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壹』 福利经济学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主要有哪些表现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

福利经济学是以“完全竞争”的形式出现的标榜研究福利或最大化原则的为垄断资本获取最大利润辩护的一种经济理论。无论是主张既要经济效率又要公平分配的福利经济学家，

也无论是强调经济效率而不讨论公平分配的福利经济学家，都只是借助纯粹形式主义的分析来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现状进行辩解，

并企图为垄断组织利用国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福利国家”政策、价格和产量政策以及对外贸易政策出谋献策。

『贰』 福利经济学中能力方法是什么意思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阿罗定理在福利经济学中被称作“不可能定理”。阿罗本想通过大量的论证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社会福利函数修残补缺，但客观上却证明了不可能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社会福利函数。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着重对福利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理论、次优理论、相对福利学说、公平和效率交替学说、宏观福利理论等领域进行了讨论。这些“新”理论一方面企图说明，现代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调节价格和产量，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企图说明，现代西方国家的分配制度虽不合理，但是如果加以改变，则可能更不合理，一切人为的改善分配状况和增进福利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叁』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实际上是哪种理论的发展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实际上是剑桥学派经济理论的发展，他完全是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的基础上，讨论福利概念以及与福利有关的各种理论。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庇古一味沿用马歇尔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福利经济学，决定了这一学说存在着致命的缺点。他所谓经济福利是建立在基数效用基础上，认定效用可以衡量，这是他的理论的根本错误。他以为采用马歇尔的办法，即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就可避开效用衡量的难题。

『肆』 福利经济学的研究理论

J.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
V.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A.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帕累托采用了F.Y.埃奇沃思（1845～1926)的无差异曲线和契约曲线作为分析工具。
无差异曲线是表示两种商品的各种不同组合的点的轨迹，这些不同的商品组合使消费者始终获得相同的满足水平。契约曲线是表示交易双方的无差异曲线的切点的轨迹，这些切点表示双方的边际代替率完全相等，也是表示生产者等产量线的切点的轨迹，这些切点代表既定数量的生产资源在最有效地利用时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的组合。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他采用的无差异曲线和契约曲线对福利经济学起了重要作用。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愿意支付的商品价格超过他实际支付的商品价格的差额，这个差额使消费者获得了额外的满足。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
①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
②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庇古从第一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社会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加国民收入，就必须增加社会产量。而要增加社会产量，就必须实现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庇古认为，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纯产品，从社会角度衡量和从个人角度衡量并不经常相等。当边际社会纯产品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品时，国家应当通过补贴扩大生产。当小于时，国家应当通过征税缩小生产。只有每一生产要素，在各种用途中的边际社会纯产品都相等时，才达到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以自由竞争为前提，他认为自由竞争可以使边际社会纯产品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从而使社会经济福利极大化。
庇古从第二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收入分配均等化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大社会经济福利，必须实现收入均等化。他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推广到货币上来，断言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他所说的收入均等化，就是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政策把向富人征得的税款用来举办社会福利设施，让低收入者享用。庇古认为，通过这一途径实现“把富人的一部分钱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均等化”，就可以使社会经济福利极大化。 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L.C.罗宾斯（1898～1984)等人的批判。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N.卡尔多、J.R.希克斯（1904～ )、A.P.勒纳（1903～1982)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1939年，卡尔多发表《经济学的福利主张与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一文，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T.西托夫斯基（1910～ )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
①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
②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
③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末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H.霍特林（1895～1973）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交换的最优条件，对于消费两种商品的两个交易人来说，就是每一个人每一对商品的边际代替率完全相等。边际代替率是指消费者在保持某一固定的满足水平时每增加一种商品的单位数量所必须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单位数量。生产的最优条件，对于用来生产两组商品的两种生产资源来说，就是每一组合的边际技术代替率相等。边际技术代替率，指的是在保持固定的产量水平时，每增加一种生产资源的投入量所必定减少的另一种生产资源的投入量。新福利经济学把两个消费者的两种商品交换的最优条件和两个生产者使用两种生产资源生产两种产品的生产的最优条件推广到全社会的交换和生产，分别求出社会无差异曲线和社会等产量线，前者意味着任一商品组合都能使社会的每一消费者得到相等的满足，后者意味着任一资源组合都能使社会的每一生产者得到相等的产量。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当整个社会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都同时得到满足时，也就是当整个社会的交换和生产都最有效率，都达到最优状态时，整个社会就达到最优状态，就达到最大社会福利。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卡尔多首先提出：如果在情况 A下，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之后，仍然比情况B好，那么对社会来说，情况A就比情况B好。希克斯对卡尔多标准作了发挥，提出：如果在情况A下，受损者没有办法诱使受益者不将B变为A，那么对社会来说，情况 A就比情况B好。西托夫斯基对卡尔多标准和希克斯标准作了补充，提出检验福利的“双重标准”：如果受益者能使受损者接受将B变为A,然而受损者却没有办法诱使受益者不将B变为A，那末对社会来说，情况A就比情况B好。卡尔多、希克斯等人被称为补偿原则论派。他们的核心论点是，如果任何改变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使另一些人的福利减少，那末只要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就可以认为这种改变增加了社会福利。按照这一标准，只要垄断资本家们的境况好起来，而不管多少人的境况坏下去，都是增大了社会福利。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A.伯格森（1914～ )、P.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K.J.阿罗（1921～ )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福利函数，要从所有个人偏好次序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必须满足一系列必要条件，企图在任何情况下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这是不可能的。阿罗定理在福利经济学中被称作“不可能定理”。阿罗本想通过大量的论证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社会福利函数修残补缺，但客观上却证明了不可能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社会福利函数。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着重对福利经济学的以下领域进行了讨论；外部经济理论，次优理论，相对福利学说，公平和效率交替学说，宏观福利理论。这些“新”理论一方面企图说明，现代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调节价格和产量，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企图说明，现代西方国家的分配制度虽不合理，但是如果加以改变，则可能更不合理，一切人为的改善分配状况和增进福利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伍』 社会福利理论发展的历史阶段

社会福利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社会福利理论产生阶段：福利经专济学的形成；社会属福利理论的形成阶段：福利国家论的形成与发展；社会福利理论的多样化发展阶段：当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早已形成扶贫济困、敬老助残的社会风尚和道德观念。先秦儒家提出了“使老有所终”、“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等思想和主张，对中国福利思想的产生有积极影响。清朝末年发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宣扬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民权的进步思想，西方的福利思想和福利主张开始在中国传播。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置了内务部，掌管赈灾、救贫、慈善等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政府、私人和外国教会办的救济福利事业，带有恩赐观点和人道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领导了广大工农运动，促进了劳动保护、劳动保险、救助贫困、保护妇女儿童等方面的福利思想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进一步完善、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

『陆』 旧福利经济学与新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命题

《福利经济学》是庇古最著名的代表作。该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它将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系统化，标志着其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它对福利经济学的解释一直被视为“经典性”的。庇古也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福利经济学》共四篇。第一篇，“福利与国民收入”；第二篇，“国民收入的数量和资源在不同用途间的分配”；第三篇，“国民收入与劳动”；第四篇，“国民收入的分配”。庇古认为，《福利经济学》一书的目的，就是研究在现代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全书的中心就是研究如何增加社会福利。

『柒』 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是谁

阿瑟·塞西尔·庇古(1877—1959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回一，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答于1877年出生于英国怀特岛。1897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历史学和伦理学(当时经济学包含在伦理学中)。后来受马歇尔的影响，并在其鼓励下学习经济学。毕业后任剑桥大学讲师，成为宣传他的老师马歇尔经济学说的一位学者，并任英国伦敦大学杰文斯纪念讲座讲师。1908年马歇尔退休，庇古继任其在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席位，因此被认为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他占据该席位长达35年之久，直到1943年退休。退休后，他仍留剑桥大学从事著述研究工作。另外，他还担任过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和所得税委员会委员，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庇古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一是创立了福利经济学完整体系；二是重新解释了古典边际生产力理论。

『捌』 福利经济学的历史发展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A.C.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资本主义陷入了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危机。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世界、首先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导致福利经济学的产生。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 算。边沁把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确定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 标。
帕累托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 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 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玖』 什么是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分支，致力于把道德评价标准运用于经济制度。它认为，实回际的社会经答济目标是假设的，而不是由经济分析所决定的。例如，从福利的观点评价一种经济制度的作用时，首要的社会目标可能是：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每个人都能达到最适宜的生活水平，而这种生活水平决定于人们的爱好和抉择并只受可利用的资源和技术方面的限制。福利经济学通常认为，最好的答案是最大多数人的福利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而不是让某个人或某个厂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福利经济学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需要这一领域。在收入分配既定的条件下，只有竞争性的边际成本定价才会使资源的分配使用达到最优状况。只有在所消费的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换率与这两种商品在生产中的边际变换率相等时，才有可能根据消费者的偏好对生产进行最优调整。

『拾』 福利经济学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

一、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调节作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可以调节社会总需求，平抑经济波动。当经济发生危机时，职工的失业率就会上升，个人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这时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对失业职工经济上给予补助，有助于提高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复苏；当经济发展高涨时，职工失业率下降，不仅个人收入增加，社会购买力增强，而且社会保障支出相应缩减，基金规模增大，能够减少社会总需求的膨胀，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平衡。因此，社会保障以支出为手段，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有效抑制经济过热或过冷现象，促进和保持国民经济良性发展。二是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基金长期积累，在保证基金安全的情况下，实行多渠道投资营运，不仅能使基金保值增值，而且有助于资本市场的繁荣。三是社会保障把每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特别是在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给予资助，在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同时，还通过生育保险、抚育子女和教育津贴等形式，对劳动力再生产给予资助，以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质，适应市场用人需求。因此，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社会保障措施，不仅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达到熨平经济周期的目的，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二、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通常情况下，我们称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1.化解市场经济中的人生风险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风险，如生、老、病、死、失业、伤残和意外伤害等等，这些风险有的是我们一生不可避免要经历的或必须面对的，有的是不可预测的。这些风险对个人是一种困难或灾难，如果集中到社会上，则会成为诸多的社会问题，长期积累则可能引起社会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化解人们遇到的风险、遭遇的困难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可以起到化解作用。2.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一般来说，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贫困低保等制度的建立，使广大老百姓在年老或发生困难时能获得救助，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减少或降低了承担各种意外、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养老压力，消除后顾之忧、危难之忧，民心相对稳定，社会也就比较稳定。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民能有饭吃，生活有保障，不至于因为生计铤而走险，危害社会，则天下安定。3.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以滨海县在本世纪初全面实施企业改制为例。当时，全县有200多家企业申请破产，导致3万多名职工下岗失业，2万多名退休人员拿不到养老金，长期积存的社会矛盾激化，曾有六七百名职工集体上访，围堵了县域境内的204国道，使企业改制举步维艰。县委县政府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并多方筹集资金，将下岗失业职工全部纳入失业保险，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2005年又将所有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医疗保险，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使企业改制顺利进行。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保障，我县的企业改制是无法进行的，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没有保障，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是推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可以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三、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消费是整个经济链条上最后一个环节。有经济学家研究表明，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2%，而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8%，是投资的4倍。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收入，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提高了社会购买力。因为，低收入人群是公共消费的主体，对低收入人群实施救助，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消费，扩大公共消费，以致拉动经济增长。二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适当提高社会保险支付标准，发挥其拉动消费的作用。正常情况下，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取决于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和支付标准。根据大数法则，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积累，不仅增强社会保障抗风险能力，而且能适当提高支付标准，使之与当地经济发展、收入增长、消费水平、财政能力、物价水平等相适应，使保障对象的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可以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提高购买力，促进消费需求。三是政府增加财政投入，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增强群众的消费信心。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提高，政府应根据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适当提高社会保险项目的支出标准，增加群众收入，满足其消费需求。比如，我国已连续十一年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发放标准，缩小了企业退休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收入差距，对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四、促进再就业失业保险制度不仅保障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而且对再就业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一是预防失业，有效化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发的阶段性风险。近年来，随着失业保险基金积累较多，一些地方政府不仅对征缴费率进行调整，而且允许困难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缓缴失业保险费，或采取集中减征的法，帮助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还对困难企业实行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有效预防职工失业。二是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失业者再就业能力。随着经济和科技不断发展，企业用工要求也在不断上升，以致缺乏专业技能的失业人员再就业十分困难。而失业保险可以提供失业者免费培训的机会，承担了再教育成本，避免因失业者能力水平低下造成“就业障碍”，减少劳动力留滞，促进其尽快实现再就业。三是扶持鼓励创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运用失业保险基金对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支持，实行创业带动就业岗位补贴、创业者社会保险补贴、小额贷款贴息、创业培训补贴等，以此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实现收入分配公平。鉴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功能和作用，我们应努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