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雾霾效应反应经济学的一个什么理论
雾霾效应反应经济学的一个外部性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由马歇尔突出。
外部性也叫外部效应，指某主体的活动对其他的主体的、非价格为基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影响，也就是一个人的行为直接影响他人，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获得回报。萨缪尔森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兰德尔则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
外部效应依据作用效果进行分类，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即这种影响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对他人或公共的环境利益有溢出效应。负外部性，即影响造成的消极作用，也就是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对他人或公共的环境利益有减损的效应。
雾霾效应是负外部性效应。
② 讨论什么是雾霾经济学
雾霾的危害具体有多大？这在科学界其实并没有确切的定论。柴静在片中引用了前卫生部长陈竺的研究，认为每年因空气污染而早死的中国人约有50万(其实陈的原文是35-50万)。但是这只是很粗略的估计，由于缺乏更详细的研究数据，我们很难知道这样的结论可靠度究竟有多少。在整个科学界，对于PM2.5危害的研究也才刚刚有所进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其实并没有发现大气细颗粒漂浮物对于肺癌有什么关系，2013年，当钟南山宣称空气污染导致肺癌增加的时候，还遭到了方舟子的批驳。直到2013年底，根据几个最新的调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才首次把大气污染物列为一级致癌物。不过，这些调查大多都是在西方国家做出的，而中国的PM2.5浓度往往是这些国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按照Turner等人的研究，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的PM2.5浓度，会导致肺癌死亡率上升15%-27%，按照这个算法，光是大气污染一项，就能导致中国的肺癌死亡率比欧美高出300%以上。但在实际情况中，中国的肺癌死亡率虽然略高，却远未达到如此夸张的程度。所以这些研究中发现的线性关系，能不能简单地拷贝到中国，还是比较有疑问。当然，很多人可能要说，知道PM2.5有害不就好了吗？至于它每年究竟导致10万人还是50万人死亡，有多大意义吗？但这恰恰是在公共决策层面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果不把雾霾当做私人恩怨，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为雾霾付出的具体成本大约是多少。因为社会的决策，它不是讲温馨讲情怀讲故事，任何一个社会选择的背后，往往都是冰冷的经济学核算。很少有东西是无本万利的，任何选择都有得有失，我们要讨论的，是它“值不值得”。柴静自己曾在博客里写过一篇关于DDT的故事：当年农药DDT被发明出来，用来消灭蚊虫，减少疟疾。但是1962年，蕾切尔·卡逊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指出DDT致癌，并污染环境。《寂静的春天》后来几乎成了环保主义者的圣经，并最终导致了DDT的全面停用。听上去棒极了，但可惜，DDT停用之后，又没有同样有效的药物来对付蚊虫，这使得非洲疟疾的发病率飙升，仅南非的一次疟疾大爆发，就导致了至少10万人的死亡。因为DDT的禁用，到了2000年，世界上至少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失事”。为此，科学家们开始呼吁重新使用DDT，南非在2003年采纳建议，并迅速把疟疾死亡人数降到50%以下。后来，连世卫组织都开始号召非洲国家重新使用DDT。但此时，已经有大约2000多万人死于疟疾之下。后来著名作家迈克尔·克莱顿曾说，《寂静的春天》一书所杀的人，大概比希特勒还多。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对环保党进行什么非议。把柴静自己曾讲过的这个故事拿出来，无非是想说明，当进行一项公共决策时，我们不能仅仅只是诉诸感情。DDT污染环境好不好？当然不好。但是如果污染环境能够拯救2000万条生命呢？我们这里要问的是“值不值”，而不是“好不好”。所以，光是大骂一样东西“很坏”是不够的。我们至少应该追问三个问题：它“具体有多坏？”，“有没有更坏的？”，以及”没有它会不会更坏？”雾霾问题也是一样。但凡是个正常人的，恐怕没有谁会喜欢雾霾，谁都知道雾霾对健康不好。但只有定量地做出分析，我们才能搞明白，在公共资源投入上，如何分清轻重缓急。比方说，如果要具体地应对空气对人们的健康影响，我会建议地关注吸烟问题。从科学角度来说，吸烟对于健康的影响要远比PM2.5来得明确，在所有的肺癌中，大约60-80%是由于吸烟所引起，而室外大气污染恐怕不到10%。实际上，吸烟也是产生PM2.5的过程，一支烟就能产生浓度相当于633微克/立方米的PM2.5。而中国每年因吸烟而致死的人数，在120万以上。有人说，吸烟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不能和空气污染相比。但真的是这样吗？中国有88%的人在家里被动吸烟，60%的人在公共场所被动吸烟，30%的人在工作场所被动吸烟。特别是在不吸烟的妇女当中，因为二手烟而患上肺癌的概率，恐怕还要高于大气污染。中国每年有约10万人死于二手烟，光是这一点，就不比燃煤造成大气污染的危害小多少。公共场合禁烟在中国难以彻底贯彻实施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当你开始担忧孩子的呼吸时，烟草是远比雾霾更严重，也更紧迫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中国的PM2.5数值在过去的十年中，其实都是逐渐下降的(之所以最近才闹得凶，只不过大家以前不知道而已)，但吸烟人数却正好相反，它还在上升，尤其以青少年和女性为甚。然而在媒体宣传上，雾霾却远比控烟要更受重视。从2012年开始，雾霾就是媒体最喜爱的话题之一，查查网络指数就知道，它受关注的程度远高于控烟。诚然，烟草也是政府垄断，且利益牵涉极广的行业，在现实中也很难一下子改变，但在媒体关注度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别，这不免会产生一些误导作用。这里并不是说不能关注雾霾，只是说当我们把健康问题和雾霾挂钩起来的时候，最好有一些定量的概念，才能更客观地进行相关的讨论。其次，真正关心公共问题的人应当能够理解，很多事情并不是非白即黑，有百利而无一害。就像DDT的问题上一样，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DDT是否有危害，而应该是DDT带来的好处是否能够抵消，甚至超过它的危害。这就是所谓的tradeoff，或者叫做利害权衡。我们历来的讨论中太缺乏这种精神，一件事情要不就是百分百的伟大光荣正确，要不就是百分百的十恶不赦。我原本期待《穹顶之下》能够更深入、更客观地来比较在雾霾问题上的各种利弊，但是它似乎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得太多。在漫天雾霾的同时，北京也是全国人均寿命最高的地区之一在片中，我们反复看到对于环境问题单方面的大幅渲染。柴静把她的女儿关在屋子里，面对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这个城市会伤害我吗？答案是：会。但问题是，它更会在其它方面补偿你。就PM2.5的浓度而言，云南是全国环境第二好的地方，而北京则是倒数第二。然而，北京和云南的人均寿命却恰好倒了个个：北京全国第二长寿，平均寿命80.18岁，云南则倒数第二，平均寿命只有69.54。这就是经济发展，医疗资源的增长带来的好处，它远远地抵消了环境带来的危害。如果我能够选择，我情愿让孩子出生在雾霾蒙蒙的北京，而不是山清水秀的云南。这样，如果运气不是太坏的话，他能陪伴自己的家人多度过十个温馨的年头。而很显然，大批的人跟我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他们顶着雾霾，忍受着高房价，源源不断地从各地向北京涌来，使得北京的总人口在十年内增加了一半。他们是不知道雾霾不好吗？当然知道，只不过他们做出了自己的tradeoff，他们认为相比于其他好处来说，忍受雾霾的代价是“值得付出”的。我一直希望能看到公众进行比较认真的讨论，即从定量角度来看，雾霾到底值得用多少GDP去“换取”？而不是永远单方面的发泄，要不就不惜一切要发展GDP，要不就不惜一切要环保。在经济学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不惜一切”，或者以无穷大的代价去换取的，我们的决策也应当是两种诉求的平衡。有人说，用健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但问题是，不发展经济，这也是要用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来换的啊。正如上面说的，经济水平是决定人均寿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对于“健康”的影响要远远超出了雾霾的污染值。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哪怕再“环保”，你的平均寿命也要比污染大省低。在中国，东部省份平均每个人能比西部多活十几岁。事实上，如果做回归分析的话，各省的PM2.5浓度和人均寿命甚至是正相关的，也就是PM2.5越高的地方，人均寿命反而可能越长。这并不是说PM2.5对健康有好处，而是说在污染高的地方，往往经济也比较发达，它对你健康的“补偿”要大于污染带来的损害。关于中国各省经济和平均寿命的关系，有过一些粗略的分析。有人建立过线性模型，大约认为人均GDP每增长1000元，能换来当地0.3岁的寿命增长。而雾霾造成的健康损失呢？之前有科学家发表论文，认为北方因为供暖烧煤导致平均损失5.5年的寿命，但并未获得广泛认可。最近又有人做了推算，认为PM2.5导致了我国74个城市中的居民平均“减寿”1.48岁。把这两个数联系起来，我们会得出很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能以不超过人均5000元GDP的代价消灭“雾霾”的话，那就是划算的(2014年我国人均GDP约4万5)。而如果我们为了消灭雾霾，导致GDP的损失超过了人均5000元，那从“健康”角度来看，反而得不偿失。因为大量的资源花在了环保上，或许会导致医疗卫生设施的不足，反而导致人均寿命降低。当然，这只是非常粗略的计算，其中的数字和逻辑显然是不严密的。这里只是想说，雾霾治理问题应当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收益-损失分析问题，而不是工业党和环保小清新们的整天对骂。这里的损失和收益不仅仅只是钱，谈钱也许太俗，我们来谈命。雾霾会导致人早死，这是命。但是，如果为了消除雾霾造成大面积失业，就不会闹出人命了吗？最近《柳叶刀》的精神病学期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失业率是影响自杀的重要因素之一，在63个国家的调查中，每年大约有4万5千人因为失业而自杀。我们愿意以多少命来换多少命？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决策的问题。再比如，雾霾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副产物之一，《穹顶之下》里对如今城镇化的规模进行了质疑，但是，中国真的已经过分城镇化了吗？显然是没有嘛。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才54.77%，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城镇化中涉及的也不仅仅是钱，也有大量的人命。20年前，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之高，一度引得全球瞩目，而随着快速的城镇化，中国妇女的自杀率快速下降，从每十万近30人下降到如今的每十万不到10人，光这一项，每年就挽救了约6500条生命。当我们抱怨城市化带来污染的时候，也把这些人加到天平上吧。还有吗？有的。如今中国每年出生1600万人口，而男女比例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17:1，导致未来的“光棍”问题成为热点话题。但在这背后，每年多少女婴还未降生就离开了人世呢？假设正常的男女比例是1.06:1，很容易得出，每年因为“重男轻女”等观念而导致的“被杀女婴”大约有80万之多(“被杀”也包括提前流产等)。这些人的命应该怎么？慢慢等待观念的改变和风俗的改变吗？也许正如柴静说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再等待，不应该再推诿。城镇化是最有效地解决男女歧视问题的方案，通过进一步的快速城镇化，我们可以挽救这每年80万无辜的女孩。如果这会进一步加深环境的污染，这值不值得？可能又有人要说了，《穹顶之下》正是在告诉我们，追求GDP不一定代表污染，追求经济进步不一定会产生雾霾啊。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柴静并没有能够说服我。因为这个口号太诱人了，太理想了，太完美了，太多的人都曾经许诺过这样的乌托邦，所以我不得不以极为警惕的心态来接受，以极为小心的态度来看待她的论证。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当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影响国家决策时，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中国要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但在全片中，我所能归纳出的，无非是这样几条提议：首先是明确执法主体，加强环保部职权，有法必依，对此我举双手双脚赞同。但这究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并不构成论证关系。从片中我所能得到的结论，无非是众多小钢铁厂如今利润极薄，再一加强环保就要纷纷倒闭了，所以干脆停止补贴，把这些落后产业淘汰，然后就能自动升级为既不污染环境，又能保持经济不倒退的高级产业了。至于新的产业是否能容纳相同的就业人口，能在多久之内完成，是不是符合经济需求，这只能靠自己想象。从欧美的转型历史来看，我对此是抱有怀疑态度的，当然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此不详细。其次，是能源转型，这条就把我彻底惊住了。作为一个煤多油少的国家，柴静居然建议中国放弃煤炭，而转向需要严重依赖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但这需要多少成本呢？可行性又如何？对此却只字未提。当然我承认，这样庞大的问题不可能在一部短短的纪录片里说清楚，但《穹顶之下》随后抛出的两个说法却有点匪夷所思。首先是认为只要打破“三桶油”的垄断，石油产业就能自己进行创新，提高品质，减少成本。我在这里不去揣摩这是不是适应当下形势的又一盘“大棋”，我也不反对打破石油行业的垄断，但我强烈怀疑打破垄断之后，行业就能自动创新的说法。柴静似乎忘记了，她所反对的煤炭行业，正好是打破垄断，充分竞争的呀，为什么质量越来越差，反而不见创新呢？其次，是说打破垄断之后，我们很快就能探明的油气储量，天然气产量很快就可以翻番。这番听上去颇有些大跃进气派的言论究竟有何根据，我无从得知。但《穹》片随后用了英国作为论据，说英国自从1952年伦敦污染事件之后，很快从煤炭转型到了石油，并从此实现了环境的改造。事实本身我不否认，但《穹》片没有提到的是，英国虽然在1956年通过了空气清洁法，但直到70年代发现了北海油田之后，石油占能源的总比例才飞速上升。而要把我国的未来能源寄托在发现一个新的，未知的大油田或者大气田之上，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可靠。所以不好意思，想要说服大家接受这一点，柴静恐怕还得再举出的证据才行。实际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用煤还是用石油，这并不对空气污染问题造成本质上的影响。我国的煤电厂，其环评标准本身是极为严苛的，只要能够彻底执行，并不对环境产生大的压力。事实上，今天在英国，煤炭占能源结构的比例反而又在逐渐上升。所以实际地说，要想治理雾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放弃煤炭。比较有效的法反而是关停的小火电厂，留下少数易于监督管理的大电厂，实行严格的环保标准和监督。原则上，这仍然是一个成本的问题。至于《穹》片中未提到的清洁能源，如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等，自然也都可以在考虑之列。但这些仍然并没有解决我之前的疑问，也就是《穹》片中并没有提出可靠的证据，来证明中国可以很快地迈入又发展经济，又不产生污染的阶段。因此，作为一种呼吁，我认同柴静的努力，她让人开始关注环保问题，这当然是极好的。但对于她的观点，我仍然抱有怀疑的态度。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的讨论，我希望能看到的，更详细的关于雾霾治理的成本和收益讨论，我希望大家能地来权衡其中的利和弊，而不要诉诸冲动，理所当然地把“雾霾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治理”作为默认前提。天猫的美国进口普卫欣对您出行会有帮助的
③ 请用经济学理论分析雾霾效应是一个什么问题
按照经济学理解。
当然
治理温室效应也是必须满足需求定律，温室效应迫使发展经济的价格升高。
最终这种动态的需求变化在既不妨碍发展经济也不妨碍身体健康的点保持了动态平衡，这就是为什么要治理温室效应，从而导致了发展经济的需求降低，如果温室效应持续恶化导致发展经济的价格持续升高。如果治理的价格持续升高，那么最终会导致发展经济的需求为0。
理论上这是成立的，也就是人类停止一切发展经济的行为。自然而然温室效应就相应也会终止，但显然不等到那一步，人类就已经忍受不了温室效应了，那么治理的需求也会相应的下降，也就是环境不会治理到太好，马上就又会污染起来需求定律啊
价格上升
需求下降
价格下降
需求上升
发展经济的价格上升
发展经济的需求就降低
发展经济的价格下降
发展经济的需求就上升
发展经济的价格里面包含了温室效应。当然还有别的因素
比如贫富差距、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等等等等
④ 结合学习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雾霾产生的经济原因是什么
雾霾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
外部不经济是指生产或消费给其他人造成损失而其他人却不能得到补偿的情况。例如，钢铁厂排放的烟雾及含硫气体损害当地人的财产和健康，但受害者并不能得到补偿。污染是一种外部不经济。换言之，排污企业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给周边其他单位和个人造成了损害，产生了“外部成本”，而一直以来，这种“外部成本”并没有计算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而是由企业之外的百姓或政府来埋单，这显然很不合理。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环境资源的不可分割性，使其产权界定成本非常高或根本就难以界定，环境资源因此具有全部或部分公共性。这又使得人们可以互不排斥地共同使用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而不考虑其公正性和整个社会的意愿。
⑤ 经济学答辩问安徽省雾霾等问题怎么解决如何回答
王见定教授指出：京津冀已联合治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也有这个趋势，这是由它们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决定的，这固然有它好的一面，但从全国治霾层面上来说，这个方法还有不科学的一面。由于空气是流动的，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没有联合治理，会造成治霾相互打架，不仅得不到好的结果，还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王见定教授的方法是尽快地把三北防护林的“乔改灌”工程完成，越快越好，基本恢复到我国原有的季风气候的状态。即长年有西北风和东南风贯穿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如果这时候再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合理地安排“减排”，就可以大大地减少因各自为政治霾所带来的各种弊端，既有效地治了霾，又可大幅度地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赶快行动起来，那些不解决问题的没完没了的论证该终止了（实际上王见定教授早已完成了必要的论证），因为老百姓的生命不允许这种状态继续下去。
注：“乔改灌”工程进行过程中，各地的“减排”不能停止，但不能追求极致，因为最合理的“减排”应在“乔改灌”工程完成以后进行。
参考文献：
（1）王见定：《国民经济行业排列的有序化与经济矢量》，第51届国际统计大会论文集，土耳其，1997.
（2）王见定、李颖伯：《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社会和经济发展大会论文集，墨西哥，1998.
（3）王见定：《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前沿科学，2008年第二期,北京,2008.
（4）王见定：《撕开防护林，救活全北京、救活全中国》，新浪博客，2016-01-23.
（5）王见定：《大气变暖的真实含义》，新浪博客，2016-04-22.
（6）王见定：《三北防护林挡住了西北风的佐证》，新浪博客，2016-04-24.
⑥ 微宏观经济学中,雾霾严重家用汽车限行,人们更多的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这说明私
在宏观的经济选手，雾霾严重的家用汽车银行，人们更多选择的公共交通出回行，然后答我就说明天起越来越好了，然后空气污染也好了，严重的私人g就限制白起，雾霾之类的研究模式都是因为空气不好，所以说请举手，公交车出行方式说明很好。
⑦ 怎样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雾霾
如果这时候再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合理地安排“减排”，就可以大大地减少因各自为政治霾所带来的各种弊端，既有效地治了霾，又可大幅度地减少不必要的人力，新浪博客，2016-04-24。由于空气是流动的，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没有联合治理，基本恢复到我国原有的季风气候的状态，第51届国际统计大会论文集，因为最合理的“减排”应在“乔改灌”工程完成以后进行，救活全北京，国际社会和经济发展大会论文集，墨西哥，1998，前沿科学，2008年第二期，但不能追求极致，2016-01-23.
（5）王见定。即长年有西北风和东南风贯穿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王见定教授指出：京津冀已联合治霾：《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由它们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决定的，这固然有它好的一面，但从全国治霾层面上来说，这个方法还有不科学的一面，会造成治霾相互打架、物力、财力，长江三角洲，新浪博客，2016-04-22.
（3）王见定：《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珠江三角洲也有这个趋势，1997.
（2）王见定：《国民经济行业排列的有序化与经济矢量》,北京,2008.
（4）王见定：《撕开防护林、救活全中国》，新浪博客：《大气变暖的真实含义》。
王见定教授的方法是尽快地把三北防护林的“乔改灌”工程完成，越快越好，不仅得不到好的结果.
（6）王见定：《三北防护林挡住了西北风的佐证》，各地的“减排”不能停止，土耳其，还会浪费大量的人力。
参考文献：
（1）王见定、物力、财力的投入，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赶快行动起来，那些不解决问题的没完没了的论证该终止了（实际上王见定教授早已完成了必要的论证），因为老百姓的生命不允许这种状态继续下去。
注：“乔改灌”工程进行过程中、李颖伯
⑧ 雾霾天里，"气候经济学之父"在复旦说了些啥
3月18日，被誉为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奠基人、“气候经济学之父”的尼古拉斯·斯特恩受邀做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问学讲堂”，聚焦【应对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热点话题并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现在看来，十年前我测算的温度和GDP的关系，可能还是非常保守的，还低估了气候变暖对经济带来的威胁。”
十年后的3月18日，在黄色预警的雾霾天里，这位气候经济学之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来到上海做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分享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表达了担忧。
到达上海的前一天，斯特恩先抵达北京，他特别注意到当天PM2.5到达了300了。“这是灾难性的。”斯特恩认为，气候变暖和空气污染虽然不是一回事，但都和燃烧化石燃料直接相关，“最近在印度德里，我看到了相似的，而且更糟糕的情况，身处糟糕的空气，就像每天吸20到30包烟一样，燃烧化石燃料确实会在每一年伤害很多人，数以百万计。”斯特恩说。
虽然忧心忡忡，但斯特恩认为和十年前的悲观相比，他的心态已经有了积极变化。他认为过去十年中太阳能、风能等一些清洁能源的应用，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越来越多得引领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过去十年，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下降了90%，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斯特恩还指出，曾经的每一次气候峰会，都让他感到失望，唯独去年的巴黎峰会，成果远超预期。“它让我看到了朝着更好的方向变化的迹象，尤其是中国政府，让我觉得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很强的责任感。”
刚刚发布的中国“十三五”规划，有专门章节提到应对气候变暖、抑制碳排放增长的内容。斯特恩表示，中国的行动表明中国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地方环境污染、地方自然资源压力、产业政策、竞争力等等其他一系列问题是相关的。“总体而言，中国一直能比较成功地通过五年规划来制定和实施宏伟的经济目标和气候目标，因此中国的气候行动是具有可信度的。”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当前经济的时候，应当及时与如何发展低碳、效益及气候适应结合起来。
“其实煤炭的成本很高，尤其是放在环境成本这个角度来说。”斯特恩建议中国应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及时抛弃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低碳经济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对此，斯特恩还算了一笔账，当前美国市场1吨煤的价格是50美元每吨，燃烧1吨煤产生的碳排放，在美国的市场需要排放者承担20美元，因此燃烧1吨燃煤的成本是70美元，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还会越来越高。而发展低碳经济，现在风能、太阳能的成本已经在一些地区比煤炭更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会随着低碳经济发展，越来越低。
⑨ 请你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雾霾产生的原因
排污这一行为具有严重的外部性。
⑩ 是否能从经济学角度提出治理雾霾的有效手段
从经济学的角度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
1，规模效应
2，企业缺乏规模，导致竞争的逆向选择
3，自由竞争的逆向选择，需要政府的主动介入
（1）为什么中国企业没有治理污染的积极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的集中度太低，也就是说中国的很多涉及污染的行业中，小型企业太多，大型企业太少。
企业的规模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本，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学的规模效应。
中国的小型企业太多，也就导致在中国的这种产业结构下，企业治污成本是相对高昂的
例如相比于韩国和日本，我们知道韩国和日本的重化工产业的集中度很高，被所谓的财阀所控制，日韩的大型重化工企业因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治理各种污染
（2）中国企业由于规模小，企业多，所以彼此常常进行恶性的价格战
恶性价格战就导致了有的企业不愿意开启治污设施以节约成本。
当企业不开启治污设施而获利的时候，其他的企业也会效仿，这就造成了企业的逆向选择
（3）由于自由市场竞争常常导致逆向选择，所以政府的作用是 不可或缺的
日韩经济为什么有更高的产业集成度，因为日韩政府发挥了很强的导向作用，例如政府出面，推动企业的整合，再例如对于投资额不足的投资项目，在政府审批的时候就予以否决
反过来说，由于中国的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和税收冲动，中国政府非常的热衷于引入各种投资，而根本不顾及投资额度太小，导致的企业缺乏规模效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