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建设

⑴ 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寻根与中国化的道路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中，恩格斯讲明：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首先，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王亚南则说：为了唤起大家共同向这方面努力的注意，我曾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来。我无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样，要建一个什么学派，而且这个学派也不是用名词建立起来的。
《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论规定是发生学。其指向于研究与言说“历史” ，旨在弘扬与推进对历史学发动“哥白尼革命” 意蕴之经济学建构道路, 使范畴落实在批判原则之上, 贯彻于历史规定性之中。但是，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对这种道路和理论实践行动进行了“逆转”，推行庸俗化的解释学与非批判的科学主义主张，旨在相反将经济学沦落为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其理论工作特征是进行世界——社会认识预设构图全面玩弄解释学语言实践谋求自然科学主义最高形式和规范是数学主义规划。由于存在种种问题，—— 就中国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维与语言工作体式出现“错位” 之上，马克思之后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实现“反逆转”。真正的出路在于实现“重构政治经济学” 意蕴的经济学建构。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提出历史和实践化的工作原则与主张，以免除中国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重新锁入“解释学困境” 危局之可能。首先，应继续坚持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实践化的建构之路。其次，需要确实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学化” 之名，行“去历史化” 理论实质之企图。再次，应进而体会到“回到马克思” 的口号其实是伪的，因为，与马克思交会的真实性途径乃是通过历史和实践，绝不是文本本身。最后，政治经济学实践之路归根结底旨在冲破资产阶级科学主义思维束缚之牢笼，而又始终能够在于最终解除解释学语言束缚之牢笼。
В.С.维戈茨基在《〈资本论〉创作史》中谈到：“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把研究中的历史方面作为自己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创立政治经济学第一个真正科学历史的功劳，应属于马克思。而且，马克思的创造性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制定经济科学的历史在他那里始终同创立自己的理论相并行，构成科学研究的统一过程……因此，政治经济学史可以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反面。它必然存在于马克思经济研究的一切阶段上，既是这种研究的起点，又是这种研究的结果。”《管子·乘马》篇曰：“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辨於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
中国经济学是多路向研究的合流。以《资本论》研究体系为工作地基，在多学科的融会贯通中突出“中国元素”。所以中国元素，就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体系下的独有的“思维方法”和“语言表达方式”。中国化的《资本论》解读的要点有三：一是区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是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区分物和事，三是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概言之，就是坚持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逻辑，真正做到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为我所用，实现兼容并蓄。针对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讲述“历史发生学”，《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讲述“系统发生学”，《资本论》第三卷研究讲述“现象发生学”，《资本论》第四卷研究讲述“认识发生学”。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传统，服务现代，坚持走古今、中西结合发展的道路的建设思路，王亚南很早就有清醒认识，他说：“由上面的说明，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经济研究的创建阶段，有接续的两大任务必须完成：（1）在消极方面，需要对阻碍中国经济认识的诸种理论，特别是同商业资本一样猖獗的那些商人意识，加以无情地批判；（2）在积极方面，需要依据正确的经济理论，就中国经济过渡的转型性质，采用发展的、全面的以及比较的方法，从中发掘中国经济的若干基本运动的倾向与规则。这两个任务显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 这是一个长期化的奋斗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是，中国经济学建设的基本方向已经确立了。根据这种思路，重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就是我们的任务和具体奋斗目标。

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国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我国经济建设

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首先要梳理好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关系。我在这里谈一谈我对这三者的一点基本看法： 首先，我觉得要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严格区分开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一定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认识局限性，这是和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也是无可指责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虽然是传承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但却有很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开放的经济学、发展中的经济学，是在认识领域上的一门与时俱进的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的《通论》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马克思政府干预的观点，正因如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其面世时，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理论界对其不甚理解，以为是马克思的代言人，从而遭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理论界的猛力批判。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放性与发展性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其他经济学派所无法比拟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事实证明：从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科学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还存在不足，很多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努力完善。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赋予了我们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这也是任何一门经济学和其它科学所要面临的问题；其次，在借鉴西方经济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下去，才能成为更科学的思想体系；再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要克服满目崇洋媚外的心理，在这方面，中国有沉痛的教训，如泛市场化引起的问题：教育市场化、医疗、住房等等。 另外，为了大家能更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我引用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给我们讲的课的内容共大家思考：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某些方面是有显著区别的。下面以对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分析的思路与方法为例，对两者做一下比较：

⑶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纵横》2018.3本期要目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品性与理论品格
——基于《资本论》的视角
摘 要：

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核心的出发点，在于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版”和21世纪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必须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工作体系中“方法论规范”与“理论规范”的辩证结合关系及其一般推进机理，并引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规范的有针对性研究中。

依据《资本论》的工作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具体化在“方法论品性”和“理论品格”层面进行深入精细的研究。

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上可以构造为“革命性＋本土性＋具象性”的品性结构，相应地，具有四种有机推进的理论品格，即“继承发展”品格、“传承和创新”品格、“与时俱进”品格以及“开放生成和兼容并蓄”品格。

这一研究路线支持了以“实践创新、理论开放”为取向的中国理论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建设，进而产生“双重中心、双重体用”的实践化体系共生现象。

《资本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体用并举”将会使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更富有学科底蕴与科学气魄。
关键词：《资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品性；理论品格；政治经济学规范；教科书体系

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现实发展中的应用分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借鉴引导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其中商品的二因素剩余价值论都与中国经济发展有相符之处。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说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我国的应用颇有成效。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不知道你是要长篇大论的，还是要简洁的。。。。

以下是长篇大论的：

1. 我国经济发展为何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原理为参考
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们会疑惑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历史的选择应是一种自发性选择它不是几个伟人、几起事件所能左右的从根本上说他都是遵循着经济原则寻求最优结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国作为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避免不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产生关联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也避免不了从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中吸取精华。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而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相适应则在经济上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同样产生的重要的影响。
2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首先阐述一下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它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释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的分配规律以解释和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规律为研究任务。物质资料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在人类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和存在的。
3.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论题的论述
下面我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几个理论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应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应用来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是被实践检验和历史证明了的科学理论

至今依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指导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应成为指导我国现阶段改革的理论基础。我国现行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现在不少人对私有制经济发展心存疑虑认为私有制经济发展会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由此认为私有制经济就是剥削经济也存在私营企业主对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现阶段对待私有经济和混合经济中的私有成分首先要承认私有经济的合理性、合法性。发展私有经济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利用过剩劳动和闲置资本有利于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公有制经济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使公有制经济集中力量发展重要行业有利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要特征就必须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因此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既要坚持马克思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精髓和真谛又要与时俱进结合实际进行发展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在中国社会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社会中也得到了具体体现。 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是由劳动时间的多少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值而不是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这就对商品生产者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关系到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的成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个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在生产上所耗费的劳动有一部分得不到补偿就会亏损因而在市场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商品呢生产者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它生产改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不仅可以得到全部补偿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这表明该省品生产者的少量个别劳动得到了较多的社会承认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就决定了不同商品生产者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率不同他们之间必然存在收入差距收入多的资本家把一部分资本作为追加资本投入到下一轮生产中扩大生产资本规模改善技术就产生了良性循环致使收入不断增加而相反的资本家则进入恶性循环导致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甚至产生一些企业的兼并与破产。所以不仅在全球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悬殊在中国内部贫富差距也不断加大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有限这也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研究的剩余价值规律中国的资本家也是通过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致富的资本主义的资本分为两部分一为不变资本一为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是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为达到这一目的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扩大和加强对雇佣劳动和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实质就是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亦如此。在中国的私有企业中资本家也是通过购买劳动力对劳动力进行剥削和压迫来获得剩余价值不断进行资本积累进而进行扩大再生产不再一次对已购买的劳动力进行剥削。而在工资形式上中国与资本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基本方式都分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而马克思在对工资形式的分析上说明因为有的工资随着劳动时间变化而变化有的工资随着产品数量的多少为变化而且在同种劳动的不同工人之间由于劳动技术高低和熟练程度的不同工资水平就有高低之别。这些方面掩盖了剥削的性质因此工资就像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在中国同样有适用性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没有剥削现象究其本质无论是外国资本家还是中国资本家组织生产活动都是对工人的剥削而这种剥削在未实现共产主义之前会一直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并存。 以上写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在中国经济中的体现从而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所以下面我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应用以及产生的改革成就来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
三、证明结论
在我国改革开放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取得了卓越成效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与思想解放和经济理论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中国在探索改革开放之路中我国始终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引,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在我国领导人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借鉴与改良后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建立起全面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一美元兑换人民币1.53元的汇率来计算约合149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升上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改善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改革开放的成就有很多很多在这些成就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结晶而在这智慧的结晶的背后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四、结论及解决对策 综上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我国经济发展领域有了很多的应用其中的一些理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未来的探索与实践道路中我国应该继续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内容不断根据自己的国情与社会发展水平对其进行改造使其能更好地引导中国经济的发展。

⑸ 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1500字左右）

0分？

还1500字左右？哎哟。。

⑹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借鉴引导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其中商品的二因素剩余价值论都与中国经济发展有相符之处。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说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我国的应用颇有成效。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不知道你是要长篇大论的，还是要简洁的。。。。

以下是长篇大论的：

1. 我国经济发展为何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原理为参考
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们会疑惑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历史的选择应是一种自发性选择它不是几个伟人、几起事件所能左右的从根本上说他都是遵循着经济原则寻求最优结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国作为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避免不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产生关联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也避免不了从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中吸取精华。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而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相适应则在经济上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同样产生的重要的影响。
2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首先阐述一下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它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释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的分配规律以解释和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规律为研究任务。物质资料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在人类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和存在的。
3.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论题的论述
下面我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几个理论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应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应用来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是被实践检验和历史证明了的科学理论

至今依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指导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应成为指导我国现阶段改革的理论基础。我国现行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现在不少人对私有制经济发展心存疑虑认为私有制经济发展会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由此认为私有制经济就是剥削经济也存在私营主对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现阶段对待私有经济和混合经济中的私有成分首先要承认私有经济的合理性、合法性。发展私有经济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利用过剩劳动和闲置资本有利于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公有制经济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使公有制经济集中力量发展重要行业有利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要特征就必须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因此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既要坚持马克思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精髓和真谛又要与时俱进结合实际进行发展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在中国社会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社会中也得到了具体体现。 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是由劳动时间的多少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值而不是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这就对商品生产者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关系到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的成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个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在生产上所耗费的劳动有一部分得不到补偿就会亏损因而在市场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商品呢生产者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它生产改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不仅可以得到全部补偿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这表明该省品生产者的少量个别劳动得到了较多的社会承认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就决定了不同商品生产者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率不同他们之间必然存在收入差距收入多的资本家把一部分资本作为追加资本投入到下一轮生产中扩大生产资本规模改善技术就产生了良性循环致使收入不断增加而相反的资本家则进入恶性循环导致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甚至产生一些的兼并与破产。所以不仅在全球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悬殊在中国内部贫富差距也不断加大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有限这也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研究的剩余价值规律中国的资本家也是通过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致富的资本主义的资本分为两部分一为不变资本一为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是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为达到这一目的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扩大和加强对雇佣劳动和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实质就是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亦如此。在中国的私有中资本家也是通过购买劳动力对劳动力进行剥削和压迫来获得剩余价值不断进行资本积累进而进行扩大再生产不再一次对已购买的劳动力进行剥削。而在工资形式上中国与资本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基本方式都分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而马克思在对工资形式的分析上说明因为有的工资随着劳动时间变化而变化有的工资随着产品数量的多少为变化而且在同种劳动的不同工人之间由于劳动技术高低和熟练程度的不同工资水平就有高低之别。这些方面掩盖了剥削的性质因此工资就像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在中国同样有适用性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没有剥削现象究其本质无论是外国资本家还是中国资本家组织生产活动都是对工人的剥削而这种剥削在未实现共产主义之前会一直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并存。 以上写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在中国经济中的体现从而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所以下面我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应用以及产生的改革成就来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
三、证明结论
在我国改革开放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取得了卓越成效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与思想解放和经济理论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中国在探索改革开放之路中我国始终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引,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在我国领导人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借鉴与改良后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建立起全面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一美元兑换人民币1.53元的汇率来计算约合149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升上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改善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改革开放的成就有很多很多在这些成就背后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而在这智慧的结晶的背后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四、结论及解决对策 综上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我国经济发展领域有了很多的应用其中的一些理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未来的探索与实践道路中我国应该继续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内容不断根据自己的国情与社会发展水平对其进行改造使其能更好地引导中国经济的发展。

⑺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现状与发展

第一,中国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

第二,外国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失效,就是脑残的理论.

⑻ 如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看待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举出2到3个实例加以分析~~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1.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2.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3.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1.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2.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3.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页。

(10)(11)孙剑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选择》,《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J].财经研究,1998,(3).

[2]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J].经济学动态,1997,(7).

[3]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1997,(3).

[4]孙剑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选择[J].江海学刊,1998,(1).

[5]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J].经济研究,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