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元经济学

㈠ 神经元经济学的深化与拓展

关于人类理性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与实证
关于“理性”，经济学家阿尔钦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解释，那就是所谓的“as if”理论。但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心智是我们自身长期演化的产物；如果“理性”真能使我们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那么它就不仅仅看起来“好像”是“理性”的；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已经被自然选择所“塑型”，专门用来解决那些看起来似乎是“理性”的问题。揭示这一过程的真实机制，而不仅仅满足于所谓的“as if”，则成了神经元经济学家的一个首要任务。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开始不久，但已经取得了一些非常令人鼓舞的成果。
在过去10多年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通过神经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共同合作，在动物和人身上进行了一系列奠基性的实验。其中最重要的有杰弗里·萨尔和他的同事在范德比尔特大学所做的“单球实验”，普拉特和格林切尔在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所做的“双选提示博彩”，帕克和威廉·纽森在斯坦福大学所做的关于神经元编码和映射的实验。通过这些实验，已经基本证明了，包括人在内的动物神经系统确实能够计算每种行为可能的满足度。在选择行为显得似乎是“理性”的情形下，由神经元对输入的“信号”（相当于经济学中被决策者观察到的客观变量）进行“编码”（相当于柏努利所设想的与决策者自身状况相关的主观评价）。然后，那个被编码为具有最大满足度的信息将形成一个“赢者通吃”的局面，并进一步“激发”其他神经元，成为一个惟一被神经系统执行的行为。神经元经济学家把这个经过编码的信息叫做“生理期望效用”，它与柏努利当年提出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非常接近。虽然，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再直接地把一个物品的价值与另一个物品进行基数意义上的比较了；然而，当灵长类动物进行经济选择的时候，对它们进行电生理学测量的记录则表明，基数效用是有其神经基础的。
进一步的研究还证明，位于灵长类动物“中脑腹侧被盖区”和“黑质致密区”的“多巴胺神经元”（一种以化学物质多巴胺作为神经递质的神经元），直接负责对外部事件的回报值进行编码。沃尔弗兰·斯库尔兹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这些神经元以一种特殊方式被外部信息“激发”：即它们的活跃程度不是取决于外部信息的绝对强度，而是在“边际”上取决于两次连续信息的相对强度；由于被编码的信息实际上是一个带有主观性的“预期回报值”，因此神经元最终的激发程度即“激发率”就取决于所谓的本期“预期回报偏离值”，而本期“预期回报偏离值”则取决于“当前的回报值”与上期“预期回报偏离值之间的差额，用一个递归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FR为激发率;RPE为预期回报偏离值;CR为当前的回报值。
由于这个公式是斯库尔兹实验小组从上千次动物实验的数据中归纳出来并且又经过严格验证的，因此被认为具有很强的真实性。熟悉理性预期学说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它与这一学派的早期创始人之一约翰·穆斯关于人类理性预期的假设非常接近。
神经元经济学关于人类理性行为的研究也许称不上什么突破性的发现，因为从某种角度看，它只不过重复了主流经济学200多年来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但其重要意义在于，这一研究与以往所有的经济学传统研究不同，它不是在逻辑上、而是在经验上实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机制；从而使“理性”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假设”，而是具有了某种“本体论”的地位。无疑，这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深化。
进一步看，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对传统认识的深化，但其中仍然包含着一些可能引发“范式革命”的重要因素。在对灵长类和其他生物所做的神经元决策实验中，不断增加的证据表明，在所谓的“经济行为”方面，我们人类远没有经济学家曾经设想的那么“独一无二”。例如，猴子在博弈中能够得到与人一样有效的混合策略均衡，甚至鸟类也能通过“系统有序地改变它们的效用函数”来调整风险偏好以适应环境。如果人类的行为是物种长期演化的结果，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我们的经济行为应该接近于我们的动物远亲，而不是截然不同。对此，格林切尔评论说，“这或许是神经元经济学所有结论中最有富挑战性的，因为它将引发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深入人心的假设的置疑，这个假设认为，做出决策既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也是一个强大的理性能力”。如果理性能力并非人类所特有的生物禀赋，那么它是否意味着，面临挑战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甚至还包括了自古希腊和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的哲学和哲学家们，需要在一个新的、实证的基础上对“理性”的定义进行某种必要的修正。
关于人类趋社会性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与实证
上述研究虽然从实证角度揭示了人类理性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但它并不意味着神经元经济学忽视了早期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对人类“非理性行为”的关注。当然，这里所谓的“非理性行为”是指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关的、狭义的“非理性行为”，比如投资冲动、偏好倒置、经济活动中的利他行为，等等。不过，与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不同，神经元经济学更为关注对人类行为中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所谓“趋社会性”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神经元经济学基本摆脱了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传统的经济与心理的二元动机模式。事实上，从被演化塑型的神经决策机制上对人类的经济动机和心理动机作出统一的、一元论的解释，正是神经元经济学对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传统研究方法的扬弃。
“趋社会性”是社会学家涂尔干早年创造的一个概念，它包括我们人类普遍具有的同情心、感激心、责任心、愧疚感、羞耻感、公正感等道德情感。人类行为的“趋社会性”之所以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与解决单次囚徒困境中的合作问题有关。传统思路把单次囚徒困境视作重复博弈的一个“子博弈”，则人类的“理性”能力，包括试错、学习与讨价还价，可以导致博弈双方的合作。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关于人类合作的实验证据来自非重复交往，或者重复交往的最后一轮。非实验的证据同样表明，不能轻易用“互惠”来解释日常生活中人们解决冲突的一般行为。把“趋社会性”作为合作的前提，最早可以追溯到伯格斯特朗和斯塔克1992年的研究。他们证明，亲属或邻里之间在标准的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中可以产生合作。沙利2001年的研究则证明，如果博弈双方带有斯密意义上的“同情共感”，在严格的纳什条件下，也可以有“合作解”。最新的研究是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金迪斯和鲍尔斯所做的，他们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模拟了10-20万年以前（更新世晚期）人类狩猎采集族群合作秩序的形成过程。由此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强互惠”行为的存在，是原始族群内部维持合作关系的必要条件。所谓“强互惠”是指那些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合作规范破坏者（那怕这些破坏不是针对自己）的行为。显然，“强互惠”本身就是人类“趋社会性”的重要体现。根据计算机仿真，只有成功演化出“强互惠者”，并由“强互惠者”对自私的搭便车者施行惩罚，才能在一个族群中建立起稳定的合作秩序。
人类“趋社会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体的行为不仅从“自利”原则出发，通常还会顾及他人或团体利益。传统理论往往在“理性”的框架下，用“跨期贴现”、 “互惠”或“声誉”机制解释这类行为。但现代神经科学的发现却证明，这种解释即便不是一个错误，起码也是非常肤浅的。心理学家很早就观察到，一个人体恤他人处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性”而非后天的学习。近10 年来，随着“镜像神经元”理论的逐渐成熟，曾经被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反复提及的人类天性中“同情共感”的能力，基本得到了科学验证。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发现，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类生物大脑中央运动前皮层中，有一个被称为F5的特殊区域，该区域的神经元不仅在受试者自己动作时被激活，而且在看到其他受试者的动作时也会被激活。于是，这些能够对他人的动作在自己内心的呈现做出反应的神经元就被称为“镜像神经元”。Umiltá等人通过实验证实，当一个人看见他人被针扎的时候，“镜像神经元”做出的生理反映有如他自己被扎一样。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心理状态，比如“情绪的镜像”。Wickers等人通过实验证实，受试者观察到的情绪也会激活相关的“镜像神经元”。这些科学发现克服了苏格兰学派当年的技术限制，使我们得以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休谟和斯密的“同情观”。神经元经济学据此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同情共感”是一个物种不同个体基于“镜像神经元”实现的“神经网络共享”，这种“共享”对个体之间的合作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率）意义，因此是该物种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所“塑型”的。今天，神经元经济学家已经把这一理论用于研究语言的产生和演化以及它对博弈行为的深刻影响。
由“同情共感”所驱使的人类“趋社会性”，特别是“强互惠者”实施的惩罚，是一种明显具有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但这种行为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在得不到物质补偿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主任恩斯特·费尔博士提出一个假设：如果这种行为无法从外界获得激励，那么行为者只能通过行为本身获得满足。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依靠生物个体的自激励机制实现的。事实上，人和动物的许多行为都是依靠自激励实现的。脑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对包括人在内的高等动物来说，启动这类行为的机制是由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来执行的。比如我们人类的成瘾性行为，像烟瘾、酒瘾、毒瘾等等，都涉及这一脑区。因此，这一脑区在医学上也被称为“鸦片报偿区”。费尔博士猜测，如果“强互惠”行为依赖这种自激励机制，那么做出这种行为时，人脑的这个部位就会被激活，而且行为的强弱与其激活程度正相关。于是，费尔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一系例实验场景来激发人们的利他惩罚行为，并通过PET即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对行为者的神经系统进行观察。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个大胆的推断。
神经元经济学对人类“趋社会性”的研究告诉我们，传统经济理论只在“自利”范围内考察人类的偏好与行为是有缺陷的。事实上，包括“道德感”与“正义感”在内的“趋社会性”在维系人类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从而也就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合作效率和组织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