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现经济学

『壹』 经济学是什么

经济学是现代的一个独立学科，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奠基，现代经济学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众多专业方向，并应用于各垂直领域，指导人类财富积累与创造。

定义
一、经济学的定义一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也就是说，经济学是有系统地探索财富的转化和传递规律的一门学科，财富的转化和传递就是指财富的创造，财富的消费，财富的传递等过程；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经济规律。新定义出自刘德著作的《财富论》。

二、经济学的定义二

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对称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终结，科学经济学的开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由于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虽然有的政治经济学也标榜自己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所以政治经济学作为范式是前经济学。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也是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嘎嘎嘎，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只有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

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一、能力创造财富，财富体现能力

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需要各种形式的财富。例如：维持人们的生活需要衣服、食品、房屋、车辆等财富。衣服具有遮蔽身体、御防寒冷的能力；食品具有提供热量，解除饥饿的能力；房屋在空间上能与外界有一定程度的隔离，具有提供居住休息，提供活动场所的能力；生产需要电灯、煤、电动机等财富，电灯、煤具有发光发热的能力，煤燃烧放出大量的热，具有提供熔化铁矿石的能力，电动机转动具有使机器运动的能力。可见，凡是具有某种形式能力的物质，统统称为财富。这是人们对财富地高级认识。新定义出自刘德著作的《财富论》。物质的存灭是不取决于人的意识，但是能被人的意识所感知。财富是客观存在的，能力则是变化式发展的。新时代、新视角、新观念。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能利用的就是财富。”因此，财富蕴藏着人们需要的某种能力，财富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欲望，人们千方百计想要获得财富，其实就是想得到某种能力；能力就是形态各异、用途千差万别的财富所共有的东西；能力是财富的本质，也是所有财富的共性。总之，财富的本质就是能力，或者说，能力是所有财富的共性。可见，具有能力的物质称之为财富，这样可以简述为“能力就是财富”。能力和财富本身就是客观实在的，本身就是物质，因此，不需要“什么的物质是物质”。
综上所述，能力创造财富，财富体现能力，是最明了、最简洁不过了。这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化，是认识领域一次重要、深刻地革命。“能力是所有财富的共性”这一观点，出自刘德著作的《财富论》，对财富与能力的关系也有深刻地剖析。

二、生产力是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

生产力是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生产力属于经济学、或者社会学范畴的概念，新定义出自刘德著作的《财富论》。新定义的出炉是我们认识生产力的里程碑。
第一里程碑：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叫做生产力。出自《资本论》，作者：马克思
第二里程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出自《邓小平文选》，作者：邓小平
第三里程碑：生产力是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资本是第一生产力。出自《财富论》，作者：刘德

三、资本是第一生产力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都把劳动力当作第一生产力，人为的扩大了主观意识，从而导致浮夸风盛行一时。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将科学技术列为生产力，这也可以计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平同志不仅把“科学技术”列为生产力，而且列为第一生产力。于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滋润着大江南北，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并且取得举世瞩目的实效。可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的提出是客观认识生产力的里程碑。随着我们的研究不断的深化，需要再进一步认识生产力，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一）资本处于主动，劳动力处于被动。
在一个企业中，资本家对应资本；雇佣工人对应劳动力。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虽有人身自由，却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只有当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并被资本家购买以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才能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在企业生产的整个过程，都是资本家一手敲定，处于主动地位；一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等，都是由资本家支配；雇佣工人在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
（二）资本可以改变和提高了劳动力水平。
1．劳动力就是人的劳动能力，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劳动力存在于活的健康的人体中，是社会生产的永恒条件。一个普通的劳动力叫做普通工人，或者叫普工，一个掌握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叫做高级雇员，或者叫做工程师。可见，工程师=劳动力+科学技术+劳动技能。雇佣工人可以自我“投资”，改变自己的劳动技能，从而由普通工人变成高级工程师。这种自我“投资”所付出的货币不是资本，而是脑力工人的生活资料。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里所讲的资本是广义上的资本；而资本家建造工厂付出的货币，这些资本就是狭义上的资本。
2．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在现代化的企业中，对劳动力的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一些企业单位投入大量的资本用来培训员工。目的就是：适应企业成功转行，适应操作先进的机器设备等。可见，企业提供资本培训员工，就是为了提高劳动技能。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出台新政策，招商引资，其目的就是在于提高本地区的生产力水平。
（三）资本包括科学技术，包括劳动技能和先进的机器设备。
科学技术(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是指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而言的。科学技术是要通过运用于生产实践，从而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的加速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随着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随着改革开放地深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第一次确切地指出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重要地位。科学技术就是由劳动技能和先进的机器设备加上脑力劳动者的发明创造组成，而这些劳动技能和先进的机器设备就是由资本直接和间接转化而成，但是起决定意义的发明创造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四) 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
1．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不仅处于主动，而且是整个企业生产的首要条件，是一切的一切。也就是说，资本是剩余价值产生的首要条件，没有资本就没有一切。在社会化大生产劳动中，资本家握着大量的货币资本，以便建造工厂，购买生产工具、原材料和劳动力等，这是生产的首要条件，也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这个先决条件，雇佣工人才有发挥才能的地盘，才能生产出产品，才能产生剩余价值。
2．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需要足够的资本。超额剩余价值产生的条件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要达到这个效果，企业就必须不断改进生产技术，购买先进设备，提高员工的技能等。超额剩余价值实质上也是相对剩余价值，都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靠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时间的相应延长而生产出来的。可见，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延长了，这时才能出现超额剩余价值。因此，只有不断地投入资本，购买先进设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这样才能产生超额剩余价值。生产力是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

四、资本财富论

“资本是生产力”和 “资本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的提出，发展了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生产力的里程碑。资本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创造了财富，因此，资本创造了财富。从而形成了“资本财富论”。

五、生产力损耗的量化利润分配制

生产力是组成企业最基本的单位，也就是说，无数个细小的生产力结合，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企业。
如果我们把劳动力、科学技术、资本等都看作是生产力，那么一个企业实质就是由无数个微小的生产力为单位形成的组合，企业生产的过程就是所有微小的生产力耗费的过程。既然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本都是生产力，都是生产必不可少的因素，那么利润的分配就是由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本所代表的生产力的损耗量来决定。工程师就是由普通工人（劳动力）和科学技术组成。那么，工程师所代表的生产力单位数量就要多于普通工人；同理，同样工作一个月，工程师比普通工人耗费的生产力单位数量要多。因此，工程师的工资（或者说是利润）要比普通工人高。所有的企业生产都是为了追求利润，工人获得了工资，工程师也获得了工资，那么，企业也应该获得相应的利润。可见，这种由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本所代表的生产力的损耗量来决定各自的利润的原则就是生产力损耗的量化利润分配制。企业所获得的利润是由企业所代表的生产力的损耗量来决定的，而并非像马克思所说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是雇佣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提出，钝化了马克思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锐度。
六、财富规律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科学理论

财富规律属于经济学、或者社会学范畴的客观规律，出自刘德著作的《财富论》；财富规律是继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之后的人类社会思想史的第三大规律。财富规律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现，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里程碑。
财富规律的基本内容：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只要是存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财富规律就必然起作用。

经济学最有争议的领域

生产力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在某些问题上，总是公说公有里，婆说婆有里。这样一来，生产力显得扑朔迷离。 在刘德著作的《财富论》中就提出了一些问题，特别供给致力于对生产力有兴趣的“学者”探讨。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个所谓的经典理论其实是漏洞百出的谬论。更可笑的是，这个谬论一直被一些学疏才浅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经典法宝，其荒谬程度不言而喻。几乎在所有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都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几乎在所有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再也找不到下文。
于是，阿德不由自主地想问：（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是什么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是什么样？（二）. 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究竟谁的生产力更为发展？（三）.如果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那么这句话中的“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四）.从什么样程度发展到什么样程度，或者说从什么样的台阶发展到什么样的台阶，就是生产力发展了？从而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五）. 从什么样程度倒退到什么样程度，或者说从什么样的台阶倒退到什么样的台阶，就是生产力落后了？从而使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六）.既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要发展。这就出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中，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相当落后？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要向资本主义国家招商引资，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先进的生产力？对于以上六个问题，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回答不上，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都找不到答案。从而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是漏洞百出的谬论。前苏联的解体，是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极大讽刺。
经济学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

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财富规律都是经济学的客观规律，它们有哪些密切的内在联系呢？

一、财富规律是价值规律的发展

在价值规律中蕴藏着财富规律，价值规律的发展——财富规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过程，实质就是能力的转化和传递的过程，能力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商品传递给另一个商品。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只要存在着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财富规律必然起作用。
1 、根据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一辆汽车要比一辆自行车耗费的劳动量多，那么作为商品，汽车的价值量要比自行车大。饲养一头大象要比一只母鸡耗费的劳动量多，那么作为商品，大象的价值量要比母鸡大。因此，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耗费的人类劳动多，那么这种商品的价值量就大；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少，耗费的人类劳动少，那么这种商品的价值量就小。可见，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
2 、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如果一把斧子交换15千克大米是等价交换，那么10把斧子就可以交换150千克大米。如果一担米交换十尺布是等价交换，那么10担米就可以交换100尺布。因此，商品的价值量大，那么交换的价值量就大；商品的价值量小，那么交换的价值量就小。可见，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
3 、根据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货币是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大小的尺度。一件衣服标价50元，一张桌子标价100元，一公斤蔬菜标价3元，那么，十件同样的衣服就标价500元，十张同样的桌子就标价1000元，十公斤同类蔬菜就标价30元。因此，商品本身的价值大，那么价格就高；商品本身的价值小，那么价格就低。可见，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
4 、同理，如果50元能购买到一件衣服，100元能购买到一张桌子，3元能购买到一公斤蔬菜，那么，500元就能购买到十件同样的衣服，1000元就能购买到十张同样的桌子，30元就能购买到十公斤同类蔬菜。因此，货币量大，购买的能力就大；货币量小，购买的能力就小。这就是价值不均衡规律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可见，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在价值规律中，马克思对价值的质、量、表现形式的转换和传递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为财富规律的创立提供了坚实依据。
5 、财富规律的基本内容是：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只要存在着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财富规律必然起作用。

二、财富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的发展

在剩余价值规律中蕴藏着财富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发展——财富规律。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实质就是能力的转化和传递的过程，能力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次竞争传递给另一次竞争。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只要存在着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财富规律就必然起作用。
1 、资本家把一定数量的货币当作资本，用其中的一部分购买厂房、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用另一部分购买劳动力。可见，资本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本，投资大。其次，资本家为工人准备好了一切生产条件后，雇佣工人不需要携带任何机器、工具或原材料，独身一人投入厂房进行劳动。可见，雇佣工人投资小。最后，资本家得到的利润是所有雇佣工人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总和，是相对巨大的；雇佣工人得到的收入只是个人微薄的工资，是相对微小的。这就是所有雇佣劳动制不可更改的关系和规律，是剩余价值不均衡的客观要求。总之，在任何雇佣劳动生产制中，资本家投资大，收入就大；雇佣工人投资小，收入就小。可见，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
2 、 雇佣劳动生产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剩余价值贪得无厌的追求，促使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锐。在雇佣劳动生产制的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一刻都未停过。资产阶级作为强势群体，力量大，因此在斗争中处于主动，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压榨剥削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作为弱势群体，力量小，因此在斗争中处于被动，总是处于被宰割、被伤害、被剥削的位置。这就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雇佣生产关系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关系和规律。可见，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
3 、 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都是在资本家高额投资下产生的。资本家实力强，投资多，购买先进的生产机器，提高生产技术，那么就能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相反，资本家实力弱，投资小，使用陈旧的设备，生产技术水平不高，那么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少，有时甚至无利可图。可见，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
4 、纵观企业、工厂有不计其数，他们是不是都有等额的利润呢？当然不是，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生产规模、不同的技术含量，利润是不同的。如果雇佣一名纺织工人一天能榨取剩余价值30元，那么，甲资本家实力雄厚，投资大，可雇佣1000名工人同时生产，从而一天能够榨取的剩余价值是30000元；乙资本家实力相对薄弱，投资小，只能雇佣100名工人同时生产，从而一天能够榨取的剩余价值是3000元。可见，企业的投资跟收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投资大，利润就大；投资小，利润就小。可见，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
5 、在市场竞争中，企业之间存在着激烈地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一方面，不但使小商品生产者贫困或破产，而且小资本家的资本也不断为大资本家所排挤和吞并；另一方面，一些资本家的资本越来越雄厚，终于发展成为垄断资本。因此，在激烈地市场竞争中，实力雄厚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发展壮大；实力薄弱的企业，经受不起残酷的竞争，就会导致失败，甚至被淘汰。可见，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
6 、财富规律的基本内容是：在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只要存在着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财富规律必然起作用。这就是敏锐的洞察力，这就是力量，这就是智慧，出自刘德著作的《财富论》。

财富规律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就是经典理论，就是先进理论。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思想家和艺术家，他们留下许多不朽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可能是一本著作，一部电影，一幅绘画，一首乐曲，也可能只是一个公式，甚至是几个字符，它们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历史的进程，从而形成了一座座色彩绚丽、永垂不朽的里程碑。财富规律就是众多里程碑中耀眼的一座。

『贰』 经济学主要讲的是什么

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海尔布鲁纳认为，尽管人类的历史很长，但经济学不过才一百多年的历史。他的论据是，因为只有市场经济的需要才产生经济学家。他认为自然经济下经济秩序的安排靠的是世袭制，计划经济下经济秩序的安排靠的是政府，只有市场经济下经济秩序的安排才需要经济家。他讲的这些道理是对的，譬如中国，不正是因为搞起了市场经济，才使经济学迅速走红并成为显学，同时也涌现出了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而且越来越成为现今这个社会中地位最高的阶层之一。所以，有人戏言是市场经济给了经济学的饭碗。

『叁』 经济学前沿动态与经济热点分析

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走势
中国经济有望加速回暖率先复苏
刺激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宏观经济呈回升态势
今年以来，在国家一揽子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我国经济运行初步遏制了增速快速下滑的局面，呈现出企稳回升的态势，尤其是二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9%，扭转了连续7个季度减速的趋势。一揽子政策的刺激作用和我国中长期发展有利因素将共同推动下一阶段经济继续回升，预计全年GDP增长8%左右。
去年底以来，国家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改善民生、稳定出口等一揽子刺激政策，已经对遏制经济快速下滑、稳定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宏观经济呈现出企稳回升的态势。
宏观经济呈现出企稳回升态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增速企稳反弹。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一季度加快1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GDP增长6.1%，达到10年来季度新低；二季度强劲反弹，同比增长7.9%，扭转了连续7个季度的减速势头。
二是政策作用使经济提前3个月触底回升。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研制的“中国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分析，代表宏观经济未来趋向的先行合成指数已在2008年11月份触底，此后连续7个月稳步回升；代表宏观经济同步表现的一致合成指数在2009年2月份见底，3-6月份连续4个月回升，大体可以判断我国宏观经济下滑势头已经得到遏制，并开始形成企稳回升态势。正常情况下，一致合成指数见底一般滞后于先行合成指数见底6个月左右，但在强有力的政策刺激下，这次滞后期缩短为3个月，宏观经济提前3个月触底回升。
三是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外需显著拖累经济。上半年，在GDP增长的三大需求中，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库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3.4%，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净出口(国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1%，下拉GDP增长2.9个百分点。
下半年经济增长将延续回升趋势
经济成功触底回升，但当前的经济回升基础主要是库存调整短周期的反弹，并不等同于趋势性的经济复苏。经济复苏的物质基础是企业开始新一轮大规模固定设备更新投资，其前提条件是产能利用率恢复到正常水平。
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在进一步消化房地产库存的同时，将面临消化过剩产能的严峻挑战。世界经济低迷和全球性产能过剩，将使我国“去产能化”过程任重道远。对此，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和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对下半年经济回升的有利一面，也要看到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和我国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对下半年经济的不利影响。其中，有六大因素将影响下半年我国经济运行。
第一，工业生产增速将继续稳步反弹。2009上半年，工业生产基本完成了“去库存化”任务，部分产品库存量下降幅度超过实际需要。下半年，在宏观经济与市场需求预期改善的情况下，工业企业将进入库存温和回补阶段。
下半年在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触底企稳的影响下，中国对外出口加速下滑势头将得到抑制，预计降幅略有收窄，这将有利于工业出口交货值逐步回升，促进下一步工业生产平稳恢复。另外，工业生产先行指数PMI已连续6个月上升，3月份以来一直处于收缩—扩张分界线之上。先行指数走高预示下半年工业增长将稳步提高。
综合分析，初步预计2009年全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左右，比上半年加快1.5个百分点。但这一水平仍低于近20年历史最低水平(1999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为8.9%)。
第二，下半年投资增速略有回落，但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随着经济刺激政策效应将持续显现、土地市场升温提高了地方政府收入和资金配套能力、近期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及房地产市场的量价齐升，下半年推动投资增长的因素仍然较为强劲，投资将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趋势；但新增贷款猛增势头不可持续、企业效益仍在下滑、外需低迷和产能过剩等因素对投资增长会产生抑制作用，投资增速较上半年有所回落。
初步预计，全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约为30%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左右。由于存货投资调整主要发生在一季度，预计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季提高，投资仍将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第三，扩大消费政策进一步加力，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继续稳定增长。一是居民收入稳定将促进消费继续升温。在城乡居民收入稳步上升的影响下，预计下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规模将继续扩大。
二是政策推动新消费热点形成。家电等产品将成为继住房汽车之后新的消费热点。一方面，下半年随着家电下乡产品种类扩大和品质提高，农村家电销售量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国务院出台的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补贴措施将推动城市家电市场消费走高。此外，由于社会各界对未来通胀预期增强，贵重保值商品消费亦将快速增长。
三是房地产、汽车等主导市场消费情况好转。其中，住房消费有望持续回升。由于目前住房需求主要是改善性和投资性需求，购房者经济实力和支付能力较强，稳定的购买能力将推动下半年住房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汽车消费将稳步提高。鼓励汽车报废、扩大汽车下乡的补贴范围、支持农民直接购买轻型载货车等汽车消费政策不断完善，将促进我国汽车消费继续快速增长。预计下半年我国汽车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将逐渐由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和农村扩展，价位低、耗油量少的汽车销售继续增长。
总体来看，下半年随着经济企稳回升，加之在政策效应和长期因素的推动下，消费需求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但是，就业压力较大影响居民收入增长，消费者信心仍处于历史低位会影响消费水平。初步预计，2009年将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24760亿元，名义增长15.0%。
第四，外贸出口降幅有望逐步收窄，贸易顺差额有所下降。在外需回暖、政策显效、价格回升等因素影响下，预计下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降幅将呈现收窄趋势。
一是外部需求恶化情况有望缓解。5月份美国商品零售额上涨0.5%，为4个月以来最大涨幅，制造业景气指数达到2008年9月以来的最高值；欧元区、日本部分经济领先指数也出现连续几个月上行走势，这预示经济运行持续恶化趋势将有所缓解。主要贸易伙伴国下半年经济趋稳，将有利于中国外部需求环境改善，预计出口降幅将有所收窄。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企稳回升，下半年进口降幅有望明显收窄。
二是外贸扶植政策效果将进一步显现。首先，七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放宽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加工贸易台账准备金“由实转改为名转”等措施将降低出口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出口能力；其次，实施人民币跨境结算，扩大人民币互换协议范围有利于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提高进出口意愿；再次，增加出口信贷额度、扩大出口保险覆盖率，可以促进未来出口产品海外市场份额增加。
三是进出口价格回升将导致名义增速降幅减慢。一方面，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近期出现触底反弹迹象，预计下半年石油、粮食、有色金属等商品在世界经济趋稳背景下将继续保持波动向上走势，带动我国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回升。另一方面，去年三季度我国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达到峰值，此后快速回落，受去年同期价格因素影响，预计下半年我国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将稳中趋升。因此，由于价格因素导致进出口名义增长下滑的趋势将有所减轻，进出口尤其是进口名义增速逐渐向实际增速靠近。
综上所述，下半年我国外贸出口下降幅度减缓，全年预计下降17.5%左右；进口降幅较上半年明显减小，全年下降16%；全年贸易顺差规模下降到2200亿美元左右。
第五，物价下行周期即将结束，年内CPI有望由负转正。上半年，新增贷款高达6.37万亿元，是上年同期的3倍，也远超出全年5万亿元的调控目标。不能忽视货币信贷供应高速增长对未来价格上涨的影响。此外，流动性大幅增长以及全部球性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预期逐渐强烈。
另据测算，今年下半年CPI翘尾因素由上半年的-1.5%减弱为-0.9%，至12月份变为零。因此，基数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将会逐步减弱。但油气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传导作用，水等公共产品价格上调的影响，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反弹，等，使得新涨价因素逐步增加，当然，产能过剩将抑制物价回升，夏粮保持连续六年增产，粮食供应充足会对消费价格上涨形成较大抑制作用。
总体来看，三季度CPI和PPI仍将呈负增长态势，PPI跌幅甚至可能会加大。综合考虑市场需求逐步回升，翘尾因素影响减轻，输入型价格上涨动力加大以及流动性等因素，预计CPI年底前将出现正增长，而PPI增速年内难以回正。初步预计，CPI全年同比下降0.5%左右，PPI同比下降5%左右。
第六，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新增长点培育难度较大。一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目前，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方面，2003-2007年我国经济持续五年平均11%的高增长形成了大量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外需严重不足导致部分外向型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异常突出。此外，目前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带有全球性，而且具有复杂性，不仅落后产能存在过剩，部分先进产能也存在过剩，给“去产能化”加了难度。
二是“调结构”进展较慢，培育新增长点难度较大。随着经济运行底部的逐步得到确认，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不遗余力地确保增长”逐步转向“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注重培育新增长点”上来。当然，调整经济结构，着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任务更加艰巨。
三是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存在问题。地方配套资金的到位率低，使得有些项目不能按计划及时开工，有的已开工项目进展缓慢，倘若这一态势继续蔓延的话，不仅会影响投资项目的如期实施，也会给中央的经济刺激计划“拖后腿”，阻碍我国经济的全面复苏。
四是货币政策面临两难选择。目前，尽管新增贷款规模较大，但是部分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股市、房市，尤其在通胀预期抬头的情况下可能会催生新的资产泡沫。如果金融管理部门收紧信贷，则可能会影响部分需要信贷资金的企业，进而可能抑制经济回升，如果继续放宽信贷，则可能导致流动性过多，资产泡沫重现。此外，存在部分地方政府千方百计争取到中央投资项目之后，配套资金难以跟上，有的地方项目甚至连资本金都比较困难，这些项目只能依靠贷款维持，特别是项目上马以后，面临后续资金缺乏。央行如果收紧银根，部分项目可能无法推进，造成投资无法回收，产生新的呆坏账；如果继续给予贷款，则可能面临新增贷款过多等压力。因此，下一阶段，货币政策面临着如何把握力度的两难选择。
综合考虑社会总供求各项因素和上年基数，2009年经济增速将逐季回升，经测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左右；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
国际因素：部分先行指标呈现回升态势
国际金融危机去年四季度基本见底，世界实体经济恶化势头正在得到遏制，目前世界经济部分先行指标呈现回升态势。
一是美国经济有望触底。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美国调整后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下降5.5%，较去年四季度降幅减少0.8个百分点；6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6%，较5月增加0.1个百分点，呈现5个月以来最大增幅；领先指标方面，LEI综合指标4-5月连续两个月回升，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上半年连续6个月回升；房地产市场方面，6月住房成交582千套，环比上升3.6%，新房开工563千套，上升8.7%，呈现自去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目前从除失业率（失业率是经济增长的滞后指标）以外的各项经济指标观察，基本可以判断美国经济有望在二季度后触底，并逐步呈现企稳回暖态势。此外，欧洲、日本经济先行指标也出现一定程度回升。总体而言，世界经济向好因素不断增多。预计下半年在美国经济企稳的带动下，欧洲、日本经济亦将结束深度调整，全球经济增长将缓慢恢复。
二是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库存回补要求。自2008年四季度以来，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众多企业普遍经历了快速、大幅削减库存过程。目前美国制造业库存额已经接近2006年底水平，商业库存削减速度开始放缓。下半年，在世界经济逐步企稳、市场需求预期改善的情况下，预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部分企业将进入库存温和回补阶段。国际需求在各国回补库存的带动下将呈现阶段性回升趋势，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部需求环境亦将有所好转。
三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受美元贬值、需求改善、通胀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年内以来出现波动反弹走势。其中，国际原油价格上半年最高升至每桶70美元；纽约商品交易黄金期货价一度逼近每盎司1000美元；锡价自3月以来升幅达到40%；玉米、大豆和小麦等农产品期货价均触及八个月高位。由于世界经济预期整体向好，预计下半年石油、粮食、有色金属等商品价格在全球经济趋稳的背景下将继续保持波动向上走势，并带动我国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回升。
四是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强。为缓解国内市场压力，保护本国产品销路，各国普遍采取了提高关税、滥用救济等措施，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数字显示，1-4月，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我国产品发起“两反两保”调查38起，案件数同比上升26.7%，涉及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1.9倍。此外，国际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强。
五是甲型H1N1流感继续蔓延。甲型H1N1流感自今年爆发以来，不断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世界卫生组织6月11日将流感警戒级别升至最高警戒级6级，国际物流、消费、航运等活动均因此受到打击。未来仍将有部分跨国商贸活动因流感而被取消，部分贸易往来亦将延缓，这将给本已处于低迷状态的世界贸易带来更大冲击与压力。
国内因素：支持外贸回暖的有利因素较强
就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基本面与政策面而言，下半年尽管存在少量不利因素，但支持外贸回暖的有利因素较强，预计我国进出口急剧下滑局面将得到控制。
一是宏观经济运行好于预期。在政府出台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推动下，我国二季度GDP增速达到7.9%，部分地区和行业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投资快速增长，消费保持平稳，工业增速逐步回升。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不断向好，国内市场需求将逐步恢复，对于能源资源产品、战略储备产品、装备制造产品的国际需求将相应提高，这对于进口增速止跌回稳具有积极作用。
二是外贸支持政策效果逐步显现。针对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外贸出口明显下滑的情况，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出口发展的调控政策，并确定了下一步继续稳定外需的6项措施。下半年，随着各种外贸鼓励政策的实施与落实，外贸企业资金紧张情况将得以缓解，相关出口费用下降，对外贸易信心得到提振。政策作用将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部需求萎缩影响，促进未来出口产品海外市场份额增加。
三是出口先行指数略有回升。中国5月份PMI指数中新出口订单指数已升至扩张区间，10个月来首次站到临界值之上，6月该数值继续上升，达到13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5、6月份的PMI出口指数分别实现50.1和51.4。同时服装、家具、电子及通信设备等行业订单显著反弹。出口先行指数回升预示未来出口形势将趋于好转。
四是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一方面，在世界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新兴经济体形势恶化的背景下，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情况好于其它国家，基本面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存在上行压力。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将在本轮经济危机中率先复苏，中国市场成为海外资本投资首选市场之一，这对人民币升值造成一定压力。如果未来汇率上升，可能阻碍出口回暖。
趋势展望：下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降幅将呈现收窄趋势
在外需企稳、政策显效、价格回升等因素影响下，预计下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降幅将呈现收窄趋势。
1、出口降幅减小。本次出口急剧下滑，本质原因是世界经济衰退引发全球需求锐减，而不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品质等比较优势丧失。下半年美国经济运行有望触底企稳并带动世界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国际市场需求将有所恢复。尽管目前仍然存在短期抑制出口增长的因素，但我国外部需求严重萎缩局面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加之中国支持出口政策效果逐步显现，预计下半年出口下滑速度将日渐放缓，其中需求弹性较大的机电产品出口减速幅度有望缩小。
2、进口需求改善。国家前期扩大内需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宏观经济触底反弹，政府采购力度加大，内需企稳将有利于进口回暖。此外，去年三季度我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达到峰值，此后快速回落，受去年同期价格因素影响，预计下半年我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将稳中趋升，由于价格因素导致进口名义增长下滑的趋势将有所减轻，名义增速将逐渐向实际增速靠近。
综上所述，下半年我国外贸出口下降幅度将减缓，全年预计下降17.5%左右；进口降幅较上半年明显减小，全年下降16%；贸易顺差规模维持在2200亿美元左右。
六大对策建议
（一）积极落实已出台外贸政策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外贸政策重点可以放在将前期优惠政策“发挥好、贯彻好、落实好”上，帮助出口企业度过难关，保持外贸稳定运行。
（二）推进出口退税制度化建设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经过多次调整后，除“两高一资”商品外，目前大部分产品已经接近全额退税。建议下一步，一是细分出口产品税号，按照结构优化原则，除“两高一资”产品外，对其他所有商品实施全额退税。二是借鉴发达国家在出口退税方面有益的制度性安排，通过法律手段，将出口退税政策转化为一项固定制度，逐步建立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出口退税制度体系。最终通过出口退税制度安排，达到长期降低企业出口成本，帮助企业增加效益，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目的。
（三）继续扩大出口信贷规模
一是继续加大对具有偿还能力、信誉良好的发展中国家进口企业提供人民币出口买方信贷政策力度。二是扩大国内出口卖方信贷覆盖范围，提高出口信贷在一般贸易中的比重，着重支持国家重点推动的大型机电成套设备出口项目、装备制造产品出口项目。
（四）增强汇率机制灵活性
一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以考虑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汇率波动状况，调整目前货币篮子中各主要币种的权重，增加欧元、日元等世界货币比重，逐步改变当前人民币实际走势盯住美元的局面，减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压力。二是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建议在现有基础上扩大中间价浮动区间，在更加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三是加强区域内贸易——货币合作，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和适用范围。
（五）坚决贯彻外贸多元化战略
一是加强区域间贸易合作，加快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体系建设。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强与周边俄罗斯、印度、东盟等国家与地区的贸易单边与多边合作，建立区域范围内贸易互动与稳定机制，同时建立区域内部金融合作体系，推动东亚地区货币——外储——金融系统建设，增强10+3框架凝聚力。二是鼓励企业拓展南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利用国外企业因金融危机收缩业务的契机，结合中国企业竞争优势，尽快抢占细分市场。三是推进与资源、能源储备丰裕国家双边互惠贸易活动。
（六）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一是坚定、明确阐明中国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阻碍贸易自由化进程，同时对实施贸易保护的国家进行威慑、警告，使其在实施相关贸易保护行为的过程中有所顾忌。二是对于其他国家擅自直接或变相采取禁止、限制、加征关税等影响中国正常出口贸易的行为，以及其他国家通过倾销等方式向中国输入商品的做法，考虑对其采取报复性措施，如征收报复性关税，限制该国相关产品进口，控制进口配额等。三是倡议国际有关机构对世界贸易体系进行改革，特别强调世贸组织要加强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监管。同时充分利用WTO规则，以“增进国际交流，抵制贸易壁垒”为原则，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等政策工具，打击部分国家贸易保护行为。

『肆』 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的作用是什么如题 谢谢了

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观点是：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认为： “（原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亚当·斯密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国富论》之后的100年，自由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渐渐显露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和社会财富分布不均、贫富悬殊的弊端。德国人卡尔·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代表是其劳动力，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马克思在其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理解经济学含义可以从以下三点考虑： 1.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所谓资源的稀缺性是相对于人们无穷无尽的欲望而言的。 2.选择行为是经济学分析的对象。带约束条件的选择行为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 3.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学分析的中心目标。这里的有效是有效率，不是有效果，比如皮洛斯的胜利——接近失败的胜利。经济学考核是否有效的标准是看收益是否大于机会成本。

『伍』 谈谈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关于均衡的描述（劳动经济学）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特色
[摘 要] 西方经济学经历20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三次大的革命，已经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但它始终未能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正是这个缺陷构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兴起的理论条件与逻辑起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范畴、理论框架、分析范式等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取得崭新突破，并以此为基础，对企业成因和经济增长长期动态模型等提出新的学说。新兴古典经济学增强了对现实经济事实的解释力，受到日益广泛的认可，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特色的最新反映。
[关键词] 新兴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 理论特色 创新
一部西方经济学说史向我们展示的是，源自古希腊以来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和经济理论，不断涌流与分化，不断否定与前进，不断创新与发展，形成了一条奔腾不息的智慧长河与信息洪流，林林总总的流派和交错延绵的学说，彰显着学术的勃勃生机与活力。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也许是西方经济学这条智慧长河中最新的泉流、很有希望的一股信息流。作为前沿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从一开始它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积极的评价，产生热烈反响。当然，从学科性质、理论体系与思想渊源上讲，新兴古典经济学仍属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但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对新兴古典经济学加以严肃的研究和积极的宣介。第一，它的首创者之一是以杨小凯(Yang)、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华人或华裔学者，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被认为是一个有中国背景的新兴经济学前沿学科；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注重对现实经济事实的研究和解释，包括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研究分析，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有别于某些在抽象和模型化走过了头，一股脑钻进阴冷书斋而远离火热现实的纯理论性或数理化的逻辑推演。也许不用多久，新兴古典经济学就会走进国内大学经济学的讲堂；事实上在1999年，杨小凯就把新兴古典经济学带到了北京大学的讲坛，并正式受邀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直接构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起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上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或“整合”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二）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三）对经济规模的错误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规模无止境的定义，无法解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厂商平均规模并不存在越来越大的趋势。经验数据表明，有的越来越大而有的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
（四）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更无法解释诸如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新现象。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恰当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前提和思想渊源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超越
（一）纠正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基本概念，奠定分析框架的新基础。
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专业化经济被规模经济所取代，使资源配置的Pareto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纠正这种偏离，把经济学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正轨上来。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二）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扬弃和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而且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通常假定社会由2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食物和衣服2种产品，同时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可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2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的取值既可为正也可为零，由此，全社会成员（2个人）对所有产品（2种产品）的最优决策，共计有23*2=64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所谓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而内点解则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在上例64个解中，有1个内点解和63个角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增加，其可能的角点解将变成一个天文数字。然而，杨小凯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使可能的最优解范围大大缩小，而后文玫（Wen,1996）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Wen Theory）。根据文氏定理，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之和少得多。在上例中，实际上只有基于3种选择组合的3个角点解为最优解：第一种组合是食物和衣物都自给自足，没有专业分工，也没有交易和交易成本；第二种组合是专业生产食物，用出卖食物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组合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出卖衣物的钱购买食物。除此以外，其他的组合都不是最优解。
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此可见，超边际分析方法既脱胎于边际分析，包含了边际分析，更超越于它。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作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作超边际选择。实际上，他们的选择还要涉及出售多少产品、是否雇佣工人等等，这些就是多项超边际选择了。
（三）重新定义重要基本范畴，为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铸成了所必需的理论基石。这些基本范畴包括：分工，专业化，两难冲突，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并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学派。
例如关于交易费用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应将交易费用区分为外生的交易费用和内生的交易费用，并由此建立其新的产权理论。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研究了外生的交易费用，而未涉及内生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非由于决策者利益冲突导致的交易费用，包括运输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用于生产、通讯、运输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等。新兴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和定义了内生交易费用的新概念，提出内生交易费用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已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则是指市场均衡与Pareto最优之间的差别，即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交易费用，包括外部性、垄断权以及扭曲等，它与个体的决策、制度及合约的安排有关。他们认为，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意义在于：可根据两难冲突将垄断和外部性程度内生化，有助于研究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费用，可用博弈模型直接研究策略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等。
再例如关于贸易（包括国际贸易）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造成贸易的两难冲突。因为，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多样化消费则意味着高效用，而消费的效用越高实现消费的交易费用也越高。因此，由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比较优势效益就与交易费用形成了冲突。如果交易费用很大，超过了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则均衡结果就只能取消分工，选择自给自足方式；这时效用最大，生产水平处于可能性边界之内，水平较低。反之，如果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超过了交易费用，则必然出现分工，而且随着交易费用的逐渐降低，分工呈现跳跃式发展趋势，从局部的分工到全面的分工；这时生产水平得以提高，处于可能性边界上。这一均衡结构是由交易双方的相对人数、相对偏好和相对生产率所决定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进而伴随着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增长、市场结构变化等拓扑性质的变化。
（四）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
新兴古典经济学沿着如下主线实现理论创新，发展并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体系：产权界定、合约执行——（内生、外生）交易费用——专业化和分工——市场化、竞争程度与协调失灵的风险。他们认为，为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避免高分工的协调失灵风险，可以采用三种办法：一是构筑保险市场；二是明确界定产权。他们认为，合理的产权制度选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的内生过程，国家政府对于公共资产的产权设置，基本上决定于最终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效率的替代选择。当然，明确产权可能产生较高的外生交易费用，同时还带来竞争程度与分工水平及协调可靠性之间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三是加强同行竞争，包括纵向和横向的竞争。他们认为，竞争会大大推动分工和市场的发育，增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能力，催生和促进私有产权制度。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和分析范式，可以将很多经济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因此，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和缺陷。
（五）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新的基础上探索出“宏”、“微”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外乎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这一基础层次，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用博奕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等。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用自然及制度环境来解释人的自利行为。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作出反应。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如果在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加入时间因素，就可实现对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是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一般运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探究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第四个层次则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会得出这种后果对全社会是否有利的价值判断。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在第一、二、三层面上进行分析，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Pareto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Pareto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Pareto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六）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小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则中间产品专家会成为企业的老板；反之则由最终产品专家充当企业老板。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还提出了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层级结构等现象进行解释的思路。
（七）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又由于其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全面均衡分析的框架内发展的，模型中只有动态竞争均衡而不存在Pareto最优，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的重大缺陷。正是这种理论缺憾，促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新增长模型的创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由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分工的内生演进模型，其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动态决策包括两个冲突：一是专业化生产加速学习过程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二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难以兼顾的冲突。但他们强调，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
——起点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由于很低的生产率，负担不起交易费用；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率的稍微提高，能够负担起一定的交易费用，这时可以选择稍高的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地通过市场的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得以提高；
——随着生产经验积累和生产技术改进的进一步加速，生产率也加速提高，使得承担交易费用的能力增强，从而推动更高水平专业化的实现。这个循环累进过程的持续，最终必然会导致一国经济的起飞。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增长模型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与消费绝对分开的做法；二是体现了竞争均衡和Pareto最优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与困境，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古典回归，建立起新的学派，创制出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这个学派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越来越多的认可。当然，作为一个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尚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一些有待商榷的偏颇和失当。比如，他们忽视预测、计划、制度和政府的作用，否认规模经济的存在，热衷于运用学说作广泛的解释，力图创制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和过程的全能学说。对这些缺陷或不足，与其看成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如看成是这个新兴学派的发展空间。无论如何，在研究起点、研究方法、分析范式、分析工具、理论创新、经济解释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与跨越，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来说，是尤为重要和关键的。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与创新机制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加速，信息及网络技术冲击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路径，经济结构不断更新，经济制度创新活跃，新经济成分和因素不断涌现。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古典经济学却日渐失去其鼎盛光芒，对经济发展现状及其过程不断涌现的新情况、不断呈现出的新特征日渐解释乏力，甚至不知所措。这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年延续、分化和发展，成长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门类，在它的庞大体系中，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相得益彰，思辩推演与案例解说交相辉映，逻辑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相行不悖，正是自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源源流长的思想源泉、丰厚肥沃的理论土壤和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勤奋探索取得的辉煌研究成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个新学派产生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以及它呈现出的理论特色，它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等，也还有个认识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特别是它所反映出的对现实经济现象及其特征的不凡解释力，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大幸事，对经济学研究者是一大鞭策和鼓舞。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研究时代提出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经由各种学说充分而自由的争辩交锋，是西方经济学200多年来保持活力与生机，不断取得进步发展的动力和特色。在学术研究上，成长起来的是“大家”而不是权威，更少有迷信和盲崇。在理论发展上，后者对先人既有继承和发展，更有修正和批判，从而营造出经济学发展的勃勃生机，开创出突破性发展的崭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新进展，是上述理论创新机制的新体现，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古典经济学的传承。从这批判与传承中，我们看到了新兴古典经济学闪烁着创新的智慧之光。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增长的学说，他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与途径，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因此，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任何改变经济组织，使分工得以扩大，专业化得以加深，从而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以对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刻研究为基点，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学说：分工效率与交易费用的比较差别，决定了工农业生产率的差别；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可以自发协调分工，因而不需要政府干预；分工使产量大增，从而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大量的产品可以充分地出售，而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其他人也可以充分地供给，这种由分工导致的产品逐渐充裕的过程，也就是整个社会逐步富裕的过程。李嘉图把斯密的分工理论运用到国际贸易，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代表作，但它仍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衣钵。因为《经济学原理》在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同时，仍然关注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只是囿于当时数学工具的缺乏，马歇尔未能将他的新见解加以数学化。这一缺失，无论对马歇尔还是对其后的经济学的演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的经济学家在运用数学工具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边际分析感到的得心应手，牵引着他们逐渐遗弃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研究，专注于资源配置问题和理论研究范式的数理化、模型化，从而走向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通论》将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从两部门模型扩大至三部门模型，把政府作为与消费者和企业并行的经济行为主体，提出了政府干

『陆』 主流经济学经过发展和改完善过后叫什么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特色

[摘要]西方经济学经历20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三次大的革命，已经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但它始终未能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正是这个缺陷构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兴起的理论条件与逻辑起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范畴、理论框架、分析范式等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取得崭新突破，并以此为基础，对企业成因和经济增长长期动态模型等提出新的学说。新兴古典经济学增强了对现实经济事实的解释力，受到日益广泛的认可，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特色的最新反映。[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经济学理论特色创新一部西方经济学说史向我们展示的是，源自古希腊以来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和经济理论，不断涌流与分化，不断否定与前进，不断创新与发展，形成了一条奔腾不息的智慧长河与信息洪流，林林总总的流派和交错延绵的学说，彰显着学术的勃勃生机与活力。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也许是西方经济学这条智慧长河中最新的泉流、很有希望的一股信息流。作为前沿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从一开始它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积极的评价，产生热烈反响。当然，从学科性质、理论体系与思想渊源上讲，新兴古典经济学仍属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但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对新兴古典经济学加以严肃的研究和积极的宣介。第一，它的首创者之一是以杨小凯(Yang)、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华人或华裔学者，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被认为是一个有中国背景的新兴经济学前沿学科；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注重对现实经济事实的研究和解释，包括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研究分析，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有别于某些在抽象和模型化走过了头，一股脑钻进阴冷书斋而远离火热现实的纯理论性或数理化的逻辑推演。也许不用多久，新兴古典经济学就会走进国内大学经济学的讲堂；事实上在1999年，杨小凯就把新兴古典经济学带到了北京大学的讲坛，并正式受邀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直接构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上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或“整合”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二）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三）对经济规模的错误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规模无止境的定义，无法解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厂商平均规模并不存在越来越大的趋势。经验数据表明，有的越来越大而有的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四）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更无法解释诸如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新现象。总之，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恰当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前提和思想渊源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超越（一）纠正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基本概念，奠定分析框架的新基础。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专业化经济被规模经济所取代，使资源配置的Pareto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纠正这种偏离，把经济学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正轨上来。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二）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扬弃和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而且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通常假定社会由2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食物和衣服2种产品，同时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可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2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的取值既可为正也可为零，由此，全社会成员（2个人）对所有产品（2种产品）的最优决策，共计有23*2=64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所谓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而内点解则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在上例64个解中，有1个内点解和63个角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增加，其可能的角点解将变成一个天文数字。然而，杨小凯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使可能的最优解范围大大缩小，而后文玫（Wen,1996）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WenTheory）。根据文氏定理，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之和少得多。在上例中，实际上只有基于3种选择组合的3个角点解为最优解：第一种组合是食物和衣物都自给自足，没有专业分工，也没有交易和交易成本；第二种组合是专业生产食物，用出卖食物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组合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出卖衣物的钱购买食物。除此以外，其他的组合都不是最优解。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此可见，超边际分析方法既脱胎于边际分析，包含了边际分析，更超越于它。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作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作超边际选择。实际上，他们的选择还要涉及出售多少产品、是否雇佣工人等等，这些就是多项超边际选择了。（三）重新定义重要基本范畴，为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铸成了所必需的理论基石。这些基本范畴包括：分工，专业化，两难冲突，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并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学派。例如关于交易费用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应将交易费用区分为外生的交易费用和内生的交易费用，并由此建立其新的产权理论。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研究了外生的交易费用，而未涉及内生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非由于决策者利益冲突导致的交易费用，包括运输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用于生产、通讯、运输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等。新兴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和定义了内生交易费用的新概念，提出内生交易费用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已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则是指市场均衡与Pareto最优之间的差别，即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交易费用，包括外部性、垄断权以及扭曲等，它与个体的决策、制度及合约的安排有关。他们认为，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意义在于：可根据两难冲突将垄断和外部性程度内生化，有助于研究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费用，可用博弈模型直接研究策略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等。再例如关于贸易（包括国际贸易）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造成贸易的两难冲突。因为，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多样化消费则意味着高效用，而消费的效用越高实现消费的交易费用也越高。因此，由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比较优势效益就与交易费用形成了冲突。如果交易费用很大，超过了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则均衡结果就只能取消分工，选择自给自足方式；这时效用最大，生产水平处于可能性边界之内，水平较低。反之，如果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超过了交易费用，则必然出现分工，而且随着交易费用的逐渐降低，分工呈现跳跃式发展趋势，从局部的分工到全面的分工；这时生产水平得以提高，处于可能性边界上。这一均衡结构是由交易双方的相对人数、相对偏好和相对生产率所决定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进而伴随着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增长、市场结构变化等拓扑性质的变化。（四）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沿着如下主线实现理论创新，发展并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体系：产权界定、合约执行——（内生、外生）交易费用——专业化和分工——市场化、竞争程度与协调失灵的风险。他们认为，为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避免高分工的协调失灵风险，可以采用三种办法：一是构筑保险市场；二是明确界定产权。他们认为，合理的产权制度选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的内生过程，国家政府对于公共资产的产权设置，基本上决定于最终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效率的替代选择。当然，明确产权可能产生较高的外生交易费用，同时还带来竞争程度与分工水平及协调可靠性之间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三是加强同行竞争，包括纵向和横向的竞争。他们认为，竞争会大大推动分工和市场的发育，增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能力，催生和促进私有产权制度。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和分析范式，可以将很多经济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因此，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和缺陷。（五）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新的基础上探索出“宏”、“微”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外乎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这一基础层次，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用博奕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等。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用自然及制度环境来解释人的自利行为。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作出反应。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如果在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加入时间因素，就可实现对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是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一般运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探究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第四个层次则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会得出这种后果对全社会是否有利的价值判断。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在第一、二、三层面上进行分析，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Pareto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Pareto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Pareto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六）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小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则中间产品专家会成为企业的老板；反之则由最终产品专家充当企业老板。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还提出了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层级结构等现象进行解释的思路。（七）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又由于其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全面均衡分析的框架内发展的，模型中只有动态竞争均衡而不存在Pareto最优，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的重大缺陷。正是这种理论缺憾，促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新增长模型的创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由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分工的内生演进模型，其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动态决策包括两个冲突：一是专业化生产加速学习过程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二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难以兼顾的冲突。但他们强调，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起点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由于很低的生产率，负担不起交易费用；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率的稍微提高，能够负担起一定的交易费用，这时可以选择稍高的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地通过市场的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得以提高；

——随着生产经验积累和生产技术改进的进一步加速，生产率也加速提高，使得承担交易费用的能力增强，从而推动更高水平专业化的实现。这个循环累进过程的持续，最终必然会导致一国经济的起飞。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增长模型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与消费绝对分开的做法；二是体现了竞争均衡和Pareto最优的一致性。综上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与困境，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古典回归，建立起新的学派，创制出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这个学派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越来越多的认可。当然，作为一个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尚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一些有待商榷的偏颇和失当。比如，他们忽视预测、计划、制度和政府的作用，否认规模经济的存在，热衷于运用学说作广泛的解释，力图创制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和过程的全能学说。对这些缺陷或不足，与其看成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如看成是这个新兴学派的发展空间。无论如何，在研究起点、研究方法、分析范式、分析工具、理论创新、经济解释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与跨越，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来说，是尤为重要和关键的。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与创新机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加速，信息及网络技术冲击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路径，经济结构不断更新，经济制度创新活跃，新经济成分和因素不断涌现。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古典经济学却日渐失去其鼎盛光芒，对经济发展现状及其过程不断涌现的新情况、不断呈现出的新特征日渐解释乏力，甚至不知所措。这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年延续、分化和发展，成长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门类，在它的庞大体系中，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相得益彰，思辩推演与案例解说交相辉映，逻辑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相行不悖，正是自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源源流长的思想源泉、丰厚肥沃的理论土壤和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勤奋探索取得的辉煌研究成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个新学派产生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以及它呈现出的理论特色，它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等，也还有个认识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特别是它所反映出的对现实经济现象及其特征的不凡解释力，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大幸事，对经济学研究者是一大鞭策和鼓舞。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研究时代提出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经由各种学说充分而自由的争辩交锋，是西方经济学200多年来保持活力与生机，不断取得进步发展的动力和特色。在学术研究上，成长起来的是“大家”而不是权威，更少有迷信和盲崇。在理论发展上，后者对先人既有继承和发展，更有修正和批判，从而营造出经济学发展的勃勃生机，开创出突破性发展的崭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新进展，是上述理论创新机制的新体现，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古典经济学的传承。从这批判与传承中，我们看到了新兴古典经济学闪烁着创新的智慧之光。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增长的学说，他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与途径，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因此，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任何改变经济组织，使分工得以扩大，专业化得以加深，从而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以对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刻研究为基点，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学说：分工效率与交易费用的比较差别，决定了工农业生产率的差别；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可以自发协调分工，因而不需要政府干预；分工使产量大增，从而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大量的产品可以充分地出售，而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其他人也可以充分地供给，这种由分工导致的产品逐渐充裕的过程，也就是整个社会逐步富裕的过程。李嘉图把斯密的分工理论运用到国际贸易，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代表作，但它仍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衣钵。因为《经济学原理》在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同时，仍然关注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只是囿于当时数学工具的缺乏，马歇尔未能将他的新见解加以数学化。这一缺失，无论对马歇尔还是对其后的经济学的演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的经济学家在运用数学工具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边际分析感到的得心应手，牵引着他们逐渐遗弃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研究，专注于资源配置问题和理论研究范式的数理化、模型化，从而走向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通论》将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从两部门模型扩大至三部门模型，把政府作为与消费者和企业并行的经济行为主体，提出了政府干

『柒』 经济学的起源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重农学派都有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从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从使用价值的生者。但是他对追求货币财富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从公正原则出发持否定态度。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公元前234～前149）、瓦罗（公元前116～前27）等人的著作中。
19世纪末期，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演变，即更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而不注重国家政策的分析，有些经济学家改变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年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提出应当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认为单一词比双合词更为简单明确；去掉“政治”一词，也更符合于学科研究的对象和主旨。1890年A.马歇尔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原理》，从书名上改变了长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到20世纪，在西方国家，经济学这一名称就逐渐代替了政治经济学。
除了学科内部的纵深发展外，经济学领域的学科交叉与创新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涌现出许多引人注目的新兴边缘学科，如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就是二十一世纪兴起的介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一门边缘科学，演化证券学则是介于生物学和证券学之间的边缘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