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的财富观

㈠ 人类财富观改变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

文章｜《金融博览·财富》2019年第9期

从1949到2019年，新中国从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今天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百姓生活从普遍贫困迈向了全面小康，居民财富形式也从单一的基本生活资料，扩展到如今的银行存款、股票、房产、互联网理财产品等多种多样形式。

这其中，与财富形式相伴的是，居民财富观念的不断演变，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懵懂到接受、从时髦到普及的过程，而财富观的核心内容也从“省钱”变成了“挣钱”。

总体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们财富观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年，简单的公有财富观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主要以集体财富观、国家财富观等公有财富观为主。

在计划经济和“大一统”体制下，国家和集体产权占主导，决定了财富也以集体财富、国家财富为绝对主体，并在人们心目中呈现出固有的理念，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家庭和私人财富几乎没有，人们在“一大二公”的经济体系内，在观念上不仅没有私人财富的理念，还以拥有非公有财富为耻，甚至很多私人财富拥有者成为了革命和斗争的对象。

这种公有财富观有其历史原因，与我国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经济体制基本符合，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下，支撑了国家能力和基础工业体系的建设，而且不会发生财富分配分化的问题。

不过，长时间地追求财富公有化、集体化，容易扼杀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要素活力，而且很容易发生“公共地悲剧”的滥用和低效率问题。在意识形态束缚下，“大锅饭”的资源动员模式缺乏长期激励，引发监督失效和偷懒及不负责任的无效率行为，带来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总之，单一简单的公有财富观有其历史原因，而且也在我国发展初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支撑了举国体制和国家能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有财富观的弊端也开始显现，迫切需要深层次的改革。

第二阶段：1979-1999年，个人和家庭财富观逐渐形成

第二个阶段，大致为改革开放后的20年，是财富积累的初级阶段，个人和家庭财富观逐渐形成。

其主要特征是以工资性流量财富为主，还没形成足够的存量，投资和私人财富意识处于孕育阶段，加上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不够完善，房地产货币化改革才刚开始，大家的财富积累水平不高，承载财富的形式比较单一，以银行储蓄存款为主。

有些年份，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还出现过投资国债的热潮，但基本上没有形成较高的个人财富存量。所以，大家的精力主要放在个人和家庭收入的流量上，既没有足够的剩余积累，也没有丰富的工具来形成财富。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断提高和累积，人们对财富多元化配置和管理的需求越来越高，人们的财富观也不仅仅停留在银行存款和现金的初级层面，需要更丰富的能承载经济发展成果的财富形式。

第三阶段：2000年以来，财富观开始走向成熟

第三个阶段，大约时间是进入21世纪后，改革开放至今的后20年，中国人有了较高的财富存量，人们的财富观开始走向成熟。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财产性收入”的概念，标志着中国人开始大步走向“富起来”的道路。

有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大的制度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国家承认多种所有制与公有制并存，这在财富观上进一步解除了意识形态的枷锁。二是中国经济增长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在飞速增长，人们的基本消费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有足够的积累来满足财富的配置，个人和家庭财富观日益浓厚和成熟。三是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日益完善和快速发展，为承载中国居民巨大的财富存量提供了“诺亚方舟”。

从2002年开始的几次股票大牛市，土地招拍挂和住房制度的改革带来的持续房价上涨，都大大刺激了人们的财富热情。党的十七大对财产性收入的确认，更加深了人们的财富观和投资意识。

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化和财富管理行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最近十几年，中国的资管和理财行业发展迅速，为居民财富配置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但在配置结构上，与发达金融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居民的财富形式主要以房产为主，股票等金融资产的配置相对较低，这说明我国财富结构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当前，我们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九大提出我们正行走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路上，也行走在从“高速度”到“高质量”发展的路上。我们的财富观也应该与时俱进，以满足美好生活为基本目标，从过去简单地追求保值增值，过度地将财富配置到房产上，转变为更加专业化、综合化和长期性的稳健财富观。

毕竟，中国数量型和速度型发展的时代即将过去，我们面临更多的是财富如何更好地传承、如何通过转化为投资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支持新经济、新产业和新技术的金融资产，应该作为我们财富配置的主体。

㈡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应怎样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资产阶级金钱观有两个特征，一是“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版二是“金钱万能”，信奉权“有钱能使鬼推磨”。
马克思主义认为，金钱作为物质财富，是人类创造的，并为人类服务，人类应当是金钱的主人，而不是金钱的奴隶。
人们依靠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获取金钱，是光荣的，而那种用剥削、掠夺欺诈的手段不劳而获，则是可耻的。
金钱在促进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金钱并非万能，世界上有比金钱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
金钱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但金钱并不等于幸福，因为人类不能没有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空虚的人，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㈢ 国富论中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财富的定义分别是什么

人们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对财富给出不同的定义。例如，有人出于个人版的享乐目的，把财富定义为个权人效用，用于研究满足个人主观偏好的方法；有人出于分析资源静态配置的需要，把财富定义为交换决定的价格，把一切暂时不稀缺的资源都不当做财富；有些财产多的人及其理论代表，为了在收入分配中永远处于有利地位，把经由人用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创造的劳动产品财富和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财富等同起来，否定劳动产品财富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特殊意义；还有些人把自己对金钱财富的追求作为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把人力只作为和机器原料一样的为了追求金钱财富必须贬损、别无用处的资本，无视人力对人所具有的直接财富意义。

㈣ 经济学原理 人有哪六种需求，财富有哪五种形态

人有六种需求：

1、生理需求

2、安全需求

3、社交需求

4、尊重需求

5、自我实现的需求

6、超越自我的需求

财富有五种形态（其中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这三者构成生命资本）：

1、人力资本

2、社会资本

3、自然资本

4、人造资本

5、金融资本

以马歇尔为核心而形成的新古典学派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是均衡价格论，而《经济学原理》正是对均衡价格论的论证和引申。他认为，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犹如剪刀的两翼，是同时起作用的。

(4)经济学中的财富观扩展阅读：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因此，不能把“政治经济学” 理解为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学科，“政治经济学”也可简称为 “经济学”。

马歇尔的经济学说集是19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末经济学之大成，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马歇尔是剑桥大学教授，也是英国正统经济学界无可争辩的领袖。他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被看作是与斯密《国富论》、李嘉图《赋税原理》齐名的划时代的着作，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英语国家）替换了古典经济学体系其供给与需求的概念，以及对个人效用观念的强调，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㈤ 孔子有怎样的财富观

财富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分。对精神财富，孔子的论述丰富且发人深思。本文只谈孔子的物质财富观。

过去研究孔子的思想论著，对孔子思想做过多方面的分析论述，但对孔子的财富观似未有足够的重视。其实，研究作为孔子经济思想重要组成部分财富观，不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孔子，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对现实反腐倡廉，规范市场经济，发展企业文化，促进一批有教养善于经营管理的儒商形成等方面都有着积极意义。

对于物质财富，不同时代其具体内容和含义有不同。孔子生活的时代关于物质财富观念当然与现代不会完全相同，但有一点基本的不会变，即可满足人们生活欲望和值得点有珍贵之物，用现代经济学话说，即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物化劳动才能成为财富。

财富占有与私有观念是同时产生的，而私有观念的产生又要以劳动生产力的进步提高能生产足够的生活资料并有剩余为前提，只有有剩余的物化劳动才有有可能占有的财富。孔子生活的时代，达到生产剩余产品的水平早以为历史事实。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当然不会没有关于财富的看法。

不过，从《论语》记孔子言论来看，孔子得到”富”不下十七次之多，且从多角度加以论及，除指言富为财产多而贵重外，还有指事物之丰美和作为动词
用使之富裕之意者。但读富时未及财。按古之”富”与”财”在含义上有所不同。富指货物丰厚充盈，财则言币帛，其量之多寡不如富那样明显，币帛少也是财。孔子虽然未把财与富并提，但所言之”富”实包含着财与富二者。

孔子虽未把富与财并举，却常常把富与贵，富与礼，富与教，富与骄连讲。如《论语学而》（以下略《论语》书名）中记他与弟子子贡对话：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之后，认为这还不足够，更上一档次应该是”富而好礼”。又在《里仁》篇中对弟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quot;按”贵”与”贱”相对，指社会地位尊上者。在孔子心目中，富与之居于同等等级。而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常与其理论核心仁连讲，是孔子的政治和伦理思想最高范畴。在《论语》中提及计七十四处之多，包括礼意，礼仪，礼制，礼法。孔子把”礼”与”仁”结合起来，在《颜回》篇中讲”克已复礼为仁”视仁与礼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数传致孟子（一般认为孔子之孙子思之门人），把”礼”解释为”恭敬之心”和辞让之心”（见《孟子》中《告子上》和《公孙丑上》），这就把《学而》篇中的”温、良、恭、俭、让”和《阳货》篇中的”恭、宽、信、敏、惠”思想精髓概括进来了?quot;礼”成为儒家伦理规范而后与仁义智信同列为”五常”之一。”富而好礼”，就是虽然富起来了，社会地位与贵者一样了，却能做到不财大气盛气凌人，傲慢无理，颐指气使，甚至穷奢极欲，作威作福等丑恶言行，一概没有，相反，却能做到谦逊敬让。孔子在提到富与礼时，特别是值得重视的是讲”好”，而不是如讲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之”无”，相对的”有”，讲富而好礼，不但要做到无骄、有礼，还应做到”好”的程度。一个”好”，境界差别大矣，品味高多了。在《宪向》篇中说”富而无骄易”，要做到这一步，也须有一定的言行修养，而要做到富而好礼则更难，须要有更高层次的品德修养。这?quot;好”值得深入体味。

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乐贫，财富观念淡薄，甚至鄙视，财富，这一观点大概是想表明孔子人生情趣清高。这实是对孔子的一种误解。这一观点可能来源于片面理解《学而》篇中有”贫而乐”，《宪问》篇中有”贫而无怨”和《述面》篇中有”宝贵于我如浮云”等文。其实孔子说这些话都是在有一定前提条件下讲的。说”贫而乐”不是说处在一贫如洗中还作乐，贫到吃不饱，衣不遮体，在冻馁相逼下，乐从何来？东汉郑玄注”贫而乐”说”乐谓志于道，不以贫为忧苦。”南朝梁经学家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认为”乐”字下佚或略”道”字。郑、皇观上是一致的。孔子的意思是，即使处在贫苦中还能乐道。?quot;贫而无怨”是指其弟子颜回家境贫寒，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颜回却不改其乐。赞扬颜回做到乐道安贫，即《卫灵公》篇中的”群子忧道不忧贫”。孔子说”富贵于我如浮云”，也是从伦理道德原则出发，极度鄙夷用不正当手段，鼠窃狗偷取得的高位和财富。

㈥ 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财富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年均8％左右的经济增长，但是，这并不应当成为中国人骄傲的理由，因为至少从两个角度来看，我们没有能够实现我们原本可以达到的目标：第一，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经济起飞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而中国的经济目前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第二，在GDP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的同时，我们的就业和实际产出、以及生活质量却没有出现相应的增长与改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文化显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文化角度对以上这些问题加以检讨，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财富观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于财富的认识并不正确，这可以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下述行为得到证实：忽视财富的创造，而看重财富的集中；轻视实业投资，而强调所谓的资本运作；富人忙于敛财，而不愿承担社会责任；更有一些为富不仁之徒，借助于各种有损于社会与他人利益的方法来增加个人的财富，特别是这种为富不仁的行为正在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向歧路。针对这些有碍于社会健康发展的严重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中的各种扭曲的财富观加以批判。
人类正确的财富观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并不是财富，财富是土地和劳动的数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财富并非由金或银带来，其实全世界的财富最初都是通过劳动得到的，……财富的价值精确地等于获得或支配这些产品所需耗费的劳动数量。”亚当·斯密进一步发现，国民财富的增加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基本因素：（1）不断提高的生产专业化程度，这导致了分工以及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发展；（2）伴随着资本积累和新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对新机器的投资。从古典经济学关于财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第一，财富归根结底是人类劳动的创造物；第二，人类劳动创造财富的效率可以因为实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而大幅度提高；第三，资本积累只有转化为实际的投资、并与较高素质的劳动和新的机器（也就是新的技术）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导致财富的增长。
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财富）理论，强调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并且对资本积累和集中，以及财富创造和财富的分配作了科学的区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资本积累过程是一个将前一个生产周期中产生的剩余不断地转化成为下一个生产周期中的增量投资的过程，因而资本积累是具有生产性的，它可以带来国民财富的增加。但是，资本集中就有所不同，它是一个把分散在不同的资本所有者手中的资本集中为一个数量更大的资本的过程，资本集中可能带来生产技术的改进和下一个生产周期的产出数量的增加，因为集中起来的资本可以导致厂商规模的扩大或投资于价值更高、生产率也更高的机器，然而，就当期生产而言，资本集中并没有直接导致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张。
马克思在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之后，发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分配（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在一个完整的资本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中（G－W－P－W＇－G＇），社会价值的增殖和财富的增加是在由P所代表的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产业资本由于承担了实际的生产职能而有权获得利润，商业资本由于降低了产业资本的市场交易费用而有权分享产业资本组织财富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利润，但是，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提供资金来源的货币资本（G）并没有承担任何具有生产性的功能，所以它就只能获得作为事先合约的利息。正因为货币资本不具有生产性的功能，所以马克思有时也把它定义为生息资本或虚拟资本。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启示：第一，在虚拟经济领域、即金融领域中的纯粹资本运作，与进入实际产业部门的实业投资相比永远是第二位的；第二，由于货币（生息）资本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和财富，所以当它们不能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提供有效的融资服务时，也就是脱离实际的产业和商业活动时，纯粹的资本运作就会产生金融泡沫，其结果是金融领域中的资本运作不仅会吞噬掉大量的现金流量，而且还会对产业与商业活动造成巨大的冲击。
自从进入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原理，这一原理表明，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创造不仅取决于人类劳动和实业投资，而且更加依赖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或产品更新的技术创新。这一发现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可以这样说，在今天社会，财富创造首先将取决于能够推动技术进步的研发活动。研发活动尽管具有很高的风险，但它决不是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而且每一次失败的研发活动都在为下一次成功的研发活动积累知识基础。
重商主义财富观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
对照一下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财富观，就可以发现，目前流行在中国社会的财富观是极不可取的，因为这种财富观大致上是一种属于重商主义性质的财富观。比如：人们普遍认为有钱的人才是富人，这与重商主义货币就是财富的观点如出一辙；投资者关心的是资金的回报率，而从来不过问产生现金流的投资项目究竟能否增加全社会的福利；“企业家”们关心的是企业的规模扩张，并且是那种借助于金融运作、而非实际投资或技术创新的虚拟扩张，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如此等等，无不具有重商主义的特征。
1.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造成的对商品和货币的盲目崇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大部分商品是计划配给的，并且市场交换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因此，货币并不重要。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交易因此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货币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并随着交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货币拜物教。
2.经济改革缺乏相应的财富观。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商品货币拜物教呢？我们的回答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缺乏相应的财富观。财富观之所以会在中国发生扭曲，就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从来就没有对财富问题进行过认真的、并且是非常深入的讨论，从而导致了错误的财富观的形成和蔓延。
3.缺乏产权边界非常清晰的所有权制度。财富首先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某种“物”，但是财富除了具有独立的“物”的性质之外，事实上还包含着隐含在财富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财富的所有权。所有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提供了人们拥有财富的安全性，从而使得财富的激励和积累得以实现。假如一个社会缺乏有效的所有权制度，那么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就必然会被财富的掠夺和攫取所取代。我们可以用公共物品要比私人物品更加容易损坏或遭人盗窃来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公共物品的产权归属是不清楚的。中国目前的所有权制度改革并没有最后完成，大量的财富所有权仍然只是一种像约翰·洛克所说的单方面宣布，而不是一种相互承认的“社会契约”，因此，社会就不能为人们的所有权提供有效的保护。不仅如此，我们还存在着大量的公私不分的产权领域，在这些领域，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很难通过所有权来处置的，更多的是依靠权力来处置的，这样，以权谋私、依靠权力来占有甚至巧取豪夺公共财富与他人财富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夺取和占有公共财富或他人财富当然要比创造财富省力得多，因此，在没有所有权的保护与约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打着所谓“资本经营”或“资本运作”的幌子来侵吞社会财富（包括公共和他人财富）的行为必然会滋长，而创造财富的努力反倒会遭到“讥讽”，并经常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
4.对国际金融创新的认识有误。时下在中国金融界颇为流行的金融意识形态大都源于西方国家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创新其实是具有两面性的，其积极的一面在于为财富创造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来源，比如在最近30年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就为新经济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但是，始于1970年代的金融创新也具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并不是为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提供资金来源的，而仅仅是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服务乃至投机性服务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虚拟的金融活动越来越脱离实际的产业活动，它们与财富的创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反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实业资本进入虚拟金融领域参与投机和套利，结果，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金融投机替代了实业投资，虚拟的金融财富增长了，但是实际的就业和产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于是经济泡沫形成了，金融危机产生了。由此可见，技术创新和实业投资是“本”，而金融创新不过是“末”，过分强调金融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就必然会犯本末倒置的错误。然而，最近20年来，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金融意识形态，更多强调的恰好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里金融创新的消极面，从而助长了弥漫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金融投机行为，而实业投资与财富创造却遭到了鄙视。
5.误把GDP增长当作人类进步的引擎。众所周知，衡量一国经济（财富）增长的最常用的指标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它是一年内商品和服务产出的总值。GDP增长不仅对经济学家，而且对政治家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既然GDP是考核政治家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一切可以导致GDP增长的经济活动理所当然地都会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不管这种经济活动是创造财富的，还是不创造财富的。比如，发生在虚拟金融领域中的许多活动仅仅只是一种交易行为，就像购并和证券买卖等，它们并不创造财富，但是它们却会被记入GDP。正是GDP的这种内在局限性，将真实的财富创造与虚假的财富增加混淆在一起，使得政府对于控制金融领域中过度的投机和泡沫失去了警觉。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要纠正中国社会目前这种已经被相当多的人所接受的错误的财富观，鼓励人们积极地从事各种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文化的药方，这是因为文化往往压倒经济。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断言，如果说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之因素。西方从传统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类似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样的文化变革所促成的。没有这样的文化变革，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工业化社会的发展。
从文化的角度来讨论财富观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财富与价值的创造基本上是一种道德行为，这是因为，任何在市场上获得认同的产品或者服务，同时也必须在道德上获得人们的认同。人们为什么会憎恨毒品交易和走私这类经济活动，就是因为它们是不道德的。一个企业为什么会有市场竞争力，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它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是有用的，而向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或服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需要生产这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特别是领导这些企业的企业家必须具有非常高尚的品质。
不仅如此，假如在市场经济中相互竞争的行为主体都能够道德一点的话，就连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也可以大幅度降低。由此可见，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确实受到作为文化的道德因素的巨大影响。难怪亚当·斯密不仅撰写了具有经济学网络全书性质的《国富论》，而且还以同样的热情写下了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忽略的《道德情操论》。如果我们把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结合在一起来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财富的创造不仅取决于分工、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而且还取决于人们高尚的道德和伦理。
现在我们来讨论所有权对人们树立正确财富观的重要性。对于社会来说，市场交换是分配财富的最为有效的机制，但是要使它运转起来，交易者还必须对所要交换的物品拥有明确的、专一的和可以自由转让的所有权，否则，为分配财富进行的交易费用将是很高的。这也就是说，所有权首先具有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功能。随着市场交易费用的降低，人们就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中清晰地看到，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如果能够明确地规定每个人的专有权，并为这种专有权提供有效的保护，进而可以大幅度地降低进行各种创新活动的个人或组织在获取创新收益方面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如由盗版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所造成的创新者收益的减少等，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富于创新精神。这也就是说，所有权还具有激励社会个人与组织进行创新的功能。
最后，所有权还有助于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因为产权边界明确的所有权可以保证人们的财产权利免遭别人的侵犯，这里所说的对他人财产权利的侵犯包括市场交易中的侵犯和不交易状态下的侵犯。前者是由于市场存在垄断势力而造成的，因为在市场存在垄断势力的情况下，交易不可能是公平的。后者则通常发生在没有所有权，或者是虽有所有权、但是所有权的边界是很不清晰的、或者是国家的保护非常无效的。如果有了边界清晰、保护有效的所有权，那么以上两种侵犯他人所有权的现象就很难发生了。就发生在市场交易中的侵犯来说，由于所有权赋予人们以自由选择的权力，因此，人们在面对不公平的市场交易时就可以选择退出交易的方式来保证自己财产免遭他人的侵犯。就不交易情况下的侵犯来说，当所有权体系覆盖整个社会，并且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时，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制度环境。就所有权制度导致社会每个成员都不可能通过侵犯或掠夺他人财富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只能通过自己的勤劳来增加财富而言，所有权不仅有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而且还是对于财富创造的一种有效的激励。
法国经济学家亨利·勒帕日曾经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书中对法国为何会在世界第一次产业革命中失去机会，没有走在英国前头成为世界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原因做过比较深入的探究，他的主要结论是：与议会制的英国不同，当时的法国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君主政体国家，这种区别使得法国政府有自己的独特利益，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政府自己的收入，结果当时的法国政府从来不关心其预算和税收方法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也没有认真地去界定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所有权，而只是拼命地增加政府的财富，结果，在政府高额税赋的压力之下和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社会失去了创造财富和发明创造的激励，可以看到的只是上层社会的腐化与堕落。
为了实现政府职能的这种革命性转变，政府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为此，政府必须放弃对GDP的偏好和对政府税收收入的片面追求，而更多地去关心社会的公平和人民的富有。对于一个社会来说，GDP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社会是富有的和幸福的，至于更多的社会财富以国家税收的形式集中到政府手中，也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它极有可能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进而影响社会长期的经济增长，而且还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国家资本主义，重蹈巴西和印度的覆辙。巴西和印度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虽然有助于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和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它们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与政府部门有着紧密联系的资产阶级，而且，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个人的积极性往往不受重视，大部分群众都被排除在了建立在资本而不是劳动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以外，其结果只能是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分化。所以，为了避免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实现让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我们就必须尽快推进政府部门的改革，而这样的改革首先就应当从政府部门树立一种什么样的财富观着手。只有当政府有了正确的财富观，并且开始大力弘扬这种正确的财富观的时候，整个社会才有可能树立起正确的财富观。

㈦ 经济学家都怎么看待“财富”这个词

每个人都在追求财富，但是很多人搞不懂什么是财富。

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价值的东西就称之为财富，实际上说到财富一般都会想到的是银行的存款，个人的房产，口袋的现金，拥有的土地。

但是，你也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知识就是资本，健康就是财富，信用就是本钱。其实，不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也会把很多无形的资源当做财富。

那到底什么样的资源才算是财富，什么样的又不是呢？阳光是财富吗？毕竟有的人是见不到阳光的。美貌的财富吗？毕竟任何时代美女都是有竞争力的。

再进一步问，如果在城市的一套房产是财富，那么在农村的一套宅院是财富吗？而在深山之中唯一的一个茅草屋是财富吗？

同样，美貌也是财富，只不过这种财富很容易耗散。就是前面所说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抛开道德因素不谈，美女不论是在就业市场还是婚姻市场都有更高的议价能力。美女有更高的机会成本，所以对于收入和另一半要求自然较高。

财富是能够带来未来收入的资产，这当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一块土地在农村，可以用来种植作物或者饲养牲畜，这时候的机会成本是比较小的。但如果城市化到来，土地被征收，财富的价值会猛然增加。因为这种资源，未来的现金流会随城市化加快而剧增。

㈧ 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财富的：货币等于财富吗

公元前四五世纪，古希腊有位历史学家叫色诺芬，他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以记录希腊历史和苏格拉底语录著称于世。

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在就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科学与统计学分部主席一职发表的就职演说《报收递增与经济进步》中，对斯密定理做了深入发展，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

杨格的观点是“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杨格定理”。

杨格的结论简单又符合事实：如果市场只需要一辆车，定然不值得新建一个轮胎厂、玻璃厂、塑料厂、木材厂、皮革厂、组装厂等分工生产，然而如果是100万辆汽车，分工生产更具效率和福利。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斯密-杨格定理似乎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反复论证之中。其实不然，杨格引入了报酬递增的逻辑，解释分工经济中出现报酬递增导致规模经济。他认为，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个因果累积的过程体现出的就是报酬递增机制。

实际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论分工》中就已经提出了报酬递增的逻辑，“其中技术变迁以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形成，成为报酬递增永不枯竭的源泉”。

不过，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加速知识积累引发的报酬递增，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这一动态理论与静态的自由竞争均衡自相矛盾。简而言之，就是自由竞争导致垄断。这就是著名的“马歇尔悖论”。

现实中，存在知识积累引发报酬递增和规模效应的行业，都容易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例如铁路、电信、自来水、石油、操作系统、互联网、飞机制造等都具有规模效应，也称网络效应，最终走向垄断。

马歇尔认为，内部经济的差异瓦解竞争均衡导致垄断，但是外部经济决定了整个产业的规模。因此，外部经济的自然增长成为报酬递增的唯一源泉。

杨格借助了马歇尔关于内外部经济的分析，认为“某一产业的增长率是以其他产业的增长率为条件的”。外部经济哪里来的？什么因素导致报酬递增？杨格认为，“其中最有力的因素可能是新自然资源及其应用的发现，科学知识的增加”。所以，斯密－杨格定理揭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规律，即是一个报酬递增的动态累积过程。

在经济学历史上，杨格这篇文章价值非常之大，杨格自己将其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 然而，这篇文章被埋没了50年之久，无人问津。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也感到奇怪：“令人不解的是在杨格精辟的文章之后，经济学界竞对这个问题长期保持沉默。”

这里应该有两个原因：马歇尔对“斯密定律”的两难解释不够充分，报酬递增导致的垄断问题是新旧古典主义的禁区。还有一个原因是，强大的边际主义长期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

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这两个学派都擅长数学分析，以经济模式来论述经济运行的完美均衡。虽然新古典主义也构建了资本、劳动、土地、技术在内的经济要素模型，但是出于对均衡性的绝对崇拜，经济学家很难接受包括来自资本、技术冲击带来的生产力变革这一理念。实际上，边际主义的“边际”概念更好解释报酬递增和规模效应，但是边际主义对边际递减规律的教条式推崇，边际递减规律与斯密－杨格定理的报酬递增格格不入，断然不会接受规模递增的经济增长逻辑。

期间，虽有杨格、马歇尔零星的闪光，但是经济增长这一主题被埋没在两大学派强大的学术论证之下长达一百多年。如此，人类浪费了发现经济增长密码的机会，当“知识累积”、“技术变迁”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时，已经是《国富论》发表200年以后的事情了。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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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现在中国人的财富观有问题吗

满意答案国富论》出版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全回书总结了近代答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亚当 ·斯密因此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创立者"的称号。从大约1790年起，亚当·斯密就成了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斯密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他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国富论》发表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㈩ 经济学中财富的五种形态是什么

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种职能。其中最基本的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价值尺度是用来衡量和表现商品价值的一种职能，是货币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价值尺度是指以货币作为尺度来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的大小。货币本身有价值决定了它能成为衡量商品价值大小的尺度。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就是把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价格”。此时其形态只是观念中的货币。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就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此时应是现实的货币。此外，货币还有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职能。1、价值尺度，是指货币充当衡量商品所包含价值量大小的社会尺度。货币之所以能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是因为货币本身也具有价值，因而能以自身价值作为尺度来衡量其他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2、流通手段，流通手段的职能是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即购买手段的职能。其主要特点是在商品买卖中，商品的让渡和货币的让渡在同一时间内完成，通俗地说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3、贮藏手段，货币退出流通领域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被保存起来的职能。货币作为贮藏手段能够自发地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减少时，多余的货币就退出流通；当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增加时，部分被贮存的货币就进入流通。4、支付手段，支付手段是随着商品赊账买卖的产生而出现的。在赊销赊购中，货币被用来支付债务。后来，它又被用来支付地租、利息、税款、货款、工资等。5、世界货币，世界货币是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当商品交换超出国家界限而发展为国际贸易时，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普遍自己的价值，作为它的价值表现形态的货币，也就成为世界范围的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即世界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