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论述西方国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经济法可分为西方经济法和东方经济法两家，中国经济法属于东方经济法。东西方经济法由于兴起的历史背景不同，从而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总的来说，中西方经济法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矫正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干预、协调、平衡和调节，最终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但是，由于中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中西经济法在产生发展过程中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法的生成背景看。我国经济法不是生成与于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的经济法是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建设的一部分而主动的建立起来的，同时，经济法也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的一种回应。所以，中国经济法不是在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自觉地“从治理到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与中国相比，西方经济法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一开始，出现市场失灵的状况，这种情况用普通的民商法无法弥补，但是必须限制自由主义，由此，国家开始进行干预。可见，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实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从经济法生成的法制环境看。我国由于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扼杀市场经济的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开，政府职能也在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回头看西方，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所以与中国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经历了从孕育分离，到独立成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产生是为了弥补民商法行政法调节经济关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条“反民法”“异民法”的道路。而中国经济法是民商法缺位下发展起来，其产生并非为弥补民商法不足，而是与民商法同生同荣、共同发展。
最后，从经济法生成的路径看。在中国经济法体系中，最先产生的是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是在经济法得到初步发展后才产生的。而在西方经济法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规制法先于宏观调控法产生，市场规制法产生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宏观调控法产生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两者社会本位形成路径完全不同，体现在：“西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在个体本位上发展起来，是对个体本位的扬弃；中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由国家本位发展而来，是对国家本位的修正”，另外，中国经济法产生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西方经济法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贰』 简述我国经济法体系
『叁』 试论述公债在我国经济法中的作用有哪些
1）从财政角度看，公债是财政收入的补充形式，是弥补赤字、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手段，是筹集建设资金的较好方法。
当国家财政一时支出大于收入、遇有临时急需时，发行公债比较简捷，可济急需。从长远看，公债还是筹集建设资金的较好形式。一些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见效慢的项目，如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往往需要政府积极介入。
2）从经济的角度看，公债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
A、调节积累与消费，促进两者比例关系合理化。公债采用信用的方式，只是获得了一定时期内资金的使用权、没有改变资金的所有权，适当发行公债，可以使二者的比例关系趋于正常。
B、调节投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C、调节金融市场、维持经济稳定。公债是一种金融资产、一种有价证券，公债市场可以成为间接调节金融市场的政策工具。
D、调节社会总需求，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
公债指的是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凭其信誉按照一定程序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一种格式化的债权债务凭证。
『肆』 我国到底有没有经济法
我国的经济法尚未法典化，即没有一部称为《经济法》的专门法律。只是按照法律类别的划分，将所有属于经济法一类的法律、法规合起来称为经济法。
『伍』 如何完善我国经济法体系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陆』 试论述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经济法应对。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法制建设必须坚持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因为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服务和制度保障，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坚持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我国法制建设追求和实现的所有价值目标都是围绕这一最高的价值要求和取向展开的。离开以人为本，其他法的价值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离开了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就可能偏离法治的轨道。 人类政治文明从人治走向法治，并不仅仅是法律数量的增加和法律功能的扩展，也不仅仅体现在全社会对法律权威的崇尚，最根本表现就是法律价值的转换和创新，即法律对人的主体性、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为我国法制建设中法律的价值转换和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依法治国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是我国法律发展模式真正变革的价值导向，是法律制度创新的标志，它将引导我国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科学发展观对法制建设尤其是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以看出，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法律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节器，在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协调发展的机制，是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原则的提出也对我国法制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的发展观把促进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这将导致我国法制建设要做新的调整，尤其是我们的立法重点，必须相应地作适当调整。这种调整，在有些方面是局部的，而在若干领域，则是全方位的。 例如，要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取消旧体制对农民的法律限制和不合理的法律义务，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又如，通过立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目前，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已初步建立起了较完整的法规体系，但在生态立法方面迄今还是空白，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必将直接推动生态立法的进程。再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一方面我们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加入WTO之后，使我国的法律更加开放并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又要从我国现阶段国内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特点出发，使我国的法律真正成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成为协调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平衡器。 因此，五个统筹的发展模式，对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只有进一步发挥和强化法律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法律在社会调控、资源分配、解决纠纷等方面的作用，协调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最终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实现和谐社会。 三、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凸显了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灵魂的“以人为本”，具体地讲就是以公民的权利为本。所以，以人为本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强调对公民各种具体法律权利的高度关怀。作为法律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司法机关对保障和促进人的发展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它通过法律用自身特有的功能和方式保护公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公民的正常社会、家庭关系，制约公共权力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救助保护弱势群体，稳定公民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行为，最终帮助人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它通过对实施侵害行为的侵权者给予惩处，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法律监督，对滥用职权、失职渎职、贪污腐败者给予法律制裁，从而对公民进行司法救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使司法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司法是定纷止争、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调节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特殊事业，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司法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司法活动中得到贯彻具有重要意义。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同样要求我国司法机关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让司法救济惠及全社会成员。这样，对我国的主要司法机关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人民法院必须认真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在各项审判中高度注重依法保障人权。在刑事审判中，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坚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现代司法理念，坚决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法定罪处刑；对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法宣告无罪。在民事审判、执行中，也应适当采取简易审判程序、关怀弱势群体、适度原则等人性化的做法。 同样，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必须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检察机关把诉讼监督贯穿诉讼的全过程，严格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此外，检察机关还必须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障，开展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案件专项活动，重点查办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破坏选举以及严重渎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案件。这样，以人为本的文明理念让司法更具有亲和力，使人们感受到司法的力度和温度、刚性和柔性，从而真正的彰显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四、科学发展观在相关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当今法律和法学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对法律和法学的狭隘理解，无益于法学的发展和法制建设。只有具备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并紧密地结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际，才能使法学研究能够更好地反映制度发展变化的需要，使法律制度能够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为此，就必须转变传统的法学观念，对整个法学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造，以更好地发挥其功能。无论是法律的发展还是法学的发展，主要地都是通过问题推动的。事实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许多复杂的新兴问题，传统的法律理论在解释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就需要经济法理论等现代法理论来作出相应的解释。下面主要结合经济法来谈科学发展观在相关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如果说，对于局部的、静态的问题，传统部门法比较有解释力和决断力的话，则对于整体性的、动态发展的问题，其解释力就较为欠缺。经济法包含的相关法律制度所应对的是一系列"非均衡的二元结构"，它要在现实的差异性的基础上，解决整体上的一般均衡问题，解决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确保实质上的平等与公平。由于经济法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因而发展观也体现在具体的经济法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同时，在经济法理论的发生论、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等各个领域，也都有具体的显现。比如，从经济法的价值论来看，经济法所追求的效率、公平、秩序等价值，都同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直接相关。同时，经济法的宗旨，包括了经济宗旨和社会宗旨，都涉及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且，经济法的最高宗旨，就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3]体现的就是科学的发展观。可见，从整个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到具体的宗旨体现，都离不开一定的发展观。 在经济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制定反垄断法，规范公用企业滥用优势的行为、限制行政垄断、建立有效的竞争秩序，最终促使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反垄断法在价值追求、根本宗旨、最终目的和基本原则上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就是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内核。 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中也有一定体现。有学者指出，社会法学应体现对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关注，做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由此看出，我们要重视对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和诉讼权利实现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并从司法、行政、社会等多层面构建法律保障的机制。我们还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与原则，通过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源和表现的分析，尽快制定农业现代化促进法、小城镇法、就业法等与城乡居民分别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法律，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城乡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尊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目标在于建立个人与社会、经济与生态之间和谐发展的秩序，因而，环境资源法制建设中，科学发展观也有体现。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循环经济立法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采取借鉴的方法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我们还应该通过对地方立法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估制度的研究，提出可持续发展指导地方立法的总体构想，并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环境领域和相互之间的关联度上，设计相应的评估体系。应该指出，在目前的环境保护立法中，存在着种种误区，诸如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轻资源价值的提升，重产品生产者的责任、轻消费者的责任，重国家的责任、轻社会其他各界的责任，重城市环境的治理、轻农村环境的保护等情况，必须及时得到扭转。因此，在社会主体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平台上，对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进行整体的把握，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 在我国过去的法律制度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非常少。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当我们普遍不重视发展问题，漠视或者忽视发展问题的时候，就会直接影响相关的制度建设。放眼世界，各国在追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观，而由于这些发展观的侧重点不同，就会对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发展观，会对法制建设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影响，并会有效地体现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之中。当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我国法制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柒』 论述题： 国际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由于对于经济法的概念众说纷纭，而对经济法的产生也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在展开本文的讨论之前，我想先对本文中所称的经济法及经济法的产生作一界定。所谓经济法法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及其政府为了修正市场运行的缺陷，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时与各种市场主体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关系的总称。 这以界定表明所谓经济法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是以市场规律为基础，旨在修正市场缺陷而非取代市场的作用。关于经济法产生的含义由三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及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即经济法的制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及经济法律部门的形成。 本文所称经济法的产生是指经济法律部门的形成。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法学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也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它是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同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主客观条件成熟和发展的结果。
一、 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经济基础。
法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社会关系特别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人们各种物质利益关系及经济关系，是法的本源。马克思说：“无论是政治立法或是市民立法，都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经济法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对应的，缺少需要进行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一基础，经济法就没有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和理由。在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对经济主要依靠革命措施、执政党和国家的政令、领袖及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权威和指示，实施组织管理。总的来说并不重视法律调整，即使制定了一些管理经济的法律也带有浓厚的行政法色彩，体现的是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体制改革，虽然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使用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最终采用“市场经济”的提法，中国改革在总的方向上一直是沿着减少国家计划，增强市场作用前进的。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不断得到发展，适应国家管理经济需要的经济法也就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虽然改革开放已有二十多年，我国确定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有十多年，但我们还只能说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经济法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也只能说是在迅速的的完善之中。
（二）大量的经济法律规范的制定是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范基础。
所谓法律部门是人们为了更好的研究和运用法律的学术分类，是指具有同一性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任何法律部门的产生和独立都必须以大量的同类法律规范为基础。否则就失去了研究的对象和存在的价值。但是，一国的经济立法与一国的经济法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一国单有经济法的立法并不足以产生本国的经济法学，美国即是如此；没有本国的经济法立法也有可能产生以他国的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无真正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法，却产生了经济法学。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本国的经济法立法，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将会因没有本土性的资源而停滞。我们无法想象中国的经济法学者能够远隔重洋很好的研究美国的问题，我们同样无法想象，中国的学者对纯粹的他国法律现象保持旺盛的热情。法律规范的制定是中国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1979年到1992年是中国经济法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的，重视以法律为手段调控经济，这一时期颁布了大量管理经济的法律法规，如不同所有制的工业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这一时期的经济法立法总的来说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区分不明确，宏观调控的计划色彩明显，并且经济法中非常重要的市场秩序法立法缺位。从1992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法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正式提出了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以来，国家围绕推进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以颁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起点，进入了制定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的阶段，出台了有关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市场规制的法律法规，《反垄断法》的制定也摆上了议事日程。中国经济法体系正在迅速形成。与此相适应，中国的经济法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
二、 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主客观条件
对经济与法律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经济法的认识的加深，是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主观条件。从1979年起，“经济法”一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叶剑英同志早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曾提出“我们还需要各种经济法”，这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经济法概念首次在领导层提出。当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普遍是模糊的，随意性大，与民商法和行政法的区别也不甚明确。随着经济法的发展，各种经济法现象不断丰富，层出不穷，垄断问题，不正当竞争问题，损害消费者权益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和宏观调控问题等等，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促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同时，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以及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在经济法的研究和实践中越来越注重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经济法的理论研究也摆脱了纯粹的抽象争论，经济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捌』 简述经济法的渊源有哪些
一、定义：
经济法的渊源，是指经济法律规范借以存在和表现的形式。
二、经济法的渊源：
1、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2、法律。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地位和效力仅次于宪法，是经济法的主要渊源，它规定的多是基本经济关系。
3、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1）行政法规其效力次于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是国务院为执行法律规定及履行宪法规定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需要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2）地方性法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4、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5、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特别行政区的法。
三、经济法的特点：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的法律部门，与传统的相邻法律部门相比，其主要特点有：
1、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
经济法的产生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然结果，它把调整的重点始终放在引导各类经济主体依法进行经济活动，保证经济关系的正确确立和有序的进行上，以形成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
2、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
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相比较，在调整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关系上，各有自己的主导思想。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它以社会利益为基点，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对社会负责，在此基础上处理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
3、经济法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法。
只有当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法才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因而经济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
『玖』 试述经济法的概念及其基本原则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提出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一致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整个法学界绝大多数人也承认经济法在法的体系中的地位是确立的。
法律部门是“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 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不同法律规范的总和”。①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无非是以各种形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等等。法律部门就是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作为依据来划分一部法律属于哪个部门的。那么，一个法律部门地位的确立，必须有其特有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简称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或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②具体分为:宏观调控关系，微观规制关系，国有参与关系，对外管制关系，市场监督关系五个方面。③而且，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同其他法的部门的调整对象是可以分开的。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法的立法工作紧密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制定了一大批经济法律和法规。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体系已初具规模，为经济法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基础。
法的分类(divisions of the law)是指“在任何一个已有合理的，成熟的理论和已形成内容丰富的原则和规则的法律体系中，法学家为了评注和研究的方便，总是把所有规则分成一定数量的部门和次部门，并不断寻求合适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归类和分组”。④由此可见，法的部门的确立和法的分类必须具备另一个条件--“形成内容丰富的原则”。民法作为一个完善和重要的法的部门，有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规范性文件体系，有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相对应的，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的部门，也应该有其基本原则和核心基本法。
二、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学说
明确经济法原则的含义是评判学说的前提和基础。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的原理或出发点”。⑤基于这个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能够全面反映它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寓存于整个经济法体系中的指导思想。首先，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作为其工具性的一面，是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服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主权者有不同的利益追求，那么经济法所调整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其指导性原则也就随之变动;第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带有国别色彩的，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往往着重于国家干预，而我国需要的是开放自由的市场，防止行政垄断的干预;第三，原则必须是高度概括性的，若确立得过于具体化，就是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了。
当前学术界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有⑥: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实行责、权、利相结合和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经济民主和经济法制相结合的原则;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原则;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等等。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上述学者提出的观点，有其可取的部分，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我国经济法学界一般认为，传统民法强调“私法优先”，传统行政法强调“公法优先”，而经济法则是将私法和公法放在“互为优先”的地位。这个“互为优先”反映的即是一种社会本位思想，即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兼顾;然而像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就不应该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个思想不仅仅是经济法要贯彻的，同时也是商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都应坚持的，故应该将其视为宪法原则。
笔者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主要是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协调经济原则。市场管理法，如反垄断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等等都是国家对经济的调整管理，“国家之手”在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是协调本国经济，完善产业结构。在调整过程中应该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注意客观经济条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动灵活地发挥经济法的调节作用。
第二、效率公平原则。“效率是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公平是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⑦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效率和公平往往是不能兼顾的，一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要么重效率轻公平，要么重公平轻效率。经济法的作用就在于用法律的形式保护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公平。在某一个阶段可以促进其中的一面，但就整体而言必须兼顾二者。
第三、利益兼顾原则。要贯彻利益兼顾原则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四个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企业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⑧经济法的任务就在于坚持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兼顾地方、企业、个人等各种利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第四、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经济的发展涉及到资源的开发利用，废弃物的排放，环境保护和治理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因此，经济法必须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四、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意义
上述四个原则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联系着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贯穿了国家调控经济的全部过程，使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得到结合，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基本原则的确立，巩固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的部门的地位，完善了经济法学理论体系，有利于抵制“大民法观念”和“经济法学说”，有力驳斥“经济法没有理论”的观点。
其次，在实务上，原则的确立为经济法规则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对新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对理解经济法律具体条文亦有指导意义。经济法原则可以作为未被法条规定的疑难经济案件的断案依据和审判依据，并且为制定《经济法纲要》指出立法方向。
经济法学界、整个法学界，乃至国民经济发展都会因基本原则的确立而受益。
『拾』 试述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法从产生到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尽管如此,法学界对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仍然争论不休.否定派认为由于经济法不存在独立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因此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肯定派则主要从社会实践角度尤其是克服市场失灵来论证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新兴的法律部门.从表现上看,两大不同观点的争论似乎只是局限于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问题上；其实,从更深层次上看,二者实际上是对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认识上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本文拟对传统经济法理论有关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研究进行修正与完善来进一步论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一、市场失灵现象分析
（一） 市场存在失灵情形
市场,原本意义上是指人们交换物品的场所,后来逐步演化为一种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将它比作
“看不见的手”,并且认为如果没有任何外力的干预,这只手可以引导人们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无形之手理论.[①]虽然市场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它并不像无形之手理论描述的那样是万能.以庇古等人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通过规范分析得出,由于垄断、外部性和社会不平等是内生于自由竞争市场却又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市场是存在缺陷的,无形之手是会失灵的.[②]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又翻译为市场失败,它一般是指市场机制在一定场合下会导致资源不适当配置,使自由的市场均衡背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市场出现失灵的情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从哲学角度来讲,事物的两面性以及发展变化原理说明市场不可能一直是完美无暇的,当市场运行环境变化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必然会暴露出来,市场也就出现失灵情形；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也证明：在现代经济环境下,由于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包括自然垄断）、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均衡等因素的作用,单一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可能完成良性市场秩序的建设任务.[③]现代市场失灵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⑴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⑵外部负效应问题
；⑶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 ；⑷失业问题 ；⑸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 ；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⑺公共资源的过渡使用等等.这些表现形式都是市场内部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市场失灵也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之一.
（二） 市场失灵是一种抽象的表述
市场失灵是人们对市场无法完成全部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现象所作地一种抽象语言概括.它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的,但其各自内容却往往具有相对的特定性.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同阶段的市场失灵的程度与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市场本身的功能是有限的.当市场运行的环境对市场本身的要求越来越高时,市场的相对缺陷也就暴露的越多,市场也就越发显得失灵甚至出现完全的瘫痪.西方国家的的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当西方资本主义刚刚摆脱封建制度的约束时,由于当时的经济运行环境要求相对较低,市场几乎能够完成所有的社会资源的配置.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催生了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它滥觞于整个古典经济学时代.好景不长,伴随着商品经济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市场失灵日益严重,例如弱性的交易规则导致欺诈泛滥逐步上升到商行为的不规范导致交易费用的大幅度增加直至出现1933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第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失灵也有差异.由于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所不同,因此市场失灵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间表现的也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失灵已经达到了政府公权必须赤裸的光明正大的进行干预的地步,目前世界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大部分属于这种类型；而有的国家或者地区尚还处于市场自由配置的末期阶段,这种情形一般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中小国家.值得指出的是,即使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同一层次的国家或者地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们之间市场失灵具体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的,往往表现出带有个性色彩.研究市场失灵的相对特定性对于我们界定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它表明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具体时间是不尽相同,对经济法产生时间进行笼统下结论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市场失灵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的抽象表述,它本身具有客观性,它不以人们的发现与否而改变存在.人们能够认识到市场也会失灵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充分发挥人类的主动性去创造条件来逐步改变市场失灵的存在形式,逐步减轻其给社会带来的副面影响.但人类不可能彻底的消除市场失灵,除非人类社会不存在商品交换.认识与肯定市场失灵的客观性对于我们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必然性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国传统的经济法理论一般都是以公共福利理论的“市场失败”论作为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的最基本理由.笔者认为,虽然我国传统的经济法理论基本上清楚阐述了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但是其本身的表达方式和推理逻辑上需要进行局部的修正与完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学科之间的争论.
二、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
（一）市场失灵催生相应的法律部门产生
市场失灵是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机制的反动,它往往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副面影响.因此当市场秩序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明显的不协调时,政府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与手段进行的干预,制定相应的法律便是其中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市场失灵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表现,因此不同时期针对市场失灵的立法也有所不同.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作了一定的归纳与总结,他认为“伴随着商品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交易费用逐渐增大,民法、商法、经济法相继产生.其产生的轨迹具体呈现为：首先,平等交易主体之间因欺诈、违约等行为导致的交易费用增加,不具体强制性的交易规则演变成具有强制性的民法规范,以保证交易规则被遵守,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其次,市场主体规模扩大,内部交易费用增加,商行为不统一、不规范导致交易费用增加,商法产生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再者,交易费用继续增加、市场经济秩序崩溃,以政府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交易行为和间接调空宏观经济的经济法产生.”[④]依据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市场失灵催生了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的相继产生这样的结论.
（二）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不可替代的法律部门
通过前面的分析,市场失灵理论已充分的证明了相关法律部门产生的必然性.目前,虽然法学界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总体上还是没有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争论的那么激烈.肯定派与否定派是针锋相对,各执一词.从争论的结果上来看,如果从纯粹的传统理论分析,否定派则占有很大的优势；如果从社会实践来看,肯定派则占有上风.这场争论实质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因此,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检讨并试图寻求新的理论来论证经济法部门的存在.笔者认为,既然市场失灵理论已经证明相关法律部门产生的必然性,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社会现实来讨论经济法的存在情况,而不是固守和套用传统的理论.由于所谓的法律部门本质上只不过是学者根据大量已经存在某类法律规范而在理论上对它们所作的一种抽象上的归纳与表述,因此讨论一个法律部门是否存在,其最直观有力的依据就是看看相关法律规范是否大量存在；如果社会现实客观存在大量的某类法律规范,那么该法律部门就是独立存在的.民法和刑法两个法律部门的形成与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此为标尺,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则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从目前社会现实来看,无论是我国还是其它相对发达国家都现实的存在数量相当多经济法律规范.理论源于实践.既然社会实践中客观的存在经济法部门,那么理论上则一定可以得到论证.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失灵必然催生一大批法律和一系列法律部门的产生与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新老法律部门的分离和新兴的法律部门的独立.虽然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个发展过程；但也正是在这些过程中,法律部门体系逐步发生巨大演变.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裂,进出现民商分离…….社会环境的变化发展注定法律部门体系不是一成不变.当社会发展到传统的法律部门无法包容时,新兴的法律部门则应孕而生.民法如此,经济法亦是如此.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现存的法律对现实的调节与控制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社会现实呼吁新类型法律的产生以弥补现存法律的漏洞与不足.这种现象最先出现在美国的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中,罗斯福新政就是最好的证明.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政府制定了大量的与传统立法风格迥异法律.学者将这些众多而且带有政府干预内容这一共性的法律笼统称为经济法.经济法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本身的内容都是民法、商法等传统法律部门无法包容.对于这点,我国很多学者的著作已经做了很多的比较与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但值得补充的是有关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问题.在讨论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时,我国曾经出现经济行政法论之说.笔者认为,该理论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混淆经济法与行政法产生的根源.行政法产生的根源与刑法一样,主要基于显示国家主权；而经济法的产生则是基于市场失灵.政府因市场失灵而所做的行为与政府基于国家主权而所做的行为在本质上有着根本的差异.前者是政府与市场的博弈；而后者是政府对公民的统治.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活动主体的竞合而否定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对其它否定法律部门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降低交易费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种选择.作为市场失灵催生的法律部门,民法、商法、经济法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
(三)经济法产生的绝对必然性与相对偶然性
市场客观上是会失灵的,市场失灵需要大量的法律来矫正,而这些法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传统的法律部门所无法涵盖,这些法律又被很多学者命名为经济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经济法的产生是客观必然的,而且具有绝对性.它是市场失灵的抽象普遍性的重要表现和必然结果.只要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失灵达到一定的程度时,经济法必然应社会发展需求而产生.认识到市场失灵与经济法产生的绝对必然性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超前立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值得指出的是,超前经济法立法并不意味着对市场失灵导致经济法产生理论的否定,因为超前的经济法立法目的还是在于规制市场失灵.
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绝对的必然性与相对的偶然性是有机统一的.肯定经济法产生的绝对必然性并不能否定其产生的相对偶然性.所谓经济法产生的相对偶然性是指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法产生时间和方式往往因各种具体因素的影响呈现很大的差异,它是市场失灵的相对特定性的表现与必然结果.认识到经济法产生的相对偶然性对于我们解决经济法产生的时间争议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经济法产生具有相对偶然性说明了笼统讨论经济法产生时间的做法非科学性.
结束语
掐指一算,有关经济法独立性之争已有将近上百年的历史.适度的理论峥嵘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如果忽视现实而过度的进行理论争议则适得其反.客观规律和现代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因此从理论研究的社会目的角度来看,有关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有必要画上一个相对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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