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经济学詹姆斯亨德森

❶ 跪求计量经济学詹姆斯第三版课后习题答案

1.最年轻11000分先生：2008年11月19日，詹姆斯率领骑士对抗拥有中国球员易建联的篮网，他拿下20投9中砍下了31分8板4次助攻，这也使得他超越了科比，成为NBA历史上总得分达到11000分的最年轻球员。那一刻篮网众将见证了一个神话的诞生，包括文斯-卡特、德文-哈里斯、阿联在内，都对小皇帝的强悍表现感到由衷的佩服。“我在比赛中从不放弃，这就是我们全队一直保持的风格。”詹姆斯显然有些得意。他那股对手越强我愈更强的霸气，让新泽西的主场观众都要叫好，回想起来，当年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只有迈克尔-乔丹。2.骑士历史第一位得分王：上赛季是詹姆斯加盟NBA的第5个年头，目前仅有23岁的他赛季出场75次，共得到2250分，成为本赛季的常规赛得分王。场均交出30.0分7.9个篮板和7.2次助攻。詹姆斯的场均30分，使得他成为骑士历史上第一个常规赛得分王，而且场均7.9个篮板也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他获得这个荣誉一点都不让我感到惊奇。”骑士主帅迈克-布朗说道。“他还能做得更出色。”3.最年轻的50分俱乐部成员：他是NBA最年轻的单场得到50分的球员。4.比肩魔术师，首演三双奇迹：在小皇帝的首场季后赛比赛，2006年4月22日对阵奇才，他拿下32分11个篮板11次助攻拿下三双，他成为自约翰尼-麦卡蒂和魔术师约翰逊之后，唯一一个在自己的季后赛首演拿到3双的球员，再创奇迹。5.美国美男：小皇帝成为历史上第三个登上美国著名时尚杂志《Vogue》的男性，也是第一位黑人，此前曾有幸登上这本传奇杂志封面的男性是理查德-戈尔和乔治-克鲁尼。6.骑士抢断第一人：2008年12月9日，面对猛龙，小皇帝开场就送出2次抢断，帮助他超越传奇巨星马克-普莱斯，成为骑士历史抢断王。7.骑士历史得分王：2008年3月21日，小皇帝一次艰难的上篮得分，使得他超过布拉德-达赫迪，成为骑士历史得分最多的球员。8.NBA最年轻40分先生：小皇帝在19岁就在对阵篮网的比赛中完成了单场40分的壮举，成为NBA最年轻的40分先生。2006年休斯敦全明星赛，小皇帝成为MVP，他自然也是NBA历史最年轻的全明星MVP。9.骑士全明星奖项第一人：2003-04赛季的全明星新秀赛，小皇帝当选MVP，成为骑士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球员。10.NBA历史最年轻三双先生：2005年1月19日，27分11个篮板和10次助攻，20岁拿到生涯第一个三双，他自然是NBA历史最年轻的。11.高中传奇人物：2002至2003年，连续两年获得《今日美国》评选的美国最佳高中生球员。也是第一个连续获得最佳奖项的球员。12.历史第一人：用395场比赛，成为进入联盟最快达到10000分、2500个篮板、2500次助攻和700次抢断以及300个盖帽的球员，在这场11月3日对阵小牛的比赛中，以23岁308天的年龄成为完成这个纪录最年轻的球员。

❷ 詹姆斯职业生涯吃到过几次恶意犯规，被对手恶意犯规过几次

根据NBA官方网站具体统计数字2003-2013：勒布朗詹姆斯已经67次恶意犯规，被对手恶意犯规117次。好像2007年第一次。

❸ 詹姆斯·爱德华·米德的学术贡献

米德被视为西方国际经济宏观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开拓者。
他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大体上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提出了一国的双重政策目标，即国内经济平衡和对外收支平衡，分析了实现双重目标的政策手段，并用大量篇幅阐明两大平衡及其政策手段往往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应如何制订政策才能同时保持两大平衡。第二部分是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论证了只有在一个修正的自由贸易体制下，才能使世界实际收入达到最大，并在各国间有较合理的分配，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自由贸易体制，才能使世界经济福利臻于最大值。
他所说的国内经济平衡，是指充分就业、物价相对稳定、国民收入上升、经济呈现景气状态。反之，经济衰退、失业增长、国民收入下降，就是国内经济失衡。对外收支平衡，是指国家对外收支既无赤字，又无过多盈余，汇率处于正常的稳定水平上。反之，如果出现较大的逆差或顺差，就是对外收支失衡。在米德的体系中，其中收入调整主要指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投资和消费所构成的国民收入，促使国民经济趋于膨胀或收缩，以影响两大平衡。所谓财政政策，是指财政当局为了影响国内总支出所采取的改变税收和政府开支的措施。所谓货币政策，是指资金借贷条件的变化，也就是利率的变化，这是由银行体系通过增加（或限制）货币供应，放宽（或收紧）借贷条件来达到的。他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称为“金融政策”。 通常当国内经济衰退时，就应采取膨胀性金融政策。例如：不时出现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开支，减免税收，降低利率，以增加官方与私人的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上升。通常当国内经济过度扩张时，引起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就应采取紧缩政策，如削减预算支出，提高利率，抽紧银根等。
价格控制是指通过工资和汇率的升降，来调整成本和价格，从而促使货币相对价值发生变化，影响两大平衡。通常当对外收支逆差时，就会使本国货币贬值，于是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而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可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从而扭转逆差。当对外收支顺差较大时，则进行相反方向的调整。
米德强调指出，以上两种调整方法必须在有关国家之间很好地配合使用。如果单独使用一个，则两大平衡必然会发生冲突。
米德认为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导致贸易最优化，给有关国家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一切限制贸易的保护主义都不符合福利经济学原则。他在阐述自由贸易问题时，得出以下两点结论：①降低某些特殊商品的进口税率，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福利，而且会增进整个经济福利。②当A国和B国通商时，对于那些有替代和互补关系的商品只收税不补贴，也会增进两国的经济福利。另外，他认为当出口需求弹性大于国内需求弹性时，政府应采取相应政策支持出口。至于如何在国内消费补贴政策及出口税收政策二者之间进行选择，那完全取决于国内市场情况。假如出口税收会使出口货物减少，那么增加国内消费会比增加出口补贴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1947年，米德来到伦敦经济学院商学系任教授，他在那里任职10年。许多人认为，这一时期，他对经济理论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因此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成果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包括两本重要著作和一系列相关的补充文献，两部主要著作是：两卷本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1951）和《贸易与福利》（1955）。重要的补充文献是《国际贸易几何学》（1952）和《关税同盟理论》（1955）等。
1951年以前，经济学家总是将收入和价格活动分别对待，而且运用自动机制调节支付中的盈余或赤字的平衡。米德《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一书的贡献，是把它们置于一般均衡的框架内加以处理，并且综合了凯恩斯的分析和古典学派对相对价格的考虑。在这一点上，这本书与芝加哥大学的阿诺德·哈伯格、斯·劳尔木和劳埃德·梅茨勒的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丁伯根也发展了目标和手段的理论。在米德的分析中，政策目标是使内部和外部达到平衡。这里的内部平衡是指充分就业，外部平衡是指支付均衡。这个机制通过收入和价格调整达到目标。收入调整是当财政或货币政策被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平衡变化时对利率进行调整。价格调整涉及汇率或相对工资率的变化。米德认为，要同时达到这两种政策目标，需要应用两种政策手段。假如只运用一种手段，在目标之间就会产生冲突，这样便会导致“两难”的境地。在米德的书出版之前，经济学家忽略了资本流通的影响，而米德把这种影响结合到模型中了。 在《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第2卷中，米德考察了贸易和要素控制的论点。在一个单一的分析中包含了贸易和要素控制这个概念，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特别是对后者的分析是富有刺激性的，而且包括贸易术语中的边际效用的一个模型和最优人口理论的成果。这本书也介绍了“次优理论”，后来被理查德·利普西和凯尔文·兰开斯特加以发展。这个基本理论是容易解释的，帕累托最优的边际条件，如雇用劳动力直到其边际产出等于工资，除非所有因素同时满足，否则，对福利增加不会是一个有效标准。那种相信我们不能满足所有条件而至多只是尽可能满足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减少福利不能增加福利。米德最初提出的对外贸易和要素的控制必定受到各种限制，如果人们面对这些限制寻求最佳贸易政策，那么，结果将违背初衷。利普西和兰开斯特认为，由于不可避免的干扰的存在，最优政策的本质是毫无意义的。米德至少在理论上是更积极的，他设计了一种方法，不管将来能否增加福利，但是形成次优的态势是可能的。他论证了最佳次优税或关税将部分地抵制了一些别的干扰，虽然在这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干扰。但是，必须承认，在实践中，我们很难达到次优政策的福利效应。
在分析次优状况时，米德也不得不重构了福利理论。在经济方面，他提供了限定各种政策变化的影响的一种方法，虽然这被认为是倒退，但却是米德早期贡献中独立发展出来的。本书的初稿是以希克斯、尼尔多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一些作者为基础的，它从补充规则观点的角度考察了福利经济学。但是，这很快使他陷入困境，因为这种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面对其最有影响的政策的变化，经济学家可以说是无所作为，于是，他转向以前的传统，即允许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这一思想体现在弗莱明的一篇论文《论进口中支付最佳平衡限额》（发表于1951年《经济杂志》）中。哈利·G?约翰逊称其为“伟大的、理性的、诚实的和勇敢的行为”。米德利用这个早期方法重新修改了初稿。他把福利作为个人福利的总和进行计算，并通过考察这一个变化是否产生一个净利润或导致损失来评估政策变化的效果。
米德对要素的强调产生了另一个重要贡献，即对控制国际生产要素的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贸易与福利》一书的主要贡献是，扩大了从两个国家结构到多个国家结构的关税联合的分析范围，于是，允许对国家商品来源和政策差别进行分析。这个分析的含义之一是部分地减少了有关非差别基础上的关税，这个减少可能对福利具有负效应。这种分析包含了有效保护的分析思想，它主要对贸易效应和保护主义政策的福利的分析产生影响，后由米德的学生科登和约翰逊发展了这个思想。
有关关税联合的观点在《关税联合理论》一书中得到了扩展，这个领域的早期工作是由雅各布·瓦伊纳完成的。瓦伊纳注重的是关税联合的生产效应。米德改变了侧重点，包括对消费影响的强调。他的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构成包括了替代和补充关系，指出通过改变一个关税联盟的相对价格可以改变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需求。贸易创新体现于以低成本的外国供给品替代国内产品以及实际收入的增加，这就会导致出口价格的下降。米德应用一般均衡框架分析关税联合的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福利含义，也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这是对上面所说的研究的一个重大改进，虽然在经验方面还不能证明，但计算作为整个关税联合整体的福利应比较容易。 《国际贸易几何学》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工具书，也可以被看做是有关国际贸易的教科书的附录。它继承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由里昂惕夫和勒纳完成的研究成果，他们两人为从社会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可能性边界中获得一个国家的供给曲线提供了一个几何方法。分析两个国家、两个商品供给状况的供给曲线表明，一个国家根据贸易方面的选择价值而愿意而出口或进口商品组合。米德利用“贸易无差异曲线”的概念，在一个单独的图解中阐述包含两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均衡，而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消费无差异曲线。 1957年，米德回到剑桥当了一名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把注意力转向国内政策制定问题，他的愿望是为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提供一种国内经济政策理论分析。米德坚信，如果能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大量的微观事务就可以留给单位个经济组织。这一被保罗·萨缪尔森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的信条，是一条贯穿米德的生活和他的几乎全部工作的主线。他是在凯恩斯和庇古的感召下到剑桥的。实际上，他的大量研究都可被看做是把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与庇古学派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尝试。
在宏观范围内，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造成分散单位能做出最优的而且相互协调的决定的气氛。包括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信息，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意图。这样，比如说，政府预先将税收水平、利率等等方面的设想告诉他们。微观单位虽然不为这些计划所束缚，但它们有修正计划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自由。这种与货币学派想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思想，至少对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英国，政府为将来制定政策目标，这些主要与货币供应和公共部门的借贷需求有关，与税收的水平和结构则无关。 早在1948年米德写《计划与价格机制机制》时就有了这些想法（包括收入分配），但是，可能是在《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1964）一书中，他联系到收入分配模型的发展，做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的最重大贡献。实际上，米德把它看做是他最好看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考察了获得与失去收入之间的关系及资本积累的力量，这项工作再度激发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在政策方面，他反对再分配政策，这些政策倾向于减少社会干预的幅度，如高的直接税率，或者排除了对最低限度的产业工人的雇佣，如最低工资法。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论述价格愿望。他还探讨了死亡税和捐献税的再分配的用处。在接下来年的10年中，米德又回到了这一课题，并发表了《不平等的继承》和《公平经济学》等文章。
这项研究的目标更多的是把深奥的经济理论转化为政策制订者易于接受的形式。但是，可能是因为脱离了收入分配，它没有达到像他早期的著作那样的成功。可能是对此的反应，或者是对现实世界状况的反应，他开始更多地从事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宏观问题研究。就失业而言，他沿袭了凯恩斯主义，相信膨胀性财政政策能够被用来扩张货币需求，但这些方法只有与控制通货膨胀政策共同使用时才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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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詹姆斯·布坎南的“经济人”假定

在布坎南的阐述中，包含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即“经济人”假定。布坎南以“经济人”这一假定为分析武器，探讨在政治领域中经济人行为是怎样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特别是对公共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并由此证明政治领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为“经济人”？微观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在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并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特点。根据这一假定，布坎南认为，通过类似的行为假设，也能够对集体选择的结构特征进行一些基本的预测。它的理论价值在于：首先，保证了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在此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采取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标准，在市场选择领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选择领域，自利的人又变成了“慈善、博爱”的利他主义者。其次，它是进行制度比较分析的理论前提。制度比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么体制下，可能产生最坏的政策结果及避免产生最坏政策结果的方法，并且探讨什么样的体制会是最好的。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就不存在坏的体制，同样也无法解释现实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坏的政策产生的原因了。
基于“经济人”这一假定，布坎南进一步提出，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要把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政府失灵”研究根据“经济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论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议会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
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干预会产生“负效应”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弥补这些缺陷。布坎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
布坎南对政府失灵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根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就如何补救这种“失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布坎南认为，所谓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执行的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一般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理论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拟定方案，最后由选民投票确定的政策，像重大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国家前途影响较大的对外政策的制定等。第二类是由政府的高级领导层拟定方案，如联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拟定的方案。第三类是由政府部门全权独立制定与实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宪法等法规来保障的，政府部门的职责是照章办事。这里仅以第三类政府政策拟定的方案作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对象。
就这类政府政策而言，因为每个政府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该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来决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政治家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使得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被自身的“经济人”动机所左右，以至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常难以符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该部门政治家行为的灵活性与他们的自利动机的强刺激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布坎南认为，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方式。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该把增加社会福利与保证个人平等的权力随便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然后再虔诚地等待它的恩赐。理性的做法是，使这些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受制于某一硬约束机制，并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
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政府失灵说认为政府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在于：①缺乏竞争压力。在美国的政府机构里，由于相当一部分官员和公务员，受终身雇佣条例的保护，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②政府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布坎南认为，首先，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他们的一切活动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自由度比市场中私人企业家还大，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发生。其次，政府行为也没有利润含义，官员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结果使公共产品超量供应，社会福利费用过高，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因为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③监督信息不完备。从理论上说，政治家及公共服务机构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及司法、审计监督等，以保证政府运行的效率。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的效力很可能因为信息的不完备而降低、甚至失去。这是因为监督者为了有效履行其职能，必须对被监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向监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监督者，由于政府部门对其经营业务有着自然的垄断性，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来封锁一部分公共产品所涉及的有关资源和成本的信息。因此，监督者根据被监督者提供的不完备的信息所进行的监督，其实效是大打折扣的。
政府的寻租活动。根据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如纺织业寻求政府的关税与配额的保护，将外商拒之于国门之外，维持本行业的垄断地位，而高额垄断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被称为经济租金。可见，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利润）的一种再分配。因此，寻租行为具有非生产性特征。同时，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寻租行为有4种：一是政府定价；二是政府的特许权；三是政府的关税和进口配额；四是政府订货。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现行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政府深表怀疑。正如布坎南所说的：“公共选择理论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在这里，有关政府及统治者的行为的浪漫的、虚幻的观点已经被有关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充满怀疑的观点所替代。而且，这一新的观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更为符合。” 布坎南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毕生探求的是市场经济持久繁荣的政治制度基础。
布坎南在1986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区分了“规则的制定”与“政策的制定”。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政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规则或者宪法秩序的设计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规则的实施阶段。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讲，第一个阶段是博弈规则的设计，第二个阶段是博弈的展开阶段。如果将社会博弈比喻成一场体育比赛，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设计好比赛规则；在第二个阶段按照事前设计好的规则来比赛。
就像体育比赛要有清楚的比赛规则一样（没有清晰的规则，比赛必然一片混乱），经济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有效互动也需要清楚界定的规则，而且这种规则是共识。否则，可以想见，经济政治中就会出现很高的交易费用和低效率。例如，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就可能不会有长久的规划，这样本来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使所有人都变好（帕累托改进）的投资就不会发生。更坏的是，这种没有事前界定好规则的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强盗逻辑，即没有规则的规则——“丛林规则”，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英国经济学家肯·宾默尔也说，“界定清晰的社会契约是市场出现的先决条件”。
所以，第一个阶段即事前的规则设计至关重要。布坎南认为，最公正的宪法秩序应该是在“无知之幕”后设计出来的。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类型（即属于哪一类利益群体）的情况下，大家通过形成共识来达成宪法秩序的设计。虽然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但收入差距不大的相对同质性的社会，还是比较接近这个理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出来的规则应该是最公正的。
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宪法秩序设计的过程中，人们都知道了自己的类型；在一个利益分化的异质性社会中，最后形成的宪法秩序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妥协的结果。因此，排除革命的话，和平的宪法秩序设计要满足所有类型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参与约束就是要保证每类人接受宪法秩序设计后不比原来的状态差（即每类人愿意参与），激励相容约束就是在满足参与约束的情况下，每类人的行为尽可能与社会目标相吻合。
我们知道，在异质性很强的社会，这两个条件都很难满足。拿参与约束来说，在收入差距很大的社会中，宪法秩序设计很有可能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样既得利益集团很可能就不会赞成宪法秩序设计，他们的行为很有可能与社会目标也是不吻合的，即激励相容约束也不满足。
因此，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越严重，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就越困难，因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就越难满足。所以，宪法秩序改革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看，宪法秩序民主和经济发展都比较好的国家，往往是在那些宪法秩序确定的时候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比较低的国家。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起点公平对于宪法秩序的设计和持久繁荣的重要性。美国自立国之初，政治家们（尤其是杰斐逊）就认为，初始经济禀赋的平等和相对平等的财产权利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这被称为“杰斐逊主义”，也是美国主流的政治哲学之一。后来的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发展路径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将这种哲学灌输给并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国家政府。日本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下，成功解散了大财阀，并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在美国影响下，韩国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在政治上，初始禀赋的平等使得利益集团问题不严重，容易达成社会共识和社会契约（宪法秩序），政府可以实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局面稍有不利，因为中国现在收入差距比较大。但宪法秩序的设计对于中国的持久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没有界定好比赛规则的体育比赛会出现混乱一样，中国若要维持持续繁荣，绕不开宪法秩序的设计。在中国收入差距已经很高、利益群体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宪法秩序的顶层设计就变得很重要，这样可以绕过利益群体的干扰。
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不同阶层的社会流动性，这样可以创造一个动态平等的社会，也有助于实现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证。 这位自称“田纳西农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语速平缓，眼神沉静，喜欢使用令人紧张的多义词或隐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样表述的思想于是有了强烈的“内在冲突”。
从他的著作中常可感受到这一经验主义信条——亚当.斯密恪守了这一信条，时刻警惕着不将具体情境内的观察和命题推广为一般命题或“定理”（任何懂得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使用“定理”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布坎南常用来描述他自己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这样一个短语：“not absolutely absolute, nor absolutely relative, but relatively absolute”（我的态度既不是绝对地绝对的，也不是绝对地相对的，而是相对地绝对的）。
越到晚年，他越意识到现实政治失败之根源是没有原则——政治人物和他们制订的公共政策越来越追寻短期利益，这是布坎南为1998年这本著作提出的最紧迫任务。与他的其它著作一样，他的理论从未离开美国现实。原则，或“generality”（一般性），成为他晚年不断呼吁的核心观念，并且在这一意义上，他走向或走入了奥地利学派。“金融危机”之后，他呼吁将“货币”问题提升到立宪层次来讨论。凯恩斯经济学占据主导，通货膨胀政策成为侵吞人民财产的主要途径。财产权是社会正义的核心，也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在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视角下，最高的一般性（原则），属于立宪范畴。
上帝死了。在各国，无一例外地，政客们（以政治为追寻短期利益之手段）逐渐驱逐了政治家（以政治为实现更高理想之舞台）。货币政策，与外交、教育、人口和社会福利及其公共政策一样，不再有原则。于是，哈耶克鼓吹的“货币非国家化”政策正在成为市场经济的宪法议题（参见Edward Peter Stringham and Todd J. Zywicki，2011，“Hayekian anarchism”（哈耶克式无政府主义），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与其听任这些政客如中国各地政府的“卖地财政”这样滥发纸币，为何不将铸币权交给自由竞争的民间钱庄呢？纸币的价值敏感依赖于发行者是否珍惜自己的名声。政客和钱庄，谁更珍惜名声？
布坎南先是在1975年发表的《自由之限度》最后一章的脚注里批评哈耶克“盲目相信传统”，后来又在讨论哈耶克1988年《致命的自负》初稿的小型研讨会上发表了类似的批评（当然是友善的）。布坎南的立场，他说：“与罗尔斯的更接近”。事实上，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主旨就是论证哈贝马斯1980年代发表的“社会交往”理论与奈特（Frank Knight，布坎南的老师和布坎南心中的两位“英雄”之一）在1940年代发表的“自由对话”理论，有无法忽视的相似性（Dalibor Roháč，2012，“Knight，Habermas，and Rawls on freedom, personhood and constitutional choice”，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 19，issue 1，pp. 23 - 43）。
现实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失败，经济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布坎南写道（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经济学，如它在80年代的那个样子，是一门忘记了最终目的或意义的‘科学’……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领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实是文盲，……他们似乎是一群被阉割了意识形态的人……。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产着这样的训练有素的和高度机智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被训练为幸运地可以无视他们学术事业的最高宗旨的匠人。他们绝不感到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说服和传授给他们的学生那些有关一群自由个体究竟如何能组织为可以相当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且不发生导致社会解体的重大冲突的社会过程的理念。”我特别喜欢布坎南这段文字，所以在我的传真问卷里全文加以引述。这段文字最后一句的关键词“社会过程”，也就是奈特1942年发表于《伦理》期刊阐述了“free discussion”（自由对话）的那篇文章的关键词（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re”，Ethics，vol. 52，no. 3，pp. 253 - 274）。
似乎意识到布坎南即将离去，JEBO（《经济行为与组织》）2011年7月出版了“布坎南”专号。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这期专号发表了一篇情谊深厚的文章，“on James Buchanan”（论布坎南）。与众不同，森的文章，核心只是一句话：布坎南的贡献很多，择其最重要者，森认为是：“The cultivation of the taste for public reasoning in an open-minded way, which James Buchanan has done so much to advance, i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his greatness for which economist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deed the world at large—have much reason to be grateful”（开放心态的公共理性之品味陶冶，布坎南贡献最为卓著，是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事实上全世界——都有充分理由为布坎南这一伟大特质而感激他）。森在这篇文章里宣称，在追寻这一思路时，布坎南是他心目中的首要英雄（“a major hero of mine”）。森的评价，在我看来极中肯。在公共领域，大众需要发言，可是大众容易有两极化的倾向。布坎南长期努力于陶冶一种更复杂的从而可以超越冲突的话语品味，在公共领域尤其难得。所以，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能是“教育民众”。因为，这也是奈特的见解：公众普遍地很难接受哪怕是最肤浅的经济学原理及其运用所得的结论。
综观布坎南毕生的思考与表述，我感触最深的，如上述，是他晚年视为最紧迫任务的“基于原则的政治”。虽然，“末法时代”，有原则的政治很难不被无原则的政治淘汰。
布坎南晚年的思想，对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他感慨：“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超越了它的限度，人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失败之处，公共选择理论只不过为他们的意识提供了一种解释——理解他们所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读者需要了解为什么政治在各地都已失败，以便为中国寻找更可能不失败的政治。
首先要澄清的是“政治失败”的涵义。布坎南，更接近罗尔斯的“契约主义”立场。最出色地为这一立场辩护的，是哈佛的天才教授斯坎伦（参见Thomas M. Scanlon，1982，“contractarianism and utilitarianism”（契约主义与功利主义），in Amartya Sen and Bernard 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任何政治行动，不论在主持者看来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功，只要违背契约，就是失败的。宪法是一套政治契约，不论是罗尔斯还是他的批评者都会同意，宪法的基本职能（在罗尔斯解释的“基本社会结构”和“主要制度”的意义上）是维护社会正义。以契约主义阐释宪法的这一职能，用斯坎伦的朴素语言就是关于“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或义务）的基本原理——斯坎伦1998年以这一短语为标题发表了他的名著《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政治的成功或失败，于是取决于它是否实现了最初的承诺。政党落实它对人民的承诺（政治契约），是基于人民支持而取得权力的政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在多党竞争的或在党内多派别竞争的体制内，执政者本应超越党派利益（他的私人“口味”），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Jeremy Bentham），所谓“立党为公”（他的公共“价值”）。这是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第2章第3节“社会状态的排序”关于选民行为的基本假设（Kenneth Arrow，1951，Social Choice and Indivial Values，1963年第二版），我称之为“公民意识”假设——每一位公民在公共领域里的“价值”不应被他在私人领域里的“口味”主导。否则，就没有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Hannah Arendt，1958，The Human Condition，第1章和第2章）。阿罗说（上引著作第1章第1节），他的老师奈特多次指出，在与自由市场体制相类的民主政治体制里，选民也如同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一样只根据他们的“局部知识”投票，于是“公共选择”总是倾向于强化“特殊利益”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容易获得更大的代议权）。不论如何，阿罗声明自己的论文“只研究民主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内容”。奈特是布坎南的老师，也是阿罗的老师。与阿罗相比，布坎南与这位老师更相似，他始终在探究民主的实质（内容）。
原则，是政治家的生命。与政客不同，政治家有信仰。原则是信仰的政治表达，它不能交易，所以它不是利益。政治普遍失败，因为政治家在各处都已消失。奈特的预言，与他的其它预言一样应验了。以“幂律”方式在过去十年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说是奈特预言的晚近验证。更早的验证发生在中国。张君劢（素享“民国宪法之父”美誉）在1948年发表“民国宪法十讲”总结辛亥以来政治不能成功之教训时发表的见解，与上述相类。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离世，享寿93岁。他的祖父曾任田纳西州州长，这位州长的孙子却因家境清贫而养成了务农早起的习惯。政治，从不承诺为掌握权力的个人带来财富。乔治.梅森大学的“布坎南小屋”（Buchanan House）是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小木屋被树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围着，十足是一座农舍，尤其是那条林间小路，刚够一辆汽车驶过，曲曲弯弯来到门前一株老松前。老松对面的门廊里摆着一对旧摇椅，窗上吊着一盆家养的野花。这格调与乔治.梅森大学气派的建筑群格格不入，却充分表现了布坎南的“低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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