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经济学原理：个人幸福的途径是什么国民幸福指数的四层含义是什么
个人欲望最小化。感恩的心,以自己拥有为足,是幸福 的一个途径
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从2006年起编制国民幸福指数。由四级指标体系构成：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生态环境指数。每一级指标体系中都由若干个指标构成，指数的计算采用加权平均法。国民幸福措数的提出对于转变发展的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它不能完全表征和度量经济发展状况。
㈡ 快乐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
快乐经济学（EconomicsofHappiness）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它综合运用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扩展了传统经济学的效用和福利概念，强调了除收入以外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进而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给出了不同以往的建议主张。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及其理论观点对于我国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快乐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
可以说，自从人类有了思考能力，便开始了对我们的生存目的以及何为快乐的理性思索。在经济学产生之前，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指出，“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在此，他已经暗示了财富不是幸福与快乐的唯一源泉。然而，随着经济学逐渐从早期的道德哲学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尔后更逐步发展成为可以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的科学，采用一个更加准确、也毋宁说更加狭隘的概念来定义政治哲学中模糊的、难以衡量的主观快乐或幸福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早期的边沁、密尔、斯密，以及后来的马歇尔、庇古、瓦尔拉斯、希克斯等奠基经济学家的精心理论浇筑下，用货币单位（monetarymetric）来衡量的效用（utility）和福利（wel-fare）成为福利经济学中快乐与幸福的主要指标，收入和GDP也由此成为比较个人和国家快乐和幸福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价也围绕于此而展开。尽管这些经济学家自己也认识到仅用货币收入来衡量经济福利会遗漏其他一些影响快乐和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为了理论的严谨和逻辑的一致而不得不忍受这种简化。从此，以收入和财富为基础的福利和效用不仅支撑着经济学大厦，引导着公共政策的方向，也左右着大多数普通人对于幸福和快乐的理解。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
快乐经济学采用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传统经济学对福利和效用的研究建立在萨缪尔森提出的显示偏好（preferencerevelation）假设上，也就是说，如果在实践中观察到某一个理性经济人在可以选择B的时候选择了A，那么就可以推断对该人而言A的效用（福利、快乐）大于B的效用。然而，快乐经济学认为，存在很多人们无力改变或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或政策背景，例如，不公平、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失业等，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偏好假设并不能揭示人们的真正意图。相反，快乐经济学采用了明示偏好的方法（preferenceexpression），即直接让受访者回答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以表明他们对快乐的态度。这种假设看似一种退步（因为传统经济学认为只有在人们的现实选择中才能够发现他们有关偏好和福利评价的真实信息，假设的问题或模拟的场景没有经济学意义），然而快乐经济学争辩道，在很多情况下，显示偏好实质上只是在诸多都不令人满意的方案中勉强进行选择，它提供的信息同样也是有限的，而只有让人们明确地说出真正导致他们快乐的原因或不快乐的障碍，才能够发现现实世界同一个理想世界之间的真正距离。
基于这些理论假设，快乐经济学采用了问卷、访谈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借助于计量统计和大样本处理等技术，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年代、不同行业、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快乐调查（happinesssurvey）来了解他们快乐的水平和影响快乐的因素。其中最为一般的问题是：“一般而言，你快乐吗？”“哪些因素导致你快乐或不快乐？”研究者发现，绝大多数回答都指向一些相同的因素。
影响快乐的多重因素
快乐经济学并不是要完全放弃或取代传统经济学以收入和财富为基础的福利衡量方法，而是强调了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个人特征，如期望值、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的健康状况、经历与背景等；二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如通货膨胀、失业、制度的公平性、公共品的数量与质量、环境等。在这些方面，近10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文献。例如，阿莱西那等学者（Alesina,etc.,2004）发现在不同国家公平和快乐之间都具有密切的正向关系。布兰切伏劳等学者（Blanchflower,etc.,2004）对20年来美国和英国不同人群的快乐水平进行研究，发现总的快乐水平下降，黑人的快乐上升，白人妇女的快乐下降，快乐随年龄的增长呈现U型曲线，并且，他们试图确定快乐或痛苦的价值，例如，和睦的婚姻给人们带来的快乐价值大约为100,000美元/年，而失业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价值60,000美元/年。克拉克等学者（Clark,ect.,2004）发现失业会导致严重的不快乐，即使存在足够的失业救济，人们也不会如传统经济学理论显示的那样主动地选择失业，摩擦性失业并不像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无害。艾格斯等学者（Eggers,etc.,2005）探讨了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萧条和失业给人们的快乐造成的负面影响。格拉汉姆等学者（Graham,etc,2002）研究了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和不稳定同快乐之间的关系。维恩霍夫等学者（Veenhoven,etc.,2005）建立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快乐数据库，对各国的快乐水平进行比较。他们的数据显示，由于19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的快乐水平高于同等收入的其他国家。
这些经验研究对快乐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首先，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快乐经济学更加倾向于主观效用论，它们认为人们的快乐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评价，这种观点尽管在历史上也受到客观效用论的挑战（以收入为基础的传统快乐理论就是建立在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因为收入更加客观和容易衡量），但由于当代的快乐研究采用了实证的大样本统计和计量经济学工具，因此相对于历史上的纯粹理论思辨而言就更加具有说服力。
其次，快乐经济学承认收入确实是带来快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基本的需要满足以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开始凸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期望值的升高。罗加斯（Rojas,2004）发现，有很多高收入者认为自己不快乐，也有很多低于贫困线的人认为自己很快乐，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不同的预期。这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拐点”理论，也就是说，收入的增加会抬高人们的期望，反过来又导致快乐水平下降。这意味着，要想在长期提高人们的快乐水平是非常困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和欧洲等富裕国家人们的快乐水平也并不像我们预想中那样高的原因。
再次，人们对不同来源的快乐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收入和财富带来的快乐比较短暂，而非财富带来的快乐则较为持久。同样，相对于非金钱的损失而言，人们更容易适应金钱损失带来的痛苦。然而，现有的政策大多建立在物质奖励和惩罚的基础上，在快乐经济学看来，这显然降低了奖励和惩罚的长期力度。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纳曼（Kahneman,etc.,1999）则发现，同样数量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要大于同样数量的获得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因此，至少不要让人们变得更差对于公共政策制定就非常重要。
最后，快乐对收入具有反作用。很多研究发现，一些偶然性的不幸和痛苦会极大地降低人们的工作动力和收入，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相反，快乐的人在工作中的业绩更加突出，因此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显示了不论在社会还是在企业中营造快乐的氛围的重要性。
快乐经济学的公共政策内涵
快乐经济学促使我们对如何促进人类发展和公民福利的传统观点进行反思。首先，幸福快乐，而不是收入和GDP，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既然收入和GDP并不能显著增加人们的幸福水平，那么，我们个人、乃至人类社会冒着过渡竞争、环境恶化、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最终耗尽地球的风险，去追求自己的、本国的收入和GDP无止境的增加就失去了其意义。人是一种经济动物，具有一种积累财富的本能，然而，我们在这样做时，却往往并没有思考这样做的意义。
其次，衡量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需要一些比GDP、收入、财富更加全面的指标。快乐经济学认为，我们应该采用一个更加广泛的指标体系来代替GDP，以反映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变化。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HDI）已经被联合国的年度发展报告采用，丹尼尔·卡纳曼更提出应当建立国民快乐账户（NationalWell-beingAccount）来取代传统的GDP，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尝试，我国各级政府也已经开始考虑用类似于HDI的指数来衡量地方官员的业绩。
再次，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经济总量的增长应该是这一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并且这种增长将更加稳健和可持续。如果仅仅以总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就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会降低弱者的幸福，而这种降低是无法如功利主义秉持的加总原则那样，通过强者幸福的提升而得到弥补的。除非这种不公平是在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下自然形成，并因此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认可。效率并不是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公平不需要通过增加效率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它同效率具有同等的价值。著名的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在其《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扩大公共支出势在必行》中指出，由于扩大公共开支可以增进公平，改善宏观制度安排，并增进人们的幸福感，因此扩大公共开支势在必行。
最后，政府负有对公民进行教育的义务，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古典经济学家密尔在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修正时说，应当区分两种类型的快乐，一种是高尚的快乐，另一种是低级的享乐。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尊重个人选择的同时，政府不是消极无为的。它负有引导并教育人们追求高尚快乐，拒绝低级享乐的责任。教育是改变理性经济人效用函数的根本途径，是对抗自由主义及个人选择的有力武器。当然，这种教育应当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在其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阐释的非功利、无目的的教育、将人变为真正的人的教育。
幸福经济学是研究单个的决策主体对其人生（包括爱情、家庭、人生道路、工作与休闲等）的选择（权衡）的学问。幸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子集，而不是心理学，或其他；既然把它划定为经济学的分支，就必须遵循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经济学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在于分析方法，特别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理性"——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所有的幸福经济学理论都是由这个基本假设导出来。
㈢ 如何感觉幸福—幸福公式及其经济学解释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提出了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也有提法“幸福=满足/欲望。”）
影响感觉幸福的要素，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欲望和效用，可以认为幸福是"单位欲望所实现的效用"。幸福与欲望与反比，与效用成正比。从幸福公式来看，提高幸福的感觉度有二个方法：第一是要降低欲望；第二是要提高效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适时调整欲望以使效用最大化。就可以增进幸福感觉。
欲望"Desire"或"Appetite"，效用"Utility"，它是一个经济学词汇，经济学家在研究需求和消费者行为时，将它定义为"效用表示满足。更准确地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如何在不同的物品和服务之间进行排序。（注：萨缪尔森〈微观经济学〉第十六版P63）。经济学中的效用可解释为消费者在消费一种物品和服务中主观上的有用性，经济学家常用它来解释理性的消费者如何将他们有限的资源分配在能给他们带来满足的各种商品上。我认为，对于"幸福"这个心理学范畴的概念，其"效用"也可定义为满足，是欲望实现了的满足，可等同于可观测的或可衡量的心理功效的感觉。
在经济学中的"选择和效用"理论用于解释消费行为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假定，即人们倾向于选择在他们看来具有最高价值的那些物品和服务。人们所说的"感觉幸福就是幸福"，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运用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人们倾向于选择在他们看来具有最高价值的幸福感觉。在解释幸福时，可以认为人们在最大化他（她）的幸福的效用，也就是说人们总是选择自己物质和精神的效用最大化的组合。
佛教所言，"欲望是一切人类痛苦的根源。"
"感觉幸福就是幸福"这个简单的道理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很多不具备经济学理论的人，也许他不会这样分析问题，就象一个乞讨者，他一定有自己的幸福，一样可以感觉幸福，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对幸福的需求和欲望不同，对幸福的感觉也不同。很多平凡的人都是哲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对幸福的需求和欲望。有的时候幸福是一碗白米饭，一勺南瓜汤；有时候幸福是升大官、发大财；也有时候幸福是精神上的愉悦和对智慧的追求。所以，幸福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如果我们是一条小狗，幸福就是那个"狗尾巴"，当我们不停地追逐他，并不断地靠近他的时候，一定感觉幸福。而这个"狗尾巴"可以比喻成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理想。
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公式，效用指一件物品的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给你带来的快乐，而且是已知的价值，比如，手机的效用，一开始是打电话，发信息，拍照，这是你知道的效用，这时你会感到快乐，感到这些功能使你便捷，所以你以拥有手机享受快乐感到幸福，但是当你慢慢习惯这种效用时，你幸福感就大大降低了，实际上，这个公式是满足于人的好奇心建立起来了。最后，你感觉手机可有可无了，这时，幸福成为一个稳定的系数，但忽然有一天，你的手机可以不开机拨打急救电话，这时你所知道的效用又增加了一项，你的幸福感指数会上升，所以效用是你指能够了解的效用，或者是你愿意了解的效用。
看看欲望，欲望是指人想要得到的预期愿望的心理渴求（我总结的观点），这种渴求愈大，你的幸福感就愈小，因为，一件商品的效用在一定时期内是一定的，比如手机的效用，就那几种，你了解以后，效用便成为定值了，所以最大的因素是欲望，比如，你想仅仅依靠手机去追一个男孩子，那么这种期望值就很高了，如果仅仅是为了跟妈妈联系，一周一次，那么这种欲望很容易达到，这两种态度对幸福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你的期望是找到男朋友，那么手机的任务会很重，你要注意发短信时措辞，你要注意打电话时因为声音透露的信息，这时很困难的，手机在承担这项任务时，变得很重要，一旦男友认知的能力不能确定你传递信息的真实意思，就容易导致误会，继而使你的预期愿望落空，这样，你会埋怨手机不争气或者时他不理解你，但事实上，他的效用有限，你的欲望太高，手机无法承载你的愿望，所以你感到不幸福。
同理，如果你想通过电视看电影，你只希望看到星空卫视和中央六台，这是你的愿望（欲望），但是随着时间发现，你发现中央四台的国际新闻竟然如此大开眼界，而凤凰卫视的节目那么有风格，你的幸福指数会大大上升，因为此时，你的欲望很低，又开发了很多的效用。这是幸福的征兆。
结论：一个人想要幸福，就要时常的降低自己的欲望，尤其降低是对商品的期待和了解。
㈣ 经济学幸福方法与传统经济学在效用方面的不同
成本-效益：付出成本带来的利益。用利益与成本比就知道成本的效益好坏。
成本-效果：付出成本带来的有利影响。可以对其他方面或关联产生好影响。
成本-效用：成本的利用率。成本付出越少，使用价值越高，就越好。
以上三个经济学名词具体解释就是他们分析方法与区别。
这三个经济学名词是成本展开的，好处在于：让成本发挥更大价值、有具体的依据、判断出获得利益的大小。他们让经济学成本的环境，变得立体和全面，让人可进行有效的操作。
㈤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幸福是什么
这个是经济学抄基础问题，打个比方，你现在肚子饿，那么你吃一个馒头会感觉好受一点，这就相当于你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这在经济学里叫做效用，但是等到你吃第十个甚至更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让你感到某种满足，因为你吃不下了，这个时候效用就是负值，不能给你带来满足，那就是不幸福。
㈥ 简述幸福经济学“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幸福经济学伊斯特林的驳论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伊斯伯伦等，他对这个现象是出现了一些的看法。
㈦ 用经济学幸福定律谈幸福
什么“经济学幸福定律”，这是大忽悠
㈧ 幸福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哪几个方面
幸福经济学是以人的幸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标准、目的的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范式，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和价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价值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也就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被对称的、系统的、五度空间理论模式的幸福经济学范式或中国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㈨ 什么是幸福经济学
快乐经济学（Economics of Happiness） 传统经济学出于衡量的方便而以客观的财富和收入作为主观快乐的近回 似等价物。这种替代答一方面使得经济学获得了极大的理论成功， 另一方面也使它受到了部分学者和民众的批评。近年来， 一个专门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经济学领域―― 快乐经济学（Economics of Happiness）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它综合运用经济学、 心理学和 社会学 的研究方法，扩展了传统经济学的 效用 和福利概念， 强调了除收入以外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 进而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给出了不同以往的建议主张。 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及其理论观点对于我国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