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理解现在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
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
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B.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据的经济学原理
供给和需求都描述了数量和价格的关系，其中供给是指在价格和供给者愿意并回且能够答提供的数量之间的关系；需求是指在价格和需求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数量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供给和需求都能影响产品的均衡价格和数量。举个例子，当大量的厂商供给馒头时，最终成交的馒头价格会下降，数量会上升。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改变供给者的供给行为，进行市场上的数量和价格调节。
C. 供给侧有哪些理论学说
供给侧改革理论渊源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而非始于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只不过萨伊和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创造需求”和供给管理政策而已。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理论而非需求管理理论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供给侧还有生产主体、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存量调整、增量培育等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如重农学派（Physiocrates，18世纪后半叶）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12.14, -0.20, -1.62%)供给的重要性；斯密（Smith，A.,1776）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李嘉图（D.Ricardo，1817）强调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导致的报酬递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罗雪尔（W.Roscher，1843、1854）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强调了“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1883）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A.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基本是从供给侧分析经济发展的。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做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Harrod & Domar）模型（1946、1948）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张培刚（1949）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为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有利的）社会制度，限制因素为资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E.Denison,1962、1967）、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乔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the resial growth）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Romer.P.,1986）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Lucas.R.,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
制度经济学家和改革经济学也多是从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来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力理论”也是一种典型的供给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而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国财富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和所能利用的单位物质资源，取决于动态的竞争优势而非静态的比较优势。政府应放弃重点扶持某些产业的产业政策，而应尽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产业集群的良好环境。
供给侧理论与需求管理理论的博弈
重商主义鼓吹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强调通过出口补贴和进口课税等方式调控进出口需求，实现贸易顺差。
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
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于十八世纪初提出了最鲜明的供给管理思想——“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或者说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由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和就业不足，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全面批判了“萨伊定律”，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共同作用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工资刚性等制度约束、工会和其他垄断力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在短期甚至在长期都无法发挥作用，即经济无法自动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政府就不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而应采取相机处置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赤字政策来减少总需求；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盈余政策来减少总需求。罗斯福治理经济大萧条的主要措施就是实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新政”：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举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机会等。
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于是，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供给管理的理论，如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开始兴起。
供给学派因使用了供给这个词而成为最鲜明的供给侧理论
供给学派在强调供给管理政策方面具有代表性。其代表人物有：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吉尔德、肯普、罗伯茨、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
他们的主要观点有：提高税率虽然从短期看可以提高税收收入，但由于抑制了纳税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从中长期看反而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在资源稀缺世界中，所谓商品过剩只是适销不对路的“劣等货”过剩，其根源并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创造性供给不足；企业并不只是被动适应市场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产单位，而是在创造需求方面发挥着能动性作用；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战后美国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由凯恩斯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不如说是由于凯恩斯政策“阴差阳错”带来的实际供给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机制所带来的。
因此，供给学派提出如下政策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调动企业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赋予企业经济自由；稳定货币增长。供给学派学者认为，经济主体是否扩大经济活动或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边际税率的高低，即看增加活动所增加的净收益是否合算来决定。如果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人们会以闲暇代替工作，从而劳动力供给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将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而不用于储蓄和投资，同时经济活动将更多地由市场转入地下，从而损害经济效益。
我们可以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四减四促”：其中，“四减”是指减税（含减支，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
供给学派关于减税不增加财政赤字、不必忧虑减税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恢复金本位制等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质疑。同时，缺乏严谨的理论逻辑框架也为一些学者所诟病。
供给侧理论的基本框架
供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也成正比关系：供给增则经济涨，反之则跌。至于经济出现拐点则与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资源环境约束、基础设施饱和度、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等供给侧因素的变化有关。
供给也可分为宏观供给（总供给）和微观供给（生产者供给）、长期供给和短期供给、国内供给和国外供给、经济供给和非经济供给、理论供给和实际供给等。分析经济发展这种宏观经济现象，也应从总供给角度进行。从时间维度看，总供给可分为短期总供给和长期总供给。
1．短期总供给
宏观经济学侧重分析短期总供给曲线，这里侧重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短期总供给的构成和影响因素。许多人用生产函数来分析总供给，其实生产函数主要适用于分析长期总供给。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收入法GDP＝支出法GDP”中受到启发，可以得出：短期总供给（GDP）＝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这才是与短期总需求（GDP）＝消费＋投资＋净出口相对应的公式，因为短期总供给（GDP）＝短期总需求（GDP），或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消费＋投资＋出口。
因此，分析影响短期总供给的因素应从影响工资、利息或资本利得、地租或资源利得、环境租或环境税、利润和间接税的因素中去寻找。严格说来，其中的工资是指税前工资，利息是指净利息（公债利息除外），地租包括土地和建筑物的租金，利润包括公司利润和自我雇佣收入，另外收入法核算的GDP还应包括折旧、企业转移支出和统计误差等。必须指出的是，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以前被经济学忽略了，故笔者将其加了进去。
2．长期总供给
生产函数理论、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等对长期总供给进行了深入研究。经典的公式如下：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f（劳动，资本，资源）。其中，f是指函数关系符号；劳动、资本、资源（含土地等）是指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所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比较完整的长期总供给应将所有投入要素都考虑进来，应将影响供给的价格因素也考虑进来，故笔者提出以下公式：
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土地生产率、环境效率或碳生产率、企业经营效率、政府管理效率）×f（劳动，资本，土地等资源，环境，企业家管理，政府管理）×商品价格指数。
其中，碳生产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环境效率＝GDP／污染排放量。商品价格指数可用PPI、CPI等来衡量，价格与总供给呈正比，即价格涨，供给增加。
不难看出，影响长期总供给的因素有两大方面：一方面，要素投入。其中劳动可用劳动力数量（受人口结构影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衡量；资本可用货币发行量、社会融资总额、新增贷款总额、发债规模等衡量；资源可用土地利用总量、资源开采和利用总量、发电量等衡量；环境可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衡量；企业家管理可用企业家和创业者人数等衡量。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即笔者提出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
需说明的是，这“三大发动机”可同时影响长期总供给和长期总需求；制度变革又分某种体制内部的制度变革和整个体制的根本变革；结构优化又分为结构升级和某种结构内的局部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等；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后者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前者是要素“质的提升”，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知识增长、信息化等。
必须指出的是，需求与供给是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供给创造需求，即消费和投资需求都是由供给侧的生产通过分配形成的，虽然外生冲击会造成短期波动，但市场的自稳定机制能最终实现供求平衡。凯恩斯则论证了，在经济萧条时期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此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发生作用，导致总需求不足、供求不平衡，故需要政府干预。供给如何影响需求？因为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收入取决于就业，就业取决于供给侧的生产及其一系列影响因素。需求如何影响供给？因为生产的产品必须卖出去才能形成价值和效用，产品卖出去则依赖于需求。
美国、英国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的实践经验
在实践中，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主张因被美国总统里根、英国总理撒切尔夫人所运用、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声名远播。
里根上台后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虽然在其任期内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但为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里根经济学”和里根于1981年2月向国会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削减政府预算或财政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实现预算收支平衡；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其实质是促进市场自由竞争、调动企业和民众积极性、刺激供给、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复兴。
在实践中，里根并不为某种理论观点所束缚，而是博采众长、灵活运用，如同时运用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增减政府开支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和放松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供给增加的政策，以及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政策，从而实现了摆脱滞胀的经济目标。
里根供给管理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里根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
与里根在同一时代，英国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 ）或“撒切尔革命”，其主要政策主张是：坚持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反对凯恩斯理论和福利国家理论；推行私有化，反对国有化；颂扬财富创造，反对平均主义；推进去监管化，取消汇率管制；鼓励工资自由浮动，打击工会力量；推进减税，削减福利开支等。
在撒切尔主义的主宰下，英国经济重新恢复了活力，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以后有所提高，1982～1989年维持在年均2.8%左右的水平，高于同期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但同时也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需求由于受收入增长和购买力的限制，表现为一种较为被动的力量，而供给则表现为一种比较主动的力量。需求管理政策实行时间长了往往产生很多副作用，如挤出私人投资、引发通货膨胀等，而大多数供给管理政策，则由于能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企业活力、促进技术进步等，而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来的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始自今日，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上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农民在小城镇落户和进城打工、放权让利改革等，90年代中期以农村综合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外汇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发展中小企业、政府机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等，多属于供给侧改革。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在美国、日本、欧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主要经济体都不甚景气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了相对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甚至可以说处于近乎“一枝独秀”的状态。许多人都将其归功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需求政策只是导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股力量，以发挥企业活力为主要内容的供给政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和民营中小企业、加快对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改革、放松经济管制、鼓励民间投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等供给侧改革，都是引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
这不难理解，凡改革都是要调整制度或体制机制，都涉及优化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正是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所在。
中国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特殊背景
与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相比，目前的供给侧改革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也有如下特殊性。
首先，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持续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现已进入到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后很可能进入到年均GDP增速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即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主要表现是重化工业阶段进入到下半场，其主要特征是技术或知识密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城镇化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的下半场，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处于30%-70%时属于加速阶段，其中30%-50%属于加速阶段上半场，50%-70%属于下半场，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说明城镇化已进入下半场，下半场的主要特征是在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更强调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从收入水平来看则已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新阶段推进供给侧改革任务更重，压力更大。
其次，国际环境不同。以往当中国经济总量排在国际相对靠后位置时，推进供给侧改革相对来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可以分享国际化或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且开始紧追美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中，推进供给侧改革就必须更多地依靠国内的力量。
再次，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不同。自2012年开始，15-64岁之间的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刘易斯拐点”也已于2008年前后到来。同时，在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雾霾等问题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这些新的约束条件，使得供给侧改革不能再像过去三十多年那样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来推动，而必须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
第四，技术背景不同。尽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就一直在取得进展，但与当前这一轮以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低碳化为内容的新技术革命相比，还是明显不在一个层次。可以说，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蓄势待发，与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相匹配的第三次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到来。这为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有力支撑。
第五，部分内容不同。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解决经济增量问题。而新阶段的这次供给侧改革，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量问题外，还要先解决累积多年的存量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房地产高库存、基础设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设、地方政府高债务、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等存量问题。存量问题的解决容易引发风险，更具挑战性，这次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在化解存量问题中寻找新出路。
D.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说明为什么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宏观政策要稳，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发力。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宏观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释放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信号。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国际市场动荡对我国影响加深，与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形成叠加，实体经济困难加大，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通过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实施稳定市场的有效措施，新的动能加速孕育形成，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环境改善给群众带来不少实惠。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2、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正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形态转变。然而，在产业结构表现出显著改善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第三产业的提升潜力仍然十分大。与欧美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仍然较低，还不到50%。另一方面，中国工业体系中传统工业较多，新兴产业的增长难以弥补传统工业的萎靡，内部结构矛盾十分明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为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指明了方向。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整体水平提升明显，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例下降，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社会化养老、休闲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型服务业越来越受到关注。3、微观政策要活，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力：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微观政策要活”。做到灵活的微观政策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观经济，充分释放生产消费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微观经济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发展的“推进器”，放活微观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蓄发展新动能的现实需求。做活微观、提质增效对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微观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市场活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干预得太多。因此，实现“微观政策要活”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快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要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基本思路，将该放的放下去，将该管的事管好，将该服务的服务到位，真正做到“放水养鱼”，激活微观经济。①增强经济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简政放权应避免各类部门“一刀切”，向经济领域适度倾斜。另外，简政放权应更加重视从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角度进行整体部署、全方位为企业松绑，避免各种抓大放小、抓实放虚、我抓他放等行为对改革红利的抵消，切实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②简政放权应向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倾斜：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一是降门槛，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证照和资质、资格审批，给小微企业的“出生证”；二是优服务，在财政、金融、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小微企业倾斜，给小微企业适当地“喂点奶粉”，切实让新注册的800万小微企业尽可能地活下来，并以此带动“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③通过社会领域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社会领域的简政放权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齐头并进。一是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为政府“补位”，加大教育、养老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力度；二是要对社会领域的各种评比、达标、认证、收费事项进行全面评估，该保留或下放的进行保留或下放，其余的则应尽可能取消，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切实降低市场门槛；三是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积极性跟随中央步伐进行简政放权，为避免社会领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撑。4、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保持和增强战略定力，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的新红利。当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因素较多。走进新常态的中国正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趋势，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时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包容、不可持续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每一项任务，担子都不轻，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化解产能过剩风险、增强结构调整动能、释放创新驱动潜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点问题，依然需要通过切切实实的改革来加以推动。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活力、难有成效、难以可持续；不深化改革，存在的问题就可能更严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改革过去、现在都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依然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和关键一招。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必须培育千千万万的改革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坚决破除各种利益的藩篱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充分释放改革新红利。5、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必须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等，必然会影响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必须要过的槛，必须要经历的阵痛。所以要更好发挥社会政策稳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线。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好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真正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创造就业机会。①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保障政策。公共财政应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财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倾斜，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实行支持和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充分发挥其在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完善和落实促进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优惠政策；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加大支持自主创业力度；实施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多形式就业的扶持政策。通过优惠政策和就业服务，扶持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就业。②要努力推进重点、困难群体就业：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继续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工作；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创造的就业机会。要加紧消除流动就业的制度壁垒，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同时，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确保就业困难群体随出现随援助随就业。推进各类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做好妇女就业工作。③加强配套措施改革：一要全面提高就业能力。要加强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工院校示范校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和现代技工教育培养体系。重点支持急需紧缺行业技师培训，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就业培训，加快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健全完善社会化职业培训网络。二要提升就业服务能力。要加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全面实行就业失业登记身份证识别系统，建设城乡人力资源基本数据库。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就业和配置人力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三要加强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建设。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进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业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履约质量。扩大集体合同制度覆盖面，提高集体协商的实效性。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加大对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管力度，全面推进“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全违法行为预防预警和多部门综合治理机制，有效处置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要努力实现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E. 怎样用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供给侧改革
中国政府近期围绕经济发展做出了两项重要决策。一是提出十三五计划期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6.5%以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二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项决策非常好。中国之前把重点放在需求侧，但不管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这里面都存在问题。如果把重点放到供给侧，决策者就要精确计算实现6.5%的经济增长需要多少投入，然后就可以制定更加明确的政策。
要想从供给侧分析经济，有两大基础理论体系：
• 索罗经济增长模型：这是西方经济学框架内的基础理论模型，通过资产、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效率来分析供给。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是中国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通过资本、劳动力和剩余价值来分析经济。
就中国目前需求来看，索罗模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供给问题上方法近似，可以合二为一进行讨论。
经济数据显示，供给侧的投入产出权重不同。要想计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多少供给，我们不只要做简单加减，还要考虑加权。既然中国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那我们就要以全球目前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作为标杆来进行分析，看看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还需要制定哪些政策。
F. 供给侧具体怎么解释
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指的是供给的各个方面。供给侧相应的理论和学派诞生和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来达到经济调控的目的，典型的工具是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毋庸置疑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导致经济停滞，而且会引发经济危机。
供给侧是什么意思呢？在市场中，简化开来，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这生产者，就属于供给侧，消费者就是需求侧。即，你购买东西，有需求，就是需求侧，而你的需求是由生产者供应给你的，属于供给侧。
我们知道了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需求侧，讲究通过刺激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那么供给侧怎么做的呢？供给侧是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美国冷战时期，里根上台后，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了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实践。
里根的这一次实践效果来看，总体是好的，但是，纯粹的供给侧改革也有负面效应，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财政赤字失衡，而且大企业减税受益良多，导致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所以，无论是供给学派或者是凯恩斯主义都不能单独使用，必须要配合起来，结合本国国情，酌情改革。
G. 供给侧的概念包含什么内容
关于什么是供给侧的概念。
简单说，就是指为全体大众服务的生产、制造行业等领域。也包括服务业。具体说，钢铁业、煤炭业家电制造、手机制造等都属于“供给侧”领域。
供给侧，这是相对于“消费”侧而言的。
在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的循环理论中，其实生产侧也即整个社会的制造业、加工业、服务业等供给侧的结构合理性是最重要的。因为“消费侧”虽然重要，但消费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制造业等供给侧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性、科学性（例如产能过剩等全国性大问题），因此，依照“釜底抽薪”的理论，找出效率最高的方法，从供给侧进行改革，是最彻底最直接的方法。只有从“供给侧”的源头着手，才能彻底解决全国产能过剩等影响全国经济效益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