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行为研究

A. 何为经济法现象经济法学如何以它为研究对象

1，经济法现象是指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
2，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在内经济法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容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和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所致，至今未能取得共识。概括来讲，学术界关于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和表述，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观点认为是经济法律、法规现象；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经济法律、法规。还有的认为，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以经济法律、法规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法律现象。这一研究对象由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事实、经济法律关系和经济法律责任五个部分组成

B. 你好！可以帮忙找一篇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经济法问题研究、循环经济法制相关问题研究吗谢谢！

一 循环经济的法理基础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但在人类取得一个个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世界人口剧增、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枯竭等，表明传统发展模式已达到难以为继的地步。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以后，在少数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而言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循环经济。“循环经济”这一术语于90年代中期出现在中国。1998年我国国家环保总局提出“积极推动传统经济模式相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变”。而要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必须加快制定循环经济法规，加强法律调整，这就须要对循环经济进行法理上的深层次思考，在此基础上对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做出变革。当前我国对于循环经济的法律研究多集中在立法层面，而对其背后的法理基础很少有学者关注。张玉霞认为：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是人类对传统的经济模式的反思和创新（张玉霞 《循环经济的法理分析》）。其法理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环境权的提出1、生态经济学应触及总体经济学的次领域观和经济外部性理论的提出。生态经济学应触及总体经济学的次领域观是由生态经济学大师Daly提出来的，其目的是界定出一套总体经济制度，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数量进行限制，即生态学金字塔究竟可以容纳下多大的经济学金字塔，使经济和生态都得到持续发展。经济外部性理论是1910年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随后，他的学生庇古丰富和发展了外部不经济性理论。环境问题是外部不经济性的必然结果。2、环境权的法律观念越来越为人类所重视。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第1条申明了共同的信念：“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献，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的共识。（二）循环经济理念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发表的《宇宙飞船经济观》提出要以“循环式经济”代替“单程式经济”以解决环境污染与资源枯竭问题。后来，英国经济学家D.Pearce和P.K.Turner《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一书中正式提出循环经济一词，以代表一种有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模式。（三）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拓宽了可持续发展这一议题的法律内容。循环经济是当今世界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最佳途径。国家环保总局相关负责人曾指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是传统经济不可避免的突出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深层矛盾，就要实现发展方式从传统经济到循环经济的转变，这是20世纪的战略选择。二 循环经济的法律界定学术界在研究循环经济过程中，已从资源综合利用的角度、环境保护的角度、技术范式的角度、经济形态和增长方式的角度、广义和狭义的角度等不同角度对其作了多种界定。循环经济的萌芽状态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根据当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波尔丁的理解，循环经济是指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物处理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蔡守秋认为：循环经济是环境保护的一种手段，是在经济发展中遵循生态学规律，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从而达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目的。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佑海认为：循环经济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生态规律、以废物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抑制生产、回收利用、再生利用、热回收、无害化合理处置为顺序的经济活动，目的在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发改委对循环经济的定义是：“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我国首个循环经济试点城市贵阳于2004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循环经济进行了界定。该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本条例所称循环经济，是指最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减量、再用、循环’为原则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说，这一法律界定是对循环经济概念研究的有实践意义的理论探讨。三 循环经济法的性质之争所谓循环经济法，不是指某项循环经济法规，而是指调整因循环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但关于循环经济法的性质，学界存在巨大的争议。蔡守秋认为：循环经济法属于环境法（蔡守秋 《论循环经济立法》）。他认为，循环经济不是一般意思上的经济，而是与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治理及其管理有关的经济，即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绿色经济或环境经济，循环经济法是结合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法。虽然循环经济法与经济法有关，但其立法的目的、内容大都与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有关，其遵循的生态规律和“三R”原则也主要是环境资源法所坚持的原则，因而，应当把环境资源法规为环境资源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孙佑海认为：循环经济法属于经济法。因为从行为上研究，循环经济法主要调整三个方面：一是废物的管理和再利用，二是污染防治和治理，三是通过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标。核心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因此把它偏重放在循环经济中比较妥当。梁毅雄也认为：循环经济属于经济法（梁毅雄 《循环经济的法律性质论》），主要理由有五：第一，从立法理念上看，循环经济法关注的是经济的循环，而环境与资源法关注的是污染预防和治理。第二，从调整对象上看，循环经济是一种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只是解决环境问题，其调整对象不属于环境范畴。第三，从价值取向上看，循环经济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整体效益、和谐等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价值观以及实质正义价值观相契合。第四，从原动力上看，循环经济要解决的是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而经济与环境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环境资源配置的两大缺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无论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都需要经济法进行调整。第五，从法律调控方式看，循环经济属于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因为政府主要用宏观调控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从整个社会层面调控经济大循环，用具体的产业调控政策来宏观调控循环经济。四 循环经济法对传统法律体系的冲击如果循环经济要专项立法，势必会将污染防治、保护资源等基本内容和清洁生产等具体制度囊括在内。基于我国现在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如《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以《环境法》为基础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同时还存在大量的资源法如《水法》、《森林法》等，如何处理循环经济法与已有的环境资源保护法之间的关系便成了一道难题。在如何对待《清洁生产促进法》的问题上，孙佑海认为：循环经济法的基本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后，就可以废除《清洁生产促进法》，理由是循环经济的概念和范围要大于清洁生产（孙佑海 《循环经济立法问题研究》）。同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也应并入到循环经济法中。蔡守秋认为：在立法上，不能用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去取代或包含《环境保护法》等环境资源法律，而应该制定或修改如《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等法律，避免立法的重复（蔡守秋 《论循环经济立法》）。五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制变革目前我国还没有全面、综合调整循环经济的专门法律，或者说完整意思上的循环经济法在我国还处于萌芽状态，尤其我国现行法律中还存在于循环经济理念不相适应的制度，亟待突破和完善。林海等人认为，税收法制上的障碍主要体现在（林海，尧艳，陈宇红 《构建发展我国循环经济的税收体系》）：首先，缺少针对环境污染的行为或产品课税的专门法律；其次，现行税制不能有力地限制资源大规模开采和浪费，最后，缺乏有利于循环经济技术和产品的开发、推广及利用的税收鼓励制度。其对应法制变革措施是：制定限制资源过度开采和浪费的税收法律制度，如完善增值税、消费税等，制定减轻污染保护环境的法律制度，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技术开发、推广及利用的税收法律制度。张艳认为：我国环境法、经济法、科技法都存在法制缺陷，应该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法制变革和创新，如重建环境税收制度、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绿色技术创新风险管理制度、绿色技术决策与规划制定、绿色技术成果评价制度、金融法律制度、环境会计制度、企业绿色管理制度等。（张艳 《构建发展我国循环经济的税收体系》）。李俊然认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在产权法制、税收法制、经济核算法制、环境科技与教育法制上均存在法制障碍。应当完善环境资源财产权，确立环境产权制度；调整现行税法的税种，建立环境税收制度；完善经济核算法制，建立绿色GDP制度和和绿色会计制度；加快循环科技立法，建立循环科技研发促进制度。总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产物。通过对循环经济的法理分析，提出法制变革的建议，以法律生态化的理念对循环经济法律制度进行创新，使法律这一工具在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C. 研究经济法 方法

概念是人们对事抄物固有属性的概括，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和对话的基本工具，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建立在概念和范畴基础之上的思维过程。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法律无疑应当以严密的概念所构成，而以法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学也应当与法律概念的严密性要求相适应，以利于形成一个能明确指导人们行为的法律制度体系。经济法是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一个概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的发展和需要，经济法开始从最初理论上的空想逐步向现实的法律制度演变，因而，经过一个近世纪的发展，今天的经济法已经从逻辑上的虚拟概念演变为一个真实的概念，而且在当今的法律实践和法学理论中被普遍接受和使用。可以说，无论是观察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还是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进行法学思维和学科交流，还是从事法学教育；无论是国家进行立法、执法和司法，还是市场主体对自己经济行为进行判断，经济法概念在其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毋庸否认，目前的经济法概念尚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既有对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概念的否定，也有经济行政法的论调，在本学科内部更有多种经济法定义可谓学派的林立。

D. 大学里经济法研究的是什么

念
一、经济法的定义
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对经济法这一定义的理解，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本国经济运行而不是国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对于这种经济运行的协调是一个国家的协调即国家协调，而不是国际协调。为了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这种协调，制定或认可调整国家经济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一个国家，经济法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意志，而不是两个国家的协调意志。所以，经济法不同于国际经济法，不属于国际法体系，属于国内法体系。

第二，经济法具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门。

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特定经济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人身关系等其他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在本国经济运行中发生的。这种本国经济关系体现了国家协调。所以经济法不同于国内体系的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经济法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它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

第三，经济法是一系列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的称呼。

从我国经济立法的实践来看，经济法的渊源形式是多样的，它由一系列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综合组成。经济法是由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的全部法律规范组成的，在我国，凡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1．经济法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

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是根据一定标准和原则所划定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划分一国法律部门的主要依据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即法律所调整的不同的社会关系，这种“不同的社会关系”指的是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同其他部门法的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有区别的，是可以分开的，经济法调整的是特定的经济关系。

经济关系是通过物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称物质关系或物质利益关系。其中，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一切经济关系；经济法更不调整经济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比如说，财产赠与关系、财产继承关系虽然是经济关系，但不在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之内；经济法律关系是思想关系、意志关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人身关系也不是经济关系，它们不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范围。

2．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协调。所谓的国家协调，是指政府根据国家授权运用法律的和非法律的手段，使经济运行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行为。

E. 经济法律行为有哪些

法律行为作为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最经常的事实，受到了法内理学容及其他各部门法学的普遍重视。然而，在进去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律行为的研究不够，诸多经济法论著中几乎没有经济法律行为研究的内容。这种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且与现代法学向行为重心发展的方向相左。

F. 经济法中有哪些行为性质

论经济法的公平价值

摘要：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也是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关键词：公平 社会本位

一、以社会为本位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石

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是指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1〕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具有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建立在以社会为本位的基石之上。

经济法是在公法对私法的介入，以国家之手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中产生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学上形成了孟德斯鸠、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从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法就是由人类理性和由事物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现，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学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他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经济规律会自发实现“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这种“自然秩序中”，当理性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最好福利。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权力应主要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国家”的模式。自然法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

然而，亚当·斯密所描绘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来达到的理性的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自然秩序”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贫富分化、市场垄断、公共产品短缺等。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也桎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盲目和滞后，个体组织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个体利益的局部性与短期性，往往使个人利益得以彰显，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忽视。对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法是无能为力的。尚须“国家之手”的干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恢复经济的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格局。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3〕有些行为，在民法来看，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这种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胁时，就会受到经济法的规制。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可谓是个互赢的商业行为。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获得微软的投资，并利用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分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分额的Quicken软件。这场收购双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条件要求。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成后，微软会独霸全美的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起诉，最终导致了这场交易的流产。〔4〕经济法总是以个别经济活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比效果为参照，来评价公平价值的实现。

国家干预也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从某种方面讲，政府因其本身的特点，在某些时候，也有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干预经济，往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护耕地与发展经济占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规划，严格占用耕地审批制度，遵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彻底落实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这样，就会既有利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的权益，又保障了国家的建设用地，达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是，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会有冲突。如国家为快速发展经济，过度占用耕地，则可能暂时有利于国家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利益。其次，政府干预手段的落后，反应的迟钝，往往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有优势，而微观管理方面不足。政府处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信息广泛，但也难免会有偏差，导致决策的失误。最后，政府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难免会有寻租现象。且由于目前监督机制不完备，在我国官本位历史传统影响下，易滋生腐败。有鉴于此，在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干预的程度、方式、方面，都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加强政府干预的科学性，提高政府人员的素质。

二、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

罗尔斯认为，形式正义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当平等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由形式正义产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着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至少要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即社会资源平等地向市场主体开放；竞争的起跑线均等；市场主体同等的不受歧视；市场主体平等的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强调的机会公平，是以实现抽象的人格平等和个人自由为条件，将作为民事主体的人视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视客观存在的人所处的环境和其自身所具备的一切具体特征，给予民事主体同样的法律保护。

但是，法律的普遍性并不能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组合。在以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主体形式上的公平却产生着实质上的不公平。就如一个亿万富翁不可能与一个乞丐具有的条件一样，经济法认为，一个经济巨人与一个经济侏儒也是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即使法律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诸如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信息偏差、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差别因素的存在，给市场经济带来的实质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难以实现。形式公平，也是经济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每个市场经营主体，不论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区域的不同，都有进入市场进行平等竞争的机会。经济法既不为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在竞争中获胜创造特别优越的条件，也不特别给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制造障碍，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6〕

形式公平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础，是在追求实质公平的条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视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个性特征，而对他们一视同仁的规定，势必造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盛行，产生实质不公平。经济法恰恰重视个体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一定的标准细化为不同类型，属于同等条件的，同等对待。如同样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相等；同样的生产者，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等。

经济法以实质公平为其更高公平价值目标。实质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7〕实质公平要求一方面对具备特殊条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以反垄断为例，从现代反垄断法实现来看，（一个企业）单纯的市场控制力通常并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评价，只有当特定的具有市场控制力的企业将其控制力滥用时，法律才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而企业仅仅具有市场控制但未行滥用，或企业之行为虽有滥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场控制力，则两者均不违反反垄断法。另一方面，实质公平对遭受或易于遭受经济特权侵害的弱小主体进行特别保护，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承受较少的义务。如各国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如销售者在销售中存在欺诈，消费者可以商品价格的两倍向销售者索赔。为方便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在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生产者有责任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与消费者相比，他们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公平体现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实质公平。

经济法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还相统一于社会本位的基石之上，体现在：经济法为社会公共利益，不同时期调整内容也不同，其公平价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鼓励吸引外商来投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许多优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资本、管理经济上比我国企业雄厚、丰富得多的外国企业，享受到了中国企业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条件。这对我国企业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初步完善，作为WTO的成员，我国的市场竞争规则要同世界接轨，就要求市场经营主体平等地参与竞争，就需要逐渐减少外资企业的优惠条件，让他们享受国民待遇。再如，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企业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反垄断法是这些国家经济法的核心。而在我国目前，为增强经济全球化中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发挥企业的规模效应，应鼓励、支持建立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同我国企业间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

经济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条件下同等对待；又追求实质公平，即不同等条件下不同等对待，二者是统一的。形式公平是实质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形式公平的实质公平是平均主义。平均就是在机会的拥有和财富的分配上，无视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为简单的按份分摊，是与平等背道而驰的。〔8〕实质公平是经济法的更高目标。实质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发展。没有实质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标也不能最终实现。

三、经济法的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随着人类文明的加速发展，尤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以来，人类面临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世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使所有的国家以及每个国家中所有的地区受益，相反，却加大了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人类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们能够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更多的资源。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利用，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积锐减、矿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9〕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人类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必须通过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争取；第二，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自己的发展时，应承认并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平等；第三，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环境必须成为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10〕

经济法的公平观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既体现当代人间的公平，又蕴涵代际人间的公平，是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当代人间的公平，即维护所有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并满足其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国内地区间有平衡的发展。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时期，国家为了整体发展的需要，甚或对一些条件好的地区予以政策优惠，来推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加剧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区域经济不平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11〕代际间的公平，即当代人不能因为自身的发展与需要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与发展的条件，要给子孙后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能力的权利。科技的发展，使得后代人有可能开发出新的能源并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发展仍然离不开大量的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应留给下一代一个清山绿水的世界。因而当代人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也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经济法还为实现公平的可持续发展作了具体的规制，如土地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等，都有所体现。

经济法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观，是注重社会效益的价值观。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比较。经济法的公平价值，不仅限于经济效益，更强调社会效益。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我国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社会效益。在消除地区经济差距上，东部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支持和参与西部开发，更好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央也应多给予政策、税收、财政上的支持，如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加强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关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短期高速发展。我们应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将简单粗放的消耗型经济转变为高技术含量多的集约型经济，进行产业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注重生态效应与经济利益的统一。“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经济成果的优化和发展也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会效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确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它不只强调代内公平，更将视野扩展到代际公平，显示了其对整个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它也是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法律部门的产生、发展、繁荣的重要的活力源泉。

注 释：

〔1〕程宝山：《经济法理论的新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李昌麒：《经济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3〕江合宁：《对经济法与行政法价值定位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收购之举提交法院[N]，《国际电子报》，1995年8月7日，转引自：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页。

〔5〕公丕祥：《论当代中国法制的价值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2期。

〔6〕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7〕李昌麒：《经济法学》[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8〕卓泽渊：《法理学》[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9〕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程信和、李挚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J]，广州：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

〔11〕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2〕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议》[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赖达清 李文军

G. 经济法案例及分析

李某可以向商场索赔。

理由如下：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后，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根据以上规定，商场出租柜台从事食品经营，因质量问题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消费者有权向柜台经营者和柜台出租商主张损害赔偿。

目前，出租柜台经营权已成为本市大型商场经销的重要手段。对商场与柜台经营者之间的合同关系，消费者无从知悉，如商场以并非实际经营者为由进行抗辩，可能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因为柜台实际经营者承担风险能力和赔偿能力相对较弱。而上述法律将柜台经营者与出租者作捆绑规定，可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H. 要写篇关于政府经济行为研究的论文，请问政府经济行为包括哪些提供公共物品算吗

以下是一篇有关研究性论文：

WTO下的政府经济行为研究

关于中国加入WTO的《中国议定书草案》十九个条文，全部针对国家政府行为而确定，这一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还对WTO规则的本质——限制政府直接或间接采取一些可能扭曲贸易流动手段的能力——具有深刻而透彻的理解。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经济运行规则的经济法学，直接以政府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因此，WTO中关于政府经济行为的若干规则，将对中国现行的经济法制度和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WTO与经济法具有目的一致性、功能互补性以及规则契合性[1]。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并为将政府经济行为作为研究的重点，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2]。我们认为，目前关于经济法理论中对于经济法最为重要的主体——政府及其经济行为的关注是极为不够的。中国加入WTO以及WTO规则的本质则为经济法学在新的视角下研究政府经济行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学在未来若干年内应该遵循与WTO本质一致的原则，广泛深入地展开对政府经济行为的研究。

一、WTO对政府经济行为的挑战

WTO是一个以市场为走向的，提倡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 通过对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来鼓励国际贸易的自由化。WTO的基本法律框架正是反映了这一价值趋向。从总体上看，WTO规则最直接的影响在于限制了政府直接或间接采取一些可能扭曲贸易流动手段的能力。WTO的四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非歧视、互惠、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以及它的五项功能——促进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运作、为已涉及的议题提供谈判场所、执行争端解决的谅解、执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世界银行和IFM合作达到全球经济政策决策的进一步融合。这些原则和功能首先提供了其对成员国的制度性安排框架和范围；其次，WTO体制中各项有约束力的条约或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具体领域的制度性要求。如：依WTO的规则体系，任何政策均可能被一个成员作为废弃或损害市场准入的承诺而对之提出异议和反对。在“准自动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下，任何一方均无法阻止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从而导致要么自行修改与WTO规则不一致的国内措施，要么面临赔偿性措施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以后，中国现有的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将会受到巨大挑战。根据我们已经作出的承诺，中国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作出重大调整，甚至是重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才认为“关贸总协定的规则是对我国政府权力重新定位的法律文件”[3]。

加入WTO对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从经济法研究的角度，我们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政府经济行为范围、手段和方式的转变

WTO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这一基本原则要求赋予市场主体自由的选择权与自决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营，在市场机制下自由贸易。这一原则首先对中国传统的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和手段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对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管制的方式和对经济活动全面干预的经济管理范围。比如按WTO的要求，成员国的企业凡是注册登记后，除了有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权以外，都享有进出口的权利。而我国现在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外贸经营权，除了外贸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外，只有一些重点企业和大型企业经过国家批准有进出口权。同样，在进口产品的数量限制上，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非关税控制，包括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这些做法不仅违反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也违背了公平贸易原则。现在，我国已作出承诺，外贸经营权要由审批制变为登记制，同时改革不规范的进口行政管理措施。同时，政府经济行为除采用传统的直接管制、命令与服从手段外，亦需采用一些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的柔性而非强制性的手段，如指导、契约、计划（指导性、非约束性计划）、预警、服务等，让市场主体有更多选择的自由。

（二）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化和公开化

政府经济行为的实施必然会给市场主体的贸易活动及其结果带来影响，最终影响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因此， WTO对程序和透明度的要求非常高，它不仅确立了以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的原则，而且有相当多的关于程序的具体规定，如知识产权保护、许可证的发放、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税的征收都有明确的程序规定，政府行使经济管理权必须遵循既定的程序，并公开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这一方面可以控制政府经济行为，解决权力过程的失控问题，防止政府经济行为对贸易主体经济利益的侵害，即使是有损害后果发生，也给受害主体提供补救的渠道；另一方面，贸易主体可以合理预测政府经济行为对自身利益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便作出有利的经济决策。而在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与透明度都十分有限，这将是更大的挑战。

政府经济行为中最为大量和最具影响力的是通过制定和发布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进行管制。而目前可能扭曲市场功能的重要途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红头文件”。根据我国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可以发布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地方组织法》第61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决定和命令。这些“行政措施”、“决定”、“命令”等都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们的范围广、数量大、层次多。过去，这些规范性文件公布的范围有限、有的甚至就没有公布、也没有法定的公布程序和公布方式。但是，在加入WTO以后，凡是与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都将接受透明度原则和贸易审查机制的约束，如果不符合WTO规则，极有可能引发贸易争端，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甚至有可能引发贸易制裁。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政府经济行为如何实现程序化和高透明度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政府经济行为终局性的丧失

WTO为了保证自由贸易目标的实现，规定了较为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也就是说，与WTO成员国政府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均可以请求成员国国内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寻求救济。这一原则对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终局权威性提出了挑战。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司法审查的内容仅为合法性审查，不涉及行为的合理性或适当性。并且，我国法律还规定有一些行政终局裁定的行政行为。这些规定与WTO的司法审查原则是直接冲突的。WTO司法审查的范围既包括抽象的政府经济行为，如GATS第6条第2款（a）项规定，“每个成员应维持或按照实际可能，尽快地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作出迅速审查，并在请求被证明合理时给予适当的补救”。根据GATS的上述规定，中央、地方或者行使行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在作出影响服务贸易的抽象行政行为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又要求将部分终局裁决行为须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目前我国有关终局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主要如商标法第22条、第27条、第29条、第35条的规定，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5条的规定，行政复议法第14条、第30条第2款的规定等。根据WTO和中国的承诺，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的行为包括获得或者颁发进出口许可证、许可或配额有关的行为，为保障措施或国际收支目的或针对不公平贸易而采取的措施，以及TRIPs和GATS有关条款所指的行政行为等。当事人如果对这些行为不服申请国务院裁决后，应当可以申请司法审查，除非国务院放弃接受申请并作出裁决的权力。

（四）政府经济行为统一性的强化

自由贸易必须有平等的竞争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规则，WTO的各种规则最终都为统一的国际大市场而建立，因此，成员国政府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就是保障WTO规则的统一实施。《货物贸易总协定》第34条第12款明确规定：“缔约方应当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适当措施，保证在它的领土以内的地区政府和当局、地方政府和当局能够遵守本协定的各项规定。”《中国议定书草案》也专门承诺：“中国政府保证WTO协定以及本议定书在其整个关税领土内，包括国家一级以下政府部门，统一实施。”从理论上讲，我国的国家结构、立法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为WTO规则的统一事实提供了保障。但从现实上看，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对WTO规则的统一实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地方保护主义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地方政府从当地的经济利益和财政利益出发，对于本地与外地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如对本地资源的输出加以禁止、对外地产品实行打压或封锁，以图保护当地的局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国内的统一市场遭受严重破坏，各地区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市场分割，互筑藩篱、阻塞流通、重复建设、盲目发展。地方保护主义也使竞争的公平性破坏殆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条件、环境、实施的政策都不同，在地方的庇护下，优势企业不能参与竞争，劣势企业和劣势产品可以安然度日，无需面对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在执法和司法中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名，保护本地的非法产业，如制假售假、假冒商标；一些地方制定“土政策”，实行区域性或行业性保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等。从本质上讲，地方保护主义是人为的而不是经济发展所必然存在的，是行政的强制性封锁而不是市场的自发运动。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从根本上违背了WTO的贸易自由原则，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大市场的竞争。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与WTO的公平竞争原则、不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等基本原则相冲突，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二、政府经济行为规范的经济法意义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WTO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机制，它的直接目的在于排除政府行为对自由贸易的干扰，是对各成员国政府经济权力的一种限制，它所设计的各项制度以及以贸易报复为手段的争端解决机制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服务的。在中国，如果没有与WTO规则体系相适应的法律规则，我们加入WTO以后将十分被动。

但是，只要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史，就可以看到政府经济行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按照政府经济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新思路构建经济法理论框架的重要意义。

（一）对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作为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一直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形成了一种高度行政化的经济运行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所有重要和重大宏观经济决策的理论突破和方案出台都源于中央政府内部，并通过行政网络和强制手段迅速扩散到经济各领域，各经济主体为贯彻中央政府决策而启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各级政府掌握，人事任免权也在各级政府手中，一旦宏观经济形势出现紧急情况，政府则依据庞大而有效的行政网络迅速强制地进行紧急刹车，宏观经济形势的控制权又回归到政府手中。换言之，启动中国经济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制动中国经济的主体还是中央政府。在启动之后，制动之前的中国经济是行政约束下的“不完全”经济运行。沿着这一线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政府——中国经济运行的中枢。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经济行为直接左右着中国经济的启动、运行、刹车的全过程。现实的中国经济不能忘记，也无法完全摆脱历史的惯性。

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也就是各种市场经济主体与国家之间权力的调整与再分配，即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对应于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和调控权力的逐步萎缩。但不能因此就把这种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和支配权力弱化的趋势推演为政府经济行为和经济职能总体弱化，并据此认为，体制改革将逐步否定政府经济行为的意义。我们知道，改革作为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新构造，必须首先树立一个绝对权威的主体来制定政策，操纵各种经济杆杠，推动改革的进程。毫无疑问，这个主体只能是国家。也就是说，经济管理的权限过于集中于政府，但改革这种状况还是只能依靠政府的干预与权威，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行为特点仍极大地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且不论在市场发育成熟的私有制国家，由政府经济行为所体现的国家干预仍然是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单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企业在过去旧体制下完全依附和从属于国家的这种状况虽然在改革中有了很大变化。然而，无论是现在企业模式转换阶段，还是将来企业模式成熟、定型阶段，企业的完全自主独立都是不可想象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改革的事实就表明，企业行为仍是处于从属和次生的地位。改革的实际进展取决于政府权力的让与。在改革初期的扩权、放权中，企业只是扩权、放权的客体；在后来广泛推行的承包制中，虽然给予企业讨价还价的权力，但从本质上说，承包制仍然是企业对政府要求的一种允诺。此外，企业自发的各种改革要求也只有在政府的许可下才具有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允许企业独立，而在于企业实际上不能完全独立。这除了宏观上分层管理的缘故外，还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国家直接控制着资源所有权、资产所有权这样的事实。只要国家所有权不完善，就不会有完全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而只要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企业就不会中断对国家的依赖。更何况，国际经验已经证实，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必须参加国际竞争，但从其与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关系来看，这些国家同目前各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正是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面临的一大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从世界一些后起国家的工业化经验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强国家的作用，即充分发挥政府 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前苏联、日本、前西德、东南亚国家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中国是世界上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我国的国内企业生产水平同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各企业自身力量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必须依靠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以及雄厚的资产实力来扶植国内企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可以断言，政府经济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忽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在改革以前，政府经济行为主宰着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话，那么，在改革中政府经济行为仍然是决定着改革整个进程的核心与中枢力量。

（二）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经济法意义

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政府承担着广泛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同时，政府又以其直接和间接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同企业、消费者一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由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功能以及多重角色所决定，政府本身即作为经济体系结构中的“内生变量”而存在，成为社会制度演进、变迁的内在动力。因此，政府在影响经济运行中的巨大作用要求设置完备的制度框架和行为规则来保证政府经济行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正确性，作为研究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法律规范体系的经济法，当然要研究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法律规范问题。然而，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学界对于政府经济行为却研究不足，重视不够，诸多经济法论著几乎没有政府经济行为研究的内容。这种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且与现代法学由“法即规则”向“法即行为”[4]重心发展的道路相左，亦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趋重要的现实不相符合。事实上，研究规范化运作的政府经济行为具体作用领域、方式与手段等问题，即是对现代经济法政府（国家）干预、调控经济运行这一本质的详细阐释与分析，例如，政府经济行为的发动阶段体现政府干预、调控经济运行的动机与目标；实施阶段体现政府在一定动机驱使和目标引导下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与手段；完成阶段体现政府目标得以满足、实现的程度与效果。从政府经济行为这个崭新的角度考察经济法的观念与制度，能够确立政府经济行为作为核心范畴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突破、拓宽经济法基础理论的传统研究领域。

注释:
[1] 参见吕忠梅、鄢斌《面向WTO发展中国经济法》，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 我于1994年开始申报有关政府经济行为研究的课题，但始终被认为不是法学研究的内容而遭淘汰，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7年司法部批准了这一课题。课题申报的过程清楚地反映了经济法学界对政府经济行为研究意义的认识程度。现该课题成果：《规范政府之法——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则》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3] 沈敏荣《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载于《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

[4]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太多了，您可以到以下做参考：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8792

希望对您有帮助吧。

I. 经济法主体行为的基本分类有哪些

经济法主体行为的基本分类：

一、经济法的主体可分为宏观调控法的主体和市场规制法的主体。前者分为代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体和承受国家的宏观调控的主体即调控主体和承控（受控）主体。后者分为代表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管理或规制的主体和在市场经济中接受国家的市场规制的主体即规制（管理）主体和受制主体（市场主体）。

二、把经济法主体分为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并且认为这两种主体的划分是相对的。李昌麒教授则认为经济法主体应分为经济决策主体、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实施主体。漆多俊教授的几种分类方法里，有一种就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国家经济管理主体和被管理主体。史际春等认为经济法主体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

(9)经济法行为研究扩展阅读：

一、经济法主体行为的特征：

1、范围的广泛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法主体数量庞大，类型丰富，这是主体经济利益性的外在化要求：通过对每种经济利益都有数种具体经济法主体加以代表、维护和追求，实现各种经济利益的和谐发展，才能最终达致经济法所要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2、地位的层级性：这里的层级性和层次性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层级更强调纵向位阶与横向位阶的统一。理解经济法主体层级性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法主体地位“不平等”并非行使国家权力的需要使然。

而是源自根据主体各自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小而由法律合理分配的需要，借用经济法“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话说，就是要“以责定权，以责定利”。如果只看到经济法主体之间存在着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忽视了不同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协作和竞争关系，便会有本末倒置的危险，动摇经济法主体制度存在的基石。

3、角色的变动性：就具体的某个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其在不同经济关系中“角色”的不同，也令其主体外在类型和内涵发生着各种交错和转换，比如一个主体既可能是经营者（相对于生产者而言），或者销售者（相对于消费者而言），又可能是竞争者（相对于其他竞争者而言）。

或者被调控者、被规制者（相对于政府而言），甚至是经过授权的行业管理者（相对于本行业其他经营者），等等。这除了是由经济关系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所造成外，主体在不同经济关系中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不同才是主体具有角色变动性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法主体行为的性质：

1、经济法主体具有经济利益性，即它应当是某种经济利益的明确代表，是该种经济利益的积极追求和维护者。不论国家主体也好，还是组织主体、个人主体也好，法律对经济法主体经济行为的调控，更多地通过平衡协调的手段控制该类主体行为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完成的。

2、经济法主体具有纵横统一性，这是由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当是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统一所决定的。

3、经济法主体具有责任优先性，即它应当以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定位标准和行为准则，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应当将社会责任作为评价其在法律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所为法律行为的标准。

三、经济法主体行为的作用：

1、经济法主体理论是构建成熟、完备的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哪些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与其他部门法有何根本区别）和理论原则（如何指导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逻辑上的紧密联系。

2、经济法主体又是衔接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环节性要素：就经济法的制定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层级理论是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经济法律体系和区分具体经济法律部门层级的基础。

就经济法的实施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动态角色研究，能够使经济法理念原则得以正确适用，并改善经济法在法律实践中功能受限等问题，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