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经济学

Ⅰ 改革开放思想是由哪个经济学家提出，这个人与顾准是什么关系。

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 1940年8月顾准（1915—1974）1927年毕业后在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替心研究

Ⅱ 顾准 ，的简介

顾准（1915.7.1—1974.12.3），上海人，字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在小说中也有同名的人物。

Ⅲ 知名经济学家顾准是怎么死的

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顾准主张依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征收，强调“依率计征，控制计算”，不同意运动式征税，他在自己主管的《税务通讯》上连发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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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顾逸东的其父顾准

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Ⅳ 有哪些政治经济学的书值得推荐

《资本论》《保卫资本论》

求《保卫资本论》作者荐读的文献、作品、文章

保卫《资本论》参考文献（列国志数据库 供交流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

该著创立了所谓的“七类文献法”，用于进行指导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构建。

Ⅰ.马克思主义经典
《资本论》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04。
《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资本论》第1卷（德文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32卷，人民出版社，19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34、47卷，人民出版社，200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
《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
《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4。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2012。
《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0。
《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1999。

Ⅱ.国学
《周易》（杨天才等译注），中华书局，2011。
《国语译注》（汪济民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老子译注》（罗义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论语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1980。
《大学中庸译注》（王文锦），中华书局，2013。
《孟子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2012。
《杨伯峻〈孟子译注〉商榷》（白平），中华书局，2013。
《楚辞译注》（董楚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吕氏春秋译注》（张双棣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61～2014。
《史记》（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07。
《春秋繁露》（张世亮等译注），中华书局，2012。
《全唐诗》（彭定求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唐诗一万首精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
《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李商隐诗集疏注》（叶葱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李清照全词》（刘瑜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
《红楼梦》（周书文点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熊十力选集》（景海峰编），吉林出版社，2005。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熊十力：《原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熊十力：《新唯识论》，商务印书馆，2010。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2006。
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Ⅲ.历史和思想文化
卜正民等：《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古伟瀛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
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
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outledge,2001）。
金观涛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增订本），法律出版社，2011。
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何国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
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杨敬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2011。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第1～5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
张一兵：《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6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Ⅳ.政治和哲学
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trans.by William Lovitt),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7.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2010。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2000。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余大章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
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程恩富等：《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江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
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
洪银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资本及其收入的属性——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现代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简新华等：《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几个难题》，《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简新华：《再论“资本中性论”——答侯廷智教授的商榷》，《中国经济问题》2004年第4期。
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潾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
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刘永佶：《劳动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
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
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钱广华：《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荣兆梓：《资本一般与公有资本》，《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0期。
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施密特：《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
孙中山：《三民主义》，九州出版社，2011。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孙正聿：《〈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吴宣恭：《从生产关系的主导因素探讨中国经济学的主线》，《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
吴宣恭：《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决途径》，《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1期。
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
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杨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姚顺良：《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现代哲学》2011年第1期。
俞吾金：《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
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
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Ⅴ.方法论
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London: Verso,2010（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Volume 2,London: Verso,2013.
Dincan Foley,Understanding capital: Marx’s economic theory,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Henry Green,The logic of Marx,trans.by Terrell Carver,Oxford:Basil Blackwell,1980.
Leontief,Wassily.1938: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an Economics for Present-Day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8(1): 1-9.
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李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贝洛菲尔等：《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
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The Beacon Press,1957）。
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The Beacon Press,1957）。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科学出版社，1986。
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商务印书馆，1992。
布朗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丁堡骏：《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定位——兼与王峰明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
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林岗：《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范式》，《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
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刘召峰：《〈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
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5）。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粱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裴宏：《实体与形式对偶的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1期。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
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1。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斯蒂德曼等：《价值问题的论战》，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1990。
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王亚南：《〈资本论〉的方法》，《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
王亚南：《再论〈资本论〉的方法》，《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
王峰明：《马克思经济学假设的哲学方法论辨析——以两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问题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
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何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吴宣恭：《“人力资本”概念悖论分析》，《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0期。
谢富胜等：《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
谢尔盖耶维奇：《卡尔·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方法论作用》，雎国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许光伟：《实体与形式对偶说的逻辑不足和拓展方向——与裴宏博士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许光伟：《〈资本论〉中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与刘召峰博士的几点交流》，《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
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

Ⅵ.经济理论
Coase,Ronald.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4(3): 386-405.
William Lazonick,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白暴力：《财富劳动与价值——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重构》，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Monthly Review Press,1974）。
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陈其人：《李嘉图经济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陈其人：《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何新：《反主流经济学》，时事出版社，2010。
胡钧：《〈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兼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
胡培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不可动摇》，《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3期。
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崔秀红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杰弗·霍奇森（霍奇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剥削理论》，于树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
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
李达：《经济学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李建德：《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人民出版社，200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卢森贝：《〈资本论〉注释》，赵木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顾准译，商务印书馆，1984。
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孟捷等：《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第二版），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79。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
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沈越：《论古典经济学的市民性质——马克思市民理论再探讨》，《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巫宝三译，商务印书馆，1963。
荣兆梓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荣兆梓：《企业制度：平等与效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段毅才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Free Press,1985）。
吴宣恭：《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范畴》，《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
许光伟：《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现代化的一般思考》，《当代经济科学》2003年第2期。
许光伟：《再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协同——从马克思的协作理论说起》，《制度经济学研究》2004年第1期。
许光伟：《中国国有企业历史特性分析》，《经济评论》2008年第1期。
许光伟：《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再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改革开放30年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
许光伟：《生产要素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建构性分析——实践逻辑域中的思考》，《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
许光伟：《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建构：一个引论》，《中国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
杨继国：《价值运行论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杨继国：《论虚拟经济的特殊“供求规律”》，《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张定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余斌：《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余斌的解说》，东方出版社，2011。
张忠任：《数理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Ⅶ.其他

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许光伟：《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范式》，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7。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陈叔平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伯恩斯坦文选》，殷叙彝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

《拉法格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

《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李渚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王亚南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1989。

《卫兴华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

Ⅵ 作者为什么说顾准先生是"'用鲜血作墨水写作'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

因是，超呼想相，非人的负出所作

Ⅶ 顾准是谁啊

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云，上海人，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Ⅷ 吴敬琏称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的根据

新中国经济史论

老田

新中国早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与西方国家以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是国家主导型的“非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这就使得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与建立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知识积累，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相应地，研究新中国早期的经济问题，如果把研究视野局限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框架里，肯定无法给出适当的理解和评价。

新中国与西方经验的明显区别在于：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资本，经济主体和劳动者的地位也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私人企业极为不同，而且中国的资源禀赋也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体现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存量和相对价格都不一样。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多年来过分执著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因而未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程作出适当的总结。

主流经济学家们强烈表现出想要垄断“改革的解释权”的意愿，但是对于“改革”本身的认识却很可怜，吴敬琏在回顾经济学界几次重要会议的文章中间透露，他们在理论上基本是靠“道听途说”和“现炒现卖”来提出政策主张的，并没有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全面认识和通盘考虑。人们今天普遍认识到改革的结果是“医疗改革不成功”、“市场换技术的设想失败了”、“企业改革把企业彻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们在理论上心中无数，在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进行“生搬硬套”的，那么，这样一场“盲人骑瞎马”的摸索走到今天，确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主流经济学家们至今仍然拒绝对过去的历史，作出起码的反思和总结，而且还以扣“反改革”帽子为手段，阻挠别人对改革历程作出适当的反思。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总是要做点什么才好，“面子价值”对主流们来说也许并不为零；特别是今天主流们的学术地位联系着巨大的职业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们“话语权垄断地位”的危险，毕竟没有了垄断地位就肯定没有高收益。由于认真总结和反思新中国过去的经济建设历程，已经与主流们的职业利益相矛盾，因此总结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来承担了。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职业利益总和，也高于主流和非主流的观点分歧。总结和反思工作，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过去、现实和未来却越来越重要。客观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由于过去在理论建设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历程的总结从来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因此我们今天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总结和反思，将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对经验和现实的记录和叙述。注重事实和经验，显然是认真总结历史的起点，如果简单地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对于那些无法适应既定理论的现实就只能是强行“加工”和扭曲，这样的总结工作就肯定显得“削足适履”了。我的总结工作，将始终把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的条件、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管理成本问题，作为分析的主要线索。

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叙述方式和内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传提纲”的局限，共同点是声称“社会主义好、公有制好、计划经济好”，再后来，这些教材按照“时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场经济就是好的内容，就显得“理不直、气不壮”了，再作为宣传提纲都已经不合格了。

一、 新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目标与“近代史共识”

新中国早期的发展目标，其实是由近代史所给定的重大问题决定的，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和目标上，应该说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共识的。针对近代史中间中华民族面临那些最急迫的民生问题和安全问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共识，问题上的共识基本上可以借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和民权”来简洁地表达。这三大问题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业化进程；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底继续为“大跃进――快速工业化战略”辩护的时候，就自动回到孙中山那里，说“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的未来将有一个大跃进。”

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内容和作用范围，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先进技术和工业基础上去支持国家安全目标和民生目标的实现。“近代史共识”已经给定新中国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为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需要快速工业化战略来支持这两大目标的实现。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可以说是因应“近代史共识”而来的。

中国是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等到新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之中。中国早期的追赶战略，在技术内涵和跨度上就必须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差距。追赶战略的生效，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高积累政策快速实现技术的进步和装备过程。

中国的大跃进：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约翰牛（英国）被中国骑手甩在后面，象征着中国决心凭着自己的工业发展来击败西方社会。（转引自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于新的机器设备、厂房乃至规模巨大的交通系统建设，都要求大量的剩余沉淀为实物资产，这样的剩余积累和沉淀的规模带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无论如何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要点，以及技术进入装备相应的产业部门所需要沉淀的经济剩余数量（示意图的面积）。示意图的含义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在于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在传统农业时代，就要求有高于庄园自己自足水平的稳定需求，这个稳定需求是工场手工业稳定经营的前提，相应的社会条件是能够在农业时代制造一个“高消费群体”。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会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一个这样的庞大群体产生，问题在于这一暴富群体剥夺平民剩余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阶层的基本生产和生存条件，结果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导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历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发生，最后“高消费群体”随王朝灭亡而消失，超出一般“自然经济的学费水平之上”的市场容量就消失了，无法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和经验积累达到发明机器的程度。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存在对外低成本转嫁内部矛盾的条件，在传统农业时代就不存在“高消费群体”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的可能，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前提恰恰是联系着低成本的对外扩张过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要求实现机器的智能化过程，把机器操作者的经验积累用自动控制系统来代替，这一次的技术主要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相关。而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着大机器生产和交通系统建设，要求大量剩余沉淀为机器厂房等，这是高积累政策无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国家的积累过程在时间上长达上百年，单位时间内的积累强度要求就低；特别是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政策，往往把积累的成本和代价转移到国境之外去。中国缺乏把积累成本对外转嫁的空间，也实际上缺乏慢悠悠来进行积累的时间，高积累和大跃进都是在中国特定的“时空紧约束”下的唯一选择。

第一次工业革命

（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机械引入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

（大机器和工厂化大规模生产）

第三次技术革命

（智能化机器和人力资本）

快速工业化战略或者“大跃进”，最经典的表述是刘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给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起被总称为“三面红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宣传运动中间，“三面红旗”被确立为“政治正确性”的标准，为普通民众所充分掌握，这一宣传运动本质上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制造认同”的过程，因为认同的提高总是意味着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红旗”看上去是带有“口号”性质的宣传措辞，但具有十分具体的制度内涵：就是要在农村强化基层政权的动员能力去组织丰富的劳动力，进行密集的劳动投入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田水利建设，以此保证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高产稳产，满足工业化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优先分配给重工业，以支持快速工业化战略。“三面红旗”的核心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实质性的制度内涵包括快速工业化战略下的剩余分配顺序和劳动力动员两个主要方面。三面红旗的制度内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确立下来的，并非形成于人民公社运动期间：

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业化战略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段内，实现大规模的投资，要求有限的经济剩余集中使用于重工业。重工业单个项目的巨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往往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剩余以支持这样大的投资强度，物资平衡在省市这样的范围内也往往无法解决，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平衡，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组织和主导作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经要求进行地方分权和企业下放的改革，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他对于“三面红旗”从来没有后退过，也从不检讨）。
………………（以下省略字数若干,楼主如有需要，请登陆下面网站看全文）

Ⅸ 顾准是谁

如果你问的是«小时代»那么，顾准是顾里的亲弟弟，流落在外,顾里父亲死后顾里才得知

Ⅹ 顾城 ，顾准有关系吗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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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生平简介
(1956-1993)
顾城，男，原籍上海，1956年九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下放山东东北农场，1974年回北京。 做过搬运工、 锯木工、借调编辑等。 “文革”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73年开始学画，并进入社会性作品写作阶段，1974年起于《北京文艺》、《山东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发表作品。1977年起重新进入纯净写作，在《蒲公英》小报发表诗作后在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论，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创作年金，1993年，又获德国伯尔创作基金，在德国写作。1993年10月8日于新西兰所居岛涉嫌重伤其妻谢烨（诗人雷米）后自杀，谢烨于其死后数小时不治。此后流言盛起，至今绵延不衰。1993年3月曾回国探亲，惨案发生时，值其夫妇从德返新西兰不久。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著作主要有《黑眼睛》（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英子》（1994年元月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与谢桦合著）、《灵台独语》(1994年3月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老木、阿杨编）、《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城》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德、法等多国文字。另有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前进》，组诗《城》、《鬼进城》、 《从自我到自然》、《没有目的的我》。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逝世后由父亲顾工编辑出版《顾城诗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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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中国思想家 经济学家 顾准顾准（1915.7.1—1974.12.3），思想家、经济学家。1915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在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20世纪30年代，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是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