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政治经济学论述题
（1）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目前经济全球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经济秩序，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2）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利用科技进步，借自由化之名，行控制世界经济之实，使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的历史过程。
（3）技术全球化，科学技能全球化，资金全球化等等等等
㈡ 经济学原理论述题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二者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必须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协调而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一、财政向银行发放国债规模的大小是调整货币供应的重要渠道
在当今社会，一国货币总量指的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社会货币购买力总额，主要包括现金（或现钞）和银行存款（“存款货币”），其中，银行存款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现金所占比重则很小。因此，所谓货币投放，绝不仅指现钞的投放，而更多的是指存款货币的投放。目前一国货币投放的渠道主要有：1、中央银行购入发钞储备黄金（或其它储备物资）；2、央行购买储备外汇；3、央行购买国债或给予政府（财政）透支；4、央行向各类贷款银行发放贷款，或者买入贷款银行持有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等，并通过贷款银行向社会发放贷款；5、贷款银行吸收存款后，除交存央行一定比例的存款保证金或保持一定的备付金存款外，向社会发放贷款，并形成贷款投放的乘数效应；6、央行外的各类银行购买国债、企业债券以及外汇等。另外，从整个国家货币购买力总额看，境外资金流入和本国货币流出境内也会影响社会货币总量（这要进行净流入或净流出量的具体分析）。
我国目前货币投放最具有调节余地的渠道，一是银行贷款，这也是货币投放最主要的一条渠道；二是各类银行购买国债并通过财政开支向社会投放货币。其它渠道投放货币的伸缩余地都是有限的。这里，财政增加向银行发放国债，就意味着银行增加货币投放（因而也会形成财政投放的乘数效应）；财政兑付向银行发放的国债，就意味着银行减少货币投放（增加货币回笼）。也就是说，财政收支不仅也体现为社会货币的收付，体现为社会货币的再分配，而且财政向银行发放国债规模的大小就是调整货币供应总量的重要渠道。这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紧密相关的重要表现。
二、运用两种渠道，有效调节货币供应总量特别是“流通货币量”
一般来讲，社会货币总量就是以货币表示的社会购买力总额，即社会总需求，但从某一时间段看，社会货币总额中总会有一部分脱离社会生产流通领域而沉淀下来，并不形成当期实际的购买力。因此，社会货币总量又可以划分为“流通货币量”和“沉淀货币量”两部分。真正影响一定时期社会有效需求的，不完全是社会货币总量，而主要是流通货币量。当然，流通货币量的变动与货币总量的变动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社会货币总量，特别是流通货币量的调节作用看，二者又有明显的差别，是不能相互代替的。
从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对象----银行贷款投放货币的情况看，贷款投放形成的资金属于债务资金，一般有规定的贷款期限，到期要还本付息，贷款利息就是贷款资金的价格或成本。因此，贷款投放更像是资金的买卖行为，能否投放出去，以及实际投放多少，取决于买卖双方的意愿和银行信贷资金的规模，而并非是无条件的。其中，银行可以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和贷款条件来增加贷款需求，但降低利率对贷款需求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在一个缺乏充分成本效益意识和约束的社会更是如此；而不计成本、不顾风险地滥放贷款也是不符合银行经营原则和监管要求的，是要严格控制的。银行贷款的增长从根本上讲，决定于借款人对未来收入或投资回报的预期和信心。在面临贷款有效需求不足，存在通货紧缩压力的情况下，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货币需求的作用往往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社会贷款需求旺盛，流通货币量增大，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情况下，银行作为货币供应者，在控制货币投放方面的作用却会远远大于其在扩大货币投放方面的作用。另外，银行通过提高或降低存款利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存款意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沉淀货币量和流通货币量的比例，但社会存款意向同样受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还受到未来收支预期变动的影响，单纯的利率调整对存款的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
从财政政策对货币总量和流通货币量的影响来看，在社会存款意愿强烈，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发行国债吸收一部分社会沉淀货币（包括银行沉淀资金），并通过财政开支投放出去，可以直接而有效地调节当期沉淀货币量与流通货币量的比例，并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带动民间投资，改善社会收支预期，增强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从而刺激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但发行国债是国家对社会的负债，是要归还的，因此，必须保证国债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并要避免因增加财政投资而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国债发放的总量必须控制在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避免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还必须看到，财政投资是一种权益性投资，它代表着对被投资企业或项目的所有权，因而享有对被投资企业和项目的管理、分红和处置的权力，但却没有要求其归还投资的权力。这就意味着财政扩大投资后，一旦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需要控制货币投放时，要收回投资是相当困难的，对一些投资期限较长的项目，如果匆忙停止后续投资，还可能造成重大损失。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仅在不同情况下对调节货币总量，特别是流通货币量的影响不同，而且银行贷款与财政投资的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二者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区别，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而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我国曾实行过“拨改贷”，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拨款（投资）改为统一由银行贷款解决，这尽管为解决一定时期的特殊问题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却带来了新的影响深远的问题：企业资本金严重缺乏，财务负担沉重；将由财政解决的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解决，使银行失去了贷款控制的标准和自主性，银行成为财政和计委的出纳；银行贷款代替拨款，使企业获得贷款不还的理由（投资是不存在归还问题的），因而造成对国有银行严重的贷款不还的企业诚信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教训的。
应该强调，财政政策是国家意图的体现，尽管政策制定的内部时滞可能比较长，但一经确定，其实施带有强制性，外部时滞却非常短。而货币政策则主要依靠调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票据再贴现利率和再贷款利率等，间接地调整民间存贷款意向和银行贷款意向等，经过多道环节的传导才能产生效果，因此，其外部时滞是比较长的。为推动市场机制不断健全，国家对社会资金供求的调节应尽可能避免行政干预，而应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加以引导，在这种情况下，当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时，财政政策就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带动作用。同时，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不仅是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手段，而且也可以为中央银行发展债券市场开展货币公开市场操作提供必要条件，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可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必须密切配合、互相支持，而不能相互代替、互相推脱。
三、对货币总量和流通货币量调控的把握标准
货币总量或社会总需求的调节是非常复杂的事情，要准确把握调节的方向和尺度是很难的，但又是必须加以明确的关键问题。
我们知道，调节货币总量和流通货币量的目的主要是保持国民经济适度稳定增长，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从而保证最大程度的劳动就业、社会稳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等。据此我们可以肯定，货币总量和流通货币量增长率的确定主要取决于国民经济（一般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的增长目标和居民消费物价总指数的变动目标。保持多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或浮动范围，消费物价总指数的波动控制在多大的范围之内，需要作为重要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予以研究并报全国人大核定。这两大指标确定后，即可据以确定货币供应量的控制目标。
由于货币投放或回笼对GDP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所以货币量目标增长率还受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相关函数（简称“关系函数”）的影响。这一关系函数的准确确定，对准确把握货币供应量控制目标至关重要。为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避免货币流通量的大起大落，“关系函数”可按照前三年（或适当时段）货币总量（近似地以M2表示）和流通货币量（近似地以M1表示）的增长率与同期GDP增长率比值的平均数来分别确定M2和M1的关系函数。在此基础上，再将目标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重大事项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作为“调整项”考虑进去，即可确定M2和M1的目标增长率。计算公式为：M2目标增长率＝GDP目标增长率×M2关系函数±物价目标变动率±调整项M1目标增长率＝GDP目标增长率×M1关系函数±物价目标变动率±调整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果M2和M1实际增长率与目标增长率发生较大偏差（如相差3个百分点以上），GDP或物价总指数的实际变动率与目标发生较大偏离（如低于最低目标值或高于最高目标值0.5个百分点以上），就应该适当进行反向调整。这样，货币增长的调节方向和目标就比较明确了。
确定了货币增长的调节方向和目标后，就要相应调整和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保货币增长调控目标的实现。
总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既有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必须正确认识和准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二者应有的积极作用。
㈢ 宏观经济学论述题
1、失业的主要类型
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到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其主导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国际上一般将失业分为以下几类：
(1)摩擦性失业，指由于劳动力市场功能上的缺陷造成的临时性失业，如新生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工人转换工作岗位时出现的工作中断等；
(2)季节性失业，指由于某些行业生产条件或产品受气候条件、社会风俗或购买习惯的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季节性变化而导致的失业；
(3)技术性失业，指由于使用新机器设备和材料，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生产管理方式，出现局部劳动力过剩而导致的失业；
(4)结构性失业，指由于经济、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生产形式和规模的变化，促使劳动力结构进行相应调整而导致的失业；
(5)周期性失业，指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济的周期性萎缩而导致的失业。
2、我国的失业问题分析
（1）经济高增长与事业率高增长并存，就业弹性开始下降。所谓就业弹性系数，是指由国民经济变动带来的就业量的变动占国民经济变动量的比例。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就业弹性是0.32，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320万人就业。但到2002年我国的就业弹性已经下降到0.10。这种现象不同于传统的周期性失业。
（2）失业率不断上升，再就业率不断下降，失业回滞开始出现。失业回滞是指由于失业率长时间居高不下，自然失业率开始上升的现象。我国近几年来的失业率（实际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再就业率却逐年走低，从198年的50%降至2002年的15%。失业率上升与再就业率下降的共同作用导致就业弱势群体出现 。出于就业若是的劳动者由于长期失业或者频繁失业状态，最终形成“失去信心的劳动者”，使得自然失业率上升，进而成为解决我国事业问题的一大障碍。
（3）失业与空位并存，结构性矛盾空前突出。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总量上明显共大于求，另一方面，高级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技术型劳动力则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结构性失业的存在造成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障碍，进而大大削弱了企业进一步吸收就业的能力。
（4）知识型失业出现。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2003年。这一年全国高校扩招后第一批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高学历的劳动力供给突然增加，原来基本均衡的供求关系被打破，由此引发了高学历低工资、高学历低就业等许多非正常现象，并且最终造成60万大学生不能就业，处于摩擦型失业状态。
㈣ 经济学基础论述题
失业会产生诸多影响，一般可以将其分成两种：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内
失业的社会容影响虽然难以估计和衡量，但它最易为人们所感受到。失业威胁着作为社会单位和经济单位的家庭的稳定。没有收入或收入遭受损失，户主就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家庭的要求和需要得不到满足，家庭关系将因此而受到损害。
失业的经济影响可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理解。当失业率上升时，经济中本可由失业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劳务就损失了。衰退期间的损失，就好像是将众多的汽车、房屋、衣物和其他物品都销毁掉了。从产出核算的角度看，失业者的收入总损失等于生产的损失，因此，丧失的产量是计量周期性失业损失的主要尺度，因为它表明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
㈤ 微观经济学论述题
在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之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市场决定性作用”具有社会历史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某些资源配置中同样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不仅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性质不同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与倡导“市场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不同的政府调节方式和调节领域，从而既能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积极引导作用，又能避免价值规律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
关键词：市场；决定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国家微观规制；资源配置
自商品经济产生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换方式的进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在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化之后，资本主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尽管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但在一定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中同样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对用于生产和消费的各种资源加以配置的一种方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而调节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从而调节经济运行和发展。所谓市场决定性作用，就是指通过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影响。
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
(一)在无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1．“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表现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各种生产资源和消费资源进行自发配置。在这一阶段，市场中的商品交换主体处于自由竞争的地位。除税收以外，政府对交换主体的影响微乎其微。恩格斯指出，在大工业发展初期，自由竞争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1］。历史上，随着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展开，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一条件下，由于没有政府对商品交换的调节和干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以商品价格的较大波动表现出来，从而导致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失衡逐渐成为常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例如，1842年至1868年期间，经济危机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每十年左右就爆发一次。［2］商品供求失衡以及经济危机又反过来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表现为商品相对于消费者购买能力的过剩、劳动者失业、企业破产、生产设备闲置等等。
在无国家干预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虽然仍然表现为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但商品供求失衡以及经济危机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更加巨大，对生产力的破坏更加严重。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社会大生产程度越来越高。市场交换主体之间的无规制自由竞争已不适应社会大生产的需要。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和私人垄断资本追求垄断利润的动机驱动下，垄断资本主义初期生产的社会化和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张，使得经济危机更加猛烈地爆发。而经济危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破坏和浪费程度最严重的典型案例，就是1929年至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
2．“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原因
在无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上述表现，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在主观方面，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使得价值规律的盲目自发作用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有误命题(即资本所有者受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其本意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直到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前，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是萨伊定律。萨伊定律避开货币交换媒介职能包含的危机可能性，从物物交换出发，宣称“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从而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3］在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形成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在经济学界和政府管理者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自发决定，可以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而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应该对市场活动进行任何干预。实际上，尽管《国富论》中阐述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生活的优势，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还同时阐述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伦理道德对于调节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不幸的是，他的这种思想由于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作了割裂，因而并没有被后来者所重视。［4］从总体上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自由放任思想使得价值规律作用所带来的经济无序性和低效性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在客观方面，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使得“市场决定性作用”对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又有消极的负面效应，市场两面性功能的表现如下：
首先，价值规律使市场的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具有两面性。价值规律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既调节着商品的需求，又调节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这使得市场具有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等功能强点。但是，这些功能强点同时又形成了市场的调节目标偏差(即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发展目标)、调节速度缓慢、调节成本昂贵、调节程度有限等功能弱点。［5］一方面，这种自发调节是具有滞后性的事后调节，往往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可能引起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市场的资源短期配置功能使得商品生产者只关注短期利益，投资于短期能取得较大收益的产业，而不愿投资于回收资金周期较长、但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基础产业等。
第二，价值规律使市场的技术创新功能具有两面性。价值规律形成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刺激商品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从而获得更多收益，不断改进技术和管理，这使得市场具有技术创新的功能强点。但是，已经具有竞争优势、在技术上获取垄断地位的商品生产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就会阻碍技术的合理传播和使用，这使得市场又具有阻碍技术进步的功能弱点。
第三，价值规律使市场的局部利益驱动功能具有两面性。价值规律通过竞争机制调节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分配。竞争中获胜的商品生产者获得利益较多，而竞争中失败的商品生产者获得利益较少甚至无利可图或亏损。这使得市场具有局部利益驱动的功能强点。但同时，这又使得市场的调节目标偏离国家调控目标这一功能弱点得以强化，一方面，市场的局部利益驱动功能导致两极分化：长期处于竞争优势的商品生产者由于获利多而得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长期处于竞争劣势的商品生产者则由于获利少、无利可图或亏损而生产萎缩，甚至退出生产；另一方面，市场的局部利益驱动功能使商品生产者只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忽视环境保护、文化保护、公共健康等社会整体利益，更不愿投资于教育、卫生、基础研究等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的部门，从而导致负外部效应。
私人剩余价值规律使市场的功能弱点得到强化和放大。私人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追求剩余价值是私人资本唯一的生产目的。为了赚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私人资本所有者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从而使资本积累规模和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形成垄断并逐步向世界扩张。私人资本积累为强化和放大市场的功能弱点创造了条件。一方面，私人资本积累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形成相对过剩人口，使失业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另一方面，私人资本积累使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7］。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以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私人垄断资本对垄断利润的追逐使市场的功能弱点进一步被强化和放大，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烈度更大，破坏性更强，对社会资源造成的浪费更加严重。例如，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危机期间，美、德、法、英的破产企业数量分别为14万、6万、5．7万和3．2万，美国全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之和高达1700万人，而德、英、法的失业者人数分别高达700万、300万和300万。在危机最严重阶段，美国和德国接近一半的工人失业。［8］
(二)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参战国的战时国民经济管理，而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后逐渐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但受到了政府的某种干预和调节。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严重性使人们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管理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两大理论流派，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9］
1．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政策主张和实践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市场的自发调节无法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一理论的本质是：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干预和调节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充分就业。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曼昆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在论证方法上不断加以修改和补充，但其核心观点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是一致的。例如，萨缪尔森提出，由于对经济完全的自由放任会导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扩大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有必要在个人的创造性与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10］这条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将“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相结合。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市场和政府干预在信息和激励方面各具长处与局限，有的市场失灵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来解决，而有的市场失灵则需要政府干预来解决。［11］
在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就开始采取政策措施来摆脱经济危机。如1929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提出以公共工程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以及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后推行包括公共工程在内的一系列增加购买力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不涉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加以干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矫正。其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各国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一是需求管理，即根据经济周期而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期熨平经济波动。但在实际政策操作上，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主要采取了扩张的经济政策。二是产业促进政策，即通过产业政策来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三是经济计划化，即通过经济计划来引导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四是福利政策，即通过在再分配领域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来增加总需求。［12］
其次，各国政府对经济实施一定程度的微观调节或规制。一是通过制定和执行法律和制度来维持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二是对私人垄断企业等(特别是自然垄断的企业)加以规制。其途径主要有反垄断法、限制垄断价格等。［13］
第三，各国政府通过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过程来影响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一方面，政府通过向私人企业订货、采购等活动来影响总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国家独资或与私人合营的企业来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14］国有化现象在战后西欧各国较为突出。例如，1968年，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英国和比利时的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资产总额的百分比分别为33．5%、28%、22．7%、21%、17%和13．5%，［15］这些国家的国有资产主要集中于一些重要的生产部门。
作为改良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具有进步性，但其改良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又导致政策主张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形成了滞胀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多年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这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获得了20多年较为稳定的增长。而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这些国家长期实施的主要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私人投资的增长，这既导致国家财政长期赤字，又导致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从而形成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到了20世纪70年代，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已形成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而这一时期的石油危机造成生产成本上升。扩张性政策已无法进一步刺激私人投资增加，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之中，形成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
2．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政策和实践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在长期，市场的自发调节会使一国实际就业率趋向于与由该国技术水平、文化风俗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决定的自然就业率相等，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对于实现自然就业率是无效的。［16］弗里德曼提出，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是熨平资本主义短期经济波动的唯一有效的政策。［17］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宣扬“市场万能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其政策主张集中体现在1989年为解决拉美国家经济衰退而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中。华盛顿共识既包含加强财经纪律、政府支出重点转向经济效益好的领域和促进收入分配改善的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等合理的政策主张，又包含很多脱离拉美国家实际的政策主张，如较快实施利率自由化、更具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和放松外国直接投资限制等市场开放原则，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进入与退出的政府管制等减少或取消政府干预的主张。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具体实践中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埋下了祸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凯恩斯主义对滞胀问题的束手无策使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例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执政期间都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关于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主张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从而使经济摆脱滞胀，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决定作用”的自由放任，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首先，私有化政策使经济危机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例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三个任期内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逐步推向深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系统战略。［18］私有化过程使社会财富分配向少数私人垄断资本所有者倾斜，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其次，金融市场的管制放松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从而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由于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机构可以不受约束地从事各种高风险业务以获取高额利润。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活动过度扩张，导致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从而使经济运行风险不断积累。金融市场的风险积累使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成为经济危机的引爆器。
第三，对收入分配调节的缺乏使贫富分化现象加剧。在初次分配领域，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必然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而在再分配领域，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导向使政府对收入分配没有进行有效的调节，从而使贫富分化日益扩大。
3．经济危机的新特点
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反周期干预，加上科技进步等因素，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三四十年不断波动的正负增长。然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干预和调节，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经过或长或短的时期之后，经济危机仍然不断爆发。与没有政府干预情况下的经济危机相比，这一阶段的经济危机因政府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调节表现出一些新特点。
首先，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不明显。经济危机在这一阶段发生较为频繁。在二战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间隔而形成的经济周期包含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等四个阶段，而在二战以后，经济周期的这四个阶段的界限一般并不十分明显，危机阶段对经济的破坏性一般比1929—1933年大危机弱得多。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也会较为明显，不仅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对经济的破坏也较为严重。例如，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期间，美、日、西德、英、意大利的工业生产分别持续下降16个月、15个月、23个月、22个月和19个月，下降幅度分别达到15．1%、14．1%、12．2%、12%和22．3%。［19］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没有消除。
其次，经济危机主要以滞涨形式出现。在二战前的经济危机中，经济停滞的同时物价大幅下跌，例如，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中，美国物价下跌53．9%。［20］但在二战后的经济危机中，经济停滞的同时物价持续上涨，即所谓“滞涨”现象。美、日、英、法、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消费品物价指数分别上升了15．3%、32．5%、43．9%、19．1%、11．1%和24．6%。［21］这一现象既使商品进一步滞销，又加重了低收入群体和失业者家庭的贫困状况。
第三，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相互交织。20世纪80年代后，债务危机成为经济危机的一种新形态。例如，1982年8月，从墨西哥开始，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等拉美国家先后宣布暂停偿还到期外债，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此后，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长期存在，并多次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2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冰岛、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相继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又开始频繁发生。这些金融危机不仅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例如，墨西哥在1994年、泰国在1997年(波及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俄罗斯在1998年、巴西在1999年、阿根廷在2001年都先后发生过金融危机。而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则引发了波及不少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和影响至今还在持续。
㈥ 经济学论述题
1 IS-LM没有考虑价格因素 AS-AD考虑价格因素
2 IS-LM 是产品-资本两个市场 AS-AD 还外加一个劳动市场
宏观经济学 主要讲了四大均衡 第一个是 支出均衡 第二个就是 islm 第三个是 adas 第四个是加上bp曲线的 islm
要注意 is lm 都是和总需求有关的 因此 只能影响 ad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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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给你复制个别人的
IS-LM模型以及其衍生的IS-LM-BP模型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都可以推导出AD曲线。
IS-LM模型代表的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但是前提是总供给是水平线，即该模型的假设条件-价格水平在短期内不变，由此就构成了推导AD曲线的逻辑基础。
从模型所处的空间可以看出，IS-LM模型处于r-y空间之内，而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处于p-y空间之内，只要将r换成p即可完成对AD曲线的推导。具体的，在货币供需平衡的模型中，假设P增大，则会使得货币供给曲线M/P向左边移动，这样LM曲线就会向左上方移动，从而在IS-LM模型的框架下使得均衡的利率上升，均衡国民收入下降。所以，抛开利率变化，价格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就是：价格上升造成国民收入下降，那么这对函数关系反映在p-y空间之内就是向右下倾斜的一条曲线，由此就推导出了总需求曲线。
㈦ 政治经济学 论述题
1） 完善商品市场，重点发展生产要素市场。
第一、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形式，是市场经济的动脉，直接关系到商品生产和其它要素市场的营运状况。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建立发债机构和债券信用评级制度，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规范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并逐步扩大规模。货币市场要发展规范的银行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中央银行开展国债买卖。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章的集资、拆借等融资活动。防止金融风险。
第二、改革劳动制度，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
第三、规范和发展房地产市场。
第四、进一步发展技术、信息市场。重点完善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的管理，引入竞争机制，保护知识产权，实行技术成果有偿转让，实现技术产品和信息商品化、产业化，推动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的健康发展。
（2）完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
（3）发展市场中介机构，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
（4）建立市场秩序规则，加强市场管理。
（5）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融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限制，健全市场进入、市场交易、市场退出等方面的规则，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