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

A. 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原因

中国的人均GDP 在过去一千年里几乎水平不变，而从1978年起GDP近乎垂直提升，中国经济总量也从此步入了年均近10%的增长快车道。众所周知，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经过40年波澜壮阔的不平凡历程，我国已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近
40年来，中国在哪些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经历
了怎样的曲折历程？经济学原理如何阐释和解读这一历
程？改革开放对未来的启示何在？本报告拟就这些问题进
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取得的成就与世界各国对比
从生产力水平看，我国近40年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7%，比世界年均增速快 6.8个百分点，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跃居世界第
一，人均GDP从1978年的156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8788美元，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列。
从经济结构看，近40年来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下降了近16.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了约7.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占比则上升了23.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率由
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7年的58.5%，增幅之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从财政情况看，由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近40年来我国多数年份财政收支处于赤字状态，2016年虽略高于3%的警戒线，但仍处于可控范围。截至2017年末，公共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为36.2%，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且已连续两年下降。
从金融市场看，我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1%上升至2017年的8.0%，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银行业信贷发放量占GDP比重超过200%，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
从基础设施来看，人均电力消费从1978年的247千瓦时增
长至2016年的4280千瓦时，是1978年的17倍多，并已超越世界平均水平；铁路网密度由1978年的0.5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至 1.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幅达到144.3%；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航空总客运量由1978年的154万人次增长到2016年的4.88亿人次，总量位于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
从医疗与基础教育水平看，人均预期寿命由1978年的65.8岁上升至2015年的76.1岁，增加了10.3岁；每万人专业医师数量由1978年的10.8人上升至2015年23.1人；识字率由1982年的65.5%上升至2016年的97.4%，接近发达国家普遍99%以上的水平。

B. 运用具体的世界或中国经济史说明社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制度变迁理论与传统的经济学
狭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实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价格理论。他的内核主要为稳定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而在诺斯的分析框架里，基本上放弃了理性选择假设，代之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其实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具体在我国经济学界对制度变迁理论大体上有两种评价：一种认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是经济史学中的一大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种评价则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向古典制度经济学的复归，其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不例外。
但我认为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似乎过分夸大了制度变迁理论在经济学上的地位，事实上，通读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我们不难发现，诺思分析问题所用的基本假设依然是“理性经济人”，而分析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方法依然是成本——收益的方法。更何况，我认为相对于逻辑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需要说明的问题还有很多。再有就是连诺思自己也赞同的“新经济史学必须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坚定的基础”。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方面的工作在制度变迁理论中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善（例如对制度变迁的成本的核算问题，诺思也仅仅是停留在估算的层面上，在这方面，还缺少强有力的核算体系作为其理论的支撑点）；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认为从古典制度经济学到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理论，再到新制度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但他们却没有看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意义。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已不再是完全理性的了。由于交易费用的引入使这里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贴近真实，制度变迁理论中所研究的乃是现实中的经济人，而不是古典经济学里的抽象的经济人。他的最基本的着眼点是人，制度，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制度变迁理论虽然依旧采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但这也与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这恰恰是因为诺思看到了在现实中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成本——收益的思路来解释的，因而需要引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以使其完善。当然，我认为最为精彩的则是制度变迁理论得出了与传统经济学截然相反的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正式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那么，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我想先从他的上述两个创新之处入手进行分析。

交易费用：
众所周知，目前对于交易费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的核算方式自然也是千差万别。核算的难度和可信度自不用提。我想也许也正因为此，交易费用才长久的被人们所忽视。虽然诺思曾说他度量了53个国家的交易费用有多大，以及每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少。但是，如果连核算方法都不能得到认可的话，最终所得到的数据将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很自然的，这是无法被科学所认可的。当然，我也并不是说，这一系列的工作毫无意义，至少它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交易费用的重要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毕竟现在人们所信奉的科学是建立在精确的基础之上的。一个模糊意义上的“很多”和一个精确的具有权威性的数字，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因此，我认为，产生一套公认的对于交易费用的核算体系不仅对于新制度经济学，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要想对交易费用进行核算，就必须先形成一个关于交易费用的能被大家所广泛接受的概念。有学者曾试图去做到这一点：交易费用其实就是人们为了使他人的行为可预期而付出的一种费用。但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抽象，并不能满足我上面所说的核算要求。我认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学论题，应该不仅仅满足于把众多繁杂的论题纳入自己的解释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他要能形成一整套的理论框架，使别的论题能够自觉地归入此框架之中。（打个比方：在一个有着很多小企业的市场之中，每一个小企业都可以被称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要形成更大的权威，就必须要有收购与兼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型活动，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制度的变迁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并且它的成本还非常的高昂。那么，如何来度量这个成本呢？
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连交易费用的度量都是极为困难的，那么要度量在交易费用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制度变迁的成本不就是难上加难了吗。诺思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正是因为此，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你才会常常看到这样的句子：人们会对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只有当人们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人们才会采取这一行为。我们会发现这里的“预期”与“估算”说的都是很牵强的。更何况制度本身也具有很多属性，如阶级性，公共性，正负性（有些貌似好的制度其实是方便了一些人钻空子）等等。有鉴于此，某一特定的制度变迁究竟是减少了交易费用还是增加了交易费用还很难说。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制度似乎是越来越好了。

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思在解释历史时陷入困境后才引入的，因而，我的感觉是这一理论似乎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工具来时制度变迁理论更加完善，但这样却又给这一理论本身带来了很多问题。（有点像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在这里只是大概提一下，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问题将会在下面单独讨论。

制度重于技术？
一种常见的误解以为，只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本源性的东西，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高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快慢不是决定与政府盖了多少钱，掉了多少人，研制出多少技术，而是决定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社会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吴敬琏
可以看出，这和诺斯的论调是同出一辙的，他们同样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那么，既然制度如此之重要，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会忽视它的作用呢？我认为制度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变的，是因为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足（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这就需要借助其他的东西来认识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缺少一套对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体系。另外就是在大多数时候，制度变迁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它具有很大的长期意义（参看下面的制度变迁的一般框架）。与此相比，一项“好”的技术一旦的一发明，便会被迅速的推广使用，且具有明显的“自我强化机制”。
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会和古典经济学家争论说制度重于技术。 诚然，制度为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营造了环境、创造了条件，但是技术的进步则为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争论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究竟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以及哪一个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决定性作用，就如同讨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其实际意义并不大（如虽然诺斯证明了在产业革命前是先有一场制度的变革的，然后才导致了第二次经济革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制度的变革呢?）。如果跳出制度与技术谁是更为根本性的争论这样一个圈子，让我们从经济的增长这个视角来看，我认为制度因素与技术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他们共同为经济的增长而服务，并且只有当把制度与技术的贡献转化为经济的时候，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对于具体的历史时期，这样的讨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我认为，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制度重于技术）。 这就需要人们（往往指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如果由技术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净增量大于由制度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净增量那么，国家就应该先想办法发展技术，以此来带动制度变迁，然后二者相互协调，共同为经济的增长服务；反之，就先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估算往往是不准确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并且当国家已经决定要采取制度变迁或是技术变迁的时候，他们成功与否，也并不严格符合上面所作说的成本——收益分析。因而这种决策的成功率支具有概率上的意义，而不服从因果决定论。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三 制度变迁的一般框架
由《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这本书具体来看，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1 由于相对价格或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起了制度的不均衡，从而使得一部分人有了改变现有制度的倾向，暂且把它们称为第一行动集团；
2 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
3 当这一制度提出以后，其他人则分成了两大阵营：支持者和反对者（对于不属于这两者的则不予考虑）
4 接下来则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与新制的倡导者这两大集团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分为渐进式的比较缓和的过程（大多数制度变迁都属于这一类）和突变式的暴力过程（如法国大革命），两种过程所付出的代价的差距是巨大的，
5 最后制度变迁的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也可以被理解为众多利益集团博弈的最终的均衡点。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里所谈到的制度变迁其实更倾向于是诱致型的制度变迁。它具有盈利性、自发性和渐进性等显著特点。因而，它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变迁的方式。与此相对的，强制型的制度变迁并不需要按照上述过程完成。强制型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在这里，我更愿意把国家理解为一种在暴力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国家在进行制度变迁的时候，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而它的资本就是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并因此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更何况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果常常要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事与愿违）。因而，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好的主要的制度变迁的方式。那么，为什么强制型制度变迁常常又是必要的呢?
除了制度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以外，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单纯依靠诱致型制度变迁，往往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这又于制度是具有差异性的有关，简单的说，就是一些特定的制度必须要有特定的团体来实施。如法律必须由国家来制定。
综上所述，虽然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也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但是，我认为除非必要，否则国家就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促成成功的诱致型制度变迁上。
（在这一段的分析中，已经隐含了，制度变迁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当然，也许事实并非如此）还有很多超过字了....

C. 我国的股票发行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

过程：

按面值发售—行政定价—逐步向市场化过渡。

按面值发售阶段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股份制企业和证券市场开始兴起到1992年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人们对股票和证券市场比较陌生，认购的积极性不高，所以股票发行的着眼点并不在于股票价值的确定，而是着重于将股票发行出去。

因此，基本没有进行股票的定价，许多股票都是按照面值发售，价格很低，并依托于行政摊派进行。这种方式使得发行抑价严重，但也激发了一些具有投资意识的初始投资者进行股票投资，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建立。

行政定价阶段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开始成立。自此，我国证券市场步入初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先后试行过抽签、全额预缴款、上网定价和上网竞价（仅4只股票试用）4种发行方式。

较之于其它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定价方式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是由中国证监会根据新股发行价＝每股净收益×市盈率这一固定公式进行统一定价，而且，发行市盈率和所采用的收益也是由证监会制定的。

在这种定价方式下，发行公司和承销商无法根据市场的情况来确定发行价格，这使得发行公司的资产遭受损失。

逐步向市场化过渡阶段

1998年12月31日，《证券法》正式出台。自《证券法》公布以后，我国新股发行市场化定价改革的步伐加快，相继出现了由承销商和发行公司协商确定上市价格上网定价、向二级市场配售和向法人配售等新的定价方式。自此，证券市场的发展迈入向市场化过渡的新阶段。

(3)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扩展阅读：

《证券法》和之后一系列文件的公布使得我国股票市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从实行市场化改革几年来的情况看，我国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些效果，给各市场主体带来的收益如下：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发行筹资额有所扩大并开始体现公司差别，股东结构也有所改进

发行市盈率的提高使得上市公司的发行筹资额扩大。此外，发行市盈率也开始体现不同的公司和上市期间市场情况的差异。在行政定价期间，新股发行市盈率的标准差为2.31，而1999－2000年新股发行市盈率的标志差扩大到了10.32。

另外，在市场化定价时期采用的法人配售方式，一方面引进了战略投资者和法人投资者，使得上市公司的股东结构的稳定性大大增强，并有助于改善投资者结构和投资者行为。

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法人询价机制也促进机构投资者进行股票价值研究，从而促进市场价格的形成，这也有利于上市公司的融资。

D. 中国会计制度经历了几次变迁请具体说下细节，需要写论文，谢谢~

一、会计制度的性质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诺斯的解释，“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诺斯，1994）。广义的制度包括正规制约和非正规制约，即“是由当时在社会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律）、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社会行为，因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则（樊纲，1996）。”按照以上制度含义的一般解释，会计制度应包括制约会计行为人及利益相关者的法律、法规、准则、惯例及单位内部会计制度的总和。
从本质上看，会计制度也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准则。无论是会计法律还是会计准则、会计惯例，或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就其本质功能而言，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一种规则。因此，同其他社会性制度一样，会计制度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会计制度的制定同样是在利益矛盾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会计制度的“消费”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某种强制性。尤其是在我国，会计制度大多表现为法律、法规的性质，其强制性“消费”的特征更为明显。
然而，对具有技术规范外在特征的会计准则性质的认定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迄今为止，国外学者关于会计准则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1）会计准则是一种技术手段；（2）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3）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是一项纯粹的政治程序（刘峰，1996）。而我国青年学者谢德仁则认为“会计准则的性质在于它是一项关于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的公共合约（谢德仁，1997）。
在笔者看来，将会计准则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只是看到了会计准则的实施过程所呈现的技术规范这一外在形式，而没有对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及实施后果给予足够的关注。
其实，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会计准则的制定是相关各方利益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甚至因此而上升为一种“政治化的程序”。与此相适应，会计准则的实施会产生影响信息使用者决策、影响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经济利益分配的“经济后果”。第二种观点虽然看到了会计准则所具有的“经济后果”，但没有明确回答会计准则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即没有概括出会计准则的基本属性。第三种观点强调了会计准则制定过程所表现的政治化程序特征，但“政治化程序”毕竟仅是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所表现的特征，而不是从准则制定到准则实施后果全过程的性质。
笔者比较赞成谢德仁博士关于会计准则是一种公共合约的观点。因为将会计准则定义为一种公共合约能够更好地解释会计准则制定、实施及实施后果的系统性特征。不过，笔者要强调的是，会计准则作为一种规范会计行为的制度，虽然也是一种经过各利益集团斗争而形成了的社会合约，但它与其他社会性制度相比具有自己的特征。
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作用机制上。一般而言，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常常是通过界定个人或组织的行动空间及其责权利，直接约束利益主体的行为来实现对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调节功能的。如税收制度直接约束纳税人、税务机关等当事人的行为，调节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信用制度直接约束借贷双方的行为，从而调节借贷方之间的利益关系；等等。与此不同，会计准则并不直接约束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而是通过为会计人员提供技术规范约束会计主体的会计行为，确保会计信息系统提供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财务信息而间接地实现调节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功能。这正是人们容易把会计准则当作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的原因。但是，纯粹的技术规范，如大量的生产技术标准，并不具有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功能。
由此不难看出，会计准则作为一项制度安排，与其他制度安排的重要区别是，它通过提供会计信息加工的技术标准，来减少会计信息使用者搜集、鉴证、利用会计信息的交易成本，以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实现制度所具有的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功能。
二、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特征分析
对于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特征，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是我国会计制度变迁同国外，尤其是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会计制度变迁相比所具有的特征；二是80年代以来的会计制度变迁同建国后曾发生的重大会计制度变迁相比所具有的特征；三是会计制度变迁同其他经济制度变迁相比所具有的特征。下面，我们按照这一思路展开具体的分析和概括。
1.政府是制度供给主体。
任何国家的会计法律（包括专门的和非专门的）都是由国家制定的，因而都具有国家的性质。然而作为会计制度结构中核心组成部分的会计准则，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其供给主体却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中主要有政府供给和民间职业团体（或机构）供给两种模式，此外也有部分国家由政府与民间职业团体共同供给。美国、英国等是民间职业团体供给模式的代表，法国等则是政府供给模式的代表。我国会计制度历来以政府为供给主体。考虑到会计准则涉及许多技术性问题，会计核算方法和会计信息质量关系到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尽管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成立了国内外咨询专家组，并在正式颁布之前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但实质上我国会计准则的供给主体仍然是政府，即属于政府供给型模式的典型代表。
我国坚持以政府为主体供给会计准则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1）制度遗产。制度的制定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制度供给主体角色一直由政府充当。
特别是会计制度，无论是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还是行业性、地区性的会计制度都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制度制定程序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已经为社会所接受，况且这一制度安排已在《会计法》中明确规定。
（2）政府作为会计准则的供给主体可以保证准则的权威性和时效性。由于政府代表国家，因此，政府制定会计准则比民间职业团体更具有权威性。此外，由于政府制定会计准则可以减少制定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缩短制定过程和实施推广过程，从而具有更好的时效性，而这种时效性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分迅速的今天是十分必要的。
（3）在大中型企业及上市公司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具有的主体地位也是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重要原因。同其他制度安排一样，会计制度涉及到有关各方的经济利益，而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国家是企业的最大利益者，保证国家利益不能不说是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一个重要原因。
2.制度实施具有强制性。
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1994）。
前者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所引起的获利机会时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创新；后者则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的引入、实施而引起的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由于我国会计制度制定方面的制度遗产，加之我国快节奏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会计制度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变迁。在这种背景下，会计制度的强制性变迁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
强制性会计制度变迁的优点在于，能利用政府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但政府的有限理性、集团间利益冲突和知识准备不足等则可能影响制度变迁的效果。例如，会计制度的强制运作，可能违背了某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可能不按制度行事，这便会降低制度效率。近年来，一些企业不按会计制度特别是不按具体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制造虚假会计信息，便是企业管理当局抵制新会计制度，导致制度效率降低的例证。
3.制度变迁过程是渐进的。
按照对改革方式进行分类的一般标准，既应包括改革的目标和程序，也应包括改革的速率。据此，笔者认为，中国的会计制度变迁应属于渐进式变迁。其主要特点是：逐步推进、分步到位、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等。从1980年10月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提出会计改革问题，1984年10月全国会计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关于会计业务改革的设想（讨论稿）》、《会计改革纲要（试行）》；从《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基本会计准则），到《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已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从1985年的《会计法》到以后两次修改的《会计法》。所有这些制度性内容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整个会计改革的过程是在“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中进行的，是分步推进的。而在会计改革过程中，通过在不同所有制、不同组织形式、不同经营方式的企业进行试点，特别是先在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试点企业及上市公司这样一些新的经济成份或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中率先实行新的会计制度，积累经验，然后再推进全方位的会计制度变迁，具有典型的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的特征，同时又是一种明显的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策略。时至今日，我国已颁布的几项具体会计准则仍然分为“所有企业执行”和“上市企业执行”两部分。这也说明，我国的会计制度仍处在渐进变迁过程之中。我国会计制度的渐进式变迁是由会计制度的特点及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会计对经济的发展虽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深层次上看，会计的发展始终依赖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会计制度作为经济制度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处于一种“配角”地位，而高度依存于其他制度安排。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它必须服务和服从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而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按渐进的方式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会计制度变迁也只能是渐进的。期望在短期内使我国所有会计原则、会计程序和方法都达到一种理想状态，显然是不现实的。
渐进式制度变迁的优点是，因“边干边学”、“先试验后推广”，可以分步骤取得制度替代或转换所需要的信息，逐步积累变迁所需的知识，从而可以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和非完备性，变迁的社会阻力也相应减少，摩察成本降低。当然，渐进式变迁也有其缺陷：
（1）各项相关制度安排不同步，易造成制度结构失衡，特别是新旧制度安排之间常常发生摩擦和冲突，从而导致效率损失。例如，我国会计制度结构中的会计法、基本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还有行业会计制度、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之间就常常出现矛盾，从而降低了制度效率。
（2）制度供给相对制度需求常常出现时滞，造成制度空档，为一些企业人为操纵会计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机。如关联交易、企业合并等会计业务的处理都曾出现过类似情况。
（3）“边干边学”使会计人员学了一些“有效期”很短的知识，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整个变迁过程的学习成本。如1993年会计人员刚掌握的财务状况变动表编制知识，在1998年就不那么有用了，而他们必须重新学习编制现金流量表的知识。
4.资本市场和国际惯例具有导向作用。
我国正在进行的会计制度变迁与建国后进行的前几次会计制度变迁相比，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导向上的差异。80年代之前的会计制度变迁，总的来说是围绕服务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的，即以建立集中统一的会计制度为制度变迁目标。会计信息仅仅为宏观经济计划管理和内部管理服务，在会计制度变迁目标的定位上并未考虑与国际惯例接轨问题。由于当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也谈不上资本市场的导向作用。
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带来了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较好地与国际惯例协调的会计制度结构成为这次会计制度变迁的目标。这里所说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适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要求。事实上，正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才催生了中国的会计准则。现代资本市场是建立在信息披露基础之上的，而信息披露的核心内容是财务信息，及时、相关、可靠的财务信息是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我国会计准则产生的时机以及各项具体会计准则颁布的时间顺序和所规范的内容都可以看出资本市场所具有的导向作用。
与国际惯例接轨，是这次会计制度变迁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次会计制度变迁的重要导向。资本市场和贸易的国际化必然要求作为商业语言的会计提高其一致性程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财务信息的国际可比性，进而为合理配置资本、降低市场风险和筹资成本提供信息支持。
《国际会计准则》在国际之间的会计协调方面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使本国的会计准则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是一个后起的国家，这使我们有可能参照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已经形成的会计准则体系制定本国的会计准则体系，使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目标一开始就定位于“国际水平”。从我国已颁布的几项具体会计准则的内容看，均具有与国际会计惯例较高的协调性

E. 柯武刚，史漫飞哪一年出版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德)柯武刚,史漫飞,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F. 经济学发展史

经济学发展史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

G. 有人看过《制度经济学——经济秩序与公共政策》德国柯武刚、史漫飞著的，

看过.

对其中通过经济学理论批评社会主义历史的部分印象较深.社会主义(包括空想的和版所谓权科学的)及其实践大有其道德合理性,但看来经济合理性不足,这反过来又损害了其道德合理性.(体会的根据:想来还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有直观感受,对资本主义则无.)

感想:问题大概要上溯到人性论,道德和经济的争议最终要在人性论的法庭上打官司.

H. 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六次革命具有哪些重要含义

西方经济学从16至17世纪的重商主义开始，到现在经历了六次理论突破，即所说的六次革命，其中前二次发生在古典经济学说中，后四次为现代经济学说史中。
西方经济学是从重商主义开始的。时代背景为海盗式帝国主义，贸易与殖民相联系，它作为一个体系，从宏观角度考虑问题，基本内容为出口垄断，外汇管制和贸易顺差，核心思想君主掌握最高权力，统治经济和铸造货币，控制对外贸易，主张国家干预和参预经济，并对经济进行调节，认为国家财富就是金银，输入金银可以润滑工商业的齿轮，所以鼓励出口，实行补帖，限制进口，以此扩大贸易顺差，换回金银，金银的积累导致国家财富的增长。但实际执行中却无美妙前景，最终出现了生产力的危机。如法国出口制成品越多，换回金银越多，结果越穷；而英国，反而民富国强。重商主义重点在商品流通领域。
现代经济学只是在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才开始。时代背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下，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摆脱封建和国家的干预。1776年《国富论》第一次划时代革命。其矛头指向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斯密继承和发展了以前经济研究成果，特别是重农主义对供给和微观重视，第一次创立比较完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他认为重商主义牺牲了消费者而利于生产者，带来经济效益差的后果。因此，斯密提出，要增加国民财富，一靠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二靠资本积累，增加储蓄，形成投资，扩大市场。为增加生产，积累财富，反对国家干预，放任经济自由，经济“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发挥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调节作用，国家只需保卫人民和国家的安全，社会秩序公平等。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家财富的来源，劳动创造价值，利润来自剩余劳动，反对重商主义只有贸易、重农义义只有农业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观点。还提出了一些微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其片面性在，对需求重视不足，分析方法上不够精细，劳动价值论有利于工人而不利于资本家等。
1870年，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出现三名学者：法国的瓦尔拉斯、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他们三个人，住在不同地方，长在不同国家，但几乎同时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强调供给和生产转变为强调需求和消费。提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劳动的消耗量，而是取决于主观评价，进行边际主义分析。西方常把1871年称为”边际革命“年，直到马歇尔最后形成的所谓的”新古典学派“。完全用边际分析方法，利用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的概念分析经济问题，提出存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劳务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都是决定于边际供求的关系。强调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定价与资源的稀少性有关。由于稀少有关，因此，对各种产品用途的估价带来效用递减，人和厂商都受着理性行为原则的支配。如个人怎样用有限钱得到最大效用的满足，而厂商利用有限资源设备来得到最大的利润，这种方法就是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古典学学派关心的是整个经济的长期发展，关心剩余产品在各个集团之间的分配问题，而边际主义者关心的是微观经济问题。所以，从边际主义者到马歇尔，才建立起微观经济学体系。边际概念成为关键性工具，效用与消费者需求成为出发点和推动力，关心的是在资源稀少情况下来进行生产、分配，消费。同时他们认为，只要自由竞争，通过市场力量，经济就能达充分就业均衡，不会发生生产过剩或经济危机。总之，他们以主观根据供求而决定价格的价值理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以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来代替古典学派由社会力量决定收入的分配理论；用和谐经济体系代替阶级冲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比古典经济学更合理、更精致，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但面对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新旧古典经济学偏重于微观方面的研究。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第三次革命。其背景 ：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发展，政治上国家垄断资本的产生。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社会对宏观需求不强，国家也没有掌握足够大的资本实现这种控制，而当它进入国家垄断之后，这种要求和可能都具备了。理论、方法和政策都不同于传统。理论上反对萨伊定律。萨伊定律就是供给本身就能创造需求，需求是供给的函数，因此，经济自身能够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凯恩斯认为，供给是需求的函数，抛弃“储蓄会自动转化为投资”传统观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存在自动调节的性质，因而没有充分就业的可能，往往是小于充分就业状态。由于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作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必然会产生大规模失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方法上，回到重商主义研究的宏观经济问题，开创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即总量分析。关心经济总量行为活动，特别是总支出（投资支行、消费支出和政府支出）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强调决定经济活动水平的是投资部分。只有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增加，才能刺激生产，增加生产。还将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密切结合为一体，现在宏观经济分析都取自于《通论》的开创，这是凯恩斯在方法论上的革命。在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强调国家干预、参预经济调节。所以，有人说凯恩斯又回到重商主义，因为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奖励出口，与重商主义相同。三个最重要政策：1、政府预算的平衡应联系经济中需求状况来加以评价。如存在大规模失业，预算应增加赤字。2、降低实际工资不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可能会相反
；3、贷币政策如不借助于财政措施，则不可能终止大规模失业。二战后，特别是50、60年代，凯恩斯理论成为西方正统。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跳了价格分析的限制，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划时代意义。
上世纪50，特别是60年代后期，出现反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货币学派崛起。其背景是，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入”滞胀“，奉行已久的凯恩斯主义遭到质疑，因为按凯恩斯理论，低增长与高通胀不可能同时出现，货币学派自由主义理念抬头。以弗里德曼为代表，其内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所以不稳定，主要原因不是凯恩斯所说的三大定律影响的总需求不足，而是由于货币方面受到干扰。核心是货币，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动的唯一重要因素。因此货币政策最重要，财政政策除了起负作用，不可能影响产出率和就业率。其主张货币稳定、有节制增长，即长期货币政策，除此之外，国家减少支出，不干预私人经济，市场完全、充分发挥作用。现在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接收货币主义向凯恩斯挑战的两个思想：1，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2、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的效应。
1960年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出版。书只有100页，便很精炼，思想深刻。书中把生产看作同样商品既表现为生产资料又表现为最终产品的一种循环过程，是从基础理论上进行革命。主要影响：1、商品价格反对边际分析，回到李嘉图，再生产周期性循环过程中，用成本价格和平均利润的方法计算商品价格。2、在一定技术条件下，联立方程完全有可能计算出每种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是马克思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补充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3、斯拉法的商品价格决定理论，解决了马克思商品价值转形商品生产价格的问题。
在反对凯恩斯主义思潮中，出现了理性预期理论，为第六次革命。理性预期假说由美国经济学者约翰穆斯于1960--1961年首创，70年代卢卡斯把理性预期理念结合到货币主义模型中，应用于稳定性经济政策的研究。他们认为无论凯恩斯主义，或是货币主义，都把理性预期排除在模型之外，财政金融政策往往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公众势必预料到这些政策的后果。如政府试图加快货币增长经济，人们就料到通货膨胀而抬高价格，于是额外的货币更加抬高昂贵的物价而不是导向经济增长，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带有欺骗性，但是，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欺骗所有人，决不能在长期中欺骗所有人。以前人都以过去经验来推测预期，理性的是综合更多因素来进行预期，过去仅是一部分因子。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图示
发展阶段
时间
时代背景
代表人物
理论观点
政策主张
著作
重商主义
15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下半叶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安徒万·德·蒙克来田
财富就是金银，金银就是财富，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对外贸易的顺差。
从流通领域研究财富的增长
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

古典经济学

重农主义
17世纪下半叶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英国 法国
威廉·配第 阿吉尔贝尔
亚当·斯密 西斯蒙第
大卫·李嘉图
魁奈
从生产领域研究财富的增长
看不见的手
劳动价值理论
把对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

自由放任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1776年
庸俗经济学
18世纪末至19世纪70年代
（1830年）
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1832年英国通过议会改革案）
萨伊（法）
马尔萨斯（英）、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西尼耳、巴师夏、凯里
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
把注意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研究

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1870年）
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门格尔（奥地利 奥地利学派）
杰文斯（英 英国学派）
瓦尔拉斯（瑞士 洛桑学派）
以边际效用价值论来与劳动价值论相抗衡

新古典经济学（微观）
19世纪末期
马歇尔（英 剑桥学派）

瓦尔拉斯
庇古、克拉克、威克斯迪特
生产成本价值论
供求理论
边际效用论
节欲论
一般均衡、帕累托最优

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1890年

1933年

张伯伦、罗宾逊
垄断问题

1939年

希克斯
价值论（提出了序数效用论，马歇尔的是基数效用论）
一般均衡论：起到推广与普及的作用

希克斯
《价值与资本》1939年
凯恩斯革命（宏观）
20世纪30年代
经济大危机
凯恩斯
失业和经济的周期波动是因为全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
国家干预经济
凯恩斯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年
对凯恩斯的解释与补充
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10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12版）
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使得整个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出现了显著的漏洞，产生了干预和反干预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矛盾和不调和之处
萨缪尔森
库茨涅茨、托宾、哈罗德、索洛
汉森（20世纪40年代理论和政策建议方面进行补充和发展，奠定新古典综合派的某些基础）
传统西方经济学——微观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宏观

萨缪尔森
《经济学》1948年
新剑桥学派
20世纪50-60年代

琼·罗宾逊（英）

非均衡学派
（又称新凯恩斯学派）
20世纪60年代后期

克洛沃（美）莱荣霍夫德（瑞典）

希克斯（英）

把剑桥学派、洛桑学派的 相结合，形成一个独特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货币主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滞涨

弗里德曼

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生活，主张不同程度上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

理性预期学派
20世纪70年代后期
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

供给学派
20世纪70年代后期
拉弗、费尔德斯坦、万尼斯基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哈耶克

弗莱堡学派（德国）

公共选择学派
20世纪60年代
布坎南（美）、塔洛克（美）

新制度经济学派

科斯、威廉姆斯、诺斯

新左派

非主流经济学派
瑞典学派

创新理论

熊彼特

经济成长阶段论

罗斯托（美）

新制度学派

加尔布雷恩（美）

激进经济学派

I.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