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求一篇政治经济学原理小论文，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资源节约
内容摘要：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至今，以往曾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能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继续提供发展动力。循环经济符合我国国情，体现了我党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它的提出，为萍钢公司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措施和方法，也为萍钢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主题词：循环经济，资源节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接近10％，人民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些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环境污染和资源供给不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践行科学的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萍钢公司董事长涂建民在萍钢公司二00九年四月五日召开的萍钢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报告《弘扬企业文化，实施挖潜重组，实现企业发展的新突破》中就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列为了二00九年萍钢公司完成工作目标的主要措施之一，萍钢公司将环保列为萍钢公司发展的“三大要素”（安全、环保、竞争力）之一。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本质和原则
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它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为特征，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全面协调发展。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循环经济则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环经济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发展观，为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发展循环经济，是萍钢公司建设资源节约型、环保型企业和实现萍钢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举措。
二、发展循环经济对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必要性
（一）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我国是一个人口密度高、人均资源占有率低的国家，我国人均土地占有量和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和1／4，人均矿产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如果仍以传统粗放型高消耗、低产出、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将会使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也会使有限的资源加速耗竭，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制约作用。所以必须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以发展循环经济来保证水土资源和矿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持续支持。
（二）发展循环经济是有效利用资源，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需要
我国是资源匮乏的国家。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为2250立方米／人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资源严重缺乏，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2000亿元。我国的能源资源也十分有限。虽然已探明的煤炭储量占世界储量的11%，原油占2.4%，天然气占1.2%，但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原材料和能源的不足将成为我国总体经济规模扩张的“瓶颈”，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保护环境，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按十大水系常年平均径流量计算，我国地表水全部达到国家Ⅲ类水质标准时的COD容量必须控制在800万吨，可2005年，全国COD排放量为1414万吨，超过容量76.8％；如果我国空气质量要达到二级标准，那么二氧化硫允许的最大排放量是1200万吨，但在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为2549万吨，超过环境容量112.4％；生活污水：1/3城市集中处理率为零；生活垃圾：1/4城市无害化处理率为零；过去20年间，中国北方几十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已经干涸，大片区域的生态受到破坏。由于蓄水层被抽干，华北许多城市的地下裂开了巨大的地洞。沙漠覆盖了中国18%的土地面积，而现在正以每年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而且中国30%以上的地方有酸雨问题，虽然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略有下降，但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速度继续上升。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四）发展循环经济是萍钢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由于国内钢铁产能连续多年高速增长，钢铁产量急剧膨胀；与此相反的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带动整个社会需求从高速增长变为平稳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钢材需求明显回落；在国际贸易摩擦加剧、钢铁产业新政出台、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国内资源出口受阻，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钢铁市场的销售压力；与此同时，制约钢铁产业盈利的因素与日俱增，铁矿石、焦炭等原燃料价格日渐看涨，环保、土地、技术开发成本不断上升，使钢铁产业成本日益拉高。更由于萍钢公司“原料、销售两头在外”的先天劣势，发展循环经济已是萍钢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三、萍钢公司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措施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明确指出要按照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理论，提高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建立循环型钢铁工厂。所以，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适应宏观经济的需要，同时也是萍钢公司进一步降成本的重要途径。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萍钢公司已制定的《创建资源节约型企业2006—2010年计划》中，全面贯彻了从源头抓起、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从管理、结构、技术、系统四个方面抓好资源节约工作，提高能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努力创建资源节约型钢铁企业。
首先，进一步降低各工序能耗，充分挖掘能源利用潜力。2006年，吨钢综合能耗要降到655千克标煤，到2010年，要实现入炉焦比380kg/t以内，高炉、焦炉煤气利用率达100%，转炉煤气利用率达80%，水的循环利用率达95%以上，各主要工序能耗分别下降10—20%，吨钢综合能耗降到590千克标煤以下。
第二，优化原燃料、产品、副产品结构和资源利用结构，实现企业系统优化。抓好高炉水渣、瓦斯灰及转炉、轧钢污泥等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全部实现100%的再利用；通过加强管理和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老厂实现工业用水95%的循环利用率，吨钢耗新水达到6.5吨。
第三，萍钢公司2006年的技术改造重点为资源综合利用、再生回收利用和循环利用等先进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投资1.4亿元新建2套TRT高炉煤气差压发电装置、回收利用高炉煤气发电、余热蒸汽发电等项目，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紧紧围绕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废热”，大做综合利用的文章，成功打造出一条“内部循环产业链”，为企业创造了新的利润空间。
（二）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萍钢铁公司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严格遵守国家的环境法律法规，积极推行环境管理体系，企业先后通过了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在此基础上，为认真贯彻执行《清洁生产促进法》，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目的，大力推行清洁生产，于2004年10月通过了江西省经贸委和省环保局组织的清洁生产审核，又于2006年6月通过了清洁生产的复审。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萍钢公司各单位把一些管理措施纳入到清洁生产审核方案中去，使企业在设备跑、冒、滴、漏等现象大大减少。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后，萍钢公司也取得了明显的环境效益，废水中酚、石油类、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和废气中主要污染物的外排总量都有所下降，固体废弃物全部得了综合利用，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返矿粉、瓦斯灰、污泥、水渣、氧化铁皮和钢渣等全部得到了综合利用。同时实现两个转变，即污染物控制由浓度控制向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相结合的转变，工业污染由末端治理向末端治理和生产全过程控制相结合的转变，提高了企业整个基础管理水平。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目前，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能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坚持可持续发展已纳入萍钢公司发展规划之中，萍钢公司正努力实现环保与发展经济的“双赢”。
2. 求题目为《政治经济学原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借鉴意义》的一篇论文，球会的大神帮帮忙。。。。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1.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2.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3.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1.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2.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3.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3. 急求政治经济学试题答案！急！
1、科学技术来的进步可源以带来人类智能的提高,智慧的发展,提高人的素质.较好的素质和技能就可以更好的掌握先进的生产资料.
2、科学技术使生产工具现代化,使劳动资料更易于生产.
3、科学技术使管理现代化,提高了生产的工艺流程.
4、科学技术扩大了劳动资料、对象的范围和空间.
4. 如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看待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举出2到3个实例加以分析~~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1.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2.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3.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1.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2.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3.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页。
(10)(11)孙剑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选择》,《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J].财经研究,1998,(3).
[2]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J].经济学动态,1997,(7).
[3]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1997,(3).
[4]孙剑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选择[J].江海学刊,1998,(1).
[5]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J].经济研究,2000,(4).
5. 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求答案
谭希培、何子英在《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6期撰文指出，公平与效率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的讨论更是激烈。有人说公平优先于效率，有人说效率优先于公平。文章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分属不同分配领域的优先原则，效率相对于生产资料分配领域而言，
公平则相对于生活资料分配领域而言。文章运用博弈分析法说明：公平与效率可以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而达到最佳的结合。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产权制度改革把国企改制提升到一个更快、更高的层次。因此，此前在国企改制中已经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的问题更加令人瞩目。现在，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国企改制路径正在变得清晰。
新近发布的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中，最抢眼的有三点：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价不得低于净资产；非上市公司国有产权要公开竞价转让；严禁“自买自卖”管理层收购。
在既往的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中，最受人关注的便是公平问题。应该承认，确有少数国企管理者，利用企业改制之机，据国家财富为己有，中饱私囊。这一点从表面上看，公平损失是为提升效率必须支付的代价，然而这种所谓的效率提升背后实则暗含着更大的效率损失，同时还为我们的后继改革制造了更大的成本。
这类公平和效率实际上的双重损失，主要缘于某种程度上的暗箱操作。所以，在国企改制中，对于提升效率、维护公平，在具体操作上打破暗箱，就变得至关重要。
提升国有企业的效率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公平则是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得以持续提升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因此，一个更为市场化的、更为透明的路径就成为推进国有企业改制进程，既提升效率，又维护公平的首选。国资委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显然就是意在倾力打造这样一条更为市场化的、更为透明的国有企业改制路径。
依据个人收入分配的状况，一国的收入分配类型可划分为铁饼型、尖帽型和橄榄型，三种类型各有其利弊。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类型属于不断扩大的尖帽型，既具有它所形成的一定历史原因，但更具有其影响进一步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巨大隐患。为了遏制尖帽型收入分配的扩大势头，并且使之逐步向橄榄型收入分配模式转型，中国需要进行5个方面的政策调整。
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的个人收入分配的状况可以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铁饼型，二是尖帽型，三是橄榄型。
铁饼型收入分配的特征是中间的最高收入人群和边沿的最低收入人群没有什么差别。这样的分配类型，其可能的有利之处是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平等程度高，大家在收入水平上没有多少可攀比的；其不利之处是每个人的经济贡献不能够显示出来，人们在收入水平上铁板一块，不能做到奖勤罚懒、优绩优薪。
尖帽型收入分配的特征是社会上很少数人的收入水平远远处于平均水平之上，而有少部分人的收入处于平均水平左右，但是大多数人的收入大大低于平均水平，仅仅是处于贫困线和温饱水平之间。因此，宏观经济分析上使用的人均收入指标在这一分配类型中，无法反映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尖帽型收入分配的优点是能够在短期内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局面，鼓励冒尖和竞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缺陷是形成贫富分化，或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大多数人陷入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的发展陷阱，社会不稳定，经济无法持续的发展。
橄榄型收入分配的特征是腰圆膀大、小头小尾，即最富有的人口较少，社会的大部分成员的收入处于中等水平，构成人数最为众多的中产阶级，而最贫穷的边沿人口也占很少数。与铁饼型收入分配相比，橄榄型分配的优势是有一定收入差距，便于人们之间展开竞争；但与尖帽型收入分配相比，橄榄型的收入分配差距又没有那么大，处于收入底层的人口较少，便于实施社会救济和保障社会稳定。
一、首要的是处理好阶级、阶层的关系
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中国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的国家。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概括起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因素繁多、社会资源丰富的社会。然而，同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一样，“丰富”也有二重性。不丰富，相互关系简单，容易协调；丰富了，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协调起来就难了。常量、变量、多变量，函数、反函数，线性、非线性，有时候要协调好，简直是难上难。可是，如果不协调好又不行，非协调好不可。
和谐社会是一曲交响乐。其“音符”，说到底，是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
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两大对立阶级不复存在了，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可是这决不等于没有阶级了，更不等于没有阶层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少不了分层。当今中国有哪些阶层，尚在讨论中，不管是八个，还是十个，总而言之，是没有人否认中国还有阶级、阶层存在这一客观实际。
根据现代阶层理论，阶层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或经济标准，或政治标准，或职业标准。根据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合。
首先，经济体制的变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人阶级逐渐在分化。就连纯粹的产业工人，也因从事不同产业，如夕阳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工人，老工业基地与新兴产业基地的工人，劳动密集型产业下岗职工与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工人等，因职业性质的明显差异，其阶级归属感和阶级意识也有明显差异。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怎么变，工人总归是工人。孙中山先生曾高呼“劳工神圣”，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工人的地位呢？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农民进入了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转化为企业职工。还有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后，由于没有稳定职业，形成了流民性质的群体。第三，知识阶层在崛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形象与新地位，知识经济的出现又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第四，私营个体阶层在发展壮大。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个体私营阶层有了较大发展，他们参与政治的愿望与兴趣越来越大。第五，企业经营管理阶层逐渐凸现出来。在计划经济社会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一直属于党政干部系列。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使得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有不同阶层存在，不同阶层之间就会有矛盾，有磨擦。比如说，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冲突不是和谐。可是冲突能够转化为和谐。阶层矛盾普遍存在，问题是如何处理。阶层是执政党的政治资源。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卓越的执政党面前，也是可贵的执政资源，也是考验执政能力、检验执政理念、优化执政方式的难得机遇。执政党犹如交响乐的指挥。指挥有方，荡气回肠。
按照“和谐社会”理论，决定和谐的首要因素是财富分配。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可能的趋势有三种：一是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中，逐步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形”，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演变成为“扁平化”的理想状态，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二是受到改革不及时、不配套的制约，和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病态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可能继续保持现在的“洋葱头形”。三是由于改革出现重大失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停止发育成长，从现在的“洋葱头形”退化为“蜡烛台形”，即底层越发庞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终无法壮大，中间阶层不大，头也不大，这样的一种畸形社会形态和社会骨架，根本无法促成现代化发展。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调整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应当提高所得税，增加利息税，扩征遗产税。要让富人懂得：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做法。要让富人懂得：缩小差距以后仍然有差距，富人依然是富人。要让富人懂得，这样做也是富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在政策上适当向困难群体倾斜。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困难群体大约有1.4－1.8亿人。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存在，就是无视困难群体。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就会导致困难群体越来越大。邓小平同志1993年9月16日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社会分层是天经地义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层犹如棱镜可以把一束光分成红橙黄绿青蓝紫。“红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在中国，历史地落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文化的认同，宪法的赋予。执政党的使命就是要协调阶层关系。
二、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入手优化社会结构
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因此，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便是社会持久和谐的有力保证。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两种独立体系，一个是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另一个则是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社会，而判断处于哪种结构的依据在于持有户口的类别。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这是由身份壁垒、不平等交换、城市化滞后乃至包括户口、粮食供应、住宅等组成的不平等现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国家就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这使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就业和粮油供应方面存在极大差异，更为严格的还是户籍制度方面的管理。这一制度限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上允许农民工进城，从事建筑、商业及其他服务业，并允许城市中的某些国营企业从农民中招收部分临时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户从农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农村人口可以说获得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配第和李斯特将这一现象称为“推拉现象”。也就是说，农业耕地的有限性与人口压力是迫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而工、农之间的收入差异则成为劳动力非农化的拉力。在这样一个双力作用下，农民纷纷涌进城市谋生，形成了我们国家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民工潮。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城乡二元结构是否正在消失呢？非也！我们认为，我国社会现阶段正处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二元结构并存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户籍制度仍然制约着市民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逐个生活境遇；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在政策上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路径，但是，农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与市民等同的机会，他们的就业，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之外，还要受社会资本的限制。因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和市民一直处于冲突和对立，突出表现为市民对农民的歧视，以及农民对市民的厌恶。而这种归属的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导致农民很难在城市空间场域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去，从而很难在城市中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也更无法利用社会资本来寻求更好的工作。于是，他们只能利用他们在家乡长期建构起来的社会资本——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在城市中求生存。这样，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潜在结构的存在就是阶层关系的分布问题。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是互补、互动的关系，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当前，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伸出双手欢迎社会组织的参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众多的社会组织，即非政府、非赢利性质的社团组织。
人是社会化动物。尤其是现代人，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智力上，都很难以个人的形式来满足需要，而只能以群体的形式来增强满足人们多种多样需要的能力和可能。因此，在社会分工基础上，把追求特定目标的人群，按一定的社会规范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几百年来，这类社会组织的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组织形式由初级走向高级。现在的世界上，社会组织发达的国家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拥有社会组织的多寡早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参与社会组织的多寡也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尺度。中国的社团纵向比，突飞猛进；横向比，发育得还很不够。千人拥有社团的数量只抵法国的九十分之一。我们应当在努力建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的社会管理。
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不具备政府职能，可是，它能起到政府起不到、政府也不应当起的作用。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市场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再说把市场泛化了也会带来很多弊端。讨价还价、买官卖官无论如何不行吧？很明显，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必须有非政府组织。
我们一直说，转移政府职能。试问：转移到哪里去呢？最佳的去处是社会组织。由社会组织来承担过去“无限政府”所不应承担的职能，从而把“直接政府”变成“间接政府”。不要小看了这里的“间接”二字。间接了，有利于发挥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间接了，有助于政府集中精力抓好本职工作。
我们一直说“小政府，大社会”。“大社会”就是社会组织要发育起来。“大社会”大不了，“小政府”便小不了。为什么过去政府越简越繁？为什么政府难以“瘦身”？为什么“吃皇粮”的那么多？还不是因为社会组织不发达吗？政府的肩上有千斤重担，社会组织也能挑起八百斤。
社会组织的功能是很大的。它具有服务的功能，为成员办实事。社会组织是自治的。社会组织所固有的自生自灭的特性，促使社会组织必然以服务为天职。社会组织具有协调的功能。既有协调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利益的功能，也具有协调国家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功能。社会组织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社会组织具有监督的功能。尽管这种监督是柔性的，可恰恰是这种柔性的监督具有客观性，富有人情味，是人性化的监督。社会组织具有公证的功能。社会组织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种“兼顾两头”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组织要公正。公正最起码的表象之一是公证。社会组织还具有智囊团、思想库的功能。近年政府出台的大思路有不少来自于社会组织。这是民主化进程加快的表现。
由于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吸纳了一批离开政府的公务员，同时也扩大了人们就业的机会，既保护了富人的合法收入，更扶植了一大批困难群体。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充当了安全阀的作用。社会冲突各国都有。“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社会冲突起于青苹之末时，最先觉察社会冲突的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社会组织。早觉察，发预警，就可以避免把局部矛盾酿成全局性冲突，避免把只要有心解决就能够妥善处理的矛盾演化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社会冲突发生以后，社会组织又可以起到化解矛盾的润滑剂、稀释剂的重要作用，为“化干戈为玉帛”做出贡献。
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是互补、互动的关系，是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当前，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伸出双手欢迎社会组织的参与。不论是政治领导型的、还是业务管理型的社会组织，不论是利益代表型的、还是公益服务型的社会组织，不论是文体联谊型的、还是学术交流型的社会组织，都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血脉。
四、以制度创新构建和谐社会
不论是从现实上看，还是从理论上来讲，要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入手。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
不论是从现实上看，还是从理论上来讲，要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入手。从制度入手，才是科学执政。从制度入手，才是民主执政。从制度入手，才是依法执政。
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在T·帕森斯的语境中被称为规范和价值。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正式制度的约束通常称为法治。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与法治相对应，在学术的语境中，我们称之为德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所以说，制度创新应该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入手。
“法治”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还得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首先，要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通过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确立，从而为国人营造自由、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真正剥离附着在每个交易主体身上的神秘外衣，使市场规律、法律充当交易竞争的裁判员。要逐步完成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收缩政府权力的覆盖范围，为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提供有利的空间和养分，从而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建立联系和沟通的桥梁，缓和二者间的紧张状态，同时也为个人营造阻挡强权侵扰的屏障。
其次，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要将执政党的性质、地位、职能、领导方式及其与政府、立法、司法、社会民间及公民个人的关系、相关的法律责任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确化、制度化，使得对执政党的约束与监督落在实处，具有可操作性。还要严格界定党的政策、决定与法律的界限，使其服从法律的规制，防止其超越法律的规定，形成隐性立法。同时，应注重我国的政权建设水平，在减少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注意各级、各类权力机关之间的有效制约与平衡。
五、管理的重心转向社会管理
要发展社会管理的硬件，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要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要把繁荣文化提到应有的高度。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经济的运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车道，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
现代化事业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管理相当重要。政府的职能不论有多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都应当是最主要的。
首先是要发展社会管理的硬件，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随着经济发展，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社会事业投资要与GDP同步增长。鉴于有些社会事业过去投资较少，在一定时间内应当以更大幅度增加。要把那些建立在牺牲社会事业基础上的、破坏社会和谐的经济超常高速度降下来，用于发展社会事业。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同超常的高速有联系。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是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发展观的产物，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其次，是要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指标是领导的指挥棒。指标是考评的依据。指标是办事的分寸。指标体系不完整，必然会乱提口号，瞎订目标，诸如动不动就吹什么“世界一流”等等。这无不是因为不懂得“世界一流”有什么指标要求的缘故。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当然，指标，一要切合中国实际，二要与国际接轨。人文指标，是要在崇高的人文精神指导下，在丰富的人文知识和广泛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后，订出来。现在一说指标，有人就拿出当年“评工记分”那一套本事来，那是把指标庸俗化。
第三，要把繁荣文化提到应有的高度。文化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已是全世界的共识。有的国家提出：“文化成了城市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的战略都将越来越维系于这个文化轴心。”巴塞罗那更是响亮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很多有名的城市、很多有名的国家，不是因为经济而出名，而是因为文化而出名。文化的辐射力大于经济。儿童可能不知道安徒生的出生地菲英岛，甚至还可能不知道安徒生出生的国家是丹麦，可是不大会不知道安徒生的童话。“言必称希腊”，不是说希腊的钢煤粮棉如何如何，而是说言必称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是铁的花朵。这花朵不是昙花一现，不是易燃的绢花，一把火就烧掉了。现在有些人是物质上的大富翁，在文化上却穷得很哪！我们要强化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经济的运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车道，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
和谐有多种：有高度和谐，有低度和谐。我们要的是在发展中高度和谐。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这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政权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是，政权是能够在和谐中巩固、在和谐中发展的。只要对市场经济驾驭得好，对和谐社会构建得好，共和国一定长治久安。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有条件的地区要快马加鞭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进而向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和谐社会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6. 大学政治经济学有关问题
1.平均利润率是部门之间竞争形成的.是指社会各部门利润率的一种平均化趋势.其公式是:平均利润率=全社会利润总额/社会总资本.平均利润是指按照平均利润率而获得的利润.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那部分价值.是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
平均利润是利润转化而来的,利润是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剥削关系被掩盖;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进一步掩盖了剥削关系.2.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由市场进行自动调节的自由放任，到在市场调节基础上逐渐加强国家干预的过程。
过去我们曾经认为，社会主义有计划，资本主义无计划，资本主义存在着无政府的市场竞争，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这种认识显然是无知或偏见。不久前，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好象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03 页）又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4 页）本文拟就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国家干预做一些粗略的研究和探讨，以对社会化大生产经济管理的科学规律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潮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国家干预的思潮产生于本世纪30年代。而在这之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则是自由竞争的天下，是遵循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鼻相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行事的。亚当?斯密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代表，他的基本思想就是强调经济自由。他认为人是理性的，是专为自己打算的，是受自我利益驱使的，如果任凭每个人都追求自我利益，也就是促进了社会利益。政府不应干预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欲望，而应当遵循一种自由放任政策。他竭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干预本身就是坏事”，主张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社会的供求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正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阶级没有宏观经济学，只有微观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但这种“看不见的手”可使资本方义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很快就受到了挑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私人竞争很快被私人垄断、股份公司、 跨国公司所代替， 竞争无序化导致了不断出现的危机。1929年的大危机，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理论和思潮也就应运而生。
凯恩斯，美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早年主要从事货币理论和政策研究，提出用通货管理稳定物价和生产水平，通过调节信贷特别是调节利率来维持储蓄和投资的平衡以稳定价格和经济活动水平。20年代中期开始从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观点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1936年发表他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失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主张，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如国家直接进行投资、增加公共开支、政府采购、对资本家实行补贴、降低利率、压低实际工资以刺激私人投资，主张赤字财政、通货膨胀，还主张扩大消费、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实行对外扩张等。他的这种理论被称为凯恩斯主义，二战后成指导思想。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亦即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家垄断资本的产生。做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的国家，在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凌驾于个别的、私人的垄断资本之上，同时也必然承担个别垄断资本无法承担的，但作为社会再生产正常运转必须承担的任务，在社会范围内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进行协调，以此为垄断资本的总利益服务。当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社会对这种宏观控制需求不强，国家也没有掌握足够强大的资本实现这种控制，而当它进入国家垄断之后，这种要求和这种可能都具备了。
凯恩斯主义之后，还出现了后凯恩斯主义，用来弥补凯恩斯主义的不足。许多资产阶级著名政治家，也都是国家干预的著名人物，如法国总统戴高乐、美国总统罗斯福、法国总统密特朗等，都有相应的理论和政策。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国家干预的思潮，这种思潮方兴未艾。当前在美国，被称之为“克林顿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方法就是坚决用“行动主义”代替“放任自流”，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克林顿在其总统经济报告中说：“美国是靠变革而繁荣的……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在太长的时间中用太多的方法放任自流”。为此，克林顿的“行动主义”，使政府部门介入经济生活，如首次在白宫成立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并行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统筹和协调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在克林顿所制订的国内短期计划和中长期计划都贯穿着政府干预的思想，并且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凯恩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和理论，应予正确和公正的评价。一方面，这种思想和理论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是为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它们还有对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有它科学认识的一面。当他们在幻想用国家干预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时，他们的主张是庸俗的和幼稚的，而它们的国家干预的思想和某些具体手段和措施，还有其真理性和科学性，较之放任自由的思想，是对于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新的和深入的认识，具有某种普遍意义。
二、国家干预的方式和手段
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国家干预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亦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其基本经济体制，其基本经济机制是市场调节，国家干预是以市场调节的辅助手段出现和存在的。
以市场调节为前提和基础，国家干预是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进行的。由于各个国家具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的不同，以及各国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的不同，国家干预的手段和方式也各有差异。但总的说来，他们都是不同程度地利用国家的集中权力，发挥国家有关部门管理经济的职能，借助于行政和经济杠杆的作用，运用计划、政策、法令、金融、税务、财政、价格、投资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这些手段和方式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国家计划
国家计划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国家干预方式，但却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干预比较重要的方式。它是在二战后发展起来的。战前，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自由放任的自由竞争体制，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使这种体制受到严重的挑战，而战后又都面临着重新整顿经济和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痼疾的问题。在国家干预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国家的政府先后实行国家计划，如法国、日本、荷兰、英国、比利时、瑞典、挪威、意大利及联邦德国等国家。其中以法国和日本为最典型，制定计划最早，国，还逐渐发展起比较完备的计划化理论，形成了被称作“第三道路”的市场和计划并行的管理方式，在资本主义的计划化方面十分值得重视。
法国在1945年在戴高乐的创意下，由法国计划化创始人让?莫内提出了战后第一个国家经济计划《关于现代化与装备计划》，标志着经济计划化的开始。戴高乐认为，计划“关系全局，规定目标，安排轻重缓急的次序”；“计划能补偿自由的缺点，而同时不使它失去优点”；“计划是杠杆，能把我们的企业界推动起来，能迫使他们实现高产，引导各企业联合起来，带领他们参加国外竞争”。自此以后，法国共制订九个全国性计划，并把全国计划和局部计划，中期计划和短期计划互相结合，一直到现在。法国的计划化对于调整工业结构、调整地区经济结构和对发展农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日本在二战后，经济经过初期整顿和恢复后，开始制订和执行具有指导性的经济计划。1951?1955年，先后制订了部门经济发展计划，如《钢铁第一次合理化计划》、《汽车合理化三年计划》、《煤炭合理化三年计划》、《电源开发五年计划》等。自1956年开始又制订了全国性计划，如《经济自立五年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中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为最著名。该计划是池田内阁根据经济学家、经济高速增长派代表人物下村治的理论编制的。该计划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切实有效地结合日本经济发展实际制订的，再加上政府的高度重视，效果极佳，仅用了6 年的时间即完成计划的基本目标，成为使日本实现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的计划。
法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具有如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计划的指导性而非指令性，国家制订的计划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预测重在制订宏观目标，它对于私人企业没有约束性和强制性，即使对于国家公共事业也不强求其必须按计划行事。计划是预测为引导手段，使经济按协调发展的要求，满足国家的整体需要。计划的指导性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通过金融、税收、价格等手段，诱导企业按计划办事。其次是计划的协商性。法国和日本等国都有制订计划的专门机构，参加者以政府官员、企业主代表、工会代表为主，进行充分的协商，这种民主性和群众性，保证了计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让?莫内说：“没有法国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改造法国经济，我们说的人民指的不是抽象的实体，而是工会、工业家、政府和将来参加执行现代化和装备计划的人。”（《法兰西手册》1977年第181期第18页）经过充分协商， 使计划成为提高企业家需求预期的一种手段，也更容易为不受计划制约的企业所接受。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又充分采取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达到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的目的。
（二）经济立法
经济立法是国家干预的另一种手段和方式。国家通过经济立法规定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准则，使企业活动规范化和有序化，使企业按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据统计，日本现行法规大约有11000多件， 其中大部分是经济法规。如为建立工业标准化体系，1949年制订了《工业标准化法》，为推动老企业的改造和生产技术的提高，1952年制订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此外，如《加工机械试验研究补助金制度》、《新技术开发贷款制度》、《中小企业现代化技术开发制度》、《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等等，对日本工业的现代化起了巨大作用。日本的经济法规都规定为达到一定目的目标，目标一旦达到，该法律就宣布无效，再以新的经济立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也多通过经济立法进行。大致分为五类：1.为整个经济制订的法律，如充分就业法、税法等；2.为某些具体行业制订的法律和条例，如银行法、能源法和各种工业标准条例；3.处理企业与企业间关系的法律，如反托拉斯法；4.处理雇主和雇员之间关系的法律，如劳资关系法、最低工资法等；5.保障社会利益的法律，如环境保护法、消费者安全法等。通过上述法律和条例，为工农业生产和其他行业发展创造条件，或对企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进行限制，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
（三）经济政策
比起立法来，政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对经济干预的机能更强。经济政策主要用于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更多地使用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包括税收政策、信贷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和关税政策等等。日本政府为了鼓励企业发展，解决自有资金不足问题，不断降低国家银行贷款利率。为了发展新的工业部门，政府规定了更低利率，甚至采用免除利息的措施。如电力、电子、石油等工业，多年来的贷款利率都只有6.5％，比一般利率低得多。其次，对工业实行减免税政策。日本工业企业所缴纳的税款只是国民生产总值的21％。对企业的减免税措施多样，如缩短主要产业设备折旧期限，对出口贸易损失预备款采取免税措施，对继承财产缓征税款等。1947年，日本政府对大企业的减税率为42.1％，用税收政策对大企业进行扶植。新兴工业部门的企业在减免税方面得益更多。美国通过税收政策和联邦储备银行的金融信贷政策控制经济发展速度，如增减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紧缩和放松银根，直接影响投资、生产和消费的增长速度。美国州和地方都有征税的权力，因而他们就可以采用降低税率的办法吸引工商企业到本地区投资，以发展本地区经济和扩大就业，还可以通过提高和降低利率的方法改变本地区经济发展重点和投资方向。
（四）总统的年度经济报告或咨文
美国在国家干预方面，同法国、日本具有迥异的特点，即其虽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没有形成连续、稳定的计划化办法，虽有计划，但不稳定，不连贯，取而代之的是总统的年度经济报告或咨文。总统每年都要向国会提出经济报告或预算咨文，有时还要作一些特别的咨文。这些报告和咨文，一般都对以后一年或数年中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做出安排，国家以此引导和控制重要的经济行为，特别是对税收和财政作出安排，保证国家财政用于合理的支出，对经济的发展进行干预。
（五）政府投资和政府采购
象美国这样的基本上不实行计划化的国家，国家为了实现其目标，在各种干预手段中政府投资和政府采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政府可以把巨大的财政力量投向国家重点发展的地区、部门和产业，对整个经济发展起导向作用。此外，政府通过采购影响部门和行业的发展方向。 1978年，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采购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3％。 联邦政府的采购费用大部分用于国防工业和尖端工业，大大促进了国防工业、航天工业以及与之相关的电子、化工、橡胶、冶金等行业的发展，刺激企业的投资和生产。
（六）国家控制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机构，对经济实行有效调控
货币金融政策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国家对金融机构的集中控制非常重要，为此国家必须建立和控制中央银行。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属于国家银行，只有美国联系储备银行较特殊，既非国家出资，亦非私营，而是由参加储备系统的银行认股。但尽管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组织形式不同，构成成分有差异，但都是置于政府的管理与监督之下，其领导人由国家任命，制订或参与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成为国家最高金融管理机构，并以中央银行为首形成统一管理的要求。这样，国家就可以把货币金融调控手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提高调控的效力，通过它制订国家货币金融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以及管理外汇和国际金融业务，成为调节整个国家经济的中心环节。
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干预当然不止这些，如国家向社会提供经济报告、发布经济信息和经济预测、国家及时调整外贸政策、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提高本国经济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如此等等。
三、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评价和启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资本主义对经济的国家干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对国家的经济管理经历了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并行阶段。国家干预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体现了社会大生产对管理的需要，同时又是人们对社会化大生产经济规律的深入认识的结果。
（二）资本主义对经济的国家干预，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一种补充和完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的主体是市场经济，即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经济运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企业都是能够自行积累和自主经营的独立经济实体，市场竞争是其存在的条件和发展的动力。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单有这一只手还不能有效地管理国家经济。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每个独立活动的企业都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涉及到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活动常常被冷落。每个企业在宏观经济环境中，由于受视野、信息来源和处理信息能力的限制，也常常会产生失误，个别企业甚至会为自身利益，损害国家和整体的利益，如此等等，于是国家对经济的宏观干预就不可避免，这就出现了另一只手“看得见的手”。国家干预是市场机制的必要补充，它既弥补了市场机制的不足，同时又会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三）资本主义对经济的国家干预的理论，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实践的产物，它既总结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管理实践的经验，也总结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实践的经验，如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以及以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端典经济学家米尔米达、法国经济学家马塞为代表的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的二元调节理论等等。虽然他们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但他们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科学的性质。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因此他们的管理理论也不能不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某些规律和要求，不能一概斥之为资本主义而加以抹煞，而应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吸取其合理的东西并加以借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如法国的计划化的理论与实践，就很有值得重视之处。他们在制订计划时特别重视协商，充分“发扬民主”与走“群众路线”，而在制订和执行计划时，又有一套非常完备的机构，包括协商机构、规划机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审议机构，以确保计划的科学性、可行性。再如日本，他们曾按照经济发展的要求，就某些经济部门在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制订专项计划，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也很有借鉴意义。
（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管理，由自由放任到逐渐加强国家干预的历史，说明社会化大生产既要市场调节，又要政府干预。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经济调节的基本机制，因为生产是以消费为前提的，而市场集中反映社会的供求关系，因此市场应是社会化大生产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它既有微观效益，又具有宏观效益。但市场的宏观效益是以微观效益为基础的，即它是以参加市场竞争的每个企业的微观调节达到的，因此市场调节也就是有不足之处，它不是一种宏观视野下的宏观调节。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做为社会代表的国家，就必然地要承担起这种责任，进行“二次宏观调节”。这种宏观调节当然主要还是以利益驱动原则、以经济杠杆为手段进行的，使“二次宏观调节”同市场的宏观调节协调。它是软性的，而不是硬性的；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又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两个机制的重要性。所有这些进一步证明了邓小平关于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的正确性。
（五）资本主义对经济的国家干预，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其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但由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限制，它的国家干预常常受到私人利益的牵制，因而较难充分发挥其干预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因此其国家调节就可以较资本主义国家更为有效。3. 第一，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第二，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三，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健全以间接手段为重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四，建立以按劳动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
第五，建立健全的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4.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对要素收入，财产收入和政府的初次分配收入进行的分配。再分配是在各机构部门之间进行的，一个部门的再分配收入必然等于另一个部门的再分配支出，如果把国外作为一个机构部门处理，则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再分配收入恰好等于在分配支出。通过在分配，会影响收入在各个部门的结构，而不能使收入总量得到增加。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经常性再分配；另一种是资本再分配。经常再分配是对现期收入进行的分配，分为收入税和经常转移两部分。5.(1)相对剩余价值是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产生的剩余价值.
(2)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条件.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就必须降低劳动力价值.而劳动力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构成,因而就需要提高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及与生活资料生产有关的生产资料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可见,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以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的.
(3)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各个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是从个别企业开始的,个别企业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超额剩余价值.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其它资本家为此目的开展竞争,从而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在各个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实现的.6.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产权具有经济实体性、产权具有可分离性、产权流动具有独立性。产权的功能包括：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协调功能。以法权形式体现所有制关系的科学合理的产权制度，是用来巩固和规范商品经济中财产关系，约束人的经济行为，维护商品经济秩序，保证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法权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