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分析供给侧改革去产能任务的难点与对策
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回供应学派是“供答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
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
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Ⅱ 我国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模型假设例子
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以化解产能过剩为契机，自觉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从资源配置型向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转变，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自觉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有历史的必然性；化解产能过剩，只是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偶然性。“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Ⅲ 里根经济学和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是什么
“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来源于“供给侧经济学”（或供给学派），其核心思想是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倡导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特别是把减税作为核心政策主张。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之后，里根总统把减税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任期内把最高边际税率从70%下降到30%以下。“里根经济学”甚至认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减税。这种主张可以追溯到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的政策实践，柯立芝总统因此被视为“供给侧经济学之父”。从历届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来看，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党派差异，而减税是美国共和党的传统经济政策主张。到了小布什时代，“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再次大行其道，对富人大幅度减税成为小布什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然而，随着小布什任期的结束，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世界经济。
“里根经济学”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发展阶段与政策提出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与里根时代的美国经济具有很大差异。1980年，美国城镇化率为73.74%，服务业增加值达63.57%，服务业就业比重为65.70%，这些指标都是发达经济体的典型标志。相比之下，我国2014年城镇化率为54.41%，服务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为48.2%，就业比重为40.6%，收入水平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其次，从政策提出背景来看，“里根经济学”面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滞胀”现象；而中国当前面临的情况是低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虽出现下调趋势，但在国际上仍是高增长国家。以上两方面差别决定了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是一种幼稚的看法。经济病症不同，政策药方自然也不同。
从政策手段来看，“里根经济学”的主要政策手段是减税（特别是对富人阶层的减税）。而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工具是多元的，既要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导作用，发挥各类政策“组合拳”的合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从实施结果来看，“里根经济学”尽管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但是也产生了长期性的副作用，成为美国经济发展至今的痼疾。一方面，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另一方面，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收入分配明显倾向于富人阶层。与此相对应的是，尽管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但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率并没有明显上升，表明美国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成果较少地惠及劳动阶层。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是要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共享发展。
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据的经济学原理
供给和需求都描述了数量和价格的关系，其中供给是指在价格和供给者愿意并回且能够答提供的数量之间的关系；需求是指在价格和需求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数量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供给和需求都能影响产品的均衡价格和数量。举个例子，当大量的厂商供给馒头时，最终成交的馒头价格会下降，数量会上升。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改变供给者的供给行为，进行市场上的数量和价格调节。
Ⅳ 如何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理解现在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
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
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Ⅵ 怎样用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供给侧改革
中国政府近期围绕经济发展做出了两项重要决策。一是提出十三五计划期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6.5%以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二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项决策非常好。中国之前把重点放在需求侧，但不管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这里面都存在问题。如果把重点放到供给侧，决策者就要精确计算实现6.5%的经济增长需要多少投入，然后就可以制定更加明确的政策。
要想从供给侧分析经济，有两大基础理论体系：
• 索罗经济增长模型：这是西方经济学框架内的基础理论模型，通过资产、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效率来分析供给。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是中国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通过资本、劳动力和剩余价值来分析经济。
就中国目前需求来看，索罗模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供给问题上方法近似，可以合二为一进行讨论。
经济数据显示，供给侧的投入产出权重不同。要想计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多少供给，我们不只要做简单加减，还要考虑加权。既然中国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那我们就要以全球目前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作为标杆来进行分析，看看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还需要制定哪些政策。
Ⅶ 试用总供给模型分析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在此之前，“供给侧改革”就已经被提出，并在不同场合被中央高层多次提及。这一新的表述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对“供给侧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有的则与中央精神相违背。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梳理分析学者们对“供给侧改革”的各种解读，以期正本清源，更好地理解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准确含义。
大体上来说，经济学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有以下几类观点。
“新供给经济学”的观点
“新供给经济学”是最近几年国内新兴的一个学派，发起者主要来自政府相关研究机构或市场机构，他们的学术讨论比较活跃，2013年成立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等研究组织。在近期对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中，新供给经济学派发出的声音比较多。
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失误在于强调需求侧的分析，进而形成“需求管理”的政策主张，忽视了供给侧和供给管理。之前国内一直强调的消费、投资、出口“三架马车”推动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世界金融危机后，这种“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已经引起了学界许多反思，因此需要探究相对应的供给侧的动力机制。他们将“华盛顿共识”下的供给学派看作是颇有建树的一个学派，认为该学派在美国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激发了供给的活力和潜力；但同时，该学派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的作为方面的深入分析，因此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
在“新供给经济学”看来，从供给侧出发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两方面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可能会更大。在下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中，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来化解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和高税收成本约束，进一步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据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放开人口政策、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实施金融化改革、鼓励创新创业等。这一学派强调，当下改革过程中一定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尽量不刺激或者少刺激，即使刺激的话也要考虑供给侧的效果，要坚决抑制“政府万能”的倾向。
应该说，我国上一轮的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之后确实产生很多后遗症，这一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于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的反思。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新供给经济学”在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都存在不少漏洞。有学者指出，该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认为供给侧的五大要素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事实上，他们搞混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和长期问题。需要明晰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用于短期平衡的经济理论。社会总供给的变化源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在短期中不会改变，如果此时外生冲击导致社会总需求偏离社会总供给，发生经济危机，就需要采用需求管理政策来使宏观经济达到均衡。而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有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分析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所谓理论创新其实并无新意。还有学者指出，该学派将供给侧因素表述为人口或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制度等，但这五种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平行关系，它们并非是在同一层面因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是生产要素，创新和制度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前者通过量的增加来促进经济增长，后者是通过质的提升来影响生产力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包括该学派在内的许多学者都集中在要素供给层面讨论“供给侧改革”问题，而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却在于产品供给层面。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所要解决的主要是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也是强调要从产品供给层面入手。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解读实际上与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差距较大，对理解和解决我国当前经济问题作用有限。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需求侧
当前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依然在于需求侧，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必须以适度扩大总需求为前提条件。他们指出，现阶段中国经济严重下滑，主要还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造成总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自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逐渐放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自身也正处于一个6-7年的下降周期中，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内外两方面因素叠加导致总需求疲弱。从各类经济数据指标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偏离潜在增长率，当前物价已经出现了通缩倾向，这表明经济几乎处于最底部的阶段，如果此时不采取适当的需求管理政策，经济将会进一步下滑，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他们认为，政府主导的投资是应对当前总需求不足问题的主要手段。主要理由如下：其一，有效的投资能够帮助我们补短板，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力，例如对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劳动队伍、材料装备、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等广义生产要素和国家战略性资产进行持续有效的资本投资。其二，投资与消费是正相关的，有效的投资会创造价值、增加就业，进而增加家庭收入，促进消费增长。其三，中国还有许多投资机会，政府的投资机会仍然很多，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程度只相当于沿海地区20世纪90年代末的水平，差距在15年左右，仍然存在海量的投资需求。因此，鼓励政府主导的投资仍然是合理的。还有学者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也应适当宽松，当前融资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有助于中国经济走出通缩的通道，中长期对结构转型也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当然，他们认可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但强调政策的轻重缓急。在他们看来，在当前经济严重下滑的情形下，要谨慎、适时地推行供给侧改革，防止供给侧改革抑制消费需求或者投资需求。有学者提出，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是可以结合起来进行的。比如，在经济下行时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措施。这种政策短期提高了需求，又可以在长期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过去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增加了短期需求，也增加了长期供给。现在推行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目的是增加长期供给，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事实上，我国过去的和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都是需求和供给相结合的政策，它既不是发达国家单纯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单纯的“供给学派”政策。
这部分学者主要从需求侧解释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更好的把握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的辩证关系，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不能将“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混淆
许多学者认为，不能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混为一谈。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考察，通过供给端研究经济问题并非新鲜事物，从“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到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都强调供给的重要性。但这类片面强调供给端作用的经济学流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饱受批评：马克思就对萨伊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曼昆等经济学家称美国供给学派为“倒霉的”、“愚蠢的”经济学，该学派的经济政策实践也曾经误导美国经济，对其造成沉重打击。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有一些人错误地将“供给侧改革”理解成采用“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对公众造成误导。一些学者针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
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以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在美国实施了诸如紧缩货币供应、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等政策，希望带领美国走出“滞涨”困局。然而，上述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它使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供给学派”也随之名誉扫地。目前，一些人不去正视这些事实，仍在鼓吹“供给学派”理论，重提实施该学派的政策主张，这不仅误导舆论和政府政策方向，还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还有学者指出，应该全面正确认识对供给端的强调。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实施的许多经济政策都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相结合的，比如产业扶植政策、鼓励科技创新政策等等。同时，一些人提出的供给不足的证据站不住脚。比如，许多人都将“中国人大量从海外购物”作为国内供给不足的证据。事实上，日本作为中国人最常去购物的国家，每年接待的中国游客数量不足300万，很难代表整个中国的需求和供给状况；大部分国人进行“海淘”，买的都是国外比国内便宜的商品，这反而说明了国内的“有效需求能力”不足，而不是供给不足。
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更具危害的是，一些人假借“供给侧改革”的名义，实则贩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这明显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有些信奉供给学派的学者主张，“供给侧改革”要淘汰的“僵尸企业”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国有企业先行，淘汰一批落后国有企业，以“国退民进”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要加快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进一步明确私人对于土地的各项权利，这实际上是变相推动土地私有化；也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要着重改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彻底改变政府的干预主义行为，将政府的经济责任严格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类似的这些主张实际上都是“新自由主义”老生常谈的药方，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毫无关系，明显有违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有违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格外警惕。
客观来讲，一些学者的某些观点过于偏激，但他们对于“供给学派”的批评，对于借“供给侧改革”之名行“新自由主义”之实的别有用心者的尖锐批判，对我们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具有很好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