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陶然

㈠ 陶然：如何解决房地产泡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陶然在“分议题三：城镇化进程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上表示，通过允许城郊和城中村盖出租房和集约工业用地来解决已经存在的房地产泡沫。城市中国网 高舒元 摄 以下是发言摘录： 因为工业用地是全国性买方市场。工业用地价格很便宜，所以就会有比较大规模的外汇的累计，然后央行发人民币来对冲过剩流动性，一定到地方限量少供商业用地的房地产泡沫。在2008年之前玩不错的，开发商向银行借钱再还回去，2009年国际市场不行了，中国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你会发现2009年以后，中国的工业用地每年增加量超过2008年之前，你甚至看到中国内地每一个省，贵州每个县都搞开发区，而且都是杀价出让工业用地，我想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财政幻觉，财政和信贷政策操纵房地产市场严重泡沫化，2008年在一线二线城市有房地产泡沫，2009年所有城市都有房地产泡沫，给地方政府财政幻觉这个钱我可以还得去。第二个，所有钱都是央行的钱，还不起以后说，中国在承担2008、2009年之后的后果。情况不是很乐观，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是很大，如果看西班牙的财政，西班牙在房地产危机之前地方政府财政负债比例也不大，当房地产泡沫崩盘以后全部成了大问题。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居民购买房子，我们付的首付比较高，但是中国房地产商贷款很多，如果房地产出了问题，整个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房地产泡沫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很多学者支持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把房地产泡沫降下来。房地产泡沫已经很高，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会让房地产加速崩盘。可以做的方法是在城市郊区、城中村扩张里面，政府和农民进行谈判，政府拿走一部分基础设施用地，农民给一部分地，我允许你先盖出租房给农民工，我们有两亿农民工，加上城市新进人口4到4.5亿人，这个房子只可以出租，10到15年可以上市转让。换句话说政府不像以前那样征地，给农民出租。 第二个，中国工业用地非常不集约，政府跟制造业重新谈判，我们有2000万亩制造业工业用地，我们容积率提高一倍节省1000万亩，每年100万亩转成商住用地，利用土地出让金来逐渐的把现在欠债还掉，还为未来基础设施投资融资，采取非常小心的措施，让更多土地集中在商住用地。然后把限购政策去掉，推动经济增长，解决地方债务，使农民工在城市里面能够租得起房，政府给农民盖得出租房抽一点税，给农民工子弟建设一些公立学校，进行良性循环。不这么改革，中国未来经济前景是比较悲观的。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主持了该议题讨论。

㈡ 推荐经济学书籍或大师

还是从基础学起吧，首先要有经济分析思维，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必须要学的版，推荐萨缪尔森的权《经济学》，如果想深一点，《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听说也不错（一直想读）。这之后，发展经济学值得好好学习，因为我感觉它的很多理论都能解释中国的问题，我们以前用的教材是德布拉吉*瑞著陶然翻译的《发展经济学》。最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书籍可以读一下，比如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权力与繁荣》还有《国家的兴衰》，当然这些都是中观层面的，最好还是读一下科斯的两篇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很惭愧，这两篇文章我还没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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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贸易理论的体系与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起始于重商主义经济学说,其后经过亚当·斯密、大 卫 ·李嘉图、李斯特、赫克歇尔、俄林以及当代的里昂 惕夫、克鲁格曼、 杨小凯等 人的发展和完善,已 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而获得了持 续而又卓有成效的进展。本论文回溯历史,梳理西方 经济学界有关国际 贸易理论的思想脉络,探索其思想发展的进程,在此过程中,对典型和 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分析,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以形成思路 清晰、结构完整 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并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进 行评述,揭示其发展规律所在。最后,基于对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逻 辑认识,提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动 因,尝试着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未来 发 展 趋势做出预测,便于人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体系及其发展有个 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李群;经济国际化进 程中的管理 贸易政策[J];教学与研究;2009年11期
2 吉缅周,陈红蕾;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 发展[J];财贸 研究;2010年04期
3 张岩;国际贸易保护的演 进与发展特点[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4期
4 佟家栋,王艳;国际贸易政策 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05期
5 陶然,周巨泰;从比 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国际经济理论的新视 角[J];国际贸易问题;199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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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赵乃抟的师生情谊

在厉以宁的书架上，至今还珍藏着赵乃抟先生赠送的关于琼斯经济思想的博士论文。在论文的扉页上赵先生题着：“以宁仁弟存念” （赵乃抟长厉以宁33岁）。赵乃抟、骆雯夫妇为了祝贺厉以宁即将毕业，于1955年邀他同游香山。相隔25年，1980年赵乃抟夫妇再度邀请这位心爱的弟子同游陶然亭。由此可见，厉以宁在赵乃抟心目中的地位和感情，赵乃抟教授一生追求知识与光明，他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伦理规范、心理与政治条件有深邃的见地。在厉以宁的知识中，他对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教育学与经济史的综合研究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可以看出赵先生对厉以宁的精心培养和深刻影响。
1952年，厉以宁读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时，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图书室里借书阅读，赵乃抟先生常去那里。日子久了，赵乃抟感到很奇怪：在座的都是教师，怎么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一有空就到这里来。于是厉以宁和赵乃抟先生就熟悉了，赵乃抟还邀请厉以宁到他家里看书。这样，厉以宁就成了赵乃抟先生家中的常客。北京大学迁到西郊燕园后，赵乃抟住在燕东园29号楼上，楼下是周炳琳先生家。厉以宁不但向赵乃抟老师借书，而且还畅谈对经济学演进的看法，赵乃抟先生给他最大的影响是使他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制度经济学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赵乃抟先生的教导，使厉以宁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㈤ 陶然，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

陶然，1993年获兰州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96年获北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内济容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从事兼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财政、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目前致力于经济转轨与经济增长，以及中国农村税费、要素流动、收入增长和分配与政府管制之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㈥ 怎样写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政府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政府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政府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政府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政府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政府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政府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政府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民主》，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㈦ 人大研究生世界经济学专业有哪些教授，那个教授比较知名

人大经济系全国排名第一，主要教授有：

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宋涛林岗张宇杨志邱海平孟捷杨达伟谢富胜沈民鸣刘明远杜朝晖赵峰张晨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研室
杨瑞龙黄泰岩陈享光李义平周文姜少敏胡霞张锦峰杨继东

西方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教研室
吴易风方福前姚开建刘凤良吴汉洪卢荻贾根良周业安郭杰陶然陈彦斌黄淳李天有姚明霞王湘红于泽孙文凯陆方文Peter KELLY

经济史教研室
高德步贺耀敏陈勇勤王珏

数量经济学教研室
赵国庆韩松杨斌江艇

企业与网络经济学教研室
韩小明于同申李军林杨其静李琼程华聂辉华刘小鲁李三希

㈧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的师资介绍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务） 学科研究方向 李惠斌 男 研究生 教授 工会基础理论 张秋生 男 研究生 工运理论研究所所长 北京工人运动史研究 张宝刚 男 大学本科 研究员，副教授 工会理论课程的教学和研究 高大慧 女 双学士学位 副教授，工运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从事哲学、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郭庆 女 研究生 研究员，副教授 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工会基础理论、职工素质教育 王宏伟 女 硕士学位 研究员 应用心理学，管理学，员工职业压力与职业发展。 刘桂萍 女 硕士研究生 社会保障 徐岩 女 硕士研究生 副所长， 企业战略管理与商业企业策划 鲍钦 女 硕士 副研究员 经济学 张晋华 女 大学本科 副教授 基础数学课研究 刘宇 女 大学本科 计算机高级实验师 计算机网络管理及网络应用 庞元 男 大学本科 计算机高级实验师 对于iso/osi 7层模型中的下三层模型（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所涉及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相当感兴趣并长期进行观察、研究和实践 张岩 女 大学本科 副教授 金谷 男 大学本科 高级讲师 财务会计 李文斌 男 大学本科 培训部主任 计算机应用 黄大寅 男 大学本科 市委党校分院院长，副主任 社会保险的发展与改革 娄萌 女 研究生 继续教育部主任 企业管理 赵靖芝 女 研究生 培训部副主任 计算机应用 李淑坤 女 硕士研究生 高级讲师 财会 李燕岭 女 双学士学位 高级讲师 民商法和经济法方向 通讯地址
邮编：100054
地址：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校长；张建民（市总党组书记、副主席兼）
常务副校长：张锦党委书记:徐萍

㈨ 求此题答案德布拉吉瑞 《发展经济学》的一道题

学习的基础，我们必抄须思考的经济分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必须学会建议，如果你想深一点，“微观经济学：现代视角”我听说过好（总是想读）。值得你去学习它，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发展经济学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在中国，我们的教科书德布拉吉瑞书道然的“发展经济学”的翻译。最后，？这些新体制经济学的书可以被读奥尔森的“逻辑集体行动”，“权力与繁荣”和“的上升和下降的国家，当然，这是的最好的视图阅读”自然和社会成本问题的水平“（科斯的两篇论文，很惭愧，我没有读过这两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