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供给侧改革认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提出了科学的预见。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也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出发，才能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避免陷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陷阱之中。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焕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和道路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加快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来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还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第三，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同时，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统筹。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没能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因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据这两种经济学理论所制定的，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从而也未能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决抵制这两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方面具体政策。
望采纳我的回答。
B. 请问一下，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门专业有什么区别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有着强烈阶级性、同政治有着密切联系、为一定的阶级、阶层专和社会集团属按自己的经济利益的要求调整和处理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活动提供经济依据的经济学说。它既不同于政治学，又不同于经济学，却是同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科学。说得更确切一些，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正如生物化学是生物学和化学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一样。从广义上说，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说成是一门经济学，正如生物化学在广义上也可以说成是一门化学一样。纯化学可以划分为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但不包括生物化学，同样，纯经济学可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不包括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经济学，则是研究人们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框架内，如何最有效地配置和组合有限的社会资源（即生产力诸要素）从事生产、交换和分配活动，以及在这些活动中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一定的社会成员需要的学说。政治学则是研究如何调整和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以为处于一定经济地位的人们的根本经济利益服务的学问。
C.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怎样看待中国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供给侧改革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去认识。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二）供给侧改革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核心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因此，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没能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因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据这两种经济学理论所制定的，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从而也未能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决抵制这两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方面具体政策。
D.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说明为什么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宏观政策要稳，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发力。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宏观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释放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信号。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国际市场动荡对我国影响加深，与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形成叠加，实体经济困难加大，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通过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实施稳定市场的有效措施，新的动能加速孕育形成，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环境改善给群众带来不少实惠。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2、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正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形态转变。然而，在产业结构表现出显著改善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第三产业的提升潜力仍然十分大。与欧美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仍然较低，还不到50%。另一方面，中国工业体系中传统工业较多，新兴产业的增长难以弥补传统工业的萎靡，内部结构矛盾十分明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为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指明了方向。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整体水平提升明显，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例下降，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社会化养老、休闲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型服务业越来越受到关注。3、微观政策要活，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力：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微观政策要活”。做到灵活的微观政策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观经济，充分释放生产消费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微观经济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发展的“推进器”，放活微观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蓄发展新动能的现实需求。做活微观、提质增效对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微观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市场活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干预得太多。因此，实现“微观政策要活”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快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要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基本思路，将该放的放下去，将该管的事管好，将该服务的服务到位，真正做到“放水养鱼”，激活微观经济。①增强经济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简政放权应避免各类部门“一刀切”，向经济领域适度倾斜。另外，简政放权应更加重视从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角度进行整体部署、全方位为企业松绑，避免各种抓大放小、抓实放虚、我抓他放等行为对改革红利的抵消，切实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②简政放权应向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倾斜：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一是降门槛，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证照和资质、资格审批，给小微企业的“出生证”；二是优服务，在财政、金融、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小微企业倾斜，给小微企业适当地“喂点奶粉”，切实让新注册的800万小微企业尽可能地活下来，并以此带动“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③通过社会领域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社会领域的简政放权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齐头并进。一是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为政府“补位”，加大教育、养老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力度；二是要对社会领域的各种评比、达标、认证、收费事项进行全面评估，该保留或下放的进行保留或下放，其余的则应尽可能取消，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切实降低市场门槛；三是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积极性跟随中央步伐进行简政放权，为避免社会领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撑。4、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保持和增强战略定力，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的新红利。当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因素较多。走进新常态的中国正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趋势，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时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包容、不可持续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每一项任务，担子都不轻，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化解产能过剩风险、增强结构调整动能、释放创新驱动潜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点问题，依然需要通过切切实实的改革来加以推动。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活力、难有成效、难以可持续；不深化改革，存在的问题就可能更严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改革过去、现在都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依然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和关键一招。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必须培育千千万万的改革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坚决破除各种利益的藩篱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充分释放改革新红利。5、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必须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等，必然会影响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必须要过的槛，必须要经历的阵痛。所以要更好发挥社会政策稳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线。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好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真正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创造就业机会。①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保障政策。公共财政应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财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倾斜，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实行支持和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充分发挥其在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完善和落实促进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优惠政策；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加大支持自主创业力度；实施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多形式就业的扶持政策。通过优惠政策和就业服务，扶持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就业。②要努力推进重点、困难群体就业：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继续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工作；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创造的就业机会。要加紧消除流动就业的制度壁垒，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同时，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确保就业困难群体随出现随援助随就业。推进各类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做好妇女就业工作。③加强配套措施改革：一要全面提高就业能力。要加强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工院校示范校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和现代技工教育培养体系。重点支持急需紧缺行业技师培训，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就业培训，加快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健全完善社会化职业培训网络。二要提升就业服务能力。要加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全面实行就业失业登记身份证识别系统，建设城乡人力资源基本数据库。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就业和配置人力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三要加强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建设。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进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业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履约质量。扩大集体合同制度覆盖面，提高集体协商的实效性。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加大对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管力度，全面推进“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全违法行为预防预警和多部门综合治理机制，有效处置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要努力实现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E.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有什么区别
就美国学术界目前的情况而言，经济学和政治学都有被称为political economy的子学科。
在政治学里，专political economy的定义并不清晰，通常是指属对那些与经济决策有关的政治过程的研究，例如某法律如何出台，劳资纠纷，经济发展和权力的关系，等等。
在经济学里，political economy有深远的传统。有朋友提到了，经济学在古典时代就被称为political economy，现在经济学界最著名的杂志之一就叫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但是，对现在经济系的学生来说，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子学科，是指那种将一般经济方法（理性选择加实证主义）应用于与政府及权力有关的问题的研究。为了与政治学里的政治经济学相区分，有时，这个子学科被称为political economics。
F. 供给侧改革和经济什么关系，求大神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也是“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战略重点，其目的是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新经济运用新技术、提供新产品、需求空间大、环境污染小、就业机会好、经济效益佳，是有效供给的重要体现。
李总理多次谈及“新经济”，要求政策向新经济倾斜，希望中国经济借此走过转型阵痛期、实现提质增效与行稳致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加快发展新经济”。发展新经济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谐统一。在文字上，前者强调结果与目标，后者强调手段与过程，实际是一体两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五大任务都有利于发展新经济，但在影响路径、影响程度方面有所不同。下文分类探讨五大任务如何催生新经济，并提出若干建议。
一、五大任务催生新经济的不同路径：
1、降成本、补短板：直接服务新经济：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需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成本、财务成本、电力成本、物流成本，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这些措施既有利于发展旧经济，也有利于发展新经济。会议还要求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这些措施更是为新经济量身打造。
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举措，商事制度改革是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的突出案例。过去两年多时间，我国不断降低工商登记难度，采取注册资本由实缴改为认缴、“多证合一”、取消经营范围限制等改革措施，探索实施各类经营许可证负面清单管理，结果是新登记企业数量屡创新高，为新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2015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2万户，比2014年提升20%，远高于改革之前的6900家。在此基础上，2016年1-4月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3.1%，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减税能够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对于尚处成长阶段、未能达到规模效益的新经济尤其有利，是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强力武器。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减税主张，不少人认为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供给学派，供给侧和供给学派在文字上的相似性加深了这种印象。
实际上，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主张轻徭薄赋。两千多年前《管子·权修》就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孟子·尽心》提出“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富国》提出“轻田野之税……如是则国富矣”；唐朝李翱《平赋书》提出“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实际与供给学派的拉弗曲线之说并无二致。
实践方面，中国历次盛世均与减税有关。汉朝“文景之治”时，将田租减半，降为三十税一，并将算赋由120钱减为40钱。唐朝“贞观之治”时，把租额由以前的每百亩3石减为2石，并对徭役征发非常节制。清朝“康乾盛世”时，多次普免全国一年钱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减税，实际是中国古代智慧的再次运用与发扬光大。古代没有社保制度，自然没有社保缴费。如今有了社保制度，社保缴费成为广义税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包含公积金在内的社保缴费相当于工资的60%左右，在国际范围内属于最高水平，相当于北欧五国的3倍，G7国家的2.8倍，其他金砖国家的2倍，东亚邻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4.6倍，具有巨大的下降空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可谓切中肯綮。
2、去产能、去杠杆：释放资源发展新经济：
旧经济当中，既有仍能持续发展的部分，也有严重的产能过剩。后者由于供给过多，产品价格处于低位，库存高企，企业效益恶化，自身造血能力差。为了维持经营，这些企业一方面极力争取政府补贴，一方面大量借贷，陷入高负债的漩涡。
以钢铁业为例，当前我国粗钢产能约11.5亿吨，年产量约8亿吨，产能利用率还不足70%。与低产能利用率对应的是高补贴与高负债。从2012年至2014年，34家上市钢企总共获得的政府补助分别为36.2亿元、22.8亿元、37.7亿元。当前我国钢铁业总负债超过3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在70%左右，甚至个别钢铁企业出现了负债率达100%的情况。
由于产能过剩行业占用了大量资源，新经济就很难发展起来。近年来，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北等地经济增速位于全国后列，新经济没有大的起色，原因就是当地支柱型产业产能过剩严重。
去产能、去杠杆完成之后，原来被占用的土地、人员、政府补贴及金融资源都可以转为用于发展新经济。其中金融资源的再分配尤其重要。目前新经济利用信贷资源较少，具体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经济的企业建立时间短，平均规模偏小，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大型企业相比处于劣势；二是新经济更加重视知识与人才，固定资产相对较少，缺乏借贷抵押物；三是新经济在股权融资方面相对容易，对于债务融资的需求相对减少。为了发展新经济，不仅需要将金融资源从旧经济向新经济转移，也需要金融资源的通道从债务融资向股权融资转移。
3、去库存：为新经济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
房地产业不属于新经济，但它规模庞大，上下游产业链广，为政府提供大量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关系金融稳定，对于国民经济举足轻重。如果房地产业出现大的问题，则很可能导致经济金融危机。在这方面各国已有相当多的教训，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最新的例证。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各行各业都很难得到充分发展，新经济也不例外。通过去库存，保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维持宏观经济稳定，避免经济金融危机，对于发展新经济有积极意义。
除了催生新经济的路径不同，五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在影响程度也有较大区别。其中降成本、补短板对于新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大，去产能、去杠杆的促进作用次之，去库存的作用最小。
二、关于推进结构性改革发展新经济的两点建议：
1、降成本、补短板需要从重从快：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秘诀之一就是降成本、补短板。尽管如此，未来降成本、补短板仍有巨大的空间。为了发展新经济，需要将已经确定的降成本、补短板任务落实到位。在这方面，实施力度唯恐不足而无过度之忧。成本降得越早越大，短板补得越快越强，则新经济发展越迅速，中国经济前景越光明。
与其它降成本、补短板任务不同，减税降费直接拿政府开刀，落实难度较大，尤其需要强调。只有充分认识减税降费的积极作用，才能克服困难，顺利推进。今年全面实施了营业税改增值税，有关部门测算将减税5000亿元左右。但4月份和5月份的营业税同比激增75%左右，企业负担不减反增，影响了政府声誉，需要采取措施补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也需要早日研究推进。降低社会保险费方面，已有不少地方有所行动，但缺乏长期规划，可以考虑最大幅度为50%但可分期执行的社保缴费降低计划。
2、去产能、去库存需要把握好实施力度：
未利用产能和库存并不是越少越好，更不可能为零，正如失业不可能为零一样。市场主体出于多重目的，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未利用产能和库存。从1986年到2015年，美国制造业的平均产能利率为80%左右，内部各行业在长期平均值方面差别不大，他们的差别在于波峰到波谷的幅度不同。比如粗金属（primary metal）行业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就比较大，最高超过90%，最低则不到50%。金属制品行业则在60-85%之间。
我国固然需要去产能、去库存，但不能力度过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供给不足，价格飞涨，否则旧经济会逆势而动，挤压新经济生存空间，延缓经济结构调整进程。
通过有力的降成本、补短板以及适度的去产能、去库存，新经济必将进一步迅速发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强国梦的主力军。
G. 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关系
政治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部分。政治经济学之外的经济学往往把政府回的角色和权力结构视为给答定，也就是说，政府不是行为主体，那么，在市场失灵时，国家就要进行干预。对现在经济学来说，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子学科，是指那种将一般经济方法(理性选择加实证主义)应用于与政府及权力有关的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