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学韦森尔雅

① 实证经济学是一门客观性学科吗

我们知道，科学一词首先源于自然领域，它强调知识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又由可还原性和可实证性来保障；但显然，科学并非是自然学科的专有名词，那些以科学化为目标的学科也并不一定要以自然科学为模具。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认识科学的目的，而传统上，对科学的目的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是为了发现有用的原则，抑或只是为了寻求解释和真理？“科学实在论者”认为，科学不但使我们能够做出准确可信的预测，而且能使我们发现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真理，按此对现象作出解释，只要一个理论得到充分的支持（即使还存在不可观察的现象）就是科学的；而“工具主义者”则怀疑发现真理和作出理论解释的可能性，而是认为科学的目标就是要发展一套工具以使人们借此作出可靠而有用的预测。尽管这两个流派在对不可观察的事物所作出的论断的解释上存在差异，但它们一致认为科学家应当发展出清晰的描述不可观察事实的理论，使不熟悉的现象变得令人熟悉，通过发现某一现象背后更基础的规律来解释现象；正因如此，从广义上理解，任何一个人们努力加以完善并提高自身认知的知识体系都可以被看成科学。也正是由于科学中所潜藏的个人认知、信念以及由此带来的主观性的差异，我们可以把科学进一步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社会科学由于研究的是内在于人之认知的社会现象而被视为带有人文性的学科，而自然科学则由于研究的是相对外在于人类活动的自然规律而被视为具有客观性的学科。
其实，尽管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者往往认为，科学的知识是一种精确的、非个人的并通过遵循严格、明晰的规则来获取的知识体，它仅仅以观察数据为基础，而不涉及观察数据之外的任何假定实在，认知主体也不对知识作出任何贡献，研究者仅仅服从证据，这种证据也有能力促使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在同样程度上认同；相反，如果在科学的探究中渗入个人的想象、信念、判断或认知，那么就会因主观主义而损害知识。然而，既然科学体现为主体对（自然的或社会的）现象的认知，那么，它本身就必然包含了主体的经验和信念。例如，波兰尼就认为，科学的整个目的和价值就在于它是关于实在的，所有的知识都依赖于个人的整合、判断和承诺行为，正是这些行为指向了真理以及我们所知东西的正确性；同时，由于知识中渗入了人的认知过程，是被个人所支持和认可的，因而必然是不精确的，科学只能部分地被系统阐述，根据研究者的个人判断而被运用、修整和补充。在波兰尼看来，基于数据的经验主义往往不能证实科学陈述的有效性，相反，科学的有效性往往以人们的感觉经验以及持有的某些信念为基础，这些信念包括（1）部分由一般的传统逐渐灌输给我们并被现代人深信不疑的，（2）部分被科学家作为科学传统的要素而接受，（3）部分作为个人预感而形成，或者（4）被认为是我们内心意识的指示。因此，现在主义方法论不能、也不应该带给我们它所承诺的那些东西，因为科学知识和其他个人知识没有太大的差异；相反，它只不过建立了“一种关于有效意义的堂.吉诃德式的标准，如果严格地执行这些标准，相当于我们自愿变成了低能儿”。
然而，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式逻辑的长足发展，逻辑学家们开始探究建立形式语言的可能性；在形式语言中，逻辑关系是精确的，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可以被清除掉，从而把语言中的“语法性质”和它的意义或者说“语义性质”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科学理论必须用逻辑学发展出的某种形式语言加以表述，从理论的公理出发，所有的定理在形式上都能以纯粹形式推导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逐渐从人文性学科向构建纯理论的方向发展，并经过边际革命的冲击而逐渐朝数理经济学转变。特别是，这种实证主义发展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那里，又进一步得到了“科学的”和“哲学的”强化；因为按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他所提出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凡是不能被证实或反过来被证伪的理论判断，均是非科学的，或言应该被归结为形而上学问题而被排除在“科学”之外。正是在这铺天盖地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的浸染下，当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起这样一种“想出一个研究题目→做出几个假设→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证明→得出结论→再进行理论推测或提出政策建议”的“科学论证逻辑”功夫来了.
显然，这种数理化倾向在20世纪下半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界表现得尤其明显、突出，以至所有涉及规范性问题的研究——如思辨哲学、伦理学等——都被贴上了“玄学”（形而上学）的标签而被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所以，韦森就写道，“在当代经济学在各个领域大踏步前进和繁盛发展的同时，也生了一些非常令人值得深思和反省的现象，那就是在唯科学主义的盛行的当代社会中，经济学‘莫名其妙地’且‘自发地’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致于不仅几乎所有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用数学模型来构建，而且还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写作格式，或言几乎所有经济学文章都按照一个套路——即先选定一个题目，再想出几条假设，然后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证明，最后证毕而达致结论——来演练。没有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论证和证明形式，任何经济学论文都会被蔑视为是‘非科学的’，是一种‘storyteller’，从而从事这类研究和以这种‘storyteller’形式写文章的学者，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几乎不能发表出文章，不能出版书籍，进而不能继续保留大学的教职，更难能争得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机会”。
不过，尽管主流经济学很快就皈依了逻辑实证主义，但科学哲学领域的专家们也很快意识到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关系远比想象的复杂，如上面所述的波兰尼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尽管波兰尼的上述见解就来源于对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思索，但这一见解也早已为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如韦伯、凡勃伦、荣格、阿德勒、奈特、西蒙、豪斯曼、罗森伯格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人所阐述。例如，荣格就指出，“绝大多数自然科学都在企图纯客观化地表述它们的研究成果，似乎这些成果的得出毫无人的参与和观察，似乎在这些成果的产生过程中，人的精神——一种为科学研究所须臾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合作可以视而不见”；再如，阿德勒强调，“人类生活在‘意义’的领域中，我们经历的事物，并不时抽象的，而是从人的角度来体验的。即便是最原始的精力，也受限于我们人类的看法。……无人能脱离意义。我们是通过我们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的。我们所感受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阐释的现实”。事实上，正如豪斯曼指出的，“支持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看法的当代哲学家可谓廖若晨星。理论并不能以实证哲学家臆想的那种方式被形式化。而且，把理论首先看作是语法对象的看法，对于理论的创立和应用也并不恰当”。
逻辑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以及经济学领域之所以存在如此严重的局限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任何社会现象的深入探究和人类行为的实质性探讨都需要涉及到人的动机和意图；进一步地，动机和意图也不是人类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根本因素，而是涉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就不是独立的，不但存在事物与认知主体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还存在着认知主体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因而社会科学领域的现象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关系，其内在的规律也是内生演化的。例如，根据奈特就认为，动机或目标“不应是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原因’。因为，如果用动机或目标来解释行为，那么它也应当被先前的事件或状态解释。而这意味着动机成为多余的了，行为完全可以由先前的事件来解释。动机不应当被视为自然事件。自然中的因果关系与人类行为的目标和手段之间最本质的不同，来源于待解释的问题所给予的事实的性质。如果不考虑人类活动的努力、意外以及更重要的——谬误，就几乎不可能提出什么关于人的真实问题”；为此，他强调，“为了解释人类行为，必须至少引入三个因素。典型的人类行为，部分可由自然因果律解释；部分可由意图或愿望解释，作为行为的绝对依据，它们是‘事实’，尽管不是自然事件或自然状态；部分可由对实现‘价值’的渴求来解释，它不能划归实际的欲望，因为这种渴求没有可以用文字描述的对象”。
显然，如果说波兰尼、荣格、阿德勒和奈特等人的认知能够适合于一般科学的话，那么，它将更为适合社会科学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一方面，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很少有人会否认，在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中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仅限于对问题和方法的选择，即社会学的解释在过去至少两三个世纪里没有挑战科学发现的‘客观真理性’。这种‘客观真理性’也许可以、甚至正在受到挑战，但不能只是根据命题提出者的社会地位来判别它的真伪，而只能从其他方面提出质疑。……即，逻辑性、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所研究的问题基本上和观察者的社会地位无关，实际上也与历史变化无关……但社会科学则不具有这种优势。……对社会科学的发现不仅可以用质疑所有媒体的基础的方法进行质疑，而且可以质疑它们紧紧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经济学正是采用奈特所讲的上述第二种解释原则——实际的欲望——来解释实际问题，而这“也许是三种之中最为脆弱的。任何欲望的‘绝对性’都值得怀疑，我们怀疑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欲望，它的完成不需要改变意义和价值的系统”；实际上，也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科学任务变化并不满意，而屈从于公共责任的要求和为国家、为时代服务的欲望，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个人的政见和政策主张——包括直至心灵追求的整个道德人格都带进了他们的工作”。
当然，尽管流行的观点往往把意识形态视为偏见的根源，认为它会“导致某些不正当行为，研究者会为了使事实或来自事实的推论符合某种理想或利益而不惜对它们进行歪曲”，但是，正如熊彼特指出的，“这种不当行为和研究者展开论证的‘价值前提’或辩护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且，“辩护并不意味着欺骗”；即使研究者的思想中存在先入之见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也）并不就是谎言，它们是以个人对它所见的所有事物的真实陈述”，更不要说，“每个其他的社会群体都（会）发展出一套保护性的意识形态，假如这些意识形态不是真诚的，那就什么也不是”。事实上，任何经济学的政策含义都不是像工程学结论的含义那样是客观的，相反，任何政策建议都是技术推演的结果与价值判断或偏好的结合；因此，经济学本身根本离不开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考虑，经济学家个人的价值立场和特定的价值信念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尽管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的，但是，一个具体社会关系的理性行为本身就受到其道德规范的限制，因而任何经济行为的有效性都不是孤立的，相反，它必然会涉及到整个社会伦理的影响；例如，豪斯曼和麦克佛森就指出，“虽然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某类社会现象的‘实证’科学，经济学却是建立在理性的规范理论基础上的学问，且和政策制定有着特殊的关系”。
由此可见，经济学本身具有这样的双重特征：一方面，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而不是外在于认知主体的，因而主体对经济现象的认知也不是脱离自身的经验和感觉的，即经济学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现象进行探究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是应用不可变更的原理，相反是试图对不合理的现状进行改造以促进人类社会更为良性地发展，从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身具有强烈的规范性。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理论探索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和规范性：主观性体现了个体的私人知识和传承的社会习惯，规范性体现了个体的社会关怀和立场视角；因此，经济学不但不能满足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那种科学标准，也根本达不到自然科学的“科学”高度。实际上，尽管主流经济学强调客观和科学，但正如麦克洛斯基指出的，“经济学家很少遵循他们确立的方法论原则，很多冠冕堂皇的方法论并不是经济学家科学信念的基础”；相反，他们往往“是在更宽泛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的。他们的真正的、日常的修辞方法，他们在头脑里和研讨室里论辩的方式，与官方的修辞学大为不同”。
也正是由于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学科特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它必须考虑人的主观因素。事实上，尽管主流经济学模仿物理学和生物学而采用所谓最大化的极值策略，但是，正如罗森伯格指出的，“经济学家对极值理论的痴情，在经济学与物理学和进化论的反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只要极值策略研究纲领在经济学领域内取得哪怕是一丁点儿它在别的领域内取得的巨大成就，经济学家实际上就大有理由坚持这个研究纲领，但是，200年来在这个方向上的工作，既没有产生如物理学家发现新行星那样的新发现，也没有产生像牛顿力学指导下的控制机械运动的机器那样的新技术。经济学家在其领域内也并未取得可以匹敌生物学对‘大进化’及其内在的适应和遗传机制的理解那样的深刻洞见。经济理论没有能够取得和其他领域内的极值理论的应用相媲美的成就。”同样，爱因斯坦也强调，“天文学同经济学好象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夺取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且从自己的队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久的制度，并且创立一套社会伦理准则，从此以后人民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遵守着这套准则”。
其实，主流的实证经济学家往往把自己打扮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并从19世纪的物理学中抽象出了现代主义的“科学方法”信条：（1）科学的目标在于预测与控制，（2）只有可观察的推论才能决定一个理论的真伪，（3）可观察性要求客观的、可重复的实验，（4）当且仅当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被证明是虚假时，这一理论才能被认为是假的，（5）应该珍视可观察性，主观的“观察”或内省不是知识，（6）开尔文（Kelvin）的箴言，当你不能用数字表达某事物时，你的知识还是贫乏的，不能令人满意的，（7）把科学推理与非科学推理、实证的与规范的区分开来正是方法论的任务。但显然，这种“标准观点”只不过是逻辑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假说-演绎科学模型的大杂烩，因而只有很少的当代哲学家相信这些命题中的半数，而越来越多的主要的少数哲学家则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事实上，尽管启蒙运动之后，西方自然科学界逐渐采用了笛卡尔和孔德等发展的逻辑实证主义研究路线，它认为“只有无可怀疑者才是真实的”，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也继承了笛卡尔式的怀疑原则；但是，自杜威、维特根斯坦对笛卡尔的怀疑主义研究纲领提出评判开始，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对这种狭隘纲领的反思已经席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其中代表性人物有图尔敏、费耶阿本德、罗蒂、波兰尼、佩雷尔曼等人。
不过，尽管“作为一种科学或经济学的方法论，现代主义可以说错误百出”，但是，自J.N.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以来，经过哈奇森、弗里德曼等人努力，经济学就逐渐被认为是一门研究“是什么”客观科学，而且，迄今为止实证主义的地位在经济学依然坚如磐石。究其原因在于，“尽管有些经济学家有哲学倾向，但经济学家阅读的专业哲学数量，大概就像哲学家阅读的专业经济学作出一样，深为有限。因此，毫不奇怪，现代主义衰落的消息并没有传到所有人的耳朵里”。而且，尽管已有由一些经济学流派如奥地利学派、制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都对实证主义作为经济学基础的某些部分作了批判，即使属于主流阵营的奈特也对开尔文的箴言评论说，“是的，而且当你能够用数字表达他时，你得知识仍是贫乏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依旧像有恋尸癖一样坚持实证主义，充满了对经济学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臆想。
当然，这种科学主义方法论与芝加哥学派具有密切关系，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及贝克尔和斯蒂格勒的文章都为芝加哥学派定下了基调，而它的后继者们则作了更为极端的解释，并且随着芝加哥学派地位的提高而成为整个经济学的主流，这可以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数中以见一斑；所以，麦克洛斯基感慨地说，“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一个在大多数方面让其他经济学家头痛不已的经济学流派，居然在官方方法论方面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弗里德曼方法论的一个弱化版本，居然成为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智力装备之一——对他们来说，弗里德曼式的论证几乎可以不经大脑，冲口而出”。芝加哥学派在中国当前学术界尤其受到青睐，因而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更是受到几无任何批判的选播和应用；正因如此，韦森感慨地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很少有时间去回顾并审视一下从近代启蒙运动的科学精神到孔德的原初实证论、再到卡尔纳普新实证主义的演变历史和潜在的问题，很少有人去花时间阅读从20世纪30年代的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到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到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再到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方面的哲学文献，更没有多少人去啃读从皮尔斯、詹姆斯、杜威这些早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到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大哲学家奎因和戴维森的深邃艰深的理论文献了”。
总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理论根本上体现在其强有力的思辨性上，逻辑实证主义希望把科学理论和“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分离开来也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以实证主义方法处理理论与观察间的关系问题往往困难重重，而且因为任何理论的发展首先需要经受得起逻辑一致性的检验，譬如，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那个被任何客观差的事实支持吗？事实上，尽管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的客观性，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的”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也没有任何不涉及价值观的和不以政策建议为目的的“科学”的理论建构；相反，只有存在一定的理念和价值观，才可以提出相对应的政策主张，因为任何政策都涉及到利益分配，都涉及到人类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理念。因此，麦克洛斯基强调，“如果一丝不苟地按照它（现代主义方法论）要求的去做，那就会狭隘到荒谬的程度。……如果经济学家（或物理学家）把它们局限在经济学（或物理学）的命题范围内，严格地按照现代主义的步骤行事，他们会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了……现代主义承诺，知识应当是确定无疑的，独立于形而上学、道德律和个人信念的；其实，它带给我们的是一套科学家们的形而上学、道德律和个人信念，只不过改了名字叫做‘科学方法’而已”。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科学本身就不可是客观的，因而理论的发展往往都不是建立在结论被证实的精度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学派演变就证明了这一点。麦克洛斯基就指出，“如果按照现代主义科学方法论规定的那套原则，经济学中就根本不会有凯恩斯革命这回事。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凯恩斯主义的洞见仍然不能转化为统计命题来表述，然而这时大批的年轻经济学家已经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尽管在统计检验中屡战屡败，但流动性陷阱和投资的加速数模型仍然被当作科学的常规事实，进入了经济系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现在主义的方法论可以在1936年就把这一切结束掉：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客观的、可检验的、可控制的证据在哪儿呢？”同样，“如果按照现代主义的方法论行事，那么货币主义的反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尽管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方法论已经有力地影响了经济学家，特别是货币主义者，他们是最激烈地为现代主义辩护的。但是，实际上，货币主义的实验非常粗糙，著作又很冗长，但他们却因为这些取得了胜利……在这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争论中，货币主义真正说服人们的，完全在于他们书本的巨大篇幅——它包含了丰富而机智的论证，尽管多数论证都和主要论题无关”。特别是，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理论认为，理论越精致就越远离真实世界，那么，这种理论有什么意义吗？也正因如此，科兰德强调，在实证经济学和应用政策经济学之间应该有个清楚的界限，当我们把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具体社会实践时不能简单地利用实证分析的结果，而是要把“实证经济学理论的认识转化成能够实现社会目标的真实世界的政策，并考虑到真实世界的制度因素，以及政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层面”。

② 怎样写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政府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政府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政府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政府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政府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政府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政府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政府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民主》，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③ 经济学读物推荐

《经济学原理》《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富论》《经济学概论》

④ 韦森制度经济学什么是制度,与英文中的institution、 regime 与system分别什么

经济学（Economics），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

⑤ 谁是杨小凯：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华人经济学家，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中学时期的杨小凯，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这在中国的文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⑥ 数学.哲学与经济学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

既是数学家又是经济学家的情况，是由于现代经济学中大量运用数学。于是，经济回学家大量用到数学的分析方答法，继而数学家也会关注经济学问题，从而有了像John Nash那样的人物。
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的情况，我猜你说的大约就是笛卡尔、罗素等人。那和时代有关。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学科之分，所谓数学家、哲学家都是今人赋予他们的名字。而且，这些人大多可看作是天才，比如罗素，还拿过诺贝尔文学奖。
他们的深层次联系其实很简单，就如杨振宁曾经说过，一切自然科学研究到了最后其实都是研究哲学和宗教。因为哲学和宗教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
补充一点：写得不错的“数理经济学”教材，大概就是蒋中一先生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正在上“数理经济学”课，用的就是这本书。再推荐给您几本书，关于经济学与哲学的，其一，韦森教授的《经济学与哲学》；其二，丁建峰翻译的《经济学的哲学》；其三，诺奇克著《苏格拉底的困惑》。

⑦ 经济学家韦森：为什么中国经济不会萧条

长时期的抄高失业率、低产出、低投袭资、企业信心降低、价格下跌和企业普遍破产。工商业低落的一个温和的形式是衰退(recession)，它同萧条有许多共同点，但在程度上较弱。今天，衰退的精确定义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至少连续两个季度下降。
可以说是经济萧条，经济大萧条就说的有点夸张了！
原因：近几年国际金融风暴一直未散去，发达国家内需有限纷纷寻求新型市场，而中国作为消费大国是必成为发达国家新宠，相对于国内的商品，发达国家成本低廉技术先进，国内企业根本竞争不过，导致国内产能过剩劳动力多余这是萧条其中之一！
国内前几年进行了大手笔的经济刺激政策，但经济增长有限使得经济刺激以后无法消化，至使企业盈利下降，工人工资降低，造成“没钱花”！
货币政策也有些冒进，大量货币投进市场，导致通货膨胀！“钱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