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实践论文”一篇，急用啊！谢谢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人们经历了一个从探讨社会主义特征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演变趋势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特征作了科学预测：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全部由社会直接占有；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开始消亡；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将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所有这些设想，都是一种科学预测，是对理想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质的规定性的理论概括，是对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超前研究。这种预测的科学性就在于这一学说是从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导出的，不是空想和幻想。而且后来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些设想的科学性。
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深入一步，提出社会主义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在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情况下，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要利用资本主义，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社会主义还需要国家，国家还不会消亡；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等。
斯大林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两种形式；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把过渡时期的下限确定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36年宣布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职能发生重大变化，组织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职能应大大加强和发展。但由于他超越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存在重大失误，作出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断；建立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僵化地理解了马恩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和平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政策获得成功；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突破苏联模式的基本框架。
我们党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逐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新概括：(1)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治国家；(5)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特征的探索，一直没有间断过，而且越来越深入。这实质上也是在不同程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揭示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过去根本没有研究过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这不符合实际，是不对的。但也不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已经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看法也不符合实际，也是不对的。邓小平在谈到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时，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这一论述说得非常清楚，第一，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第二，是说我们在变化的条件下，没有搞清楚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三，在现今产生的问题上，我们没有搞清楚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所以应该说，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又充分认识到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历史责任，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念并对其作出科学概括，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是邓小平在围绕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深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80年5月，邓小平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1985年8月，他说：“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1987年2月，他说：“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同上书，第204页)1990年12月，他又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同上书第364页)1992年初，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书第373页)邓小平的多次论述，逐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最后完整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内涵。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 节
『贰』 帮忙写一分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论文，字数不限
经济发展要靠良好的经济秩序
—浅论商业信誉和商业道德的建立
上个世纪初，西方商业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确立了一个牢固的信条，就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童叟无欺这个信条在中国人头脑当中是根深蒂固，因为我们的传统道德是人以理自信。古话说“人无信不立”，可见中国人历来强调信誉对于做人的意义。不过，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信誉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信誉的作用也愈益重要。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说，守信行为才能保证交易能够进行、经济能够运转。但是，十分可惜的是，到了上个世纪的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商业意识、现代意识进入到了中国人的头脑中，但是童叟无欺却没有进去，而且明码标价也做得很不全面。
比如这样一个场景：我到楼下的一个小杂货店买一罐饮料，五块钱。我把五块钱交给这个杂货店老板，我要出门。这时候那个老板说我没有给钱。这时应该怎么办呢？可能许多人没有面对过这样的情形，因为其实这样的情形一般是不大会发生在杂货店里的，更有可能的事实是：我在某一个大街上买了点香蕉，本来应该出五块钱，结果被迫出了十块钱。
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杂货店和路摊的客源性质是不同的。杂货店的老板欺诈，顾客不但不会再买东西了，还会告诉他的邻居，那么他的邻居也不会去买东西了，那么这个杂货店就失去了客源。经营者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我想说的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是信誉。
在传说中的原始状态下，人们之间没有交换，也就不会发生信誉问题；即使发生了一些偶然的交换，在这种物物交换中，信誉也不是一个重大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小市场上，普遍实行的是现金交易，即使有一些靠未来付款的信用承诺支撑的信用交易，但由于这种市场小范围的性质，人们不大可能互相欺骗。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通常发生在整个民族国家乃至全球化的市场上，欺骗就变得方便多了。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使这种交易能够长久持续下去的动力和中介－信誉。失去了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也就无法运转。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中国面对的将是全方位的国际竞争。而让人忧虑的是，目前我国市场上的商业信誉状况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我们的商业秩序非常混乱，我们的商业道德非常差。例如企业间签订的合同履约率极低、债务人大量逃废债务、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进行虚假广告等行为屡见不鲜。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心理：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经常怀疑我们拿的药是真的还是假的，担心别人给我们打针的针头是第一次使用还是回收的；我们去买肉的时候，也经常担心这肉是不是注水的；当我们受雇一个老板的时候，都担心他到时候会不会给我们发工资；当我们雇一个人给我们打工的时候，我们也担心他会不会把公司的东西拿走，带到自己家逃跑了；我们借给别人借钱的时候，担心他不还钱…… 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当前的情况下，商业道德、市场秩序非常不尽人意。我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信誉危机”。
一个市场经济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而这个秩序则是要建立在一个良好的信誉机制之上的。而我想，建立信誉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长期的预期。
说的明白一点，就比如：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的生命预期有关。假如他预期我只活一个礼拜，他发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也许他会去抢钱包。犯罪是要判刑的，但是他无须担心这些事，因为法院还没有来得及开庭，这个人就已经死了，那么他还何必在乎法律呢？但如果他预期要活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也许就不会这么做了。一个人的生命预期越长，他的行为就越规范，他就越愿意坚持兑现自己的承诺。因而我想，我们可以把信誉归结为这样一个东西，信誉就是人们为了获得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要让一个人、一个企业重视自己的信誉，一定要让他们有一个长期预期，也就是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能够“存活”很长的时间，因此要有一个使自己长远的发展东西—信誉。
我认为，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是个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要制定出一套制度使全社会形成“失信寸步难行”的良好环境和信用秩序。我想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动员受损失方积极捍卫自己的利益
许多欺骗是发生在消费者不知产品根底的情况下，也就是销售商隐瞒了一些“私有信息”。而作为消费者，他们需要购买的商品成千上万，不可能对每一种商品的信息都了如指掌。因此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提供信息的机构或体制来帮助他们，同时进行组织，使他们团结起来自我保护。如各地的消费者协会等一类组织，有些国家银行业所采取的“黑名单制度”也值得仿效。如果易受侵害的方面都能积极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欺诈行为的活动空间就会大大缩小，“伸手就被捉”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但光是动员受损失方积极捍卫自己的利益还是远远不够的，毕竟消费者只是弱势的一方，只是自己保护自己，而不使加害方的失信成本大幅度增加，还是难以达到目标。而要提高加害方的失信成本就要依靠法律的手段来达到－完善规章制度。
2。完善产权制度
应该提高售假等行为的成本，使违规违法者在经济上受到损失。而为了提高失信和欺骗行为的成本，必需要有健全的法规。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经济不会是一个讲信誉的经济。产权制度就是使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长期、预期的制度。能够使得一个人干了坏事，就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他做了贡献，就一定能够得到回报。如果一个人做的事，后果不一定会由这个人承担。这时候的他也许就会有积极性去追求一种短期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产权制度下，欺骗、不讲信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发达国家的人们都比较讲信用，我想这不是种族原因使然。文化背景和道德规范固然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民信用体系比较完善，人们不敢以身试法，如此日积月累，才能成为社会的风尚和习惯。良好的道德风气应该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所以，第一点，如果我们要有良好的信誉制度、市场秩序，我们必须有一个良好的产权制度。
有人也许会说，中国现在大量的民企、私营企业也不讲信誉，也在坑蒙拐骗，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产权，为什么他们还不讲信用呢？而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3。 规范政府行为
要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
假定我们已经完善了制度，但是如果政府任何时候有权利来宣布这个企业做这个是违法的、做那个是违法的，今天能干、明天不能干，一个私人的企业家也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也会追求短期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个人的行为。现在我国的情况，我们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对自己的未来并不充满信心，他们并不预期自己企业做大之后，做好之后，有了信誉之后可以收回果实了。所以他们和国有企业一样，也就免不了要追求短期的利益。我们的有些政策是模糊的，是不透明的，这样使得政府的官员本身享有了好多权力，他们可以用这些权力来去干涉企业。那么由此导致民营企业本身也不会重视信誉。
如果买了一辆富康车没有一个月，政府突然宣布富康车不能上长安街，那人们会有什么行为？办了一个饭店，如果预期政府可能明天就要关闭这个饭店的时候，店主为什么不宰一刀？所以我想，规范市场一定首先要规范政府，没有规范的政府行为不会有规范的市场行为。
4。 建立良好的信息传输体制
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制度、市场秩序，要有一个好的信息传输体制。
回到我们前面的例子，这个杂货店的老板不敢骗人，是因为他一旦骗了人，这个信息很快传给好多人。假如他骗了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所以我想信息的传输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那些欺骗行为的信息尽快在市场中传输，传输得越快市场秩序的建立就越容易。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和我们过去的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交易对象经常只见一次面，我们大概不会每天都在一个商店买东西，或者不会只向一个人买东西，我们要跟好多人进行交易。这样的话，欺骗行为被下一个可能交易的人知道就非常重要。
为什么在现代都市里建立信誉要比乡村社会困难的多？我想“闲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输机制。所以我们在现代社会里边怎么能够制造这样一个机制就非常重要。
5。 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
建立信誉也要求尽量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
第一个例子中的杂货店老板之所以不骗人，是因为骗了之后顾客会心疼，以后就不再买东西。但如果顾客没有感觉，他自己买东西被骗却不在乎，那么我想这个老板当然不会讲信誉。而政府买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买东西的人对欺骗之后他本身并不受损害，因为他是给别人买东西，他不是给自己买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合谋起来。现在有那么多回扣就是与这个有关系。所以说，如果政府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者、购买者，在这个事实下的秩序也就很难建立。因此我想应当尽量减少政府交易行为，或说价格操纵于人的手上的交易（如通过电脑等进行无法作弊的交易，透明度会高很多）。
我想这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一个信誉制度需要解决的四个最重要的问题。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优化市场发展环境”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界使用频率最多的一句话。因为，市场经济秩序和发展环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中国现在的市场秩序是比较糟糕，看看历史，在那么多年之前我们就有了契约关系。现在是新的世纪，和一百年前相比，现在中国的商业道德基础可能不会比那时候更好。比如说山西票号，作为中国最初的现代银行，它们有多少坏帐；再看一看现在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等，他们又有多少坏帐呢？“山西票号”在一百几十年前还是借贷，已经发行我们现在的支票，他的分支店分支机构遍及国内外，那时候没有中央银行审批单，谁都可以开银行，但没有欺骗。为什么我们现在管制越来越多欺骗也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建立信誉变成每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不是靠几个口号就能解决的，我们应该实实在在的在制度上、在体制上、在政策上有大的动作。
这是我参考了一些资料才写出来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叁』 小论文：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教学内容写一篇经济学领域的论文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 古典学关于经济学对象
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
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关于今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遵循传统，二是要反映现实要求。今天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这二者又都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研究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方面是由其面临的任务决定的，现代经济学抽象掉制度分析是由于其研究市场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而市场制度被假定为是稳定的。这两者虽有其合理性也有重大缺陷。因此，遵循传统应该是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要求。我们今天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是必然的，而且，我国正在处于制度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及其变化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资源配置不能忽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
根据这两个原则，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的结合，但强调资源配置方面。尊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和传统，适应经济学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功能要求，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应当避免单纯研究生产关系和单纯研究资源配置两种极端，而应当是研究一定制度背景下的经济运行，它应当包括生产关系或制度和生产力或资源配置两个方面，而且应当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肆』 求题目为《政治经济学原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借鉴意义》的一篇论文，球会的大神帮帮忙。。。。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1.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2.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3.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1.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2.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3.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伍』 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论文可以从哪些方面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英国历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所剥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的观点，是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中经年累月，用鞋子在座位底下磨出一道槽才研究出来的。他没有提出如何实行计划经济的具体办法，虽然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偏差，甚至导致苏联的解体，但目前仍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什麽错误，任何市场经济仍然要不断地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作斗争，而解决的方法仍然是要不断地加强政府调控，即对经济进行计划。
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贴万应灵药，人类对经济规律的理解还只是处于一种大致定性的状态，马克思发现了经济规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学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劳动价值论是剖析资本主义经济济的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
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商品、价值是在物屋的外壳掩盖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商品的价值与价值量。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货币的产生。货币的本质和职能。货币流通规律。价值与价格，供求关系与价格。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主要作用。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二）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生产
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剩余价值的本质和来源。资本的本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及其意义。剩余价值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超额剩余价值。劳动力和劳动的科学区分。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雇佣劳动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内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与扩展。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资本主义积累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及其对工人就业的影响。
（三）资本循环和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
资本再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产业资本运动的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形式。资本循环和资本循环形式。产业资本循环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资本周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技术进步和固定资本折旧。资本的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制约资本运动速度的因素。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社会总资本运动。社会总产品。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和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及其两种方式。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实现条件。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企业内部生产有组织性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实质和根源。危机的周期性。
（四）平均利润学说和剩余价值分割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生产价格。平均利润学说的意义。商业资本及其职能。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利息。银行和银行利润。股份公司、股票和股票价格。资本主义地租及其本质。土地价格。
（五）现代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
1．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生产集中和私人垄断的形成。二次大战后生产集中、垄断程度的提高。垄断和竞争并存。垄断条件下的竞争。垄断利润及其来源。垄断价格。
2.金融资本的形成和金融寡头的统治
银行业的集中和垄断。银行的新作用。金融资本的形成。
金融寡头在经济上的统治和对国家政权的控制。
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形式、实质和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干预和调节的内容、形式。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危机的特点
5．垄断资本在国际经济领域的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输出的新特点。资本输出的双向影响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第二次大战后国际垄断的新发展。跨国公司是当代国际垄断的重要形式。跨国公司的新特点、新作用。
（六）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矛盾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种趋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既斗争又联合。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加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反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力争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特点及其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与历史局限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揭示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成功的认识经济规律，便可以利用经济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对经济规律认识的越深刻、越全面，行动就越自由，越能发挥主动能动性，从而在实践中达到更好地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方法亦称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辩证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规律，研究社会经济运动，揭示其本质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看作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用它来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先进和落后，评价某一阶级的进步与反动，看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
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发展时期（而我们的课本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分析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全面的看问题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活动叫做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
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粮食可以吃、衣服可以御寒、遮体、钢铁可以造机器武器等，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粮食和衣服被作为商品大量的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它大大的促进了社会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强盛之时，国与国也有大量的商品交换活动，例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产生了。最初有战国的刀币、小铢等，发展到后来由白银、黄金、珠宝等稀有物品作为货币。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的封时期也得到了具体体现。尤其是世界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国家败落，清政府用白银买了大量的武器，依然战败，后来的战争赔款，向别国借款等。充分体现了货币的作用。
价值规律的基础内容和客观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以价值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存在，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在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制之下，艰难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的出现，劳动力开始大量的成为商品，很多没有土地的人开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中国的资本家也是通过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致富的，资本主义的资本分为两部分：一为不变资本，一为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是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为达到这一目的，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扩大和加强对雇佣劳动和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实质就是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亦如此。
剩余价值规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全部过程，在中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剥削问题。纸币本身没有实际价值，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使国家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引导更加有力有效。
为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先后进行了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强有力的推动措施，从而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引进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生产资料。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新生产工艺、新生产理念的引进对激活全国经济有巨大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以后，科技人员愈来愈成为主要劳动者，电子计算机和监制的自动化机械体系日益成为主要的劳动工具，合成材料和扩展型资源正在成为主要劳动对象。
当今社会出现高失业这一现象，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应客观的面对这一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庞大的失业队伍存在，这支失业大军会有利地促进社会发展，当有新兴行业时它们会马上进入其中促进新兴行业发展，失业大军本身的地位，亦会激发非失业者的工作态度促进社会生产。当然事物总有两面，如果失业大军过于庞大，就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失业者的生活保障，失业者的人生引导等，如处理不当会起社会动荡，所以正确的处理失业者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柒』 求一篇《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意义》的1000字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编辑本段]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在专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属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英国历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无产阶级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长期地、深入的研究经济理论，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贡献了毕生的精力。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所剥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
『捌』 关于2010的大一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揭示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成功的认识经济规律，便可以利用经济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对经济规律认识的越深刻、越全面，行动就越自由，越能发挥主动能动性，从而在实践中达到更好地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方法亦称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辩证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规律，研究社会经济运动，揭示其本质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看作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用它来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先进和落后，评价某一阶级的进步与反动，看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发展时期（而我们的课本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分析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全面的看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活动叫做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粮食可以吃、衣服可以御寒、遮体、钢铁可以造机器武器等，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粮食和衣服被作为商品大量的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它大大的促进了社会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强盛之时，国与国也有大量的商品交换活动，例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产生了。最初有战国的刀币、小铢等，发展到后来由白银、黄金、珠宝等稀有物品作为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的封时期也得到了具体体现。尤其是世界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国家败落，清政府用白银买了大量的武器，依然战败，后来的战争赔款，向别国借款等。充分体现了货币的作用。
『玖』 求一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文
马克思经济学说与当代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100多年来它对客观世界的深刻改造上，而且体现在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上。今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20周年。为了纪念马克思，缅怀马克思，今天本报刊发此文。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研究经济现象、经济利益关系，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我们坚持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当代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经济情况。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但不能由此认为，它对社会主义没有指导意义。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著，但他的经济学说对社会主义的意义，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研究和把握。下面分别举例阐述。
有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般原理，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适用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适用。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对待这一原理，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明确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诸环节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对处理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社会再生产诸环节中，生产具有支配和决定作用。关于这个方面，过去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强调得比较多。但对于分配、交换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则认识不足。然而，马克思的有关原理是：“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所谓“单方面形式”的决定作用，是相对于生产在总体上和多方面形式上的决定作用而言的。比如，消费不能从总体上对其他诸环节及其相互关系起决定作用，但对生产这一方面来说可起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近些年来，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明显地体现了消费需要对生产的决定作用。过去片面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消费的需要，搞为生产而生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还论述了“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的道理：一方面，“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了超常的生产过剩，大量产品积压，不能被用于消费，它们就不是现实的产品，等于没有生产，其实还不如没有这部分生产，因为它浪费了资源。另一方面，“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生产应根据社会的消费需要而进行，生产规模与生产结构应与消费需要的规模与结构相一致。
交换与分配也会在“单方面形式”上决定生产。市场扩大，交换范围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扩大。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分配，才有私人资本参与生产。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关于商品生产及其规律的一般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马克思的商品生产及其规律和劳动价值理论，适用于一切商品经济。商品与价值，是一种中性的范畴与关系。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曾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土壤，把发展商品市场关系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认识是不科学、不符合实际的。
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发展。近些年来，相关论述较多，这里不再赘述。
马克思分析商品生产所揭示的有关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价格运动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依然存在和发生作用。就拿价值规律来说，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搞“一平二调”，违反价值规律，造成了经济损失。实践证明，当违反价值规律、破坏等价交换原则时，经济发展就受到损害；而遵循价值规律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顺利。
我国的经济活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国内商品价值会转化为国际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国际价值的概念和原理，指出决定国际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各参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国内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较少的国内价值可还原为较多的国际价值，增加收入；反之，则减少收入。因此，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重视与遵循国际价值的原理与规律，力求降低国内成本，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与国际竞争力。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提出的一些原理和规律，如果抽去其资本主义的特定关系，对社会主义也有意义
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对于说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工农业差别及绝对地租等问题，具有理论前提的意义。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在某些方面或轻或重地也会在我国出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随之会出现结构性矛盾，使就业难度增大。考虑到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机构成低，就业岗位多，因而需要处理好产业结构升级中不同类型产业的关系。资本有机构成高低不同的企业利润率高低不同，而部门之间的竞争引起资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最终形成平均利润率与生产价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理论界把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和关系。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的作用下，也会形成平均利润率与生产价格。如果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先进行业利润率低，而有机构成低、生产技术落后的行业反而利润率高，就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利于科技进步和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包含社会化再生产的一些一般原理。诸如国民经济合比例发展的原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原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及其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原理，社会再生产中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原理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关于外延与内涵的再生产原理，我国经济学界经常引用，但存在理解不完整、不准确的情况。马克思曾从两个角度论及外延及内涵的扩大再生产问题。一是从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论述：“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有的学者以此把场所的扩大与效率的提高截然分开，似乎有场所的扩大就没有效率的提高，有效率的提高就没有场所的扩大。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二是从剩余价值用作追加资本的角度论述：“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添设新工厂是外延扩大，但并不妨碍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投资形式上的外延扩大，经营方式上的外延与内涵并举。这里把追加投资用于原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视为内涵扩大，但可以有两种经营方式，一是只增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规模扩大却没有效率提高；二是进行技术改造与革新，增添先进设备，提高效率。不能把外延扩大再生产同粗放经营等同，把内涵扩大再生产同集约经营等同。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其中有些是科学预见，对社会主义有直接意义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生产等问题时，为了对比，有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方面，提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特点和规律性。对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有些曾在我国宣传得比较多，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计划调节等，而有些则宣传得比较少，有的甚至不宣传。比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问题，就曾在理论宣传工作的视野中消失。近些年来，我们已注意并重视这个问题。《共产党宣言》提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社会中，“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而实现这一原则，要以生产力和物质条件的发展为“现实基础”。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论述由社会主义社会转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必要条件时，提及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可见，马克思强调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不仅是从人文的角度去考虑，而且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联系在一起的。
再比如，社会主义的要求和任务之一，是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们需要，实现共同富裕。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是很明确并作过突出论述的。《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又说：在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发展了马克思的上述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搞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这两条，那就只能实行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按劳分配，短缺的计划调节，一句话，就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然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对待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方面要继承和坚持，因为马克思主义既是我们进行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不是宗教教义，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研究经济现象、经济利益关系，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国内外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际经济情况，而不能拘泥于他在特定情况下所做的个别论断和具体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