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经济法的产生
通常认为，现代民法源于古罗马市民法。古罗马法包括市民法和万民法，市民法是适用于罗马市民的法律，调整罗马市民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万民法是调整罗马市民以外的人的相互间及其与罗马人之间的法律。因为在古罗马民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商品交换的人们渐渐的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最初的民法。民法主要是为了保护从事交易的人们权益和利益，保障商品的正常流通，保证交易秩序的井然有序。因而，为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保证人格的独立性，保证商品交换者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也就形成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意思自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民法的这三大原则在法学领域中确立了权利本位主义，可以说都是自由精神的体现。近代民法在一段时间内大大的推动了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法的一些局限性也就逐渐的显露出来了
为了弥补民法的各种不足，经济法应运而生。可以说,经济法就是为了弥补民法的不足，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完全由民法对市场经济进行法律调整遇到障碍的必然结果。单纯以私法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法律调整已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经济法突破了经济是市民的私事，国家不干预的观念，在尊重市场主体私权利的前提下，以适度公权力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法律调整。它是社会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是生产力要求国家干预市场和政府参与经济的反映；是经济管理的现代化与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
⑵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经济法产生：
哲学上：个人本位——社会本位
西方经济学上：自由竞争——垄专断干预
制度经济学：自由交换—属—产权界定
法律上：私法自由——社会法的干预
对象上：平等主体——弱势群体
权利上：一般权利——特别权利
责任上：一般赔偿——惩罚性赔偿
事实上：自由行为——法律规定（的事实）
经济法的发展：
1 私权的进一步社会化
2 公权的进一步民主化
3 平等公平的进一步实质化
⑶ 如何理解“经济法产生的基础”
市场经济意味着市场自发的调节机制是基础性的，如果市场自身能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国家干预（与之相对应，只要有民商法调整就可以了）。但是市场调节机制自身存在缺陷，比如贫富差距拉大，一些不赚钱的事没人愿意去做，又有一些赚钱的投资领域会出现投资过热的情况，自由竞争时间长了又会出现垄断……总之很多问题通过市场自身解决不了，这时候国家就出面干预了，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调控和规制经济，使得经济的运行更加平稳。所以说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是与市场经济离不开的。
⑷ 经济法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经济法与社会法产生的背景
对于经济法产生的背景在国内外法学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回：
1
认为经济法是答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才产生的
2
认为近代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但并不否认“市民革命以前的经济法”的存在
3
认为随着国家与法律的产生，经济法也就产生了；到了垄断资本注意阶段经济法形成一个新的法的部门
4
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的经济法产生于古代社会
⑸ 经济法产生的条件有什么啊
经济法产生的条件:
经济法产生的主观条件；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生产集中与垄断是经济法产生的内在原因；战争的需要是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
⑹ 如何理解经济法产生的规律
经济法产生背景问题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论题之一，然而，我国以往对该论题的探讨存在标准不一、各行其是的缺陷，动摇了经济法体系的根基。事实上，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只能是国家针对市场缺陷进行干预，谋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协调共生的历史产物。在此前提下，各国经济法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又不尽相同，中国的经济法产生背景尤其复杂：一方面，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私法精神不够发达，另一方面，缺乏自律的干预又时有发生。
一、通说的缺陷
国内各种教材或著作在论及经济法产生背景时，通常存在如下缺陷：
1．分别阐述不同地域或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过程，一般是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国，有的还涉及到东欧和苏联经济法产生发展情况，但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结论。从科学角度看，这种论述方法是不妥当的，更让人感觉到似乎世界范围内经济法产生背景千差万别，无可比性。
2．关于“经济法”的含义标准不统一。由于“经济法”这一概念可以在经济法规范和经济法部门甚至经济法学等多重含义上来理解，因此，含义不同，结论就不尽相同，甚至相去甚远。如果把经济法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法规范，必然得出经济法与国家、法律同时出现的结论。这种思路的缺陷在于，表面上以历史沿革为主线，实际却无视历史事实，更无法将经济法同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分，最终丧失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如果把经济法理解为法律部门，则经济法产生不过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的事情。
可见在明确阐述经济法产生背景问题上，统一经济法的含义是关键性的前提。否则，表面上制造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虚假的繁荣，实际上却无益于该学科的发展。从其他法律学科研究的启示来看，将经济法理解为部门法，进而考察经济法产生的背景，才是合适的。
3．论者前后标准不一。其典型的思路是将近代以前的“经济法”界定为经济法规范，而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界定为独立的部门法。例如，“国家出现以后，便要对社会经济进行一些这样那样的干预、管理，发生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并以法的形式予以调整。这种调整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法，便是早期的经济法……那时的经济法不是作为独立部门法而存在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严格地说，它只是经济法性质的法。”[1]这种对近代以前“经济法”采取“宽容”态度的本意也许在于表明经济法并非在现代社会突然产生，而是有着历史发展的渐进性和必然性。但作为科学研究的态度，这种宽容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经济法并无近代以前和现代意义上经济法之分。
正如李昌麒先生所言，学者们对经济法产生的表述并无实质区别[3]，而这正好可以作为我们探讨经济法产生背景的共同平台和基本前提。基于此，下文将进行经济法产生一般背景比较分析，对学者达成共识的事实不再赘述，而只是针对共识本身进行更为细致的解析、梳理，总结经济法产生背景的共性和个性。目的只是尊重事物发展的“求同存异”的基本规律，并应用于我国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
二、经济法产生一般背景比较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共性与个性的矛盾统一，经济法产生也遵循这一规律，即经济法产生背景虽然表面看来千差万别，但仍有共性的规律可循，分析如下：
总体上，经济法产生有两个渊源，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暂称之为和平主义的自然演进型经济法与以德日等为代表的战争经济法（包括苏俄），前者常被称为经济法产生的“常态”，后者则为“非常态”。的确，在前者，经济法产生与战争并不直接关联，而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时期过渡的必然产物，是在和平（美国本土远离战争策源地）的环境中，国家顺应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调整经济管理职能，有目的立法的结果，并与二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脉相承。学界通常将竞争法比作经济宪法和经济法诞生的标志，而最早在美国产生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便是这个论断的注脚。而该法既与经济危机对策无关，也与战争无涉。而在后者，经济法产生却往往直接与战争的蓄意发动、战时保障以及战后重建等战争诸要素相关，体现出浓重的战争法味道，更与战后和平发展时期作为一种经常的国家适度干预手段的经济法不同。
但是这样的表述并不否认两个经济法产生渊源存在的共性。实际上，只要我们承认，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新型手段，而暂不考虑具体国家基于何种目的进行干预，我们就应得出二者之间存在共性的必然结论，即经济法产生背景源于两个基本的前提：市场经济和社会公益的追求。首先，不论美国还是德日等国，在经济法产生之时都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不同的是美国素有自由的传统，其市场经济在没有外界力量介入的情况下自然生长，充分发展，至垄断产生，负面影响凸显，国家以“看得见的手”主动进行干预。德日等国的资本主义则是在外界力量介入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产生的，并因为其发展时间较短，又较多地具有封建色彩，因而也成为战后经济民主化、自由化的重要原因。前者可称为市场主导型，后者可称为政府主导型。其次，经济法本质在于国家针对市场的天然缺陷进行必要干预，将个体正当利益的追逐限制在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二者的协调统一。表面上看，美国经济法中才真正体现出社会公益，即维护自由竞争秩序，从而维护美国的自由传统，而德日经济法由于战争法的味道浓厚，其体现的不过是被军阀、财阀控制的政府或国家的利益，而与社会公益有天壤之别。但本质上各国经济法立法都是统治阶级谋求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的反映。
⑺ 现代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您好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是市场缺陷的存在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1）市场缺陷的存在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国家并不怎么介入经济生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再加上产业革命的完成，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象的变化，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产生，人们发现，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应转变职能，不能只是充当守护神，应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承担起监督、管理的职责。具体市场的缺陷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障碍的存在
所谓市场障碍是指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主要指竞争秩序的问题。竞争是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动力，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便不能启动。但竞争必然伴随着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这两件副产品。因为竞争的过程加快了部分经营者扩大其资本与经营规模的进程，以致形成对市场的支配地位和垄断，导致部分限制竞争行为的产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驱使某些竞争者采取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两种行为的后果是使某些竞争者获得超额利润；正当竞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
第二、市场的惟利性
市场的惟利性是指投资经营者所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并往往表现为眼前可实现的利益；对于当前赢利率低或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或者投资期限长、风险大的行业或产品，人们往往不愿投资。而在这些领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及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或可能制约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总体效益的行业，即使不能盈利或亏损，也应当进行适度投资。而这显然是不能指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
第三、市场调节机制的被动性及滞后性
这是因为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因为从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各个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滞后，不能适时调整其投资经营决策，往往等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时才作出反映，这是市场的第三个缺陷。
（2）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大型组织的产生及其影响
现代的商业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的庄园制度，以及17世纪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将企业发展起来，则是由现代的运输业和通讯业，尤其是铁路的发展决定的。现代企业的规模扩大、不断的一体化，仅仅不到200年的历史。
这个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19世纪中期，企业的规模受到技术、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业，主要的交易结构是生产商和代理商之间的联系，合伙公司仍然是商业企业的标准合法形式。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管理技术的改进，降低了企业内部交易的成本，促使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项目成了人们的投资重点，融资的需要促进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会计和信用制度也发展起来，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集中。另一方面，为了应付由于社会整体生产缺乏计划所带来的危机对产业的冲击，巨型企业开始出现，这种巨型企业采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业形成垄断的同时，小企业也不甘示弱，它们组成行业协会，寻求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工人、农民等也组织起来，如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1870年成立了农人协进会。
越来越多的大型组织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的二元结构发展到私人—组织—国家的三元结构。
企业组织的扩大，首先是对私人权利造成了损害。表现之一是垄断的形成，导致了消费者利益受损和经济生活中的公平竞争弱化。另外大组织通过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对生产的独占，在向他人提供产品的时候，导致契约双方的谈判实力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契约自由”导致了卡特尔协议、滥用权利等行为的膨胀，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限制竞争，从而损害了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而企业扩大之后，权力出现了。这不仅仅存在于企业的上下级关系、雇佣关系中，也存在于企业和个人、大企业和小企业之中。组织扩大之后，首先在生产领域获得了权力，包括控制权，改变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竞争机制中，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控制经济体系，而在组织扩大之后，公司日益进入非竞争性的定价活动之中，越来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场交易发生了变化，非垄断方的自由和权利变成了Yes、No的选择权。大型企业同样对国家提出了挑战，他们在政治上操纵选举和国家政策，财团、财阀、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国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对内控制，然后是对外影响政治生活。
（3）国家的能动反应
基于市场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组织的挑战，国家作出了相应的反应。
如美国在罗斯福执政后，变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为国家干预政策。美国在制定《谢尔曼法》的过程中，一位参议员对经济权力集中发表了猛烈的批评“如果这种结合导致的集中权力被赋予一个人，那么这是一种君王般的特权；这是与我们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应当遭到州和全国当局的强烈抵制。如果有什么错误，这就是错误所在。如果我们不能忍受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君主，我们同样不能忍受一个对生产、运输、生活必需品的销售拥有权力的君王；如果我们不能服从任何帝王，同样也不应当服从任何在贸易方面拥有阻碍竞争和固定任何商品价格的独裁者。”经济权力的集中和国家对不正当经济权力的打击，这两个步骤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来表示这个过程是最恰当不过了。在这个过程延续了100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是从以下几方面来作出反应的：
（1）消除市场竞争的障碍，阻止组织的扩大，限制组织的成长。这是国家的最早反映，由此出现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国的大型企业组织起源于铁路和通讯业，国家的第一个反应也在于此。1870年伊利诺伊州在宪法中要求政府“通过各项法律去矫正铁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货运费方面不公正的区别对待和敲诈行为”。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法》明确表示：“任何以契约、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垄断而限制贸易的行为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
（2）针对市场普通主体不愿介入的公共、公益事业等行业和产品，大规模发展出国家所有权，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微观上自由竞争和私人行为的无序性，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国有产业来替代私有组织。一来可以实现现代企业的生产和效率，二来可以填补空白，二来可避免私人挑战国家和大企业侵犯私人权利。
（2）调整总量平衡，保持社会均衡发展。成了国家的核心职责，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规范的产生。以往的私法仅仅调整微观主体和微观行为，竞争的宏观无序性往往导致总量失衡，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的产生。法律无能为力。而新的法律规范的制定，则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引导市场这支无形之手。当然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于市场的规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联储降息，表面看取决于格林斯潘，实际上格林斯潘决定是否降息，取决于商业银行之间的贴现率，他是被动的。
（4）企业内部的结构设置、权利安排、财务事宜等，成为法律规范的对象。在自由经济时期，这些问题由企业自主安排，国家法律不予干涉。而今企业和公司法、会计法、税法、审计法等的颁布，使这些社会关系纷纷被披上法律的外衣。
谢谢
⑻ 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是
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本身存在缺陷而导致市场失灵。
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应该是经济法价值生成的根源性因素
⑼ 经济法产生的条件
客观上：1、市场经济发展到了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国家被动或者自觉地承担了对经济的组织回协调职能；答2、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了国家直接或间接调控经济的司法实践。
主观上：1、法学家的不间断努力，一定经济法学说产生；2、法学自身逻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