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弗里德曼封面

❶ 请问保罗·克鲁格曼：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谁

（吴万伟 译） 第一章 20世纪的经济思想史就像16世纪的基督教史。在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以前，经济学---至少在说英语的世界---基本上由自由市场的正统观念所主宰。虽然异教徒偶尔跳起来一下，但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凯恩斯1936年写道，古典经济学“彻底控制英国就像宗教裁判所（Holy Inquisition）控制西班牙一样。”古典经济学说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就是让供求关系发挥力量。 但是古典经济学既没有对大萧条提供解释也没有提供解决办法。到了1930年代中期，对正统思想的挑战已经无法遏制了。凯恩斯扮演了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角色，让异教徒感受到令人尊敬的智慧力量。虽然凯恩斯决不是左派分子，他是要挽救而不是要埋葬资本主义，他说不能依赖自由市场提供充分就业，为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活动提供了新的逻辑依据。 凯恩斯主义是经济学思想的伟大改革。随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改革的反动。有相当多经济学家在1950年到2000年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相比。如果凯恩斯是路德，那么弗里德曼就是耶稣会（the Jesuits）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像耶稣会一样，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充当了纪律严明、忠实可靠的先锋部队，对凯恩斯主义异教徒进行了反转和回归，虽然不是很彻底。多亏了弗里德曼，到了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已经重新获得影响力，虽然没有赢得从前的主宰地位。 我不想过分运用这个宗教比喻。经济学理论至少企图成为科学，而不是神学，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不是关于天国的。凯恩斯理论开始流行是因为它比古典正统理论更好地解释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而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批评影响巨大是因为他正确地指出了凯恩斯主义的弱点。需要清楚的是，虽然本文认为弗里德曼在某些问题上是错误的，有时候对读者不诚实，但是作者认为他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伟大的人。 第二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思想界扮演了三个角色。一个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研究消费者行为和通货膨胀技术性和非政治性分析；一个是货币主义（monetarism）的政策倡导者，他花费几十年鼓吹这个理论，亲眼目睹它在1970年代末期被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和英国银行采用，几年后发现不起作用又被放弃；一个是自由市场信念的伟大宣传家。 这个人同时扮演了所有角色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从所有这些角色中都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古典真理的忠诚。而且，作为宣传家的弗里德曼之所以有影响力部分在于他作为思想深刻的经济理论家的崇高威望。但是专业经济学家严谨著作的说服力和公共知识分子观点的松散的，甚至让人怀疑的逻辑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区别。尽管弗里德曼的理论著作受到专业经济学家的普遍尊重，但是他的政策主张尤其是他的通俗化宣传存在许多矛盾。必须指出的是，在他面对大众讲话的时候，他的诚信是受到严重质疑的。 不过我们暂时把让人怀疑的材料放在一边，集中讨论作为经济学理论家的弗里德曼。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思想受到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概念的主宰。假设的经济人知道他想要什么，他的优先选择可以通过“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像数学一样精确表达出来。他的选择是有如何最大化功能的理性算计所驱动的：消费者是买爆米花还是买脆麦片条，投资者是选择股票还是债券等决定都建立在对“边际效用”的对比上，或者在得到少量可能的备选项目的时候，购买者可能得到的附加利益。 人们很容易嘲笑这个故事。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内，没有人真正用那样的方式做决定。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作者本人确实发现经济人的概念非常有用，明白他是个我们真正想要做什么的理想化代表。人们确实有优先选择，即使这些优先选择不能真正通过精确的效用函数表达出来。人们做出理性的决定，即使他们不一定把效用最大化。或许你会问，为什么不代表人们真实的情况呢？答案是那个抽象的，策略性的简化是我们能够给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上添加智慧顺序的唯一方法。理性行为的假设是非常有成果的简化方式。 但是，关键在于这个假设要走多远。凯恩斯没有全面攻击经济人，但是他常常利用貌似真实的心理学理论而不是仔细分析理性决策者可能的决定。经济决策是被“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所驱动，决定消费者决策的是花费增长的部分收入的心理学倾向，工资纠纷的解决是通过公平意识来驱动等等。 但是把经济人的作用降低到这个程度真是好主意吗？弗里德曼说不，他在1953年的文章“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中说经济学理论不应该通过心理学现实主义来评价，而应该通过它们预测未来行为的能力来评价。弗里德曼作为经济学理论家的两大胜利来自把理性行为假设用在其他经济学家认为超越界限的问题上面。 1957年的著作《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没有哗众取宠的标题，但是内容非常重要。弗里德曼指出决定储蓄还是花费的最好办法不是正如凯恩斯曾经做的利用松散的心理学理论，而是思考个人作出理性计划如何在一生中花费自己的财富。这不一定是反对凯恩斯观点的，实际上，伟大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同时和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阿尔伯特·安多（Albert Ando）的著作中对理性行为关注地更多。但是它确实回归了思考的古典方式，而且确实起作用了。细节问题专业性太强，但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和安多---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model）解决了收入和支出关系中的几个明显的矛盾，至今仍然是经济学家思考花费和储蓄问题时的基础。 弗里德曼对于消费行为的研究本身就已经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但他更大的学术成就来自他把经济人理论用在通货膨胀问题上。1958年，新西兰出生的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 Phillips）指出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历史上的相关关系，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就低，反过来也一样。一段时间来，经济学家们把这个相关关系当作可靠和稳定的关系。这导致了严肃的讨论到底在“菲利普斯曲线”的哪个点上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比如，美国政府是否应该接受高通货膨胀率以便获得较低的失业率？ 但是在1967年，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协会上发表主席演讲，指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即使在数据上能够看出来，并不表现出真正的交易关系，至少从长期看是如此。他说“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总是存在临时性的平衡效果，但从长远看是不行的。”换句话说，如果决策者试图通过高通货膨胀率的方式维持失业率的低水平，他们只能取得短暂的成功。弗里德曼说，失业率最终会再次升高，即使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时候。也就是说，经济将遭受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后来所说的“滞账”（stagflation） 弗里德曼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同时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出同样的结果）正如他在消费者行为方面的研究一样，弗里德曼采用了理性行为的思想。他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后，人们将把对未来通过膨胀的期待添加在自己决策的考虑因素中，抵消了通货膨胀对就业的任何积极影响。比如，通货膨胀提高就业率的一个原因是雇佣更多的工人是有利可图的，当价格增长快于工资增长的时候。但是当工人明白他们的工资增长由于通货膨胀损害了购买力的话，他们就会事先要求提高工资，以便工资随着价格的增长而增长。结果，在通货膨胀继续一段时间后，就再也不能推动就业率提高了。实际上，如果通货膨胀没有能达到预期，甚至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就在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美国对持续通货膨胀没有多少经验。所以这实际上是预测，而不是试图对存在事实的解释。但是到了1970年代，连续不断的通货膨胀证实了他们的假设。果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历史相关关系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失效了。1970年通货膨胀率增长到两位数，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甚至高于价格保持稳定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通货膨胀最终在1980年代得到控制，但是经过了字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高失业率的痛苦时光。 通过预测“滞账”现象，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获得了战后经济学的辉煌成就。即使不考虑他的其他任何角色，单单这个成就都能确立弗里德曼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的地位。 一个有趣的注释：虽然弗里德曼通过运用个人理性的概念在宏观经济学中取得重大跨越，他也明白到哪里应该停下来。1970年，有些经济学家把弗里德曼对通货膨胀的分析往前更进一步，主张即使从短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也不能有效地协调平衡，因为人们将预测到政府采取的措施，因而根据以往经验把定价和工资协商问题预先考虑。这个主张被称为“理性期待”（rational expectations）迅速在学术界蔓延开来。但是弗里德曼从来没有参与。他的现实意识警告这个做法把经济人推向极端了。后来确实证明弗里德曼1967年的演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70年代和80年代理性期待理论家提出的很多极端观点都没有。 第三章 1966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说“任何东西都能让弗里德曼想起货币供应，而任何东西能让我想起性，但是我决不在文章中谈论它。”几十年来，弗里德曼的公共形象和声望大部分是根据他的货币政策观点和他创造的被称为“货币主义”的主张而决定的。当时认识到货币主义像现在这样被广泛认为是个失败是有点让人吃惊的，弗里德曼关于货币和货币政策的某些观点，和他对通货膨胀和失业关系的观点不一样好像是误导人的，或许是故意误导人的。 要了解货币主义是什么，首先要知道的是“货币”这个词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和日常生活中的含义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讨论货币供应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财富。他们指的是能够直接用来购买东西的财富形式。上面有去世的总统头像的绿色纸张—钞票是钱，你能签支票的银行存款也是钱。但是股票，债券，和不动产不是钱，因为它们必须变成现金或者银行存款才能用来买东西。 如果货币供应只有钞票，那就可以被政府直接控制，或者更准确的说被货币机构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或者许多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控制。这些机构和政府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分开的。货币供应还包括银行存款的事实让现实情况非常复杂。中央银行只能直接控制“货币基数”（monetary base）流通中的钞票总量，现行银行保险库中的钞票，银行在美联储的存款，而不是人们在银行中的存款。在正常情况下，美联储对货币基础的直接控制足够对所有货币供应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应是经济管理的首要工具。但是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利率非常低，货币供应上的变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非常小。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当利率是4到5个百分点时，没有人愿意让现金静静呆着不用。但是在1935年那样的情形下，3个月的国库券利率只有0.14，人们没有积极性来面临用钱的风险。中央银行或许通过印刷大量额外的钞票刺激经济，但是如果利率已经非常低的话，这些多余的钞票很可能被人冷落、留在银行保险柜里，或者压在床底下。因此凯恩斯主张靠改变货币供应量管理经济的货币政策是没有效果的。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相信财政政策，尤其是增加政府开支的政策是让国家从大萧条中走出来的必要措施。 为什么这很重要呢？货币政策是高度技术专家型的，非政治性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

❷ 弗里得曼 美国经济学家 这是何许人也

核物理学家弗里德曼·肯德尔（Jerome I. Friedman，1930~）
199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与里查德·泰勒（Richard E. Taylor，1929~）、亨利·肯德尔（Henry W. Kendall，1926~）分享，凭借对“核子的深度非弹性散射的研究”）
出生：1930年3月28日出生于美国依利诺斯州的芝加哥，父母都是俄国移民
学历：1950年，入芝加哥大学
1953年，取得硕士学位
1956年，取得博士学位，指导教师费米
经历：1957年，任斯坦福大学高能物理实验室副研究员
1960年，转入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不久就参加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的联合研究小组
1980年，弗里德曼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核科学实验室主任
1983年—1988年，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主任。
在美国超级对撞机下马之前，他负责设计与之配套的探测器。

相关学说
弗里德曼.肯德尔和理查德·泰勒有关电子与质子和束缚中子的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进行的。在建设SLAC时，泰勒负责磁铁和谱仪的安装，后来成了实验项目的总负责人；弗里德曼和肯德尔为谱仪研制了粒子探测器，后来负责处理实验数据，并在1972年代表实验小组全体成员作了总结报告。1967年，大型电子直线加速器建成并达到设计能量，作为试运行开始了一系列电子-质子散射实验，包括电子-质子弹性散射实验、正电子-质子弹性散射实验和电子-质子非弹性散射实验。但是，这些实验的结果只是证实了已有的结论。当入射电子能量进一步加大时，就进入了从未有人探索过的深度非弹性散射区域。这时，电子的能量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可以深入到质子内部，甚至将质子打碎。由于质子分裂成碎片要吸收更多的能量，散射电子的能量应当比平常低的多。然而，实验发现电子-质子深度非弹性散射的大角度散射截面比弹性散射的大得多。起初，他们认为，是实验结果不正确，或者是解释有错误，还可能是因为出现了系统误差，误差的来源也许是所谓的“辐射修正”，即入射电子或散射电子以光的形式辐射掉了相当大的能量。于是，他们对辐射修正作了仔细研究。结果证明，辐射修正并不重要。他们把电子-质子深度非弹性散射和电子-质子弹性散射以及电子-电子弹性散射分别进行了比较，发现随着散射角增大电子-质子弹性散射截面急剧下降，而深度非弹性散射截面与电子-电子弹性散射截面之比却变化不大。这一事实表明，电子以极大的能量深入到质子内部时，遭遇到的不是“软”的质子靶，而是和电子类似的点状“硬”核。然而，当时实验物理学家们并没有领悟到这一点。SLAC理论组的成员布约肯(J. D. Bjorken)运用流代数求和规则对实验结果作了分析，并提出标度无关性对实验结果作了解释。但是，由于流代数是很抽象的数学方法，他的工作一直未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后来，费恩曼把质子看成是点状部分子的复合体，把电子-质子深度非弹性散射看成是电子与质子内的部分子发生弹性散射。经过计算，证明布约肯的标度无关变量正是部分子动量与质子动量之比。就这样，费恩曼从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和标度无关性找到了部分子模型的重要证据。人们很快明白，部分子和夸克原来是一回事。另外，电子-质子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还表明，盖尔曼在1962年提出的电中性粒子“胶子”有可能存在。1971年，韦斯柯夫(V. F. Weisskopf)和库提(N. Kurti)提出，正是这种“胶子”在夸克间传递强相互作用才使夸克组成强子。接着，1973年创立了量子电动力学；1979年丁肇中小组首先找到了支持胶子存在的证据。显见，电子-质子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引起了粒子物理学的一系列新进展，使粒子物理学进入了“夸克-胶子”时代。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
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凭借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对经济稳定政策的错综复杂性的论证”）
出生：1912年7月31日出生于纽约市，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
学历：1932年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学士
1933年 芝加哥大学硕士
1946年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经历：1937年～1940年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师
1940年～1941年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45年～1946年 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经济学与企管副
教授：1946年～1948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48年～1963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3年～1982年 芝加哥大学罗素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Paul Snowden Russell Distinquishe Servic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53年～1954年 剑侨大学傅尔布莱特客座学者（Visiting Fulbright Lecturer）
1964年～1965年 哥伦比亚米契尔客座研究教授（Wesley Clair Mitchell Visiting Research Professor）
1967年冬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
1972年冬 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费函数理范》（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资本王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价格理论：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国货币史·1867年～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
生平：历史终于向他低头
1. 弗里德曼从50年代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在当时一个笃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代，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的独特经济见解。由于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随时随地与人展开辩论，遭到当时世人的嘲弄，受尽白眼。
2. 时代不同了，数十年后，历史终于向这位经济学伟人低头，承认他与凯恩斯齐名，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重要著作：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资本王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价格理论》（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国货币史。1867年～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

相关学说
弗里德曼一贯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极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在他看来，理想中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但弗里德曼并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他所提倡的是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转变方向，政府只应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应在反对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弗里德曼赞同并宣扬实证经济学。他认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它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的最终目的是创立一种能对现象提出正确的、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弗里德曼明确地提出?quot;恒久性收入假说"，指出，消费者不是根据他们的现期收入，而是根据长期的或已成为惯例的恒久性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支出。
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弗里德曼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和货币政策依据。在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名义收入货币理论"，用于考察货币数量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此外，弗里德曼还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试图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问题。
由于在"消费的分析和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引自《政治经济学大词典》/张卓元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12，第926--928页）

❸ 货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2006）
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凭借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对经济稳定政策的错综复杂性的论证”）
出生
1912年7月31日出生于纽约市，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 1932年罗格斯大学（RutgersUniversity）学士
1933年芝加哥大学硕士
1946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1937年—1940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师
1940年—1941年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45年—1946年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ofMinnesota）经济学与企管副教授
1946年—1948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48年—1963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3年—1982年芝加哥大学罗素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
1953年—1954年剑侨大学傅尔布莱特客座学者（VisitingFulbrightLecturer）
1964年—1965年哥伦比亚米契尔客座研究教授（）
1967年冬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
1972年冬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
《消费函数理范》（）
《资本王义与自由》（CapitalismandFreedom）
《价格理论：初稿》（PriceTheory：AProvisionalText）
《美国货币史·1867年～1960年》（，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J．Schwartz）合著 历史终于向他低头
1.弗里德曼从50年代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在当时一个笃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代，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的独特经济见解。由于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随时随地与人展开辩论，遭到当时世人的嘲弄，受尽白眼。
2.时代不同了，数十年后，历史终于向这位经济学伟人低头，承认他与凯恩斯齐名，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弗里德曼一贯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极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在他看来，理想中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但弗里德曼并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他所提倡的是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转变方向，政府只应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应在反对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弗里德曼赞同并宣扬实证经济学。他认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它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的最终目的是创立一种能对现象提出正确的、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弗里德曼明确地提出“恒久性收入假说”，指出，消费者不是根据他们的现期收入，而是根据长期的或已成为惯例的恒久性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支出。
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弗里德曼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和货币政策依据。在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名义收入货币理论”，用于考察货币数量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此外，弗里德曼还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试图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问题。
由于在“消费的分析和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❹ 现代货币主义如何解释这次金融危机

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引起的。
次货最初的想法是让美国的下层老百姓都能有房，这些普通百姓信用评级不高，所以只能给他们次级货款，这种次级货款利率较高。
这种想法在房地产市场处于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完全对老百姓有利，因为他们通过抵押贷款可以有房子，而且房价不断上涨，未来有能力还货。
对于银行来说，发放那么多的货款，为了保持他们资产的流动性，他们又以这些抵押货款为保证，集中起来发放抵押货款证券，这个过程就是抵押货款证券化的过程，这些证券被卖给其他的金融机构或者投资机构或者投资者，我国的很多银行包括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都购买了这些次级债券。因为次级债券利率高，收益比一般的债券要高一些。这些收益就来自于抵押人每月的还款额。
但是一旦房地产价格下降，房屋的总价值低于抵押货款额，老百姓的违约风险大大增加，导致很多人违约，银行的抵押货款失去了还款现金流量，资金链断裂，房屋价值也不够偿还债券，使得银行或者这些抵押货款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
随着问题的扩大，很多银行机构倒闭，相关的持有这些机构的债券的机构也遭遇危机。美国从事抵押货款的主要机构是房地美和房利美，在这次问题出现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来救市，收购了这两家机构，美林集团也被收购，还有因为次货危机而倒闭的雷曼兄弟，不过政府并没有救这个存在了150年的投资银行。
引发全球危机：一方面，很多国外的机构持有美国很多次级债，危机发生后都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出现流动性危机。我国的建设银行持有次级债达2亿美元左右，不过不严重，只占其总利润的千分之几。工商也持有很多债券，相关的数据可以在网上查到。
另一方面，出现金融危机后，老百姓的信心受到打击，不愿意消费，导致总需求减少，使得整个经济运行变得困难。同时由于美国国内产品很多靠进口，比如，中国就是出口美国的大国，中国GDP的三分之一是靠出口，受到美国国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导致国内沿海很多依靠出口为主要企业出现问题，开始大规模的裁员，导致失业人数上升。使得我国的经济运行也受到影响。其他国家也有相似的问题。

❺ 持久收入假说的假说提出的背景

经济学家在分析、解释某个经济现象时，通常都需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假定，然专后以此为前提，进行符属合逻辑的推理，提出自己新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就是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
经济学家研究收入问题，最终目的是要探讨人们收入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其实，在弗里德曼之前的经济学家也早已认识到，人们的收入与货币需求是一种连动的因果关系，然而他们注意的只是现期收入，并没有对收入作更深层次的研究，而弗里德曼继承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中的“现金余额数量说”，同时又受到了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的重要影响，并增添了自己独特的因素，他运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并在分析各种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时，运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强调持久性收入对货币需求的主导作用便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从而成为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的一大重要特点。

❻ 弗里德曼信条的具体含义

弗里德复曼一贯遵循芝加哥学派制的传统，极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在他看来，理想中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但弗里德曼并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他所提倡的是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转变方向，政府只应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应在反对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弗里德曼赞同并宣扬实证经济学。他认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它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的最终目的是创立一种能对现象提出正确的、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弗里德曼明确地提出"恒久性收入假说"，指出，消费者不是根据他们的现期收入，而是根据长期的或已成为惯例的恒久性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支出。 网络

❼ 现代货币经济学（第3版） 盛怎么样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2006）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凭借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对经济稳定政策的错综复杂性的论证”）出生1912年7月31日出生于纽约市，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1932年罗格斯大学（RutgersUniversity）学士1933年芝加哥大学硕士1946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37年—1940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师1940年—1941年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1945年—1946年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ofMinnesota）经济学与企管副教授1946年—1948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1948年—1963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63年—1982年芝加哥大学罗素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1953年—1954年剑侨大学傅尔布莱特客座学者（VisitingFulbrightLecturer）1964年—1965年哥伦比亚米契尔客座研究教授（）1967年冬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1972年冬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消费函数理范》（）《资本王义与自由》（CapitalismandFreedom）《价格理论：初稿》（PriceTheory：AProvisionalText）《美国货币史·1867年～1960年》（，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J．Schwartz）合著历史终于向他低头1.弗里德曼从50年代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在当时一个笃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代，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的独特经济见解。由于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随时随地与人辩论，遭到当时世人的嘲弄，受尽白眼。2.时代不同了，数十年后，历史终于向这位经济学伟人低头，承认他与凯恩斯齐名，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一贯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极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在他看来，理想中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但弗里德曼并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他所提倡的是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转变方向，政府只应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应在反对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弗里德曼赞同并宣扬实证经济学。他认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它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的最终目的是创立一种能对现象提出正确的、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弗里德曼明确地提出“恒久性收入假说”，指出，消费者不是根据他们的现期收入，而是根据长期的或已成为惯例的恒久性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支出。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弗里德曼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和货币政策依据。在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名义收入货币理论”，用于考察货币数量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此外，弗里德曼还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试图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问题。由于在“消费的分析和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❽ 米尔顿

第一章 20世纪的经济思想史就像16世纪的基督教史。在凯恩斯（ Maynard Keynes）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以前，经济学---至少在说英语的世界---基本上由自由市场的正统观念所主宰。虽然异教徒偶尔跳起来一下，但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凯恩斯1936年写道，古典经济学“彻底控制英国就像宗教裁判所（Holy Inquisition）控制西班牙一样。”古典经济学说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就是让供求关系发挥力量。 但是古典经济学既没有对大萧条提供解释也没有提供解决办法。到了1930年代中期，对正统思想的挑战已经无法遏制了。凯恩斯扮演了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角色，让异教徒感受到令人尊敬的智慧力量。虽然凯恩斯决不是左派分子，他是要挽救而不是要埋葬资本主义，他说不能依赖自由市场提供充分就业，为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活动提供了新的逻辑依据。 凯恩斯主义是经济学思想的伟大改革。随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改革的反动。有相当多经济学家在1950年到2000年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相比。如果凯恩斯是路德，那么弗里德曼就是耶稣会（the Jesuits）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像耶稣会一样，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充当了纪律严明、忠实可靠的先锋部队，对凯恩斯主义异教徒进行了反转和回归，虽然不是很彻底。多亏了弗里德曼，到了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已经重新获得影响力，虽然没有赢得从前的主宰地位。 我不想过分运用这个宗教比喻。经济学理论至少企图成为科学，而不是神学，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不是关于天国的。凯恩斯理论开始流行是因为它比古典正统理论更好地解释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而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批评影响巨大是因为他正确地指出了凯恩斯主义的弱点。需要清楚的是，虽然本文认为弗里德曼在某些问题上是错误的，有时候对读者不诚实，但是作者认为他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伟大的人。 第二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思想界扮演了三个角色。一个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研究消费者行为和通货膨胀技术性和非政治性分析；一个是货币主义（monetarism）的政策倡导者，他花费几十年鼓吹这个理论，亲眼目睹它在1970年代末期被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和英国银行采用，几年后发现不起作用又被放弃；一个是自由市场信念的伟大宣传家。 这个人同时扮演了所有角色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从所有这些角色中都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古典真理的忠诚。而且，作为宣传家的弗里德曼之所以有影响力部分在于他作为思想深刻的经济理论家的崇高威望。但是专业经济学家严谨著作的说服力和公共知识分子观点的松散的，甚至让人怀疑的逻辑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区别。尽管弗里德曼的理论著作受到专业经济学家的普遍尊重，但是他的政策主张尤其是他的通俗化宣传存在许多矛盾。必须指出的是，在他面对大众讲话的时候，他的诚信是受到严重质疑的。 不过我们暂时把让人怀疑的材料放在一边，集中讨论作为经济学理论家的弗里德曼。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思想受到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概念的主宰。假设的经济人知道他想要什么，他的优先选择可以通过“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像数学一样精确表达出来。他的选择是有如何最大化功能的理性算计所驱动的：消费者是买爆米花还是买脆麦片条，投资者是选择股票还是债券等决定都建立在对“边际效用”的对比上，或者在得到少量可能的备选项目的时候，购买者可能得到的附加利益。 人们很容易嘲笑这个故事。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内，没有人真正用那样的方式做决定。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作者本人确实发现经济人的概念非常有用，明白他是个我们真正想要做什么的理想化代表。人们确实有优先选择，即使这些优先选择不能真正通过精确的效用函数表达出来。人们做出理性的决定，即使他们不一定把效用最大化。或许你会问，为什么不代表人们真实的情况呢？答案是那个抽象的，策略性的简化是我们能够给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上添加智慧顺序的唯一方法。理性行为的假设是非常有成果的简化方式。 但是，关键在于这个假设要走多远。凯恩斯没有全面攻击经济人，但是他常常利用貌似真实的心理学理论而不是仔细分析理性决策者可能的决定。经济决策是被“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所驱动，决定消费者决策的是花费增长的部分收入的心理学倾向，工资纠纷的解决是通过公平意识来驱动等等。 但是把经济人的作用降低到这个程度真是好主意吗？弗里德曼说不，他在1953年的文章“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中说经济学理论不应该通过心理学现实主义来评价，而应该通过它们预测未来行为的能力来评价。弗里德曼作为经济学理论家的两大胜利来自把理性行为假设用在其他经济学家认为超越界限的问题上面。 1957年的著作《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没有哗众取宠的标题，但是内容非常重要。弗里德曼指出决定储蓄还是花费的最好办法不是正如凯恩斯曾经做的利用松散的心理学理论，而是思考个人作出理性计划如何在一生中花费自己的财富。这不一定是反对凯恩斯观点的，实际上，伟大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同时和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阿尔伯特·安多（Albert Ando）的著作中对理性行为关注地更多。但是它确实回归了思考的古典方式，而且确实起作用了。细节问题专业性太强，但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和安多---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model）解决了收入和支出关系中的几个明显的矛盾，至今仍然是经济学家思考花费和储蓄问题时的基础。 弗里德曼对于消费行为的研究本身就已经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但他更大的学术成就来自他把经济人理论用在通货膨胀问题上。1958年，新西兰出生的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 Phillips）指出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历史上的相关关系，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就低，反过来也一样。一段时间来，经济学家们把这个相关关系当作可靠和稳定的关系。这导致了严肃的讨论到底在“菲利普斯曲线”的哪个点上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比如，美国政府是否应该接受高通货膨胀率以便获得较低的失业率？ 但是在1967年，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协会上发表主席演讲，指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即使在数据上能够看出来，并不表现出真正的交易关系，至少从长期看是如此。他说“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总是存在临时性的平衡效果，但从长远看是不行的。”换句话说，如果决策者试图通过高通货膨胀率的方式维持失业率的低水平，他们只能取得短暂的成功。弗里德曼说，失业率最终会再次升高，即使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时候。也就是说，经济将遭受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后来所说的“滞账”（stagflation）。 弗里德曼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同时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出同样的结果）正如他在消费者行为方面的研究一样，弗里德曼采用了理性行为的思想。他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后，人们将把对未来通过膨胀的期待添加在自己决策的考虑因素中，抵消了通货膨胀对就业的任何积极影响。比如，通货膨胀提高就业率的一个原因是雇佣更多的工人是有利可图的，当价格增长快于工资增长的时候。但是当工人明白他们的工资增长由于通货膨胀损害了购买力的话，他们就会事先要求提高工资，以便工资随着价格的增长而增长。结果，在通货膨胀继续一段时间后，就再也不能推动就业率提高了。实际上，如果通货膨胀没有能达到预期，甚至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就在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美国对持续通货膨胀没有多少经验。所以这实际上是预测，而不是试图对存在事实的解释。但是到了1970年代，连续不断的通货膨胀证实了他们的假设。果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历史相关关系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失效了。1970年通货膨胀率增长到两位数，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甚至高于价格保持稳定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通货膨胀最终在1980年代得到控制，但是经过了字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高失业率的痛苦时光。 通过预测“滞账”现象，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获得了战后经济学的辉煌成就。即使不考虑他的其他任何角色，单单这个成就都能确立弗里德曼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的地位。 一个有趣的注释：虽然弗里德曼通过运用个人理性的概念在宏观经济学中取得重大跨越，他也明白到哪里应该停下来。1970年，有些经济学家把弗里德曼对通货膨胀的分析往前更进一步，主张即使从短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也不能有效地协调平衡，因为人们将预测到政府采取的措施，因而根据以往经验把定价和工资协商问题预先考虑。这个主张被称为“理性期待”（rational expectations）迅速在学术界蔓延开来。但是弗里德曼从来没有参与。他的现实意识警告这个做法把经济人推向极端了。后来确实证明弗里德曼1967年的演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70年代和80年代理性期待理论家提出的很多极端观点都没有。 第三章 1966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说“任何东西都能让弗里德曼想起货币供应，而任何东西能让我想起性，但是我决不在文章中谈论它。”几十年来，弗里德曼的公共形象和声望大部分是根据他的货币政策观点和他创造的被称为“货币主义”的主张而决定的。当时认识到货币主义像现在这样被广泛认为是个失败是有点让人吃惊的，弗里德曼关于货币和货币政策的某些观点，和他对通货膨胀和失业关系的观点不一样好像是误导人的，或许是故意误导人的。 要了解货币主义是什么，首先要知道的是“货币”这个词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和日常生活中的含义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讨论货币供应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财富。他们指的是能够直接用来购买东西的财富形式。上面有去世的总统头像的绿色纸张—钞票是钱，你能签支票的银行存款也是钱。但是股票，债券，和不动产不是钱，因为它们必须变成现金或者银行存款才能用来买东西。 如果货币供应只有钞票，那就可以被政府直接控制，或者更准确的说被货币机构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或者许多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控制。这些机构和政府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分开的。货币供应还包括银行存款的事实让现实情况非常复杂。中央银行只能直接控制“货币基数”（monetary base）流通中的钞票总量，现行银行保险库中的钞票，银行在美联储的存款，而不是人们在银行中的存款。在正常情况下，美联储对货币基础的直接控制足够对所有货币供应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应是经济管理的首要工具。但是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利率非常低，货币供应上的变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非常小。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当利率是4到5个百分点时，没有人愿意让现金静静呆着不用。但是在1935年那样的情形下，3个月的国库券利率只有0.14，人们没有积极性来面临用钱的风险。中央银行或许通过印刷大量额外的钞票刺激经济，但是如果利率已经非常低的话，这些多余的钞票很可能被人冷落、留在银行保险柜里，或者压在床底下。因此凯恩斯主张靠改变货币供应量管理经济的货币政策是没有效果的。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相信财政政策，尤其是增加政府开支的政策是让国家从大萧条中走出来的必要措施。 为什么这很重要呢？货币政策是高度技术专家型的，非政治性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如果美联储决定增加货币供应，它需要做的只是从私人银行中购买一些政府债券，通过贷记银行的准备帐户（reserve accounts）支付债券，实际上，美联储只需要印刷更多的货币基础就行了。相反，财政政策牵涉政府对经济的深度干涉，常常是用隐含价值取向的方式：如果政治人物决定使用公共工程推动就业，他们就需要决定建造什么，建在哪里？拥有自由市场信念的经济学家就倾向于相信货币政策就足够了，而那些希望政府更加积极作为的人倾向于相信财政政策是必须的。 [*]优先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降低为边缘性的地位。正如弗里德曼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会发言中说的： 凯恩斯观点在经济学领域的广泛接受意味着20多年来货币政策被除了几个反动派之外的所有人看作新经济知识淘汰掉的过时的玩意儿。货币不重要。 虽然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货币政策在1940年和1950年代确实被轻视了。但是，弗里德曼一直努力鼓动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并在1963年与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作出版了《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虽然《美国货币史》是体现学术功力的煌煌巨著，涵盖一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历程，但是它最有影响和争议最大的部分是对大萧条时期的讨论。作者声称驳斥了凯恩斯对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悲观看法。他们说经济的“收缩”实际上“是货币力量重要性的悲壮证明。” 他们这样说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从一开始，弗里德曼—施瓦茨的立场就好像有点狡猾。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里德曼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越发粗糙，最终让人觉得他在思想上的不诚实，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 在解释大萧条的起源时，区分美联储可以直接控制的货币基数（货币加上银行储备）和货币供应（货币加上银行存款）是非常关键的。货币基数在大萧条早期是增加的，从1929年平均60.5亿美元到1933年的70.2亿美元。但是货币供应急剧下降，从266亿美元降到199亿美元。这个差异主要反映了从1930年到1931年间银行破产的浪潮的余波。由于大众对银行失去信心，人们开始把财富换成现金握在手里而不是存在银行里。那些幸存下来的银行拥有大量现金，不能把它们贷出去来避免银行经营的危险。结果贷出的款少，因而花费的钱也少，本来如果公众继续往银行存款，银行几可以继续把钱贷给企业。因为消费的崩溃是萧条的大致准确的原因，个人和银行都突然愿意拥有更多现金的愿望肯定让贫困的生活更加糟糕。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宣称货币供应的下降把本来可能只是普通的经济衰退变成灾难性的大萧条，这个概念本身就引起争论。就算我们为了辩论方便认可这个概念，我们也必须问一下毕竟增加了货币基数的美联储能否被说成造成了整体上货币供应下降了呢？至少刚开始，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没有那么说。他们说的是美联储本来可以防止货币供应的下降，尤其是通过在1930年到1931年的时候及时救助处于困境的银行。如果美联储给陷入麻烦的银行贷款，银行倒闭的浪潮就可能被遏制，这反过来有可以避免公众从银行提取存款变成现金的决定，又可以避免幸存下来的银行更愿意把存款堆积起来而不愿意把款贷出去。而这本来可能避开大萧条中最糟糕情况的。 这里我们举个比喻或许有点帮助。假设流行性感冒突然爆发，后来的分析显示疾病控制中心采取的适当行动本来可以防止疾病传染的。那么指责政府官员没有采取适当行动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说政府造成了疾病传播显然是很牵强的，或者用疾病控制中心的失职作为展示自由市场比大政府优越是牵强的。 但是很多经济学家，更多的普通读者接受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描述认为美联储实际上造成了大萧条，大萧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展示政府过分干预经济的报应。正如我上文所说，弗里德曼晚年的观点更加粗糙，就好像是故意促成这样的误解一样。在他1967年的主席发言中说“美国货币管理当局采取了高度通货紧缩政策”，货币供应下降因为“美联储强迫或者允许货币基础的大幅度减少，因为它没有能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个指责非常荒诞，如果考虑到在货币供应下降的时候货币基数正如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增加了。（弗里德曼或许在指某些阶段货币基础曾短时间微弱下降，但即使如此，他的观点往最好处说也是误导人的。） 到了1976年弗里德曼对《新闻周刊》的读者说“最基本的真理是大萧条是政府管理混乱造成的。”这个观点读者肯定认为如果政府不横加干预的话，大萧条可能本来就不会发生。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说的是政府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管理措施，而不是更少。 为什么1930年代货币政策的历史争论对1960年代那么重要呢？部分因为它们成为弗里德曼更广泛的反政府议题的养料，我们下文将进一步探讨。但是更直接的运用是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主张。按照这个主张，美联储应该保持货币供应在一个平稳的，低的水平上增长，比如每年3个百分点，不要偏离这个目标，不管经济上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个观点是把货币政策放在自动驾驶仪上，摆脱政府官员的任何自行处置。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部分是经济上的，部分是政治上的。他认为货币供应的稳定增长将导致相当稳定的经济发展。他从来没有说遵照他的规则将消除所有的衰退，但是他确实说过经济增长道路上的摆动会很小，是可以容忍的。因而确认如果美联储采取这种货币主义原则的话，大萧条本来不会发生。伴随这种货币规则下经济稳定性的修正后的信仰而来的是如果给美联储官员自行处理权的话，弗里德曼对他们能力毫不掩饰的蔑视。美联储不可靠的第一个标志是大萧条的开始。但是弗里德曼能指出政策错误的很多其他例子的。他在1972年写到“货币原则应该使货币政策摆脱一小撮不受选举机制控制的人的随意性权力的控制，也应该摆脱政党政治的压力和干扰。” 货币主义在弗里德曼1959年在《货币稳定方案》（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中首次提出后成为经济学辩论中的强大力量长达三十年。但是今天，它成为从前自己的影子，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当美国和英国在1970年代试图把货币主义付诸实施的时候，两国都经受了让人惊讶的结果：两国在货币供应上的稳定增长都没有防止严重的经济衰退。美联储1979年正式采用弗里德曼式的货币目标，但是到了1982年失业率达到双位数后基本上放弃了，在1984年正式对外宣布。从此以后美联储开始了弗里德曼谴责的便宜行事的适度微调策略。比如，美联储针对2001年的经济衰退采取大幅度削减利率，让货币供应以每年有时候超过10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一旦美联储对经济恢复成果感到满意，采取相反的策略，提高利率，停止增加货币供应。 第二，自从1980年初期以来，美联储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工作相当出色，也削弱了弗里德曼把中央银行描述为不可挽救的笨蛋的说服力。通货膨胀率保持低水平，经济衰退除了日本外，（日本问题等会儿讨论）相对来说短暂和肤浅。所有这些发生尽管出现让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货币主义者感到惊恐的货币供应的起伏变化，他们预测可能出现灾难，但是这些灾难并没有出现。正如大卫·瓦什（David Warsh）1992年在《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指出的“弗里德曼减弱了他预测1980年代通货膨胀的锋芒，他经常性地彻底搞错了。” 到了2004年，布什政府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写的《总统经济报告》做出了高调反对货币主义的宣言说“积极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稳定的政策能够减少经济衰退的程度。 现在谈一谈日本。在1990年代日本经受了大萧条的一种小规模重演。失业率从来没有达到大萧条时期的水平，多亏了庞大的公共工程花费让人口不足美国一半的日本比美国每年花在混凝土上的钱还多。但是大萧条时期非常低的利率条件是充分的。到了1998年活期存款利率和银行间隔夜贷款的利率基本上都是零。 在那些情况下，正如凯恩斯在1930年代说的一样，货币政策证明是无效的。相当于美联储的日本银行能够而且确实增加了货币基数，但是多余的日元被储藏起来，没有花费掉。 当时有些日本经济学家告诉我只有耐用消费品销售还不错，那就是保险箱。实际上，日本银行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增加货币供应。它把大量现金投入流通，但是货币供应的增长有限。经济恢复只是在几年前他们抓住新技术的投资机会后才开始的，但是货币政策从来没有起到任何牵引作用。 实际上，90年代的日本验证了弗里德曼和凯恩斯关于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结果清楚显示得到支持的是凯恩斯的悲观主义而不是弗里德曼的乐观主义。 第四章 1946年弗里德曼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学宣传家崭露头角。他和后来也到芝加哥大学的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合作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屋顶与天花板：现在的住房问题》（Roofs or Ceilings: The Current Housing Problem）。这个攻击二战后仍然很普遍的房租控制措施的宣传册是在非常奇怪的情况下发表的，它是“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cation）的刊物。正如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在2001年出版的关于现代保守运动起源的书《风暴来临之前》（Before the Storm）中写的，这个基金会传播了自由市场的福音，这个主张毫无妥协简直就像无政府主义。”“约翰·伯熙社团”（John Birch Society）的创始人罗伯特·威尔茨（Robert Welch）是经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这次宣传自由市场的经历在两个方面预兆了弗里德曼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未来60年的生活轨迹。 首先，宣传册显示了弗里德曼要把自由市场的观点带到逻辑边缘的个人愿望。市场是分配稀缺资源的有效方法的观点，以及价格控制造成供应短缺、效率低下的观点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但是许多经济学家担心房租突然上升的后冲力（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预测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上升可能达到30%），建议循序渐进的放宽控制，但是弗里德曼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些担心。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种认准单一思想成为弗里德曼的商标。他再三呼吁用市场手段解决教育、卫生、非法毒品交易等问题，除了他之外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些需要政府相当程度的干预。他的有些观点获得广泛的接受，比如采用公司可以自由买卖的污染许可权系统取代关于污染的严格规定。有些观点如教育券（school vouchers）被保守派运动广泛支持，但是在政治上没有多大效果。他的有些建议比如取消医生获得资格的程序或者废除食品药品管理局甚至被最保守派的人士认为是胡说八道。 第二，宣传册显示弗里德曼是多么好的宣传家。文笔漂亮，巧妙感人，没有专业术语，善于用精心挑选的现实世界的例子支持自己的观点，从1906年地震后的迅速恢复到1946年刚从部队退役的老兵徒劳地寻找一个体面住处的困境等。同样的风格如果配上影碟的推动，就可能让弗里德曼的倍受称赞的1980年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系列的标记。 1970年代初期出现的自由放任政策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的大回归即使没有弗里德曼也可能出现，但是他不知疲倦、异常有效的自由市场宣传显然帮助加快了这个过程。从任何方面评价，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管理和消除管理，集体谈判的工资和政府最低工资和市场决定工资，世界已经沿着弗里德曼的方向走了很远。比在实际政策上造成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对传统智慧的改变：许多有影响的人已经认同弗里德曼的思维方式，觉得他推动的经济政策改变是朝向好的方向前进的力量，这是真的事实吗？ 首先想想美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表现吧。我们有实际收入的数据，也就是美国家庭从1947年到2005年剔除通货膨胀后的收入。从1947年到1976年的上半个58年，弗里德曼是在旷野中孤独呼唤的声音，他的观点被决策者所忽略。但是尽管被他谴责为效率低下的美国经济，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方面看取得了巨大进步：实际收入中位数翻了一番还多。相反，从1976年到2005年的后半个58年，接受弗里德曼思想越来越多，虽然还有很多他抱怨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政策成为主流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不过，生活水平的改善远远落后于前一阶段的增长幅度，2005年的实际收入中位数只比1976年的中位数高23%。 战后第二代没有第一代表现好的部分原因是缓慢的总体经济增长率，这个事实对于那些认为朝向自由市场方向的改变能够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人来说肯定感到惊讶。但是多数家庭生活水平增长缓慢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上的不平等的显著加大。在战后第一代，收入增长体现在全体人口中，但是1970年代后期典型家庭收入，收入中位数只是平均收入（包括上层少数人收入的爆长）增长的三分之一。 这就产生了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弗里德曼常常向读者保证要让工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机构比如最低工资或者工会。在1976年他告诉《新闻周刊》的读者说强盗资本家罪恶的故事（robber barons）纯粹是瞎编的神话： 美国或任何别的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别的时期，普通人生活水平在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在这个阶段没有限制的自由主义是最粗犷的（rugged）。 (二战后占据弗里德曼自己生涯大部分的引人注目的三十年如何？) 在他宣言后的几十年里，由于最低工资落后于通货膨胀，工会在私人领域作为重要因素几乎消失殆尽，美国工人看到的是收入落后于经济总体上的增长。弗里德曼是否对看不见的手的慷慨过分乐观了呢？ 公平地说，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弗里德曼身上。但是，考虑到认为转向自由市场政策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大大提高普通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普遍看法，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很少能找到数据支持这样的观点。 同样的，弗里德曼的观点在拉丁美洲经济实践上的结果也缺乏明显的证据支持。十年前，智利经济上的成功常常作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例子，1973年皮诺切特上台后，从安格斯（Augus

❾ 实证经济学是一门客观性学科吗

我们知道，科学一词首先源于自然领域，它强调知识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又由可还原性和可实证性来保障；但显然，科学并非是自然学科的专有名词，那些以科学化为目标的学科也并不一定要以自然科学为模具。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认识科学的目的，而传统上，对科学的目的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是为了发现有用的原则，抑或只是为了寻求解释和真理？“科学实在论者”认为，科学不但使我们能够做出准确可信的预测，而且能使我们发现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真理，按此对现象作出解释，只要一个理论得到充分的支持（即使还存在不可观察的现象）就是科学的；而“工具主义者”则怀疑发现真理和作出理论解释的可能性，而是认为科学的目标就是要发展一套工具以使人们借此作出可靠而有用的预测。尽管这两个流派在对不可观察的事物所作出的论断的解释上存在差异，但它们一致认为科学家应当发展出清晰的描述不可观察事实的理论，使不熟悉的现象变得令人熟悉，通过发现某一现象背后更基础的规律来解释现象；正因如此，从广义上理解，任何一个人们努力加以完善并提高自身认知的知识体系都可以被看成科学。也正是由于科学中所潜藏的个人认知、信念以及由此带来的主观性的差异，我们可以把科学进一步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社会科学由于研究的是内在于人之认知的社会现象而被视为带有人文性的学科，而自然科学则由于研究的是相对外在于人类活动的自然规律而被视为具有客观性的学科。
其实，尽管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者往往认为，科学的知识是一种精确的、非个人的并通过遵循严格、明晰的规则来获取的知识体，它仅仅以观察数据为基础，而不涉及观察数据之外的任何假定实在，认知主体也不对知识作出任何贡献，研究者仅仅服从证据，这种证据也有能力促使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在同样程度上认同；相反，如果在科学的探究中渗入个人的想象、信念、判断或认知，那么就会因主观主义而损害知识。然而，既然科学体现为主体对（自然的或社会的）现象的认知，那么，它本身就必然包含了主体的经验和信念。例如，波兰尼就认为，科学的整个目的和价值就在于它是关于实在的，所有的知识都依赖于个人的整合、判断和承诺行为，正是这些行为指向了真理以及我们所知东西的正确性；同时，由于知识中渗入了人的认知过程，是被个人所支持和认可的，因而必然是不精确的，科学只能部分地被系统阐述，根据研究者的个人判断而被运用、修整和补充。在波兰尼看来，基于数据的经验主义往往不能证实科学陈述的有效性，相反，科学的有效性往往以人们的感觉经验以及持有的某些信念为基础，这些信念包括（1）部分由一般的传统逐渐灌输给我们并被现代人深信不疑的，（2）部分被科学家作为科学传统的要素而接受，（3）部分作为个人预感而形成，或者（4）被认为是我们内心意识的指示。因此，现在主义方法论不能、也不应该带给我们它所承诺的那些东西，因为科学知识和其他个人知识没有太大的差异；相反，它只不过建立了“一种关于有效意义的堂.吉诃德式的标准，如果严格地执行这些标准，相当于我们自愿变成了低能儿”。
然而，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式逻辑的长足发展，逻辑学家们开始探究建立形式语言的可能性；在形式语言中，逻辑关系是精确的，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可以被清除掉，从而把语言中的“语法性质”和它的意义或者说“语义性质”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科学理论必须用逻辑学发展出的某种形式语言加以表述，从理论的公理出发，所有的定理在形式上都能以纯粹形式推导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逐渐从人文性学科向构建纯理论的方向发展，并经过边际革命的冲击而逐渐朝数理经济学转变。特别是，这种实证主义发展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那里，又进一步得到了“科学的”和“哲学的”强化；因为按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他所提出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凡是不能被证实或反过来被证伪的理论判断，均是非科学的，或言应该被归结为形而上学问题而被排除在“科学”之外。正是在这铺天盖地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的浸染下，当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起这样一种“想出一个研究题目→做出几个假设→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证明→得出结论→再进行理论推测或提出政策建议”的“科学论证逻辑”功夫来了.
显然，这种数理化倾向在20世纪下半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界表现得尤其明显、突出，以至所有涉及规范性问题的研究——如思辨哲学、伦理学等——都被贴上了“玄学”（形而上学）的标签而被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所以，韦森就写道，“在当代经济学在各个领域大踏步前进和繁盛发展的同时，也生了一些非常令人值得深思和反省的现象，那就是在唯科学主义的盛行的当代社会中，经济学‘莫名其妙地’且‘自发地’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致于不仅几乎所有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用数学模型来构建，而且还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写作格式，或言几乎所有经济学文章都按照一个套路——即先选定一个题目，再想出几条假设，然后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证明，最后证毕而达致结论——来演练。没有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论证和证明形式，任何经济学论文都会被蔑视为是‘非科学的’，是一种‘storyteller’，从而从事这类研究和以这种‘storyteller’形式写文章的学者，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几乎不能发表出文章，不能出版书籍，进而不能继续保留大学的教职，更难能争得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机会”。
不过，尽管主流经济学很快就皈依了逻辑实证主义，但科学哲学领域的专家们也很快意识到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关系远比想象的复杂，如上面所述的波兰尼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尽管波兰尼的上述见解就来源于对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思索，但这一见解也早已为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如韦伯、凡勃伦、荣格、阿德勒、奈特、西蒙、豪斯曼、罗森伯格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人所阐述。例如，荣格就指出，“绝大多数自然科学都在企图纯客观化地表述它们的研究成果，似乎这些成果的得出毫无人的参与和观察，似乎在这些成果的产生过程中，人的精神——一种为科学研究所须臾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合作可以视而不见”；再如，阿德勒强调，“人类生活在‘意义’的领域中，我们经历的事物，并不时抽象的，而是从人的角度来体验的。即便是最原始的精力，也受限于我们人类的看法。……无人能脱离意义。我们是通过我们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的。我们所感受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阐释的现实”。事实上，正如豪斯曼指出的，“支持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看法的当代哲学家可谓廖若晨星。理论并不能以实证哲学家臆想的那种方式被形式化。而且，把理论首先看作是语法对象的看法，对于理论的创立和应用也并不恰当”。
逻辑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以及经济学领域之所以存在如此严重的局限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任何社会现象的深入探究和人类行为的实质性探讨都需要涉及到人的动机和意图；进一步地，动机和意图也不是人类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根本因素，而是涉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就不是独立的，不但存在事物与认知主体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还存在着认知主体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因而社会科学领域的现象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关系，其内在的规律也是内生演化的。例如，根据奈特就认为，动机或目标“不应是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原因’。因为，如果用动机或目标来解释行为，那么它也应当被先前的事件或状态解释。而这意味着动机成为多余的了，行为完全可以由先前的事件来解释。动机不应当被视为自然事件。自然中的因果关系与人类行为的目标和手段之间最本质的不同，来源于待解释的问题所给予的事实的性质。如果不考虑人类活动的努力、意外以及更重要的——谬误，就几乎不可能提出什么关于人的真实问题”；为此，他强调，“为了解释人类行为，必须至少引入三个因素。典型的人类行为，部分可由自然因果律解释；部分可由意图或愿望解释，作为行为的绝对依据，它们是‘事实’，尽管不是自然事件或自然状态；部分可由对实现‘价值’的渴求来解释，它不能划归实际的欲望，因为这种渴求没有可以用文字描述的对象”。
显然，如果说波兰尼、荣格、阿德勒和奈特等人的认知能够适合于一般科学的话，那么，它将更为适合社会科学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一方面，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很少有人会否认，在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中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仅限于对问题和方法的选择，即社会学的解释在过去至少两三个世纪里没有挑战科学发现的‘客观真理性’。这种‘客观真理性’也许可以、甚至正在受到挑战，但不能只是根据命题提出者的社会地位来判别它的真伪，而只能从其他方面提出质疑。……即，逻辑性、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所研究的问题基本上和观察者的社会地位无关，实际上也与历史变化无关……但社会科学则不具有这种优势。……对社会科学的发现不仅可以用质疑所有媒体的基础的方法进行质疑，而且可以质疑它们紧紧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经济学正是采用奈特所讲的上述第二种解释原则——实际的欲望——来解释实际问题，而这“也许是三种之中最为脆弱的。任何欲望的‘绝对性’都值得怀疑，我们怀疑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欲望，它的完成不需要改变意义和价值的系统”；实际上，也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科学任务变化并不满意，而屈从于公共责任的要求和为国家、为时代服务的欲望，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个人的政见和政策主张——包括直至心灵追求的整个道德人格都带进了他们的工作”。
当然，尽管流行的观点往往把意识形态视为偏见的根源，认为它会“导致某些不正当行为，研究者会为了使事实或来自事实的推论符合某种理想或利益而不惜对它们进行歪曲”，但是，正如熊彼特指出的，“这种不当行为和研究者展开论证的‘价值前提’或辩护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且，“辩护并不意味着欺骗”；即使研究者的思想中存在先入之见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也）并不就是谎言，它们是以个人对它所见的所有事物的真实陈述”，更不要说，“每个其他的社会群体都（会）发展出一套保护性的意识形态，假如这些意识形态不是真诚的，那就什么也不是”。事实上，任何经济学的政策含义都不是像工程学结论的含义那样是客观的，相反，任何政策建议都是技术推演的结果与价值判断或偏好的结合；因此，经济学本身根本离不开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考虑，经济学家个人的价值立场和特定的价值信念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尽管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的，但是，一个具体社会关系的理性行为本身就受到其道德规范的限制，因而任何经济行为的有效性都不是孤立的，相反，它必然会涉及到整个社会伦理的影响；例如，豪斯曼和麦克佛森就指出，“虽然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某类社会现象的‘实证’科学，经济学却是建立在理性的规范理论基础上的学问，且和政策制定有着特殊的关系”。
由此可见，经济学本身具有这样的双重特征：一方面，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而不是外在于认知主体的，因而主体对经济现象的认知也不是脱离自身的经验和感觉的，即经济学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现象进行探究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是应用不可变更的原理，相反是试图对不合理的现状进行改造以促进人类社会更为良性地发展，从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身具有强烈的规范性。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理论探索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和规范性：主观性体现了个体的私人知识和传承的社会习惯，规范性体现了个体的社会关怀和立场视角；因此，经济学不但不能满足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那种科学标准，也根本达不到自然科学的“科学”高度。实际上，尽管主流经济学强调客观和科学，但正如麦克洛斯基指出的，“经济学家很少遵循他们确立的方法论原则，很多冠冕堂皇的方法论并不是经济学家科学信念的基础”；相反，他们往往“是在更宽泛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的。他们的真正的、日常的修辞方法，他们在头脑里和研讨室里论辩的方式，与官方的修辞学大为不同”。
也正是由于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学科特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它必须考虑人的主观因素。事实上，尽管主流经济学模仿物理学和生物学而采用所谓最大化的极值策略，但是，正如罗森伯格指出的，“经济学家对极值理论的痴情，在经济学与物理学和进化论的反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只要极值策略研究纲领在经济学领域内取得哪怕是一丁点儿它在别的领域内取得的巨大成就，经济学家实际上就大有理由坚持这个研究纲领，但是，200年来在这个方向上的工作，既没有产生如物理学家发现新行星那样的新发现，也没有产生像牛顿力学指导下的控制机械运动的机器那样的新技术。经济学家在其领域内也并未取得可以匹敌生物学对‘大进化’及其内在的适应和遗传机制的理解那样的深刻洞见。经济理论没有能够取得和其他领域内的极值理论的应用相媲美的成就。”同样，爱因斯坦也强调，“天文学同经济学好象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夺取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且从自己的队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久的制度，并且创立一套社会伦理准则，从此以后人民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遵守着这套准则”。
其实，主流的实证经济学家往往把自己打扮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并从19世纪的物理学中抽象出了现代主义的“科学方法”信条：（1）科学的目标在于预测与控制，（2）只有可观察的推论才能决定一个理论的真伪，（3）可观察性要求客观的、可重复的实验，（4）当且仅当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被证明是虚假时，这一理论才能被认为是假的，（5）应该珍视可观察性，主观的“观察”或内省不是知识，（6）开尔文（Kelvin）的箴言，当你不能用数字表达某事物时，你的知识还是贫乏的，不能令人满意的，（7）把科学推理与非科学推理、实证的与规范的区分开来正是方法论的任务。但显然，这种“标准观点”只不过是逻辑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假说-演绎科学模型的大杂烩，因而只有很少的当代哲学家相信这些命题中的半数，而越来越多的主要的少数哲学家则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事实上，尽管启蒙运动之后，西方自然科学界逐渐采用了笛卡尔和孔德等发展的逻辑实证主义研究路线，它认为“只有无可怀疑者才是真实的”，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也继承了笛卡尔式的怀疑原则；但是，自杜威、维特根斯坦对笛卡尔的怀疑主义研究纲领提出评判开始，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对这种狭隘纲领的反思已经席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其中代表性人物有图尔敏、费耶阿本德、罗蒂、波兰尼、佩雷尔曼等人。
不过，尽管“作为一种科学或经济学的方法论，现代主义可以说错误百出”，但是，自J.N.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以来，经过哈奇森、弗里德曼等人努力，经济学就逐渐被认为是一门研究“是什么”客观科学，而且，迄今为止实证主义的地位在经济学依然坚如磐石。究其原因在于，“尽管有些经济学家有哲学倾向，但经济学家阅读的专业哲学数量，大概就像哲学家阅读的专业经济学作出一样，深为有限。因此，毫不奇怪，现代主义衰落的消息并没有传到所有人的耳朵里”。而且，尽管已有由一些经济学流派如奥地利学派、制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都对实证主义作为经济学基础的某些部分作了批判，即使属于主流阵营的奈特也对开尔文的箴言评论说，“是的，而且当你能够用数字表达他时，你得知识仍是贫乏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依旧像有恋尸癖一样坚持实证主义，充满了对经济学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臆想。
当然，这种科学主义方法论与芝加哥学派具有密切关系，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及贝克尔和斯蒂格勒的文章都为芝加哥学派定下了基调，而它的后继者们则作了更为极端的解释，并且随着芝加哥学派地位的提高而成为整个经济学的主流，这可以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数中以见一斑；所以，麦克洛斯基感慨地说，“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一个在大多数方面让其他经济学家头痛不已的经济学流派，居然在官方方法论方面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弗里德曼方法论的一个弱化版本，居然成为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智力装备之一——对他们来说，弗里德曼式的论证几乎可以不经大脑，冲口而出”。芝加哥学派在中国当前学术界尤其受到青睐，因而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更是受到几无任何批判的选播和应用；正因如此，韦森感慨地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很少有时间去回顾并审视一下从近代启蒙运动的科学精神到孔德的原初实证论、再到卡尔纳普新实证主义的演变历史和潜在的问题，很少有人去花时间阅读从20世纪30年代的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到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到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再到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方面的哲学文献，更没有多少人去啃读从皮尔斯、詹姆斯、杜威这些早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到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大哲学家奎因和戴维森的深邃艰深的理论文献了”。
总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理论根本上体现在其强有力的思辨性上，逻辑实证主义希望把科学理论和“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分离开来也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以实证主义方法处理理论与观察间的关系问题往往困难重重，而且因为任何理论的发展首先需要经受得起逻辑一致性的检验，譬如，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那个被任何客观差的事实支持吗？事实上，尽管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的客观性，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的”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也没有任何不涉及价值观的和不以政策建议为目的的“科学”的理论建构；相反，只有存在一定的理念和价值观，才可以提出相对应的政策主张，因为任何政策都涉及到利益分配，都涉及到人类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理念。因此，麦克洛斯基强调，“如果一丝不苟地按照它（现代主义方法论）要求的去做，那就会狭隘到荒谬的程度。……如果经济学家（或物理学家）把它们局限在经济学（或物理学）的命题范围内，严格地按照现代主义的步骤行事，他们会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了……现代主义承诺，知识应当是确定无疑的，独立于形而上学、道德律和个人信念的；其实，它带给我们的是一套科学家们的形而上学、道德律和个人信念，只不过改了名字叫做‘科学方法’而已”。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科学本身就不可是客观的，因而理论的发展往往都不是建立在结论被证实的精度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学派演变就证明了这一点。麦克洛斯基就指出，“如果按照现代主义科学方法论规定的那套原则，经济学中就根本不会有凯恩斯革命这回事。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凯恩斯主义的洞见仍然不能转化为统计命题来表述，然而这时大批的年轻经济学家已经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尽管在统计检验中屡战屡败，但流动性陷阱和投资的加速数模型仍然被当作科学的常规事实，进入了经济系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现在主义的方法论可以在1936年就把这一切结束掉：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客观的、可检验的、可控制的证据在哪儿呢？”同样，“如果按照现代主义的方法论行事，那么货币主义的反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尽管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方法论已经有力地影响了经济学家，特别是货币主义者，他们是最激烈地为现代主义辩护的。但是，实际上，货币主义的实验非常粗糙，著作又很冗长，但他们却因为这些取得了胜利……在这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争论中，货币主义真正说服人们的，完全在于他们书本的巨大篇幅——它包含了丰富而机智的论证，尽管多数论证都和主要论题无关”。特别是，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理论认为，理论越精致就越远离真实世界，那么，这种理论有什么意义吗？也正因如此，科兰德强调，在实证经济学和应用政策经济学之间应该有个清楚的界限，当我们把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具体社会实践时不能简单地利用实证分析的结果，而是要把“实证经济学理论的认识转化成能够实现社会目标的真实世界的政策，并考虑到真实世界的制度因素，以及政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层面”。

❿ 弗里德曼的“轮椅中的经济学”指的是什么

弗里德曼的被西蒙戏称为“轮椅里的经济学”方法论，即他著名的“只要预测准确，版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权要”论。
弗里德曼是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的倡导者，其方法论大部分都体现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选》一书中 。 弗里德曼继承了波普尔的实证主义传统，认为经济学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取决于其接受事实证据的检验 。 弗里德曼认为对理论假设前提的检验是不必要的。这一观点的含义是：①假定的抽象性，带有某种虚假性，不可能“直面现实”（基于此说而被经济学界称为“坐在轮椅上”的方法论）。②经济主体的行为是非理性的。③一种理论的假设是更广意义上的理论应用，而后者是可加以检验的。④实证分析对于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暂时的，理论变化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