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

⑴ 如何分析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1、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3、在发展政策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参考文献：[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⑵ 新历史学派的基本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

：⑴新历史学派对经济规律的看法比历史学派更走极端。不仅否认一般的普遍版规律，否权认经济理论的意义，而且否认特殊规律，拒绝一切抽象的理论研究。⑵新历史学派把旧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变成了“历史统计法”，而且以“历史统计法”来排斥一切其他研究方法。⑶新历史学派比历史学派更强调伦理、道德因素作用。自命“历史伦理学派”的旧历史学派还谈到自然、技术等方面的作用，而新历史学派则把道德伦理因素看作经济活动中的决定因素，并以此来说明社会现象。⑷新历史学派比历史学派更强调国家和法律对经济的作用。新历史学派认为，国家是“超阶级性”的。

⑶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⑷ 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的区别是什么

19世纪初，在德国出现了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历史学派，这个学派与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相抗衡。在德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长达80年左右。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新旧历史学派:旧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至60年代德国经济学的流派;从70年代开始，历史学派有了一些新的特点，被称为新历史学派。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同英、法相比，差距还很大。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是历史学派。这个学派最大的特点是: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能够不甘落后，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但此学派否认经济规律的普遍意义。 制度学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在美国产生，到30年代，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这个学派分为早期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早期制度学派是从历史学派的一些观点演变而来的。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其经济思想开始在欧美流行，以凡勃伦为代表的美国早期制度学派逐渐趋于衰落。新制度学派是早期制度学派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二战后，凯恩斯的追随者补充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20世纪40至60年代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但是70年代初，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凯恩斯经济学无法解释这些国家存在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新制度经济学为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它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的传统，并在制度研究方面有新的发展。所以，这套理论和主张被称为“新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与早期制度学派的区别，只是时代的差别。早期制度学派处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们根据当时比较低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研究企业的权力结构来为垄断资本服务。新制度学派则是处在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出现了混合经济，他们根据新的情况，着重研究社会的权力结构，更加强调国家调节经济，突出科学技术革命，提出更加具体的措施来为垄断资本服务。

⑸ 制度变迁理论的历史阶段

制度变迁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以凡勃伦为创始人的开创性内历史时期，制度的概念得容以创立并用”累积因果论“来解释制度的变迁。第二个时期是以约·莫·克拉克为代表对制度变迁理论继承和发展的时期 ,涉及到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制度与技术相互作用等问题。第三个历史时期是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科斯、诺思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蓬勃发展时期，研究成果卓著。当然还应包括马克思、博弈论者、混沌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理论解释。

⑹ 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1).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竞争日趋激烈，无论是在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还是政治竞争都相当的激烈。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竞争的激烈程度是无与伦比的。在遭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后，迫使我国不得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了。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需求拉动，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和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维持。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深刻变化，面对日益突出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对产业规模的扩大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发展方式，才能为经济快增长奠定坚实基础。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做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积极扩大消费需求，着力提高投资效益，努力稳定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要积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进一步做好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继续实施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为人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提供必要支持，为扩大消费市场拓展新的空间。要适应群众生活多样性、个性化的需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在稳定政府投资的同时，要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与城镇化结合，积极培育市场驱动的投资增长，增强投资的内在约束，提高投资效益。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出口结构。(2).续抑制高消耗、高排放产品出口过快增长，鼓励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为目标，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促进经济增长由一、二、三产业协调推动，逐步形成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要积极促进产业由高消耗向高效率转变，由粗加工向深加工转变，由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变，促进产业做大做强。要巩固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第一产业由薄弱转为稳固。要着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调整原材料工业结构，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保护，加强能源、交通、水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第二产业由大变强。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与城镇化结合全面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促进第三产业更快更好发展，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中发挥应有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产能。当务之急是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把推进自主创新作为中心环节。要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3).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路。要抓紧研究提出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强化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抓紧落实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落实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综合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任务密切联系、相互包容、相互促进，只有统筹兼顾，全面完成各方面任务，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经济持续较快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倒逼效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要紧紧把握这一机遇，在继续推动经济平稳回升的同时，全面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我国经济引入更加健康持久高效的发展轨道。2、答：供给侧改革是国家发展的大举措，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企业前进的大机遇。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来提高总需求，而投资、出口、消费是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需求似乎严重不足。可是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进口美妆再度刷新成交纪录;不久前，中国人在日本抢购电饭煲、马桶盖被世界议论;长期以来，苹果手机“霸占”中国消费市场令国产手机眼热进而奋起直追。中国消费者不惜重金、舍近求远追捧国外产品，其背后不是简单的“崇洋媚外”的消费心理，它反映了生活水平提高后中国人对消费产品质量的重视，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供给侧”的不足，造就今日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尴尬。所以进行供给侧改革是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动力，也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最佳选择，进行供给侧改革，应该把控大方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在产业层面改善供给。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促进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第二、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通过结构性减税使得企业获益，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生产率，扩大供给。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并以此推进城镇化。第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在资本层面保证供给的稳定性。通过保护股票市场保证企业的直接融资更加顺畅，保证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二、论述题（共1题，每题50分）第2题.1、联系实际说明，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25分）2、理论联系实际谈一谈，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特点？（25分）作答要求：在回答问题时，一定要结合实际论述。1、答：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因为：第一，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中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八十年。在前八十年中，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在后八十多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前团结和组织起来，冲破重重难关，革命斗争不断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快速发展，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从这前后两个八十年的比较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切爱国力量深深认识到，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第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始终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上邪路了。”这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譬如，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等等。总之，我们的目标，是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很显然，这些都是党的根本纲领、政治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顺利实现党提出的战略目标，始终保证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顺利前进。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造长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人心涣散，不可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问题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下进行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保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和矛盾，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更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来，为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党植根于人民群众。我们党的最大优势就是善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联系群众。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能够通过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

⑺ 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六次革命具有哪些重要含义

西方经济学从16至17世纪的重商主义开始，到现在经历了六次理论突破，即所说的六次革命，其中前二次发生在古典经济学说中，后四次为现代经济学说史中。
西方经济学是从重商主义开始的。时代背景为海盗式帝国主义，贸易与殖民相联系，它作为一个体系，从宏观角度考虑问题，基本内容为出口垄断，外汇管制和贸易顺差，核心思想君主掌握最高权力，统治经济和铸造货币，控制对外贸易，主张国家干预和参预经济，并对经济进行调节，认为国家财富就是金银，输入金银可以润滑工商业的齿轮，所以鼓励出口，实行补帖，限制进口，以此扩大贸易顺差，换回金银，金银的积累导致国家财富的增长。但实际执行中却无美妙前景，最终出现了生产力的危机。如法国出口制成品越多，换回金银越多，结果越穷；而英国，反而民富国强。重商主义重点在商品流通领域。
现代经济学只是在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才开始。时代背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下，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摆脱封建和国家的干预。1776年《国富论》第一次划时代革命。其矛头指向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斯密继承和发展了以前经济研究成果，特别是重农主义对供给和微观重视，第一次创立比较完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他认为重商主义牺牲了消费者而利于生产者，带来经济效益差的后果。因此，斯密提出，要增加国民财富，一靠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二靠资本积累，增加储蓄，形成投资，扩大市场。为增加生产，积累财富，反对国家干预，放任经济自由，经济“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发挥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调节作用，国家只需保卫人民和国家的安全，社会秩序公平等。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家财富的来源，劳动创造价值，利润来自剩余劳动，反对重商主义只有贸易、重农义义只有农业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观点。还提出了一些微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其片面性在，对需求重视不足，分析方法上不够精细，劳动价值论有利于工人而不利于资本家等。
1870年，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出现三名学者：法国的瓦尔拉斯、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他们三个人，住在不同地方，长在不同国家，但几乎同时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强调供给和生产转变为强调需求和消费。提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劳动的消耗量，而是取决于主观评价，进行边际主义分析。西方常把1871年称为”边际革命“年，直到马歇尔最后形成的所谓的”新古典学派“。完全用边际分析方法，利用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的概念分析经济问题，提出存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劳务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都是决定于边际供求的关系。强调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定价与资源的稀少性有关。由于稀少有关，因此，对各种产品用途的估价带来效用递减，人和厂商都受着理性行为原则的支配。如个人怎样用有限钱得到最大效用的满足，而厂商利用有限资源设备来得到最大的利润，这种方法就是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古典学学派关心的是整个经济的长期发展，关心剩余产品在各个集团之间的分配问题，而边际主义者关心的是微观经济问题。所以，从边际主义者到马歇尔，才建立起微观经济学体系。边际概念成为关键性工具，效用与消费者需求成为出发点和推动力，关心的是在资源稀少情况下来进行生产、分配，消费。同时他们认为，只要自由竞争，通过市场力量，经济就能达充分就业均衡，不会发生生产过剩或经济危机。总之，他们以主观根据供求而决定价格的价值理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以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来代替古典学派由社会力量决定收入的分配理论；用和谐经济体系代替阶级冲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比古典经济学更合理、更精致，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但面对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新旧古典经济学偏重于微观方面的研究。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第三次革命。其背景 ：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发展，政治上国家垄断资本的产生。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社会对宏观需求不强，国家也没有掌握足够大的资本实现这种控制，而当它进入国家垄断之后，这种要求和可能都具备了。理论、方法和政策都不同于传统。理论上反对萨伊定律。萨伊定律就是供给本身就能创造需求，需求是供给的函数，因此，经济自身能够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凯恩斯认为，供给是需求的函数，抛弃“储蓄会自动转化为投资”传统观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存在自动调节的性质，因而没有充分就业的可能，往往是小于充分就业状态。由于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作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必然会产生大规模失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方法上，回到重商主义研究的宏观经济问题，开创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即总量分析。关心经济总量行为活动，特别是总支出（投资支行、消费支出和政府支出）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强调决定经济活动水平的是投资部分。只有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增加，才能刺激生产，增加生产。还将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密切结合为一体，现在宏观经济分析都取自于《通论》的开创，这是凯恩斯在方法论上的革命。在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强调国家干预、参预经济调节。所以，有人说凯恩斯又回到重商主义，因为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奖励出口，与重商主义相同。三个最重要政策：1、政府预算的平衡应联系经济中需求状况来加以评价。如存在大规模失业，预算应增加赤字。2、降低实际工资不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可能会相反
；3、贷币政策如不借助于财政措施，则不可能终止大规模失业。二战后，特别是50、60年代，凯恩斯理论成为西方正统。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跳了价格分析的限制，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划时代意义。
上世纪50，特别是60年代后期，出现反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货币学派崛起。其背景是，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入”滞胀“，奉行已久的凯恩斯主义遭到质疑，因为按凯恩斯理论，低增长与高通胀不可能同时出现，货币学派自由主义理念抬头。以弗里德曼为代表，其内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所以不稳定，主要原因不是凯恩斯所说的三大定律影响的总需求不足，而是由于货币方面受到干扰。核心是货币，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动的唯一重要因素。因此货币政策最重要，财政政策除了起负作用，不可能影响产出率和就业率。其主张货币稳定、有节制增长，即长期货币政策，除此之外，国家减少支出，不干预私人经济，市场完全、充分发挥作用。现在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接收货币主义向凯恩斯挑战的两个思想：1，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2、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的效应。
1960年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出版。书只有100页，便很精炼，思想深刻。书中把生产看作同样商品既表现为生产资料又表现为最终产品的一种循环过程，是从基础理论上进行革命。主要影响：1、商品价格反对边际分析，回到李嘉图，再生产周期性循环过程中，用成本价格和平均利润的方法计算商品价格。2、在一定技术条件下，联立方程完全有可能计算出每种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是马克思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补充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3、斯拉法的商品价格决定理论，解决了马克思商品价值转形商品生产价格的问题。
在反对凯恩斯主义思潮中，出现了理性预期理论，为第六次革命。理性预期假说由美国经济学者约翰穆斯于1960--1961年首创，70年代卢卡斯把理性预期理念结合到货币主义模型中，应用于稳定性经济政策的研究。他们认为无论凯恩斯主义，或是货币主义，都把理性预期排除在模型之外，财政金融政策往往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公众势必预料到这些政策的后果。如政府试图加快货币增长经济，人们就料到通货膨胀而抬高价格，于是额外的货币更加抬高昂贵的物价而不是导向经济增长，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带有欺骗性，但是，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欺骗所有人，决不能在长期中欺骗所有人。以前人都以过去经验来推测预期，理性的是综合更多因素来进行预期，过去仅是一部分因子。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图示
发展阶段
时间
时代背景
代表人物
理论观点
政策主张
著作
重商主义
15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下半叶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安徒万·德·蒙克来田
财富就是金银，金银就是财富，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对外贸易的顺差。
从流通领域研究财富的增长
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

古典经济学

重农主义
17世纪下半叶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英国 法国
威廉·配第 阿吉尔贝尔
亚当·斯密 西斯蒙第
大卫·李嘉图
魁奈
从生产领域研究财富的增长
看不见的手
劳动价值理论
把对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

自由放任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1776年
庸俗经济学
18世纪末至19世纪70年代
（1830年）
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1832年英国通过议会改革案）
萨伊（法）
马尔萨斯（英）、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西尼耳、巴师夏、凯里
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
把注意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研究

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1870年）
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门格尔（奥地利 奥地利学派）
杰文斯（英 英国学派）
瓦尔拉斯（瑞士 洛桑学派）
以边际效用价值论来与劳动价值论相抗衡

新古典经济学（微观）
19世纪末期
马歇尔（英 剑桥学派）

瓦尔拉斯
庇古、克拉克、威克斯迪特
生产成本价值论
供求理论
边际效用论
节欲论
一般均衡、帕累托最优

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1890年

1933年

张伯伦、罗宾逊
垄断问题

1939年

希克斯
价值论（提出了序数效用论，马歇尔的是基数效用论）
一般均衡论：起到推广与普及的作用

希克斯
《价值与资本》1939年
凯恩斯革命（宏观）
20世纪30年代
经济大危机
凯恩斯
失业和经济的周期波动是因为全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
国家干预经济
凯恩斯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年
对凯恩斯的解释与补充
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10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12版）
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使得整个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出现了显著的漏洞，产生了干预和反干预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矛盾和不调和之处
萨缪尔森
库茨涅茨、托宾、哈罗德、索洛
汉森（20世纪40年代理论和政策建议方面进行补充和发展，奠定新古典综合派的某些基础）
传统西方经济学——微观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宏观

萨缪尔森
《经济学》1948年
新剑桥学派
20世纪50-60年代

琼·罗宾逊（英）

非均衡学派
（又称新凯恩斯学派）
20世纪60年代后期

克洛沃（美）莱荣霍夫德（瑞典）

希克斯（英）

把剑桥学派、洛桑学派的 相结合，形成一个独特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货币主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滞涨

弗里德曼

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生活，主张不同程度上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

理性预期学派
20世纪70年代后期
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

供给学派
20世纪70年代后期
拉弗、费尔德斯坦、万尼斯基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哈耶克

弗莱堡学派（德国）

公共选择学派
20世纪60年代
布坎南（美）、塔洛克（美）

新制度经济学派

科斯、威廉姆斯、诺斯

新左派

非主流经济学派
瑞典学派

创新理论

熊彼特

经济成长阶段论

罗斯托（美）

新制度学派

加尔布雷恩（美）

激进经济学派

⑻ 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原因

中国的人均GDP 在过去一千年里几乎水平不变，而从1978年起GDP近乎垂直提升，中国经济总量也从此步入了年均近10%的增长快车道。众所周知，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经过40年波澜壮阔的不平凡历程，我国已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近
40年来，中国在哪些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经历
了怎样的曲折历程？经济学原理如何阐释和解读这一历
程？改革开放对未来的启示何在？本报告拟就这些问题进
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取得的成就与世界各国对比
从生产力水平看，我国近40年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7%，比世界年均增速快 6.8个百分点，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跃居世界第
一，人均GDP从1978年的156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8788美元，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列。
从经济结构看，近40年来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下降了近16.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了约7.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占比则上升了23.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率由
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7年的58.5%，增幅之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从财政情况看，由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近40年来我国多数年份财政收支处于赤字状态，2016年虽略高于3%的警戒线，但仍处于可控范围。截至2017年末，公共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为36.2%，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且已连续两年下降。
从金融市场看，我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1%上升至2017年的8.0%，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银行业信贷发放量占GDP比重超过200%，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
从基础设施来看，人均电力消费从1978年的247千瓦时增
长至2016年的4280千瓦时，是1978年的17倍多，并已超越世界平均水平；铁路网密度由1978年的0.5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至 1.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幅达到144.3%；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航空总客运量由1978年的154万人次增长到2016年的4.88亿人次，总量位于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
从医疗与基础教育水平看，人均预期寿命由1978年的65.8岁上升至2015年的76.1岁，增加了10.3岁；每万人专业医师数量由1978年的10.8人上升至2015年23.1人；识字率由1982年的65.5%上升至2016年的97.4%，接近发达国家普遍99%以上的水平。

⑼ 经济学发展史

经济学发展史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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