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发展经济学读书笔记
发展经济学读书笔记
记得我念本科的时候，发展经济学还是一门比较核心的课程。随着经济学学术主流的认知和中国经济格调的确立，发展经济学似乎的确是开始消停了。
从学术来看，似乎经验与试验下来，是进口替代也不成，出口导向也不成；大推进也不成，非平衡增长也不成；失败的大多数国家固然不成，而成功的小部分也随先后爆炸出破绽。于是最后得出一些结论，比如人力资本之较资本，金融之较产业，农业之较工业，市场之较计划，等等，两端对立到最后辨证统一，却不免还是废话。由而导出路径多元来，导出制度的人本意义来，就转向了新制度经济学去。
后发展经济学可以用现代方法论来重写范式，可以用数学技术来精细种植课题，但这并不能给予发展经济学以新的生命力，因为缺乏政策意义的建设性。中国似乎是从极左矫枉过正到了极右去，既有的发展经济学成就被置若罔闻，就如同张培刚先生在跃进时代的荒废。新左的反动缺乏力量，不仅仅是偏激，文化、历史、政治、法律的影响固然已经为国外前沿所关注，却仍然未完整且传递隔阂于国内的平均知识水准。
谭崇台先生力主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三阶段划分说，是不以人云，不执两分，看清楚了渊源的。进一步说，发展经济学实际回到了经济学本原上，不妨将之视为一个大概念，将狭义定义的国家发展命题作为应用，而在理论上将之包容起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制度、技术，生产、分配，乃至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融合与分解。如此解构了发展经济学，才是真正的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也才能确定经济学在发展问题上的边界。
此次重读了一遍发展经济学的通用教材，得到两点领悟。首先是进一步理解了相对价格与序数偏好的意义；理解了效用和需求的意愿约束与能力约束；理解了起于人、止于人的供给本质和供需的转化；理解了边际递减作为一个自然规律和作为一个现实约束的细分。其次是由将技术和制度对立，意识到了技术被制度诱致，技术是要素组合下的选择。技术是人和自然的组合，但制度却不只是人和人的契约。
对于制度概念理解的继续深入是何其艰深，现在越来越了解汪丁丁的学术路径，但分工下对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一难穷尽和动态更新，二难这些学科本身尚未成熟到能与经济学印证、互助。物理学的不可测、混沌、相对论，似乎是蕴涵了经济与发展的核心，但这就抹杀了意义，除非定义意义只在于解释。当然或许如何科学与非科学都是只是解释。说法而已。那么看来，唯一能做一下的，还只是运用经济学去切入基因粮食种植之类的冷门罢了。
Ⅱ 国富论读后感
《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通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通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接着，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命题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命题2：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命题3：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欠发达区域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
区域模式1：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区域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区域模式2：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
提高市场分工水平有两种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服务。根据命题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该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分工网络。
二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即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而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通过产业集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业家的管理素质。
区域模式3：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形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网络上可以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赖，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进行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重点扶持有一定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并购、扩张，带动其他企业形成连锁效应和学习效应。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打开《国富论》的时候，我的心中是一片茫然，看着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总感觉读起来会使我变得晕头转向。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读了下来，也深有感触。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因此在看他的国富论时当然要从他的时代出发。无论他说的是对还是从谁的角度出发，对于今天的我看来，了解到当时的很多经济因素和状况，使我看待今天的经济时联想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历史。应当说亚当斯密是伟大的，他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社会分工，使我们直观的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史。就这一点我们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亚当斯密。应当说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之上，亚当斯密的观点也不例外。然而让我想到了今天的有些学者，不是为了提出观点而是为了整理观点而努力，一点点成果没有经过考证便自认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发表。我佩服亚当斯密的精神。亚当斯密一生中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成果，并不是亚当斯密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没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肃，当亚当斯密处于弥留之际时让别人将除《国富伦》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毁掉，为了不让半生不熟的观点公布于世。
整篇文章通读下来，使我不由得对作者独特的见解和高深的学问敬佩不已，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斯密这样的伟人，我们的社会才能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传承和发扬下去呢?
篇二
第一次看到<国富论>这本书,只看了第一章的论分工,身受震撼.相恨见晚.200多年前就有这思想,使我对西方国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其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影响人类文化100本之一果然名不虚传.原来我们现在所学的很多内容几百年前西方就有了.以前看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价值劳动市场的一些概念,对马克思真是佩服.呵呵.原来很多的思想在<国富论>里就已经提出来了.我想马克思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思想.
17世纪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是亚当-斯密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了人类长期以来传统农业社会,步入了现代社会.其之前普遍是靠人的双手及简单的工具劳作,
生产力非常极其低下.整个社会发展及生活节奏非常缓慢,而人的思想相对也是呆滞不前.
第一次工业革命典型的代表就是蒸汽机,才有比较现代的工具.如火车,轮船,蒸汽抽水
机等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大批的工厂开始出现.至此世界的发展节奏明显加快,大踏步的发展.而人的思想也大踏步的进步,也才有牛顿等那个年代的很多伟大人物.
亚当-斯密提出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就在这大背景下产生了,他的观点跟第一次工业革命有相当大的影响.所谓生为逢时.
自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其当时的思想水平及生产率远远高于其他各国.综合国力无人能敌.也难怪称日不落帝国.单纯的说英国的财富完全建立在掠夺殖民地人民血汗的基础之上，那是片面的.
那时候我们的中国呢?正是清朝,谈不上发明.满族是在草原靠骑射的一个民族,相对的起知识很原始.偶想那时候他们觉的马是最好的交通运输工具了,有马就够用了.虽然发明了火药也有火炮,这只单单在军事上单纯占有一些优势,但是社会的进步需要更多的是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
技术可以提高生产力,思想也可以提高生产力.很有可能其影响力远远胜过技术,思想和技术应该是相互的,思想的进步都可以推动技术,
反过来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推动思想的进步.比如分工的概念,亚当举了一个很好的以扣针制造业例子.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
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
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做出来的数量远远高于每个人单独做完全部工序的多的多.
亚当-斯密在1773年也就是236年前系统提出了分工这个概念.其实分工这个概念在亚当-斯密提出之前就已经无意识存在.只是没有系统的科学提出分工的概念.现在在社会的各个组织普遍存在.可以这么说,分工改变了世界.
分工有很多优点: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提高生产绿.
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常要损失一些时间,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这可以使管理方面压力大大减小,
第三,更容易发明新的机器.分工后会考虑用利用适当的机械能在什么程度上简化工作中某个环节的劳动和减少人的因素。亚当看来机械的发明,也可能起因于分工,
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以及产生新的思想.以至现在的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企业团体军队系统教育机构都有各组织的分工.将来分工还要占有重要的统治地位.有了进步的思想再加上先进的技术,社会进步与发展水到渠成.一个国家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想与科学技术,思想更重要.
《国富论》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撰写而成的。这本书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我觉得它有点难读，花了很长时间才勉强地看了一遍，就据此写下自己的一点浅见。《国富论》共分五篇。亚当·斯密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替转折时期，他为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大声呐喊，也就不可避免的遭到旧势力的肆意攻击。然而，他的劳动价值论对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巨大的作用，他的经济思想成了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他的学说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成长。有著名经济学家对作者亚当·斯密给过一个概括性的评述——也许没有任何一部当代的著作像《国富论》那样对科学经济思想和行政管理体制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这部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持续下去。
《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作为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为专业的大学生，首先要读一读这本惊世之作，了解经济方面的有关知识，有助于以后的学习。拜读了这本书后，我有了自己的一些小心得和认识。也让我联想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根植于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传统，而亚当斯密的新思想“看不见的手”开启了我们的思想，告诉我们市场体系的基础是自由和法制，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两手抓，既要给空间市场，政府也要适当地宏观调控。纵观历史，我们出现的一个错误就是“大跃进”活动，政府全面掌控市场，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政府规定的，最终压抑了人民的工作热情，使当时的经济停滞落后。我们从文中可以感受到他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市场的万能，而是不经意地点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市场也会变成“万恶之源”。没有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它的魔力。 (范文网www.fwsir.com) 纵观西方自由市场的发展，无不是伴随着个人自由的不断延伸和扩展。读了《国富论》，让我更加确定这一点。
《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德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我认为，这是一本主张个人自由竞争，在经济学中起着启明灯和导航灯的重要巨著，是对当代及现代有重要影响的网络全书！第一篇，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和产品的分配。这第一篇是整篇巨制的重中之重。
首先讲到的是分工，人与人之间需要合作，分工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我们可能不擅长某一方面，但我们可以用我们擅长的某一方面来换取别人擅长的那一方面的服务。这就是绝对优势理论。分工可以极大地增进劳动生产力，正因为人们有不同的擅长，而又有错综复杂的各样需求，所以就有了交换。交换提高了社会有效需求和社会福利，它就需要流通中更多的产品，而分工的原因，不用说，最有力的解释就是“制作扣针”的例子。分工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再接下来就是货币和商品的价格的探讨。价值，我觉得它表示的是物品的效用，而经济学研究最多的是物品的边际效用，因为正是这个边际效用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不少有关经济的著作都会提到“馒头是最后一个才吃饱的”，在馒头并不缺乏的情况下，就是这最后一个馒头的价值决定了它的价格。高中的政治课本上讲，价值中包含的是劳动，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它体现的就是商品的真实价格，产品一经生产，其真实价格就会一定，变化的只是我们现在的货币衡量。而下面讲到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就是社会分工创造的财富的分配问题。根据宏观经济学的观点，这是财富的原始分配。社会分工必然导致劳动者在从事生产过程中从最终产品的贡献的不同，也就是书上讲的劳动者的职业性质差异，最终导致劳动者工资的不均等。第十一章讲到的地租，其实就是土地的使用价格，即资本使用土地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也即经济租。
第二篇，资产的性质和积累以及使用。资产的性质就是资产的分类。其实《国富论》探讨的最终目的是增加国家财富和社会福利。增加国家财富就必须要走一条路，那就是增加实际的就业量和生产用机器设备，那个时候还没有虚拟经济这个概念，就是增加实体经济中的劳动者和劳动工具，这就需要资产投入，资产的投入和运营就是资产的积累和使用的过程。
第三篇，不同国家财富增长的不同方式。这一篇翻来覆去讲的其实就是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史。内容也比较少，我是觉得没什么意思。
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一篇中所讲正式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写照，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国现在明显存在着重商主义，一切东西以金钱来衡量，钞票马上都要取代爱情的地位，成为现代都市男女结婚的条件了。”“钱不到就不能救人，挟尸要价”的丑恶，上课时老师讲到的某些“有钱钱坐牢，没钱人坐牢”的现象等等，这就是重钱重商的教育教出来的。如果我们的教育中多参杂一些“道与义”的教育，也许很多事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过也不能否认经济的发展需要重商主义的推动。斯密认为应该对国内能生产的商品予以进口限制，这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的贸易壁垒，为保护国内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哪里还有100%的国货、哪里还有100%的进口货？几乎没有了。
在退税、奖金和通商条约方面，都是为国家进出口贸易提供的一些策略。我们国家也在实行出口退税。通商条约其实就是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签署的协定，当然不排除不公平的，比如鸦片战争等近代史上我们耻辱的割借租让条约。殖民地就是这些强势国家进行资源掠夺的根据地，增加自己的财富不顾别人的死活。斯密是批判重商主义的，在对它作结的时候，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我看过有关书籍，“看不见的手”全书只提及一次，而实际上影响着全局。正是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看似自私自利的行为最终居然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第五篇，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国富论》其实是反对政府干预的。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保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不受欺侮、建立并维持公共事业。在此他谈论了教育的重要性，我觉得这是他非常伟大的地方，另外他还提出了著名的税赋四原则：平等、确定、便利、节省。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教材，税收的三性被定为“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不也有相似的地方吗？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篇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提到我们国家，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们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他还说我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状况。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甚至这些话在今天来说都不为过。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国家富有了，老百姓却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这是为什么？
Ⅲ 《图像理论》读书笔记
第一章 人力资本回顾 第1节 引言 1人力资本概念： 对大多数人来说，资本意味着银行账号、100股IBM的股份，生产线或芝加哥附近的钢铁厂。总之，在较长的时期内能带来收益和其他有用产品的东西都是资本。（马克思：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显然，这里讲的却是某种能够带来某种使用价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贝克尔的起点：他考虑不是交换价值的增殖，而是使用价值的增值）。 但是，这里我要谈的却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例如，正规学校教育，计算机培训，医疗保险方面的支出，有关严格守时和诚实美德的讲座等等。它们能够改善健康，增加收入，提高阅读能力，让人终生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也是资本。（改善、增加、提高、受益，这些词表明，贝克尔都是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待“资本”的）。当然，与传统的资本概念一样，在教育、培训、医疗保险上的花费应该被视为对资本的投资。（“传统的资本概念”不是指人力，而是指实物或金融资本，因此，对劳动力的投入虽然也算对资本的投资，但其结果不是从“人力”本身的角度，而是从“物力”，即实物或金融的角度着眼的）。只不过这些投入所产出的是人力资本而不是实物或金融资本，因为人们可以把一个人和他的金融和物质资产分开，但却无法把一个人和他的知识、技能、健康或者价值分开。（显然，贝克尔仍然同“传统的资本”理论一样，把资本视为一个物化的概念。这样，就与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交换价值的来源的“传统”区别开来了。马克思认为，真正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是可变资本，即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这样看来，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并无多少创新之处。只不过他把剩余价值变成了剩余使用价值、从而把“可变资本”变成了“人力资本”而已。当然贝克尔本人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不会这么看的）。 2贝克尔的困惑： 今天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当初在把我的书取名为《人力资本理论》前，我确实犹豫了很长时间，甚至使用了一个很长的副标题来规避风险。早些时候，许多人抨击这个词和我的分析，因为他们认为人力资本一词把人当做了奴隶或机器。可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目前，这个词及相关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而且媒体对之也是宠爱有加。（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与“可变资本”这个“词”相比，我不得不说，“人们”的抨击是有道理的。笼罩在人力资本概念上的，是对现状的承认和强化，这与可变资本对现状的批判和改造相比，当然是可疑的，可惜人们并没有搞明白这一点，没有把笼罩在这个词上的哲学与这个词本身分开）。 但是，我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信仰资本剥削劳动的社会科学学术圈里，对人力资本这个概念仍持怀疑态度。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会引发一些令人迷惑的问题：例如，如果资本剥削劳动，那么人力资本是否也会剥削劳动呢？换句话说，是不是一些工人会剥削另一些工人呢？在所谓的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里，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是否也是相互对抗的呢？如果政府为了结束这种冲突而剥夺所有的资本，那么为了剥夺人力资本，政府是否需要剥夺工人对自己的所有权呢？（统统都是伪问题！是混淆剩余交换价值和剩余使用价值两个概念的必然结果。为了避免混淆，我建议废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代之以“剩余交换价值”的概念）。 读者可以看到，一个用来解释经济和社会的概念，却引发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没能引发“科学”争论，而引发了意识形态争论，这不能不说是类似问题的悲剧，因为一旦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潭，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澄清）。然而，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在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却得到了很普遍的应用。我的著作，舒尔茨的著作，以及其他有关人力资本的著作在苏联、东欧和中国被广泛引用，甚至在最近的改革以前，经济学家和制订计划的人都已经充分认同投资于人这样的概念了。（说明“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也是草包居多）。 新制度经济学 读书笔记Ⅵ “人力资本”产权归属小议 早在 18 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便已经质朴的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说：“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 ”初读《国富论》时，便隐隐感觉到这该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渊源，但也仅此而已，直到老师课上从产权角度讨论人力资本，并认真阅读过了他有关这一问题的相关文章之后，似乎，亚当斯密的话也一下子变得更加有意思了。 19 世纪 50 年代，舒尔茨看到战后受到重创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日本，甚至一些资源严重稀缺的国家，都奇迹般的发展了起来，因此，他断言一定有什么影响经济的因素是被我们是所忽略掉的，到 60 年代，他发表了相关文章，奠定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 回到课程所主要讨论的产权问题上来，依据《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一文中所说，首先碰到人力资本产权问题的是研究奴隶制的巴泽尔， 他发现在完全受控于奴隶主，产出被奴隶主尽数剥夺的情况下，奴隶竟然实现了对自身的赎买，由此他发现，人力资本实际上是一种 ，“主动资产” 主动一词的厉害之处就是一下子将人力资本与其他一切资产区分了开来， “机器可以搬来搬去，厂房可以东拆西建，货币资本更能无腿而行天下” ，更重要的其他所有资产不必像人力资本一样施以激励。 “人力资源天然与人本身合而为一，那么人力资源在法权上只能归属私人，除非法律保护蓄奴制” ，但是推演巴泽尔的研究，便可得出即使在奴隶制的社会中，由于人力资本的先天依附性和人本身对其开启，关闭的主观性，人力资本在事实上只能归属于个人。 “主动资产”这个词对人力资本的概括很是准确，似乎也只能是人力资本拥有“主动资产”的全部特性。 由上所述，人力资本产权的归属事实上是清楚地，甚至已经内化为了人本身，如果一个人不想劳动，或者不想付出全部力量来劳动，那么任何人都是没有办法的， “监督”永远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一个人在自己的田地里挥汗如雨，却在公家地里睡大觉，这里面的原因到底何在。我想，大概是因为“人都是经济的，都是理性的” ，在公家地里付出十成的劳动，最终归自己所获得的产出可能只有一二； 在自留地里付出十成劳动， 产出十之八九都归自己所有了。因此，人没有理由不偷懒，不搭便车，不睡大觉。 退回到奴隶社会，即使饱受鞭打，人民也不会付出自己的全部人力资本，而在实行定额制之后，奴隶甚至成功实现了对自己的赎买，我想，这种制度肯定也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和总产出的增加。Why，为什么用皮鞭抽打都难以激发出的潜能，却在放宽监督之后，得到了充分挖掘。人力资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奇妙的东西，他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发挥出如此巨大的威力。我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人类想要借助最少的人力资本付出，获得最大的满足和回报，进一步实现最大化的自我实现，这就是人们做出选择的根本原因。睡大觉可以值回一二分的回报的，浪费的只是不得不浪费的时间而已，农民当然不会选择用十分力气去劳作。奴隶制度同样如此。人们总要做出权衡取舍，以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满足，人力资本当然和其他资本毫无不同。 我还想从“合约”的角度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奴隶之下的人身占有，实际上是一种完全强制的合约。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都要听命于奴隶主和他们手中的皮鞭，他们与奴隶主之间的合约，实际上就是奴隶主之间，或是奴隶主与奴隶贩子之间签的买卖协议，像买木材或是其他生产资料一样，作为活生生的个人，本应该是合约的甲乙双方，却被排出在了合约体系之外，这样对人力资本的强制运用，代价高昂，且收效甚微。Why，如果人是木材，他的作用就是它本身，那么随意的买卖是可以的，但是人作为巴泽尔所定义的“主动财产” ，其独特性就在于，人的功用，绝不在于其肉体本身，而在于蕴涵于其中的知识，技能，干劲，才能。想要让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发挥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 读书笔记Ⅵ就必然要以符合人类天性的方式，将其激发出来，而不是靠鞭打或是政治说教。人类追逐的一切，最终目的还是实现最大的满足和自我实现，且永远是要关注个人问题的。运用强制合约安排，显然是不合理的，人民只能以反抗来应对，就连奴隶主阶级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 从以上意义来看，人力资本的产权显然是归个人，也完全应该归个人所有的，但是我还是有些搞不清楚的地方。 如果人力资本已经泛化为包括健康、容貌、体力、干劲、技能、知识、才能等等，那么就健康，容貌，体力，干劲等等先天因素我们可以赞成他们归个人所有， （如果我们不说这些是归其父母的话），但是对于知识，技能，才能这些后天培养的资本形式，我又不得不持保留态度了。当然，我们还可以说，这些人力资本的产权归属个人，毕竟他们在形成的过程中，已经内化，任何人也难以夺走了。 周老师在文章中说：人力资源的“主动资产”特性，使这种资本拥有反制产权残缺的特别武器，但是我想问：由于人力资本的人身依附性，个人是否对这种“主动资产”获得了强占的权利，或者说实现了强占的事实呢？ 下面我解释一下我的疑问，这个时侯，我们不得不回到让我感觉一下子变得有意思的亚当斯密的话， “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人们获得知识，技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所费不少，而这些花费，是形成知识和技能的必要条件。我们考虑极端的例子，一个公司答应支付一个贫困学生的学费， 条件是毕业后到他们公司工作。等到这个学生大学毕业以后，拿到了文凭，获得了丰厚的人力资本。那么这种资本到底归谁，归出钱的公司？显然不可能。如果大学生找到了挣钱更多的工作，不愿去原来的公司上班，或者去了原来的公司，却消极怠工，没有将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这种人力资本的“主动资产”性质，显然使提供学费的公司没有获得预期收益，而大学生则实现了对这种资本事实上的独占。 亚当斯密还说， “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产权特殊性而导致的独占，使企业与大学生之间的“合约”实际上是不稳定地，甚至是无效的。这种情况同样可以扩大到整个国家范围内，国家每年都要为教育事业投入大量的经费，培养出的大学生，其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产权谁属？国家实际上和大学生之间是有隐性合约的，但是这种合约也因为“主动财产”的特性而变得毫无效力。大学生出国，人才流失，或许从长远发展来看，还未必是很坏的事情，可是如果一个大学生，在国家的培养之下，研究出了高精尖技术，并带着国家机密叛国投敌了呢。 我实际上是同意人力资本产权归个人所有的， 因为产权归属的事实很清楚，并且难以被剥夺。人力资本的“主动财产”性质既成为了对抗“产权残缺”的有力武器，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产权事实意义上的独占。我当然是从一些特殊性中讨论这个问题的， 并且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讨论，我不否认对一个国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收益，只是这种投资，在产权归属上，与实物资产的投资确有很大不同。对实物资产的投资，产权最终归属于投资者，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产权最终归属了被投资人本身，想来倒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 人力资本的丰裕程度，在未来，必将对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继续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力度，必要而又迫切。 参考文献1. 周其仁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2. 周其仁 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经济研究. 19963. 周其仁 刮目相看人力资本.
Ⅳ 急求两篇读后感！！
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探讨如何监督职业经理人以图利小股东。为了确保经理人能按小股民的意愿办事，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经理人与小股民在事先签订一份“激励合同”。但目前它也几乎只存在于美国及英国，激励合同在欧洲大陆以及亚洲还是不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公司除了小股民以外，还有债权人。债权人和小股民不一样。不论是大银行团或是小债权人，他们会得到比小股民更多的法律保护。由于亚洲国家的法制体系对于债权的保护非常的不到位，而且也由于是家族银行，因此，法制化的作用也不大。
谈及如何进行公司治理，郎教授认为公司治理的基础共分五个：《普通法》的公平概念被引入；信托责任；严刑峻法以保障公平；严刑峻法保证信托责任的推行；社会主义式的民主制度。
据书中的分析而言，保护小股民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通过信托责任，激励合同和政府的有效监管而完善。更重要的是，从郎先生那里，我总结到了宝贵的一点：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你不能只以中国人的思维来看问题，而是要以国际的视角来看问题，要能了解到西方人是以怎样的思维来认识这个世界的。这样你才有可能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人才，也就是说要成为21世纪的弄潮儿，你得知道西方人的思维模式，这是必要条件。而要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你就得先从了解西方的文化与历史开始。同时，从张五常先生的博文来看，我认为张五常先生也同样推崇我们这些年轻人去学习西方的文化与历史，世界的文化与历史。虽然这两位国际知名的学者所研究的领域不同（一个是公司治理方面的专家，一个是制度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但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因此，这个保护小股民治理结构的建立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如何建立一套保护债权人的治理结构，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目前根本没有答案。因此，这也是我们国家银行改革所将面临的最大问题。
最近一直一直在看有关金融的书籍，某个程度上很累，不是眼睛的累，而是心灵的累，还有脑力的巨大损耗。说不清多少次想把书本放下，因为，它挑战我的不仅仅是汲取知识过程的艰涩和乏味，而是对个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巨大挑战。
我是一个喜欢总结的人，总喜欢把很繁杂的东西一次过塞进脑袋里，然后用自己的脑子整理归纳，再用自己的思维习惯吐出我想要的简单的答案。所以，面对几万甚至几十万字的金融书籍，我想了很久，究竟“货币”是什么？高中时候的政治书上描述的是：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现在，我看完了《货币崛起》，我有了点新的想法。
美国有一个很有趣的词——纸带游行。这个词的由来是每当华尔街有游行活动的时候，在华尔街两旁的公司就可以向街上扔那些没有用的废电传记录纸或者没有用的废纸为游行队伍助兴。漫天飞舞的白屑，如雪花飘落，如此浪漫。但细看，纸上细密的文字，数值，曾几何时，那寥寥数语引来的是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浪漫的花屑，最后，或许只是对那暴涨的货币的另类讽刺。
当人们对手中的“宝贝”产生质疑，对银行产生不信任，对公司的前景不报希望，甚至，对自己最后的避风港——家都产生怀疑的时候，可以狂妄的说一句，这个市场，这个世界，距离金融、经济的剧烈震荡就不远了。
由白纸到纸币，是约翰·劳的点纸成金，他赌上的是全世界人民的“信任”。林肯发行没有黄金或国债抵押的“绿币”，他卖的不是疯狂，而是“信任”。一个正常人在纸上印上自个儿的头像，顶多附送一个亲笔签名和10元标识拿给一个蠢蛋，告诉他这张纸可以换来一公斤大米，我想，蠢蛋也不会接受的。谁会接受一张毫无价值的白纸可以换取大米，面包，房子，甚至是权力和地位。但是，在现在的市场中，我们都是“蠢蛋”。信用货币已经在不经不觉间统治了这个地球。而且，在可以看见的未来，这张白纸，大有向一个电子卡简化的趋向。流动的不再是白花花的“废纸”，加加减减的只是个人账户上的数字变动。华尔街上的纸早已经没有当年漫天缤纷的潇洒气势，但是，那隐隐中的纸片，早已经渗入了华尔街人的血液里。
当纸片被迫充当财富的象征，人们都在自觉和不自觉间向他靠拢。很难分辨追逐财富是否是一个可耻的行为，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没有财富，我们连生存都是妄想。无意为华尔街的人开脱，只是觉得，他们哄弄的不是金钱，而是在金钱面前，更懂得适可而止。很荒谬对不对？！在华尔街有一句话，就是——只要不是最后一个人，中间的人总是可以从里面获得丰厚的利润。同时，世界上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赢，总会有那么一些倒霉鬼，为每一次纸片的泛滥付出代价，是前途，或者毕生的积蓄。
每个赌徒都想在赌博中胜出，但可惜的是，既然是赌，那必定有输有赢。正如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给信用度不够，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发放房屋贷款，没有错。把次级贷款打包评级，变成AAA债券卖给下一个投资者获取利益差价，没有错。因为他们赌的是债务人的信用，还有那个不会是最后一个的人品。谁不想达到双赢局面，但是双赢的天平从来就不会走偏吗？侥幸的心理让人们确信自己不会倒霉，但是当每一个人都有着必赢的嚣张气势时，结果可能就是全军覆灭。能及时抽出的，就是那些历经重创还在华尔街汲汲营营的投资者们。
货币的崛起，其实就是信用的不断加码。但是考验信用的是不断升级的贪婪人性和残酷现实。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三大评级机构才会自他们出现以来就一直承受不信任和质疑。但是，无论怎么说，货币的每一个形式的出现和消灭，都是人类一步一步进步和跨越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都是沾满血的历史，罢了。
Ⅳ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读后感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这本书的题目就提出了一个让很多中国人困惑很久的问题。在这本书里，陈志武先生给了大家一个答案。
陈志武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这本书是他多部经典散文的合集。有人说，一个现代大学生不可不具备的知识之一就是经济学知识。对于文科的我们来说，经济确实是个有些遥远的话题，所以看了这本书，让我了解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受益匪浅。
通过读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的结构大致的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一是历史与财富，二是制度与财富，三是产权与财富，四是开放与财富。从宏观上看，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交叉进行讲解和论述的。大致的脉络如下：
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制度成本太高，人们每天勤勤恳恳的劳作，可能不但没有结果，反而把努力用到了抵消别人的劳动成果上。所以，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首先，作者通过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亮出自己的观点，然后逐层递进，讲解和论述这一观点。作者先在序言中开门见山提出观点，说明财富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分为四个纬度：深度（科学技术），广度（贸易全球化），长度（时间纬度，股票证券市场提前支取），制度的作用。
接着，作者把命题的范围缩小，集中到金融创新和制度机制，“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接着作者把命题范围继续缩小，主要关注制度机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阐述了制度成本，举例论证之。然后讲了制度的核心是包括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市场交易安全。
之后作者进行规范分析的指点江山对内，在产权方面，讲述了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企业私营还是国营，和房地产行业的现状问题；对外，主要讲海外权益的保护，了解国际经济秩序，并为我国企业服务。
从前我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所以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到关于中国最多的一个词是“地大物博”，并认识到正因为有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中国才能发展的如此之快，我们将来也会变得特别富有。我们讲理论移到美国，发现美国也是“地大物博”，而且更富有。但是，到了日本，新加坡，和欧洲的一些小国家，我们发现，仅靠填平一片海水，一块空地，从无到有人造出来，可是他们却是不得不承认的比我们更称的上“富有”。这些数字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可以地小，物也不博，但它照样可以很富，同样大，一个国家，可以“地大物博”，但并不一定会很富有。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能促进其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预期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他比“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因此，陈志武先生的观点是：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决定了厂商的原动力，因为金融证券市场决定了企业的融资途径，融资程度与融资成本。而关于制度机制对财富的影响，有许多学者做过论述，财富大师王永庆说的一席话值得我们深思“一根火柴价值不到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但是一根火柴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破坏力，一旦发作起来，其攻坚灭顶的力量，无物能御。”当然，制度机制对财富的作用也不只是负面的，良性的制度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励财富的创造。
中国近些年在金融创新上效仿西方国家已经有了一些成效，比如按揭住房贷款和汽车贷款。他们都有效减少了居民储蓄的必要性，拉动消费需求，提高了整体社会的福利。这一方面证明了金融创新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个进一步要努力的方向，即拓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和失业保险。这些类型的证券，把固定的人力资源转化为流动的现金资源，作用是把人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收入进行配置，让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尽量平均。也就是人力资本的证券化。这样，不仅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也有益于居民一生中的总体福利。
既然制度机制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不禁会有疑问，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的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离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相去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机制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可是这并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在近二十几年里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是否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和上面的论证呢？ 其实不然，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出奇的丰富的话，那么这两种资本在一定范围内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中国人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靠的就是用加倍勤劳的工作和加倍的开发自然资源，来为高成本的制度机制买单。
正是因为制度机制的缺欠，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财富观，进而影响到了内需的拉动，而且影响了媒体的透明度，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对内，更让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可种，房屋等私有财产交易被政府高税负剥削，对外无法树立负责人大国的国际形象。
政府官员们，请听一听，不要再抱怨内需无法拉动，中国人传统的保守财富观抑制了经济的增长。不要单纯的艳羡日本美国经济的飞黄腾达。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我想已经有了答案。
Ⅵ 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我学的是经济学流通系统的专业，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都学过一些皮毛，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读后感。因此，读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这本书，并不是觉得困难。
这本书也是2010年销售榜上100位以内的畅销书，看过之后，推荐大家看看，是本能改变世界观的好书。
读完这本书是在2010年年中左右，近日又把这本书借给了别人——好书要大家分享，呵呵。
简单的总结一下陈志武《金融的逻辑》的读后感：
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空间的价值交换。在古代社会，因为交通、生产的不发达，金融的发展没有社会土壤，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的不存在。
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把家作为基本单位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发展。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基础是契约架构与个人权力的保障，因为价值的跨空间、时间交换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因此需要相应的制度去确保交换的公平性。
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帮助其实就是一种规避未来风险的隐形投资，而血缘关系就是人格化了的契约架构。典型例子就是“养子防老”，父母担心老无所养，在年轻时会把大量时间、金钱投在孩子身上，以期待老有所养，这其实就是一种人格化了的金融投资。“孝”文化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从金融学方面也可以得到解释。
如上所说，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家隐性来说是为了规避未来风险，是经济交易的初期形式。父母养孩子的目的是防老无所养，因此，小时候孩子必须对父母服从，要不长大还了得。
这种情况就削弱了家的另一种功能---情感交流，孩子的个性受到严重压制，整个社会缺失创新气氛。儒家的长幼有序，三纲五常从道德上给与限制，是孝文化的制度保障，如果子女不孝，那么不仅家庭内部，社会方面也会给与不孝子女以巨大压力。
这样，家文化带有很重的责任与义务感，极大地剥夺了孩子的权利，压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所以就要找另一种方式去规避家庭风险，那就是现代金融。
经济独立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如果老年人也能经济独立，那么他们将不会对孩子的行为过分干预，退休基金、养老保险等为规避未来风险提供了充分的选择，老人参与这些金融活动就会在年老时享受金融投资带来的回报。上面的描述只是从家的角度分析金融的存在以及其重要性，那么对于社会而言其存在性以及发展的必要就不言而喻。
金融初期主要形式是银行以及保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是其发展的摇篮。
这些国家为了拓展其海外贸易，维护海上霸权地位，大力发展银行以及保险业务，后来为了维持战争需要，又大量发行国家债券，从而为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英国是最早发行股票的国家，但由于缺乏相关监督契约制度，发生南海股市大泡沫，英国决定限制股票发展，从而逐渐在竞争中失去金融霸主地位而被美国取代，读后感《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读后感》。证券，保险，基金，债券，说到底，就是为了优化资金的配置，将未来收入流现金化，也即资本化。
人们一般在青壮年时期消费需求最大，但此时的钱也最紧张，而到老年时最不需要花钱却最不缺钱，为此利用金融，他们可以通过借贷以及分期付款的方式来满足消费的需求。
这样做的好处：
1、优化资金的配置，使资金能按需分配，避免出现没钱时消费需求最大而有钱时消费需求弱的现象；
2、减轻一次购买时的压力，提前享受生活；
3、促进社会消费，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
因此美国式的消费模式是一种合理理财与投资的模式，是先进的。
那么，为什么美国还会成为经济危机的源头呢？这是否说明美国式消费的终结？
答案是：不是。
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确来源于这种借贷消费，但不是模式本身所带来的。
举美国住房按揭贷款为例：A想买一套房，但他付不起全额资金，于是他向银行借贷，以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买下这套房。假设还款期限为30年，那么银行就只能在30年后才能连本带息收回所有钱，这就存在流动性风险，如果银行中间需要钱或者30年后收不回来这笔钱怎么办？这势必影响银行的借贷，影响金融的发展。
伴随这个问题的产生就有了联邦住房按揭贷款协会（FM），他的作用是专门买那些银行想转手的按揭贷款（现金支付），于是死钱又变活钱了。银行承担的风险小了，贷款量也多了。
接下来的挑战是FM的钱也不是无限的，于是70年成立了GM，专门将从美国买来的各种住房按揭到款打成包，然后将贷款包分成股份，以可交易证券的形式向资本市场投资者出售，即按揭贷款证券。这样就将风险分担到社会中，同时使活钱的来源无限变大，但同时借贷者与资金提供者的距离越来越长，交易链长了，风险就大了，中间夹杂着很多的代理商、代理机构，他们很多只负责收取中介费而不管其他的，一环坏了，那么全环就可能出问题。从而引发次贷危机，又因为房贷已经同众多金融产品及其衍生物密切相关所以导致金融危机也就不足为怪了。每次发生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会暂时性地接管大公司，也即救市。
通过政府自掏腰包替这些公司承担损失，金融危机过后又会以某种缓和方式进行私有化。每次危机都促使保障金融的体系制度发生一些变化，使之更适应金融的发展，所以美国式的消费模式不会改变。
而中国的金融洋务运动之所以步履维艰就在于相应契约执行机制，权利保障机制的缺失与不健全。
其中以证券市场的发展最为艰难。
初期上证的建立就是为了给国有企业融资，现今虽说民营企业上市的数量也在增加，但在规模上远不如国有企业。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让当地国企上市就虚报利润，欺骗大众，而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相应也缺失责任感，反正损失的也是国家的，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有限，因此虚假信息充斥着股票市场，炒股有时还不如赌博。
与证券相关的法律的发展也是步履维艰，很多上市公司是国有的，如果让违法上市公司赔偿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股民来自全国各个地方，如果收到虚假信息的损害那么可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提起诉讼，各个法院不好判决，若判决不一样有失法律的威严，因此中国对证券诉讼是有严格规定的，且不受理集体诉讼。
但证券诉讼又具有两大特征：
1、股民的损失计算快捷清晰，
2、受害人利益相关性强，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促进法律发展；
因此证券民事诉讼在中国的发展还是较快的，至少比与消费品相关的法律发展快。
另外作者还主张放开并鼓励民间借贷的发展，他认为金融越发达，利息就越低。
再列举一些陈志武的经典语句：
1、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
2、
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去学；
3、 只要股市还不对民营企业真正开放，培养中国的创新文化要么是一句空话，要么就只能继续依赖香港和美国的资本市场；
4、
金融证券品种的发展不发展，最终不仅影响到GDP的增长快不快，而且会影响到我们到底娶什么样的媳妇，嫁什么样的丈夫，有多少自己的自主权和尊严；
5、 证券金融技术和西方制度文化是套餐，要么就不要，要么就全要，而不能像超市购物那样只挑自己喜欢的；
6、
当一种经济交易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情---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交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
〔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Ⅶ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读后感谁有啊谢谢2000字的
制度最一般的含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
——亚当 斯密《国富论》,1776年
传统上,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影响.毋庸置疑,市场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所创造的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然而,在近来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为了理解不同国家迥然不同的经济绩效,认识到"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点已变得日益重要(North 1990;世界银行 2001).这里所引的制度一词,不单单是指市场.的确,在20世纪最后十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与制度相关的事件和现象已经并将继续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举例来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以及随后的经济转轨,硅谷现象及电子商务的出现,欧元统一和市场一体化,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非洲持续的种族隔离和长期的经济停滞,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与不断出现的货币危机,对由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作用的重新审视,以及全球非政府组织影响的加深,等等.这些例子当中的一些就其表面而言可看作是纯粹的市场现象.但如果我们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些事件和现象的深层原因及后果,我们不得不将它们的制度方面纳入考察的范围.
什么是制度 我们能不能把制度等同于法律条文,非正式规范,组织,合同,人们的意识或所有这些因素的部分或全部的组合 给诸如"制度"之类的任何概念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将取决于分析的目的.作为一个具体例子,我们不妨考虑下面的问题:既然制度对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和采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当中最佳的制度呢 这是诺斯在一本开创性的论制度的书中提出的主要问题(North1990).为了分析这一问题,诺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
制度并不是只限于经济,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准则。人们依靠制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制度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等。
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学家对可实施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博弈规则何时是可实施的呢 是不是当实施者(enforcer)降临之时 可是,实施者又怎样才能被激励去实施他理应实施的博弈规则呢 简而言之,实施者怎样才能被驱使去恪尽职守 为了避免这种无穷尽的循环推理,一种办法是力图说明,博弈规则是内在产生的,它们通过包括实施者在内的博弈参与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最后成为自我实施的(self-enforcing).从这种观点出发思考制度的最合理的思路是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博弈均衡.近年来我们陆续看到一些以博弈均衡制度观为基础的重要文献问世,虽然其中大部分文献是从历史案例的研究中汲取灵感(我们在下一节会讨论其中一些代表性工作).我们能不能将同样的思路运用到作为多样制度复合体的当代经济呢 这种复合体仅仅是各种相对自主的制度的混合呢,还是内在一致的整体,如某种均衡结果那样显然,把制度及其复合体视为均衡现象并不意味着制度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发生变化.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和随后计划经济的转型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制度的起源或变迁.在理论上,博弈模型可能存在多重解(均衡),或者说模型解高度依赖于对模型本身的设定.给定博弈的结构,可不可以将制度的突现(emergence)或变迁解释为:从许多等可能性的均衡中选择其中一种的过程,或者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转型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均衡选择或转型过程是否由技术或市场诱导并因为技术性规模经济而最终被锁定 (lock-in) 还是说,制度是由"文化基因"编程的结果 制度能否被政治企业家设计或被创新性经济企业家引发产生不可预料的政治事件会不会对制度选择发生随机性影响 尤其是,新制度诞生通常具备的新奇性究竟从何而来
因此,在本节一开始提出的基本研究设想可以更明确地概括为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将当代不同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解为某种多重均衡现象(共时性问题);其次,在与均衡制度观相一致的框架下理解制度变迁的机制,同时又允许新奇性出现的可能性(历时性问题).请让我再进一步阐示其中的具体含义.
理解制度的多样性和当代经济的复杂性需要研究在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诸域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联结这些域的制度的性质.在这项研究中,不仅要在正统经济学的框架下思考问题,而且还要借鉴邻近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和认知科学对制度问题的重要贡献,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同于传统制度经济学的地方在于,我们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只是简单停留在积累丰富的制度类型,然后对它们进行任意和随机的分类.发展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结合其他学科的重要贡献,这对深刻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博弈论分析作为系统研究制度的理论工具本身尚不完备.从该框架出发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会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优性和帕累托不可比(Pareto-unrankable).也就是说,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因此,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国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单单囿于博弈论框架本身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依赖比较和历史的知识(Greif 1999).
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因而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 简称CIA)1.
在本书第9章考察制度演化的历时性过程时,我们将偏离传统的博弈论(包括古典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对其作出重大的修正.我们将放弃如下假定,即认为博弈参与人(及其分析者)对博弈过程的客观结构具有完备的知识.相反,我们假定,博弈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只拥有个人的不完备观点——我们称之为主观博弈模型(subjective game models).当参与人基于主观博弈模型选择的行动决策在各个时期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那么,他们的主观博弈模型将可以被他们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动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所以,我们把制度定义为参与人主观博弈模型中显明和共同的因素——即关于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当这些主观博弈模型所导致的行动决策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便会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主观模型,直到新均衡实现为止.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就等价于理解参与人协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能够分析技术和环境变化,政治因素,法律条文,创新试验和文化遗产等等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我们分析了共时性问题之后才真正有可能进行.
本章剩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1.1节是对经济学家制度观的一个概览.第1.2节将在均衡制度观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制度概念,其更细致地讨论将在后面(第7章)进行.
第1.3节介绍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将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博弈形式"和"域"的类型等,它们在本书中是至关重要的.
1.1 博弈论视野下的三种制度观如上所述,经济学家目前似乎都同意"制度是重要的".但除非我们对于制度是何物以及它们如何形成有一种共识,否则,认识到制度重要并不能说明什么.撇开旧制度学派不论2,直到最近,经济学家基本上满足于对制度只下一个模糊定义.现代社会学的先驱杜克海姆曾经定义社会学为"关于制度的科学",定义经济学为"关于市场的科学" 3.经济学家一直忙于有关市场的分析研究,杜克海姆的学科划分似乎从未让经济学家感到不安.
然而,经济学家对理解制度的性质,起源和影响可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近年来开始从事制度研究的任务.我们下面将看到,经济学家赋予"制度"一词至少三种不同但相互联系的含义.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当然不是对制度一词进行语义上的澄清,而是寻求一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经济制度运行的理论概括.
为了区分经济学家提出的三种制度含义或定义,将经济过程比喻成博弈可能是合适的.我已经指出,博弈论是比较制度分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书从进化博弈论和重复博弈论借鉴来的研究共时性问题的博弈分析工具是相对较近才发展起来的.但是,从博弈角度理解经济过程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 斯密,本章开始的引语就是明证.在亚当 斯密看来,博弈是个体参与人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这正对应着现代博弈论所研究的情形.
通过将经济过程类比于博弈过程,不同的经济学家分别将制度看作是博弈的参与人, 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人们在日常交谈中所涉及的制度,通常是指重要的组织机构.一些经济学家沿袭这种习惯,将制度明确等同于博弈的特定参与人,诸如"行业协会,技术协会,大学,法庭,政府机构,司法等等"(Nelson 1994:第57页).
诺斯支持第二种观点:即制度应该被视为博弈规则,以区别于它的参与人4.他在论制度及制度变迁的开创性著作中开宗明义:
"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制度定义和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 (North1990:第3至第4页) .
这些约束条件可以是非正式的(如社会规范,惯例,道德律),也可以是有意识设计或规定的正式约束.正式规则包括政治规则(宪法,政府管制),经济规则和合同.经济规则用来界定产权,即使用和处置经济资源并从中获取效用或收益的权利束(the bundle of rights).合同是一种关于物品使用和交易的(可执行的)协议,它受产权规则的制约.经济博弈的正式规则不可能被正在博弈之中的参与人自己制定(变更),它们的确立必须先于博弈过程.由于我们关注制度的起源,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谁来制定经济规则 正是在这里,诺斯对博弈规则和博弈参与人(组织及其政治企业家) 作了明确的区分,后者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即规则制定者.根据诺斯的观点,现存的博弈规则决定了参与人如何交易及创新的激励,因而在根本上导致了伴随相对价格变动而产生的对新规则的有效需求.这些新规则将在"政治市场"上经各方协商而确定,政治市场则由政治规则决定.诺斯声称"正是政治过程本身界定和实施产权."(North1995,第23页)5.
关于博弈规则论更为技术性的定义是由赫尔维茨(Hurwicz 1993,1996)给出的,他的定义更侧重于博弈规则的实施问题.根据他的观点,博弈规则可以由参与人能够选择的行动("决策集")以及参与人决策的每个行动组合 (profile)所对应的物质结果("后果函数")来刻划.他将这一对设定称为"机制"(mechanism)或"博弈形式"(game form)6.
作为一个例子,不妨考虑一种价格限制机制,即由政府规定销售商所能索价的最高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销售商所面临的决策集的限制可以表示为特定的参数值,即限制价格7.
然而,根据赫尔维茨的观点,关于制度更为合适的定义应该对它施加进一步的限定.他认为规则必须是可实施的,或者用他的术语说,是"可执行的",惟有对人类行动的一组人为的和可实施的限定才构成一项制度.他运用纳什均衡概念使可实施性这个概念形式化.
如果在别人将遵从所设定的策略的前提下,没有任何一个参与人有偏离其选择策略的动机,此时参与人的策略组合便被称为是纳什均衡.为了使博弈形式中一组人为设计的限定成为可实施的,而参与人又允许从所有技术上可行的决策集中自由选择其行动,该博弈必须存在一个纳什均衡.
赫尔维茨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探究"设计"一项实现既定社会目标的制度的可能性,其中制度在一系列环境(技术,偏好和资源禀赋)下与参与人的激励是兼容的.社会目标(如效率,公平,清洁的空气和水源)可以表示为在每一种经济环境下预期实现的一组结果.
假定由立法者负责设计实现既定社会目标的机制.我们无法事先保证机制是不是可实施.
例如,立法者也许希望价格限制有助于实现价格稳定和分配公平的社会目标,但是,总是有销售商会发现将产品以高于限定价卖给黑市更有利可图.价格限制无法自我实施 ,因而不是可执行的.
如果一种机制为了达到某种社会目标被设计出来却无法自我实施,那就需要附加一种额外的实施机制.添加具备特定行动集合(如将犯人投入监狱等)的实施者(如法庭,警察,调查员等)必然改变博弈形式,后果函数也将相应地加以变更.然而,这种情况恰恰给机制设计者制造了一种困境.为了使实施机制行之有效,一方面,实施者必须被给予适当的激励,使其忠于职守.另一方面,实施机制的运行消耗社会资源,从而相应减少直接为社会目标作贡献所需的资源.其结果,最初的社会目标的实现程度将不得不大打折扣.
当赫尔维茨在考虑实施者的激励问题时,他对制度的认识实际上已经接近第三种观点,即关于制度的博弈均衡观.第三种观点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是肖特(Schotter,1981)8.
近年来在博弈均衡制度观方面有两项主要进展,其中每一项进展都基于不同的博弈均衡概念——进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approach) 和重复博弈论(repeated game approach). 前种的代表性的工作是萨格登(Sugden,1986,1989),扬(Young,1998)和鲍尔斯(Bowles,2000)9进化博弈论认为,参与人的行为习惯可以自我形成,不需要第三方实施或人为设计.当惯例(convention)演化时,参与人在进化选择的压力下,倾向于发展某些适应性更强的特征 (traits)(如环境认知,偏好,技能等).这样,惯例和参与人的特征共同演化.惯例也许最终会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节约了因变异和错误带来的失衡成本.另外,用文字清晰表述人们行为中已经习惯化的准则也有助于给出具体环境下具体的行动指南.但是,萨格登继承休谟的传统,认为将法律理解为源于政府限制公民的行动是误入歧途的.相反,"法律反映了大多数人自愿施加的行为准则"(Sugden,1986:第5页).
第二种博弈均衡制度观得力于格雷夫(1989,1994),米尔格罗姆,诺斯和温加斯特(Milgrom,North 和Weingast,1990),格雷夫,米尔格罗姆和温加斯特(1994)和卡沃特(Calvert,1995)的工作,他们运用了一些较为复杂的均衡概念,如重复性囚犯困境博弈下的子博弈精炼均衡 (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有关子博弈精炼均衡的精确定义将在本书的稍后部分(第7章)给出.不过,现在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子博弈精炼均衡和其他相关均衡概念有助于澄清预期或参与人共有信念在博弈中的作用.子博弈精炼均衡为每个博弈参与人界定了一种行为策略,该策略是在所有可能的博弈状态下行动决策的完备计划,简单地说就是一部"脚本"10.完备行动计划的任何一部分,即每种特定可能性下所规定的行动决策,必须在该可能性化为现实之时也是纳什均衡,因而能够自我实施.运用子博弈精炼均衡策略的一个后果是,某些状态在博弈实际进行的过程中永远不会被观察到.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导致这种状态的博弈路径被某些外部约束条件排除在外,而是因为一旦均衡的"脚本"被采用,参与人的策略性计算使得他们相互避免选择这条博弈路径.由于均衡策略中有一部分规定了在非实际路径上应该采取的策略在实际中不能被观察到,这部分策略可以解释为代表了其他参与人所持的理性预期或信念,它们是关于相关参与人在非实际路径上将采取的行动的预期或信念.
这一点可以从格雷夫,米尔格罗姆和温加斯特(1994)提出的商人行会的模型中得到清楚的说明.该博弈是在中世纪背景下关于交易——商人和城市或交易中心的统治者之间的重复博弈.交易中心为了扩展商业机会,必须确保来访商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城市统治者也许会发誓为来访商人提供各种安全保证,但是在交易关系建立之后,统治者可能又会说话不算数.现在假定商人们自己组成行会,并采取如下策略:他们在既定时期内在该城市做交易,当且仅当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商人以前被统治者欺骗过;否则,他们将组织罢市(让我们假定实施集体罢市没有问题).除非行会宣布罢市,否则统治者不会欺骗任何商人;但一旦宣布罢市,统治者将欺骗任何一个来访的商人.这三位作者证明了这样的策略组合构成一个(精炼)均衡.在实际的博弈路径上,欺骗和罢市均不会在正常情况下被观察到.但这不是因为它们事先就被博弈规则排除在外,而是因为统治者意识到,一旦他不信守诺言,行会一定会举行罢市,因此欺骗对他不利.这样一来,行会的形成就成为一种迫使统治者信守诺言从而鼓励交易扩张的机制.在这个例子中,行会(商人的组织)和它在欺骗发生时(均衡策略中非实际路径的部分)组织罢市的预期作用被认为提供了一种可信的执行合同的机制.
基于上述模型和其他理论结果,格雷夫从博弈均衡角度给制度下了一个简明定义:
"在博弈论框架中,两个相互联系的制度要素是(关于别人行为的)预期和组织……组织是非技术因素决定的约束,它们通过引入新的参与人(即该组织本身),改变参与人所得的信息,或者改变某些行动的报酬来影响行为."
(Greif1996)
这里的"组织"指的是如商人行会之类的社会单元,它们构成博弈参与人集合的一部分,受到博弈均衡所衍生的约束制约.在这种特定的意义上,格雷夫的定义结合了第一种观点,即博弈参与人的制度观.
关于制度的起源,我们已经看到,持博弈规则论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设计的观点,即规则制定是立法者,政治企业家或从事机制设计的经济学家明确设计的结果.在持博弈均衡论的经济学家当中,关于制度起源问题,在一开始似乎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些相信进化博弈论的经济学家明显赞成制度是"自发的秩序"(Menger 1883;Hayek 1973)或自组织系统.与此相对照,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假定,个体参与人在认识自己决策和别人决策之间的反馈机制方面具备完备的演绎推理能力.然而,个体参与人如何能够联合选择相互一致的策略,促成制度的建立,尤其是在有多重均衡的情况下 子博弈精炼均衡理论根本无法解释某种制度出现在此地而非别的地方的原因.例如,在上面讨论的中世纪交易的例子中,统治者每期选择欺骗和商人罢市(因此所能观察到的是无交易发生)也构成一个子博弈精炼均衡.这就不难理解,那些运用超理性均衡观点(如子博弈精炼均衡)的经济学家无非想说明,特定的策略组合(即实际的博弈路径和参与人预期)一旦确立,就将是自我实施和可维持的.
在我们支持博弈均衡制度观之前,还有一个理论悖论需要解决.如果制度的作用在于以一定方式制约参与人的决策,那么,这种约束是如何被参与人意识到并被认为是相关的呢 是不是在均衡出现之后 如果是的话,那么,个体参与人在知道均衡之前因而尚不受它的制约的时候,又是如何发现和选择适当的均衡策略的呢 换言之,参与人关于未来情形的信念与参与人基于这些信念做出选择所导致的实际后果之间的一致性究竟是怎样建立的呢 这个问题乍看起来象是一个常规的均衡稳定性问题.但是,本书将说明,其实这个问题比均衡稳定性问题更具根本性,不能简单对待.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对传统博弈论做出重大修正,提出一种新的制度观的原因所在.
制度的内部构成：诺斯认为“制度是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他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即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正式规则又称正式制度，是指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规则及契约等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社会的等级结构，包括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细的规则和个别契约等，它们共同构成人们行为的激励和约束；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实施机制是为了确保上述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它是制度安排中的关键一环。这三部分构成完整的制度内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Ⅷ 求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的读书笔记
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就认为，日本正处于自明治维新以来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中，其结果是在日本出现了动漫、娱乐等一串超过汽车工业的赚钱产业。 近年来
Ⅸ 急求《人力资本理论》的读书笔记
第一章 人力资本回顾
第1节 引言
1人力资本概念：
对大多数人来说，资本意味着银行账号、100股IBM的股份，生产线或芝加哥附近的钢铁厂。总之，在较长的时期内能带来收益和其他有用产品的东西都是资本。（马克思：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显然，这里讲的却是某种能够带来某种使用价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贝克尔的起点：他考虑不是交换价值的增殖，而是使用价值的增值）。
但是，这里我要谈的却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例如，正规学校教育，计算机培训，医疗保险方面的支出，有关严格守时和诚实美德的讲座等等。它们能够改善健康，增加收入，提高阅读能力，让人终生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也是资本。（改善、增加、提高、受益，这些词表明，贝克尔都是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待“资本”的）。当然，与传统的资本概念一样，在教育、培训、医疗保险上的花费应该被视为对资本的投资。（“传统的资本概念”不是指人力，而是指实物或金融资本，因此，对劳动力的投入虽然也算对资本的投资，但其结果不是从“人力”本身的角度，而是从“物力”，即实物或金融的角度着眼的）。只不过这些投入所产出的是人力资本而不是实物或金融资本，因为人们可以把一个人和他的金融和物质资产分开，但却无法把一个人和他的知识、技能、健康或者价值分开。（显然，贝克尔仍然同“传统的资本”理论一样，把资本视为一个物化的概念。这样，就与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交换价值的来源的“传统”区别开来了。马克思认为，真正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是可变资本，即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这样看来，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并无多少创新之处。只不过他把剩余价值变成了剩余使用价值、从而把“可变资本”变成了“人力资本”而已。当然贝克尔本人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不会这么看的）。
2贝克尔的困惑：
今天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当初在把我的书取名为《人力资本理论》前，我确实犹豫了很长时间，甚至使用了一个很长的副标题来规避风险。早些时候，许多人抨击这个词和我的分析，因为他们认为人力资本一词把人当做了奴隶或机器。可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目前，这个词及相关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而且媒体对之也是宠爱有加。（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与“可变资本”这个“词”相比，我不得不说，“人们”的抨击是有道理的。笼罩在人力资本概念上的，是对现状的承认和强化，这与可变资本对现状的批判和改造相比，当然是可疑的，可惜人们并没有搞明白这一点，没有把笼罩在这个词上的哲学与这个词本身分开）。
但是，我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信仰资本剥削劳动的社会科学学术圈里，对人力资本这个概念仍持怀疑态度。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会引发一些令人迷惑的问题：例如，如果资本剥削劳动，那么人力资本是否也会剥削劳动呢？换句话说，是不是一些工人会剥削另一些工人呢？在所谓的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里，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是否也是相互对抗的呢？如果政府为了结束这种冲突而剥夺所有的资本，那么为了剥夺人力资本，政府是否需要剥夺工人对自己的所有权呢？（统统都是伪问题！是混淆剩余交换价值和剩余使用价值两个概念的必然结果。为了避免混淆，我建议废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代之以“剩余交换价值”的概念）。
读者可以看到，一个用来解释经济和社会的概念，却引发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没能引发“科学”争论，而引发了意识形态争论，这不能不说是类似问题的悲剧，因为一旦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潭，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澄清）。然而，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在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却得到了很普遍的应用。我的著作，舒尔茨的著作，以及其他有关人力资本的著作在苏联、东欧和中国被广泛引用，甚至在最近的改革以前，经济学家和制订计划的人都已经充分认同投资于人这样的概念了。（说明“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也是草包居多）。
新制度经济学 读书笔记Ⅵ “人力资本”产权归属小议 早在 18 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便已经质朴的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说：“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 ”初读《国富论》时，便隐隐感觉到这该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渊源，但也仅此而已，直到老师课上从产权角度讨论人力资本，并认真阅读过了他有关这一问题的相关文章之后，似乎，亚当斯密的话也一下子变得更加有意思了。 19 世纪 50 年代，舒尔茨看到战后受到重创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日本，甚至一些资源严重稀缺的国家，都奇迹般的发展了起来，因此，他断言一定有什么影响经济的因素是被我们是所忽略掉的，到 60 年代，他发表了相关文章，奠定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 回到课程所主要讨论的产权问题上来，依据《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一文中所说，首先碰到人力资本产权问题的是研究奴隶制的巴泽尔， 他发现在完全受控于奴隶主，产出被奴隶主尽数剥夺的情况下，奴隶竟然实现了对自身的赎买，由此他发现，人力资本实际上是一种 ，“主动资产” 主动一词的厉害之处就是一下子将人力资本与其他一切资产区分了开来， “机器可以搬来搬去，厂房可以东拆西建，货币资本更能无腿而行天下” ，更重要的其他所有资产不必像人力资本一样施以激励。 “人力资源天然与人本身合而为一，那么人力资源在法权上只能归属私人，除非法律保护蓄奴制” ，但是推演巴泽尔的研究，便可得出即使在奴隶制的社会中，由于人力资本的先天依附性和人本身对其开启，关闭的主观性，人力资本在事实上只能归属于个人。 “主动资产”这个词对人力资本的概括很是准确，似乎也只能是人力资本拥有“主动资产”的全部特性。 由上所述，人力资本产权的归属事实上是清楚地，甚至已经内化为了人本身，如果一个人不想劳动，或者不想付出全部力量来劳动，那么任何人都是没有办法的， “监督”永远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一个人在自己的田地里挥汗如雨，却在公家地里睡大觉，这里面的原因到底何在。我想，大概是因为“人都是经济的，都是理性的” ，在公家地里付出十成的劳动，最终归自己所获得的产出可能只有一二； 在自留地里付出十成劳动， 产出十之八九都归自己所有了。因此，人没有理由不偷懒，不搭便车，不睡大觉。 退回到奴隶社会，即使饱受鞭打，人民也不会付出自己的全部人力资本，而在实行定额制之后，奴隶甚至成功实现了对自己的赎买，我想，这种制度肯定也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和总产出的增加。Why，为什么用皮鞭抽打都难以激发出的潜能，却在放宽监督之后，得到了充分挖掘。人力资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奇妙的东西，他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发挥出如此巨大的威力。我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人类想要借助最少的人力资本付出，获得最大的满足和回报，进一步实现最大化的自我实现，这就是人们做出选择的根本原因。睡大觉可以值回一二分的回报的，浪费的只是不得不浪费的时间而已，农民当然不会选择用十分力气去劳作。奴隶制度同样如此。人们总要做出权衡取舍，以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满足，人力资本当然和其他资本毫无不同。 我还想从“合约”的角度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奴隶之下的人身占有，实际上是一种完全强制的合约。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都要听命于奴隶主和他们手中的皮鞭，他们与奴隶主之间的合约，实际上就是奴隶主之间，或是奴隶主与奴隶贩子之间签的买卖协议，像买木材或是其他生产资料一样，作为活生生的个人，本应该是合约的甲乙双方，却被排出在了合约体系之外，这样对人力资本的强制运用，代价高昂，且收效甚微。Why，如果人是木材，他的作用就是它本身，那么随意的买卖是可以的，但是人作为巴泽尔所定义的“主动财产” ，其独特性就在于，人的功用，绝不在于其肉体本身，而在于蕴涵于其中的知识，技能，干劲，才能。想要让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发挥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 读书笔记Ⅵ就必然要以符合人类天性的方式，将其激发出来，而不是靠鞭打或是政治说教。人类追逐的一切，最终目的还是实现最大的满足和自我实现，且永远是要关注个人问题的。运用强制合约安排，显然是不合理的，人民只能以反抗来应对，就连奴隶主阶级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 从以上意义来看，人力资本的产权显然是归个人，也完全应该归个人所有的，但是我还是有些搞不清楚的地方。 如果人力资本已经泛化为包括健康、容貌、体力、干劲、技能、知识、才能等等，那么就健康，容貌，体力，干劲等等先天因素我们可以赞成他们归个人所有， （如果我们不说这些是归其父母的话），但是对于知识，技能，才能这些后天培养的资本形式，我又不得不持保留态度了。当然，我们还可以说，这些人力资本的产权归属个人，毕竟他们在形成的过程中，已经内化，任何人也难以夺走了。 周老师在文章中说：人力资源的“主动资产”特性，使这种资本拥有反制产权残缺的特别武器，但是我想问：由于人力资本的人身依附性，个人是否对这种“主动资产”获得了强占的权利，或者说实现了强占的事实呢？ 下面我解释一下我的疑问，这个时侯，我们不得不回到让我感觉一下子变得有意思的亚当斯密的话， “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人们获得知识，技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所费不少，而这些花费，是形成知识和技能的必要条件。我们考虑极端的例子，一个公司答应支付一个贫困学生的学费， 条件是毕业后到他们公司工作。等到这个学生大学毕业以后，拿到了文凭，获得了丰厚的人力资本。那么这种资本到底归谁，归出钱的公司？显然不可能。如果大学生找到了挣钱更多的工作，不愿去原来的公司上班，或者去了原来的公司，却消极怠工，没有将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这种人力资本的“主动资产”性质，显然使提供学费的公司没有获得预期收益，而大学生则实现了对这种资本事实上的独占。 亚当斯密还说， “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产权特殊性而导致的独占，使企业与大学生之间的“合约”实际上是不稳定地，甚至是无效的。这种情况同样可以扩大到整个国家范围内，国家每年都要为教育事业投入大量的经费，培养出的大学生，其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产权谁属？国家实际上和大学生之间是有隐性合约的，但是这种合约也因为“主动财产”的特性而变得毫无效力。大学生出国，人才流失，或许从长远发展来看，还未必是很坏的事情，可是如果一个大学生，在国家的培养之下，研究出了高精尖技术，并带着国家机密叛国投敌了呢。 我实际上是同意人力资本产权归个人所有的， 因为产权归属的事实很清楚，并且难以被剥夺。人力资本的“主动财产”性质既成为了对抗“产权残缺”的有力武器，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产权事实意义上的独占。我当然是从一些特殊性中讨论这个问题的， 并且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讨论，我不否认对一个国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收益，只是这种投资，在产权归属上，与实物资产的投资确有很大不同。对实物资产的投资，产权最终归属于投资者，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产权最终归属了被投资人本身，想来倒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 人力资本的丰裕程度，在未来，必将对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继续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力度，必要而又迫切。 参考文献1. 周其仁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2. 周其仁 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经济研究. 19963. 周其仁 刮目相看人力资本.
Ⅹ 谁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求一篇读后感 大学用！
《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通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通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接着,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命题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命题2：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命题3：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欠发达区域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