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R经济学

『壹』 农地保护理论问题的提出

农地保护在现实中面临着数量和质量上的损失，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粮食安全、生态稳定、文化休憩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连锁反应。看似简单的保护农地问题，竟然与很多复杂且严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造成了现实中尝试解决农地保护问题的困难。所以，如果要解决农地保护的问题，还需要看看现实中的问题所对应的本质。

(一)农地保护是一个综合的理论问题

农地保护，字面上理解是对农地资源的保护，即使进一步深入也仅仅是对一种自然资源在数量上的保护。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但当把农地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农地本身的自然禀赋特征、社会禀赋特征都放在一起考虑，则农地保护其实是一个涉及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保护、开放空间享用、国家战略保障(如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和公平维护(利益分配和农民保护)的综合体。

因为，农地保护作为对农地被建设占用等非农利用行为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对后者可能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的规避行为。农地的非农占用，大多数情况下是建设和交通用地向郊区的蔓延造成的，这其实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很显著的破坏，比如造成开放空间的损失，物种多样性的损害等(Burchell et al.，2002;E-wing et al.，2003;Bellot et al.，2007;Nuissl et al.，2009)。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农地的“过度损失”的问题，即城市蔓延(urban sprawl)问题，很明显地对空气质量、公众健康、社会整合和公共设施供给造成了压力(Ewing，1994;Frumkin et al.，2004;Stone，2008)。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农地保护的重视，就是对日益严重的当代的和后代的环境与社会问题的重视。

同时，农地保护在中国来说，还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即，对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考虑和对维护现有社会体制下农民稳定的关注。虽然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现阶段的农地损失并不会对粮食产量造成显著影响，因为维持甚至提高粮食生产还有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方面的替代选择(Huang et al.，1997;Deng et al.，2006)，但中央政府始终为了保证中国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而不遗余力地要求保护农地，特别是耕地，比如，近期确定的保有18亿亩耕地红线(陈锡文，2008)，这应该是一种政治和国家战略上的要求，而不再仅仅是资源利用的问题。另外，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农民的比例依然很大而且生活水平和收入也相对较低。土地作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要素，不仅仅是就业的保障，也是养老和医疗的保障，因此如果大量占用农地同时又不能妥善处理农地被征收后的补偿问题，必然造成农民的反对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因此，从上述意义上看，农地保护已经上升到一个包含资源利用、经济效率、国家战略和社会稳定的综合问题。如果要解决上述农地保护的现实问题，这种综合体的视角，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前提。

(二)农地保护的配置效率: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

如果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看农地保护数量和质量损失的难题，问题也很简单。经济增长与农地保护的本质问题就是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配置效率问题。而区域经济差异与农地保护不公平的矛盾在本质上就是土地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问题。

部门配置效率，在经济学上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要达到土地资源在两部门的最优配置，关键就要使得土地资源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收益相等，这是最基本的判定标准，也是不同经济梯度城市周边农地保护问题的首要前提。

许多已有的研究(张宏斌等，2001;诸培新等，2002;钱忠好，2003)都从理论上论述了同样的或类似的土地资源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配置的问题。如果把土地资源在非农部门的边际收益看作农地非农化的边际收益，把其在农业部门的边际收益看作农地非农化的边际成本，就可以用最基本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曲线图来表示土地资源在两部门的最优配置。如图1-2所示，MR表示土地资源在非农部门的边际收益，MC表示土地资源在农业部门的边际收益，MC'表示考虑农地资源生态服务价值、社会价值、空间价值后的边际收益。如果只考虑MC，则最优的农地非农化数量为Q₀，若考虑MC'，则最优的农地非农化数量为Q^*。因此，从图1-2可以知道，理论上合理农地损失的度应该在Q^*。只要能够合理判断MR、MC和MC'，则部门配置效率的最优，就只是一个计算上的问题。

图1-2 农地非农化最优数量示意图

农地保护还涉及空间配置的效率。不同空间的资源利用边际效益相等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唯一原则。即，只要满足了不同地域的对资源利用的边际效益相等，就可以保证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否则，就存在地域间流动资源的可能性，整体的资源利用存在帕累托改善。现阶段我国农地非农化的空间配置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只有保证各地区农地非农化的边际效益相等，才能满足全国农地非农化的空间配置效率最大化。因此，不同经济梯度城市周边农地保护更重要的是要满足空间配置效率。

现有的研究中大都没有按照上述原则来判断农地非农化的部门和空间的配置的效率。陈江龙等(2004)从土地利用比较优势的角度，计算了省级区域建设用地和农地的产出效益比，来代替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在建设用地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在农地利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他还用C-D生产函数测算了我国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由此他得出应该赋予东部地区更多的建设用地占用农地指标的结论。在这个研究中存在诸多问题，首先，虽然理论上比较优势理论可以解释资源配置空间流动的可行性，但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对劳动生产率的衡量，劳动是一种同质的要素投入，对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衡量和比较，就是对劳动的边际产出进行衡量比较，所以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符合资源空间配置原则的。但在陈江龙的研究中只是用建设用地和农地的地均产出来衡量土地要素的边际产出，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土地并不像劳动一样是均质的，所以其地均产值并不是边际产出，其结果必然没有遵循资源空间配置的原则。其次，地均产值是对土地要素的偏要素生产率的衡量，高估了土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为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会对土地要素的偏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进而造成所得的结论产生偏差。另外，通过C-D生产函数测算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时，他的研究没有考虑到农地非农化对非农业GDP是正效应，对农业GDP是负效应，直接用GDP指标来衡量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忽略了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成本，即农地本身的生产价值，以及农地所具备的一些非市场价值，进而高估了农地非农化的经济效益，使得其计算结果与实际产生偏差，造成结论的不可靠。

谭荣等(2005b)的研究目的主要集中在判断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地区差异的来源，若差异来源于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则在地区间调整建设用地指标将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益的提高，若差异来源于东中西三类地区内部，则在三类地区内部调整建设用地指标就可以达到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目的。这个研究从方法上看虽然不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从对过去发生事情进行检验的角度看，这个研究的思路有一定的意义。该研究是通过对地均GDP增加值这个指标进行泰尔指数的分解来寻找差异的来源，虽然计算方法和结果上没有太大错误，但是用地均GDP增加值也存在高估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问题。

(三)农地保护的治理效率:新制度学派的视角

现阶段中国农地非农化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而需要占用更多的农地资源，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护农地资源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环境，这是一个两难与双赢的问题。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只有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农地非农化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实现农地非农化的配置效率，才能够缓解上述矛盾。

现阶段中国政府主要是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市场的双重机制来试图实现农地非农化的配置效率。土地利用规划是用来调控市场，避免土地市场的外部性(王万茂等，2003)。土地市场则是用来提高配置效率，减少土地利用规划等中央计划配置方式的成本(周诚，1994)。然而现实问题是，土地利用规划的制定，可能常常偏离市场的规律，不仅不能满足控制外部性的初衷，反而束缚了土地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土地市场因土地产权的不明晰，以及不同土地用途出让方式的不同，造成市场本身的无序竞争，反而增加了市场配置的成本。这种在实际配置过程中因产权的模糊、管理机制的冲突等造成农地非农化收益的额外损耗，也是一种成本，而且在现实中该类成本不能小视，这种成本就是交易费用(Coase，1960)。只有通过合理的产权和管理机制的安排，尽量减少交易费用，才能真正实现农地非农化的配置效率。

这样，现实中的农地非农化的效率问题，就不仅仅是合理的度的问题，还涉及如何在执行、监督、保障这个度的过程中减少交易费用的问题，即，实现农地非农化的治理效率的问题。这既是现阶段中国土地管理理论的重要命题，也是现阶段中国农地非农化管理机制转变的迫切要求(曲福田等，2005b)。因此，针对农地非农化治理效率的评价，探讨合理的管理机制，对现阶段中国农地非农化的效率、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乃至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Alexander(2001a)对城市扩张过程中交易费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只有将减少交易费用也纳入农地非农化的效率范畴，才真正实现了农地非农化的效率。这引发了欧美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的全面展开。此时，农地非农化被重新理解为:土地及其地上附属物的物理形态、产权束、物质和非物质价值等，通过具有一定目的、同时遵守一定规则的人的交换，从一个状态转变为另一个状态的过程(Healey，1992)。所以，农地非农化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土地用途的改变，本质上变为在形态、权利、物质与非物质价值等方面的交换过程，而权利等的交换是否满足效益的最大化，取决于交换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是否最小化(Barzel，1989)，而制度则是行为人为自己制定以规范自身行为来减少交易费用的。

遵循这种新的视角来考察农地非农化过程的效率，主流的理论分析范式是根据新制度学派和交易费用等理论进行案例调查(Buitelaar，2007;Needham，2007)、制度比较(Tan et al.，2009;Webster et al.，2003)等方法，对农地非农化的制度是否相对降低了交易费用等进行事后评判，并据此对相应的制度改革提出建议。

(四)农地保护的政策选择:公共选择学派的视角

不论是土地资源的经济价值在两种用途间的取舍是否得到了平衡，还是土地资源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价值是否得到了体现，仅仅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农地保护就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土地市场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是政府在追求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举措。然而，问题是单纯地依靠土地市场是否能够解决土地非农化乃至整个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其实，这些问题的本质就是市场与政府在土地资源治理上的“边界”问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当不存在外部性时，市场是资源配置最合适的方式，而政府是用来弥补存在外部性时的市场失灵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如何选择取决于两者产生的交易费用大小。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和政府分别是针对不同领域为了实现集体行动的一致同意而采取的不同手段。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市场是无成本的，政府是万能的，只需要计算边际私人与社会成本就可以确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但是它因计算的理想性而受到现有经济学的批评。对于交易费用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实证的结合上得到了长足进展，这为研究土地非农化治理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法，但交易费用本身可能存在的难以衡量的特征，导致该学派也面临很多困境。对于公共选择理论来说，提供了另一个理论的角度来看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即，选择合适的农地保护的政策，需要从实现集体行动或者从满足多数人一致认同的角度来实现。因此，在设计、执行和保障农地保护的政策时，可以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即如何促进行为人一致行动为目的，来进行相应的理论探讨(Os-trom，1990;2005)。

(五)农地保护的伦理观:社会学的视角

文化、传统和习俗等，都属于社会基础的范畴。而社会基础是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资源之间行为规范的纽带，是长期形成的植根于人的意识形态中的行为准则(shared mental mod-el)(North，1990)。这种行为准则通过作用于正式制度和治理结构来影响着资源配置的结果，当然它也受到其他层面的反作用力。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农地保护方面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在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工程荒漠化、湿地退缩、土地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尖锐的21世纪，探究农地保护的文化渊源，寻找农地保护的文化缺失，无论从目的理性还是工具理性来看，都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引起了很多社会学者的关注。

这些学者以社会学、社会经济学、制度社会学等分析范式为基础，研究文化、道德、传统以及宗教等非正式约束(Veblen，1919;Berger et al.，1967;Scott，1995)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以及非正式制度对其他层次研究的影响。比如有研究表明，信任使得在某些小型社区内人们比较容易达成口头性的土地租赁契约(Allen et al.，1992)。从非洲的土地的习惯性的产权(Feldman，1974)，到俄罗斯政府尝试推行土地以家庭农场为单位的私有产权体系的失败(Stahl-Rolf，2000)，再到乌克兰内部，受西欧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较大的西部地区在以家庭农场为单位的私有产权改革相对于受俄罗斯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东部地区更为成功(Norbert，1994)等，这些案例研究已经表明了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建立、变迁和效果的影响。所以，从社会基础的视角对农地保护的研究，也必然可以为现阶段的农地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六)本书研究理论问题的提出

既然农地保护的问题，不仅仅是对农地资源的保护，其实已经包括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治理结构上不同政策手段的抉择、各种正式制度的变迁和社会基础上长期形成的习俗、文化和伦理的影响和反影响，因此，在农地保护问题上，只有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才可以更加清晰地辨清农地保护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同时把握现有的研究贡献，进而为实现农地保护提供较全面的科学依据。

所以，本书在研究问题和方法上没有太多的创新之处，所可能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从层次论的视角来审视农地保护这一自然、社会和人文因素交互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并提出只有站在这种层次论的视角上，才能够更好地辨清现有不同研究的贡献和联系，同时为解决实际中各种问题提供清晰的逻辑思路，即，什么原因导致了农地保护(特定的资源利用)问题，并且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解决该问题。

基于此，本书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

(1)如何构建一个“层次论”，来综合现有不同视角对农地保护的研究?

(2)在“层次论”的每个层次上，现阶段主流的研究内容是什么，对解决农地保护有什么新的研究?

(3)基于“层次论”的视角，对现阶段农地保护有什么实际的政策建议?

『贰』 美国AAR质量体系

就是美国铁路协会(AAR)对材料、产品和服务的认证

『叁』 2018年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生申请条件及学费

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UCL，建校于1826年，位于英国伦敦，是一所世界著名的顶尖高等学府，为拥有顶级科研水平的综合研究型大学。它是伦敦大学联盟(University of London，简称UOL)的创校学院，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称"G5超级精英大学"。伦敦大学学院(UCL)是英国规模最大、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大学。UCL下属有72个系。下面请看出国留学网为大家整理的2017-18伦敦大学学院研究生学费详情。
收费标准：2017-18学年研究生授课型专业费用信息
以下所有的费用都是针对于伦敦大学学院2017-18学年入学的授课型研究生专业新生而言的。
在专业修读时间超过1年的情况下，所有的费用满足以下条件：
a) 提前说明单独年份的专业费用，并且从说明专业修读时间开始，费用不会改变;或者
b) 代表第一年的专业费用，后续几年的费用将可能会因为通货膨胀、市场调节、运营成本等原因有所增加。每一年增加的费用不会超过5%。
1、系：艺术和人文
学部：多学科和跨文化研究中心
非洲研究, 理学硕士(TMSAFRSSTU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9,84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19,390，非全日制：无
非洲研究和环境, 理学硕士(TMSAFRSSTU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9,84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19,390，非全日制：无
非洲研究和健康, 理学硕士(TMSAFRSSTU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9,84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19,390，非全日制：无
非洲研究和遗产, 文学硕士(TMSAFRSSTU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9,84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19,390，非全日制：无
比较文学, 文学硕士(TMACLTSING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9,840，非全日制：£4,970;海外学生：全日制：£20,540，非全日制：£10,430
学部：英语
英语语言学, 文学硕士(TMAENGSLIN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9,840，非全日制：£4,970;海外学生：全日制：£20,540，非全日制：£10,430
英语语言学, 研究生文凭专业(TPPENGSLIN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9,840，非全日制：£4,970;海外学生：全日制：£12,950，非全日制：£6,445
英语：现代文化中的问题, 文学硕士(TMAENGSIMC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9,840，非全日制：£4,970;海外学生：全日制：£20,540，非全日制：£10,430
英语：历史中的莎士比亚, 文学硕士(TMAENGSSHK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9,840，非全日制：£4,970;海外学生：全日制：£20,540，非全日制：£10,430
中世纪文学专业, 文学硕士(TMAENGSMED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9,840，非全日制：£4,970;海外学生：全日制：£20,540，非全日制：£10,430
学部：希腊和拉丁
古典学, 文学硕士(TMACLASING09)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9,840，非全日制：£4,970;海外学生：全日制：£20,540，非全日制：£10,430
请注意：该专业也提供模块化学习(灵活学习)。
学部：希伯来语和犹太研究
犹太研究, 文学硕士(TMAJWSSING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9,840，非全日制：£4,970;海外学生：全日制：£20,540，非全日制：£10,430
2、系：大脑科学
学部：精神科
临床心理健康科学, 理学硕士(TMSMHSSCLI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0,430，非全日制：待定;海外学生：全日制：£25,490，非全日制：待定
请注意：该专业也提供模块化学习(灵活学习)。
心理健康科学研究, 理学硕士(TMSMHSSRES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0,430，非全日制：待定;海外学生：全日制：£25,490，非全日制：待定
请注意：该专业也提供模块化学习(灵活学习)。
学部：心理学和语言科学分支
人类沟通障碍的应用研究学, 研究生证书(TCPHCSSDIS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3,93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无，非全日制：无
请注意：该专业也提供模块化学习(灵活学习)。
行为变化, 理学硕士(TMSBCHSING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9,840，非全日制：£4,915;海外学生：全日制：£23,710，非全日制：£11,800
3、系：建成环境
学部：建筑学院
高级建筑研究学, 研究生证书(TCPARCSAAR12)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3,93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7,870，非全日制：无
请注意：该专业也提供模块化学习(灵活学习)。
建筑计算, 理学硕士(TMSARCSACO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2,950，非全日制：£6,445;海外学生：全日制：£25,130，非全日制：£12,570
请注意：该专业也提供模块化学习(灵活学习)。
4、系：工程科学
学部：生物化学工程
生物化学工程学, 理学硕士(TMSBENSING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1,80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24,610，非全日制：无
请注意：该专业也提供模块化学习(灵活学习)。
学部：化学工程学
化学工艺专业, 理学硕士(TMSCENSCPE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1,80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25,130，非全日制：无
全球管理和自然资源, 理学硕士(TMSCENSGMN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4,91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27,540，非全日制：无
请注意：澳大利亚学生将会归类为海外学生来计算学费。学生需要支付从伦敦大学学院和南澳大学到任何一个实地研究地点的之间的交通费用。
学部：土木、环境和地球数学工程
土木工程学, 理学硕士(TMSCIVSING14)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1,800，非全日制：£6,010;海外学生：全日制：£24,610，非全日制：£12,570
学部：计算机科学
商务分析学, 理学硕士(TMSBUSSANL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4,91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24,610，非全日制：无
商务分析学(计算机科学方向), 理学硕士(TMSBUSSANL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4,91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24,610，非全日制：无
计算金融学, 理学硕士(TMSCOMSCFI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8,58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27,540，非全日制：无
计算统计和机器学习, 理学硕士(TMSCOMSSML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1,80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24,610，非全日制：无
学部：电子与电气工程
沟通研究, 理学硕士(TMSEENSCMR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1,80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24,610，非全日制：无
网络工程学, 理学硕士(TMSEENSINT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1,80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24,610，非全日制：无
网络工程学, 研究生文凭专业(TPPEENSINT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8,195，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16,610，非全日制：无
学部：管理科学和创新
商务分析学(管理科学方向), 理学硕士(TMSBUSSANL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4,91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24,610，非全日制：无
4、系：教育研究所
学部：博士生教育中心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生文凭专业(TPPSSCSRES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3,33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7,320，非全日制：无
学部：文化、传媒和沟通
应用语言学, 文学硕士(TMAEDUSLIN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7,925，非全日制：£3,930;海外学生：全日制：£17,190，非全日制：£8,470
请注意：该专业也提供模块化学习(灵活学习)。
教育和技术, 文学硕士(TMAEDUSEDT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7,925，非全日制：£3,930;海外学生：全日制：£17,190，非全日制：£8,470
请注意：该专业也提供模块化学习(灵活学习)。
5、系：法学
学部：法律
法学, 法学硕士(TMLLAWSING12)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4,370，非全日制：£7,320;海外学生：全日制：£20,820，非全日制：£10,710
6、系：生命科学
学部：生物科学分支
生物医学科学, 理学硕士(TMSBMDSSCI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2,950，非全日制：£6,445;海外学生：全日制：£25,130，非全日制：£12,680
计算与基因组医学, 理学硕士(TMSMEDSCAG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2,95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25,130，非全日制：无
实验药理学和治疗学, 理学硕士(TMSPHASEPT01)
英国/欧盟学生：全日制：£12,950，非全日制：无;海外学生：全日制：£25,130，非全日制：无

『肆』 考研数学无论考数一还是数三，教材用的都一样只是考的内容有区别

教材用的一样，考的内容有区别。数一、数二、数三的公共考点包括：

一、函数、极限、连续

常考题型有：复合函数、极限的概念与性质、无穷小量阶的比较、极限的运算、极限中参数的确定、渐近线的计算、函数的连续性、间断点的类型、有界性的判断。

二、一元函数微分学

常考题型有：导数的定义、导数的计算、切线与法线、单调性及其应用、极值与拐点、函数最值的讨论、函数与其导函数性质的关系、高阶导数的计算、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和柯西中值定理(续)。

三、一元函数积分学

常考题型有：不定积分的计算、定积分的性质、定积分的计算、反常积分、对变限定积分的讨论、含有积分的方程、定积分的应用、积分恒等式或不等式的证明。

四、多元函数微积分学

常考题型有：连续、偏导数与全微分;偏导数的计算;极值;二重积分的性质;二重积分的计算。

五、常微分方程

常考题型有：一阶方程的求解、二阶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性质与结构、二阶线性微分方程求解、含有变限积分的方程、微分方程的应用。

六、无穷级数(数一、三)

常考题型有：常数项级数的收敛性、幂级数的收敛半径与收敛域、幂级数的展开、幂级数的求和、与微分方程结合。

(4)AAR经济学扩展阅读：

考研数学的试卷形式和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高等数学56%

线性代数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2%

4、试卷题型结构

试卷题型结构为：

单选题 8小题，每题4分，共32分

填空题 6小题，每题4分，共24分

解答题(包括证明题) 9小题，共94分

『伍』 农地保护层次论的现实联系

(一)资源配置层次关注的农地保护的配置效率

1.农地保护的配置效率

近几十年来由于农地资源面临的城市化压力日趋激烈，土地资源在农村和城市两个部门配置的效率是农业、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他们根据土地资源边际效益在不同部门相等的原则来研究农地保护的效率问题。近年来，该方面的研究关注如何在传统的边际计算方程中加入更多的变量，比如增加更多衡量不同土地用途的正(负)外部性的变量(Lopez et al.，1994)。这些研究在评价方法、模型和计量方法上不断深入，取得了很多进展。

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问题受到城市经济学的关注(Brueckner et al.，2001)。城市的增长是农地保护的主要压力，为了避免城市无序扩张带来的农地保护低效，实践中提出了城市理性增长的目标，即实现商业、居住、景观、公共设施等多功能用途土地的合理配置(Haff，2003)。城市理性增长既实现了发展城市的目标，又保护了土地景观，体现了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为了寻找理性增长的模式，这类研究致力于在城市增长、工业和人口的集聚、城市的空间结构、拥塞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问题(Turne，2007)。

上述对农村和城市土地配置效率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在资源配置层次的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一。

2.农地保护的外部性

农地保护对环境的影响也是资源配置层次考察的重点。Racevskis et al.(2000)最近从农业部门的视角，提供了农地非农化造成的生态服务和美学价值损失的文献的综述。综述显示，现有的研究已经能够提供农地非农化造成农村开阔空间的减少，宜人的田园风景的消失，农村水资源质量的下降，及其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等环境问题的证据。另一方面，Johnson(2001)从城市部门的视角进行的文献综述，提供了城市的无序扩张带来了空气污染加重、更多的能源消费、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城市废弃建成区的增加、垃圾及其掩埋物中有毒物质的扩散等环境问题的证据。为了寻找解决这些负外部性的办法，农业和环境经济学家尝试各种方法来评价农地的非市场价值或者环境退化的成本(Beasley et al.，1986;Costanza et al.，1997)。城市经济学家尝试找出那些在城市扩张分析过程中被忽视的成本和收益，比如，对拥塞造成的成本和开阔空间的价值(Brueckner，2001)，公共服务设施成本(Carruthers，2003)。

所以，外部性问题是资源配置层次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二。

3.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

农地保护的另一面就是需要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在农地损失的源头进行控制。所以，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尤其是城郊结合部的开发区的集约利用，对实现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起到重要的作用。

为了实现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分析人口密度、土地市场和土地集约利用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现有研究关注的重点(Stern，1994)。同时，研究影响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因素，探寻城市用地扩展中集约水平的评价方法和规律总结也是主要的内容(Arnott et al.，1979)。另外，控制城市蔓延，也是土地集约利用的一个重点，这在美国研究更为深入。比如城市蔓延所造成的低密度连续扩展、沿交通干道带状发展(ribbon development)和非连续的蛙跳式(leap-frog)发展三种形式，并导致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上升、农地流失、城市中心到郊区之间的土地闲置等问题。因此，对城市蔓延的测度也是研究的一个重点。总体上看，土地集约利用可以使土地利用达到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实现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

所以，建设用地效率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资源配置层次农地保护实际问题之三。

(二)治理结构层次关注的农地保护的手段选择

1.土地规划与土地市场的选择

是通过土地利用规划，还是通过土地市场，能够更好地治理农地保护，实现其质量和数量上的效率?这个方面的研究吸引了新制度经济学家和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影响的规划学家的注意。尽管从这个角度审视农地非农化或城市化扩张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Ellickson，1977;Fischel，1978;1987)，但真正通过这个角度进行研究，或者说这个角度的研究逐渐增多，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Buitelaar，2004)。土地市场被看做是一种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下的治理结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用于交换物品或服务的“瞬间交易场所”。土地利用规划同样被看做是一种治理结构而不仅仅是政府的干预行为。在土地市场和土地利用规划之间，还存在一种结构，即两种不同程度的结合，对农地非农化同时产生作用。这种中间结构被称为“协作(coordination)”(Buitelaar，2003)，或者是“关系(network)”(Thompson et al，1991)，或者是“混合(hybrid)”(Williamson，1985;1996;1999)。

所以，在土地规划和土地市场两者之间的方向选择，是治理结构层次农地保护的现实问题之一。

2.农地保护的绩效评价

当农地保护与“土地及其地上附属物的物理形态、产权束、物质和非物质价值等，通过具有一定目的同时遵守一定规则的人的交换，从一个状态转变为另一个状态过程(Healey，1992)”相联系时，过程效率(process efficiency)(Webster，1998)将比传统的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重要得多。评价农地保护这种过程效率，将成为评价农地治理结构效率的一个主要的标准(尽管不是唯一的标准)。因此，比较各种成本，尤其是农地非农化各阶段的交易费用，成为该层次研究领域迫切的需要(Bu-itelaar，2004)，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所以，农地保护绩效评价是治理结构层次农地保护的现实问题之二。

3.治理结构视角的外部性

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在讨论如何减少农地损失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上也产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设定农地损失相应的规章制度中(即，治理结构的安排)是否应该增加更多的规章制度来限制农地损失对环境的危害?公共福利学说(pub-lic interest theory)，即庇古(Pigou，1932)的观点认为，政府制定更多的旨在减少市场失灵和保护公众利益的规章制度有利于实现社会效率。然而，公共选择学说(public choice theory)并不同意把政府看做是仁慈的和万能的，同时认为政府的规章制度是低效率的。在公共选择学说的内部也包含了两种意见(Djankov et al，2002)。一种意见是“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Sti-gler，1971)，意思是更多的规章制度只能造成某些利益集团得到更大的市场(垄断)势力和市场利润，而不是社会利益。另一种意见是“过路费理论”(tollbooth theory)(Shleifer et al.，1998)，意思是规章制度只是政治家和官僚阶级追求利润的工具。上述两种学说的辩论实质上也属于“政府干预对解决外部性的作用和效果”的辩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辩论。

所以，新的外部性的争论是治理结构层次农地保护的现实问题之三。

4.农地保护治理结构探索

中国农地保护所限制的农地非农化的治理结构符合国家正式法律安排的只有一种，即通过国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将土地的所有权转变为国有后，在城市土地市场出让，完成农地非农化(Lin et al.，2005)。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建设用地的大量需求和集体土地被征用过程中产生的农地补偿、失地农民安置等社会问题，现行的单一的治理结构模式出现了一些阻碍经济发展和妨碍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在地方范围内试行一些新的治理结构模式，比如土地股份合作制为特征的“南海模式”、以土地换社保为特征的“嘉兴模式”、以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为特征的“芜湖模式”(赵奉军，2004)，以及最近的“重庆模式”(莫于川，2007)等。除了这些地方公开的试验，还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不惜冒着被法律制裁的危险，通过违法方式进行农地非农化。

所以，选择何种合适的治理结构，是治理结构层次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四。

(三)制度环境层次关注的农地保护的制度设置

1.正式制度的作用

土地的产权制度和相关的法律，构成了农地保护的制度环境。在西方国家，产权是私有的，存在充分的市场环境，当然农地保护，还受到土地利用规划(或者空间规划)等正式制度的限制(Needham，2007;Wiegandt，2004)。这样，在土地产权、土地市场、土地规划的共同作用下，西方国家在农地保护的质量和数量上都有着良好的表现，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中国的在农地数量上的过度损失。特别是德国和荷兰，虽然也存在着和中国类似(甚至比中国更高)的人口密度，但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农地非农化的效率，数量上的低效率不是主要问题，政府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将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通过土地规划来“内化”到现有的市场体系中(Vlist，1998;Haaren et al.，2006)，同时这两个国家也很少出现违反土地规划的情况。在中国，土地产权是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这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地方。在土地相关法律法规方面，比如土地规划制度等，有着和西方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然而，在中国的正式制度安排下，却存在着数量和质量上的过度非农化(曲福田等，2004)，以及大量的土地违法行为(谈明洪等，2005)。

一方面，西方国家成功的例子说明合适的正式制度具有减少交易费用(制定、执行、监督、惩罚的费用)和弥补农地非农化外部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暂时的或者局部的失败，也说明即使是借鉴于成功的正式制度，它是否能够发挥作用还受所处的社会基础、相应的治理结构以及资源实际配置层次因素的影响。分析正式制度变迁、制度缺陷以及缺陷导致的经济社会不良后果的研究，对正式制度的本质———土地制度在节省交易费用进行探讨，推动了产权等正式制度理论发展的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借鉴它们研究方法中先进的一面，并运用到关于中国土地的正式制度的研究中。

因此，探究正式制度的作用是制度环境层次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一。

2.土地产权的变迁过程

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是特殊的，进而在这种产权制度下的农地保护也是特殊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虽然宪法规定土地属于国家和农民集体所有，但是现实中无法找到所有权人的具体代表。所以它既不是私有，也不同于国有，更不是共有，它的产权很“模糊”(Ho，2005)。模糊的产权有好处，直接且有力的证明就是，无论要求对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多大，但政府至今仍然没有(或者不愿意)消除产权的模糊，只是在土地的使用权及其派生的各种用益物权上增加了新的规定(这在新颁布的物权法中可见一斑)。在这个模糊的产权体系下，农地保护效率的研究还没有成为重点，土地产权的本身以及在此产权安排下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农民的行为引起了更多的兴趣。比如，作为一个经典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的案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如何避免土地产权安排上的局限，同时充分发挥了本只属于私有产权在配置效率上的作用(林毅夫，1991;王小映，2000)。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副产品”就是土地的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的正面效应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赋予了农民不仅仅是传统的生产功能，更是一种社会保障功能，农民的就业、医疗、养老等都凝聚在那块有限的土地上(姚洋，2000;Yao，2001;Ho，2005)。然而，平均分配的负面后果就是土地的细碎化(Tan et al.，2006)。土地的细碎化导致了土地生产的规模受到限制，造成农业生产配套设施建设的困难性，也引起了土地肥力的退化。在这些负面影响显现后，中国的农村地区自发地组织并实践了一些利于规模经营的集体土地产权安排，先后产生的模式有:两田制、集体农场、家庭农场、反租倒包、股份合作制、“四荒”拍卖等。这些模式都是因为现有条件下农业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额外利益所驱动，促使农民、集体和地方政府自发地进行新一轮的土地使用权的“诱致性变迁”。然而，实践也证明，并不是所有的“诱致性变迁”都成功了，两田制、集体农场、家庭农场、反租倒包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现阶段，比较受重视的与产权有关的制度研究是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的问题(张安录，1999)。

所以，土地产权的变迁过程是制度环境层次上农地保护的现实问题之二。

3.政治利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为什么相同方向的产权改革却形成了不同的改革后果，政治的原因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果在政治上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则这种产权改革不可能成功，或者被政治集团利用，造成改革的后果与初衷相反。很多案例表明了土地改革后的制度绩效可能低于改革前(Janvry et al.，1989;Deininger，1999;Lerman，1999;Deniz，2003)。所以一些研究开始讨论如何把政治的因素也加入土地改革的策划中(Horowitz，1993;Grossman，1994)。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功的土地改革不仅取决于是否考虑了改变土地的产权结构，还取决于是否考虑了如何与政治权力结构相配合。只有满足了大部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需求，才可能实现土地产权的重新分配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

对中国土地产权变迁的研究(Li et al.，2000;Schwarzwalder et al.，2002;Lohmar，2006)也印证了上述观点。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根据政治集团的目的，经历了一个从私有到公有然后又逐渐向私有靠拢的过程(Bramall，2004)。第一个私有的过程是指1947～1952年的第一次土地改革，这个过程是将原来资本家和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实现了所谓的平均地权。1952～1980年可以看作是一个土地产权公有化的阶段，这个阶段政府通过合作社、学大寨等政治经济运动把农民所有的土地在没有引起农民反对(甚至得到他们支持)的情况下收归国有。1981年后，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又在探寻如何在不影响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实现市场配置土地资源———把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Ho et al.，2006;Ho，2006;Ding，2003)、城市土地的使用权(Zhang，1997;Li，2003)是现阶段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的重要内容。正因为改革正在进行，所以改革产生的成效和弊端也是同时的，但这正是给了政府一个“摸石头过河”的机会(Lohmar，2006)。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关注农地保护效率的正式制度的讨论并没有产权制度其他角度的研究那么活跃，仅仅是对征地制度改革的研究(Ding，2005;2007)。或许是因为这个论题更偏向于治理结构层次的内容，而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个过程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问题)，进而关系到政治集团的利益。现有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体系使得增值收益成为现阶段国家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在中国，政治利益也决定了农地保护制度的变迁。目前看，各方面对农地保护制度的安排都是非常谨慎。然而，正是因为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农地保护也成为政府干预和市场配置矛盾最激烈的地方，解决了这个矛盾才代表了整个产权结构安排的成功。

所以，政治因素是制度环境层次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三。

(四)社会基础层次关注的农地保护的非正式制度

1.非正式制度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在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社会资本、信任、互惠、人际关系等对效率的影响。比如有研究表明，信任使得在某些小型社区内人们比较容易达成口头性的土地租赁契约(Allen et al.，1992)。对中国非正式制度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信任对贸易、对企业关系的影响(Child et al.，2003;Buchan et al.，2004)，人际关系对企业、对组织形式的影响(Li，2005)。几乎还没有研究对土地产权形成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进行考察。但应该指出的是，现有的对“关系”、“面子”两个概念的研究，为理解土地制度、土地交易等提供了思路。“关系”是中国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渗透整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联系网络，关系可以减少人与人交往、交易等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搜寻等交易费用，提供有用的、及时的和连贯性资源(Wang，2007)。“面子”是指某个人被别人认可的社会地位，当然不要误认为是简单的虚荣心，而重要的是在中国只有拥有“面子”才能发展、维持“关系”(Buckley et al.，2006)。

所以，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是社会基础层次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一。

2.非正式制度对其他层次的影响

Denzau et al.(2000)通过理论和实践试图将文化、道德、传统以及宗教等非正式约束通过共享道德模型(sharedmentalmodel)进行解释，来探讨非正式制度对其他层次制度的影响。其他已有的案例研究，也为非正式制度对其他层次的影响提供了证据。从非洲的土地的习惯性的产权(Feldman，1974)，到俄罗斯政府尝试推行土地以家庭农场为单位的私有产权体系的失败(Stahl-Rolf，2000)，再到乌克兰内部，受西欧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较大的西部地区在以家庭农场为单位的私有产权改革相对于受俄罗斯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东部地区更为成功(Norbert，1994)等，这些案例研究已经表明了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建立、变迁和效果的影响。

在中国，有的学者也找到了一些习惯性产权的案例(Ho，2003;2005)，冲突的当事人认为自己虽然是在产权有争议的土地上种植了作物，即使国家不承认这些土地的产权属于这些当事人，但当事人应该得到一定的赔偿以弥补自己的作物的损失。冲突最后结果是政府息事宁人地处理了这个案例，种植作物的当事人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后没有继续争论土地的权属问题。虽然，法律上中国是不存在土地习惯性产权的，但上述案例表明，正是农民在只要可以谋生的条件下，不会对政府的政策、制度等产生过分的要求的“习惯”，使得政府在处理冲突的时候也会考虑变通的方式和符合“习惯”的方式来处理现实中与正式产权产生矛盾的冲突。这种习惯，与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习惯相互联系，对现今中国的产权制度的建立、执行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非正式制度对制度环境、治理结构的影响是社会基础层次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二。

『陆』 注册企业风险管理师国际认证机构： 亚洲风险与危机管理协会（AARCM） 国家批准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然而获得CFA资格并不容易。应考人员可以不具备证券投资实际经历。考生必须依次通过三个级别，每次六个小时的考试。考生想要通过资格考试至少需要三年。即使通过三级考试后，考生还必须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三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遵守CFA《道德操守》并且是CFA协会会员
CFA协会投资人士薪酬调查显示，拥有10年或以上投资工作经验的人群中，有特许金融分析师称号的人比没有此资格的同事薪酬高出24%。

『柒』 微观经济中，MC，ATC怎么求

MR=MC=AR=A

AR：平均收益、MC：边际成本、MR：边际收益、AC：平均成本。

盈亏平衡的短期均衡AR=AC，厂家获正常利润；当供求平衡时，MC与MR的焦点也正好是与AC的焦点，即MR=MC=AR=A。

当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收入(单位产量售价)高于边际成本时，是划算的；反之，就是不合算的。所以，任何增加一个单位产量的收入不能低于边际成本，否则必然会出现亏损。

只要增加一个产量的收入能高于边际成本，即使高于总的平均单位成本，也会增加利润或减少亏损。因此计算边际成本对制订产品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指出，当产量增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时，为企业获得其最大利润的产量。

(7)AAR经济学扩展阅读：

边际成本作用就是研究成本变化规律，配合边际收入，计算边际利润。

当边际收入-边际成本=边际利润>0时，方案可行。

当边际收入-边际成本=边际利润<0时，方案不可行。

短期平均成本的变动规律是由平均固定成本与平均可变成本决定的。当产量增加时，平均固定成本迅速下降，加之平均可变成本也在下降，因此短期平均成本迅速下降。

以后，随着平均固定成本越来越小，它在平均成本中也越来越不重要，这时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产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又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短期平均成本曲线也是一条先下降而后上升的“U”形曲线。表明随着产量增加先下降而后上升的变动规律。

『捌』 AAR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点在什么地方应用

平均会计报酬法=平均净利/平均帐面价值，用于项目评估时，计算评估回报大小的一专种方法。

平均属会计收益率（Accounting Rate of Return简称ARR）平均会计收益率是指为扣除所得税和折旧之后的项目平均收益除以整个项目期限内的平均账面投资额。

这是一个优缺点共存的资本预算方法，在公司理财中经常使用。

(8)AAR经济学扩展阅读

优点：

①是一种衡量盈利性的简单方法，使用概念易于理解；

②使用财务报表的数据，易于取得；

③考虑了整个项目寿命期的全部利润

④揭示了采纳一个项目后财务报表将如何变化。使经理人员知道业绩的预期，便于项目的后评价

缺点：

①使用账面收益而非现金流量，然而现金流量在一个项目周期中更重要。

②忽视了净收益的时间分布对项目经济价值的影响。

③没有考虑项目规模大小的影响

④ 没有考虑时间对金钱本身价值的影响

⑤没有考虑长期项目增长的风险

『玖』 微观经济学中MC和AC怎么求

MR=MC=AR=A

AR：平均收益、MC：边际成本、MR：边际收益、AC：平均成本。

盈亏平衡的短期均衡AR=AC，厂家获正常利润；当供求平衡时，MC与MR的焦点也正好是与AC的焦点，即MR=MC=AR=A。

当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收入(单位产量售价)高于边际成本时，是划算的；反之，就是不合算的。所以，任何增加一个单位产量的收入不能低于边际成本，否则必然会出现亏损；只要增加一个产量的收入能高于边际成本，即使高于总的平均单位成本，也会增加利润或减少亏损。

因此计算边际成本对制订产品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指出，当产量增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时，为企业获得其最大利润的产量。

(9)AAR经济学扩展阅读：

边际成本作用就是研究成本变化规律，配合边际收入，计算边际利润。

当边际收入-边际成本=边际利润>0时，方案可行。

当边际收入-边际成本=边际利润<0时，方案不可行。

边际成本的变化规律：

边际成本的变动规律与平均成本的变动规律相似，也先随产量增加而降低，达到一定规模后开始增加。只不过它达到最低时的产量比平均总成本及平均变动成本的较小，在平均总成本与平均变动成本达到最低点时，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

短期平均成本的变动规律是由平均固定成本与平均可变成本决定的。当产量增加时，平均固定成本迅速下降，加之平均可变成本也在下降，因此短期平均成本迅速下降。

随着平均固定成本越来越小，它在平均成本中也越来越不重要，这时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产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又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短期平均成本曲线也是一条先下降而后上升的“U”形曲线。表明随着产量增加先下降而后上升的变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