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经济法

⑴ 我国当代经济法律的特点是什么

【摘要】经济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这在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这些理论都是有一定制度背景的。本文在分析了三种典型的对经济法认识的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关键词】经济法;公法;私法;市场

【正文】

经济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这在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1]归纳起来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是国家干预,二是认为是国家协调性质的,三是认为是国家调节性质的。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2]从我国的改革看,我们是在认识和实践上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转变使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变化,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密切相关。但是,这些变动是否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学部门,是否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假如没有共同的规律和性质,经济法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学部门就很有问题了。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假如有合理的地方,这些合理的地方应该是共通的。

一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对经济法认识的理论。第一种是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性质的,这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相一致,是属于市场本位的一种认识。在市场制度的背景下,国家原来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是守夜人的角色,但由于经济垄断性的增强,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固有缺陷,使得政府要担当更多的角色,很显然,这是国家对自由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的一种干预,由此而进行的法律干预方法就是这种性质,这个理论的前提是有一个完整的市场的存在。长期以来(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活动被设想为属于私事的范围,对经济活动的法律管理属私法的范围,国家的作用就只是执行维护公共秩序的任务。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私人垄断利益集团的社会经济力量得以极大发展,自由竞争的经济条件逐渐消失,对竞争不完善的认识以及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人们日益怀疑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因此,国家干预得到了发展,使政府与私人力量之间的均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以有意识地组织经济生活来取代市场自发机制——经济计划化。亚当·斯密所颂扬的处于完全竞争中的大量小单位可以实现私人利益向全局利益汇合的“无形之手”,让位于“有形之手”——即“国家之手”。这样的计划化意味着配备充分的法律手段,并使法律规则在计划制定、实施和执行过程中起主要作用。[3]从而产生了崭新的第三类法律——经济法。[4]它最早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

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总体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作为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社会的整体利益来控制自由竞争。所以有学者说“经济法就是组织起来的经济法律”,[5]这不无道理。

对经济法实施统制,在本世纪后半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个人和企业方面以及在整个经济生活方面都有表现,经济政策的手段逐渐讲究起来,从“凯恩斯革命”起,经济学家就致力于对预算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和收入政策进行科学分析,他们尤其明确提出了利用这些手段实现国家总目标的条件,充分利用资源、稳定物价,提高国民产值增长率。[6]

国家对经济的非系统化干预存在已久,但对经济的系统干预,则是在垄断产生之后,经济法是国家系统干预经济的法律工具。任何法律制度都与国家紧密相关。所以,作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起源很早,如14世纪至15世纪出现的商法。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则是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本世纪以来,经济法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7]法律秩序要发挥整个社会价值准则体系的作用,因为与单独的经济效率相比,社会价值准则体系所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8]可以说,法律秩序本就有和谐一致的要求。[9]正是由于对社会法的需求,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法,契约法与法律之间僵死划分已越来越趋于动摇,这二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从而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法律领域。

二

第二种是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协调性质。国家在总体经济中起到协调的作用,如在总量控制、各方利益协调上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很显然,这是一种国家或是政府本位的一种认识。

国家协调应该讲是一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国家能否协调经济,在计划经济因素下,国家对经济的协调性质是非常明显的。在我国改革初期,也就是我们提出计划为主、商品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这种对经济法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对竞争的强调显然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而在竞争市场中,政府的力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与竞争的力量有性质的不同,政府与市场在运作上是不同的,在市场失灵等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场合,才会有政府力量出现的合理性。由此可见,这种国家本位的对经济法的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有问题的。

按照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济处于国家的计划的管理之下,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完全由国家计划控制。企业是整个社会“大工厂”的生产单位,所有的法律都是“公法”。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是处于行政管理的模式之下,所有的有关经济的法律都是行政法津和法规。毫无疑问,在这种条件下是不需要经济法的,只要有公法和行政法就足够了。但是这种模式由于其僵化性而不断地暴露其低效率和非经济的缺陷。由此,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改革,在计划中逐步加入或加大市场的成分。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的经济法都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由此可见,我们经济法的产生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的产生是在两个不同的条件下,后者是在完整的市场中加入国家或是政府或是公法的力量,而前者是在计划中不断地加入或是加大市场的力量和比重。但二者的结果却是一样的,都导致了经济法的出现和对经济法的强调。从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法的一些本质上的特点。首先,经济法并不是以市场或是以国家(政府)为本位对经济的调整,经济法并不存在国家或是市场本位的问题。其次,经济法可以是以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也可以是以打破国家垄断为主要内容,在原先是公法调整的领域逐渐加入或是加强私法的内容和力量。经济法的作用可以是扩大公法,也可以是扩大私法的功能。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特点。第三,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本位的法律,即所谓的国家协调的性质。是在形式上受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的影响。毫无疑问,西方市场经济有完整的私法体系和竞争市场,以及有深远的私法自治的传统。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是逐渐加深和扩大。因此,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国家逐渐进入和加强其作用,由此表现在经济法上就是国家的作用、公法逐渐侵蚀私法,也就是所谓的“私法的公法化”。但是自七十年代以来,在GATT和WTO的努力下,国际市场急剧扩大,垄断在某一国家的情形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甚至是消除。国家对政府在经济中的消极作用也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各国都在不同程度地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这些国家逐渐从市场中有条件或是无条件退出的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的内容,但若再将这些法律看成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就不合理了。而我国在现阶段,大量的经济法的作用和功能正是为了消减或是消除过分的政府力量在经济中的阻碍作用,经济法的性质或是理论却不能体现经济法的这一功能,这种经济法的理论显然是有问题的。

三

第三种理论中经济法的调节性质是为了克服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过分强调。这种观点在国家的强调上低于第二种观点,但对国家的本位的观点仍是这一观点的主要问题之所在。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仍是主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当然是经济法的一个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并不是经济法的性质,在我国的经济改革条件下,经济法的本位仍放在国家这一方面是不足的。认为经济法是以国家为基本的权利主体,以国家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而这恰恰与我们国家的全能政府作用的转换不相一致,并没能达到政府职能转换的作用,因而,与我们的改革的方向是不一致的。[10]那么,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对法律性质的划分的意义是在于揭示法律的基本价值,在于揭示法律的基本内容,给人们一种直观的对法律体系的了解。它决定该解释理论的价值趋向。而它的作用是对这个理论定下一个基调。它的直接效果是对法律的解释产生影响,法律的解释是一种整体的解释,这在法律解释学中是一个基本的原理。

法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对社会现实及其可预料的将来的一种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对一个社会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的检验是看它的解释与社会现实的符合程度。上面的理论可以讲是对某种社会中经济法律的一种解释,但对我国现阶段转型社会的现实及改革趋势的解释有一定的偏差。用一个形象的说法,上述的经济法理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是一种“TO”关系,即是进入性的、外在的。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FROM”,我们国家现在的政府与市场是一种内生的、一体化的状况,我们的改革所要达到的是使二者关系是一种“FOR”的状态,即是服务性、保障性的。我们的经济法理论应该反映这种状况。

经济法是处于公法和私法交界处的一个部门,它是集中和综合的产物,它的统一性在于它的惟一目的是管理经济活动。[11]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有具体特点的部门出现的,[12]是符合正在形成的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法律秩序,是与全部传统法律规则并存的一项新法律,[13]是从其经济后果来看问题的法律。[14]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四

我国的政府改革是一种对传统的“全能政府”的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是社会“大工厂”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既造计划,又管理经济;既是社会的参与者,又是社会的执法者;既是社会的生产者,又是社会消费的安排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什么是社会性呢?就是说,政府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竞争模式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政府的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自己职能的运用,对行政机关的作用的评判是上级机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市场的竞争模式正好相反,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是它在市场上是能赢利的,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的评判是市场,而不是其它,市场主体的动力来自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要从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没有出路的原因,因为原有体制刚好与市场机制相反。政府即使参于经济也是在竞争市场之外,或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来参与到竞争市场之中,或是在市场不完善的地方,或是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服务。这是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就是政府的社会性。

但是政府的全能性向社会性转换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政府推动实现体制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矛盾,一是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市场制度未建立,这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是整个社会的实体运作的制度。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经济中存在大量的国营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和经济的主导力量,它和政府是一体的,但是在体制转换中,这部分企业如何转换市场角色与行政管理模式一直是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市场中,国有企业仍是和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的融资、运作、包括破产都不是按市场规则来运作的。政府在市场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非常明显。这是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量的市场规则在此不能适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欠缺一个与民法规则的运作相对应的所谓“市民社会”。二是市场发展的长期性。市场的发展是个长期过程,不是体制上转换了,经济中就可以实现转换。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虽然制度变革了,但是市场的运作还是很成问题的。大量的资本不是按实际价值向市场转换,而是按权力进行的分配。对这样的分配,市场要进行长期的消化之后才能进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我们应该看到,从计划到市场,单单从经济上看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与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的政府干预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从全能转换到其社会性职能上来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如何协调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肯定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会不相同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用法律的规则来进行确定,肯定是会由于惯性的作用而互相影响,从而保持政府的“全能性”。这在我们的经济中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央的改革到地方常会出现扭曲,地方保护主义的趋势愈来愈强烈。这其实都是中央政府的改革下来之后,地方政府的职能不能局部消退所造成的。社会是个系统,是相互影响的,权力也是如此。部分权力的缩小会由于其他权力没有变动而保持其实际的影响力,而且它的效力在法律未规定时是待定的,在法律上是不能称其为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制定的法律常是得不到执行的。我国法院系统规定1999年为执行年,这说明我国法院执行难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大量的执行难问题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基于地方保护主义而造成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经济法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决定了我国的经济法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经济法理论放在国家干预的领域,而应放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就是政府如何在经济稳定发展,在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下完成政府职能转换,同时又能使在政府完成职能转换的地方实现市场力量的填充。否则,政府职能的转换肯定是不能实现的。

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法在实现一部分宪法的功能,因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究其实质,应该在宪政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它是由一国的基本制度所规定的,而不是由部门法来规定的。我国的情况之所以会如此,是由于我国是一个转型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我国的转型是一种渐进式的模式所决定的。转型意味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由于这一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基本制度面的确定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这种制度的设想,但要设计出具体的权力排列方式、具体的规则形式并使之有效力,我想我们的理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层次,要知道,这种改革是破天荒的,谁也没有做过。这就意味着,在基本制度面上,我们没有政府与市场的权力的基本划分,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政府可以是全能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而由于政府原来是全能的,因此,政府很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在走原来的路子。

对于政府的这种状况,按完整的市场经济对政府的权力进行要求显然是不现实的。政府在社会性的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多的职能,而传统的全能性的职能又与我们的改革方向不符合,政府的职能在理论上是不明确的,那么政府的职能在法律上,由于缺乏基本法的规定,其权力的解释就存在困难,政府主要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因此,经济法的体系化就显得特别重要。

五

我国经济法理论上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跨度大、难度也大。我们的改革,正如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是在几个阶段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达到今天这一高度的,而作为与经济改革直接相关的经济法当然也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同时,这也损害了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所应具有的稳定性。在国外对经济法的不同认识也有这一方面的规则上的原因,但都不及我国的经济转轨给经济法带来的变动性大。这不但是在规则内容上的改变,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着它的性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以及加入WTO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WTO的加入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注入大量的内容,WTO是国际法律,是对国家的一种义务约束。国际法是一种“软法”,所谓的“软法”,一方面它是一个缺乏体系性的东西,即使是WTO法律文件,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庞杂的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也不是包罗万象的,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它在许多方面是有欠缺的,也就是说,这个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是不完整的,一个不完整的体系,在解释上,肯定会产生歧义,因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可能由于法律用语、理智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现实的变化而产生许多不确定性的东西,何况一个体系不完整的东西。WTO是个发展的体系,乌拉圭回合之后的国际经济谈判的工作也正在酝酿之中。“软法”表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它相对于国内法是一个不完整的法律体系,即国家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同时也可能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参加到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否则,无法在经济领域有效地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要在未来世界经济舞台上有发言权,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经济大国,就必须尽早地加入WTO这一多边国际经济组织。这样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占绝大多数的WTO内,就会像在联合国内一样具有重要影响力,否则,被排除在WTO之外,不仅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使中国无法对发展中国家发挥影响力,也无权参与制定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将长期被排除在世界经济舞台之外。)我们在关于法律正义的知识里就知道,司法者应该是中立的,而不能充当被告或是原告。另外,它的救济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力性质的,国家实力的因素起很大的作用。原先GATT是个没有司法体系的临时国际经济安排,而现在的WTO设立了争端的解决机构,但是,争端解决的强行性在国际法中一直是个难题,是导致国际法被称为“软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随着WTO争端的增多,争端所触及利益的重要程度的增强,国际法的这一特性会暴露出来。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实力的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这也是为什么越是触及到大国,争议的解决就越难,这是国际法的法律性不及国内法的地方。[15]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性不如国内法,因为国内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有一个权威的存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一是经济的国际化,二是经济的市场化,这二个共同点使遵守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违反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收益。法律的遵守有一个利益的共同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可能会由于国际经济的变化而消失,但在可以预料的将来,这种变化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美中WTO谈判之后,双方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这个法律体系尽管存在着不尽如意的地方,如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的考虑是存在问题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在WTO体系中应该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WTO所构建的法律框架是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相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入这一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在这个法律体系下,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加强我国经济主体的竞争力量,使它在这个法律体系中有更多的事实上的权利,而不是处于被动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应这种法律环境,以及能获取这种法律环境所带来的利益,以这种环境来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强我国的竞争实力。

WTO所架构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意味着市场应是完整的,政府对市场不过多干预。这是加入WTO的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府保证不实行歧视待遇。这也就是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第三个是国民待遇,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我们以前对外商提供的是一种优于本国经济主体的优惠条件,因为我们以前有所有制的区分,而且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种体制转轨当中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对市场的扭曲,是为了克服旧体制的弊病而采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方法。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一方面是对外国人提供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标准,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本国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待遇和不低于外国人的标准。

WTO的文件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最完整的对政府权力重新定位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国经济法律的最为基本的文件,是我国经济法的基本法,也为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换提供了一个法律的框架。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一次机会来推进我们的市场化改革。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WTO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完善的对政府的限制,还有许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不可能在WTO这样一种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来进行规定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法来完善和发展,应该讲,对我国这样一个行政权传统很强大的国家而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个长期的工作,而且在我们的司法、立法领域的行政化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是我们的传统在起作用,也是我们在规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中会遇到的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又必须解决,否则,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夭折,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有可能停滞。

其实经济法对这个问题的阐释应该是在一个宪法的体系之下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解释的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转轨性质,这种理论上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来了。经济法自身要求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价值内涵。否则,法律的解释就会出现问题,依法行政和完善市场这两个改革的目标的实现也会有问题。由此可见,完善经济法的理论和经济法的规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制度的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构成一个含有WTO内容的经济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一方面既然我们作出了国际法上的承诺,那么,在国内法上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规定是必然的,否则,国际条约的执行是有困难的。构建一个与我们的国际承诺相一致的经济法体系的工作是艰巨的。二是如何应对WTO所带来的挑战,如何利用WTO所带来的法律权利,如何在WTO所给我国的宽限期内尽快地完善我们的市场,使期限过后的开放不至于带来大的冲击,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其中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资源。应对WTO所带来的冲击的前提是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得我国的经济竞争实体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下能不断地经受国际经济的考验,并利用国际经济的广大市场来壮大自己。经济法若是实现这一目标,便是法律对现实的最大贡献。加入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善和发展经济法的契机,也使经济法的发展面临一个繁荣的新阶段。

【注释】

[1]参见史际春等,《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以下。

[2]另外,还有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法律部门,而仅仅是一种思考法律的方法。由于它否定了经济法作为一种独立规则存在,这种观点在国外比较流行。(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在国内倒无这种论点,而且限于主题的关系,在此暂不作讨论。

[3]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页。

[4]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页。

[5]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6]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页。

[7]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8]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页。

[9]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页。

[10] 参见沈敏荣:“政府、市场与经济法的定位”,《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0年第1期。

[11]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页。

[12]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5页。

[13]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页。

[14]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页。

[15]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⑵ 如何完善经济法

【摘要】经济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这在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这些理论都是有一定制度背景的。本文在分析了三种典型的对经济法认识的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关键词】经济法;公法;私法;市场

【正文】

经济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这在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1]归纳起来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是国家干预,二是认为是国家协调性质的,三是认为是国家调节性质的。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2]从我国的改革看,我们是在认识和实践上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转变使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变化,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密切相关。但是,这些变动是否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学部门,是否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假如没有共同的规律和性质,经济法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学部门就很有问题了。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假如有合理的地方,这些合理的地方应该是共通的。

一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对经济法认识的理论。第一种是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性质的,这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相一致,是属于市场本位的一种认识。在市场制度的背景下,国家原来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是守夜人的角色,但由于经济垄断性的增强,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固有缺陷,使得政府要担当更多的角色,很显然,这是国家对自由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的一种干预,由此而进行的法律干预方法就是这种性质,这个理论的前提是有一个完整的市场的存在。长期以来(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活动被设想为属于私事的范围,对经济活动的法律管理属私法的范围,国家的作用就只是执行维护公共秩序的任务。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私人垄断利益集团的社会经济力量得以极大发展,自由竞争的经济条件逐渐消失,对竞争不完善的认识以及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人们日益怀疑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因此,国家干预得到了发展,使政府与私人力量之间的均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以有意识地组织经济生活来取代市场自发机制——经济计划化。亚当·斯密所颂扬的处于完全竞争中的大量小单位可以实现私人利益向全局利益汇合的“无形之手”,让位于“有形之手”——即“国家之手”。这样的计划化意味着配备充分的法律手段,并使法律规则在计划制定、实施和执行过程中起主要作用。[3]从而产生了崭新的第三类法律——经济法。[4]它最早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

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总体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作为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社会的整体利益来控制自由竞争。所以有学者说“经济法就是组织起来的经济法律”,[5]这不无道理。

对经济法实施统制,在本世纪后半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个人和企业方面以及在整个经济生活方面都有表现,经济政策的手段逐渐讲究起来,从“凯恩斯革命”起,经济学家就致力于对预算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和收入政策进行科学分析,他们尤其明确提出了利用这些手段实现国家总目标的条件,充分利用资源、稳定物价,提高国民产值增长率。[6]

国家对经济的非系统化干预存在已久,但对经济的系统干预,则是在垄断产生之后,经济法是国家系统干预经济的法律工具。任何法律制度都与国家紧密相关。所以,作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起源很早,如14世纪至15世纪出现的商法。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则是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本世纪以来,经济法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7]法律秩序要发挥整个社会价值准则体系的作用,因为与单独的经济效率相比,社会价值准则体系所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8]可以说,法律秩序本就有和谐一致的要求。[9]正是由于对社会法的需求,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法,契约法与法律之间僵死划分已越来越趋于动摇,这二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从而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法律领域。

二

第二种是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协调性质。国家在总体经济中起到协调的作用,如在总量控制、各方利益协调上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很显然,这是一种国家或是政府本位的一种认识。

国家协调应该讲是一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国家能否协调经济,在计划经济因素下,国家对经济的协调性质是非常明显的。在我国改革初期,也就是我们提出计划为主、商品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这种对经济法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对竞争的强调显然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而在竞争市场中,政府的力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与竞争的力量有性质的不同,政府与市场在运作上是不同的,在市场失灵等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场合,才会有政府力量出现的合理性。由此可见,这种国家本位的对经济法的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有问题的。

按照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济处于国家的计划的管理之下,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完全由国家计划控制。企业是整个社会“大工厂”的生产单位,所有的法律都是“公法”。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是处于行政管理的模式之下,所有的有关经济的法律都是行政法津和法规。毫无疑问,在这种条件下是不需要经济法的,只要有公法和行政法就足够了。但是这种模式由于其僵化性而不断地暴露其低效率和非经济的缺陷。由此,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改革,在计划中逐步加入或加大市场的成分。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的经济法都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由此可见,我们经济法的产生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的产生是在两个不同的条件下,后者是在完整的市场中加入国家或是政府或是公法的力量,而前者是在计划中不断地加入或是加大市场的力量和比重。但二者的结果却是一样的,都导致了经济法的出现和对经济法的强调。从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法的一些本质上的特点。首先,经济法并不是以市场或是以国家(政府)为本位对经济的调整,经济法并不存在国家或是市场本位的问题。其次,经济法可以是以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也可以是以打破国家垄断为主要内容,在原先是公法调整的领域逐渐加入或是加强私法的内容和力量。经济法的作用可以是扩大公法,也可以是扩大私法的功能。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特点。第三,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本位的法律,即所谓的国家协调的性质。是在形式上受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的影响。毫无疑问,西方市场经济有完整的私法体系和竞争市场,以及有深远的私法自治的传统。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是逐渐加深和扩大。因此,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国家逐渐进入和加强其作用,由此表现在经济法上就是国家的作用、公法逐渐侵蚀私法,也就是所谓的“私法的公法化”。但是自七十年代以来,在GATT和WTO的努力下,国际市场急剧扩大,垄断在某一国家的情形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甚至是消除。国家对政府在经济中的消极作用也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各国都在不同程度地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这些国家逐渐从市场中有条件或是无条件退出的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的内容,但若再将这些法律看成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就不合理了。而我国在现阶段,大量的经济法的作用和功能正是为了消减或是消除过分的政府力量在经济中的阻碍作用,经济法的性质或是理论却不能体现经济法的这一功能,这种经济法的理论显然是有问题的。

三

第三种理论中经济法的调节性质是为了克服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过分强调。这种观点在国家的强调上低于第二种观点,但对国家的本位的观点仍是这一观点的主要问题之所在。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仍是主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当然是经济法的一个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并不是经济法的性质,在我国的经济改革条件下,经济法的本位仍放在国家这一方面是不足的。认为经济法是以国家为基本的权利主体,以国家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而这恰恰与我们国家的全能政府作用的转换不相一致,并没能达到政府职能转换的作用,因而,与我们的改革的方向是不一致的。[10]那么,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对法律性质的划分的意义是在于揭示法律的基本价值,在于揭示法律的基本内容,给人们一种直观的对法律体系的了解。它决定该解释理论的价值趋向。而它的作用是对这个理论定下一个基调。它的直接效果是对法律的解释产生影响,法律的解释是一种整体的解释,这在法律解释学中是一个基本的原理。

法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对社会现实及其可预料的将来的一种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对一个社会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的检验是看它的解释与社会现实的符合程度。上面的理论可以讲是对某种社会中经济法律的一种解释,但对我国现阶段转型社会的现实及改革趋势的解释有一定的偏差。用一个形象的说法,上述的经济法理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是一种“TO”关系,即是进入性的、外在的。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FROM”,我们国家现在的政府与市场是一种内生的、一体化的状况,我们的改革所要达到的是使二者关系是一种“FOR”的状态,即是服务性、保障性的。我们的经济法理论应该反映这种状况。

经济法是处于公法和私法交界处的一个部门,它是集中和综合的产物,它的统一性在于它的惟一目的是管理经济活动。[11]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有具体特点的部门出现的,[12]是符合正在形成的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法律秩序,是与全部传统法律规则并存的一项新法律,[13]是从其经济后果来看问题的法律。[14]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四

我国的政府改革是一种对传统的“全能政府”的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是社会“大工厂”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既造计划,又管理经济;既是社会的参与者,又是社会的执法者;既是社会的生产者,又是社会消费的安排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什么是社会性呢?就是说,政府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竞争模式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政府的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自己职能的运用,对行政机关的作用的评判是上级机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市场的竞争模式正好相反,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是它在市场上是能赢利的,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的评判是市场,而不是其它,市场主体的动力来自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要从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没有出路的原因,因为原有体制刚好与市场机制相反。政府即使参于经济也是在竞争市场之外,或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来参与到竞争市场之中,或是在市场不完善的地方,或是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服务。这是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就是政府的社会性。

但是政府的全能性向社会性转换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政府推动实现体制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矛盾,一是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市场制度未建立,这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是整个社会的实体运作的制度。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经济中存在大量的国营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和经济的主导力量,它和政府是一体的,但是在体制转换中,这部分企业如何转换市场角色与行政管理模式一直是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市场中,国有企业仍是和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的融资、运作、包括破产都不是按市场规则来运作的。政府在市场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非常明显。这是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量的市场规则在此不能适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欠缺一个与民法规则的运作相对应的所谓“市民社会”。二是市场发展的长期性。市场的发展是个长期过程,不是体制上转换了,经济中就可以实现转换。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虽然制度变革了,但是市场的运作还是很成问题的。大量的资本不是按实际价值向市场转换,而是按权力进行的分配。对这样的分配,市场要进行长期的消化之后才能进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我们应该看到,从计划到市场,单单从经济上看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与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的政府干预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从全能转换到其社会性职能上来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如何协调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肯定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会不相同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用法律的规则来进行确定,肯定是会由于惯性的作用而互相影响,从而保持政府的“全能性”。这在我们的经济中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央的改革到地方常会出现扭曲,地方保护主义的趋势愈来愈强烈。这其实都是中央政府的改革下来之后,地方政府的职能不能局部消退所造成的。社会是个系统,是相互影响的,权力也是如此。部分权力的缩小会由于其他权力没有变动而保持其实际的影响力,而且它的效力在法律未规定时是待定的,在法律上是不能称其为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制定的法律常是得不到执行的。我国法院系统规定1999年为执行年,这说明我国法院执行难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大量的执行难问题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基于地方保护主义而造成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经济法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决定了我国的经济法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经济法理论放在国家干预的领域,而应放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就是政府如何在经济稳定发展,在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下完成政府职能转换,同时又能使在政府完成职能转换的地方实现市场力量的填充。否则,政府职能的转换肯定是不能实现的。

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法在实现一部分宪法的功能,因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究其实质,应该在宪政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它是由一国的基本制度所规定的,而不是由部门法来规定的。我国的情况之所以会如此,是由于我国是一个转型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我国的转型是一种渐进式的模式所决定的。转型意味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由于这一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基本制度面的确定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这种制度的设想,但要设计出具体的权力排列方式、具体的规则形式并使之有效力,我想我们的理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层次,要知道,这种改革是破天荒的,谁也没有做过。这就意味着,在基本制度面上,我们没有政府与市场的权力的基本划分,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政府可以是全能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而由于政府原来是全能的,因此,政府很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在走原来的路子。

对于政府的这种状况,按完整的市场经济对政府的权力进行要求显然是不现实的。政府在社会性的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多的职能,而传统的全能性的职能又与我们的改革方向不符合,政府的职能在理论上是不明确的,那么政府的职能在法律上,由于缺乏基本法的规定,其权力的解释就存在困难,政府主要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因此,经济法的体系化就显得特别重要。

五

我国经济法理论上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跨度大、难度也大。我们的改革,正如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是在几个阶段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达到今天这一高度的,而作为与经济改革直接相关的经济法当然也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同时,这也损害了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所应具有的稳定性。在国外对经济法的不同认识也有这一方面的规则上的原因,但都不及我国的经济转轨给经济法带来的变动性大。这不但是在规则内容上的改变,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着它的性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以及加入WTO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WTO的加入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注入大量的内容,WTO是国际法律,是对国家的一种义务约束。国际法是一种“软法”,所谓的“软法”,一方面它是一个缺乏体系性的东西,即使是WTO法律文件,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庞杂的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也不是包罗万象的,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它在许多方面是有欠缺的,也就是说,这个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是不完整的,一个不完整的体系,在解释上,肯定会产生歧义,因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可能由于法律用语、理智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现实的变化而产生许多不确定性的东西,何况一个体系不完整的东西。WTO是个发展的体系,乌拉圭回合之后的国际经济谈判的工作也正在酝酿之中。“软法”表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它相对于国内法是一个不完整的法律体系,即国家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同时也可能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参加到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否则,无法在经济领域有效地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要在未来世界经济舞台上有发言权,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经济大国,就必须尽早地加入WTO这一多边国际经济组织。这样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占绝大多数的WTO内,就会像在联合国内一样具有重要影响力,否则,被排除在WTO之外,不仅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使中国无法对发展中国家发挥影响力,也无权参与制定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将长期被排除在世界经济舞台之外。)我们在关于法律正义的知识里就知道,司法者应该是中立的,而不能充当被告或是原告。另外,它的救济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力性质的,国家实力的因素起很大的作用。原先GATT是个没有司法体系的临时国际经济安排,而现在的WTO设立了争端的解决机构,但是,争端解决的强行性在国际法中一直是个难题,是导致国际法被称为“软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随着WTO争端的增多,争端所触及利益的重要程度的增强,国际法的这一特性会暴露出来。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实力的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这也是为什么越是触及到大国,争议的解决就越难,这是国际法的法律性不及国内法的地方。[15]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性不如国内法,因为国内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有一个权威的存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一是经济的国际化,二是经济的市场化,这二个共同点使遵守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违反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收益。法律的遵守有一个利益的共同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可能会由于国际经济的变化而消失,但在可以预料的将来,这种变化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美中WTO谈判之后,双方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这个法律体系尽管存在着不尽如意的地方,如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的考虑是存在问题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在WTO体系中应该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WTO所构建的法律框架是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相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入这一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在这个法律体系下,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加强我国经济主体的竞争力量,使它在这个法律体系中有更多的事实上的权利,而不是处于被动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应这种法律环境,以及能获取这种法律环境所带来的利益,以这种环境来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强我国的竞争实力。

WTO所架构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意味着市场应是完整的,政府对市场不过多干预。这是加入WTO的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府保证不实行歧视待遇。这也就是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第三个是国民待遇,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我们以前对外商提供的是一种优于本国经济主体的优惠条件,因为我们以前有所有制的区分,而且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种体制转轨当中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对市场的扭曲,是为了克服旧体制的弊病而采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方法。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一方面是对外国人提供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标准,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本国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待遇和不低于外国人的标准。

WTO的文件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最完整的对政府权力重新定位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国经济法律的最为基本的文件,是我国经济法的基本法,也为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换提供了一个法律的框架。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一次机会来推进我们的市场化改革。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WTO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完善的对政府的限制,还有许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不可能在WTO这样一种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来进行规定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法来完善和发展,应该讲,对我国这样一个行政权传统很强大的国家而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个长期的工作,而且在我们的司法、立法领域的行政化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是我们的传统在起作用,也是我们在规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中会遇到的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又必须解决,否则,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夭折,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有可能停滞。

其实经济法对这个问题的阐释应该是在一个宪法的体系之下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解释的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转轨性质,这种理论上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来了。经济法自身要求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价值内涵。否则,法律的解释就会出现问题,依法行政和完善市场这两个改革的目标的实现也会有问题。由此可见,完善经济法的理论和经济法的规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制度的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构成一个含有WTO内容的经济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一方面既然我们作出了国际法上的承诺,那么,在国内法上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规定是必然的,否则,国际条约的执行是有困难的。构建一个与我们的国际承诺相一致的经济法体系的工作是艰巨的。二是如何应对WTO所带来的挑战,如何利用WTO所带来的法律权利,如何在WTO所给我国的宽限期内尽快地完善我们的市场,使期限过后的开放不至于带来大的冲击,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其中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资源。应对WTO所带来的冲击的前提是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得我国的经济竞争实体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下能不断地经受国际经济的考验,并利用国际经济的广大市场来壮大自己。经济法若是实现这一目标,便是法律对现实的最大贡献。加入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善和发展经济法的契机,也使经济法的发展面临一个繁荣的新阶段。

【注释】

[1]参见史际春等,《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以下。

[2]另外,还有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法律部门,而仅仅是一种思考法律的方法。由于它否定了经济法作为一种独立规则存在,这种观点在国外比较流行。(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在国内倒无这种论点,而且限于主题的关系,在此暂不作讨论。

[3]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页。

[4]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页。

[5]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6]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页。

[7]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8]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页。

[9]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页。

[10] 参见沈敏荣:“政府、市场与经济法的定位”,《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0年第1期。

[11]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页。

[12]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5页。

[13]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页。

[14]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页。

[15]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⑶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文凭国家教育部承认吗

一、中共中央党校函授文凭国家教育部是不承认的。因为中国中央党校的学历不可以在学信网上查询。国家教育部承认的学历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信网可以查到的。

二、可以报考中级会计师。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坚持原则，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

2、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以及有关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无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3、履行岗位职责，热爱本职工作。

部分地区要求报考人员需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

4、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除具备以上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大学专科学历，从事会计工作满五年。

（2）、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从事会计工作满四年。

（3）、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会计工作满二年。

（4）、取得硕士学位，从事会计工作满一年。

（5）、取得博士学位。

三、若你符合上述条件又考过了人事部当然认同你的文凭。

(3)中央党校经济法扩展阅读：

中共中央党校的科研工作，以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现实和 战略问题为重点，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努力结合国内 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理论创新。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实行全国统一组织、统一考试时间、统一考试大纲、统一考试命题、统一合格标准的考试制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分为初级资格和中级资格；考试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

考试日期一般为每年9、10月中下旬。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会计人员，表明其已具备担任相应级别会计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

考试科目：《财务管理》、《经济法》、《中级会计实务》3个科目。参加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

⑷ 经济法学经典案例分析的介绍

《经济法学经典复案例分制析》是依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央党校张忠军主编的《经济法》的体系框架，精心挑选了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案例编写而成的。《经济法学经典案例分析》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适合在职干部、法学专业和经济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在经济法学的学习中使用。

⑸ 请问，北京招收法学硕士的院校有哪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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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法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法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刑法
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理论
中国地质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⑹ 中共中央党校的组织机构

中央党校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哲学教研部、经济学教研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政法教研部、中共党史教研部、党建教研部、文史教研部等和国际战略研究所，简称“八部一所”。设教务部统筹全校教学工作。教务部是在中央党校校委领导下，负责全校教学管理的综合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包括各主体班次的招生和学籍管理、教学设计和教学组织、教学保障和远程教学、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以及分校教学等方面，同时还包括开展教学研究，推进教学改革。教务部下设党校教育研究室、招生办公室、教务处、教材处、分校工作办公室以及部办公室等处级机构，分别负责各方面工作的具体实施。 办公厅
协助校领导组织校内日常工作的运转;负责校内外的联系与综合协调、秘书事务、会议、机要、档案、信访、外事、办公自动化、保密、保卫、公务接待工作;承办对地方党校业务指导的具体工作。
下设处级机构6个：综合处、秘书处、机要档案处、保卫处、地方党校工作办公室、外事工作办公室。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代管)。 教务部
编制全校和各分校教学计划，管理、协调教学活动，招收学员，管理学籍；负责组织教学大纲的编写与教材的审定；反映教学情况，研究并提出教学改革方案；开展党校教育规律的研究。
下设处级机构5个：党校教育研究室、招生办公室、教务处、教材处、分校工作办公室。
科研部
编制全校科研规划，管理、协调科研活动，管理科研档案和科研经费；负责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管理工作；组织评估和宣传科研成果，提供科研信息咨询；组织党校系统的科研协作；负责全校社团组织的管理。
下设处级机构4个：科研规划处、科研管理处、科研协作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室 。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承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关的教学、研究、学位研究生培养和教材建设等工作。
下设教研室5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研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教研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教研室、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
哲学教研部
负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技哲学与现代科技、中外哲学史、战略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编写本学科教材；培养本学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下设教研室6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战略学教研室、伦理学教研室、中外哲学教研室、现代科学技术与科技哲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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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教研室6个：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宏观经济学教研室、微观经济学教研室、发展经济学教研室、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管理学教研室。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负责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史、社会学、民族宗教理论及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编写本学科教材；培养本学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下设教研室6个：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教研室、社会主义发展史教研室、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室、社会学教研室、民族与宗教理论教研室、社会制度比较教研室。
政法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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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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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教研室5个：第一教研室、第二教研室、第三教研室、第四教研室、第五教研室。
党的建设教研部
负责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党的建设理论、党的领导与领导科学、党的学说史、政党制度、世界政党比较等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编写本学科教材；培养本学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下设教研室5个：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教研室、党的建设原理教研室、党的领导与领导科学教研室、世界政党比较教研室、政党制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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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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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处级机构3个：一处、二处、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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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处级机构2个：办公室、组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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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处级机构4个：办公室、组教处、新疆班、西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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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处级机构3个：学生处、培养处、在职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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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处级机构3个：办公室、数字资源综合管理中心、文化展览处。
下设教研室一级机构7个：文献采编室、图书馆借阅室、报刊阅览室、参考咨询室、数字资源建设中心、文献研究室、系统与技术保障中心。
组织部
负责校内干部的录用、调配、考核、奖惩、职务任免、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培训、工资福利、离退休和工勤人员的人事管理工作，校内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学校的专家管理工作；负责出国出境人员的审查等工作。
下设处级机构5个：办公室、干部一处、干部二处、干部三处、人事处。
财务行政管理局
负责全校的后勤综合管理，即校园规划、基建、财务、审计、国有资产和后勤其他事务的综合管理。
财务行政管理局所属单位2个，即基建办公室、财务部
直属处级机构4个：办公室、综合管理处、房地产管理处、卫生处；
基建办公室下设处级机构2个：计划材料处、工程处；
财务部下设处级机构6个：财务一室、财务二室、财务三室、资产管理室、结算中心、审计室。 负责全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党群工作及侨务工作等。
下设处级机构4个：办公室（与团委、青年工作处一个机构三块牌子）、组织处、宣传处、机关纪委办公室。校工会为机关党委下属单位。 离退休干部局
负责离退休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党务工作、管理和服务工作，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发挥离退休人员的作用。
下设处级机构5个：办公室、党务工作处、宣传教育处、文体工作处、服务处。
报刊社
承担宣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探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反映党政干部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党校教育方针，交流党校建设和教学经验等工作。
下设处级机构2个：办公室、经营发展部。
下设教研室级机构7个：总编室、一编室、二编室、专刊室、《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编辑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编辑部、《理论动态》编辑部。
干部教育学院
主要负责受中央部门、企业及地方委托，对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等方面的培训。
下设处级机构4个：办公室、教务处、教材服务中心、财务处。
下设教研室级机构3个：教研室、培训办公室、研究生办公室。
机关服务局
负责全校后勤保障和后勤服务工作，即餐饮、交通、医疗保健、物业监管等服务工作，教学、办公、学员生活场所的管理服务工作，供电、供水、供暖、供冷等服务保障工作、校园绿化、环境卫生、房屋修缮及社区管理服务工作。
下设按处级配备领导干部的服务实体8个：餐饮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交通服务中心、医院、园林修缮环卫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物业监管中心、动力保障中心。
信息中心
负责全校课堂教学保障、远程教学网络、校园计算机网络、有线电视和电话通信等信息化建设管理工作，承办党校系统远程教学网络建设的组织协调和使用管理工作。党校电视台的管理、维护及宣传报道工作，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等。
下设处级机构5个：办公室、电化教学处、远程教学处、校园网络管理处、电视通讯处。 负责党校教材和教学参考读物、干部学习读物、理论研究著作等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的出版和发行工作。为全国党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为党的干部教育和思想理论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下设处级机构5个：办公室、总编室、出版部、发行部、财务室；
下设教研室一级机构5个：一编室、二编室、三编室、四编室、五编室（中央党校求索音像出版社）。 进修部
中央党校进修部，是中央党校校委领导下的学员管理机构，担负着轮训培训高中级领导干部的任务。中央党校进修部的前身是马列学院一部， 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时定名为中央党校第一部，1983年8月更名为中央党校进修部。
进修部承担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班，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地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进修班、县委书记任职培训班以及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等中央部委、国家机关各类班次的服务管理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党校进修部学习过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有6000多名，地厅级领导干部有26000多名，县委书记2000多名。
现任领导：黄宪起（中央党校校委委员、进修部主任）
培训部
中央党校培训部，是中央党校校委领导下的学员管理机构，负责中青年后备干部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
现任领导：罗宗毅（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培训部主任）
研究生院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是中央党校校委领导下的主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直属机构，担负着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学籍管理、教学组织与管理、学位授予、就业指导、行政管理以及党务与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工作，并对全国省级党校属于国民教育系列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进行业务指导。主要为党和国家培养具有坚实宽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和政策研究能力的高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和高素质领导人才。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实宽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独立进行教学科研和政策研究能力的高层次的专门人才。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的前身是中央党校理论部，1981年，经国家计委和教育部同意，中央党校招收首批学位研究生。通过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首批28名硕士研究生，按国家统一标准，以导师制方式进行培养，为中央党校学位研究生教育积累了初步经验。1983年，中央党校面向全国开始单独招收硕士研究生，当年招生122名。这一阶段的办学方式是，由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联合下发招生通知，按照国家规定单独考试录取，严格按照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规定标准进行培养，同时从党校实际出发突出党校特色。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批审批，获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的科学社会主义等专业中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
中央党校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编制、研究生报考及录取工作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硕士、博士招生指标由教育部下达，硕士入学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博士入学考试依照教育部统一规定。2004年10月，建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培养高层次社会科学人才的学科体系。已拥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3个国家重点学科；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还设有哲学、理论经济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4个博士后流动站；经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累计有一级学科下所属的23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33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现有教学人员700多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500多名，博士生导师117人，硕士生导师143人，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和一批在教学科研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截至2009年7月，已毕业学位研究生2457人，其中获博士学位811人、硕士学位1646人；授予同等学力硕士学位328人，在读学位研究生近600人。中央党校的学位研究生的学籍、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均由国家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统一注册，属于严格的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
现任领导：韩庆祥（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

⑺ 哪些大学设立了法学硕士点

高校法学硕士点汇总
一、北京高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

北京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

清华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对外经贸大学 民商法 、经济法、国际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法学理论刑法诉讼法

北京工商大学 民商法 经济法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 刑法

中央民族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经济法

北方工业大学 法学理论经济法

外交学院 国际法

中央财经大学 民商法 经济法

首都经贸大学 经济法

中共中央党校 法学理论经济法

北京邮电大学 民商法

北京科技大学 民商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民商法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法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法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刑法

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理论

中国地质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二、天津高校

南开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

天津师范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经济法

天津财经大学 经济法

天津商学院 民商法

天津大学 经济法

天津工业大学 经济法

三、河北高校

河北经贸大学 民商法、经济法、国际法

河北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诉讼法

四、山西高校

山西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五、内蒙古高校

内蒙古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诉讼法

六、黑龙江高校

黑龙江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经济法

哈尔滨工程大学 经济法

东北林业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七、吉林高校

吉林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

延边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

东北师范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长春理工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长春税务学院 经济法

八、辽宁高校

辽宁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刑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大连海事大学 国际法民商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东北财经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

中国刑警学院 刑法 诉讼法

东北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沈阳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民商法

大连理工大学 民商法

华东地区：

九、上海高校

华东政法学院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

复旦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上海交通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 诉讼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上海社会科学院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刑法 民商法 国际法

同济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 国际法

上海财经大学 宪法经济法国际法

上海海事大学 民商法 国际法

上海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

上海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刑法

上海海运学院 国际法 民商法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国际法

华东师范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十、江苏高校

南京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苏州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诉讼法 国际法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诉讼法

东南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法

河海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南京理工大学 民商法

十一、浙江高校

浙江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浙江工商大学 民商法 诉讼法

宁波大学 民商法

十二、安徽高校

安徽大学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刑法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民商法经济法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法 国际法

十三、福建高校

厦门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华侨大学 民商法 经济法

福州大学 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十四、江西高校

南昌大学 刑法 民商法诉讼法经济法

江西财经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刑法诉讼法 经济法

江西师范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十五、山东高校

山东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中国海洋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烟台大学 法学理论 刑法民商法国际法

山东科技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青岛大学 诉讼法

十六、河南高校

郑州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河南大学 法律史 刑法民商法诉讼法

十七、湖北高校

武汉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

华中科技大学 法学理论民商法经济法

华中师范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

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法

中国地质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法

十八、湖南高校

湘潭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湖南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刑法 民商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刑法 民商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中南大学 刑法 民商法诉讼法经济法 国际法

十九、广东高校

中山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广东商学院 宪法与行政法诉讼法

暨南大学 民商法 经济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法

深圳大学 国际法

华南师范大学 民商法

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法

二十、广西高校

广西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国际法

广西大学 民商法

二十一、海南高校

海南大学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二十二、重庆高校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

重庆大学 法学理论 民商法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西南师范大学 民商法

二十三、四川高校

四川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 刑法 诉讼法 经济法

西南财经大学 刑法民商法经济法

四川社会科学院 民商法经济法

电子科技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四川师范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西南交通大学 法学理论

西南科技大学 经济法

西南民族大学 法学理论诉讼法

二十四、贵州高校

贵州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国际法

贵州工业大学 经济法

二十五、云南高校

云南大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刑法 民商法 经济法

昆明理工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云南民族大学 经济法

云南财贸学院 经济法

二十六、陕西高校

西北政法学院 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

西北大学 民商法经济法国际法

西安政治学院 法律史 诉讼法

西北工业大学 经济法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法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二十七、甘肃高校

兰州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民商法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西北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

西北民族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二十八、青海高校

青海民族学院 民商法

二十九、宁夏高校

宁夏大学 法学理论

三十、新疆高校

新疆大学 法学理论 国际法

新疆财经学院 经济法

⑻ 推荐几个一般的法学硕士学院吧

北京高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北京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清华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对外经贸大学 民商法 经济法 国际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法学理论 刑法 诉讼法

北京工商大学 民商法 经济法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 刑法

中央民族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经济法

北方工业大学 法学理论 经济法

外交学院 国际法

中央财经大学 民商法 经济法

首都经贸大学 经济法

中共中央党校 法学理论 经济法

北京邮电大学 民商法

北京科技大学 民商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民商法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法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法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刑法

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理论

中国地质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天津高校

南开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天津师范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经济法

天津财经大学 经济法

天津商学院 民商法

天津大学 经济法

天津工业大学 经济法

河北高校

河北经贸大学 民商法 经济法 国际法

河北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诉讼法

山西高校

山西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东北地区：

黑龙江高校

黑龙江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经济法

哈尔滨工程大学 经济法

东北林业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吉林高校

吉林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延边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东北师范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长春理工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长春税务学院 经济法

辽宁高校

辽宁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大连海事大学 国际法 民商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东北财经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经济法

中国刑警学院 刑法 诉讼法

东北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沈阳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 民商法

大连理工大学 民商法

上海高校

华东政法学院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复旦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上海交通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上海社会科学院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国际法

同济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国际法

上海财经大学 宪法 经济法 国际法

上海海事大学 民商法 国际法

上海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上海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上海海运学院 国际法 民商法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国际法

华东师范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江苏高校

南京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苏州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诉讼法 国际法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诉讼法

东南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法

河海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南京理工大学 民商法

浙江高校

浙江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浙江工商大学 民商法 诉讼法

宁波大学 民商法

安徽高校

安徽大学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民商法 经济法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法 国际法

福建高校

厦门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华侨大学 民商法 经济法

福州大学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江西高校

南昌大学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江西财经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诉讼法 经济法

江西师范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山东高校

山东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中国海洋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烟台大学 法学理论 刑法 民商法 国际法

山东科技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青岛大学 诉讼法

河南高校

郑州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河南大学 法律史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湖北高校

武汉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华中科技大学 法学理论 民商法 经济法

华中师范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经济法

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法

中国地质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法

湖南高校

湘潭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湖南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中南大学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广东高校

中山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国际法

广东商学院 宪法与行政法 诉讼法

暨南大学 民商法 经济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法

深圳大学 国际法

华南师范大学 民商法

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法

广西高校

广西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 国际法

广西大学 民商法

重庆高校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重庆大学 法学理论 民商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西南师范大学 民商法

四川高校

四川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刑法 诉讼法 经济法

西南财经大学 刑法 民商法 经济法

四川社会科学院 民商法 经济法

电子科技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四川师范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西南交通大学 法学理论

西南科技大学 经济法

西南民族大学 法学理论 诉讼法

贵州高校

贵州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民商法 国际法

贵州工业大学 经济法

云南高校

云南大学 法学理论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经济法

昆明理工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云南民族大学 经济法

云南财贸学院 经济法

陕西高校

西北政法学院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诉讼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西北大学 民商法 经济法 国际法

西安政治学院 法律史 诉讼法

西北工业大学 经济法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法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甘肃高校

兰州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刑法 民商法 经济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西北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

西北民族大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PS:除了那几个比较好的学校，如法大、北大、人大、之类， 剩下的你都可以考虑，综合自身情况，再去查下想包括学校的考试科目就OK了，预祝顺利考试法学硕士。

⑼ 我想考中央党校的法学类研究生，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学校的研究生好就业吗

我只想向你说明一抄个情况：那就是党校08年还是哪年的公布过一次进入复试的考生结构，近1000人参加初试进入复试的是180多个，其中应届本科生有87个。我当然相信母校是公平公正的；但是确实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参考，水平参差不齐，录取与就业都要靠个人实力。
祝你成功！

⑽ 中共中央党校2008年本科生招生简章

报考人员必须具有大学专科毕业文凭，建议你先弄个大专文凭。

入学条件
①曾被评为省部级和军队军级及其以上单位先进个人者；

②军队、公安等系统一、二等功荣立者；

③已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者；

④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

最近的一次入学考试时间2008年4月中旬

考试科目
1、语文
2、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3、专业课根据你报考的专业选择
复习资料
http://cache..com/c?word=%D6%D0%D1%EB%3B%B5%B3%D0%A3%2C%B8%B4%CF%B0%3B%D7%CA%C1%CF&url=http%3A//jialin1980%2Eblogchina%2Ecom/572096%2Ehtml&p=&user=

招生简章（每年基本不变）

一、培养目标

培养忠诚于马克思主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有专业知识又有管理能力、具有本科文化程度的党员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人才。

二、招生对象和报考条件

1、招生对象：招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党员、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

2、基本条件：报考人员必须具有大学专科毕业文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思想政治觉悟高，遵纪守法，身体健康，能长期坚持学习。

3、免试条件：凡具备报名基本条件，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人学。

①曾被评为省部级和军队军级及其以上单位先进个人者；

②军队、公安等系统一、二等功荣立者；

③已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者；

④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

4、专升本条件：

①中函和省函大专毕业学员；

②其他院校大专毕业学员也可择优直升中函本科与其大专所学相同或相近专业。

5、加分条件：凡具备报名基本条件，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加 20分。

①受到地（厅、局）和军队师级以上单位表彰的先进个人；

②曾荣获军队、公安等系统三等功奖励者；

③处以上领导干部；

④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台湾省籍报考者；

⑤烈士子女、烈士配偶；

③边疆、山区、牧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报考者。

三、招生办法

自愿报名，组织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录取方案经总院审核批准后，由分院签发《学员入学通知书》。报考者可购买总院编印的入学考试复习资料进行复习。

四、报名时间和手续

报名时间：自招生简章公布之日起，至2006年2月底止。

凡报名者必须填写《报名登记表》，经本人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同意、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报名时，须缴验大专学历证书、身份证的原件，并缴复印件各2份；缴近期同版一寸免冠正面照片3张。

免试人学者按规定办理报名的全部手续后，还须缴验有关荣誉证书、学历证书、证明材料原件，并缴复印件各2份。

加分者按规定办理报名的全部手续后，须缴验有关荣誉证书、奖励证书或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并缴复印件各2份。

五、专业和学制

开设公共管理、经济管理、法律和工商管理等四个专业，学制均为二年半。

六、考试科目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专业课和语文。

七、考试时间

4月1*日 上午9：00—11：30 语文

下午2：00—4：00 专业课

4月1*日 上午9：00—11：00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八、毕业文凭和待遇

根据中发[2000]10号文件精神，学员学完规定课程，经过以中央党校为主体，吸收组织、人事、教育部门参与组织的考试、考核，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者，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待遇参照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规定。

九、课程设置

公共管理专业

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

政治学

法学

公共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

行政学（选修）

社会调查方法（选修）

公共组织学（选修）

公务员制度（选修）

政策执行与评估（选修）

英语

党性教育

经济学

社会学

公共政策分析

管理学

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选修）

组织行为学（选修）

公共财政学（选修）

公共伦理（选修）

公文写作

电子政务

经济管理专业

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

当代中国经济

发展经济学

国际贸易

区域经济学

投资经济学

国有资产管理

商务谈判（选修）

电子商务（选修）

计算机应用基础（选修）

党性教育

货币银行学

国际金融

经济法学

西方经济学

当代世界经济

组织行为学

系统科学（选修）

WTO理论与实务（选修）

英语（一、二册）

当代科技（选修）

法律专业

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

宪法学

刑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商法学

国际私法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选修）

司法文书（选修）

英语（一、二册）

党性教育

法理学

民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

知识产权法

国际法

国际经济法

证据法学（选修）

财税法（选修）

计算机应用基础（选修）

WTO理论与实务（选修）

工商管理专业

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企业概论

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

会计学

组织行为学

商务谈判（选修）

国际贸易（选修）

WTO理论与实务（选修）

党性教育

西方经济学

经济法

企业战略管理

财务管理

统计学

电子商务（选修）

风险投资与风险管理（选修）

公共关系

计算机应用基础（选修）

英语（一、二册）

十、教学方法

学员按照总院制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和自学导读的要求，参加面授教学、远程教学、互联网教学和自学并定期完成作业。总院、分院、学区、辅导站坚持学员为本、质量第一，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组织教学活动，进行教学管理，优化教学资源，为学员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教学服务，不断满足学员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十一、组织领导

中央党校函授教育由中央党校主办，参照成人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结合党校干部教育的特点，依托省、市委党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吸收组织、人事、教育部门参与组织考试、考核。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在办学方针、班次、专业和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教务等方面，实行统一领导；办学方针、教学计划、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全面落实，由所在省、市委党校设立的函授部门负责。学员以地区或部门为单位编成班组进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