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终结

1. 政府是怎样调节市场失灵的,西方经济学问题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充分竞争完备的市场上，由于价格和竞争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厂商和消费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愿达成了双方均能接受的合约，商品的价格达到了均衡、市场出清，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稀缺的资源得到了合理配置，“自动”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全社会的福利达到了最大化。

市场调节及价格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完备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实现充分竞争的条件不具备，所以现实中的市场本身不是万能的。在2月中旬的广州、4月的北京，药品市场乃至食品市场有明显失灵表现。

局部区域药品的供应量不能够解决市场需求的平衡，导致局部市场药品价格大幅上涨（事实上很多药品就全国市场是供过于求的）；市场上出现很多假冒伪劣的防治非典的产品，如不合格的口罩、消毒水、体温计、防护服、甚至过效期的药品等；

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采取相关的非典防控措施，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威胁；类似现象严重损害了普通消费者的利益，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降低。

斯蒂格里兹论证过“市场失灵”，是基于“信息不对称性”。在非典市场中，正是由于消费者、药品零售商、药品批发商、生产商、原料供应商以及我们的政府，相互之间的信息是严重的不对称所致的市场失灵。

消费者缺乏对非典知识的了解，加上谣言传播，产生恐惧心理，完全凭自己的经验或从部分媒体了解到的有限信息，盲目的跟着感觉走，进行“抢购”；同时又对市场上商品的供应情况缺乏了解，涨价、缺货假象加剧了“抢购”心理，从而价格越高，越要大量采购。

药品零售商、批发商对整体市场药品供应情况也缺乏了解，出现先付款后提货，价格提高也同样采购，尽快去迎合顾客的需求。在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不法的“个人药商”，进一步加剧市场恶化，所以广州竟出现每袋板蓝梗50多元的现象。

看不见的手失灵需要由看得见的手来矫正，即政府来调节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上面出现的失灵现象，政府立即通过及时通报各种信息、价格管制、政府组织采购、责令相关单位强制执行预防非典措施，广州、北京的市场失灵现象在很快得到了控制，可以说政府的调控措施是相当有效的。

(1)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扩展阅读

市场失灵针对市场万能的观念，指出市场机制具有内在的缺陷，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市场机制本身无法消除垄断，从而无法保证竞争的完全性和彻底性；

无法实现经济稳定、均衡的增长，尽管市场机制最终能够使经济趋于均衡，但时滞较长，代价很大（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无法解决收人分配差距过大的矛盾，完全按照市场机制的原则（财产的所有权与收益权一致)进行分配，就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收人差距过大，从而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2. 西方经济学宏观 什么是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

最终产品是指那些最后由消费者最终使用消费的产品，这是与中间产品区分的。中间产品是指那些用于加工产品的材料（既有加工好的产品，也有原材料），具体区分是一个是最终消费；另一个是用于生产。

3. 凯恩斯定律的凯恩斯定律PK萨伊定律

两百年前，萨伊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萨伊定律”的市场规律：供给会自动地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的名声近代一直不怎么样，多数人对之进行口诛笔伐，现在甚至有人将之拿来但经济学的笑话讲。萨依是怎么描述“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认为，商品交易，不过是以物换物，货币只起到一个媒介作用。货币的唯一用途，就是购买商品，人们不会把它储藏起来。这实际上就是说，供给能自行创造需求，供给和需求是恒等的，不会出现生产过剩。
萨伊说货币具有惟一用途当然有失偏颇，但是也未必不是对货币“四不像”角色思考之后的心得。如果把货币看作是异化的商品，则萨伊说交易不过是“以物换物”则是无可指责的事实陈述之辞。就此一点来说，但凡不符合“以物换物”之一般交换形态的经济学理论一定难以具有普遍适应性，也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所说的，但凡不适用于2+2的经济学理论一定有问题。
兜里没钱怎么会想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如果兜里有钱了，消费的欲望就明显强烈，这是一个事实。十几年前初到深圳的时候有一种生活体验：如果兜里装上一两千元，一天下来就少去一大半甚至所剩了了，而如果兜里只有百十块钱，一天下来大部分还在兜里，就是一个“穷玩”。这个体验本来是说当时深圳的物价高企，兜里的钱少了，没有什么买得起的，也就只好不买了。民间俗话把这种由于支付能力增强而带来的消费冲动说成是“被钱烧的”、“有几个臭钱，看把你烧的”。
有几个发了点财的朋友总是问，有什么值得投资的项目没有啊？该干点什么呢？如果没有现金积蓄，他就不会有这种投资欲望了，有了也是白搭，属经济学所说的无效需求。
如果你在一张调查表上写上“私人飞机”、“海滨别墅”、“游艇”等项目，站在街头做一个市场调查，结果可想而知：你碰到的大多是普通平民，没有这个支付能力，因此需求几乎为零。但是你把这个调查表拿到“游艇俱乐部”里进行消费意愿调查，结果就不一样了，你此时得到的需求信息就是由富人们有效的供给产生出来的。
兜里没钱时的需求不是经济学人所说的需求。讲“交换”，就有一个交换者资格的问题。其实，经济学不再热衷于谈论具有本质经济学意义的以物换物的交换之后，却一直以另一种形式再谈论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有效需求”的概念。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就是没有交换者资格的人，其需求就是“虚假”的，是经济学所不予考虑的。
单单考虑以“交换”方式满足需求来说，供给的确是产生需求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需求”是限定要用交换手段解决的。如果没有参与交换所要求的供给能力，人会不会有需求？当然有，但是，这个需求无法在市场上得到解欲，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效需求”，这种需求只有通过市场之外的方式去解决，比如抢夺。乞丐饿了知道去乞讨，但是当乞讨无果又饿得要死，他就会到路边的食摊上抢东西吃，有时尽管有拳脚相加，他还是先把食物塞到嘴里，这是本能，和经济学无关。
故而，如果将“需求”理解为经济学人所讲的有效需求，即指在市场上通过交换手段得到满足所实现的需求，则萨伊说“供给决定需求”也是完全正确的。在理论体系上，这个被认为过时的经济学理论其实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只考虑有效需求的思想是逻辑一致的，相比之下，现代经济学倒向稀缺论，却又强调需求的有效性即支付能力，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在理论的逻辑一致即自圆其说方面，是倒退了而非进步了。
萨伊的“供给决定需求论”，说到底其实就是经济是建立在盈余之上的理论，是盈余论，而不是当今经济学所谓的稀缺论。在私有制前提之下，任何物品都是有主的，所需之物的稀缺不过是所有权的丧失而已，而供给本身无所谓稀缺，稀缺就没有了供给，稀缺就意味着无效需求。
似乎和“萨伊定律”背道而驰的是“凯恩斯定律”：需求决定供给。那么，到底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两个定律有没有矛盾？如果按照上面对萨伊定律的理解，可以说两者没有矛盾，因为此需求非彼需求，此供给亦非彼供给。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认为经济学的对象就应该是“交换”，而任何一宗交换当中都涉及到四个供求量：交换双方对自有物品的供给和对对方物品的需求。因而，讲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不能笼而统之，要说清楚是哪一个供给和哪一个需求。萨伊定律的对象是消费者，其中的供给和需求都是针对消费者来说的，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是个人的供给能力决定了可以通过市场解决的个人需求的产生。而这个“产生”，其实也不过是无效的潜在需求向可以通过交换得到满足的有效需求的一种转化而已，本来就有，只是因为供给能力达到交换对方的要求而变成市场上的有效需求罢了。“供给”不过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当中的“东风”；而凯恩斯定律的对象则是宏观经济中的两个部门，分别指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即居民的需求决定了厂商的供给，也就是强调厂商的理性人特征，厂商会追随居民的需求而生产。
故而，萨伊定律和凯恩斯定律没有矛盾，各自适用的对象和场合都不同，但都依然符合心理学上的需求是一切行为的中心的原理。将两者对立起来，其实是误解，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了。
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都是针对所谓不均衡现象而展开的，这就和萨伊根据其自己的这个定律推导出了生产不会过剩的结论有冲突了。然而，均衡理论实在是不怎么样，均衡的概念本身也含糊不清。如果均衡是存量概念，则可以说加上有效需求的概念，均衡是时时处处存在于市场上的，市场就是均衡。现实当中只存在正常的供求速度的不均衡，这不过是厂商生产追逐居民需求过程中速度的匹配和惯性的超越，是一种存量状态，而没有基于需求量和供求量之间不相等的非均衡存在。就人类的生产历史来说，可以认为全部产品都用于人类消费了，而倒入大海的牛奶是少之又少而完全不值得经济学给予关注的。如果均衡被看成是流量概念，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需求量和供给量概念都是基于一定时段而定义的流量概念，那么只要假以时日，任何市场供求也都是均衡的。因此，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比之陈旧的萨伊定律又是一个经济学理论的倒退。
实际上，大家在日常交换行为中也都注意到，你拿出（供给）N圆的钞票则只能买到N圆所需求的商品，这就是萨伊所说的“供给和需求恒等”，以此而论“没有过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论了。
“生产过剩”的确是一个十足的伪概念，至少以现代经济学的“有效需求”观点来看是这样。我们不能看到一个时点上厂商仓库里有存货就说生产过剩。今天卖不掉不等于明天卖不掉，在厂商期望的价位上卖不掉，不等于降价也卖不掉，你一直等到仓库里没货了，它就在此之前的“一定时间段”里达到“供求量之间的均衡”了，因为供求量被定义为一个时段内的流量。
现实当中，生产线不可能连到每个居民的家里和消费场所，任何产品都有一个“库存”问题，惟有当经济学家可以有效地确认库存的商品最终会在烂掉之前是要倒掉的而不是卖掉的话，再说“过剩”不迟。
如果执意要把生产速度超越销售速度看作是“生产过剩”的话，那么这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因为，按照和萨伊定律相左的凯恩斯定律来说，厂商是跟随居民需求而生产的，压根就不可能存在没有订单的生产。经济学里的“理性人”假定，从根本上决定了萨伊定律的成立，即“没有生产过剩存在”，或者说经济学不会去研究所谓的“生产过剩”。
“需求不足”是常常出现的一个专家口吻的论调，自凯恩斯定律出笼并强调刺激需求的政策以后更是不断地为专家们用来分析经济态势，但这种论调其实无论从萨伊定律还是从凯恩斯定律来看都是不可成立的。以萨伊定律来看，供给决定需求，供求处处均衡，没有“不足”和“过剩”之说；而以凯恩斯定律来说，既然需求决定供给，那么当需求不足时过剩的供给又从何而来？岂不是自我否定？如果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同时存在，则这时的供给一定不是需求产生的，比如厂商的无根据盲目生产或赌博式库存，而这种非理性的盲目行为本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偏偏是厂商有了点库存，经济学家就忧心不已，“需求不足”论调就会跑出来。无怪乎《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把经济学家戏称为厂商的“帐房先生”了。

4.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过程

一、起源于古希腊的家政管理
亚里士多德（Aristotes，前384—前322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的经济思想主要见之于《政治学》和《伦理学》。他认为，经济一词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研究家庭关系，除夫妻关系外，主要是研究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二是研究致富技术。

二、古典经济学阶段（Political Economy）
1. 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经济学的第一次综合或革命）
亚当·斯密(Smith Adam,1723-1790)英国伦理学家，经济学家，集重农学派和重商主义理论之大成而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主要著作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斯密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即人的利已本性。继承了英法古典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传统，同时批判了重商主义认为对外贸易是致富源泉的错误观点，也摆脱了“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重农主义的片面看法。他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并据此提出了利润和地租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其“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至今仍是经济学家们热烈争论的话题之一。

2. 古典经济学的分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
斯密对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很大，萨伊等人致力于分离斯密中的庸俗成分，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庸俗的经济学体系，即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体系。马克思则一方面吸收斯密学说中介的科学成分，一方面对其学说中的错误成分给予中肯的批判，创建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生产相关的或其后面的生产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重在不同阶级的行为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而疏于对具体人的行为和经济行为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人是阶级性的人，是社会的人，抽象的人，只有阶级性，而又具体的人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生产关系变化和发展规律，解释历史变动规律，却没能解释人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规律。

（庸俗政治）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至18世纪下半叶开始，其主要任务转到为资本主义秩序辩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上,从而形成马克思所称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或当今经济学。在学术渊源上，庸俗政治经济学继承了斯密的庸俗部分，视资本主义社会为永恒的社会，是历史的终结，因而只研究经济现象的外在联系，为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并最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而将政策经济学视为政治经济学。

三、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派（从Political Economy到Economy，第二次综合）
1. “新古典学派”
是19世纪末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创建的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学派。他们以局部均衡论为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价值和分配理论，分析经济体系中的价格形成过程和资源配置的过程。马歇尔在英国传统的庸俗经济学的基础上吸收各种新的庸俗经济学的学说，写成了《经济学原理》（1890），用折衷的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生产力论等溶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其特点是：用主观心理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用社会达尔文进化论和“连续原理”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在方法论上吸收边际效用学派的边际分析方法和力学上的均衡概念。关于价值、价格的决定问题，古典经济学家一般是从供给即生产费用方面进行解释的，而边际效用学派则侧重从需求即效用方面来加以解释。马歇尔将两者综合，认为商品的价值、价格决定于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称剑桥学派为“新古典学派”，主要就是指在这一点上“新”于古典学派。在政策主张上，是自由放任的积极鼓吹者。

2. 凯恩斯革命
Keynes John Maynard,1883-1946，现代最有影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多次担任英国政府要职，曾任英财政部高级官员，主要著作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于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即容易流动的资产为人们所偏好因而喜欢以现金形式保存一部分资产-导致投资需求不足）；提出了投资“乘数”理论，认为如果投资支出或政府支出有一定增加，必定导致国民收入成倍增加。据此，凯恩斯强调实行国家宏观调控，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府刺激消费、投资和提高“资本边际效率，扩大商品与资本输出政策，加之福利政策等，以调节国内阶级利益矛盾、熨平周期性经济波动，促进资本主义持续稳定发展。

由凯恩斯开始，西方经济学便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宏观经济学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解决社会中不同利益矛盾实现社会稳定问题。

四、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萨谬尔森，新古典综合学派，第三次综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谬尔森，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代表学者。其自1948年与耶鲁大学教授威廉·D·诺德豪斯合作的《经济学》教科书，于1998年出版了第16版，为世界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授书，共有40多种文字的译本。

以萨谬尔森为代表所提出的“新古典综合”，在坚持新古典学派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做到了与时俱进。其《经济学》涵括了（评述或反映了）当代经济学的最前沿领域，因而成为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

5. 怎样才能学好<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3版)

楼主，我跟你一样，也刚开始学这本书。其实浏览了一下，感觉它并不是很难。学经济学内，要学一种容理念，一种思想。因为那西方经济学偏重于用数学知识解释经济现象，所以那么多函数啊公式啊是学不完背不完的。当然为了应付考试，最基本的知识点是要掌握的。
把握好“需求是一切经济行为的中心”这个核心就可以了，注意学习微观经济学要有很强的连续性，不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要讲究层次性，循序渐进的来学习。我正在看一本书，是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此书很不错，都是揭露西方经济学的庸俗和伪科学本质的，建议你把课本和这本书一起看，更能锻炼你的理性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其实我也刚开始学，但我的基本思路就是这样，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6. 微观经济学什么是纳什均衡傻吊谈博弈，必谈纳什均衡。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博弈圣经著作人把“纳什均衡”戏称为“傻吊博弈的图腾”。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傻吊谈博弈，必谈纳什均衡。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的本质，是对中国人的发现、发明、创造精神的一种羞辱。

来源:美国资讯网；博弈圣经著作人对纳什的嘲讽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0、1、二维平均，称平衡，0、1、2、三维平均，称均衡。

在0、1、二维记录的系统中，有一个冯·诺依曼极小极大定理，0、1、二维系统就不存在平均律，就是不存在均衡，纳什均衡当时就遭到冯·诺依曼的贬低、嘲笑和断然否定。

谈到“纳什均衡”，有位记者请纳什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他的理论。纳什说；“‘纳什均衡’并不高深，它就像中国人发明的一种、三个人玩的扑克游戏，“纳什均衡”就是一个简单的三人博弈游戏”。中国有那么多人玩扑克，又玩了那么多年，纳什均衡还提醒了中国人半个多世纪，中国人竟没有一个人发现三个人玩的扑克游戏中、还有‘均衡占优理论’。人们不禁要问；纳什他自己玩过几次中国的三人扑克游戏？他和谁玩的？他是怎么发现的均衡？均衡理论又是怎么单方占优的？他为什么没有了下文。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科学家在纳什均衡理论中、尚未发现博弈占优策略的任何迹象。在纳什的语文学中，就没有出现过一次0、1、2、三维均衡的概念，纳什均衡哪里来。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理论没有任何明确的说法，纳什均衡是美国伪造的产物，传到了世界各地，当然也传遍了中国。“纳什均衡”的本质，是对中国人的发现、发明、创造精神的一种羞辱。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二维平衡是指生物的竞争行为，三维均衡是指自然的优劣特性。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揭开纳什均衡的画皮，露出真相。【如果纳什均衡是以纳什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博弈论术语；假如我把纳什名字去掉、只剩下均衡一词、均衡也就是纯净的博弈论术语；倘若所有博弈论的文章中、都把纳什名字去掉只剩下均衡；再读一篇篇博弈论文章、也都是围绕着均衡一词展开的叙述；发现通篇文章逻辑不通、词意变异、不知所云；只要是属于纳什均衡的理论文章、去掉纳什名字之后、纳什的鬼魅就出现了；通篇文章，捕风捉影、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又像是疯言疯语，更不能被常人所理解。】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是纳什，均衡-是均衡。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 之所以鬼魅，纳什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纳什均衡，追随他的门外汉，都假装懂得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把所有的门徒变成了精神病、变成了不懂装懂；任何人谈到纳什均衡，就像掉进了魔鬼坑，开口就是自问自答、自说自话、反复无常、自己感到莫名其妙时，还会自圆其说。纳什均衡是什么，纳什自己不知道，中国的傻吊全都知道……。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是一份内容不明的谜语，它似乎和任何可理解的逻辑语言都对不上。博弈圣经著作人把“纳什均衡”戏称为“傻吊博弈的图腾”。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如果说纳什均衡是一份学术遗产，那就是学术中、独一份的滑稽遗产，他的滑稽级别、足够七星级。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成了中国的一个宗教，追随他的门徒；有无知的青年、有无畏的傻吊、还有无耻的教授。”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傻吊谈博弈，必谈纳什均衡。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中国人醒来吧，应该扪心自问；“纳什均衡”理论在哪里？中国人从“纳什均衡”中、学到了什么？纳什演示“纳什均衡”的数学符号，是用某些简单的游戏规则、重组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也是纳什均衡在被逼无奈时、在纸上进行的符号游戏。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一词，像是宗教的“圣言”，追随它的门徒，各自像精神病人一样、在纳什均衡中寻找理由，都想找到合理的理由解释“纳什均衡”，其结果把纳什均衡变成了博弈宗教、纳什变成了教主，门徒解释纳什均衡的疯言疯语，其实就是胡说八道。】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如果中国的教授抄袭“纳什均衡”作为标题，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的炒作，是为了编书、售书、挣钱，假如读者想通过“纳什均衡”想占优、想赢钱，就应该先查查纳什50年以来讲过一句“赢钱”吗，他赢过一次吗？因为没有在赌场中验证，他受到了爱因斯坦的冷遇。【纳什既然是个数学家，他就应该把占优策略给出一个数字量化的数学公式、或者是一个数学模板，让所有的人都能成功模仿，也就是说都能赢。科学的有效性，就应该像打电话一样，只要给出一个电话号码，任何人有序的按下按键，都能打通电话。炒作半个多世纪的纳什均衡，什么非合作博弈策略，什么博弈占有策略，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赢，实在是荒唐。】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科学家的博弈功能，是让其傻吊与天才同等水平。人们等到纳什车祸身亡、全无博弈取胜的结果，历史证明他就没有所谓的占优策略。“纳什均衡”它会是什么？它像UFO一样诡异、令人百思不解。“纳什均衡”的鬼魅让人想入非非，层出不穷的解释让人匪夷所思。

1958年，从《财富》杂志对纳什的炒作，把纳什评为新一代天才数学家中、最出色的人物之后，纳什就迅速赢得了荣耀。他到处讲学、演说，与各国大牌数学家会面，事业如日中天。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电影《美丽心灵》用构思、杜撰的艺术形式、编造了纳什戏剧性的一生，“纳什均衡”像西方宗教的“经文”一样，演变成了博弈宗教传奇。诺贝尔经济学奖意外地、砸到纳什头上的那种巧合，给了纳什幸运的一生、羞羞答答的一生、不愿见人的一生、学术欺骗的一生、也是他难堪的一生。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是半个世纪前，一个“驴头不对马嘴”的概念，纳什之所以一直沉默，是因为他没法说，他不敢说，他到死都不会说。【来源:美国资讯网；麻省理工福布斯纳什-著名大学名人-正文-时间:2013-12-02，从博弈圣经著作人对纳什的嘲讽，到纳什2015年5月23号出车祸死亡，中间有一年半时间他没有作出回应。】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是黑暗中的教唆、无知中的误判、猎奇中的杂耍。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几个（因为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管理股票的炒股公司，因亏空、也关门大吉了。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委员，斯塔尔说；纳什均衡是一个博弈取胜的幻想，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均衡、不知道怎么单方占优、不知道怎么取胜。因此，纳什在世期间不会向世人做出博弈如何取胜的解释，所以他一直保持沉默。斯塔尔还说；我们今天既然把纳什均衡带到公众面前，可以断定，未来一定会出现博弈的取胜理论，大家担心纳什均衡可能一败涂地，若干年后将变成一大丑闻。

来源:美国资讯网；麻省理工福布斯纳什-著名大学名人-正文-时间:2013-12-02
博弈圣经著作人对纳什的嘲讽
......。

纳什均衡 以讹传讹 是什么玩意儿

博弈论理论 是停滞不前的理论

博弈圣经著作人笑谈博弈论，人们在寻找一粒爆香的黄豆时，还不如老鼠能选择最近的路程。

《博弈圣经》中《人类未知的蓝色档案》一文给出了博弈论的定义：“我们把动物利用大自然移动的瘾魂，在决策人期待的空间里，形成三维均衡的语文学理论，称为博弈论。”

博弈圣经著作人说；博弈论是青年人的毒品，是无知者的兴奋剂，是沉默者的摇头丸。

博弈圣经著作人对博弈、宗教、伟人，有过美妙的阐述
博弈圣经著作人说；博弈是人与宇宙的宗教。博弈的使命是探索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所显示出来的崇高、庄严、不可思议的秩序。人们对宇宙，实体、知识、未知的神秘，以及对个体，性质、经验、已知的恐惧——产生了宗教。人们认识到，有些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其中，感觉到有一种最原始的形式、最深奥的理性、最灿烂的壮美、所产生的博弈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没有宗教、没有信仰、没有博弈感情，就不会出现时代伟人。

博弈论就是张冠李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
【典故】讽刺博弈论的最高博弈水平；
有人问博弈圣经著作人，什么是博弈论。
他回答说；博弈论就是，一问、二答、三无知。
也就是说；问者无知、回答者无知、听者更无知。
有人追问，到目前为止，那么多博弈论图书，那么多作者，他们的最高博弈水平是什么？博弈圣经著作人一听就笑了；目前他们的最高博弈水平，就是想卖给你一本书，就想赢你一本书钱。

博弈圣经著作人通俗的谈菜鸟与金鸟
一个人想变得伟大，从一个菜鸟变成一个金鸟，就要利用国家实体特性造个金鸟笼。日后，就可以在媒体的报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个金鸟笼；他是某某大学院校、某某著名教授、某某首席科学家、某某诺贝尔奖得主、甚至某某政府官员，他就自然的钻进了金鸟笼。

博弈论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理论，它是太过于急躁、太过于草率的理论。由于博弈论新奇、古怪、原始，一个“囚徒困境”的三维谜团像似神话，人们又错误的认为博弈论能够取胜，因此受到了人们盲目的吹捧和疯狂的参与。人们把博弈取胜的欲望作为动力，博弈竞争的欲望在远古就出现了。一个人有了欲望，就要有实现欲望的对象和博弈对局的背景，加上自己行为的结果，才能取得想要的东西。欲望的天性就是进行交往，建立行为二特性对局，就是博弈的合作。

《博弈圣经》赢的定义；赢不是大小、不是多少、不是均衡平衡、不是战略战术，而是在未来国正论的0、1、2，三维随机状态中，一粒期望的粒子（常数0.007813，也是私湍边际效应）优先达成。

赢也不是福，输也不是罪，输赢与均衡属于第三空地论的内容。

但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所谓那些自称的博弈专家抄来的无效理论、编成的一本本博弈论，就是张冠李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不管他从外国哪个地方抄来的，不管他抄了多少、编了多少本书、多少篇文章，究其低劣的学术品质，他仍然是一个菜鸟。

假如博弈论大师，走出那个金鸟笼，再靠讲课赚大钱，靠卖书赚小钱，靠博弈取胜策略赚不到一毛钱，他就是骗子，也许是一个罪犯。

更为讽刺的是，一本本博弈论著作，古老的内容千篇一律，里面没有几句精彩的话，没有几个经典的词，更没有定理、定律、定义和法则。至今一个个博弈论专家、矛盾论专家、概率论专家和外行知道得一样多。

以往经济学家为了降低风险，建议投资多元化，“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种分散投资的经济思想，实在是经济学家对博弈取胜的无奈。《博弈圣经》在453节有一段风趣的表述：“我们根本不能完全理解大自然，或许人们不如老鼠在寻找食物时能选择最近的路程，那是大自然的拓扑几何图像的捷径。”

看看权威媒体上发表的理论文章，标题或者落款，都是什么什么单位（一个金鸟笼）、某某某人的大名（一个金鸟），即使有一个金鸟笼做背书、做包装，再看他那排列整齐错落有致的垃圾文章，如果只看外观不读内容，真像是一篇好文章，假如读者直接读内容，就会得出结论；文章的段子就是破碎的八卦、文章的内容就是拼凑的垃圾、金鸟笼就是忽悠人、金鸟其实就是一个菜鸟。中国新领导人形容过“笼子政治”的概念，因此中国就是一个笼子政治，金鸟笼里豢养了很多菜鸟，（政治菜鸟、经济菜鸟、学术菜鸟、司法菜鸟、还有博弈论菜鸟等）。他们给中国百姓制造了无数的罪恶，中国百姓很善良，面对东方暴力机器，强权暴力，强权学术，都忍了……。【新领导人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就是要把菜鸟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

《博弈圣经》给出的一部分定义

博弈圣经著作人说；每一个定义，都是一种逻辑语言，里面一致性的逻辑结构清晰可辨，只是人们以前从没真正看懂过。

《博弈圣经》纳什均衡的定义；纳什均衡，是黑暗中的教唆、无知中的误判、猎奇中的杂耍。

《博弈圣经》预测的定义；只有对每一个粒子相邻的未来状态、作出“大与小” 或‘多与少’的数字化判定，才称其为预测。

《博弈圣经》预言的定义；在一个事件或若干个事件未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对某一状态的结果，给出命题公理化的语言判定，才称其为预言。

《博弈圣经》政治的定义：我们把统治者模仿大自然博弈实体的秩序，外在于个体的一个整体结构，称为政治。

《博弈圣经》实体政治的定义；一人为粒子、二人为病毒、三人为“私湍”，它们共同组成了、像似实体政治的幻象。（二人为“一株寄生”病毒、三人为团伙“私湍” ）

《博弈圣经》博弈实体政治的定义：我们把统治者模仿大自然博弈实体的秩序，外在于众多个体的平等性质、用文化私湍规矩与实体法则建立的笼子机构，称其为博弈实体政治。

《博弈圣经》博弈实体外交的定义；我们在国际外交关系中，平等、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看成博弈实体外交。

《博弈圣经》外交的本质定义；外交不是交易、外交不是科学、外交的博弈结果，是徘徊在双方第三空地里的教训。

《博弈圣经》经济的定义；经济，就是不断地对0、1、2、三维状态的熵区分。
《博弈圣经》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是输赢与均衡在公共空间里的概念。
《博弈圣经》经济学家的定义；经济学家就像赌场中一个个旁观输赢的马仔，围绕着博弈实体经济学的理论，凭个人临时的感觉，谈输、谈赢、谈均衡。

《博弈圣经》博弈实体经济学的定义；我们把博弈实体分离不变性学说，能容得下宏观经济实体与微观经济性质的语文学通论，看成博弈实体经济学。

《博弈圣经》实体经济的定义；我们把飞秒瞬间看到的天、地、人、事、物、情感的抽象概念融合在一起，在没有时间概念的场景中，形成的一个个金融特性的文化私湍，称其为实体经济。

《博弈圣经》虚拟经济的定义；犹如看魔术大师让一群狗争夺一块骨头，让众人押注的赌博游戏。

《博弈圣经》金融的定义；我们感受到的“金钱宗教”与‘金钱神学’，在天、地、人的情感中，用虚无的谎言进行类似于物品概念的买卖与交换，称其为金融。

《博弈圣经》金融经济的定义；我们在飞秒瞬间看到的天、地、人之间，人们用情感和虚无的谎言，进行类似于物品概念的买卖、流通、产生利息的货币交换，称其为金融经济。

《博弈圣经》金融犯罪的定义；我们把金融单位看成私湍，把私湍的实体与性质看成两重天；金融单位都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欺骗；法定允许欺骗的欺骗、就是金融秩序；法定没允许欺骗的欺骗、就是金融犯罪。

《博弈圣经》经济神学的定义；博弈圣经著作人把股民炒股的神秘性，把股评家传教炒股的童话、人话、鬼话、神话，称其为荒唐的经济神学。

《博弈圣经》发明家的定义；发明家就是意见的推翻者、行为的摧残者。
《博弈圣经》哲学的定义；我们把文化中，借助国正论的语文学反映，定义为哲学。
《博弈圣经》科学的定义；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
《博弈圣经》精神的定义；我们把主体的瘾魂，用气质、自由合成的唯一个性，看成精神。
《博弈圣经》科学精神的定义：用盲从在道德与博弈混合的概念里，执着于终极正理的唯一理性，看成是科学精神。

《博弈圣经》禅的定义；禅是第三空间里飘荡的一个“神化迈迈”。
《博弈圣经》文明的定义；文化进程里恩怨游戏的终结就是文明。

《博弈圣经》工作的定义；唯独用这一物改变成那一物的创作形式，才称其为工作，才能预知结果。

《博弈圣经》实体社会的定义；文化是政治的灵魂，政治是知识论的母体——博弈实体，它构成了实体社会。

《博弈圣经》文化的定义；我们把脱离大脑的感觉、思维、意识、观念，向主观、理性、真理，一级一级的私湍增量，称为文化。

《博弈圣经》内涵的定义：是主体里的瘾魂、气质、个性、精神被我们用情感的概念，创作出来的一切属性之和。

《博弈圣经》实体与性质的定义；博弈实体的可分不变性是博弈的性质，凡是与实体能分离的就是性质，凡是与实体同在的就是实体。

《博弈圣经》金融企业的定义；实体与性质的理论学说告诉我们，由政府批准（实体特性）的团伙欺骗行为、属于金融企业，由警局找到未被政府批准（个体性质）的金融企业、属于经济咋骗团伙。

《博弈圣经》法律的定义：法律是一个实体特性与两个灵性的结合，是实体分离不变性学说。

《博弈圣经》司法均赢力的定义；法律加上情感的行为能在两个灵性的精神上产生双赢的感觉，我们把发展双赢的能力，称为——司法均赢力。

《博弈圣经》和谐司法精神的定义；实体法则对待当事人可以像股价一样随时间向空间膨胀，让当事人的精神上在司法中找到赢的感觉，这就是——和谐司法精神。

《博弈圣经》中国梦的定义；让人民体面的劳动、自由的创造、有尊严的活着、找到赢的感觉，这就是中国梦的标志性内容。

《博弈圣经》公正的定义；公正是非自愿与高兴之间的均赢。
《博弈圣经》幸福的定义；信任并自由地给予和欲意的收入，定义为幸福。
《博弈圣经》感情的定义；感情是依赖,是瘾魂驱动欲望过程中的殷勤创作。
《博弈圣经》爱的定义；我们把文化进程中被瘾魂驱动的欲望抛弃了自我之后，自由给予的真、善、美，定义为爱。

《博弈圣经》规律的定义；规律，就是前因后果，是前一个状态和后一个状态之间可复制的恒定关系。

《博弈圣经》草根的定义；草根二字，在中共媒体上经常出现，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东方暴徒对中国同胞的侮辱性言论。（中共土改，杀了资本家、杀了地、富、反、坏、右，中国已无贵族。也许自己刚刚从草根脱贫，自以为是贵族。西方贵族文化中有一个数字，3代以上……称为贵族）

《博弈圣经》智慧的定义；智慧就是文化进程中独创的执行力。
《博弈圣经》领导的定义；我们把指向‘私湍’或指向“实体”权威的信息,看成领导。
《博弈圣经》政党的定义；在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实体里，法定允许团伙冠名、发展、壮大成的帮派，称其为政党。

《博弈圣经》经典理论的定义；我们把历史选择的原创性、持久性、震撼性的理论，称之为经典理论。

《博弈圣经》战略的定义：战略是，寻找、连续、正理、科学的，文明实体。
《博弈圣经》战术的定义：战术是，达成、局部、真理、文明的，文化性质。
《博弈圣经》赢的定义；赢，不是大小、不是多少、不是均衡平衡、不是战略战术，而是在未来国正论的随机状态中，一粒期望的粒子（常数0.007813，也是私湍边际效应）优先达成。

《博弈圣经》纳什均衡的定义；纳什均衡，是黑暗中的教唆、无知中的误判、猎奇中的杂耍。

《博弈圣经》道德的定义；优先预测悲剧后、作出的忍让，是道德。
《博弈圣经》博弈的定义；优先预测胜利前、作出的竞争，是博弈。
《博弈圣经》博弈论的定义；我们把动物利用大自然移动的瘾魂，在决策人期待的空间里，形成三维均衡的语文学理论，称为博弈论。

《博弈圣经》决策的定义：意识，在没有引入空间之前，可以改变自己的状态，一旦被空间包围，就是决策。

《博弈圣经》进步的定义；就是你在传承的方向上播撒的欲望，反应在他者的思维中。
《博弈圣经》交流的定义；就是共同驱逐自我身中和它者身中之后建立的关系。
《博弈圣经》真理的定义；真理是一个观念、在个别情况下、判断中，现时的体验。
《博弈圣经》知识的定义；我把识别万物实体与性质的是与不是，定义为知识。
《博弈圣经》经验的定义；我们用矛盾论的辩证法进行的逻辑推理，区分出两个同性质——是到是的过程，称其为经验。

《博弈圣经》博弈知识论的定义；人们用国正论对实体与性质的区分，统称为博弈知识论。
《博弈圣经》博弈的基本原则定义；以人为本对应的唯物主义是一项博弈的基本原则。
《博弈圣经》互联网的定义；互联网是博弈实体，是地球上最美的三人之舞，他们是大众、实体、上帝，在博弈的第三空间里一起互动。

《博弈圣经》主义的定义；博弈圣经著作人悄悄的披露，主义就是个人主张。
《博弈圣经》革命斗争的定义；马克思主张的革命斗争，比动物目光的相互对视、表达的敌意，更加凶残。

《博弈圣经》矛盾论哲学的定义；后辈发现“人”是一粒病毒，一粒容易变异成矛盾论的二维病毒，专门寄生在实体、私湍、粒子体上，才能实现矛盾论哲学的扩充，当宿主遇到危机或困难时，矛盾论哲学将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复仇的怪物。

《博弈圣经》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人们把马克思的个人主张看成主题，在博弈的第三空地里，用欲望的集体狂欢，实验主体、主张、主题的意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博弈圣经》共产主义的定义；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在穷困、绝望时的幻像，为了摆脱清贫，任何一个人都会构造出来一套，掠夺、瓜分、共产的文化主张。

《博弈圣经》意识形态的定义；意识形态，像是一段无声流动的电影画面。
《博弈圣经》观念的定义；观念近似一张中心思想的相片、独立的存在文化进程中。
《博弈圣经》中心思想的定义；我们把感觉、思维、意识、观念，定义为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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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世界十部经典著作

1、亚当斯密（英国）《国富论》。斯密此书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他的劳动价值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效率之源的理论，“看不见的手”实体经济特性与性质自由主义理论，对后人博弈实体经济学的启发，对经济学的贡献堪比牛顿对物理学的贡献。

2、曹国正（新加坡）《博弈圣经》。独创了国正论、国正双赢理论和粒子行为论，是新加坡政府认定的一部，影响人类非物质文化的经济学高级学术著作，他的粒子基因的映射均衡和单方占优的博弈取胜理论，引起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自然哲学和博弈论界的极大关注。

3、大卫李嘉图（英国）《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第一卷）。李嘉图是伦敦交易所里成功的投机商人，又能在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不朽贡献。本书中他阐明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现代自由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

4、马克思（德国）《资本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人人耳熟能详，就其概述的经济学现象对改变世界的力量之大，入选了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5、瓦尔拉斯（法国）《纯粹经济学要义》。现代经济学的主观价值（效用）论、边际革命、经济学数理化的转向通过本书而系统化，熊彼特曾赞誉此书为，经济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6、费雪（美国）《利息理论》。此书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关于资本理论的研究，在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地方，他看见的是放弃当前消费而承担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所获得的报酬。

7、凯恩斯（英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奠基者，他最重要的理论认为，理性通过个人性质与性质的自由竞争会自然产生社会理性，就这一理论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其争议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社会的理性遇到国家政治干预时缺失了博弈实体政治的理论。

8、马歇尔（英国）《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最主要著作是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划时代的著作，也是继《国富论》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该书所阐述的经济学说,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

9、萨缪尔逊（美国）《经济学》。把一本教科书选为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发行量最大的经济学教科书，他在经济学知识的标准化、体系化方面做出的贡献，比当代任何一个人都多，就其入选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10、布坎南（美国）《同意的计算》。本书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使宪政民主制可以用数理工具定量分析和定量运算，人们用他的理论研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形成，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来源:美闻网-美国资讯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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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什么是经济学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

为了突出一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经济学从一个方面自发地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根据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自觉地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的整体。

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对称经济学中，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扩展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经过优化配置和再生后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

(7)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扩展阅读

经济学的对象反映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社会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主体来创造价值，主体和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主体创造价值，主体和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经济学出发点反映了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客体和经济主体的对称关系展开为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运动，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运动形成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展开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

8. 供给量的与需求量的关系

供给量基于对来所需求的商品的源需求量而愿意支付的自有物品的数量。
由于供给是基于自己的需求而言的，因此，供给总是跟随需求而动的，是在交换者对两种商品的价值判断之下需求量的一个表现形式。交换者作为理性人，决定了没有脱离需求量而定义的供给量概念可以成立。
由于需求量和价格无关，表现为一个稳定的常量，因此成为市场规模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供给量也是一个稳定的常量，这为厂商决定供给量（投资规模或生产能力）提供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判据。
愿意支付的自有物品的数量和对所需求物品的需求量之比值，就是交换者的“底价”，是价格区间的一个边界。底价是由交换者的供求决定的东西，而非供求量由价格决定。
在理性人假定之下，供给者即生产者作为理性人，只会根据交换对方的需求进行生产，因此，供给量永远是追随需求量的。因此，在经济学当中，供给量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可以看作是需求量的函数。也就是说，不存在需求量不变情况下的供给曲线这种东西。所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说：下一代的经济学鹦鹉只要学会一个词，即“需求”。

9. 评价西方经济思想的演进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10.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