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读历史应站在当时视角还是当代视角一辩稿，要求三点立论
这个还要辩论？当复然是站制在历史当时的背景下才行，用今人的思想和情况去测度古人，那还是真实的历史？不要告诉我站在现在的角度可以看出新东西，现在的人根本连真实的历史都不能真正认清，所以还谈不上从其他角度来了解历史
『贰』 如何看待当代经济学
1、宏观经济中有两个重要内容值得关注。
第一，对于现代经济而言，仅仅包含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的新古典经济学过于简单。为此，我们提出了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的经济模型。处于中观经济层面的金融部门和产业结构是经济创新、经济波动、商业周期和经济危机产生的关键层次。
第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无法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卢卡斯在这方面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首先，他没有意识到相对价格总是成对变动的。如果平均工资下降时，大多数的工人选择了休假，那么休假的成本就会上涨，并让那些推迟休假的人们获取套利的机会，这种套利行为会抵消休假产生的跨期替代效应。因此，理性预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假说。卢卡斯（对凯恩斯的）批判应该用到他自己的理性预期理论。其次，卢卡斯在随机过程的计算时犯了一个根本错误，他不知道有N个经济人的岛屿经济模型（an island economy）与只有一名经济人的代表者模型（representative agent model）的方差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该在卢卡斯的错误中学习到重要的一点教训，就是“多人行为和个人不同”（many do not behave as one）。我们的分析基于群体模型的生灭过程，我们的证据充分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常用的“代表者模型”，隐含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鲁滨逊式经济”都无法解释经济的宏观波动。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训，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需要的是更高级的数学基础，而不是简单和错误的数学神学。
（3）生灭过程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局限
我们在生灭过程领域的研究重塑了金融理论的基础。研究发现，新古典金融学的资产定价模型有一个基本的缺陷。随机游走和布朗几何运动都只有一个经济人，并且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代表者模型。我们发现随机游走是衰减的，而几何布朗运动是随时间爆炸的。最恰当的模型是具有N个经济人的群体模型的生灭过程，该模型可以包容市场动荡和经济危机。在2005年，我们提出了警告：期权定价模型超出三个月的时间范围的数学解是具有爆炸性的，误差会急剧增大。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信贷违约掉期市场（CDS）的崩溃使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破产。所有的衍生品定价都是基于几何布朗运动的代表者模型。2012年，我们在生灭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一种更普遍适用于的期权定价和危机诊断的模型。
（4）交易成本与还原论的制度分析
当我阅读科斯有关企业本质的文章时，对他的企业规模完全取决于交易成本这一观点感到十分困惑。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角度看，交易成本类似于废热、能量耗散或者熵，它带来的结构和复杂性的信息少之又少。所谓的交易成本理论就好像物理学中没有摩擦力的世界，这是一个错误的类比。你能将生物物理学与行星物理学进行比较么？显然是不可以的！行星运动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摩擦情况（我们称之为能量守恒系统）。但人的生活取决于持续的能量耗散（我们称之为时间不对称的耗散系统）。
科斯声称理想的企业和社会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交易成本为零的科斯世界。其寓意很简单：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无需考虑历史或者时代的演变。这一假设引出科斯的趋同论或均衡论的信念：无论各种制度设立的初始条件存在多大的差异，最终都将趋向最优模式。这个观点是1960年他社会成本论文的中心内容。与达尔文的生物物种进化理论不同，科斯理论相当于奥斯特瓦尔德在19世纪晚期提出的唯能论，目标是代替原子结构论。两者都是极端的还原论。
科斯研究企业时，无视竞争对手的规模和利基市场的大小，简单地断言企业规模取决于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之间的内部平衡。科斯暗中假设市场竞争会降低交易成本。虽然技术进步会降低单位运输成本和通信成本。然而，历史上工业革命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作为整体的总交易成本有明显的增加趋势，因为网络复杂性和创新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科斯理论认为市场演化会降低交易成本的观点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加原理，因为在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中都会有熵的增加。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是永动机理论的另一个例子。科斯有关社会成本的文章中最具争议的观点是任何社会矛盾都可以通过双边谈判解决，而无需第三方（法律、政府或者民间社会）的干预。这一论点基于污染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对称性，更普遍的是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对称性。劳动分工的起源意味着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对称，权力与冲突是工业化的代价，这也是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原因。如果科斯理论是有效的，那么权力、冲突、战争、政府和规则就都不会存在了，这并不符合工业化发展的历史。
科斯声称观察了真实的世界。在经过仔细检验后，我们认为科斯研究过的任何一个案例都不支持他的优化论断。降低交易成本是自由化期间支持放松金融管制的主要论据，这正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很高的时候，就很难判断政府作用的有效性。显然，交易成本理论的任务是鼓吹放任自由政策。问题是，在制造业、航空业、食品和药品行业、金融业等众多现代行业领域中，哪里能找到无需监管的情形？在政策辩论中，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在实践中的运用十分有限，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将现有的调控成本与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比较。我们的研究展示出在制度设计方面，选择机制比交易成本更重要。
（5）知识积累还是代谢增长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主要讲述的是劳动分工，也即经济体系日益复杂化的过程。在第三章中，斯密定理——这一术语在1951年由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创造——指出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理论生物学运用逻辑斯谛方程（logistic equation）中的S型增长曲线清晰地描述了生物利基（biological niche）这一现象，人口或者产出的增长总会存在资源的上限。1987年，我们推出了学习竞争模型，2012年，我们又提出了代谢增长理论。阿罗的“干中学”理论的本质是知识积累理论，而新古典的内生增长理论则意味着在穷国和富国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鸿沟。在科学史上，知识的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旧知识不断地被新知识代替，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产业和文明的兴衰。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可以用理论生物学的“物种竞争模型”和“逻辑斯蒂小波”（logistic wavelets）描写。亚当•斯密和熊彼特的理论不需要优化理论做依据，他们可以用演化动力学理论来做新的整合。
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学研究一种可替代的范式，这一愿景在1995年由保罗·萨缪尔森首次提出。从我们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不是数学过多，而是过窄。正如凯恩斯所说：他们相信欧几里德几何，但却生活在一个非欧几里得的世界。复杂性科学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工具，这超越了熊彼特和哈耶克当年的梦想。
2. 复杂性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如下方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在资源有限和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任何一个经济人都没有优化资源配置和获取全部信息的能力。两个非线性特征描绘了所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特点：（1）自然资源和市场规模的限制（受制于技术水平、人口规模和生态约束）；（2）人的寿命和生存空间的限制。因此，人们能够反复试验的自由和机会都是十分有限的。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也需要人们的相互合作，任何一个自私的社会生物都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生存。
第二，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社会互动是市场波动和竞争学习的主要来源，动态经济学同时存在的正反馈和负反馈使系统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和柔韧性。一般均衡优化方法是静止和僵硬的，它忽略了创新、不确定性和生命周期的存在。代表者经济人模型只在分析时间序列的短期时间窗口中起到了初级近似的作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无法理解经济学中的结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框架是基于封闭系统的哈密顿力学。它的问题在于优化需要时间和空间的对称性，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忽视历史信息的原因，也是均衡学派和演化学派的根本不同。任何经济活动的开展都是以开放系统中的能量耗散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众多不切实际的概念，如完善信息、有效市场、理性预期、无摩擦世界、无限资源和长期均衡等，都违背最基本的物理定律，而复杂演化经济学提出的新观念都满足物理定律和生物学的约束条件。研究经济问题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包括：资源约束、时间尺度、生命周期、创新、混沌、不确定性、多均衡态、变化趋势、演化史、气候变化和地理环境等。开放系统中要考虑相互作用、相关特征、和双向进化。
微观经济中不存在绝对的供需平衡，“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中不可能只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当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时，我们面临的不是一种而是三种可能的情形：（1）在经济正常的情况下，增加投资；（2）在经济不确定时期，选择持有现金；（3）资本出逃（到有更好增长潜力的外国经济去）。全球化时代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不是简单可控的。它的经济政策和结构设计应当是混合经济中的应用工程，而不能依托乌托邦经济中的“黑板经济学”。经济分析不能脱离政治、社会和历史等角度。经济帝国主义的终结，也是统一科学的开端，它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3.我对经济学的观察是由知识风暴和历史潮流塑造的，不是来自主流经济学的科班训练。许多演化经济学的灵感都来自于我对不断变化的中国经济的观测与研究。
第一，历史比较是理解文明分岔的重要方式。西方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是消耗资源节省劳力的技术，例如奶牛业和工业；中国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则是消耗劳力节省资源的技术，如小规模的集约农业。这两个特点对理解斯密定理的生态基础至关重要。规模经济摧毁旧职业的速度远远超过它们创造新就业机会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并存是理解生物多样性和混合经济的关键。要想实现可持续增长就要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平衡。
第二，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投资周期和生命周期，这才能理解价格改革过程中，为什么不同产业的价格收敛速度大不相同。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的产品有无限的生命周期，因此，一般均衡理论难以理解工业经济的不稳定和周期性波动，导致了“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在东欧的失败。中国的开放政策是在实践中摸索的，“价格双轨制”改革、设立经济特区等政策的实施同时确保了国家的创新和稳定。凯恩斯和奈特（Frank Knight）意识到不确定性的困难在于存在着变化，中国的改革者们运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对不确定性的问题，而不是在实践中盲目依靠意识形态学说。
第三，在信息经济中，市场份额竞争比价格竞争重要。我们没有实证支持边际成本定价法。中国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学习竞争和技术升级中迎头赶上。因为他们做的是战略思考，目标是升级技术和扩大市场份额，而非短期利润最大化。领导力和集体精神是政府管理和公司治理的精髓。这些观察揭示出新制度经济学只重视控制代理人的局限。
第四，在新兴股市和消费行为中有明显的羊群效应。市场行为中，社会互动和公众舆论比个人理性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些观察启发着本人研究公众舆论和金融领域的集体行为模型。在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我们用理论生物学的群体模型和化学反应中的生灭过程，替代随机游走和布朗运动的代表者模型，结果展现出新理论的强大与美丽。
第五，整体论思维植根于中国农业，还原论思维则植根于希腊的商业贸易。当控制实验能够检测竞争理论的时候，分析方法在物理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当整体远远超过部分之和时，分析范式在处理生命和社会系统时面临的问题多多。整体论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医学和经典思想之中，如道家和兵家的学说。我认为未来的复杂性科学将综合分析结构和演化论的视角。复杂经济学则要整合西方的方法论与东方的智慧。
4.我们生活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社会，多元化的世界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生态和文化的制约，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制度结构必然有多样的选择。例如，我们看到盎格鲁-撒克逊、德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和中国等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我从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哲学和历史学等著作中学到很多知识。经济学家们可以在理工科里借用很多的工具来进行定量分析和构建数学模型。演化经济学和复杂性科学起源于美国和欧洲，但它们在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取得迅速的发展。世界经济协会的平台将会加快经济学多元化的趋势。
『叁』 阶级和阶层的视角哪个更适合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分析
阶级是政治经济学概念，阶层是社会学概念，两者即有交集，又有区别，区别的核心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否发生关系……。因此，从学问的角度分析社会，不能脱离社会存在的经济关系。
『肆』 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1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主要表现、它的本质特征、历史地位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资本国际化或资本国际社会化,是资本在国际化运动中实现不断增殖.其基本特征包括：（1）垄断已不是一般的垄断,而是高度集中的国际垄断；垄断组织也不再是最初的“国际托拉斯”,而是庞大的跨国公司以及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子公司.（2）金融资本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资本和财富迅速集中,在世界上形成了空前巨大的财团、寡头和豪富.（3）资本输出已经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形式.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本质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特征在当代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尖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既给社会主义新社会准备着越来越充分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也给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2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主要动因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发展阶段
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它在东西方冷战和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中谋求稳定和发展.苏东剧变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重新沦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经济盘剥、政治干预、军事侵略的对象,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严密的包围和遏制,而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却迅速扩大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因包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新科技革命的作用、西方国家的自我调节以及不合理的国际关系等.
当代资本主义经历了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等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全面调控,出现了许多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同的新特征.这些变革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比较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但也给资本主义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20世纪70-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阶段发展的产物.经济全球化和资本的全球扩张互相呼应,使新自由主义成为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增强了科学技术优势和国际竞争能力,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它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没有消除贫困.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欧美左翼政党复兴过程中出现的一股政治思潮.它超越了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以及把公共投资、“社会”和集体事业概念当作邪恶而予以消除的新右派,并在过去10多年里转变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治国之策,使美欧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
3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模式和类型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作为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为资本主义各个阶段所固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战后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并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使资本主义分化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型,两大类型各自又包含许多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便是同属于一种模式,各国在发展道路和方式上亦存在一些差别,从而使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和“日本模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它们之间既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也在经济理论基础、社会历史背景、经济运行机制、企业组织和经营管理形式、以及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等体制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其共同特征和协调合作增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统一性,其差异和竞争加深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政治分歧.后发国家由于历史渊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及制度不同,形成了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和非洲模式.这三种模式具有许多共同的经济、社会、政治特征,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摆脱依附获得独立等任务,但是它们在起步时人口因素、加入世界体系的方式、政府的作用、选择的发展路径、收入分配的效果以及对待农业的态度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在考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进以及荷兰、英国、美国三个霸权周期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其中发达国家是其中心,不发达国家属于外围.只有将资本主义世界看作是一个文明与落后、进步与局限、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体系,才能了解它的真实面貌.从世界体系视角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论证反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主义是世界体系的未来.
4战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本质特征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特点.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的中心-外围体系得到强化,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战后资本主义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式民主的完善与政治冷漠、民主危机和民主迷信同时出现；西方国家政党的数量剧增,政党政治法制化程度大大提高,政党政策日益趋同化,政党制度面临着利益集团、媒体等因素的挑战；西方国家全面介入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议会权力和地位衰落,行政权力扩大,司法功能向政治领域延伸；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输出的战略越发明显.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根本变革.通过对极权主义、乌托邦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否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西方思想文化领域中统治地位进一步巩固.而西方大众文化对西方上层社会的文化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既具有不同程度的消解作用,又具有不同程度的维护功能.从本质上讲,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是围绕资本主义生产和资产阶级统治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但同时,战后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新科技革命的成果,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文化需求,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抗议.
影响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因素主要包括科学技术、生产资料所有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在资产阶级内部,作为资产阶级特殊组成部分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两个阶层获得快速发展；虽然大垄断资产阶级不断增加,但中等资本家仍然是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主体.从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看,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人和知识型工人的比重越来越高.资强劳弱以及工人的阶级意识蜕化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一直处于低潮的主要原因.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两极化趋势逐步突出,阶级矛盾有进一步激化的可能.
5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全球范围内放大和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的表现形式有：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性与地球资源和生态环境调节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跨国垄断资本家阶级的统治与世界范围内劳工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演绎出各种新老危机.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危机终究会发展到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调节和缓解的地步.
当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奠定更加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当代资本主义内部还出现了合作经济、社会保障、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三大差别的逐渐消失、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孕育等“新的社会因素”.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着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条件和“新的社会因素”,决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这些物质条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把合作社、股份公司、大银行、大垄断组织、国有企业和一切国家计划和管理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新社会.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优势、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及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又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对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需要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中进行把握.随着当今时代主题的变换、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社会因素的增多以及资本主义不平衡性和多样性的发展,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和途径也必然是更加灵活多样的.当代工人阶级的变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工人的分化,削弱了工人的阶级认同感和革命意识.
『伍』 从经济学角度讨论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关系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会主义民主的新创造。
与改革社会主义传统政治模式相联系，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实际上这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政治民主化不仅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国政治、社会主义属性等），而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对第三世界而言）。因此，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也是在破解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政治发展观中最富特色的的地方，就是对民主和法制的论述。从一般理论意义上讲，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可是这种理论上的概括一旦和具体实际相结合，情况就要复杂的多。因为民主是个既广泛又复杂的概念。最早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封建特权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比如最初英国资本主义议会中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是王权的力量，二是诸侯的力量，三是市民的力量。当时市民的力量要求民主，主要表现为要求取消或削弱王权和诸侯的特权，这时民主的内容更多的表现为争取自由和平等。其它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而后现代化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先运用政权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上讲，人民有了广泛的民主，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主制度经常遭到破坏。邓小平敏锐的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提出通过健全法制来实现人民民主。针对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现象不断滋生，并导致一些同志犯了严重错误的教训，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360页。）。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他在痛斥权力过分集中的同时，强调指出：“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为了用法律来制约权威，反对将国家的稳定建立在个人的威望之上，邓小平又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1992年他再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不仅如此，为了保证法制的实现，邓小平特别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就把民主、法制和制度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三）政治发展与经济改革关系的新耦合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同样也是改革。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改革的初衷和原动力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本质上是二位一体的。如前所述，十年“文革”后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当中国改革的决策者认识到只有尽快满足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迅速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才能真正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时，邓小平就以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断然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从而以高超的政治技巧提出了“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战略思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在邓小平看来，“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先导，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价值目标的伟大改革。这一重大转变决不仅仅是党和国家主要工作或工作重点的转移，而且是执政党政治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其本身就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性质和政治改革的内涵。改革到今天，物质资料的生产全面走出短缺，但仍有数千万人民没有走出贫困和解决温饱。党的十五大作出了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就决定了发展生产、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是我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最大的政治。另一方面发展经济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力支撑。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可能建立在贫穷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19世纪法国的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推翻共和国复辟帝制，他用的手段就是实行两次全民投票。结果90%以上的选民投票支持他当皇帝（注：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8页。）。马克思事后非常精辟地分析了这一事件，认为根本在于法国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指出小农的代表必然“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因此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即使借用现代民主的一些手段和形式，也只能是民主的外壳。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先进的政治制度，更需要现代化大生产的支持，无论是政治稳定和政治改革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总之，只有当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联动时，才能真正反映政治发展的巨大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更值得政治学家重视的是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如果政治体系不把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不把它作为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的基本内容和支撑，即使高速发展的经济也不会自动赐福于人民。因此，当我们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果时，同样不能忘记这当中包含的政治发展的巨大贡献
『陆』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说明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使发展方式转变的正确性。
貌似是高中的题目。。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我们就必须要改变传统的发展思维和模式, 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 决不能走人口增长失控、过度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旧路。要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 预防与治理结合, 减轻资源环境压力,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转变。要大力发展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工业, 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为主体的生态农业, 以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绿色消费”和“绿色服务”为标志的生态服务业。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 建成低投入、少污染、可循环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 既保证当代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又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真正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根本上看, 我国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由于增长方式粗放,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 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从而加剧了能源、资源短缺的压力, 致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矛盾与形势相当突出和严峻。
『柒』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问题
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转向唯物史观和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一生思想的三次重大转折。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核心是对资本运动内在矛盾的逻辑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最终达成了对资本主义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使社会主义成为完全的科学。在当代，我们看待人类社会内部、看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也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同样，我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态度，也可以得出对其理论定位和现实意义的正确评价。
『捌』 求：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当今经济现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理论经济学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形成科学性与逻辑性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当前国内经济学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不仅反映了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太好局面，也反映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的方向。
一、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三种模式
按照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同来源，当前国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探索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典模式”。这种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六册计划”和《资本论》为基础建立的。
多年来，国内多位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经济研究的着作和书信等材料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并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成果，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计划是一个内容庞大的宏伟体系，包括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五篇计划”和1858年提出的“六册计划”。而已经出版发行的《资本论》四册仅仅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一小部分，“六册计划”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由“绪论”(商品和货币)、“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六册构成。
汤在新教授认为应从“六册计划”出发来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他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开始经济学研究一直到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是一致的，即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特定生产关系下的物质生产或者财富增长。其次，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科学的叙述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关键。
杨国昌教授则以“六册结构”和《资本论》为逻辑起点，从导论；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商品经济形式的产生、发展过程和一般原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六大块构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第二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传统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体仍是以《资本论》和“苏联范式”为蓝本构建的(周冰，2004)，并以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模式。传统模式按其构建理论体系的方式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将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分别形成理论体系，另一种形式则是试图将社会主义部分与资本主义部分有机统一起来。第一种形式的发展和创新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以《资本论》和“苏联范式”为基础，一般秉承《资本论》的体系框架，再加入垄断资本主义部分和经济全球化等内容，就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基本一致。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反思和超越“苏联范式”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回到马克思传统”的潮流，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遵循《资本论》的体系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突破“苏联模式”的理论体系，如许涤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谷书常教授1979年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北方本)、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等。这些教材都以其权威性在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多次再版。90年代末，谷书堂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1989、2000)，蒋学模教授的《高级政治经济学》(2001)等都结合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特别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不断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蒋学模教授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总论(2001年4月)和社会主义本体论(2001年10月)堪称严格遵循传统模式的典范。他以社会主义劳动为起点范畴，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演变(总论部分)、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等，并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贯穿全书的逻辑主线和主要范畴，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利益、政府等范畴进行了深刻而详细的本体论分析，并最终形成了到目前为止少有的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为隐含假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蒋学模教授的理论体系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为前提，在本质层次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涉及到的范畴的研究析析较为深入。但该理论体系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涉及不多，现实感不足。
谷书堂等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和“北方本”，在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重视反映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成果，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经济制度作为分析前提，探讨了我国现阶段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和发展。这理论体系的特色在于突出我国经济转型的特征，是对我国理论经济学有益探索和创新，其现实性不言而喻，但作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如何解决研究对象的二元性和其研究主线的二元性(即“三过程”与“四环节”)(周冰，2004)将是这一理论体系面临的最大考验。
传统模式的第二种形式就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有机统一起来的创新模式，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包括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逄锦聚教授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等。
程恩富教授在其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过程论”，首创“五过程体系”，除了导论、尾论之外，包括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的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及国际经济过程。构筑这一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历史渊源是“六册结构”和《资本论》的逻辑框架，遵循从“一般范畴”到“特殊范畴”，从“基本原理”到“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应用”的原则，组织起了反映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论体系。
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力图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在体系上分为两部分、内在逻辑上不相一致的缺陷，在理论体系上形成了三篇结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重点阐述了政治经济学中具有一般意义和普遍适用性的范畴及其运动；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第三篇：社会主义经济则主要结合不同社会制度的生产关系阐述了政治经济学中一般范畴的特殊或具体形式，并将经济运行纳人到了体系之中。
这一理论体系体现了将两部分有机统一的尝试，同时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来界定一般范畴和特殊范畴，结合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实和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范畴的含义及其运动进行了探索，可以说较好地体现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第三种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代模式探索。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出现了对现实经济问题解释力差、研究方法单一等一系列问题，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需要现代化则是共识。当前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现代模式探索方面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保留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沿用政治经济学的原有研究力法和构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可称之为“修补”方式；二是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基本制度特色重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可称之为“嫁接”方式；三是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以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具有普适性为前提，用现代经济学范式来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称之为“重建”方式。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仍然是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主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因此，必须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形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模式。
第二种观点则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制度分析特色的同时，更多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这种观点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和经过现代市场经济实践检验的经济理论，我国正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应当也能够成为我国正在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元素。在构建现代形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为前提，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方面来分析，从而形成以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理论体系。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学具有超越一切社会制度的属性，上个世纪60年代形成的现代经济学代表了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主流。具有非常的普遍性和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我国理论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应该大力引进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并用于对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和指导，建立中国理论经济学。钱颖一教授认为包括视角、参照系或基准点和分析工具在内的三个部分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系键所在，也是当代在世界范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田国强教授认为这种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不仅包容了西方经济学，也涵盖了“东方”经济学甚至中特色的经济学，因为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但绝不是不同的“经济学”，创建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所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他进一步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方式；(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的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他们二人均认为发源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转型经济的分析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因而也代表了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未来的主流发展方向。
二、对当前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几点认识
一个学科理论体系的真正形成取决于其科学性和实践性。从科学性来说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即提出明确的研究对象，有统一的逻辑主线贯穿整个学科过程。二是其逻辑体系的严密性，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由概念(即范畴)、推理、结论构成的逻辑严密的体系结构，要有以起始范畴和核心范畴为基础，有众多层次不同的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三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将现实经济问题归入一个规范、科学地分析框架中，并能形成有效结论，用以指导社会经济实践。从实践性的角度来看，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要有对现实的解释力。
在当前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仍需要在以下几点形成共识。
第一，明确的研究对象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呈现出不同的模式，首先是由于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形成的。特别是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和解释对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其次，部分国内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其科学性值得商榷。
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研究对象的形成是政治经济学历史演变的必然结论，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的，即只有正确处理社会生产关系才是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决定力量。以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生产关系的运动来形成多层次的、多角度的生产关系体系，也就形成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二，界定贯穿整个学科体系的主线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作为科学的学科体系，贯穿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也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都比较重视逻辑主线的构建，传统模式中仿照《资本论》形成的逻辑主线包括社会必要产品的运动(雍文远，1985)、生产的三个过程(谷书堂，1999)、生产的五个过程(程恩富，2002)、经济利益的运动(谷书堂，1999；蒋学模，2001)等。从总体上看，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可以采用不同的逻辑主线，各种范畴、概念在一条红线的牵引下多层次充分展开的逻辑过程。这是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关键。
当前，国内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法对于揭示经济运动规律的本质是有效的，但在应用层次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需要创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立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使政治经济学更具有时效性、应用性和针对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上除了采用唯物辩证法从历史纬度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律，从而构建纵向内容的理论体系，也要分析特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即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建立经济模型的方法，从横向角度来构建理论体系，从而最终形成纵横交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第四，拓展研究范围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的内在动力。
拓展研究范围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创新活力的源泉，应该主要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立足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源泉。我国的基本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前提；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的主要命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理论源泉。二是要不断开拓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方面的解释优势。
『玖』 当代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发展极为艰难曲折
西方历史人类学理论流派主要由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派和后期的文化学派组成。政治经济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理论基础源自政治社会学中的世界体系理论或低度发达理论，也受到二战后人类学中马克思主义兴起的深刻影响。与采纳传统人类学研究方式、把大部分目光聚焦于孤立社会和文化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相比，政治经济学派把研究重点放在大规模地区的政治经济体系上，即将传统的微观社区与外部资本主义对之的渗透结合起来，强调的是外在力量的碰撞和社区在这种碰撞中的适应性变化和发展。与关注“原始”社区、将重要的外在影响力量视为自然环境的文化生态学相比，政治经济学派所关注的是农民社区，把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看作重要的外在影响力量。该学派论证了“他者”是有历史的，将“他者”与外部世界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政治经济学派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他们过于强调政治经济因素，注重资本主义单向度的叙述，仅要求生产趋向的单一逻辑，通过抽象的叙述将客体具体化和历史具体化，牺牲了人类学的文化主题，忽视了社会场景中的人类实践，忽视了对“他者”能动性的关注，“他者的表述”被漠视，人类行动和特定象征过程（文化）的关系没有被充分表达出来。在对政治经济学派的这些局限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在实践、行动等时代社会理论的“催化”下，以关注“文化”、强调“他者”在历史建构中的能动性为主旨的“历史人类学”的又一新理论流派———文化学派逐现雏形。文化学派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家萨林斯、桑格瑞、奥特纳、罗萨多、大贯惠美子、卡马罗夫夫妇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尽管他们的研究视角有别，但研究旨趣趋近。其一，专注在静态文化结构模式中融入动态的历史变化因素，为人类学中长期存在的“结构”与“历史”、“文化”与“历史”等基本矛盾的解决提供新的视角。其二，侧重对政治经济学派忽视文化的状况进行批判，意在揭示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他者”的能动性，即揭示处于文化、历史、权力、实践（行动）等互相交织的网络之中、处于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中的“他者”，本身也具有能动作用———借助自身文化的力量，在吸纳并转换世界体系的同时，建构了自己的历史。总之，文化学派不仅关注“他者”的历史，而且关注他者是如何运用自己特殊的文化手段来建构历史。在他们看来，“客观”历史并不存在，历史是“他者”文化的一种建构。文化与历史是互相界定的：历史是多重的，由文化来建构；而理解文化，离不开历史的视野。作为人类学“历史化”后期发展中的集中体现，文化学派使文化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到人类学研究课题中来，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他者—文化（结构）—历史”进行了新的解读，为人类学中长期存在的“结构”与“历史”、“文化”与“历史”等基本矛盾问题的解决续写了新的“篇章”，解构了隐藏于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代表了历史人类学发展大潮中的主流走向。
『拾』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纵横》2018.3本期要目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品性与理论品格
——基于《资本论》的视角
摘 要：
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核心的出发点，在于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版”和21世纪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必须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工作体系中“方法论规范”与“理论规范”的辩证结合关系及其一般推进机理，并引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规范的有针对性研究中。
依据《资本论》的工作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具体化在“方法论品性”和“理论品格”层面进行深入精细的研究。
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上可以构造为“革命性＋本土性＋具象性”的品性结构，相应地，具有四种有机推进的理论品格，即“继承发展”品格、“传承和创新”品格、“与时俱进”品格以及“开放生成和兼容并蓄”品格。
这一研究路线支持了以“实践创新、理论开放”为取向的中国理论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建设，进而产生“双重中心、双重体用”的实践化体系共生现象。
《资本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体用并举”将会使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更富有学科底蕴与科学气魄。
关键词：《资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品性；理论品格；政治经济学规范；教科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