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在哪里可以看著名的经济学家们的论文和著作
一)经济学
一、古典体系
在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 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 ·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二)管理学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核心竞争力”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因为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难以模仿这些的资源特征，对核心竞争力的重视和研究，实际上是将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问题转化为维系竞争优势的问题，进而赋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认清、维护和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性命攸关”的。
过去，多元化经营的大公司可以简单地指示下属的各业务单元进入某个特定的终端产品市场，并要求这些业务单元能成为世界领先者。但是，随着市场边界迅速变化，目标市场往往变得飘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这一简单做法，则难以创造新市场，也难以快速进入新兴市场或在成熟市场戏剧性地改变客户选择的模式。
竞争优势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层整合整个公司的技术及生产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这些能力使得各项经营业务能够迅速捕获不断变化的机会。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颗大树，树干和主要枝杈是核心产品，较小的枝杈是些业务单元，树叶、花朵和果实是终端产品，而提供滋润、营养和稳定的根系则是核心竞争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缩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竞争力。
我们可以把核心竞争力视为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不仅涉及技术体系的协调一致，还与工作的组织、价值观的传递有关。核心竞争力还是沟通、参与，以及对跨组织边界工作的深刻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竞争力并不意味着比竞争对手更多的研发投资，也不意味着垂直整合。
核心竞争力的独特之处在于，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强。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把已有的业务抱成一团的粘结剂，而且还是新业务开发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产品背后是几个共享的核心竞争力。各种各样的业务从表面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处的核心竞争力看，不同的业务恰恰是脉络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学、成像技术和微处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使它得以在复印机、激光打印机、相机和扫描仪这些看起来不同的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罗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内西（William J. Abernathy）：关注企业长远发展
过去20年间，因美国的经济层越来越依赖一些几近教条的管理原则。这些管理教条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华而不实的方法，轻视基于经验的洞察力，因而无法把握战略决策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结果，追求短期经济回报的最大化成为许多公司压倒一切的准则。
当今世界，大多数行业的成功都要求企业重视长远发展，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美国管理者却沉迷于那些看似实用的“管理教条”：鼓励管理者重分析，轻洞察；鼓励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减，放弃长远的企业发展。事实上，恰恰是这些被管理者视为福音的管理教条在美国经济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些风靡全美的管理教条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财务控制管理。随着企业的组织结构日益分散化，企业倾向于把利润中心作为衡量管理者成败的基本标准。这必然导致企业更依赖于投资回报率这样的短期财务指标，并以此来评估管理者的业绩。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敢于尝试创新，因为没有人可以承受失败带来的后果。
企业组合管理。企业组合管理是“投资组合管理”概念在企业中的运用，即多元化经营。但是，假如运用这一理论的管理团队缺乏实际经验，只关注财务和控制，那就会把管理者推向一个极端：在安排资源时畏首畏尾，不敢承担责任，不愿冒风险。
市场驱动管理。1960年以来，美国公司把一个它们原本忽视的原则用得过于到家了：经营以客户为导向。问题在于，运用市场驱动企业发展的战略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客户往往只看得到现有的产品，企业仅仅关注当前的客户满意度有可能会错过未来的卓越产品。
事实上，企业得以生存和经久不衰的命门历来如此：投资、创新、领先、创造从未有过的价值。只有如此，而不仅仅是充当控制者、市场分析家、企业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场先驱。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条：经济下滑之罪魁》
亚伯拉罕·扎莱兹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领导者
管理者和领导者是非常不同的两类人。在动机、成长历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动方面，两者都截然不同。
什么是培养领导者的最佳方法？各个社会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养管理者就是培养领导者。但是这种机制虽然能够保证控制得法、各方权力平衡和管理者胜任其职，却不能保证组织富有想像力、创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离正轨。而且，管理者倾向于集体领导
② 用经济学智慧解读中国的论文2000字
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王见定 李颖伯
{摘要}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变量是以标量的形式出现的。本文提出：经济变量实质上是一种矢量。但又不同于物理学中的矢量，有其自身的合成规律。资源的有效配置其实是经济矢量合成的一种形式。本文以一些实例对经济矢量合成的法则进行说明，并进一步阐述这一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意义。（内容简介：经济学新理论）
4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构成一个5吨的混恁土构件；一个缸的发动机、一个底盘、一个车身构成一辆轿车；一个显像管、一个复杂的线路和一个壳体构成一个精美的电视机；一个美容师半个小时的劳务加上对各种美容美发器械及化妆品的使用，产生了一个时髦的发型；一位外科大夫4个小时的手术以及四个同事的合作、医疗器械和各种药物的使用完成了一个心脏手术....这些都是经济矢量合成的事例。
混凝土4吨和1吨盘钢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变量，像这样既有大小又有一定流向的经济变量，我们定义为经济矢量。4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构成了一个5吨的混凝土构件，可以看成两种经济矢量的合成。它们之间的比例是一定的，是由构件的用途决定的，而且这种比例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变化（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如果现在有5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也只能构成5吨的混凝土构件，多生产的1吨混凝土在这一组合中是无用的。这就是经济矢量的合成法则。这个法则对于不同的经济矢量之间是不同的。这种经经济矢量的合成可以在多个经济矢量中进行。例如一个发动机、二个车身、二个底盘也只能构成一辆轿车，其中的一个车身、一个底盘是多余的。以上例子已说明了经济矢量概念是客观的，也说明经济矢量是按一定法则合成而产生社会的综合效益。这种法则在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它取决于合成商品和劳务的质量要求，也取决于届时的生产水平。
通常，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见到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实际上也可看成是一种经济矢量合成的实例，有效的含义就在于不进行多余的生产。当然一种商品和劳务是否是有效的，还取决于价格和周围的环境。例如：一辆奔驰轿车，就它的发动机、底盘、车身以及其他一切配套设施都是可以说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其10万美元的价格，相对一般市民来说，就不能说是完全有效的。而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却可以看成是一种有效的配置。或者就环境而言，在经济发达国家的美国、西欧它可能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也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而在那些经济正处在发展中乃至落后的地区，它就不能算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
世界上，任何国家，不管它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都面临着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不同程度的无效开发和无效配置，将造成有效资源的大量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乃至经济危机。
近2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实质而言，就是对各种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开发，对各种资源进行更有效的配置。目前我国进行的下岗再就业工程实质上就是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活动。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某些地区、某企业、某产品基本上达到了某些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认为，当这种有效配置的覆盖面达到50%的时候，由于经济活动的惯性，全国经济将出现全面好转，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就一个地区而言，整个经济活动达到80%的有效将是非常理想的，100%的有效是不存在的，既使是在发达国家美国也至少有20%的无效生产，它需要通过调整，甚至破产来达到有效。
参考文献
{1}Samueclson and Nordhaus:“Economics”,12th,Ed,McGraw-Hillco.NewYorK,1985.
{2}Parkins:“Modem.Macroeconomics”，Prentice Hall,Canada,1980.
{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三联书店，1957.
{4}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中译本，商务印书店，1980.
{5}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中译本，商务印书店，1982.
{6}高鸿业、吴易乙：《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7}王见定：《国民经济行业排列的有序化与经济矢量》，第15届国际统计大会论文集，土耳其，1997.
{8}王见定：《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第160-162页。
.{9}王见定、李颖伯：《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社会和经济发展大会论文集，1998.
③ 一篇关于《经济法通论》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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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论文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我国当前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王见定 李颖伯
{摘要}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变量是以标量的形式出现的。本文提出：经济变量实质上是一种矢量。但又不同于物理学中的矢量，有其自身的合成规律。资源的有效配置其实是经济矢量合成的一种形式。本文以一些实例对经济矢量合成的法则进行说明，并进一步阐述这一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意义。（内容简介：经济学新理论）
4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构成一个5吨的混恁土构件；一个缸的发动机、一个底盘、一个车身构成一辆轿车；一个显像管、一个复杂的线路和一个壳体构成一个精美的电视机；一个美容师半个小时的劳务加上对各种美容美发器械及化妆品的使用，产生了一个时髦的发型；一位外科大夫4个小时的手术以及四个同事的合作、医疗器械和各种药物的使用完成了一个心脏手术....这些都是经济矢量合成的事例。
混凝土4吨和1吨盘钢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变量，像这样既有大小又有一定流向的经济变量，我们定义为经济矢量。4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构成了一个5吨的混凝土构件，可以看成两种经济矢量的合成。它们之间的比例是一定的，是由构件的用途决定的，而且这种比例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变化（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如果现在有5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也只能构成5吨的混凝土构件，多生产的1吨混凝土在这一组合中是无用的。这就是经济矢量的合成法则。这个法则对于不同的经济矢量之间是不同的。这种经经济矢量的合成可以在多个经济矢量中进行。例如一个发动机、二个车身、二个底盘也只能构成一辆轿车，其中的一个车身、一个底盘是多余的。以上例子已说明了经济矢量概念是客观的，也说明经济矢量是按一定法则合成而产生社会的综合效益。这种法则在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它取决于合成商品和劳务的质量要求，也取决于届时的生产水平。
通常，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见到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实际上也可看成是一种经济矢量合成的实例，有效的含义就在于不进行多余的生产。当然一种商品和劳务是否是有效的，还取决于价格和周围的环境。例如：一辆奔驰轿车，就它的发动机、底盘、车身以及其他一切配套设施都是可以说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其10万美元的价格，相对一般市民来说，就不能说是完全有效的。而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却可以看成是一种有效的配置。或者就环境而言，在经济发达国家的美国、西欧它可能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也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而在那些经济正处在发展中乃至落后的地区，它就不能算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
世界上，任何国家，不管它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都面临着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不同程度的无效开发和无效配置，将造成有效资源的大量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乃至经济危机。
近2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实质而言，就是对各种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开发，对各种资源进行更有效的配置。目前我国进行的下岗再就业工程实质上就是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活动。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某些地区、某企业、某产品基本上达到了某些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认为，当这种有效配置的覆盖面达到50%的时候，由于经济活动的惯性，全国经济将出现全面好转，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就一个地区而言，整个经济活动达到80%的有效将是非常理想的，100%的有效是不存在的，既使是在发达国家美国也至少有20%的无效生产，它需要通过调整，甚至破产来达到有效。
参考文献
{1}Samueclson and Nordhaus:“Economics”,12th,Ed,McGraw-Hillco.NewYorK,1985.
{2}Parkins:“Modem.Macroeconomics”，Prentice Hall,Canada,1980.
{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三联书店，1957.
{4}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中译本，商务印书店，1980.
{5}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中译本，商务印书店，1982.
{6}高鸿业、吴易乙：《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7}王见定：《国民经济行业排列的有序化与经济矢量》，第15届国际统计大会论文集，土耳其，1997.
{8}王见定：《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第160-162页。
.{9}王见定、李颖伯：《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社会和经济发展大会论文集，1998.
⑤ 求一篇西方经济学论文
浅析美钢铁进口限制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后果
3月日美国宣布针对部分钢铁进口产品设定高达30%的进口关税,以帮助国内不景气的钢铁产业。新税征收范围包括10个产品类别,征收额度从8%至30%不等。征收从3月20日开始,征收产品复盖从巴西、韩国、日本、台湾、俄罗斯、德国、土耳其、法国、中国、澳洲和荷兰进口的卷钢板及其它钢材。征税期为三年，对钢板征收的30%纳税额度,在第二年将减少到24%,第三年为18%。而钢板进口占美国钢铁进口额的约60%之多。而且布什此番推出的征税方案经过了精心设计，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把加拿大、墨西哥两个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排除在外。反恐战的重要盟友土耳其也享受了免税待遇，而对另一个在反恐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国家－－俄罗斯，也被给予了优惠的配额。受这一决定打击最重的将是欧盟、日本、中国和韩国。美国钢铁行业对布什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一决定是拯救该行业的必要举措，但是外国钢铁生产商对这个决定进行了猛烈抨击，称这种做法是保护主义，而且也是对自由贸易的打击。美国的决定立即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对，一场国际钢铁贸易战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美国作出提高进口钢铁产品关税决定事出有因：
1、受经济放缓及需求下降的影响,去年全球钢铁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主要钢铁生产国预测,因钢铁过剩，至2005年将有产能1.175亿吨钢铁的工厂永久关闭。为避免继续增加库存，全球将减产逾2亿吨钢铁。布什政府官员表示,进口限制将确保美国钢铁业不会为全球钢铁减产付出更多的代价,其中包括关闭工厂。
2、来自美国钢铁业内部的压力。
布什当天宣称，他的决定是为了拯救处于困境中的美国钢铁业。但美国钢铁业不景气并非进口钢材的价格冲击。外国制造商反驳说，美国钢铁业目前遇到的问题是由于该行业无法进行自身重组和关闭亏损工厂造成的。近年来，由于多家美国钢铁公司倒闭，数以千计的钢铁工人失业。两周多以前，伯利恒钢铁公司破产。几乎就在布什宣布实施201条款的同时，美国第五大钢铁企业－－国家钢铁公司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成为过去4年中第三十二家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钢铁企业。专家分析认为，造成这种不景气并非只是因为进口产品价格的冲击，需求量下降、改革不力和技术革新缓慢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美国钢铁业却把矛头首先对准了外国产品。"身陷囹圄"的美国钢铁行业垂死挣扎，抓住布什政府这棵救命稻草不放，控告欧盟拿安全标准作挡箭牌，限制钢铁进口，以摆脱目前的困境。近年来，他们展开舆论攻势，在国会赢得了广泛支持。布什的这一决定就是在钢铁业和国会的强大压力下作出的。
3、布什政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
贸易问题专家哈沃德·威恩律师对记者表示，此案实质上已经成为"政治案"。 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显出明显的不合理性。就连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表示，他不同意布什总统提高多种进口钢材关税的决定。他说："我并不同意这个决定，但我知道这是布什总统不得不作出的非常困难的决定。"
2000年，布什在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势均力敌的总统大选中险胜对手，几个月来，美国钢铁工业的院外集团一直在对国会议员们进行游说，这种情况下，布什总统对几乎所有钢产品展开了保障（safeguard）性调查。去年10月份，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进口钢材损害了美国的钢铁工业。12月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建议对进口钢材加征关税，任何一种类型钢材的税率不超过20%，美国钢材进口总量的80%左右将受到影响。然而，与反倾销措施不同，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保障条款的实施上没有最终决定权。总统有权对其建议做出更改。从理论上说，此权力使得总统在征税前仔细斟酌公众利益所在。几乎每一次实施保障条款时，总统提出的修改方案都不如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初始方案严厉。事实上，在过去25年中，总统的最终决定中有一半左右是不对进口品实施保护措施。这一次布什总统却打破了先例。根据布什总统的建议，几乎所有主要类型的钢材都要缴纳30%的关税，其中包括钢板、热轧薄板、冷轧薄板、热轧带钢、冷轧带钢等。对于另一种主要钢材厚钢板，布什要求实施进口配额，布什的方案远比委员会提出的配额方案严厉。仅所涉及的八类主要钢材就占美国钢材进口额的70%以上。
全美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的GT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晋蜀说，布什的做法根本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对消费者非常不利。据估计，关税增加，像汽车、建材等许多产品的价格因此会有相当幅度的上涨。布什总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但他又不得不考虑中期选举。在这个问题上?quot;政治压倒了一切"。美国CATO研究所专家艾肯森指出，美国的钢材用户创造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1％，而钢材生产厂商只占0.5％。目前美国钢铁企业的产量也远超出了国防工业所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用提高关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挽救美国钢铁产业都是不合理的，它将使下游用户不得不相应提高产品价格。美国消费工业贸易行动联合会计算，对钢铁进口的税率保护可能拯救4375个钢铁业内的就业机会，但对美国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将高达20亿美元，还将使其它相关行业的36164个就业者丢掉饭碗。美国将在11月份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布什政府面临钢铁产业的巨大政治压力。由于布什总统一直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使进口的钢铁产品价格下降，引起国内钢铁行业的不满。布什希望通过加徵关税，减少钢铁行业的不满情绪。正如东京三菱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布伦丹．布朗所说，此举是布什政府为赢得中西部钢铁地带的关键选票作出的决策。西部的几张反对票就可能决定11月份国会选举的结果是否对布什政府有利。
4、美保护主义的卷土重来。
美国贸易限制越来越严，主要还是缘于全球经济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强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内外市场上面临着西欧、日本与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强有力的挑战。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其商品出口额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1970年的15．2％下降到1990年的11．5％。对外贸易逆差自1971年首次出现后急剧扩大，20世纪80年代中美国外贸累计逆差高达10362亿美元。巨额贸易逆差已同巨额财政赤字一起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如何利用全球经济正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之机，扭转这一不利格局已成美国对外贸易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1993年9月，针对当时美国对外贸易不断恶化及知识经济崭露头角的状况，克林顿政府一改战后历届政府在对外贸易领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出了"国家出口战略"。1997年7月克林顿又公布了被他称之为未来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全球网络贸易战略"。它们被付诸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原先对外贸易每况愈下的状态得到有效的扭转，市场份额与贸易逆差均明显改善。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又节节攀升。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滑坡，失业率上升，贸易赤字逼近GDP的4．5％，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势必卷土重来，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保护本国厂商的利益，甚至不惜大打贸易战。
在分析传统的双边贸易关系中，比较成本说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理论强调，比较成本优势是双边贸易的基础。一国可选择比较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行生产并出口，换取比较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从而通过国际贸易取得好处。在分析国际贸易中较有影响的另一理论是要素禀赋论。这一理论认为，自然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差别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各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及各类要素的比例不同，各国所拥有的资源及受资源制约的生产要素量也不相同，而资源与要素的流动则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各国选择自己所拥有的要素密集型的产品进行生产，而后进行交换。按其解释，有些产品需要劳动力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有些产品则需要资本量较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些国家劳动力丰富，工资率低，有些国家则资本丰富，资本价格低。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之类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则应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
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熊掌与鱼都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美国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比较成本劣于新兴市场国家，而且在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的部分产品上劣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美国的某些行业面临如此窘状，不是去加快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而是坚持抱残守缺，于是，只能筑起重重壁垒阻挡价廉物美的外国商品进入。
5、更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这场"前所未有"的争端，原因是美国在"9.11"事件后单边主义的表现达到了顶峰，全然不将别国放在眼里。近几个月来，美国的这种"强权地位"反映在美国对外政策的诸多方面，外贸也不例外。
二、美国作出提高进口钢铁产品关税决定后果：
1、对美国国内的影响：
（1）对美钢铁业的影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市场。去年美国进口2700万吨钢材，包括2120万吨成品钢材和580万吨半成品钢材。实施201条款后，美国对成品钢材的进口在今后几年里可能会减少500万到1600万吨。布什的决定将导致美国钢材的价格上升，但其价格不太可能因此回到钢铁工业要求的1997年的水平上。由于美国频频使用反倾销法，加上美元坚挺，美国的钢材价格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目前钢铁工业的设备利用率为75%；只有钢材需求回升才能推动价格大幅度上升，对该产业进行保护并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且，美国小型钢厂的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扩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提高关税的影响。在过去的五年中，美国的小型钢厂增加了上千万吨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能力。就在上个月，美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Nucor宣布将建立一个生产能力为200万吨的钢厂。
美国对外国厂商关闭国内市场的举动将加速小型钢厂的扩张计划。根据公认的估算，与大型联合钢厂相比，小型钢厂至少拥有每吨钢100美元的成本优势。布什总统的决定不会使这种差距有所缩小，钢材价格上涨意味着即使是低效率的美国钢铁企业也可以依靠外部支持生存。钢铁工业的养老金和医疗基金仍有130亿美元的缺口，这部分基金需要通过本阶段的销售来筹集，这将使一些厂商每吨钢材的利润减少50美元。
（2）体现了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大转折：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格兰特·阿尔多纳甚至扬言，如果欧盟国家和日本经济不能复苏，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限制措施将从钢铁贸易扩散到其他行业领域，范围将包括农业和半导体行业等。这是布什政府首次把钢铁贸易措施和全球经济的大问题挂钩。这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发生了转折性变化。15年来，美国贸易政策几乎只关注开放海外市场，帮助美国出口商。虽然布什政府口口声声说它仍希望进一步实行贸易开放政策，但是此次对钢铁制造商的大力保护明确承认了美国国内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已大大削弱。
（3）提高钢铁进口关税还可能削弱美元汇率。新的关税制度不仅暴露了强势美元对美国贸易的不利影响，而且显示出强势美元政策已经对美国钢铁企业造成损害。去年夏天，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在华盛顿组织示威游行，要求让美元贬值。从那时以来，美元仍然持续攀升，对那些在海外开展业务和试图与进口产品竞争的钢铁业公司可谓雪上加霜。对美元来说，提高关税令投资者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受到企业的强大压力，其强势美元政策可能发生改变，因而影响投资者对美元前景的信心。雷曼兄弟外汇策略师表示，虽然美国徵收进口钢铁产品税不会改变强势美元政策。但美国这一决定显示出布什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这对美元是不利因素。
2、对国际的影响。
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都谴责了美国的决定，即使美国计划给予优待的国家也不例外。美国挑起的这场纠纷已经产生了连环效应，世界钢铁市场的正常秩序由此遭到破坏。经合组织内部就削减世界钢铁生产规模进行的讨论也因此而夭折。欧盟驻世贸组织代表指出的，美国的决?quot;不仅对美国经济是件坏事，对钢材市场和世界贸易体系同样是件坏事"。日本、韩国、巴西将联合欧盟共同抵制这一决定。它们已经向WTO递交了一份正式的申诉状，美国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将面临重重困难。与适用于反倾销措施的含糊规则不同，WTO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则极为严格。在过去的三年中，美国已经在WTO中输掉了两次涉及保障措施的贸易案件，大多数专家认为，此次美国的决定严重违反了WTO规则，程度非常严重。但是，WTO的争端解决程序极为冗长，恐怕判决尚未做出，美国实施保障措施的三年期限就已经结束了。美国的决定将产生多方面的国际影响：
－－争端解决机制的弱点。几乎可以肯定，WTO将裁定美国的决定违反其规则，但这对美国并无约束力，这表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明显的缺陷。美欧都曾受损于WTO的裁决，有人担心，双方都会寻求采取行动取消或削弱这一机制。
－－生产能力谈判。鉴于美国的决定，各国在经合组织的主持下展开对话，削减全球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的前景越发黯淡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国家采取单方面行动，钢铁工业中必然增加上千万吨过剩的、或者效率低下的生产能力，由此产生的问题很难解决。
－－政治利益的权衡。美国的贸易伙伴所受的影响将是不平衡的。土耳其的钢材基本不会受到影响，俄罗斯钢材所受影响也不会很严重，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在"反恐怖主义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巴西和阿根廷的钢材受到的待遇大大优于欧盟和东亚。美国正力图建立囊括整个西半球的自由贸易区，因而希望减少相关国家的反对。
中长期影响。各国直接采取报复措施的可能性极小。欧盟已经表示，不会立即进行报复，而且没有把钢铁贸易争端和出口补贴问题联系起来；关于后者，WTO已经同意，欧盟可以向美国加征至多40亿美元的关税。任何国家都不愿被视作与美国开始一场贸易战，尽管如此，美国的决定将产生许多中长期影响：
－－各国可能以较为巧妙的方式进行报复。俄罗斯已经宣布将禁止从美国进口禽肉，其表面理由是担心美国禽肉中使用了有害的添加剂。
－－这一行动使得日本和欧盟难以推进将产生重大国际意义的农业改革，因为美国以其行动表明，国内政治利益高于国际承诺。
－－全球贸易谈判的"多哈"回合不会受到严重影响。虽然布什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谈判气氛，好在"多哈"回合还远未达到实质性谈判阶段。
最严重的后果莫过于美国的决定可能在其贸易伙伴的决策中产生"多米诺效应"。从去年秋季开始，加拿大已经开始筹划自身的贸易保障措施，目前唯一的疑问只是它将在何时开始调查。既然美国已经宣布实施保障措施支持钢铁工业，欧洲的钢铁企业也开始要求欧盟进行保障性调查。加拿大和欧盟都担心本应进入美国市场的钢材将转而流入本地区市场。然而，与美国不同，加拿大和欧盟很可能将等待钢材进口增长之后再实施保障措施，以免像美国那样公然挑战WTO规则。
近期内将在国际上产生的不利影响在于，该决定可能导致许多国家争相采取类似的贸易保护措施，以使本国钢材市场免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因为美国的行动将使全球钢材的价格下降。
欧盟贸易委员拉米称，美国决定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大退步，欧盟也将考虑采取贸易壁垒，以防止来自俄罗斯、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钢铁出口因被美国拒绝而改道进入欧洲，使欧盟国家钢铁进口激增。美国进口的高附加值钢铁产品的25%来自欧洲，而这类产品将被徵收最高的30%关税。每年将有超过200万吨出口美国的欧洲钢铁会受到影响。欧盟称，可能将有1600万吨其他国家的出口钢铁转向欧洲。WTO规则允许欧盟在进口产品可能大幅增加时，徵收钢铁关税或实施配额以保护其工业。
除了欧盟外,俄罗斯、日本、南韩和巴西都表示若华盛顿设定关税壁垒,它们将采取报复行动。巴西的钢铁业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称，此次美国提高关税，首先将使美洲自由贸易区名存实亡。俄罗斯的钢铁工业也将受到严重冲击。俄罗斯外交部发出警告，称美国的作法将迫使俄国减少对美国出口的低价谷物的进口额度，并将严重影响双边关系的友好气氛。美国提高关税后，日本的出口钢铁将基本被拒之门外。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6日对美国徵收进口钢铁关税的决定表示"非常遗憾"，并置疑美国钢铁业所承受的严重打击是否到了需要美国动用保护手段的程度。日本将考虑同欧盟及韩国联合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投诉。
美国徵收高额钢铁关税将给亚洲钢铁产业带来很大影响。世界五大钢铁生产国中的三个在亚洲，布什政府提高钢铁进口关税使亚洲成为最主要受害者。根据国际钢铁协会汇编的最新数据，亚洲是世界钢铁产量最高的地区，1月份，该地区产量占全球钢铁产量的43%左右。中国在世界钢铁产量的排名中高居首位，1月份的产量估计为1,450万吨。日本以848万吨的产量排在第二位，而韩国的产量为381万吨，排名第五。7日日本、韩国、台湾和澳大利亚的钢铁制造商的股价都急剧下跌。此外，最令人担心的还不是亚洲对美国的钢铁出口将出现下降，而是全球所有过剩的钢铁供应可能会被倾销到亚洲，从而进一步压低亚洲地区的钢铁价格，进而使亚洲钢铁企业盈利大幅下降。预计钢铁供应量的潜在增长将损害目前亚洲地区的钢铁价格的回升，对亚洲经济的复苏产生不利影响。亚洲的情况也大体相似。美国此举对亚洲钢铁企业的直接影响不会太大。据美方统计，亚洲主要钢铁生产国韩国、日本去年对美出口钢材分别为222万吨和188万吨。与欧盟相比，数量都不算多。但对一些钢铁业骨干企业的冲击仍相当大。况且亚洲各国也面临着钢材回流的风险，在今后数年里有可能对市场造成打压。
中国加入世贸后也会成为各方钢铁厂商争抢的市场，国内钢铁业会面临激烈竞争。美方统计表明，中国在美钢材进口榜上排名第八，对美钢材出口量去年约为72万吨，总金额约为7亿多美元。贸易专家布鲁斯律师说，中国对美钢材出口数量有限，直接影响不大。但应该考虑到，这与近年来美国采取反倾销多次打压中国钢铁产品有一定关系。此次征税使中国输美钢铁产品再次受挫。更重要的是，美国市场对中国未来钢材的出口十分重要，市场份额一旦失去将难以夺回，因为获得免税待遇的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是决不会放过这个空额的。
⑥ 论文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不低于2500字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摘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８０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１９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１７５０－１８７０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４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Ｌ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１９７６）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５２岁完成的５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１２０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１８１７）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１８１７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Ｄ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１９８１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ＭＢｌａｕｇ）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１８２３年李嘉图死后的１０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１９５４）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ＦＫｎｉｇｈｔ）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１９５６）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１９世纪没有第２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１９４２）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ＰＳｒａｆｆａ）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ＦＲａｍｓｅｙ）和冯诺伊曼（Ｊ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一样仅靠３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１９６０年出版的仅９９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１５０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１９２９年５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Ｆ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３０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２０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１８９０）和《工业与贸易》（１９１９）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ＭＷａｌｒａｓ）、古诺（ＡＣｏｕｒｎｏｔ），德国的屠能（ＪＴｈｕｎｅｎ）和英国的杰文思（ＷＪｅｖｏｎｓ）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２０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５０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１３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１９２３）、《货币论》（１９３０）和《通论》（１９３６）。《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５６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５０岁的凯恩斯和一批２５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Ｒ Ｈａｒｒｏｄ）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２６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１９０３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３篇论文。拉姆齐的这３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１９２６）、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１９２７）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１９２８）。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学者在７０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７０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３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１９２２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莱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３０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８０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５０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２５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１９４７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连续出版的５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５年学习以及后来在ＭＩＴ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ＪＶｉｎｅｒ）为首的反对英国３０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１９００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ＯＬａｎｇｅ）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１９７９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３０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５０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５０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ＨＧ刘易斯（ＨＧＬｅｗｉｓ）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１９５９）和加里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１９５７）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１９９２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ＲＬｕｃａｓ）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１９３９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１９５８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ＲＣｏａｓｅ）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１９６０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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