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如何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理解现在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
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
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㈡ 怎样用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供给侧改革
中国政府近期围绕经济发展做出了两项重要决策。一是提出十三五计划期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6.5%以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二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项决策非常好。中国之前把重点放在需求侧,但不管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这里面都存在问题。如果把重点放到供给侧,决策者就要精确计算实现6.5%的经济增长需要多少投入,然后就可以制定更加明确的政策。
要想从供给侧分析经济,有两大基础理论体系:
• 索罗经济增长模型:这是西方经济学框架内的基础理论模型,通过资产、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效率来分析供给。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是中国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通过资本、劳动力和剩余价值来分析经济。
就中国目前需求来看,索罗模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供给问题上方法近似,可以合二为一进行讨论。
经济数据显示,供给侧的投入产出权重不同。要想计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多少供给,我们不只要做简单加减,还要考虑加权。既然中国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那我们就要以全球目前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作为标杆来进行分析,看看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还需要制定哪些政策。
㈢ 供给侧有哪些理论学说
供给侧改革理论渊源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而非始于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只不过萨伊和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创造需求”和供给管理政策而已。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理论而非需求管理理论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供给侧还有生产主体、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存量调整、增量培育等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如重农学派(Physiocrates,18世纪后半叶)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12.14, -0.20, -1.62%)供给的重要性;斯密(Smith,A.,1776)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李嘉图(D.Ricardo,1817)强调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导致的报酬递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罗雪尔(W.Roscher,1843、1854)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强调了“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1883)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A.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基本是从供给侧分析经济发展的。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做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Harrod & Domar)模型(1946、1948)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张培刚(1949)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为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有利的)社会制度,限制因素为资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E.Denison,1962、1967)、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乔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the resial growth)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Romer.P.,1986)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Lucas.R.,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
制度经济学家和改革经济学也多是从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来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力理论”也是一种典型的供给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而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国财富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和所能利用的单位物质资源,取决于动态的竞争优势而非静态的比较优势。政府应放弃重点扶持某些产业的产业政策,而应尽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产业集群的良好环境。
供给侧理论与需求管理理论的博弈
重商主义鼓吹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强调通过出口补贴和进口课税等方式调控进出口需求,实现贸易顺差。
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
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于十八世纪初提出了最鲜明的供给管理思想——“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或者说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由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和就业不足,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全面批判了“萨伊定律”,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共同作用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工资刚性等制度约束、工会和其他垄断力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在短期甚至在长期都无法发挥作用,即经济无法自动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政府就不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而应采取相机处置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赤字政策来减少总需求;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盈余政策来减少总需求。罗斯福治理经济大萧条的主要措施就是实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新政”: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举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机会等。
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于是,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供给管理的理论,如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开始兴起。
供给学派因使用了供给这个词而成为最鲜明的供给侧理论
供给学派在强调供给管理政策方面具有代表性。其代表人物有: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吉尔德、肯普、罗伯茨、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
他们的主要观点有:提高税率虽然从短期看可以提高税收收入,但由于抑制了纳税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从中长期看反而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在资源稀缺世界中,所谓商品过剩只是适销不对路的“劣等货”过剩,其根源并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创造性供给不足;企业并不只是被动适应市场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产单位,而是在创造需求方面发挥着能动性作用;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战后美国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由凯恩斯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不如说是由于凯恩斯政策“阴差阳错”带来的实际供给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机制所带来的。
因此,供给学派提出如下政策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调动企业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赋予企业经济自由;稳定货币增长。供给学派学者认为,经济主体是否扩大经济活动或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边际税率的高低,即看增加活动所增加的净收益是否合算来决定。如果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人们会以闲暇代替工作,从而劳动力供给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将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而不用于储蓄和投资,同时经济活动将更多地由市场转入地下,从而损害经济效益。
我们可以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四减四促”:其中,“四减”是指减税(含减支,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
供给学派关于减税不增加财政赤字、不必忧虑减税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恢复金本位制等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质疑。同时,缺乏严谨的理论逻辑框架也为一些学者所诟病。
供给侧理论的基本框架
供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也成正比关系:供给增则经济涨,反之则跌。至于经济出现拐点则与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资源环境约束、基础设施饱和度、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等供给侧因素的变化有关。
供给也可分为宏观供给(总供给)和微观供给(生产者供给)、长期供给和短期供给、国内供给和国外供给、经济供给和非经济供给、理论供给和实际供给等。分析经济发展这种宏观经济现象,也应从总供给角度进行。从时间维度看,总供给可分为短期总供给和长期总供给。
1.短期总供给
宏观经济学侧重分析短期总供给曲线,这里侧重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短期总供给的构成和影响因素。许多人用生产函数来分析总供给,其实生产函数主要适用于分析长期总供给。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收入法GDP=支出法GDP”中受到启发,可以得出:短期总供给(GDP)=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这才是与短期总需求(GDP)=消费+投资+净出口相对应的公式,因为短期总供给(GDP)=短期总需求(GDP),或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消费+投资+出口。
因此,分析影响短期总供给的因素应从影响工资、利息或资本利得、地租或资源利得、环境租或环境税、利润和间接税的因素中去寻找。严格说来,其中的工资是指税前工资,利息是指净利息(公债利息除外),地租包括土地和建筑物的租金,利润包括公司利润和自我雇佣收入,另外收入法核算的GDP还应包括折旧、企业转移支出和统计误差等。必须指出的是,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以前被经济学忽略了,故笔者将其加了进去。
2.长期总供给
生产函数理论、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等对长期总供给进行了深入研究。经典的公式如下: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f(劳动,资本,资源)。其中,f是指函数关系符号;劳动、资本、资源(含土地等)是指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所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比较完整的长期总供给应将所有投入要素都考虑进来,应将影响供给的价格因素也考虑进来,故笔者提出以下公式:
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土地生产率、环境效率或碳生产率、企业经营效率、政府管理效率)×f(劳动,资本,土地等资源,环境,企业家管理,政府管理)×商品价格指数。
其中,碳生产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环境效率=GDP/污染排放量。商品价格指数可用PPI、CPI等来衡量,价格与总供给呈正比,即价格涨,供给增加。
不难看出,影响长期总供给的因素有两大方面:一方面,要素投入。其中劳动可用劳动力数量(受人口结构影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衡量;资本可用货币发行量、社会融资总额、新增贷款总额、发债规模等衡量;资源可用土地利用总量、资源开采和利用总量、发电量等衡量;环境可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衡量;企业家管理可用企业家和创业者人数等衡量。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即笔者提出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
需说明的是,这“三大发动机”可同时影响长期总供给和长期总需求;制度变革又分某种体制内部的制度变革和整个体制的根本变革;结构优化又分为结构升级和某种结构内的局部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等;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后者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前者是要素“质的提升”,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知识增长、信息化等。
必须指出的是,需求与供给是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供给创造需求,即消费和投资需求都是由供给侧的生产通过分配形成的,虽然外生冲击会造成短期波动,但市场的自稳定机制能最终实现供求平衡。凯恩斯则论证了,在经济萧条时期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此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发生作用,导致总需求不足、供求不平衡,故需要政府干预。供给如何影响需求?因为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收入取决于就业,就业取决于供给侧的生产及其一系列影响因素。需求如何影响供给?因为生产的产品必须卖出去才能形成价值和效用,产品卖出去则依赖于需求。
美国、英国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的实践经验
在实践中,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主张因被美国总统里根、英国总理撒切尔夫人所运用、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声名远播。
里根上台后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虽然在其任期内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但为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里根经济学”和里根于1981年2月向国会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削减政府预算或财政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实现预算收支平衡;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其实质是促进市场自由竞争、调动企业和民众积极性、刺激供给、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复兴。
在实践中,里根并不为某种理论观点所束缚,而是博采众长、灵活运用,如同时运用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增减政府开支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和放松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供给增加的政策,以及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政策,从而实现了摆脱滞胀的经济目标。
里根供给管理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里根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
与里根在同一时代,英国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 )或“撒切尔革命”,其主要政策主张是:坚持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反对凯恩斯理论和福利国家理论;推行私有化,反对国有化;颂扬财富创造,反对平均主义;推进去监管化,取消汇率管制;鼓励工资自由浮动,打击工会力量;推进减税,削减福利开支等。
在撒切尔主义的主宰下,英国经济重新恢复了活力,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以后有所提高,1982~1989年维持在年均2.8%左右的水平,高于同期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但同时也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需求由于受收入增长和购买力的限制,表现为一种较为被动的力量,而供给则表现为一种比较主动的力量。需求管理政策实行时间长了往往产生很多副作用,如挤出私人投资、引发通货膨胀等,而大多数供给管理政策,则由于能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企业活力、促进技术进步等,而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来的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始自今日,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上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农民在小城镇落户和进城打工、放权让利改革等,90年代中期以农村综合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外汇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发展中小企业、政府机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等,多属于供给侧改革。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在美国、日本、欧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主要经济体都不甚景气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了相对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甚至可以说处于近乎“一枝独秀”的状态。许多人都将其归功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需求政策只是导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股力量,以发挥企业活力为主要内容的供给政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和民营中小企业、加快对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改革、放松经济管制、鼓励民间投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等供给侧改革,都是引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
这不难理解,凡改革都是要调整制度或体制机制,都涉及优化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正是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所在。
中国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特殊背景
与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相比,目前的供给侧改革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也有如下特殊性。
首先,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持续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现已进入到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后很可能进入到年均GDP增速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即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主要表现是重化工业阶段进入到下半场,其主要特征是技术或知识密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城镇化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的下半场,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处于30%-70%时属于加速阶段,其中30%-50%属于加速阶段上半场,50%-70%属于下半场,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说明城镇化已进入下半场,下半场的主要特征是在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更强调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从收入水平来看则已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新阶段推进供给侧改革任务更重,压力更大。
其次,国际环境不同。以往当中国经济总量排在国际相对靠后位置时,推进供给侧改革相对来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可以分享国际化或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且开始紧追美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中,推进供给侧改革就必须更多地依靠国内的力量。
再次,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不同。自2012年开始,15-64岁之间的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刘易斯拐点”也已于2008年前后到来。同时,在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雾霾等问题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这些新的约束条件,使得供给侧改革不能再像过去三十多年那样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来推动,而必须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
第四,技术背景不同。尽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就一直在取得进展,但与当前这一轮以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低碳化为内容的新技术革命相比,还是明显不在一个层次。可以说,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蓄势待发,与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相匹配的第三次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到来。这为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有力支撑。
第五,部分内容不同。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解决经济增量问题。而新阶段的这次供给侧改革,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量问题外,还要先解决累积多年的存量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房地产高库存、基础设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设、地方政府高债务、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等存量问题。存量问题的解决容易引发风险,更具挑战性,这次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在化解存量问题中寻找新出路。
㈣ 里根经济学和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是什么
“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来源于“供给侧经济学”(或供给学派),其核心思想是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倡导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特别是把减税作为核心政策主张。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之后,里根总统把减税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任期内把最高边际税率从70%下降到30%以下。“里根经济学”甚至认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减税。这种主张可以追溯到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的政策实践,柯立芝总统因此被视为“供给侧经济学之父”。从历届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来看,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党派差异,而减税是美国共和党的传统经济政策主张。到了小布什时代,“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再次大行其道,对富人大幅度减税成为小布什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然而,随着小布什任期的结束,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世界经济。
“里根经济学”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发展阶段与政策提出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与里根时代的美国经济具有很大差异。1980年,美国城镇化率为73.74%,服务业增加值达63.57%,服务业就业比重为65.70%,这些指标都是发达经济体的典型标志。相比之下,我国2014年城镇化率为54.41%,服务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为48.2%,就业比重为40.6%,收入水平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其次,从政策提出背景来看,“里根经济学”面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滞胀”现象;而中国当前面临的情况是低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虽出现下调趋势,但在国际上仍是高增长国家。以上两方面差别决定了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是一种幼稚的看法。经济病症不同,政策药方自然也不同。
从政策手段来看,“里根经济学”的主要政策手段是减税(特别是对富人阶层的减税)。而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工具是多元的,既要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导作用,发挥各类政策“组合拳”的合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从实施结果来看,“里根经济学”尽管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但是也产生了长期性的副作用,成为美国经济发展至今的痼疾。一方面,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另一方面,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收入分配明显倾向于富人阶层。与此相对应的是,尽管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但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率并没有明显上升,表明美国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成果较少地惠及劳动阶层。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是要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共享发展。
㈤ 什么是供给侧
供给侧是经济学术语,意思指供给方面,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决于经济中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
供给的范围和水平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切影响社会生产总量的因素也都影响供给量;但是,市场供给量不等于生产量,因为生产量中有一部分用于生产者自己消费,一部分可以是进口商品或动用贮备商品。
供给侧提供给市场的商品,不仅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具有凝结着一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因此,供给不单纯是一种提供一定数量的特定的使用价值的行为,而且还是实现一定价值量的行为。
供给显示了随着价钱升降而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某个体在每段时间内所愿意卖出的某货物的数量。在某一价格下,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某一货物的总数量称为需求量。
在不同价格下,供给量会不同。供给和需求也就是说价格与需求量的关系。若以图像表示,便称为供给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