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学论文

1. 急需政府经济学论文一篇，急急急急急急。。。

政府税收收入的调查报告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20年高速增长后，已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税收增长速度也呈逐年递减的态势。西方经济学历来认为，税收是有极限的。如今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可避免地制约着税收的过快增长。那么我国税收的极限在哪里，如何才能在当前的经济形态下确保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呢？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我国当前税收收入现状

（一）税收计划分配方式不合理。主要表现在：①是“以支定收”、“基数递增”的分配方法不合理。每年国家下达的收入计划任务都以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为基础，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然后确定一定的增长比例，以此作为当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分配数。②是层层分配下达的方式不合理。目前，税收计划一般层层分配下达至省辖市局、县局，直至基层分局。为了确保收入任务的完成，有的甚至落实到分局内的股室乃至个人。③是地方政府对税收任务层层加码的方式不合理。地府政府每年往往都要根据地方财政支出的需要，在税务系统内部下达的年度收入计划基础上，再追加一块任务指标。

（二）政府行政行为过重，税收执法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①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预。税务执法是依法治税在税收工作中的具体实践，它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执行公务。但在一些地区，地方越权干预税收的情况严重妨碍了税收执法。特别是当税务机关清理欠税和查处偷漏税案件时，有些政府领导便会出面干预，甚至施加压力。②税务干部业务素质不高。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大量企业转为私人所有，偷税与反偷税，避税与反避税的斗争日益激烈，有些企业甚至不惜重金聘请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做假帐，进行所谓的“合理避税”。而如今税收干部从总体上看，业务能力、法治意识仍达不到现代经济的要求，加上有些企业对税收检查工作不予配合，给税收执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③税收执法随意性大。有些干部对税收政策、税收规定重视不够，加之工作责任心不强，在税收执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性，有些税务干部甚至滥用职权，越权执法，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严重打击了纳税人的积极性，影响了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

（三）公民纳税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①各地税法宣传流于形式。目前的税法宣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仍停留于城市，停留在每年的税法宣传月，而且形式单一，内容单薄，很难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适应。②纳税人纳税行为不够积极。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税收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一些企业负责人（尤其是中小企业）文化层次较低，对国家税法理解不够，对纳税存在抵触情绪，个体工商户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偷逃税款现象仍比较普遍。③利用管理漏洞进行犯罪的行为仍不容忽视。税务机关税源监控手段不多，极大地束缚了税源管理的手脚。今年我省发现的一系列大要案，就是不法分子利用管理漏洞进行犯罪的表现。

二、 制约税收收入可持续发展的成因分析

（一）税收工作考核不合理，“依法治税”难以实现。税收计划源于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指令性和相对固定性特征。不可否认，它作为一种行政责任制的管理方式，在一定时期确实有效的调动了各级税务机关依法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在的收入计划管理已明显与依法治税产生了矛盾。如今，很多情况下各级税务机关为了完成计划任务疲于应付，常常根据收入计划完成情况决定多征或少征，于是人为调节收入进度，以均衡入库的方式组织收入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但这种税收收入不能真实反映一定时期的经济提供的税收情况，只会导致税收征管秩序发生混乱，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害，而且从长远来看只能使税收任务计划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二）盲目引进投资，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如今各地投资环境不一，为了招商引资各地政府可谓用尽了心思。但各地在引进投资项目的同时，却忽略了地区经济结构的协调性，从而造成地方经济受外来因素波动影响很大。今年上半年我国出现的投资过热现象，部分地区经济甚至已走入了经济发展“以量取胜”的误区，虽然国家进行了经济宏观调控，但局部范围内盲目投资的情况仍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经济的畸形发展。

（三）税源监控不力，不能体现“应收尽收”。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中税源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时刻在发生变化，税源的流动性和可变性大大增强。而目前的税务登记、发票管理和税务稽查等措施，由于本身不够完善、严密，加上缺乏其他相关的配套设施，很难发挥其监控税源应有的效果，且有些地区过分强调税收稽查职能，忽视了管理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税源失控，极大地影响了税收收入的“应收尽收”。

三、确保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税收的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税务部门确保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坚持依法治税，形成良好的税收征纳环境。①提高队伍素质，实行依法征税。培养税务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深刻体会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性和不规范执法的危害性；同时针对目前税务干部业务水平总体不高的现状，强化业务培训，使广大税务干部在规范执法的基础上，增强执法的效率和质量。②加大税收宣传力度，促进纳税人诚信纳税。税收宣传是税收工作的民生基础，只有让纳税人了解了税收的重要性，才能从源头上保障税收的可持续发展。③加强部门合作，形成良好的协护税环境。建立与地方政府定期汇报的工作制度，取得地方党政的理解和支持，确保依法治税顺利实施。此外，加强与公、检、法、工商、银行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协调配合机制，实现税务机关专业管理与社会协税护税力量的有机结合。

（二）坚持贯彻国家产业政策，促进经济良性发展。①发挥经济杠杆作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税收政策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将逐步趋向依靠经济因素。在市场经济下，市场调节一直是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在利益的驱动下，经济往往会向极端发展，而破坏原有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必然会使经济受外来因素影响很大，从而导致经济的不协调发展。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较为突出，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经济过热，重复建厂、重复引进投资、设备和盲目扩大生产能力的情况，造成资源紧张、产品滞销，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因此税收在为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对经济宏观调控的杠杆作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达到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又能增收和培植后续税源的目的。②用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路线只是经济发展初期的权宜之计，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低能源消耗的高新科技产业路线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我国的经验来看，企业所得税中对高新技术产业所得税实行减免的政策，造就了“中关村”等一批以科技创造财富的生力军，加速了我国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对增强政府产业导向决策的科学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而且从经济发展规律看，税务部门在国家出台政策的基础上，积极贯彻落实政策，按照产业发展方向进行鼓励引导，必将促进地方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实现潜在经济的增长，从而为税收开辟新的经济税源。③完善环境税收体系，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经济与环境是分不开的，发达国家发展的情况告诉我们，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没有良好的环境谈经济发展也是行不通的。发达国家很早就已经利用税收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对符合国家环境的保护项目工程采用低税率，例如有利于保护环境、减轻或消除污染的水土保持工程，高效低残留农药，集中供热，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投资项目。我国从1982年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例如对工业企业超标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废渣征收排污费，这些措施对于遏制环境污染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建立环境税收体系，通过税收的手段从源头堵塞污染，将从根本达到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双赢的效果。

（三）加强税收预测分析，提升税源监控水平。①建立税收能力估算体系，增强收入计划制定的科学性。上级局在强调增加税收收入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地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宏观来说，收入计划只有与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效益状况相适应，才能与依法征收取得的收入在数量、结构、方向上保持一致性。因此只有科学地分析经济与税收的内在关系，把税收计划与实际征管紧密结合起来，将组织收入工作建立在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之上，才能使收入计划与实际税源相适应，才能促使各级税务机关尤其是基层税务机关加强税源管理，最大限度地排除人为因素和异常变动因素对组织收入工作的影响，从而在源头上保证收入的真实性。②加强税收预测分析，为税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税收管理中，对客观经济税收的科学预测是税收工作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科学的税源预测体现了税收经济规律、税收管理状况和税收发展趋势，是实现税收管理的第一手资料。利用科学的预测方法对税源分布及可能的税收成果进行预先推测，有利于确定正确的税收工作方针，及时安排措施，实现“应收尽收”。③建立社会化税收监控体系，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税源监控就其内涵而言其主要作用是防止并减少税款流失，就其外延而言是税收工作各个环节和岗位的有机结合。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抓好税源监控，就等于牢牢抓住了组织收入的主动权。从目前的情况看，税务机关应加强重点行业税源监控，同时在对企业的生产、流通以及广泛的经济领域进行监控的基础上，夯实好纳税评估、纳税企业信誉等级评定及欠税公告等税收征管模式的新因素，有效监控税收的全过程，实现税源监控工作从源头抓起，确保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2. 运用政府经济学，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一篇1500字左右的小论文

请先采纳我为的最佳答案，否则我是不会发给你的。。别怪我，我也是受害者，每次内给别人提供帮容助后都不采纳我，还故意挑毛病找理由，我做这些事情也是要时间要费脑子的，花时间弄出来什么也得不到，换要挨骂。。我弄这些东西不就是为了这几分吗。做事讲的就是诚信，你信我你就采纳然后我发到你邮箱，不信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是不会当好人了。

3. 政府经济学作业2 题目：以“政府支出”为主题，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一篇不少于1000字的小论文。

政府支出对居民的影响
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消费、转移性支出和政府投资三个部分。政府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有直接影响，特别是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尤为明显。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不仅可以部分替代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而且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和机构研究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论差别很大，但都认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促进的。因此，政府支出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结构、消费水平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较快增长，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但这些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还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并已对居民收入和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1992—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从84%下降到61.3%，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比从62.1%下降到55.4%；学费和杂费所占比重从5.1%上升到18.4%。2003年以后，随着社会教育经费的增加，以及国家相关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学杂费比重终止了持续上升的趋势，稳定在18%左右。而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更是大幅下降，使得个人的卫生支出比重上升，居民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提高。
1985—2001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38.6%下降到的15.9%，社会卫生支出比重也呈下降趋势，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从28.5%上升到60%。另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和较大的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经营性收入则使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缩小。
1990—2007年，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超过80%；其次为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超过了30%。由于转移性收入的主体是离退休金、价格补贴、社会福利救济等财政性资金的转移支付（占60%—70%），因此这种转移性支付实际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对农村居民的补助不够。
上述分析表明，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资不足，导致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不断上升，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并降低居民消费倾向。今后，我国政府将进一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内需、调结构方面的中长期作用。

4. 用政府经济学知识联系实际写一篇1500字论文

今年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2007年夏天，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经过一年的震荡，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增长明显减速，使我国外需急剧下降，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这一冲击与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积蓄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年均9.8%的快速增长，其中，2003年至2007年在我国经济本轮上升周期中又连续五年保持了10%以上至13%的高位增长。由此，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和一些重要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这就使我们面临着极其复杂和严峻的形势，特别是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2008年上半年，我国一些经济指标的运行还比较正常，但下半年特别是10月之后，急速恶化，跌势迅猛。一些指标（如GDP、工业增加值等）的增速大幅下降，一些指标（如发电量、铁路货物周转量、全国财政收入、出口和进口增长率等）出现了多年来未有的负增长。企业经营困难加重，失业风险剧增。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其对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的影响都还在继续蔓延和加深。其对我国的影响也已从沿海向内地、从出口行业向其他行业、从中小企业向大企业延伸。经济增长下滑过快，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矛盾。不扭转这一趋势，就难以维护经济正常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全力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扭转经济增长下滑过快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就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能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对我们能否驾驭复杂局面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能否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检验。 为完成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最直接、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管理职能，其作用就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运用相关的政策工具，调节经济运行，熨平经济波动，保持宏观经济总体的平稳健康发展。特别是在遇到经济衰退、金融危机而市场自发调节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采取了一系列力度很大的金融救助措施和经济刺激措施。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我国的宏观调控在方向上和政策选择上也及时、果断地进行了重大调整。由2008年初的“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调整为2008年中期的“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到2008年第四季度又调整为“一保一扩一调”（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相应地，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重大措施。今年，为了完成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个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必须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确把握调控的方向、重点、节奏和力度，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落实好已出台和陆续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

5. 要写篇关于政府经济行为研究的论文，请问政府经济行为包括哪些提供公共物品算吗

以下是一篇有关研究性论文：

WTO下的政府经济行为研究

关于中国加入WTO的《中国议定书草案》十九个条文，全部针对国家政府行为而确定，这一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还对WTO规则的本质——限制政府直接或间接采取一些可能扭曲贸易流动手段的能力——具有深刻而透彻的理解。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经济运行规则的经济法学，直接以政府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因此，WTO中关于政府经济行为的若干规则，将对中国现行的经济法制度和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WTO与经济法具有目的一致性、功能互补性以及规则契合性[1]。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并为将政府经济行为作为研究的重点，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2]。我们认为，目前关于经济法理论中对于经济法最为重要的主体——政府及其经济行为的关注是极为不够的。中国加入WTO以及WTO规则的本质则为经济法学在新的视角下研究政府经济行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学在未来若干年内应该遵循与WTO本质一致的原则，广泛深入地展开对政府经济行为的研究。

一、WTO对政府经济行为的挑战

WTO是一个以市场为走向的，提倡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 通过对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来鼓励国际贸易的自由化。WTO的基本法律框架正是反映了这一价值趋向。从总体上看，WTO规则最直接的影响在于限制了政府直接或间接采取一些可能扭曲贸易流动手段的能力。WTO的四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非歧视、互惠、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以及它的五项功能——促进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运作、为已涉及的议题提供谈判场所、执行争端解决的谅解、执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世界银行和IFM合作达到全球经济政策决策的进一步融合。这些原则和功能首先提供了其对成员国的制度性安排框架和范围；其次，WTO体制中各项有约束力的条约或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具体领域的制度性要求。如：依WTO的规则体系，任何政策均可能被一个成员作为废弃或损害市场准入的承诺而对之提出异议和反对。在“准自动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下，任何一方均无法阻止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从而导致要么自行修改与WTO规则不一致的国内措施，要么面临赔偿性措施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以后，中国现有的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将会受到巨大挑战。根据我们已经作出的承诺，中国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作出重大调整，甚至是重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才认为“关贸总协定的规则是对我国政府权力重新定位的法律文件”[3]。

加入WTO对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从经济法研究的角度，我们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政府经济行为范围、手段和方式的转变

WTO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这一基本原则要求赋予市场主体自由的选择权与自决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营，在市场机制下自由贸易。这一原则首先对中国传统的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和手段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对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管制的方式和对经济活动全面干预的经济管理范围。比如按WTO的要求，成员国的企业凡是注册登记后，除了有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权以外，都享有进出口的权利。而我国现在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外贸经营权，除了外贸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外，只有一些重点企业和大型企业经过国家批准有进出口权。同样，在进口产品的数量限制上，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非关税控制，包括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这些做法不仅违反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也违背了公平贸易原则。现在，我国已作出承诺，外贸经营权要由审批制变为登记制，同时改革不规范的进口行政管理措施。同时，政府经济行为除采用传统的直接管制、命令与服从手段外，亦需采用一些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的柔性而非强制性的手段，如指导、契约、计划（指导性、非约束性计划）、预警、服务等，让市场主体有更多选择的自由。

（二）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化和公开化

政府经济行为的实施必然会给市场主体的贸易活动及其结果带来影响，最终影响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因此， WTO对程序和透明度的要求非常高，它不仅确立了以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的原则，而且有相当多的关于程序的具体规定，如知识产权保护、许可证的发放、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税的征收都有明确的程序规定，政府行使经济管理权必须遵循既定的程序，并公开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这一方面可以控制政府经济行为，解决权力过程的失控问题，防止政府经济行为对贸易主体经济利益的侵害，即使是有损害后果发生，也给受害主体提供补救的渠道；另一方面，贸易主体可以合理预测政府经济行为对自身利益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便作出有利的经济决策。而在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与透明度都十分有限，这将是更大的挑战。

政府经济行为中最为大量和最具影响力的是通过制定和发布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进行管制。而目前可能扭曲市场功能的重要途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红头文件”。根据我国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可以发布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地方组织法》第61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决定和命令。这些“行政措施”、“决定”、“命令”等都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们的范围广、数量大、层次多。过去，这些规范性文件公布的范围有限、有的甚至就没有公布、也没有法定的公布程序和公布方式。但是，在加入WTO以后，凡是与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都将接受透明度原则和贸易审查机制的约束，如果不符合WTO规则，极有可能引发贸易争端，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甚至有可能引发贸易制裁。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政府经济行为如何实现程序化和高透明度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政府经济行为终局性的丧失

WTO为了保证自由贸易目标的实现，规定了较为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也就是说，与WTO成员国政府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均可以请求成员国国内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寻求救济。这一原则对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终局权威性提出了挑战。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司法审查的内容仅为合法性审查，不涉及行为的合理性或适当性。并且，我国法律还规定有一些行政终局裁定的行政行为。这些规定与WTO的司法审查原则是直接冲突的。WTO司法审查的范围既包括抽象的政府经济行为，如GATS第6条第2款（a）项规定，“每个成员应维持或按照实际可能，尽快地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作出迅速审查，并在请求被证明合理时给予适当的补救”。根据GATS的上述规定，中央、地方或者行使行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在作出影响服务贸易的抽象行政行为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又要求将部分终局裁决行为须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目前我国有关终局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主要如商标法第22条、第27条、第29条、第35条的规定，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5条的规定，行政复议法第14条、第30条第2款的规定等。根据WTO和中国的承诺，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的行为包括获得或者颁发进出口许可证、许可或配额有关的行为，为保障措施或国际收支目的或针对不公平贸易而采取的措施，以及TRIPs和GATS有关条款所指的行政行为等。当事人如果对这些行为不服申请国务院裁决后，应当可以申请司法审查，除非国务院放弃接受申请并作出裁决的权力。

（四）政府经济行为统一性的强化

自由贸易必须有平等的竞争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规则，WTO的各种规则最终都为统一的国际大市场而建立，因此，成员国政府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就是保障WTO规则的统一实施。《货物贸易总协定》第34条第12款明确规定：“缔约方应当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适当措施，保证在它的领土以内的地区政府和当局、地方政府和当局能够遵守本协定的各项规定。”《中国议定书草案》也专门承诺：“中国政府保证WTO协定以及本议定书在其整个关税领土内，包括国家一级以下政府部门，统一实施。”从理论上讲，我国的国家结构、立法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为WTO规则的统一事实提供了保障。但从现实上看，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对WTO规则的统一实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地方保护主义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地方政府从当地的经济利益和财政利益出发，对于本地与外地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如对本地资源的输出加以禁止、对外地产品实行打压或封锁，以图保护当地的局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国内的统一市场遭受严重破坏，各地区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市场分割，互筑藩篱、阻塞流通、重复建设、盲目发展。地方保护主义也使竞争的公平性破坏殆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条件、环境、实施的政策都不同，在地方的庇护下，优势企业不能参与竞争，劣势企业和劣势产品可以安然度日，无需面对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在执法和司法中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名，保护本地的非法产业，如制假售假、假冒商标；一些地方制定“土政策”，实行区域性或行业性保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等。从本质上讲，地方保护主义是人为的而不是经济发展所必然存在的，是行政的强制性封锁而不是市场的自发运动。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从根本上违背了WTO的贸易自由原则，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大市场的竞争。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与WTO的公平竞争原则、不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等基本原则相冲突，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二、政府经济行为规范的经济法意义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WTO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机制，它的直接目的在于排除政府行为对自由贸易的干扰，是对各成员国政府经济权力的一种限制，它所设计的各项制度以及以贸易报复为手段的争端解决机制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服务的。在中国，如果没有与WTO规则体系相适应的法律规则，我们加入WTO以后将十分被动。

但是，只要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史，就可以看到政府经济行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按照政府经济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新思路构建经济法理论框架的重要意义。

（一）对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作为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一直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形成了一种高度行政化的经济运行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所有重要和重大宏观经济决策的理论突破和方案出台都源于中央政府内部，并通过行政网络和强制手段迅速扩散到经济各领域，各经济主体为贯彻中央政府决策而启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各级政府掌握，人事任免权也在各级政府手中，一旦宏观经济形势出现紧急情况，政府则依据庞大而有效的行政网络迅速强制地进行紧急刹车，宏观经济形势的控制权又回归到政府手中。换言之，启动中国经济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制动中国经济的主体还是中央政府。在启动之后，制动之前的中国经济是行政约束下的“不完全”经济运行。沿着这一线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政府——中国经济运行的中枢。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经济行为直接左右着中国经济的启动、运行、刹车的全过程。现实的中国经济不能忘记，也无法完全摆脱历史的惯性。

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也就是各种市场经济主体与国家之间权力的调整与再分配，即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对应于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和调控权力的逐步萎缩。但不能因此就把这种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和支配权力弱化的趋势推演为政府经济行为和经济职能总体弱化，并据此认为，体制改革将逐步否定政府经济行为的意义。我们知道，改革作为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新构造，必须首先树立一个绝对权威的主体来制定政策，操纵各种经济杆杠，推动改革的进程。毫无疑问，这个主体只能是国家。也就是说，经济管理的权限过于集中于政府，但改革这种状况还是只能依靠政府的干预与权威，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行为特点仍极大地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且不论在市场发育成熟的私有制国家，由政府经济行为所体现的国家干预仍然是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单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企业在过去旧体制下完全依附和从属于国家的这种状况虽然在改革中有了很大变化。然而，无论是现在企业模式转换阶段，还是将来企业模式成熟、定型阶段，企业的完全自主独立都是不可想象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改革的事实就表明，企业行为仍是处于从属和次生的地位。改革的实际进展取决于政府权力的让与。在改革初期的扩权、放权中，企业只是扩权、放权的客体；在后来广泛推行的承包制中，虽然给予企业讨价还价的权力，但从本质上说，承包制仍然是企业对政府要求的一种允诺。此外，企业自发的各种改革要求也只有在政府的许可下才具有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允许企业独立，而在于企业实际上不能完全独立。这除了宏观上分层管理的缘故外，还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国家直接控制着资源所有权、资产所有权这样的事实。只要国家所有权不完善，就不会有完全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而只要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企业就不会中断对国家的依赖。更何况，国际经验已经证实，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必须参加国际竞争，但从其与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关系来看，这些国家同目前各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正是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面临的一大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从世界一些后起国家的工业化经验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强国家的作用，即充分发挥政府 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前苏联、日本、前西德、东南亚国家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中国是世界上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我国的国内企业生产水平同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各企业自身力量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必须依靠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以及雄厚的资产实力来扶植国内企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可以断言，政府经济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忽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在改革以前，政府经济行为主宰着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话，那么，在改革中政府经济行为仍然是决定着改革整个进程的核心与中枢力量。

（二）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经济法意义

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政府承担着广泛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同时，政府又以其直接和间接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同企业、消费者一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由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功能以及多重角色所决定，政府本身即作为经济体系结构中的“内生变量”而存在，成为社会制度演进、变迁的内在动力。因此，政府在影响经济运行中的巨大作用要求设置完备的制度框架和行为规则来保证政府经济行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正确性，作为研究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法律规范体系的经济法，当然要研究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法律规范问题。然而，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学界对于政府经济行为却研究不足，重视不够，诸多经济法论著几乎没有政府经济行为研究的内容。这种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且与现代法学由“法即规则”向“法即行为”[4]重心发展的道路相左，亦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趋重要的现实不相符合。事实上，研究规范化运作的政府经济行为具体作用领域、方式与手段等问题，即是对现代经济法政府（国家）干预、调控经济运行这一本质的详细阐释与分析，例如，政府经济行为的发动阶段体现政府干预、调控经济运行的动机与目标；实施阶段体现政府在一定动机驱使和目标引导下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与手段；完成阶段体现政府目标得以满足、实现的程度与效果。从政府经济行为这个崭新的角度考察经济法的观念与制度，能够确立政府经济行为作为核心范畴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突破、拓宽经济法基础理论的传统研究领域。

注释:
[1] 参见吕忠梅、鄢斌《面向WTO发展中国经济法》，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 我于1994年开始申报有关政府经济行为研究的课题，但始终被认为不是法学研究的内容而遭淘汰，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7年司法部批准了这一课题。课题申报的过程清楚地反映了经济法学界对政府经济行为研究意义的认识程度。现该课题成果：《规范政府之法——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则》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3] 沈敏荣《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载于《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

[4]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太多了，您可以到以下做参考：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8792

希望对您有帮助吧。

6. 急需政府经济学论文一篇

给点分撒

针对金融危机“中国责任论”的反驳

无论是私有制国家还是公有制国家，社会生产的目的都是制造商品，制造商品的目的又是为了把商品销售出去，从而获得利润，人们为了生活就要购买商品，而购买能力来源于人们的工资和利润。因此社会生产的本质有两个：一是制造消费性商品，二是制造社会购买力。

在社会生产中，当制造的消费性商品与社会购买力处于平衡时，经济就会处于平稳的状态，一旦失衡，经济就会出现问题。当制造的商品多于制造的购买力时，商品就会出现积压，当制造的购买力多于制造的商品时，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是资本家，我们存在银行的货币资本会通过银行投资到社会生产中去，从而转化为社会需求能力。如果要维持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能力之间的平衡，人们就必须要把自己的利润与工资除了消费，就得完全投资到社会生产中去，再转化为新的社会需求。但现实的社会生产却不是如此，因此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就无法消除。

在传统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社会生产中，经济规模是以货币的形式表现的，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同样幅度的货币增长，而商品是由生产性商品与消费性商品组成的。随着经济的增长，货币总量的增加要超过消费性商品总量的增加，而这些超额发行的货币会以财政开支的方式（如各种福利或向非商品生产性领域投资）转化为工资与利润，最终转化为整个社会的需求能力，而这个过程并不会增加商品供给。另外政府的财税收入也会向非商品生产性领域投入，如对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最后都会转化为社会需求能力，这时社会的需求能力就会暂时性超过消费性商品的供给。

利润的再投资也会转化为工资与利润，而扩大再生产的消费性商品有一个滞后效应，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商品产出的滞后期还非常长，如：新产品的研发、企业的固定资本、房地产、汽车等领域的投资，是一次性地转化为工资与利润，但其消费周期却很长。这种滞后效应也会使社会需求能力，暂时性超过消费性商品的供给，从而出现社会需求能力的相对过剩，社会需求能力的相对过剩表现在消费领域就是通货膨胀。当投资停滞时，社会生产领域中产生的社会需求能力就会急剧下降，而商品的供给却依然会不断地扩大，最终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就会爆发，从而出现经济危机。

在市场经济下，利润的扩大再生产并不是简单的扩大再生产，资本总是向低生产成本的商品生产方式流动，而不是单纯地向高技术、高生产效率的商品生产方式流动。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力价格开始上升，为了减少商品的生产成本，资本开始向高技术生产方式流动，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不断升高，科学技术在商品生产领域的运用也越来越充分，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产业升级换代。商品生产是有众多的企业完成的，各个企业间的生产效率是不同的，在资源与劳动力价格相同时，资本利用效率高的企业利润率就高，高利润率能进一步促进这些优秀企业使用自身利润或吸收外部的资本扩大再生产。这时同样的资本就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商品的增加会使商品的价格开始下降，整个行业的利润率也开始下降。一些低生产效率的微利企业开始出现亏损与倒闭，这些低生产效率企业的倒闭，为优秀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资本与市场空间，随着这些优秀企业的扩张，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得以快速提高。这时人类可以开采、使用更多的生产资料，并以更高的利用率创造出更多的商品，这才是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使人类财富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虽然利润率在不断下降，但是随着投资的增加，利润的总额却会不断地增长，这时各个行业的剩余价值依然会投资到商品生产领域中，从而维持商品生产与消费能力的平衡。当各行业的利润率降低到一个临界点时，再增加投资会使利润率进一步降低，这时利润的总额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出现降低，于是投资就会出现大幅萎缩，从而使各个行业的剩余价值停滞下来，无法再投资到商品生产领域中。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开始失衡，这时经济就会出现问题，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就会爆发经济危机。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会维持这种简单的再生产，使供给与需求之间保持平衡，从而能使商品的生产与销售维持平衡，这就是公有制的优点。而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本性，使这种简单的循环生产永远也不会出现，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法避免的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竞争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决定竞争胜败的不是生产效率，而是商品的生产成本，因此低劳动力成本会阻碍大机器与先进技术在商品生产中的运用。这种情况从国际贸易上观察的最为清楚，以中美贸易为例：中美之间巨大贸易顺差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效率、水平与技术高于美国，而在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美国，因此中国在生产效率、水平与技术上虽然低于美国，但商品的生产成本却远远低于美国的生产成本。在劳动力成本存在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就会向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流动，这样最终会造成两个问题：一是造成全球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从而使生产同样多的消费性商品所消耗的生产资料更多，同时污染也更加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最终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产资料的浪费将会阻碍人类的发展。二是大量的资本流向低生产成本地区后，生产同样的商品所付出的工资总量就会减少，即全球性的需求能力降低，最终整个世界会出现商品供给大于人类的实际需求的情况，从而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或衰退。

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以来，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危机与危机之间的间隔表现了一定的规律性，在19世纪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自1900年危机之后，直到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用于社会生产的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具有跳跃性，当一种关键性技术出现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开始快速提高，随着关键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充分应用，生产力水平的增速开始减缓乃至停滞，如：蒸汽机的发明彻底改造了人类的生产方式，随着蒸汽机技术被充分利用后，整个社会的发展开始减速甚至是停滞。当内燃机的发明与化工产业的技术创新出现后，以石油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开始了，世界经济又开始了高速增长，随着这些技术的充分利用，整个社会的发展又开始减速与停滞。计算机的诞生与应用彻底改造了社会生产的各个行业（包括各行业的管理），人类整体的生产效率得以大幅提高，这是上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而经济危机周期时间的不同，主要是由科学技术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当科学技术在商品领域的应用减缓甚至停滞时，商品生产的利润率也会降低，而以追逐利润为直接目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会进行利润率趋于零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时投资就会急剧减少，从而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爆发。

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蒸汽机、煤炭为动力基础，这种经济的商品生产模式与以往的经济模式相比，发生了质地飞跃，商品的生产规模快速增大，这是商品供给出现相对过剩的内在根本原因。进入到20世纪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开始以内燃机、电力、石油为动力基础，这时商品生产的规模、能力与速度得到更大的扩展，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也就相应地缩短。19世纪是以蒸汽机、煤炭为动力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决定了这种经济模式的经济危机周期时间是十年左右，而进入到20世纪后，以内燃机、电力、石油为动力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决定了这种经济模式的经济危机周期时间是七、八年。

1929～1933年的大危机是最严重的一次，这次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波及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称为“三十年代的大危机”。这次大危机内在的原因是：内燃机、电力、石油为动力基础的科技创新出现后，这类科学技术被迅速应用到社会生产领域中，而这时在社会生产领域中的管理制度也出现了重大突破，最有影响的两大突破是：亨利·福特的流动装配线引发了一场新的工业变革，即如何充分使用科学技术，从而使现有的科学技术能在社会生产中达到最大化；泰勒把管理作为一种分工独立出来，使管理成为一种真正独立的科学，管理科学的发展使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结合效率出现了质的飞跃。另外以内燃机、电力、石油为动力基础的经济模式，又引发了一场基础建设的高潮，如公路、飞机厂与发电厂的建设等，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使经济出现了大量的泡沫。当生产性技术与管理性技术都达到了一个相对的顶峰，而无法再出现新的突破时，商品生产的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投资开始大量减少，从而使社会需求能力急剧萎缩，最终爆发激烈的经济危机。

传统的经济危机：当投资高潮结束后，那些投资类生产企业的生产开始出现萎缩，整个社会需求能力的增加就会减缓，经济高涨期积累的大量沉淀性社会需求能力，会使我们的消费维持一段时间而不会马上萎缩，这时社会需求能力的增加总额开始低于实际的社会消费总额，如：失业者虽然暂时没有收入，为了生活他们会用以前的积蓄来继续消费。沉淀的社会需求主要集中在金融系统内，这种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首先表现在金融系统，沉淀的财富规模开始缩水（即金融系统开始失血），此时最先做出反应的是股票市场的暴跌。银行在这个时期反而暂时没有危机，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银行都有一定比例的资本准备金，少量的失血不会给银行带来危机；二是股市受心理预期的影响较大，当股市经过一个繁荣期后，一旦出现下跌就会引起人们的过度抛售。

商品生产的产出滞后于投资，这时投资虽然减缓，但商品的供给却依然在不断增加，最终会造成商品供给大于社会需求能力，商品就会出现积压，企业的生产与销售开始出现问题。一些企业开始出现亏损甚至是破产，工人的失业情况开始加重，从而使银行的回笼资金大量少于流出的资金，当银行的资本准备金消耗怠尽时，真正的金融危机开始爆发。投资银行的资本准备金比例相对较低，因此危机一般首先从投资银行暴发，随着危机的继续扩大，当危机传递到商业银行后，人们沉淀的大量需求能力就会消失怠尽，整个社会的需求能力急剧过度萎缩，从而使危机传递到实体经济中。

实体经济的固有特性，又会把危机扩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投资大幅萎缩时，投资类实体企业的生产会急剧萎缩，这时社会失业率开始上升，但商品生产的滞后性，使消费性商品的供给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还会在一定的时间内继续增加，从而使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加剧。二是在商品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库存即存量商品，当社会需求急剧减少时，为了消化存量商品，商品生产就会出现短暂性停滞。这时社会的失业率会被过度放大，从而使社会需求出现严重的过度不足，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就暴发了。只有存量商品被消化后，社会生产才能得到有效恢复。存量商品的消化期一般需要4-6个月，在消化期中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与实体企业没有受到大的破坏，经济就能成功软着路，因此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度过存量商品的消化期，是它们能否快速摆脱经济衰退的关键期。

滞涨期：自1929～1933年大危机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开始被人们接受，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实质是：政府通过各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其征得的税收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向社会提供个人收入，转移支付的形式主要是各种福利、社会保障与对非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如：加大对非商品生产领域（如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投资，这种投资能在不增加商品供给的情况下，‘生产’出大量的社会需求，从而暂时性维持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供需的平衡能有效维持企业的利润率不出现急剧下降，使社会平均利润率能维持在临界点之上，从而使社会投资不会出现急剧萎缩与停滞。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实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后来的干预政策又增加了针对防止投资过快而引起的经济过热，使社会需求的增加更加合理而持久，从而使经济的发展相对更加平稳。如：在1929年以前，美国人几乎不曾从政府那里取得过收入，所有的收入都是在商品生产领域中通过工作与投资获得的，而到了1999年，美国人个人收入中的13%是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这种转移支付只增加社会需求能力而不额外增加商品的供给，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间的平衡。

如果没有技术创新来维持利润率的增长，最终商品生产的利润率将会归零，没有利润就没有扩大再生产，这时的商品生产就是一种简单的生产-销售-再生产模式，国家财富（商品生产规模）就会保持不变。而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商品生产根本不会保持这种平衡，因此任何国家干预政策只能延缓矛盾爆发的时间、减弱矛盾爆发的破坏性、使危机后复苏的速度快一点，而不能消除经济危机。停滞与膨胀并存的现象（即滞涨），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实施后才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在滞涨期中，如果有突破性的新科学技术被应用到社会生产领域中，就能有效地阻止经济危机的爆发，使社会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最为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储蓄存款，而美国是一个低储蓄率、甚至有时是负储蓄率的国家，因此低储蓄率与过度消费，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那些沉淀的社会需求能力，本来是要平衡滞后的商品供给，但却被错误的提前释放出来，使国家经济（即投资与消费）严重过热，从而造成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在国家经济过热时，要注意控制储蓄与过度消费，如：当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时，最有效的办法是大幅提高房贷的首付比例，从而有效遏制过度消费。

美国金融系统的私有制本质，是造成美国金融政策过度积极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美国人不储蓄，而是私有化的逐利本质使美国人的储蓄被全部释放出去，从而使美国基本上没有净储蓄率。具体是通过两个方面释放的，一是商业银行把公众的存款，尽可能多地以放贷与投资的方式，释放到社会生产与消费中；二是过度的债卷与金融衍生产品，吸收了公众的大量存款。美国这种激进的金融政策使本应该沉淀的社会需求被提前释放，一部分被释放为投资资本，另一部分被释放为社会需求，从而造成经济严重过热。

一旦世界经济与投资减速，社会生产中所产生的社会需求就会低于实际的社会需求，这时货币流入金融系统的总量就会少于流出的总量，金融系统开始失血，而美国没有大量的净储蓄来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最终这种收支失衡会使美国的金融系统崩溃（即流动性匮乏），这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另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并不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它们只能使金融危机爆发的更加激烈一些。金融系统的崩溃又会使社会积累的沉淀需求化为乌有，而在商品生产中所产生的社会需求能力总量却远远低于商品供给的总量，这时经济危机就会在实体经济中暴发。如：中国如果采取美国的积极金融货币政策，将会有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净储蓄被释放出来，中国的商品生产规模（即GDP）将会被放大约20%，这会造成商品生产严重过剩，一旦出口与投资减少，激烈的经济危机就会暴发。

作为虚拟资产的股票，与货币（包括债卷）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股票市值主要反应货币的流动性状况，同样市值的股票与货币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股票的市值并不能反应财富的真实状况，它包含着巨大的泡沫，如：从2007年年底至2008年11月28日,两市总市值共蒸发约20万亿,两市流通市值蒸发逾5万亿，若以0.6亿人参与股市计算,人均损失至少在8万，这种观点犯了本质的错误。股市的本质：股市本身不直接创造财富，当资金净流入股市时，股票的总市值就会增加，反之市值接会缩水。这中间虽然个人的货币市值有变动，但社会的总体货币市值，并不会因股市的涨跌而发生任何改变。对于不同个体来说只是货币的重新分配，因此股票市值的变动并不代表社会财富变动。股票市值变动的规律：股票的换手率包括净换手率与对到换手率，净换手率指的是有赢余或亏损的股票交易换手率，对到换手率指的是没有赢余或亏损的股票交易换手率。如果股市的总市值是30万亿，流通市值10万亿，当净换手率是10%，市值增加或减少10%，只需要流入（出）1000亿的货币资金，当净换手率是1%，市值增加或减少10%，只需要流入（出）100亿的货币资金，而反应在市值上的变化是3万亿与1万亿。

中国2005年12月31日，沪深股市总市值仅为3、12万亿元，到2008年1月11日，沪深股市总市值超过30万亿元，而实际净流入股市的货币资金却只有2万亿左右。现在虽然总市值蒸发了20万亿，但真正兑现（净流出）的货币资金不到2万亿。因此这30万亿的总市值与货币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一种虚拟资产，在价值上远远不能等同于货币和债卷。微观领域（个体）的股票兑现货币的错觉，使人们忽略了宏观领域（整体）股票兑现货币的缩水性，而简单地把股票的市值当作与货币一样的财富。在股市繁荣时，虚假膨胀的市值使上市公司，能在股市与银行中获取大量的资金，从而造成投资过热；虚假膨胀的市值使个人的消费信心过度膨胀，如：有市值200万股票的人，消费会超过100万。但放在整个宏观领域中，200万实际只能兑现20万甚至更少的货币，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实质性过度消费。过度投资与过度消费最终会使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

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的私有制逐利本性，使银行丧失了应有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根据投资的情况来控制信贷的规模，使投资提前释放的社会需求能力以净储蓄的方式沉淀下来。过激的信贷与投资政策过度透支了未来的社会需求，当投资减弱后，持续释放的商品供给最终会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二是逐利的盲目性使这些银行丧失了调控信贷方向的能力，最终会造成投资信贷与消费信贷、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信贷与非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信贷间的比例失调，如：在投资高潮时，银行的信贷与投资开始涌向投资领域，使投资严重过热，当投资退潮时，银行又会把投资产生的大量社会需求，以信贷的方式涌向消费领域，以维持经济最后的虚假繁荣。其中个人房贷因为数额大、周期长，而且又属于奢侈品，因此风险就最大。当投资释放的社会需求能力消耗完后，这时如果没有全新的技术革新来带动新一轮的投资热潮，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开始显现。最初的表现是金融系统的失血与社会失业率的上升，随着虚拟资产的萎缩与失业率的上升，一些人开始在房贷上断供。在双重失血的情况下，一些激进的银行（资金利用率高的）因为准备金比例太低，最终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这就是美国首先爆发次级贷的根本原因。

另外利润与收益挂钩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职业经理人为了获得高薪就过于注重企业的扩张而忽视风险，他们短期的扩张与暴利是通过牺牲企业的长期利益获得的，这种行为同时会加剧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危机来的更快更激烈。如：雷曼兄弟的投资存在着严重的风险，即使是不懂经济的中国农民也不会如此盲目放贷，而雷曼兄弟的众多经济专家难道看不到吗？实际上对于这些风险他们都清楚地很，他们为什么还如此冒险投资？雷曼兄弟的总裁在2000年至2007年间总共获得3.5亿美元薪酬，在2007年危机暴发前，他就开始大量抛售自己持有的雷曼兄弟股票套现超过2亿美元，也就是说最近7年来雷曼兄弟的总裁获利近6亿美元。这些年来雷曼兄弟的各级主管与专家，都从冒险投资中获得了巨额的收入，雷曼兄弟破产不会影响他们的富贵。而雷曼兄弟信贷的过度扩张，加剧了人们对房地产的过度消费。

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供给学派的政策。以美国为例：美国沉淀的社会需求能力，已经被提前释放，因此美国无论采取哪种干预政策，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大量印制美元来实现它的干预政策，而货币的超额发行又会带来新的危机，因此美国的国家干预政策只能把经济危机的危害程度适当降低，而无法消除经济危机。如：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对基础建设、医疗与教育等非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最终在不增加商品供给的情况下，把超额发行的货币转化为社会需求能力，社会需求能力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时还会为金融系统提供新鲜的‘血液’，以有效地缓解金融危机。但因超额发行的货币被直接转化为社会需求能力，因此滞胀是无法避免的。货币政策是把超额发行的货币直接向金融系统大量注资，来维护金融系统的流动性，从而减少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这些超额发行的货币投入到金融系统后，要完全转化为社会需求能力就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不会引起滞胀，但却无法有效地缓解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这时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是无法避免的。另外当存量商品消化完社会生产得到有效恢复后，随着超额发行的货币经过金融系统逐渐转化为社会需求时，通胀又会重新出现。在单纯的商品生产领域中，制造的商品供给要大于制造的社会需求，因此供给学派提出的减税、救股市与楼市的各种措施，最终只会加剧供需的矛盾，从而使危机变得更加严重。

2008年底，中国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成为全球争论的一个焦点，专家们在做出积极反应的同时，也对中国政府筹集资金的能力及该方案的有效性持谨慎态度。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表面上看是凯恩斯主义，但其本质却不是凯恩斯主义。2008年9月末，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6.68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31.48万亿元，净储蓄额为15.2万亿元。中国财政政策的本质是：通过释放银行的净储蓄，使原来沉淀的社会需求逐渐释放出来。中国在未来两年要释放出10万亿的净储蓄，而政府的4万亿投资是一种计划经济，即：政府通过财政干预政策使释放的净储蓄中的40%，要投资到非商品生产性领域中，使这些资金能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社会需求能力，以维护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平衡，从而有效防止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过热。另外对企业的投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只是通过放宽信贷政策的方式提高资金的支持力度，这6万亿的资金流向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这样才能最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

中国在金融系统的计划经济还体现在信贷的规模与方向上，当投资过热时，政府通过信贷手段，把提前释放的社会需求能力沉淀下来，使经济适当降温，为投资萎缩时做准备，如：2007年中国政府把存款准备金率最到提高到17、5，从而把大量的社会需求沉淀在银行中，这样不但能提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还能在经济衰退时通过释放这些沉淀的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外通过控制信贷的方向来平衡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平衡，中国政府具体的政策是：通过控制投资信贷与消费信贷间的比例、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信贷与非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信贷间的比例，来调控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平衡。这是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每次世界经济衰退时，都能使中国经济快速摆脱冲击的根本原因。

7. 政府经济学以“中国政府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

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

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地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

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

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

(7)政府经济学论文扩展阅读

政府经济学研究对象

从定义可知，政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及经济关系。这里所说的政府，是指由“公共当局及其通过政治程序设立的机构组成，并在它的疆域内或管辖地区实施强制的垄断权力”。

政府也可以解释为：通过政治程序建立的，在特定区域内行使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为实体。政府除对特定区域内居民负有政治责任之外，还参与非市场性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财富的分配。

政府参与的非生产性活动是指政府为满足居民的公共消费需要，通过向社会成员征税和强制转移财富的办法来筹措资金，以不营利为目的从事生产和提供诸如国防、治安、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政府所从事的社会财富分配是指为了保证特定区域内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和公正，维护社会的稳定，采取税收、补助、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各社会成员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

8. 运用政府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对我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进行分析,写一篇小论文。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
摘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支柱，相应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是决定宏观调控成效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事关国民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运行和实现长期增长，因而在一个国家的政策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此后1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先后经历了速度过快、稳中趋降和平稳较快三个阶段，总体上呈现出持续较快增长和波动幅度收窄的良好态势。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自2004年5月份以来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控，深化财税管理体制改革，长期居高不下的投资规模终于大幅回落，物价无论是PPI还是CPI均疾步走低，货币供应量回到央行盯住范围内。从而体现了财政政策在促进体制改革、促进协调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5年，中国在加强财政宏观调控、推进依法理财，推动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实施了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内容的稳健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财政经济状况进一步改善。
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31627.98亿元，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同期增长19.8%。200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已经清晰。国民经济在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趋向：一是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续下滑，目前已经进入理想的区间；二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顺利实施，人民币汇率在初始升值2%之后稳中有升；三是在人民币升值后净出口继续上升，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外汇储备创历史新高；四是工业企业利润率下降；五是部份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增加了操作的难度。若要保持高增长、低通涨的理想发展格局，短期内通过利率、汇率调节经济增长、改善进出口平衡、提高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压缩长线投资等已经没有太大的余地。而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则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总水平、调整进出口关税政策、实行有差别的行业税制和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公共支出的方向和比例、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抑制和消除目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健康因素，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

2003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在整个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从2003年4月份开始，人民银行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加大对冲外汇占款的力度；此后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向商业银行提示房地产信贷风险，要求商业银行加强贷款管理；此外，还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原来6％调高至7％。2004年一季度开始，人民银行连续出台了三大政策：3月25日起分别上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4月25日起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10月人民银行分别上调了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开了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从而体现出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2005年，金融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人民银行执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市场化手段加强总量控制、优化信贷结构、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金融稳定运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05年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8.3 %，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12.7 %；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2.2万亿元；信贷结构有所改善，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同比多增4413亿元，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344亿元，农业贷款同比多增75亿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 是国家的重要政策。但两者又有不同。调节经济的手段不同 , 财政政策是运用财政收入和支出来调节 , 货币政策是通过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和需求量来调节。制定政策的机关不同 , 财政政策中的财政收支计划必须经过人大的批准 , 货币政策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财政调节更具有直接性 ,货币调节则相对具有间接性。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财政政策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承担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成本，是我国财政肩负的特殊重要职能。回顾我国的改革发展历程，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债务处理、人员安置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金融改革中的坏账处理和资本金补充，多年欠账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理顺价格关系时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协调等，都有财政资金大量投入。这与那些体制和制度基本定型、公共财政主要着眼于社会事业发展的国家有很大不同。从全局和长期看，增加财政对改革的投入意义重大。体制没有理顺，会加大生产和交易成本，因而加快改革有着明显的制度收益。通过投入于改革，财政政策不仅成为稳定社会的“减震器”，而且成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社会活力、保持长期较快发展的“助推器”。
财政政策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加快，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利益关系急速调整，统筹兼顾各方面诉求的压力加大。最近几年，财政通过税收、国债、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发展，注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发展，注重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发展，注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特别是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调节了各方关系，维护了社会稳定。我国是一个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和发展很不均衡的大国，基本国情决定了宏观政策既要调控总量又要调控结构，财政政策既要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又要支持改革，调控手段既要利用市场力量也要利用行政力量，这样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
货币政策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稳定物价，二是维护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中介目标来实现最终目标。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现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方面积极探索，针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灵活采取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信贷、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等渠道，影响企业和居民的生产、投资、消费等行为，既成功地治理了通货膨胀，又有效地防止了通货紧缩，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1993—1994年，各地涌现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和股票热，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急剧扩张，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对商业银行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灵活调节利率、协调运用本外币政策等措施，适时调控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同时大力整顿金融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包括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内的综合治理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再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中国从自身实际情况和国际形势的要求出发，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为地区金融稳定作出重要贡献，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需求减少，同时国内供给能力提高，部分商品供大于求。在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国民经济出现通货紧缩迹象。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扩大内需方针，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通过政策法规和“窗口指导”，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同时执行金融稳定工作计划，促进商业银行深化改革，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稳健货币政策的执行，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同时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面临的挑战也更加艰巨。

结论
2006年，我国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今年面临税制改革的良好机遇，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料有新措施将陆续出台，所涉及的改革内容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开征燃油税、调整进出口环节税收政策等。今年的财政政策将充分发挥财政的再分配职能，促进社会公平协调发展。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平稳增长，增强货币政策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总量平衡中的主动调控能力，维护价格水平基本稳定，促进经济更加协调平衡增长。

9. 关于政治经济学4000字的论文

着力解决“三农”
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没有完善的全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应当是我国政府下一步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问题。
首先是农民的收入政策问题。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但是，在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比较复杂，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在我国农村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和解决农民收入这个双重的、有的时候是相互矛盾的问题。近年来，纵向比较，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同城市的情况相比较，收入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以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为例，在前三个季度，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4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9.0％；而同期农民现金收入人均只有180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率只有3.8％。农村与城市相比较，农民同期的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28.4％，尚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而同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也比城市居民低5.2个百分点。
其次是农业生产条件问题，主要是政府对农业领域里的公共投入不足（例如，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研究与推广等等）。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实际上也是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均证明，增加属于“绿箱”政策（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的农业公共投入，可以通过提高单产水平和替代私人投资等方式有效地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私人成本，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生产者价格，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再次是农村经济体制问题，即进一步稳定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稳定和安全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是确保稳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为完善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提高预期收益，有利于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
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乡村与城市区域划界的改变的问题，更主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纵观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甚至是市场化；反之，推动工业化的结果必然也是城市化。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因此，我国经济和社会经历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城市化。
2001年，我国人均GDP大约为1000美元，城市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在37％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有5亿人左右处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飞的起点上；2002年我国的成化率达到39.1％，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引起的投资热潮的高涨构成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因此我国政府财政政策在这个方面调整的重点应当是转变传统的财政投资方式和理念，引入非政府部门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供给领域，提高财政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使用效率，以便有效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高成本问题。
我国城市化高成本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的高投入。例如水电、燃气、公路、交通、绿地等等，都需要相当多的资金投入；
二是公共服务的高投入。例如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公共服务部门（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相对高额的人工费用，教育，城市运营，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化的费用；
三是社会保障的高投入。这一方面是我国目前尚无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大量的农民变为城市市民的情况下，即使是城市本身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必将增大。而下一步的发展必然是建立起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全体居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这个体系建立的初始阶段，无论费用出自政府还是居民个人，都将是一笔高投入。
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高成本，因而需要高投入，高税收。因此，我国政府面对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一是利用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力解决好非政府部门对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问题，二是要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财政的资金压力，三是要进一步调整税制结构，建立健全中央税和地方税体系，确保政府有比较充足的财源和财力履行其职能。
我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其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到开放经济这个现实，实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
开放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因此，传统的治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或者紧缩问题的财政政策必须改变，必须充分考虑政策的国际效应，必须重新估价一个国家的政策由于国际经济的影响，由于其他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而形成的抵充效应。2003年10月底开始到目前出现的中国粮食、食用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以及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10. 政府经济学网上作业以"政府预算管理过程"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从预算意识问题方面来理解全面预算 预算是指用数字编制未来某一时期的经营计划，未来某一时期一般指一个会计期间，可以是月、季或年度，简单地说就是把企业的经营计划通过货币化的形式来体现出来。 全面预算就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把预算的手段纳入到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通过围绕行业或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管理目标，对各类经营管理活动及其资源配置进行预测、控制和管理。 但就是这个全面预算的定义，到目前，有很多企业还不能准确的把握，以至于单纯的认为预算只是财务行为，应该由财务部门负责预算的制定和控制，甚至把预算理解为是财务部门控制资金支出的计划和措施。全面预算管理是集业务预算、投资预算、资金预算、利润预算、工资性支出预算以及管理费用预算等于一体的综合性预算体系，预算内容涉及业务、资金、财务、信息、人力资源、管理等众多方面。尽管各种预算最终可以表现为财务预算，但预算的基础是各种业务、投资、资金、人力资源、科研开发以及管理，这些内容并非财务部门所能确定和左右。财务部门在预算编制中的作用主要是从财务角度为各部门、各业务预算提供关于预算编制的原则和方法，并对各种预算进行汇总和分析,而非代替具体的部门去编制预算。 企业推行预算管理的真正主旨是利用预算在计划、协调、控制、考核方面的工具特性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有的企业负责人简单地把“全面预算”定位为“财务预算”，甚至定位为“财务部门的预算”，甚至认为预算管理就是财务部门控制资金支出的计划和措施。事实上，尽管各种预算最终表现为财务预算，但预算管理决不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财务部门的作用主要是从财务角度提供关于预算编制的原则和方法,并对各种预算进行汇总和分析。从而使预算管理的全面控制约束力得不到很好的发挥,最终导致全面预算管理陷入困境。
也有很多企业认为预算与公司的战略关系不大，从而缺乏明确手段对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目标和年度计划的进展状况进行细化。有句老话：“三分战略，七分执行”。重战略而疏执行，往往会使有价值的战略无法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会使企业的发展与其设计的战略南辕北辙。相反的，企业制定预算却没明确公司的战略方针，一样也无济于事。因此企业通过全面预算可以使企业的长期战略和年度行动紧密结合起来，使企业的目标和各级单位的具体行动相结合，从而实现“化战略为行动”。 认为预算只是编给上级或领导看的，与实际工作没什么关联。其实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不单单是给上级或领导看，重要的是它能明确各单位的分工，能够减少各单位操作中的隔阂，防止部门之间出现不协调的现象，从而提高运作效率。预算能表明企业内部各级、各部门、各成员怎样工作才能达成企业的总体目标，不同层次、不同单位之间预算信息的传递、协调可以引导企业的整体活动，有效地避免无序的部门行为，通过预算编制协调企业资源，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并通过预算的执行控制、分析、调整，使企业实现整体战略目标。
解决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权限划分、职责定位致关重要，为此，实行全面预算管理成为必然。因此一开始企业就应该对预算的定义来理解透才能完善的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全面预算管理模式。假若企业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全面预算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那么一定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