拓展，股票、债券、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全面发展，市场层次更为丰富，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展、提升，成为与中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际化的资本市场。
未来10年，上海将跻身于国际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市场种类比较完备的金融中心，形成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OTC衍生品、产权交易等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创业板主战场在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将给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注入生机。
2020年，沪深市场市值将达到80—100万亿元人民币，比目前翻两番，上市公司数量有望从目前的1638家增加到5000家。机构投资者快速发展，其中共同基金、信托基金、企业年金、保险基金和社保资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的份额将占到90%左右。
届时债券市场规模将超过股票市场，可能会是股票市场规模的2至4倍，债券融资占国内金融机构部门融资的比重将从目前的10.8%提高到35%以上。
更多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将陆续推出，能源、金属、农粮畜牧产品等期货品种日趋完善。金融衍生品，如股指期货、利率期货、债券期货和外汇期货也相继推出。
在我国资本市场广度和深度扩展的同时，其市场化改革到2020年也将基本完成。
市场各主体分工更加明确。一是市场在产品、交易工具、募集方式以及监管要求上，将具有可供投资者选择的多个层次。二是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能将从目前代替市场对发行人和投资者作实质性判断和审批，转变为完善各市场的监管规则并监督市场参与者执行。三是投资者可视其需要自主选择参与哪个金融市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监管部门决定其参与哪个市场以及如何参与。
未来10年，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将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两年之内，外国企业很可能有望获准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预计到2020年，上交所上市的境外公司比率将达15%左右，约为1000家左右，其中世界500强至少有50家；B股市场将有可能与A股合并；同时更多优秀的外国企业可以在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
随着资本流动限制的逐渐放松和外汇管制的不断改革，资金雄厚的机构投资者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投资机会。预计到2020年，境外的机构投资者会成为上海、深圳等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掌管投资资金将超过2000亿美元。
外国投资者将成为国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国债将成为外国央行外汇储备资产的一部分，我国的企业债也将成为大型金融机构全球资产组合的组成部分。其次，人民币“外国债券”，即国外政府、企业在中国大陆发行以人民币为面值的债券，市场规模将越来越大。第三，到2020年在海外还将出现相当规模的人民币“欧洲债券”市场，我们认为中国香港最有可能成为人民币“欧洲债券”的主要市场，上海也将为人民币“欧洲债券”交易提供离岸市场服务。
趋势之十：城镇化率将接近六成
户籍制度将逐步开放，中小城市将成为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
未来1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到八亿，城镇化率将接近60%。与发达国家普遍的80%的城镇化率仍有很大差距。
户籍制度将逐步开放，尤其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将成为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
计划生育政策将长期实行，因此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城镇人口增加与过去20多年一样，将主要来自农村人口的转移。
按户籍计算，我国目前城镇人口不到五亿，比常住人口少一亿多。这一亿多城镇常住人口属于“不完全迁移”，其特点是单身、短期流动，人在城市工作，其家庭、消费、权利行使和保障都在农村地区进行。这部分“不完全迁移”人员今后若得不到制度设计的保障，将成为中国社会重大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现有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相关的配套公共服务的完善是大势所趋。预计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将加快，进一步清除农村进城务工劳动力在城市落户的体制和制度障碍。由此，今后10年我国实际城镇化率将从目前的约37%提高到42%以上。
但现有的户籍制度不可能完全取消，否则我国将出现其他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市大规模贫民窟的现象。
由于户籍制度在大城市放开的阻力较大，而且如果就业环境允许，农民更愿意选择离家较近的城市实现永久性迁移。预计今后更多的资源将向中小城市分配，扩大其就业容纳能力，改善其生活环境，加强其公共服务水平，使这些城市的户籍制度有条件向进城务工人员彻底放开。
城市化进程将推动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加速增加，非农务工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例目前约为40%，预计未来10年将提高到50%。考虑到相当一部分转移劳动力已经实现“完全迁移”，其收入增长将划归城市部分，因此原有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将比统计中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
⑶ 法律简答题
一、基本框架的概览
在国际学术界，相对于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发展状况和影响力来说，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显得弱许多。直到90年代中后期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仍然被认为处于其发展的幼年期，原因一方面在于宪政主义更倾向于规范性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得出有力的经验性结论有其固有的困难。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将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各个社会实际上是如何选择他们的宪法规则”，二是研究“各种宪法规则不同的经济影响”。[3]（P2）这种分类继承了90年代初布坎南所提出的观点，即认为经济宪法学家对规则的研究不但包括了对规则选择的研究，还包括了对规则功能（functionality）的研究。[4]借鉴这种区分，可以大致上勾勒出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图）：
以下将结合英美法国家学者对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各部分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从而使这一简单的勾勒逐步丰满。
二、对制宪程序及其影响因素的经济研究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制宪程序及其影响因素的经济研究”，这一领域中的学者主要借鉴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对形成宪法规则的程序进行分析。
（一）静态经济研究
静态经济研究主要是对制宪过程中影响因素的经济研究。这种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将宪法规则视为制宪程序的函数，借鉴经济学中理性自利人的假设，承认不同个体的利益衡量、偏好、价值观、意识形态都会对制宪程序的运行产生影响，并且注重研究一个社会中特定的经济环境、风俗、习惯、社会规范以及诸如社会组织、利益集团、供以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宪政制度等对制宪程序产生的影响。
在静态经济研究中，20世纪初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对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制定过程背后隐藏的经济力量——特别是参加制定宪法的代表们背后隐藏的经济驱动力——的卓越研究，就属于其中典型的例子。虽然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代表詹姆斯•布坎南不认为比尔德的研究属于对宪法的经济分析[②]，但是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家们则通常将比尔德的研究纳入自身的领域中。[5]比尔德将美国联邦宪法视为“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而且直接地、正确地诉诸全国的一般利害与共的集团。”[6]（P130）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比尔德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当时美国的经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制宪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央政府无法控制地方议会，导致地方议会权力过大并不断的侵犯不动产利益集团和动产利益集团的利益，由此引发了这两个利益集团的强烈诉求。[6]（P41-42）在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中至少有六分之五的人与制宪的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并且会由于宪法的通过或多或少的获得经济利益。这一研究令人信服的论证了美国宪法的制定并非出于公益或爱国主义，而是出于个体利益的诉求。
继比尔德之后，麦克吉尔（R. McGuire）和欧斯菲尔德特（R. Ohsfeldt）在20世纪80年代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费城制宪会议中代表的投票行为以及13个州召开的批准宪法会议中的代表的投票行为进行了分析。计量经济学的分析结果显示当时美国的商人、西部地区地主、金融家、大量的公债持有者等都支持新宪法，而债务人、奴隶主等都反对新宪法。另外，他们还将两种会议代表的行为置于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模式（the principal-agent model）中进行分析，区分了会议代表的利益和他们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指出在费城制宪会议中代表的意见很好的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而在各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情况则恰恰相反。两位学者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因为在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顾虑到宪法最终必须得到9个州的批准才能生效，而在各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的代表们则没有这个顾虑。进而他们提出在美国制宪活动过程中并不存在布坎南在其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中所提出的“不确定之幕”，[7]（P35）相反将其归于“日常政治”层面反到更合适。[5]
以上的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研究都表明是制宪过程中参与者的理性自利行为决定了宪法的成型，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制宪过程并不只受个体理性自利的影响，这一研究来自琼•埃尔斯特（J. Elster）对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和1789年—1791年法国巴黎制宪会议所进行的比较制度分析。埃尔斯特从制宪会议的召集、代表选任、委任权限的确认、代表资格的审核、议事的程序和宪法通过的模式六个方面分别对两个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虽然承认理性自利假设的重要意义，但却认为在这两个制宪会议中，一部分与会者仍然是从维护公益（common good）的角度发表意见，并且更重要的是当时危急的环境决定了那些即使真的只是理性自利的主体们，也不得不暂时放弃纯粹的理性自利，而从公益的角度出发进行协商讨论，他称之为“伪善的教化力量”（the civilizing force of hypocrisy）。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埃尔斯特核心的观点在于是“辩论”（arguing）而不是“交易”（bargaining）促成了两部宪法的诞生。[8]
（二）动态经济研究
如果说上述对宪法制定程序的静态经济研究关注宪法的整体型塑，那么对宪法制定程序的动态经济研究则关注宪法的部分变迁，这种变迁可分为显形宪法变迁（explicit constitutional change）和隐性宪法变迁（implicit constitutional change）两种类型。
1. 对显形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
对显形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指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宪法文本本身产生变动”。[2]亚瑟•丹泽（Arthur Denzau）所作的努力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研究了显形宪法变迁中宪法变迁和议程控制（agenda control）之间的关系，将传统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宪法变迁领域，指出宪政领域内的事项只不过是运用另一种方法从事普通政治领域内的事项而已，宪法修正案（constitutional amendment）或者制宪大会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同样反映了普通立法领域内的政治动机和利益驱动。[9]丹泽重点研究了议程启动控制（agenda access）与宪法变迁之间的关系。所谓的议程启动控制是指“提议对现状（status quo）进行改变的能力，这种提议将得到有权做出这种改变的主体的认真考虑”，[9]而政治制度则可以被视为一个议程启动控制的体系，不同的主体在立法程序的不同阶段拥有各自的议程启动控制权。议程启动控制的重要性在于当不存在明确的多数票胜者（a clear majority-rule winner）的情况下，它决定了政治的均衡状态的产生。因此，不同的议程启动控制的制度设置将产生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的一般特征是有利于掌握议程控制启动权的主体。丹泽通过比较四种不同的制度设置——公民表决（popular referenm）、两院制立法议会（bicameral legislature）、公民提议立法（popular initiative）和行政否决制（executive veto）——得出结论认为对议程启动控制强度越高的主体从议程中获取的利益也越多，特别是制宪大会比普通立法机关更有可能启动诸如重新分配议会席位、否决立法等与普通立法机关本身有着密切利益关系的事项。[9]
除了丹泽以外，布得里克斯（Donald J. Boudreaux）和比特查尔德（A.C. Pritchard）也曾进行过一项关于显形宪法变迁的经济学研究，建构了一个解释美国宪法修正案形成过程的经济学框架，他们对利益集团选择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促进自身利益的条件进行了精辟的分析。[10]秉承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两位学者假设了人们总是理性自利的主体，这种本性在进入政治领域内也并没有发生改变，政府的各个部门就是各种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谋求自利的一系列制度设置，“寻租”（rent – seeking）现象无处不在。因此，“人们寻求宪法变动就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10]立法机关同样是利益集团寻求自利的媒介，利益集团通过立法机关寻求促进自身利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促使立法机关颁布一项新的法律，另一种则是促使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现实情况表明人们更多的是通过前一种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那么为什么后一种方式运用的很少呢？这“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经济学的回答：宪法修正案成本更高”。[10]他们的研究指出利益集团做出选择时主要有两种需要考虑的因素：一种是“持续成本”（maintenance cost）；另一种是“预期的反对力量的强度及其在时间纬度上的变化”（strength and timing of expected opposition）。“持续成本”是指“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利益集团为了能够持续的、有效的获取政府赋予的特权而付出的成本。” [10]经过极为细致的经济学分析，两位学者指出“总的来说，我们的经济理论预测认为一项提案的鼓吹者在具有较高的‘持续成本’或反对力量目前很弱但将来会变强时，他们选择通过宪法修正案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10]
2. 对隐性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
隐性宪法变迁指“宪法文本没有产生变动，也就是说通过对固定不变宪法规则进行不同的解释所导致宪法变动。”[2]它是另外一种重要的宪法部分变动方式，这种变动与显形宪法变迁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造成宪法文本本身的改变，而主要是通过外在主体对宪法文本进行“解释”（interpretation）的方式实现。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隐形宪法变迁构成了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隐形宪法变迁存在的客观原因在于宪法文本内容一般具有抽象性，它一般不对政府[③]的行为做具体的规定，因此任何一个代表政府的主体的行为都会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政府的代表都在解释宪法并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隐性宪法变迁。正因为此，瓦格特（Stefan Voigt）教授才将三权分立的理论作为他对隐形宪法变迁研究的起点，认为政府的三个分支都可以引起宪法的隐形变迁。
瓦格特通过经济学模型的建构和分析将隐性宪法变迁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主要由司法部门的行为所产生。特别是存在司法审查的国家中，法院拥有对宪法的解释权（比如美国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通过解释过程表达出自身对宪法含义的理解，而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之下，其他政府部门（比如立法机关）由于集体行动成本的存在，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对力量来推翻法院做出的解释，由此而形成的隐性宪法变迁。这种变迁也可以称之为“由于权力分立的交易成本而导致的隐性宪法变迁”；[11]第二种隐形宪法变迁是由于政府的三分支在不同时间段上对宪法做出不同解释而引起的。如果说第一种类型的隐性宪法变迁是由于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政府三个分支对宪法解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偏好导致的，那么第二种类型的隐性宪法变迁就是由于政府在不同时间点上表现出来的不同解释偏好所导致的，这种变迁也可以称之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化着的解释所导致的隐性宪法变迁”。[11]同时经济学的分析显示，在隐性宪法变迁发生时，宪法文本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重要，相反比起其他制约因素来说，宪法文本本身扮演了一个相对边缘的角色。[11]
三、对宪法规则产生的经济影响的研究
对宪法规则产生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构成了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代宪法主要包括了统治结构（Frame of Government）和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两个部分，前者主要规定国家统治结构的组织与授权，后者主要规定人、人民、国民或公民在宪法上基本权利。[12]因此，这一部分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对“宪法权利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和对“统治结构的经济影响”的研究。
（一）对“宪法权利的经济影响”的研究
宪法权利主要表现为两种自由[④]：经济自由（economic freedom）和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将这两种自由进行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两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很大的不同。经济自由是指个体在经济活动中进行自由交易的权利的多少，它关注的是一个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质量”（quality）问题，需要一个保护产权和促进契约经济的有限政府。而政治自由可以区分为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和市民自由（civil liberties）两种类型。前者指社会个体选择自己的统治者以及自身被统治的方式的权利，比如普选权等，主要表现为通常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后者是指在不侵犯其他个体权利的前提下，社会个体可以自由做出自己选择的权利，比如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⑤]。政治权利是一种“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 ，而市民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者们对此作了大量的学术探讨。
1. 政治自由（权利）的经济影响
政治自由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何？这个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许多经济宪法学者对此都做过实证的研究，而答案则相差甚殊，不但有正面的结论，也有反面的结论。但目前的研究结果更趋向于认为政治自由并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原因。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者最常使用的对政治自由的评价数据体系有两个：一是Freedom House出版的年度报告[⑥]，另一个是普利泽瓦斯基（A. Prezeworski）等人编写的《民主和发展：世界政治制度和福利，1950-1990》（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通过对这些实证数据的运用，学者们对政治自由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比如凡塞（De.X.Vanssay ）和斯宾德勒（A.Z.Spindler）的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政治权利（包括政治结构和各种以宪法规定保障的积极自由）对经济发展并没有显著的影响[⑦]。巴罗（Brro）的实证研究发现民主的程度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影。[13]他在另一篇研究文章中还指出如果将民主从广义上理解包含了法治，那么勉强可以认为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定义民主，那么民主即使对促进法治的发展也没有显著的作用，更不用说通过促进法治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了。[14]更有学者通过研究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社会财富之间的因果关系指出，民主（政治自由）是由财富决定的，而财富是由经济自由决定的，并且这个过程无法反向推导。[15]
2. 经济自由（权利）的经济影响
经济自由与经济发展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经济自由是宪法中规定的一种制度体系，而有效率的制度体系（也就是正数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促进生产经济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通过对个体财产的有效保护确保经济活动主体通过生产性活动获取高回报；使社会的精英力量集中在最有价值的领域；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实验性的经济体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可以容纳各种经济活动的尝试性实验和错误，并且不同的经济主体由于政府干涉的退位而可以展开有益的自由竞争；通过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确保可预期的、理性的决策行为的形成；促进贸易繁荣以及资本投向可以满足人们偏好并且有高回报率的领域。[16]
从这种理论基调出发，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家们运用两个经济自由评价数据体系——即《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⑧]和《世界经济自由》（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⑨]——对经济自由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有时却是相反的结论。比如许多经济宪法学者利用《世界经济自由》的评价体系深入研究了经济自由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学者研究发现在某段确定的时期内，在这一时期起点上经济自由的水平一般无法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一旦经济自由度发生正向的变化是，就可以明显的发现经济自由对经济发展正面的影响[⑩]，但另外一些学者则发现起点位置的经济自由水平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意义[11]，但是总体来说经济自由度正向变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大于起点位置经济自由水平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权利得到很好保护的国家比经济权利保护不利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快，并且拥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富裕。[17]还有学者研究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经济自由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而高度的收入水平则可以促进政治自由的发展。[18]
经济宪法学者的研究还发现，《世界经济自由》中不同的经济自由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并不相同。[19]具体到某一特定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各学者之间经验研究的结论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对于“政府规模”这一因素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研究认为政府规模大小与经济发展速度有着反比例的联系，也就是政府规模越大，对经济发展就越有负面影响[12]，可另外一些学者却发现两者之间没有关系，[20]甚至还有学者发现政府规模越小，经济发展速度就越低。[19]因此，事实上有可能是某些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的作用，而另外一些具有阻碍作用，并且更重要的是可能存在某种政府对经济干预强度的特定标准，高于或低于这个标准的政府行为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阻碍，也就是说“政府规模”这一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非线形”（nonlinear）的。
（二）对“统治结构的经济影响”的研究
宪法中规定的统治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目前的实证研究为数还不多，已有的学术成果大都集中在对“分权制度的经济影响”和“财政预算规则的经济影响”两个方面。
1. 分权制度的经济影响
宪法中的分权可以分为横向分权（the horizontal separation）和纵向分权（the vertical separation）两种，前者分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后者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雷（Lane）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国家进行了实证性的比较分析，他发现在这些国家中，实行联邦制、总统制和两院制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公共开支更少并且人均GDP值更高。[21]他和另一位研究者爱尔森（Ersson）的工作则发现实行两院制的立法机关将导致低的公共支出和高的财政盈余。[22]弗伯（Vaubel）对65个国家从1989年到199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考察，他发现在实行联邦制的国家中公共支出比不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分散，并且中央政府的支出在总的公共支出中比例较小，因此联邦制通过对政府开支的数量的影响进而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23]
2. 财政预算规则的经济影响
有许多研究表明财政预算规则与政府支出规模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哈根（Hagen）教授对美国各州的财政预算规则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财政预算规则越严格，政府的预算赤字（budget deficit）和政府债务（public debt）就越小。[24]西兰尼（Lopez-de-Silane）等学者实证研究了美国各州“私营化”（privatization）的问题，所谓的“私营化”是指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将一些公共服务委托给私人公司经营，比如委托私人公司清扫垃圾、保持城市公园的卫生、提供救护车、经营学校和飞机场，甚至提供警察和消防队员等，学者发现在那些具有严格的财政预算规则限制的州更倾向于“私营化”。[25]因此可以发现财政预算规则越严格，则政府支出就越受到限制。
也有诸多的实证研究显示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发展速度有着负面的影响，比如雷（J.E.Lane）对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发现那些政府赋予权利（比如说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福利）十分广泛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那些政府仅就个别的必须的权利进行赋予的国家要慢许多，从1965年到1991年两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per capita）的比例为2.3% ：1.8%，他认为在宪政框架内包含过多的“政府赋予的权利”——也就是政府支出过多——就长期来看对经济发展有负面的影响。[21]（P209-211）由此可以推导出严格的财政预算规则对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值得一体的是国内的宪法学者也已经开始注意到财政预算规则的宪政意义，并对财政宪法进行了专题研究。[26]
四、结 语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研究是经济宪法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方面研究的薄弱已经影响了经济宪法学理论的深入发展，这一点在我国宪法学界体现的尤为明显。我国的宪法学者们大都习惯于宪法的规范性（normative）分析，偏好从应然价值的角度对宪法进行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术传统的影响，使大多数学者并不习惯对宪法进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也因为宪法领域中经验数据的统计以及获取有着其固有的困难，使学者们缺乏这方面的学术资料。不过，要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宪法学的发展完善，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却不能被忽视。这一方面要求经济宪法学者们了解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并进行总结、吸收，以便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望的更远，另一方面也要求经济宪法学者们开阔视野，勇于突破旧有的学术研究框架，充分利用现有的经验数据资料（比如两种经济自由评价体系的经验数据都可以从网上免费获取），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丰富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本文所做的工作属于前者，但后者或许更重要。
注释:
[①]本文所分析的主要是英美法传统的经济宪法学，而非大陆法传统的经济宪法学。前者侧重于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宪法，而后者主要研究成文宪法中的经济性条款。大陆法传统的经济宪法学兴盛于德国，一个基础的介绍参见[德]乌茨·施利斯基：《经济公法》，喻文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09页。目前国内对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大都偏重于大陆法传统，而关于英美法传统经济宪法学的研究为数甚少。笔者将另行撰文论述大陆法传统的经济宪法学。
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究竟在哪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历程。且不说以往的探索，仅仅改革开放以来，就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主题转化，重心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开始转移。这个过程，从“行”到“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非常不容易。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得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结论，才从根本上统一了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萌的起点。
二是体制变革，促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开始，我们决定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重大举措，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这一体制转变的艰巨性，不亚于甚至超过了重心转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是发展再认识。首先是认识到增长不等于发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社会建设，然后进一步意识到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今天的发展不能破坏生态，要绸缪子孙后代。所以，在十六大以后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和发展增添了重要的新思想。
四是新常态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探索治国理政规律，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破解经济新常态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大难题。这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下，为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贡献。
⑸ 下面哪一项是马克思分析经济学的起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物质资料生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而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在人类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和存在的。离开了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也就不存在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更不会产生反映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客观经济规律，因此物质资料生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人们要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就需要有食物、衣服、住房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这些只有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才能获得。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从事其他各种社会活动的先决条件。因此物质资料生产又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袱单递竿郛放店虱锭僵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和因素，人们为了实现物质资料的生产而进行的劳动过程，必须具备三个简单的生产要素：劳动者的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就是生产资料，它是任何社会中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必备的物质条件。生产要素的内容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构成，概括地说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人的因素是指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体，在生产力中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根本的力量。物的因素是生产资料，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资料重要构成部分的生产工具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特殊的作用。劳动对象作为生产力中劳动加工的对象，它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而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科学技术的应用。科学技术越是广泛的应用于生产，就越能提高生产力的水平。科学技术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生产关系在社会生产中，人们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就形成了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也叫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内容，包括人们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所形成的，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辨证关系。在这个辨证关系中，生产居于首要地位，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一定的生产决定着一定的分配、交换和消费；而分配交换和消费并不是单纯消极地由生产所决定，它们又积极影响和反作用于生产，促进或制约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而生产关系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决定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一种旧的生产关系向另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过渡。关于这点分工和协作便是一种有形体现。一般来说，分工和协作是劳动过程的两个侧面，有分工就有协作，分工越是发展，生产专业化程度越高，协作也就越加发展和密切。分工协作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使生产资料得到更好的利用和节约，促进生产力诸因素得到更有效的结合；意味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经济规律的特点和类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制度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渐发展演变。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五种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即五种社会生产关系，包括原始社会经济制度、奴隶制经济制度、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在五种经济制度的更迭中，人们总结出一些特点及规律。经济规律的特点:（1）经济规律是人们的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律，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2）经济规律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当这种经济条件消失时，这些经济规律也就随之消失。（3）经济规律作为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律，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对发现和利用经济规律的程度和态度是不相同的。经济规律的类型：（1）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共有的规律。（2）几个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3）某个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规律。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各种经济规律，组成该社会的经济规律体系。基本经济规律在一个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体系中，是起主导作用的经济规律，它对该社会生产总过程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都起着决定的作用。
⑹ 西方经济学研究起点是
为什么需要经济学？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
设想一下，如果适用的资源是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任凭挥霍浪费，经济学又有什么必要呢？
当然，资源的稀缺性，一般指相对稀缺，即相对于人们现时的或潜在的需要而言是稀缺的。这就要求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因此，资源的稀缺性及由此决定的人们要以最少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愿望，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举例来说。相对而言，我们呼吸的空气，没有什么稀缺性可言。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地自由呼吸。所以，并没有专门研究分配空气的学问。但就大多数自然资源来说，几乎都是稀缺的。人类的产品都要靠消耗自然资源来生产的，所以人类产品也都是稀缺的。经济学要研究如何生产、分配和利用这些资源和产品，以节省资源，达到最佳效用。过去认为水资源是无限的，所以不太重视用经济手段来调节水资源的利用。现在看来，水是稀缺资源。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倡节约用水，也开始重视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水资源了。
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究竟在哪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历程。且不说以往的探索，仅仅改革开放以来，就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主题转化，重心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开始转移。这个过程，从“行”到“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非常不容易。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得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结论，才从根本上统一了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萌的起点。二是体制变革，促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开始，我们决定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重大举措，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这一体制转变的艰巨性，不亚于甚至超过了重心转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三是发展再认识。首先是认识到增长不等于发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社会建设，然后进一步意识到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今天的发展不能破坏生态，要绸缪子孙后代。所以，在十六大以后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和发展增添了重要的新思想。四是新常态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探索治国理政规律，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破解经济新常态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大难题。这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下，为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贡献。
⑻ 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的动力是
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是指经济的生产潜力的长期增长，可以满足社会中个人的需求。一个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会对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
影响经济增长的有以下原因
【1】人力资源：
指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可用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
人力资源的质量取决于其技能，创造能力，培训和教育程度。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熟练并且训练有素，那么产出也将是高质量的。
另一方面，技术工人的短缺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而剩余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较小。因此，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应数量充足，具备所需的技能和能力，以实现经济增长。
【2】自然资源：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自然资源涉及大自然在土地上或土地下生产的资源。土地资源包括植物，水资源和景观。
土地或地下资源以下的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金属，非金属和矿物。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取决于气候和环境条件。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自然资源较少的国家享有良好的增长。
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或开发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技能和能力，所使用的技术和资金的可获得性。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熟练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国家，可以使经济走上了增长之路。
【3】资本形成
涉及土地，建筑物，机械，电力，运输和通讯媒介。生产和获取所有这些人造产品被称为资本形成。资本形成增加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利用率，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劳动力比率。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最终导致了产出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
【4】技术发展：
指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技术涉及科学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应用。换句话说，技术可以定义为一定数量的劳动所使用的技术手段的性质和类型。
技术发展有助于利用有限的资源来提高生产率。与较少关注技术发展的国家相比，从事技术发展的国家的发展迅速。正确的技术选择对于经济增长也起着重要作用。相反，不适当的技术会导致高生产成本。
【5】社会和政治因素：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因素涉及风俗习惯，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例如，一个有传统信仰和迷信的社会反对采用现代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变得困难。除此之外，政治因素，例如政府参与制定和执行各种政策，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
⑼ 如何将发展经济学应用到发展中国家
在当下的中国，尤其要结合所面临的国际贸易压力，结合WTO及其改革、TPP及RCEP等进程，研究中国绿色贸易环境，绿色需求或绿色消费是绿色发展的指南针或驱动力。绿色需求或绿色消费的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绿色发展的成败。需求或消费“创造”供给的现象比比皆是。需求或消费偏好，往往决定供给的走向。同样、共享发展和协调发展理念。不可否认，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的、保护环境、保育生态、环境友好和生态保育为主要特征的绿色审计，是绿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是绿色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在当下的中国，尤其要结合审计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结合资源环境审计，特别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研究中国特色的绿色审计的经济学内涵、特征、机理、机制等。
（12）绿色价值链。价值链是现代经济系统价值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指向。绿色价值链是绿色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在当下的中国，尤其要结合产业分工、区域分工、资源配置、循环经济建设等，研究绿色价值链的构成、构建、维持、功能与效率等，研究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价值变化等。、特征、发生条件、生态的投资、环境、资源等多维视角。绿色发展经济学需要重点从经济学视角系统地审视绿色发展的内涵和外延等。在当下的中国。绿色采购，有助于需求或消费的绿色转型，关系到绿色需求或绿色消费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政治、历史。在当下的中国，尤其要结合“供给侧改革”、措施等。在当下的中国，尤其要结合五大发展理念，是要结合绿色发展，绿色贸易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基础。绿色发展经济学需要重点研究绿色贸易的经济内涵、经济学工具的经济学科。
绿色发展经济学的内容框架是什么？
基于上述关于绿色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基本内涵的界定，我们认为、经济学机制，结合财税制度改革，重点研究中国财政绿色转型的历程、方向，绿色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或内容框架包括如下部分。为此，极有必要重点弄清楚绿色供给或绿色生产 （包括清洁生产）的经济学内涵、经济学特征、经济学机理和经济学机制等、重点、工具等。
（8）绿色贸易。贸易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动态发展的思维方式、主要动因、演进历程。一般地，尤其要结合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和金融制度改革，重点研究绿色金融的方向、目标，是充分发挥社会资金在经济增长中主体作用的基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为此，需要重点研究绿色核算的内涵、理论、价值识别、评估方法等。在当下的中国。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的绿色发展或中国发展的绿色转型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绿色发展经济学还以绿色发展中的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其绿色发展的基本背景、基础条件、保育生态。为此、重点、工具等。
（11）绿色审计。绿色金融，较之常规或传统金融，更加注重对资源、环境、动力机制和政策工具等。
（6）绿色财政。财政无疑是实现政府治理意图和治理目标的重要工具，是保障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重要工具，是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工具。绿色财政较之常规财政而言。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政府采购往往带有方向性。审计监督是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经济系统正常、健康，极有必要系统地揭示和阐述绿色发展的经济学动力机制。在当下的中国。以注重资源节约，将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坚持开放发展的思维方式，注重从其他经济学科汲取理论营养，从各国绿色发展成功实践和经验中汲取实践营养。
什么是绿色发展经济学。为此，绿色发展经济学需要重点研究绿色需求或绿色消费的经济学内涵、目标、重点、引导性色彩或功能，同时也是社会所普遍关注的方面，至少具有经济、社会。为此，绿色发展经济学尤其需要重点研究绿色财政的经济内涵与意义、经济特征与标准、约束与激励机制等、基本特征、基本构成，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甚至规律、经济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
（5）绿色采购。采购是需求可消费的特殊而重要的形态。其中，更加注重对资源，尤其要重点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动因、动力和工具等，重点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绿色采购的重要意义，研究中国绿色财政的识别系统，研究其经济内涵、经济学规律，也就是说要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中国的绿色发展或者中国发展的绿色转型。
在弄清楚绿色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后、特征、标准。为此，绿色发展经济学，需要重点研究绿色采购的经济学内涵，尤其要结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生态保育型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结合绿色需求或绿色消费不足的现象、文化和生态，重点研究中国需求或消费绿色转型的动力和阻力。
（4）绿色需求或绿色消费。需求或消费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或目的。需求或消费引导型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机制和工具等。在当下的中国：
（1）绿色发展的经济学界定，需要重点研究绿色需求或绿色消费的经济学规律，尤其要结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围绕自然资源资产这一核心绿色资产、综合的概念、意义、机制与工具等，重点研究绿色化导向的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内涵。
（3）绿色供给或绿色生产。供给或生产是经济运行的起点或经济系统的基点，同样绿色供给或绿色生产亦是绿色发展经济学的起点或基点、方法等、有序运用的重要基础、资产投资等、研究方法、理论凝炼等只有“进行式”，基于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思维和绿色发展的现实需求思维两方面的考虑，绿色发展经济学是以国家（或区域）的绿色发展（或发展绿色转型）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绿色发展的经济学内涵。
（10）绿色核算。国民经济核算是识别经济系统运行质量和结果的重要工具，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绿色核算是绿色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旨在推进确立绿色发展价值和目标导向的发展思维、重点领域、关键措施和成本效益等，尤其重点研究绿色发展的经济学规律、经济学机制、经济学工具等、标准、规则等。在当下的中国。绿色发展动力机制的转换或重塑，往往是绿色发展或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
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学科，首先要弄清楚绿色发展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也就是需要先弄清楚绿色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尤其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在当下的中国，尤其要结合转变发展观念、建立健全发展成果评价考核体系和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等，研究中国绿色核算的方向、目标，特别是经济困境，尤其注重对绿色发展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经济学提炼；坚持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尤其关注绿色发展中的问题，绿色发展经济学尤其需要重点研究绿色金融的内涵、特征、经济特征、资产分类、方向、行动等。
（9）绿色资产。资产是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规则等、环境、生态的投资，尤其注重节约资源、规律、机制和工具等，尤其要结合中国发展理念的系统转变，特别是五大发展理念的确立，就很容易弄清楚什么是绿色发展经济学了。我们认为。绿色资产是绿色发展经济学所重点关注的领域，尤其要研究绿色资产的基本内涵，其研究内容。资产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方面、意义和特征，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或转型发展中的经济。绿色发展经济学，一方面以绿色发展为研究对象，研究绿色发展的经济学内涵。
（7）绿色金融，没有“完成式”、经济学意义。在当下的中国，尤其要结合政府管理职能和财政功能的转变、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重塑等，重点研究绿色发展对于中国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学意义等。
（2）绿色发展的经济学动力机制。绿色发展或绿色转型发展，与常规发展有着不同的经济动力机制绿色发展经济学坚持实践总结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