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西游记经济学

❶ 人大研究生世界经济学专业有哪些教授，那个教授比较知名

人大经济系全国排名第一，主要教授有：

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宋涛林岗张宇杨志邱海平孟捷杨达伟谢富胜沈民鸣刘明远杜朝晖赵峰张晨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研室
杨瑞龙黄泰岩陈享光李义平周文姜少敏胡霞张锦峰杨继东

西方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教研室
吴易风方福前姚开建刘凤良吴汉洪卢荻贾根良周业安郭杰陶然陈彦斌黄淳李天有姚明霞王湘红于泽孙文凯陆方文Peter KELLY

经济史教研室
高德步贺耀敏陈勇勤王珏

数量经济学教研室
赵国庆韩松杨斌江艇

企业与网络经济学教研室
韩小明于同申李军林杨其静李琼程华聂辉华刘小鲁李三希

❷ 聂辉华的个人作品

聂辉华、张雨潇，2015，《 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世界经济》，第6期, Ruixue, Huihua Nie, 2015, “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forthcoming
Zhang, Yuxiao, Mingyue Fang, Ting Jiang, and Huihua Nie, 2015, “Contractual Hazard, Political Hazard and FDI Ownership Structure in Joint-venture Enterprises in China”,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thcomingJiang, Ting, and Huihua Nie, 2014, “The Stained China Miracle: Regulation, Corrup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Economics Letters,123(3): 366-369
Nie, Huihua, Minjie Jiang, and Xianghong Wang, 2013,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1(4): 995-1011
Nie, Huihua, and Jinbo Li, 2013, “Coll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a Mode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1(2): 18-39
杨瑞龙、王元和聂辉华，2013，《“准官员”的升迁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管理世界》，第3期，23-33
Li, Jinbo, Huihua Nie, 2012, “Confucian Filial Piety, Economic Growth and Divergence among Civilization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3(4): 69-88
聂辉华，2012，《最优农业契约与中国农业产业化模式》，《经济学季刊》，第12卷，第1期，313-330
聂辉华、江艇和杨汝岱，2012，《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第5期，142-158
李金波、聂辉华，2011，《儒家孝道、经济增长与文明分岔》，《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41-55
聂辉华、贾瑞雪，2011，《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世界经济》，第7期，27-42
聂辉华、蒋敏杰，2011，《政企合谋与矿难：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第6期，146-156
Huihua Nie, Mingyue Fang and Tao Li, 2010, “China’s Value-added Tax Reform, Firm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5(3): 445-463
方明月、聂辉华、江艇和谭松涛，2010，《中国工业企业就业弹性估计》，《世界经济》，第8期，3-16
李金波、聂辉华和沈吉，2010，《团队生产、集体声誉和分享规则》，《经济学（季刊）》，9(3): 941-960
聂辉华、方明月和李涛，2009，《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东北地区为例》，《管理世界》，第5期，17-24
聂辉华，2008，《制度均衡：一个博弈论的视角》，《管理世界》，第8期，158-167
聂辉华、谭松涛、王宇锋，2008，《创新、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基于中国企业层面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第7期，57-66
杨其静、聂辉华，2008，《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基于文献的一个思考》，《经济研究》，第3期，43(3): 99-114
聂辉华，2008，《契约不完全一定导致投资无效率吗？——一个带有不对称信息的敲竹杠模型》（博士论文Part II），《经济研究》，第2期，43(2): 132-143
聂辉华、李金波，2006，《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季刊）》，6(1): 75-90
聂辉华，2006，《取消农业税对乡镇政府行为的影响——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世界经济》，第8期，71-78
杨瑞龙、聂辉华，2006，《不完全契约理论：一个综述》（博士论文Part I），《经济研究》，第2期，41(2) : 104-114
聂辉华，2004，《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管理世界》，第12期，146-153
聂辉华，2003，《企业：一种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的粘性组织》（硕士论文Part II），《经济研究》，第8期，39(8): 64-69 聂辉华、李翘楚，2013，《中国高房价的新政治经济学解释——以“政企合谋”为视角》，《教学与研究》，第1期。
聂辉华、邹肇芸，2012，《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国际经济评论》，第6期
Wang, Xianghong, and Huihua Nie, 2012, “The Impact of Collective Wage Agreements in China: A Firm Level Study”, Labor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Association (LERA), Proceedings of the 64th Annual Meeting, p92-102
尹振东、聂辉华、桂林，2011，《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的选择：政企关系的视角》，《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
聂辉华，2011，《对中国深层次改革的思考：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聂辉华，2011，《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转变》，《教学与研究》，第1期
方明月、聂辉华，2010，《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分布的特征事实》，《产业经济评论》，第2辑
方明月、聂辉华，2008，《企业规模决定因素的经验考察》，《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
聂辉华、李金波，2008，《资产专用性、敲竹杠和纵向一体化——对费雪车身－通用案例的全面考察》，《经济学家》，第4期
聂辉华等，2008，《竞争还是产权？——对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经验考察》，《教学与研究》，第1期
聂辉华、李文彬，2006，《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河南社会科学》，第4期
聂辉华，2005，《企业布局脑体分离法》，《商界－中国商业评论》，第3期
聂辉华，2005，《新制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歧与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李海舰、聂辉华，2004，《论企业与市场的相互融合》，《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聂辉华，2003，《企业的本质：一个前沿综述》，《产业经济评论》，第2卷第2期（12月），（硕士论文Part I）
李海舰、聂辉华，2003，《现代企业的脑体产业分离发展》，《中国经贸导刊》，第15期
李海舰、聂辉华，2002，《全球化时代的企业运营——从脑体合一走向脑体分离》，《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
李海舰、聂辉华，2002，《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及其战略选择》，《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
聂辉华，2002，《新兴古典分工理论与欠发达区域的分工抉择》，《经济科学》，第3期
聂辉华、李海舰，2002，《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观点的评析》，《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聂辉华，2002，《与OECD比，我们还要走多远？》，《改革与理论》，第1期
聂辉华，1999，《需求不足，责任不在百姓》（本科2年级），《经济学家》，第3期 《 跟<西游记>学创业》，聂辉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参与编写《中级微观经济学》之“寡头厂商的策略行为”、“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附录”三部分，刘凤良、周业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聂辉华、毛学峰，《从流通体制透视农产品涨价现象》，收入《中国通货膨胀新机制研究》，刘元春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声誉、契约与组织》，聂辉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规制与发展》(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法]让－雅克 拉丰著，聂辉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公司财务和治理机制：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比较》，[美]唐纳德·H·邱主编，杨其静、林妍英、聂辉华和林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
《企业理论：现代观点》之第二、三、四章，杨瑞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北京为什么实行无效率的车牌摇号政策？》，与党力、唐志伯合作，《经济学家茶座》，2013年（总第60辑）
《大数据时代亟须建立小微企业数据库》，与刘鹰、刘小玄合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19日A06版
《如何管理猪八戒这样的马屁精？》，《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4辑（总第58辑）
《唐僧为什么不授权给孙悟空？》，《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3辑（总第57辑）
《西天取经的履约机制》，《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2辑（总第56辑）
《关于上访的四个故事》，《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1辑（总第55辑）
《大学校长和书记如何实现“黄金搭档”？》，与张彧、蒋敏杰合作，《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4辑（总第54辑）
《哈佛导师的武林大会》，《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3辑（总第53辑）
《中国改革：从摸石头过河到架桥梁过河》，《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
《不应对教师采取双重标准》，《科学时报》，2011年9月8日A1版
《校长和书记：谁是大学的“一把手”？》，与蒋敏杰、张彧合作，《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总第52辑）
《减少矿难的关键在于改革干部绩效考核制度》，与李金波合作，《中国纪检监察报》，2011年7月14日第四版
《限购令难以遏制房价涨势》，与李翘楚合作，《金融管理与研究》增刊《企业理财》，2011年7月
《复杂的理论也很有趣》，《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一辑（总第51辑）
《国企应成为纠正市场失灵的良药》，《国企》，2011年3月
《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4日，第11版
《产权不清，科斯不灵》，《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六辑（总第50辑）
《哈特：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哈佛教授》，《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五辑（总第49辑）
《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四辑（总第48辑）
《没有架子的哈佛教授》，《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三辑（总第47辑）
《在哈佛感受“以生为本”》，《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二辑（总第46辑） 《政府选择性执法与公民被迫维权》，《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
《斩断政企合谋的利益链条》，《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1月
《“钓鱼执法”彰显政府治理结构错位》，《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
《中国版“常春藤联盟”流于形式》，《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
《威廉姆森：“交易费用”如何可证伪》，《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
《如何避免对下属赏无可赏？》，《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五辑（总第37辑）
《穷人和富人的竞争》，《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三辑（总第35辑）
《医生比经济学家更高尚吗？》，《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二辑（总第34辑）
《权威教材会不会破坏学生的创造力？》，《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一辑（总第33辑）
《用明线规则完善劳动合同法》，《西部论丛》2007年第12期
《十年乡村》，《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六辑（总第32辑）
《什么才是和谐社会？》，《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五辑（总第31辑）
《谁在搞臭中国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四辑（总第30辑）
《学好经济学对研究生找工作有用吗？》，《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三辑（总第29辑）
《姓什么会影响你成为经济学家吗？》，《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二辑（总第28辑）
《为什么中国人多经验而少理论？》，《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一辑（总第27辑）
《交友的境界和博弈的均衡》，《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四辑（总第26辑）
《质疑央企市场化考核》，《人力资源》2006年12月（总第241期）
《大陆高校：没有一流待遇，哪有一流水平？》，《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三辑（总第25辑）
《政府应从制度上为农民分散市场风险》，《中国改革报》2006年8月17日
《从人间消失的一亿女性》，《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二辑（总第24辑）
《再论“三个和尚没水喝”》，《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一辑（总第23辑）
《旅游业越好，教育业越差？》，《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四辑（总第22辑）
《报纸为什么不免费发送？》，《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三辑（总第21辑）
《挑战所罗门国王的智慧》，《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二辑（总第20辑）
《道德：经济学的“黑洞”》，《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4辑，总第18辑
《王小石事件：凭什么让证监会背黑锅？》，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4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上海磁悬浮：将做秀进行到底》，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3期（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网站日文转载）
《江南日记》，《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1月19日（No.620）第四版
《“刘翔读博”与“李约瑟之谜”》，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2期（新华网、搜狐网转载）
《“上海办证”与传媒造假》，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1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史美伦：制度先遣者的代价》，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0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理性看待“郎咸平事件”》，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9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统计与猫》，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8期
《定价的学问》，《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8月27日（总第608期）
《童年的梦》，《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3辑（卷首语），总第17辑
《一个大陆学生心中的杨小凯》，《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3辑，总第17辑
《德隆事件拷问学者良知》，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6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车牌拍卖：上海市叫板商务部的背后》，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3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质疑无偿献血制度》，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2期（被《南方周末》等重要媒体报道）
《发展经济的关键是培育企业家》，《经济晚报》2004年4月26日16版
《为何“自古红颜多命薄”？》，《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1辑，总第15辑
《天妒英才杨小凯》，《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年12月12日
《另类新经济：不确定时代的逐利行为》，新华社《环球》2003年第22期（《读者》2004年第3期转载）
《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4辑，总第14辑
《南海目击与假说》，《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5月30日7版
《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2辑，总第12辑，收入《经济学家茶座》精华本
《校园爱情：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4辑，总第10辑，收入《婚姻爱情经济学》
《虚弱的多数》，《改革与理论》2002年第7期
《转移的财富》，《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4月26日头版
《面对入世：中国经济学家准备好了吗？》，《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3期
《重庆与普通话》，《经济学消息报》 2001年11月16日 （NO.463）
《手机选号费：到底该不该取消？》，《改革与理论》2001年第11期
《并购浪潮影响深远，寡占时代悄然来临》，《经济学消息报》 2001年9月14日 （NO.454）
《从清华北大教育拨款谈起》，《经济学消息报》 1999年7月16日 （NO.341）

❸ 聂辉华的介绍

聂辉华，字逸才，1978年出生，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人，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是契内约与组织容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导师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Oliver Hart教授）。所授课程：初级、中级微观经济学（本科生），博弈论导论（本科生），契约理论（研究生），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生），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生）。

❹ 聂辉华的学术活动

主持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课题“契约失灵的原因以及治理方式”（200903）
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项目“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中投资效率悖论的解释”（06XNB023）
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地区制度质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12YJC790143）
2011年，主持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委托课题“物联网及云计算产业发展环境推动研究项目——移动互联网和车联网产业价值与制度研究”
2011年，主持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课题“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央、地方和企业博弈”
2010年，参与姚洋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及其趋势研究”（09&ZD020） “The 1st Annual Xiame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Economic Analysis of Institutions”, May 18-19, 2013, Xiamen University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Royal Economic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2 -5, April, 2013,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Grossman and Hart at 25” conference, June 24-26, Brussels, Belgium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presented on CES China Conference, June 17-19, 2011, Beijing, China
“Does Contractual Incompleteness Necessarily Lead to Inefficient Specific Investment?”, presented on CES Changsha Annual Meeting, July 28-30th, 2007, Changsha , Hunan , China
The Collusion between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Fi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Jinbo Li, presented on 2006 Far Easter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July 9th-12th,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 Supplement to the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China, presented 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framarginal Analysis and Chinese Economy, by Fudan University and Macau University, 14-15th, July, 2002
2011年9月，参加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并宣读论文，辽宁大学
2011年7月，参加“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并宣读论文，中国人民大学
2010年4月，参加《哈佛中国评论》（Harvard China Review）年会并担任经济单元主持人，哈佛大学
2009年6月，主持第一次“微观经济理论论坛”，中国人民大学
2009年6月，参加第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并宣读论文，中山大学2008年11月，参加首届中国经济金融和管理论坛并宣读论文，深圳大学
2008年10月，参加“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并担任嘉宾，北京大学（CCER）
2008年10月，参加第二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并报告论文，复旦大学
2007年12月，参加第一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并报告论文，南开大学
2005年10月，参加2005年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并报告论文，北京
2005年9月，参加第五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并报告论文，大连 2013年5月9日，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硕博连读学生做讲座“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两篇论文”。
2013年5月8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为本科生做讲座“从制度经济学反思中国改革”
2013年4月23日，在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报告论文“政企合谋、周期性干预和行政管理体制”。
2013年4月22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报告论文“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2013年3月22日，在北方工业大学为“产业经济学前沿”课程讲授“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进展和应用”。
2012年12月21日，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报告论文“政企合谋、周期性干预和行政管理体制”。
2012年10月12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报告论文“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2012年5月25日，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为本科上做讲座“从契约理论思考中国改革”，为教师及研究生报告论文“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 in China”。
2011年11月27日，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硕博连读班讲授“组织经济学前沿——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进展”。
2011年11月17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seminar报告论文“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 in China”
2011年5月25日，赴北京密云县为中航工业集团中航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某干部培训班讲授“博弈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最优薪酬设计”
2011年4月6日，赴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做讲座“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
2011年3月23日，在人大财金学院“财税论坛”报告论文“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he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2011年3月9日，赴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学院做讲座“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
March 30, 2010, “Hold-up, Property Rights, and Reputation”, Brow-bag semina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2009年6月3日，赴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做讲座“生动的经济学和规范的经济学论文” 2010年3月31日，“reputation, holp, and property rights”，哈佛大学经济学系
2008年10月10日：“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组织治理”，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2008年7月：“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进展”，“全国企业理论前沿与中国制度变迁”研究生暑期学校，中国人民大学
2008年3月18日：“直面现实的经济学研究——谈谈如何写作经济学论文”，对外经贸大学
2007年6月13日：“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2006年12月25日：“契约不完全一定导致投资无效率吗？”。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5年10月：“契约理论及其在组织中的应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05年8月：“新制度经济学”（短期课程），湖南湘潭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试验班
2004年12月：“国有企业改革：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2003年11月：“企业理论与产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❺ 求：西游记经济学（一）（二）（三）（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全文！谢谢！

读秀文献正在传递，不急的话明天再传，下面是博客复制的。
西天取经的履约机制
——《西游记》经济学之一

聂辉华

唐僧奉唐太宗之命去西天取经，这是一个绝对艰难的使命。从东土大唐到西天灵山，有十万八千里，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尽是妖魔鬼怪。最终，唐僧师徒四人以及白龙马耗费了14年才从如来佛处取得大乘佛法真经。若是在今天，步行十万里，没汽车没旅馆，没工资没保险，生命有危险，花十四年去完成一个任务，谁会干这事？！在西天取经的团队中，唐僧心软体弱，孙悟空刁顽暴戾，猪八戒好吃懒做，沙和尚忠厚老实，白龙马基本上只是脚力。中国有句古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取经团队中，为什么大家一开始愿意从事这一艰苦卓绝的职业？如果有人偷懒怎么办？如果有人中途退出又怎么办？在经济学中，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发生的这类难以监督的行为，被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即便是神仙也经常有凡心，也会开小差，也有人性的弱点，因此要完成西天取经这一艰巨的任务，光靠个人意志或道德肯定是不够的。一定得有制度上的安排来约束人性的弱点，奖勤罚懒，相互制约，保证西天取经这一目标最终能够成功。在现实生活中，当上级给下级安排了一项艰难的任务时，意味着上下级之间达成了一种契约关系，那么就必须有巧妙设计的制度或机制来解决契约履行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这次我们就来聊聊西天取经的履约机制（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一

我们首先对取经团队中的角色一一考察，然后讨论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首先说唐僧，应该说他是取经团队中意志最坚决的成员，也是团队的领导。先看唐僧的背景。唐僧本名陈玄奘，在《西游记》中是金蝉子转世，又在金山寺长大，自幼研习佛法，因此天生就是佛教的人，对佛教忠贞不二，这是他的个人禀赋。接着看他的出身。外公殷开山是当朝丞相，正一品官职，相当于今天的正国级干部。父亲陈光蕊是科举状元，当时就官拜江州州主（从五品），复活后升至文渊殿大学士（从四品），在今天就是厅级干部了。总而言之，外公和父亲都是高干，唐僧是标准的“官二代”，出身绝对是根正苗红。再看他的地位。在唐太宗的水陆法会上，唐僧是主持人。唐太宗将从观音那里获得的两件礼物——价值五千两银子的锦襕袈裟、两千两银子的九环锡杖赐予唐僧，让唐僧在长安城里风光无限。这还不算，最给面子的是，当唐僧自告奋勇要求前往西天取经时，唐太宗居然与他结拜兄弟，也因此唐僧有了“御弟”的名号。拜兄弟就等于是纳了“投名状”，唐僧就得竭尽全力去完成皇兄托付的任务。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唐太宗此举等于让唐僧做出了一项不可更改的承诺。如果取经不成，太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有多严重？唐僧自己说了：“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1] 这唐僧直接就发下了毒誓！归纳一下，唐僧出身高贵，地位尊崇，说话自然要算数，这是“声誉”（reputation）的力量；他与太宗结为兄弟，又当众立下毒誓，这是做出了可置信的承诺（commitment）。因此，即便前途险恶，性命攸关，唐僧也唯有万死不辞，否则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有何颜面失败而归？
那也许有人问，万一唐僧取经失败、滞留国外呢？事实上，尽管唐僧意志坚决，但人性也有柔软的时候。看过1986年央视版《西游记》电视剧的人可能还记得，当唐僧师徒几人经过女儿国时，女儿国王执意挽留唐僧留下来与她成亲，共治江山。在女王的柔情蜜意下，唐僧似乎已经动情了，却被赶来的蝎子精搞坏了情调。原著写到这一段时，说唐僧“战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痴”（第406页）！没有蝎子精搞鬼，说不定唐僧真的愿意留在女儿国享受荣华富贵呢。可见，即便像唐僧这样意志无比坚决的人，也不能保证在环境的改变下矢志不移。这就是人性的弱点。我们不妨猜想一下，万一唐僧留在女儿国当国王了，后果究竟有多严重？首先，按照他的毒誓（神话中的毒誓应该能应验），他会堕入地狱。在讲究因果报应的佛教徒看来，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后果了。其次，他要是不回国，他老丈人和父亲肯定会受到牵连。对皇帝说话不算数，这种欺君之罪在古代是可以满门抄斩的！此外，还有其它机制制约着唐僧，下文再表。反过来，如果他坚持取经，即便失败，最大的后果无非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但至少可以名垂青史。因此，对于唐僧而言，面对他和唐太宗的约定，由于爽约的成本远高于履约的成本，他肯定会坚持履约。这告诉我们，在博弈论中，要看对手说话是不是算数，他的承诺是不是可信，关键不是他的态度、他的语言、他的人品，而是他说话不算数的成本是不是比收益更高。人性不足信，制度更可靠，因此要借助制度安排来影响对手或下级的成本和收益，从而让其选择自己或上级想要的行为。
取经团队的第二号人物当然是孙悟空了。和唐僧比，孙悟空取经的意志虽然不如他那样磐石不移，但也足够坚定，原因是孙悟空取经的机会成本很低，但收益却很高。孙悟空因为大闹天宫，被如来制服，在五指山下压了五百年。这次惨败让孙悟空一无所有，不仅声名扫地（以后碰到妖怪时还因此常被嘲笑），而且大本营花果山也被人侵占，猴子猴孙都受牵连。跟花果山的逍遥日子比，五行山简直就是地狱。孙悟空每天被压在山下，风吹日晒，饥渴时只能靠土地神给他喂铜汁铁丸。这日子哪里是人过的！因此，当观音菩萨经过五行山，劝说孙悟空加入佛门，做唐僧的徒弟，保护他去西天取经，事成之后“可得正果”时，孙悟空没有任何理由不答应。想想看，一个一无所有的服刑人员，有什么资格谈条件？更重要的是，去西天取经的任务一旦完成，孙悟空不仅可以恢复名声，而且还有望成仙成佛，在体制内得到一个“编制”，彻底摆脱“妖”的民间身份。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最容易参加革命的，就是因为其机会成本太低。孙悟空的取经意志不必怀疑，而且他武艺高强，这都是他的优点。但孙悟空的缺点也很明显，他喜欢自作主张，而且经常不尊重领导。唐僧是他的上级，但唐僧经常敌我不分。如果有着一双火眼金睛的孙悟空看不起唐僧，或者与唐僧顶撞了，要退出他与观音约定的契约，那该怎么办？这样的事情在《西游记》中不止一次发生过。经过女儿国之后，在杨家庄，孙悟空打死了几个草寇，导致他和唐僧之间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以至于唐僧和孙悟空分道扬镳。显然，这样的冲突，光靠取经团队自身是难以解决的，需要求助外部关系或者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
接着说猪八戒。在取经团队中，猪八戒是意志最薄弱的人，原因是他取经的机会成本最高。猪八戒本是天河里的天蓬元帅，算是高级将领，只因调戏嫦娥，被玉皇大帝打了两千锤，然后贬下凡尘，还错投了猪胎。按说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又长相丑陋，不应该有什么既得利益。但猪八戒不同，他曾两度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小日子过得滋润快活。第一次做“倒插门”女婿，是跟了一个叫卵二姐的。卵二姐一死，猪八戒合法地继承人家的遗产，占了人家的云栈洞，每日以吃人为乐。观音在去往东土的路上，劝他归入佛门，他也答应了，按说应该好好做人，静候唐僧路过。但他基本不当回事，又跑到高老庄做了第二次“倒插门”女婿，继续过他的快活日子。像猪八戒这样的，本来就有家有业，日子逍遥快活，如何肯真心前往西天取经呢？因为对他来说，就算取经失败，他还是可以回到高老庄继续做他“倒插门”女婿。他甚至在临走时，还叮嘱老丈人：“你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照旧与你做女婿快活。”（第141页）反正猪八戒心里早算计好了：取经成，他得正果；取经不成，他继续过原来的日子。毫不奇怪，每次取经团队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猪八戒总是第一个提出“散伙”。如果团队中有这样一个极端的机会主义者，要让他死心塌地去完成团队目标肯定是很困难的。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对于机会主义者，关键是消灭他的其它机会，从而让他取经的机会成本降低。办法之一就是断了他的退路。孙悟空显然懂这个道理，因此他要求猪八戒临走时烧了他的云栈洞，而猪八戒也照做了。但孙悟空却没法拆散了人家的事实婚姻，更不能没收高太公的合法财产（这些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就是猪八戒），因此这招根本不够用。吊诡的是，孙悟空自己却不愿烧了他的水帘洞，可见他也有点机会主义。显然，要制约猪八戒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光靠某个人是不行的，也必须有合适的制度安排。
然后说沙和尚。沙僧原是玉皇大帝身边的卷帘大将，应该算是玉帝身边的亲信。他因为在蟠桃会上不小心打碎了玻璃盏，被玉帝打了八百下，然后贬到流沙河。这还不够，玉帝竟然派人用飞剑刺穿沙僧胸肋，七天一次，每次一百下。同样是“刑满释放人员”，但沙僧却没有猪八戒那样的运气。受着这样的罪过，如果有一个解脱的机会，我想换谁都会答应的。因此，当观音要沙僧入佛门上西天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更别提还有“功成免罪，复你本职”的奖励了。总之，在西天取经这件事上，沙僧的品性没有问题，意志也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武功不够高强，头脑比较简单。要完成一件艰难的任务，光有人品是不够的，能力有时也会成为短板，因此也需要特定的制度安排来弥补这个缺陷。
最后说一下白龙马。白龙马虽然基本上以“马”的形式出现，但他也算一个成员，而且实际上他也是贵胄出身。他本是西海龙王熬闰之子，只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其父亲告到玉帝那里，打了三百下就算了，竟然要问斩！真不知道天朝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烧明珠的白龙要问斩，打碎灯的沙僧要被剑刺，但调戏良家妇女的猪八戒却只是贬职！看来玉帝老儿也是赏罚不公啊。（执法不公害死人啊，下回再表。）一个“死刑犯”，被观音刑场救下，当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报答观音的救命之恩了。因此，白龙马的取经态度那是最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机会成本最低，或者反过来说机会收益最高。看来，有时“恶人”有恶人的用处，用得好甚至比“好人”更有用。看到这里，我想读者可能开始明白了为什么如来要让观音去收服这些个“刑满释放人员”或“死刑犯”来充当取经团队的成员了。

二

前面的分析说明，光看单个人，几乎没有谁能保证完成取经任务，因为人性都是有弱点的。因此，巧妙的制度安排就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西天取经团队以及相关的人事安排，完全是一个精巧的机制设计。
我们首先从最薄弱的环节分析。猪八戒是取经团队中最不靠谱的一个，贪恋红尘，好吃懒做，经常开小差。唐僧虽然是领导，他其实是管不住猪八戒的，因为猪八戒没戴紧箍咒，并不怕唐僧。但猪八戒有怕的人，那就是孙悟空。孙悟空武功比他强，点子也比他多，脾气还不好，不听话就可以揍他。高老庄一战，猪八戒成了孙悟空的手下败将。在《西游记》中，每次猪八戒开小差，不是被孙悟空揪耳朵，就是被孙悟空捉弄。因此，有孙悟空在，猪八戒就不是问题，他至少还是一个帮手，一路上打打杀杀也可以帮点不大不小的忙。
最棘手的环节当然是孙悟空。他武功高强，偏又脾气暴躁，且目无尊长，这样的团队成员是最难领导的。但孙悟空有他的致命弱点，就是受骗戴上了如来的紧箍咒，好比中了毒的人。很不幸的是，控制毒性发作的人恰恰是他的顶头上司唐僧。因此，如果孙悟空想开溜，或者不听话，唐僧有办法摆平他。但如果唐僧受不了他，他也受不了唐僧了，这法子就没用了。此时，观音就以更高层领导的身份加以干预。在“真假美猴王”事件之后，观音明确告诫唐僧，这一路上必须有孙悟空的保护才能取得真经，否则功亏一篑，切不可赶走孙悟空。表面上看，在杨家庄经历了那次最激烈的师徒冲突之后，观音作为更高层的领导，既没有责罚孙悟空，也没有批评唐僧，但实际上却默认了孙悟空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个取经故事中，如来先和观音签约，观音再和唐僧签约，唐僧又和几个徒弟签约。换句话说，如来是观音的上级，观音是唐僧的上级，唐僧是孙悟空等人的上级。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集体。唐僧就算不喜欢孙悟空，但要完成任务还真不能少了他，更何况他的顶头上司观音发话了，他必须服从。
至于唐僧，虽然是领导，但也不能保证总是比成员的意志和品性更可靠，因为人都有弱点。毕竟，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像唐僧那么帅气，出身又那么高贵，因此很容易成为婚姻市场上的抢手货。有时候，唐僧可能有点心猿意马，此时作下属的就会提醒一下。例如，在女儿国那回，当女王在城外想挽留唐僧时，猪八戒大耍本相，吓退了众人；沙僧趁机将唐僧抢出人群，扶其上马；而孙悟空则准备施定身法稳住女儿国大众。如果猪八戒也是一个帅哥，估计就和唐僧一起留下了，但他偏偏不是。可见，在一个团队中，如果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差异，有时也是好事，至少不容易合谋起来对付上级。
一个团队中，搞定了最薄弱的环节和最棘手的环节，剩下的问题就好办了，就是让团队成员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沙僧和白龙马意志坚决，人品可靠，但能力不足。但这没关系，因为孙悟空和猪八戒能力不错。面对能力强、品性差的团队成员，用奇招制服他；面对能力弱、品行好的成员，让能力强的成员照应他。如此一来，团队成员之间自然相得益彰，还有什么任务是完不成的呢？不得不说，安排这个团队的观音菩萨才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