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国际经济法

『壹』 简述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的联系与区别

答：1、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联系：将国际公法规范按是否调整经济关系分为两类，其中用回以调整国际经答济关系的国际公法规范，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
2、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区别：
（1）权利与义务的主体不同。国际公法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国际经济法主体包括国家、国际经济组织、民间国际商务组织、国际商务仲裁机构以及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
（2）调整对象不同。前者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非经济关系；后者则调整各类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
（3）法律渊源不同。前者主要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后者除了调整经济关系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外，还包括国际惯例以及各国国内涉外经济立法。

『贰』 WTO的规则及其适用(国际经济法角度,简要说明即可)

WTO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WTO成员的基本权利 ：
◆在142个现有成员中享受多边的专、无条件的和稳定的属最惠国待遇。
◆享受其他成员开放或扩大货物、服务市场准入的利益。
◆发展中成员可享受一定范围的普惠制待遇及发展中成员的大多数优惠或过渡期安排。
◆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公平、客观、合理地解决与其他国家的经贸摩擦，营造良好的经贸发展环境。
◆享有成员利用各项规则、采取促进本国经贸发展的权利。
WTO成员的基本义务 ：
◆在货物、服务、知识产权等方面，根据规定，给予其他成员最惠国待遇。
◆根据WTO有关协议规定，扩大货物、服务的市场准入程度，即具体要求降低关税和规范非关税措施，逐步扩大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
◆按《知识产权协定》规定，进一步规范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
◆根据WTO争端解决机制与程序，和其他成员公正地解决贸易摩擦，不能搞单边报复。
◆增加贸易政策和有关法规的透明度。
◆按过去3年中，本国/地区贸易额在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缴纳一定会费。

『叁』 谈谈你对国际经济法的认识。（求高人解答，字数在一千字左右，谢谢了）

国际经济法的性质及其发展
——论WTO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及其限度
一、国际经济法理解的分歧

国际经济法是个新兴的法律体系,这个词的首先使用是在二战之后。自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出现以来,对于它的性质及由此而包括的范围充满着分歧。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它们是原有法律体系之内的一种新发展,是国际法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也就是经济的国际法。法律依据其调整的对象可以分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之间或者是国家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法律;而国内法是一国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种观点在国内外都有。二战之后,由于对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国际社会在政治上加强合作,从而有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及在此体系之下大批的国际条约。在经济上加强交往,从而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BRD(世界银行)和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从而在贸易、货币、发展等领域形成了普遍性的国际法,并有大量的地区性条约和双边国际经济条约,形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国际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济的国际法形成一个体系,需要有相应的理论和视角来进行观察。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国际经济法不是原有法律体系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突破了传统的法律体系,而形成了一个融合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与私法的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这种理论在国外有美国杰塞普教授的跨国法理论。这种理论指出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个基本特点,即私人性。在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交易的绝大部分是在私人间进行,而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从事市场交易的国营企业逐步退出市场,代之的是独立的法人——与国家责任毫不相干的法律意义上的人。由此可见,在国际活动中,交易的主体是法人,是与国家毫无责任联系的独立承担责任的实体。这就形成了国际经济中的跨国性。

这种理论毫无疑问也有其合理之处。它指出了国际法在性质和适用范围上的不足,这也正是第一种理论的不足之处。

二、分析

以上两种对国际经济法及其性质的认识都有其合理的地方。第一种理论指出了国际社会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构成单位的组合体。无论是国家的行为,还是私人的行为,所遵循的规则都必须通过国家来赋予其效力;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划分是构成当今国际社会法律秩序的基本划分,正是由于国际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法的发展,才出现了国际经济法这一个集合体。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经济的国际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框架,离开了这个框架,国际经济法便无从存在。

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国际经济中的私人性和跨国性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大多数国家都以市场经济作为其基本的经济制度或是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国际经济中的私人性和跨国性的特征就更为明显了,这也正是第二种理论所要说明的。

国际经济的这一特征是国际法所不能完全包括的,国际法只能通过规范国家的行为或是通过国家的行为或是通过国家来规范私人行为,这种规范由于主权因素的存在,其规范的范围不可能涉及到国际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相当一部分仍是由国内法,或是国内法中的涉外法来规范。我们不妨以WTO规则为例子作一说明。

WTO规则建立了一整套对各成员国内经济立法的有效约束机制,使在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之上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国际经济市场成为可能。WTO成为国际经济法律中的基本的法律。但即使如此,WTO仍不能完全有效、全面地规范国际经济行为。

第一,它的适用范围仍是有限的。首先是许多经济问题没有纳入到WTO的体系之中,如竞争法、环境问题、区域经济集团、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劳工权利,等等,这在WTO的规则中是作为将来贸易谈判的议题。其次,即使是已经有国际法规则的领域,也仅仅局限于原则性地规定,具体的规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谈判,明显的例子就是投资领域,虽然形成了TRIM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但是这十三条的规则限于原则,缺乏具体的规定。再次,在许多领域,其规定往往是与国内法相联系的,本身并不是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则。如WTO的基本原则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建立在国内法的基础上的,是和国际经济的私人性和国际的性质相联系的,这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经济法的适用必然与国内法有衔接,否则,难以与国际经济中的私人性和国家主权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相衔接。

第二,国际经济法与国内法有很大的衔接性。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部分对国家行为的限制,一是对国家行政权的限制,即政府行政权力在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中的透明化和逐步消退;另一方面,也是对一国立法权的限制,给本国市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如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对一国法律的一个基本限制,而不是通过国际法提供一个具体的权利、义务模式,这是和一般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模式不同的。这也是由国际经济活动的私人性所决定的。

第三,国际法具有指导国内法的作用。如WTO所建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制度成为各个国家的一个先决条件。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和对外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加强,国内国际市场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内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断地与各国国内经济立法相融合。如在我国的立法中,与国际接轨在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看作是立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方面说明国际经济法在经济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部分是不全面的,需要有国内立法的补充和完善。

三、国际经济法法律性之欠缺

国际经济法作为规范国际经济的法律,具有其本身的规范特点。对于国际经济法历来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一种是认为国际经济法是经济的国际法,从字义上来理解就是国际的经济法。另一种是有关国际经济的法,国际经济被作为一个单一的词来看待。如果以前者来看待国际经济法,则国际经济法成为国际公法的一个特别的类型,是其一部分;而若是以后者的角度来看待国际经济法,则国际经济法是一种由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规范共同构成的混合体。

那么这两种观点是否截然相反?其实不然,二者也有共通的地方,即使是按后者广义的理解,国际法部分在整个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构成了整个国际经济法体系的框架性文件。它是整个国际经济法的基础。正是由于规范国际经济的国际法的不完整和种种不足,才需要有国内法的补充。

另外,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法的区分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国际经济交往的私人性1。国际经济关系绝大多数是发生在私人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2对这种关系仅仅用国际法来进行调整是不够的。国际公法所能调整的是国家或政府的行为,以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统一的国际市场和尽量地减弱政府对市场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而对于私人交易所遵循的规则很难进行全面地规范。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虽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但仅仅由国际法来进行规范显然是不足够、不全面的。

我们从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上,或是说从其形式来看,无论是它的国际法形态,还是诸法合体的形态,在规则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缺乏体系性,从而使国际经济法形成一个松散的体例。

体系性是成文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成文法合理性的一个基本内涵。成文法法典化的趋势就是体系性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成文法的合理性及其生命力之所在。体系性是法律解释正常进行的一个前提条件。只有在一个体系下,才能克服法律由于语义的有限性、社会关系的变动和语言的相对静止等不足,使法律有其自身的生命力。体系化在民法典、刑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德国民法典中的总则、物法、人法、继承法、婚姻法的五篇制。法律的内在要求是法律本身必须是无内在逻辑冲突的,依据法律,会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而只有体系化的法律才能合乎这样一个要求。

国际经济法这一性质的缺乏是和其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相关联的。一个法律在其发展和未成熟时,在体系性上总存在着不足。但是随着GATT转换成WTO,这个问题正逐步地得到解决。WTO从货物贸易逐步地向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扩张,具有经济联合国的作用和功能。它在国际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逐步得以确立。这对于克服国际经济法中的体系性欠缺的弱点具有明显的作用。

2.国际经济法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乏确定性。

首先是在法律形式上,国际经济中的大量文件还只是停留在决议、草案的层次上。如《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宣言》、《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纲领》,以及《跨国公司的行动守则》、《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等等。这些文件并不是法律文件,而只是政治文件。虽然它在国际法的形成和逐步成长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或是国际习惯法存在的一个有效的证据,但是,就单从法律效力上看,它们的法律性是不足的。也就是在这些领域中的国际经济法是有争议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这方面也使得国际经济法在许多方面是不完整的。这和国际经济法的第一个特点,即缺乏体系性相一致。

其次是国际经济法中的大量用语是不确定的。如国际经济法中对司法不能、司法不公的认定,对于国有化补偿中的“适当补偿”的规定——它是一种为避免不补偿和全部补偿之争的一种折衷的办法;又如IMF中对成员国提供援助中规定的国内收支的严重失衡中的“严重”;又如外交保护权行使的条件中的本国侨民没有受到合理地保护的认定;如WTO中的对投资的原则性的规定;还有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最佳努力条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定义都是不确定的。类似的例子在国际经济法中是很多的。从这些例子都可以明确地看出国际经济法中所存在的这种不确定的特点,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再次是国际经济法除了有限的国际统一法外,还有大量的规则来源于各国涉外法,而各国的涉外法在大量问题上是互相冲突的。这也使得在法律和法律选择上存在着不确定性。

第四是在国际经济法中,法律解释机关是不确定的。缺乏国际性的解释机构——国际性机构。这是国际法的一个共同特点。在国际公法中,虽然有国际法院,但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有成员国的事先同意。并且管辖权与执行权是分离的。而在国际经济法中,这样一个机构也难以产生。在国际经济法律中,对法律的解释是各国的司法机关,而各国司法机关在处理国际经济事务上,毫无疑问会偏袒本国的当事人或与本国有密切关系的一方,至少会比较倾向认同他们的利益主张。因此,发生争议的当事方也经常主张由本国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解决争议。

在国际仲裁中,一些仲裁院由于本身的信用好而受到当事方的认同,但这种靠信用、声誉的制度也是有限的和不全面的。

第五个因素导致国际经济法缺乏确定性、明确性,是由于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在国际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国际法中的问题并不纯粹是法律问题,或是由法律因素所决定的,而夹杂着政治和国家实力等因素。国际经济争议越是与大国的利益相关,或是触及到大国的利益就越是难以解决。如美国国内曾对WTO有“三击不中而退出”的观点,这在国际法中是个普遍问题。又如美国就以要求联合国改革为条件而拖欠会费,从而使联合国的日常运作产生诸多问题。

3.构成国际市场的各国市场及其法律的不一致。

在国际社会中,各国有实行市场经济,也有不实行市场经济的;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有强调市场作用的,也有强调政府作用的,不一而同。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对政府与市场的强调也不一致。这就使得在国际经济中,构成国际市场的各国市场不尽相同,这也决定了为什么许多国际经济条约难以产生,国际经济法缺乏体系性,许多条约的用语弹性很大,不明确,这都可以从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差异性中找到原因。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同时,即使是同在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中,情形也是各有差异。社会关系是形成法律规则的基础,一个法律规则即使存在了,也可能会由于有效的社会关系的丧失而不能适用。

四、WTO与国际经济法

WTO是在原先的GATT的基础上,为了克服原先的GATT的不足和适应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形势产生和形成的。经乌拉圭回合国际贸易谈判,WTO在以下几个方面对GATT有很大的发展。

首先,极大地扩大了适用的范围,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等,并且还将纺织产品在适用GATT的例外上重新拉回到GATT的体制之中。乌拉圭回合在完善规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就保障条款、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纺织品和服装等问题上缔结了协定。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纺织品和服装占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总值的45%。30多年来,这个领域始终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之外,经过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的努力,关贸总协定终于决定分阶段取消这些限制。

其次,确立了WTO作为一个国际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同时,还拥有了争议解决机构,以解释WTO国际文件和解决相关的争议,这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条约的执行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使条约的解释有个中立的解释者和争议的解决有个仲裁者,这有利于条约涵义的明确和执行的有效性。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如果不提及争议解决机制,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议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如果没有一个争议解决的办法,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将因为其规则无法实施而变得毫无价值,WTO的争议解决程序强调法治,并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和可预见。

再次,将GATT的规则普遍地适用于各个国际经济领域,如扩大适用于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使WTO在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具有基本法的作用,这有利于国际经济条约体系的形成。

第四,对于原先没有形成法律规则或者不存在国际法规则的领域,在WTO体系内形成了相应的规则。尽管有些规则比较原则(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但毕竟是形成了相应的规则,将这一领域纳入到WTO的基本原则之下,这对于国际经济法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整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五,在贸易的公正性上有所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程度的增加和集体谈判力量的增强,也使得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在一些领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如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成功地阻止了发达国家就缔结投资协定而进行谈判的尝试,发达国家的要求是给予投资者普遍的国民待遇,结果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只重申了货物的国民待遇,有关投资的国民待遇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只能通过谈判解决。

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各项协议中获得了一些差别的待遇。包括:一在市场准入的减让方面可承诺较低水平的义务;二在实施协议方面享有过渡期或减让某些义务;三要享有某些执行程序上的灵活性。此外,还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应当尽力给予照顾,提供技术援助,改善市场准入机会。

国际经济法由于本身的性质所限,其法律性与国内法是存在差别的,这是由于一方面国际经济中大量的关系是发生在私人之间,而国际社会又是一个主权社会,私人关系要求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法律规则,而主权社会构成的法律由于是自主者之间的国际法律,所以会有种种的法律性上的不足。但是,这种不足随着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在WTO体系内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虽然它永远也达不到与国内法一样具有完善的法律性,但其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国际经济法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所指出的,由于它所规范的大量对象是私人,而通过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法和通过各成员国的国内法,由于各种因素,在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部分是十分不完整的。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经济法要强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结合,否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靠国际法,国际经济法根本无法完成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这一任务。这可以说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是个新兴的法律部门,或是由于国际经济法中国际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但仅仅从法律现象上看,国际法虽然构成国际经济法中主要的内容,但仅仅就这一内容还根本无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现实中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调整之下已是不争的现实。

另外,国际经济关系中大量的私人关系,使得国际经济法又不像国际公法那样以规范国家行为为最终目的。它的国际法部分,大量的是通过规范国家行为,而最终规范私人,也就是通过国家的立法承诺,而使私人遵守相应的行为规则。这也使得国际经济法在产生上有许多的困难。因为,私法的传统是很悠久的,要想改变其传统,而形成新的国际统一法,是很困难的。这在西方国家,由于有成文法与普通法的区分而难以形成统一法的例子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在研究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性上,要根据它本身的特性来进行研究,而不能用国际法或是国内法的标准来进行衡量,否则将不利于我们得出正确的结论。

五、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经济法

就WTO而言,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权利义务的不平衡的局面,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学者们发现,GATT以及现在的WTO从程序结构上有两点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一是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协定被定义为谈判机制,如关税谈判、重新谈判及有关关贸总协定条款实施的谈判,这些谈判的结果都体现了讨价还价权力的大小,这种谈判机制与那些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固定的优惠规则和原则有所不同。小国和弱小的国家发现,在第22—23条磋商条款下难以与强大的国家抗衡。从这种意义上讲,谈判中贸易规则的实施条件因国家而异,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2〕。二是语义上的不明确性,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义务问题上,即所谓的“最大努力条款”。从本质上讲,对发展中国家关税来说,第四部分是关贸总协定传统上背离义务的一种例外,而对发达国家来说,虽然被要求优先降低和撤除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目前或潜在的出口利益特别有关的产品的壁垒,包括其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之间的不合理的差别关税和其他限制,但只是要求发达国家的各缔约方除因被迫原因、也可以包括法律的原因不能实施外应尽可能实施。尽可能实施条款就是所谓的“最大努力条款”,一直到乌拉圭回合,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这种模式都没有改变。

这些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也需要对WTO规则在内的国际经济法规则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参与对这些规则的形成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曾在提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同时,提出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从国际法律的发展上看,国际经济新秩序,从很大程度上看还是一句政治性用语,在法律制度建设上,有利于国际经济平等和公平的制度还是缺乏的。从这一方面,是落后于政治秩序的发展的。政治秩序从殖民制度转变为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国际法秩序,而在经济秩序中,仍是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私法自治规则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规定私法公正性的规则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的地位。平等的秩序不能有效地建立。

但是发展中国家占据着全世界人口和土地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自主的意识在不断地增强,对国际经济事务的熟悉程度也在不断地增加,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许多成功发展的例子,如亚洲四小龙、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就是明证。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也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在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对国内经济环境的治理上应该是其发展的重点。而在国际经济环境上,争取一个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也是必要的。

随着各国实行市场经济,各国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也认识得更加清楚了,对认识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制度背景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认识也更清楚了,这对发展中国家争取相应的权利,避免国家经济主权过度让与是有好处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是我国加人WTO的基本立场,也是中国坚持自己应有的经济主权的表现,中国应继续积极实行市场经济,这是我们改革的基本方向,但不切实际的发展和开放只会损害本国的经济及其发展。

只有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和自身对权利要求的提出,WTO才会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渐进市场开放模式。发达国家应当切实履行在协议中承诺的义务,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人环境,制定新的贸易规则必须有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参与。同时,也应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增强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集体谈判能力。只有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参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建立才有公正性可言。

『肆』 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和国际法三者之间的的区别

1、定义不同：

国际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他国私人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私人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国际商法是关于商务的国际私法。是指在具有涉外因素的商务关系中，通过选择准据法来解决商务冲突，保障国际上商务民事往来的安全和顺利进行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国际法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

2、权利与义

务的主体不同：

国际商法的主体通常限于不同国籍的国民（含自然人与法人）以及各种民间性的国际组织机构。

而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则既包括经济领域中超越一国国界的“私法”关系上的主体，也包括经济领域中国际公法关系上的主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国家以及各国政府间组织以非主权实体的身份，即一般私法法人的身份，从事超越一国国界的经济交往或经贸活动，它们才可以成为国际私法关系上的主体。

3、客体的不同：

国际私法所调整的超越一国国界的私人间关系，可分为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两大类。

而国际经济法则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经济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以及不同国家的私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伍』 一带一路涉及哪些国际经济法问题

一、国际法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首先，国际法与“一带一路”关系密切。“一带一路”是走出去、通过“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关系、实现共赢的构想。“丝绸之路”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构想的性质，因为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所代表的正是“通商、友好、和平”之义。“丝绸之路”一词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容易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丝绸之路”体现了话语的力量和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助推中国崛起的构想，包含我们的重大利益，但这一构想旨在通过通商和友好关系而非武力征服或殖民掠夺来实现，其应该是一个中国和平崛起的构想。从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除了少数国家心存芥蒂，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的成功筹建即为例证。这些积极态度表明，发展仍然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主旋律，“一带一路”的构想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发展国际经贸关系离不开国际法。近代国际法始于欧洲基督教文明。当时的欧洲各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航海技术的完善，迫切要求利用海洋开展国际贸易，海洋自由论开始盛行，并最终导致公海自由原则的确立。
为了开展国际通商，美国还与不少国家签订了“友好、通商、航行条约”，以此规定相互的权利、义务。这说明，国际经贸交往需要国际法，并依赖于国际法的保障。公海自由原则的提出和确立，对于促进欧美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年代，国际法包括公海自由等原则和制度，成了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工具。这是另一个话题。国际经济法的诞生也能说明国际经贸发展离不开国际法。二战以后，在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理论及政策驱使下，国际社会建立了多边贸易体制，比如GATT 和WTO。由于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需要，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逐渐发展。而无论是国际贸易或投资，都需要资本的支持，因此国际金融组织应运而生。国际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导致了国际经济法的出现。这进一步说明了国际法对于国际经贸交往的重要性。这里有必要强调两点: 第一，国际经济法不是自成一体的法律。国际经济法不能脱离国际公法而存在，国际公法的原理构成国际经济法的基础。此外，从不同视角或目的出发，国际法的许多领域都可能与国际经济法发生联系。这就是理论和实践中为什么会出现贸易与知识产权、贸易与环境甚至贸易与人权等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贷款和投资的不同门槛或标准问题。国际法与国际经贸关系不单单是一个国际经济法的问题，它涉及到国际法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从更大的国际法角度来看待国际经贸关系。其次，《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于发展国际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联合国宪章》所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友好关系和促进国际合作的宗旨，以及主权平等、禁止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与顺利开展国际经贸交往与合作密不可分。试想，如果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动辄武力相见，如果一国内战频繁、战火连天，如果国际通道上海盗成群、劫匪成帮，如果政府和人民之间缺乏友好关系，如果没有促进国际合作的机制，如果没有平等互利或共同利益，如果没有契约精神，如何发展国际经贸关系? 无数经验告诉我们，国际经贸交往与合作是一个整体的国际秩序问题，需要从国际法基本原则和目的的角度来加以考虑。因此我们不能忘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中国关于国际法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中国关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话语表达。60 多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基石。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与我们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善用国际法密不可分。“一带一路”是以我为主的构想，其实施必然关系到如何更好地运用并进一步发展“五项原则”的问题。换言之，“一带一路”还必须放在中国眼中的国际秩序下予以考虑。如此来看，国际法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就更加丰富了。其还涉及到如何对待“五项原则”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问题。可以说，“一带一路”作为国际经贸交往与合作的构想，必然与国际法发生密切关系，“一带一路”必须在一个体现中国立场、观点和话语的国际秩序下进行，并依赖于这一秩序的有效保障。“一带一路”肯定将是国际法学界研究的对象。
二、从国际法角度研究
“一带一路”的目的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应努力达到四个目的: 第一，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第二，促进对国际法的深入研究; 第三，推动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建设; 第四，带动国际法交叉学科发展。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首先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是国际法为对外政策服务的问题。“一带一路”为国际法学界提供了难得的学以致用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机会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开始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交往及合作关系，当时的形势要求重视和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在邓小平同志“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的指示下，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还设立了国际法专业。第二次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需要导致学者们都在谈与国际接轨、按国际规则办事，相关著述层出不穷，WTO 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课程。第三次是日本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到菲律宾提交南海仲裁这一阶段，国际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作用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其也成为国际法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次的“一带一路”为国际法学界“接地气”提供了广阔土壤。国际法学者要抓住机遇。如何“接地气”，立场很重要。国际法肯定是要服务于对外政策的，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国际法对国家的实际作用就在于此。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构想，立足于中国的立场，我们的研究必须服务于“一带一路”，必须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研究者，我们的角色是智库，任务是理论联系实际，为国家提供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法建议，以便国家更好地利用国际法实施“一带一路”构想。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的第二个目的是促进对国际法的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涉及许多国际法问题，其中不乏国际法基本或重要问题，阐明这些问题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也有助于我们对国际法的研究深入进行。以不干涉内政原则为例。“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有赖于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友华、亲华的政府很重要，巴基斯坦就是个典型。我们过去严守不干涉原则，认为政府更迭是一国内政。美国则不然，扶植代理人、支持反对派、对不听话的政府实施制裁，只要符合其利益，各种办法无所不用。在政府承认问题上，美国也是不断变换承认原则，符合其利益是唯一标准。我们不学美国，但在不干涉等原则的运用上应保持足够的弹性。维护和支持友华、亲华政府，应是确保“一带一路”顺利实施不可或缺的。而弹性有多大，法律上如何说得通，需要深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无论如何，只要我们面向“一带一路”的具体问题，着手于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研究就能够向纵深发展，而不再局限于对国际法原则、规则、概念、程序的一般性表述上。
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的第三个目的是推动我国国际法理论体系建设。结合“一带一路”进行国际法研究，需要总结我国以往的国际法实践，从中提炼我国的国际法理念、方法、观点，并以此检验、解释和丰富现行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及制度。这些都是构建我国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遇，争取用几年的时间提出我国关于整个国际秩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完成构建我国国际法理论体系的任务。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的第四个目的是带动国际法交叉学科的发展。我国法学科建设通过改革开放后的几次机遇得到了很大发展。“一带一路”又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次机遇还有可能带动国际法交叉学科的发展。国际实践和我们利用国际法的经验都表明，国际法绝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它和国际政治包括对外政策、世界历史包括中外关系史、国际经济包括中国力量的崛起等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必须要跨界，与其他学科交叉，唯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一带一路”面临的难题;国际法学也才可能获得新生。这不仅是国际法学人的自我反省，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一带一路”本身就是综合性的构想，跨学科的方法与之完全契合。从国际法角度开展“一带一路”研究，至少应能够探索出一条如何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的路径，或许还能够衍生出新的交叉学科，比如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学。
三、从国际法角度开展“一带一路”研究的路径
“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关系的重大政策构想，因此，从国际法角度开展“一带一路”研究，必须考虑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工具论强调政策是法律的实质，法律是政策的形式;政策是法律的目的，法律是政策的工具。在国际法领域，工具论是许多学者都承认的，因为它反映了国际关系的现实，解释了国际法的本质。工具论是一种现实主义学说。现实主义学说论者还认为，国际法主要是大国意志的体现，是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果，因为大国有能力将自己的立场、观点摆到国际法中，并有能力将国际法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加以解释和适用。因此，国际法主要是大国推行自己的政策、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现实主义学说要求充分考虑力量的因素在国际法整个过程中的作用，包括在国际法的制定、解释、适用、评价和重订等各个环节的作用，并要求这些环节均以政策的实现作为目标追求。现实主义学说得到了许多经验的证明，是一种经验论，值得借鉴。而且，我国目前的实力也允许借鉴。
“一带一路”是大国战略构想，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实力大大增强，我们才敢于提出这一构想。“一带一路”是一个需要力量支撑的战略构想。而任何一个大国都是要把自己的意志摆到国际法中的，都要在国际秩序中拥有足够的发言权，都要通过国际法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现行的国际秩序基本上还是西方主导的秩序，现行国际法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中国基本上未参与其建设，即使参与也多为配角。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是一个国际法的小国。这种状况与我国的地位不相匹配，应设法改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应推翻现行秩序，不现实也无此必要。中国既无称霸的力量，也无称霸的野心。更重要的是，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就是西方常说的“搭便车”。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现行国际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因此，我们要争取的是一个与我们的地位相称的国际秩序，是一个能够充分反映我们的立场、观点和话语的国际法体系。然而，国际法不仅仅是大国意志的体现，它还需要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同意。国际法也并非追求一己私利的工具，它以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为目标，各国的利益只有融入共同利益才符合国际法的理想。国际法不仅是现实主义，也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国际法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立足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在两者之间有所平衡。
四、“一带一路”相关国际法重点研究
领域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国际法领域或方面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需要群策群力来发掘。第一个领域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实施“一带一路”构想需要基本原则的引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般来讲应适用于“一带一路”建设，但仍有一些重要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并予以澄清。例如，主权与人权或不干涉内政与人权的关系。这一关系已经渗透到了国际法许多领域，我们虽然已有研究，但缺乏深度也不够具体。“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提出了这一关系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投行贷款标准如何制定的问题。此外，“一带一路”强调国际合作，但国际合作是不是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 它是否要求合作方承担某种法律义务? 1970 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起草时，学者围绕着国际合作是一般性义务还是纯粹条约义务争论不休。
这个争论今天仍有意义，尤其是对“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争论? 持何种立场更有利于国家利益? 还有“约定必须遵守”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但不能否认有些国家根本就缺乏契约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投资以及如何保护投资? 单方面毁约时采取何种救济措施? 制裁是否可以成为政策选项，尤其是在排除动武选项之后?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陆』 国际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异同

主流观点：抄
国际公法是调整国袭家、国际组织等国际主体之间的法律规范，是最典型的国际法
国际私法有国内法和国际法二说，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客体或事实涉及外国），最典型的国际私法是冲突法，还包括国际经济法中的调整平等主体民事关系的国际条约、惯例（这些条约和某些惯例同时又是国际公法）
根据Jessup的观点，国际经济法已经从国际公法中独立。不但有关于经济关系的国际公法，还有调整个人与国际法主体之间的法律规范。
因此：三者之间的关系既并列又交叉

『柒』 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主要区别

两者具有以下重大区别：

第一、权利与义务的主体不同

国际私法的主体通常限于不同国籍的国民（含自然人与法人）以及各种民间性的国际组织机构。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则既包括经济领域中超越一国国界的“私法”关系上的主体，也包括经济领域中国际公法关系上的主体，即国家以及各国政府间的国际组织。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国家以及各国政府间组织以非主权实体的身份，即一般私法法人的身份，从事超越一国国界的经济交往或经贸活动，它们才可以成为国际私法关系上的主体。

第二，调整的对象不同

国际私法所调整的超越一国国界的私人间关系，可分为经济关系与人身关系两大类，国际经济法则只调整前一类而不调整后一类。

第三，发挥调整功能的途径或层次不同

国际私法是关于民法、商法的法律适用法，而不是实体法，它本身并不直接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或解决有关的纷争。而国际经济法是实体法。

第四，法律规范的渊源不同

国际私法的渊源主要是各国有关法律冲突或法律适用方面的国内立法，并辅以某些有关法律冲突或法律适用方面的国际惯例以及对缔约国有拘束力的具有同类内容的国际条约。

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排除了有关人身方面法律冲突规范或法律适用规范，突出其中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冲突规范或法律适用规范，同时大量吸收了属于实体法和程序法性质的、有关经济领域的国际公法规范，国际私人商务惯例以及各国国内的涉外经济立法。

(7)WTO与国际经济法扩展阅读

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的联系和区别：

“国际私法”，指的是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下，针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或商法关系，指事实上或确定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法律。又称“法律冲突法”或“法律适用法”。其所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各国涉外的私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关系。

国际私法既是国内法，又属于西方法学传统分科中公法的范围，即实质上只是一种国内公法。它可进一

步划分为用以调整国际（涉外）私人间经济关系以及人身关系的法律冲突规范用。前一类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后一类冲突规范所间接地加以调整的对象其关系属于人身关系，因此，这类冲突规范不应纳入国际经济法的范畴。

『捌』 wto与国际经济法的中文翻译哪位有啊求救！！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世界贸易组织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国际经济法

『玖』 谁知道孙法柏主编的WTO与国际经济法的英文版的翻译啊，跪求！没有全本的只要第16页和第17页的也行

先采纳，我私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