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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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新结构经济学怎么样

才云鹏 当年韩伟养鸡成了千万富翁，很多大连人也开始养鸡，但在那个疯狂的阶段，新的韩伟并没有出现。个中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具备韩伟的养鸡技术、资本积累和敏锐的市场开拓眼光。比较优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这个比喻非常粗糙。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毅夫将比较优势的极端重要性及具体操作指向阐述得淋漓尽致，并力图成为指导贫困国家振兴的先验性的措施文本。 从亚当61斯密开始，二百多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努力破解经济增长这个世纪难题，但旧有的结构经济学对如下问题已经无力解释：为何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绞尽脑汁、筋疲力尽之后依然家徒四壁，尽管他们学发达国家学得像模像样。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照猫画虎处处碰壁？在林毅夫的笔下，这样的东施效颦，恰恰是南辕北辙，它将进一步摧毁该国的资源禀赋，使其原本具备的比较优势丧失殆尽。正是其影响深远的可怕性，敦促林毅夫将祛贫解困当成自己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而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元区债务问题，并没有在根源上动摇他的执着。 中国在几十年间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说明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其间是有明确路径可循的。但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国家处于贫困状态？如果这条路真的存在，它的源头在哪里？《新结构经济学》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解开这个最让经济学家惹火的谜题。这是林毅夫在世行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四年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巨大裨益，对中等收入国家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样具有教科书般的指导性。 旧结构经济学的捉襟见肘，新古典经济学的广受质疑，说明经济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锤定音的东西。鉴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审视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从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中学习、提供新的思想和框架的时候了。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实施前景，林毅夫给了一个乐观而鲜明的蓝图，“只要政府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采取正确的政策体系促进该国私人部门的发展，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那么，“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都能以8%或更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数十年，显著地减少贫困，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这本书，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发展潜力的计划指导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毋庸置疑，林毅夫提出的“雁阵模式”和“领头龙模式”，将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充满诱惑的机会。但，如果没有结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现在，所有仍处于贫困中的国家，都是因未能实现结构转变而导致。 新结构经济学是实证的。无论是六、七十年代成功上位的日本、韩国及台湾、香港，还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中国、毛里求斯和智利，都从正面对此学说给予了充分的验证。而韩国曾经走过的弯路及印度当年学苏联招致的沉沦，从另一方向描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独具慧眼的科学性。 与书名略有巧合的是，林毅夫在本书中将自己和他人的辩论文章一起呈上来，在表现形式上推进了“新结构”学说。而敢于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批评声音放在本书中，既是亮点，更是通过这种辩论，展示作者不怕推敲、欢迎拍砖的现代学者风范。仅此一点，已足堪一赞。 新结构经济学到底新在何处？虽然全书充满了学术名词和曲线图表，但若想读懂这本书其实也不难，只要您符合以下两条的任一即可： 一，您的IQ超过120； 二，您多读几遍。

『叁』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哪一年出版的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这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中国2015年GDP增速为6.9%，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连续6年下滑，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要从全球变革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的此轮下行，国际环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不可忽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内部动力主要在扩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林毅夫认为，世界经济整体下行是导致这轮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他列举了金砖国家、东南亚国家、发达国家三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中国2010年时GDP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时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东南亚地区中，新加坡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2%。中国台湾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7%。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他强调，“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他们都没有，但表现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增。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肆』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哪里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新在哪里

“新结构经济学”具有新意，一是因为它为廓清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华盛顿共识”政策药方的迷雾提供了可能，二是它有潜力在更一般的理论意义上讲清楚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边界，并且可以为更新颖的经济学思路提供基础。
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调整和改进该阶段的最优经济结构
就相似性而言，“新”与“旧”结构经济学都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为基础，并且都承认政府在协助经济从较低发展阶段向较高阶段提升时所起的积极作用。
然而，就政府的目标和干预措施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诸多根本性的差异。
旧结构经济学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违背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并认为政府应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植根于对结构刚性根源的不同看法：旧结构经济学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市场失灵，是由不正确的价格信号所外生决定的，而这些价格信号又被垄断、或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迟缓反应、或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等因素所扭曲。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建立起资本密集型产业，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资本的稀缺、软性和硬性基础设置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配置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带来利润。
同时，旧结构经济学持有世界两极化这种相当局限的看法，认为仅有“低收入的外围国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国家”这两类国家之分，因而也就相应地用两点分布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包括很多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在内的发展连续频谱。
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的看法，使得旧结构经济学家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调整和改进该阶段的最优经济结构，而这一点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
旧结构经济学家总认为，外在的、政治和经济都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让初级大宗商品的价格进入下降的恶性循环，使得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受害者；而新结构经济学却否定了这种依附理论，认为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世界里，参与世界复杂多样的分工正是发展中国家克服不利的历史趋势的机遇，借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另一主要区别，在于对经济管理中关键工具的运用方式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干预是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核心手段，泛保护主义（如政府强加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严格控制的汇率政策，以及在大多数产业部门设立国有企业等都是这种系统性干预的组成部分。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视进口替代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顺产业阶梯而上的自然现象，只要替代的产业符合变化后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
然而，对于在低收入的、劳动或资源密集的经济中推行传统进口替代战略，即通过财税政策或其他扭曲政策来发展并不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成本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则被新结构经济学所否定。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反映物质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比较优势变化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为，应被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为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相互关联投资提供协调、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这四个方面。政府必须有效承担起在提供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以降低单个企业的交易费用，促进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

『伍』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新在哪儿

王见定教授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

最近，英文版《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专著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并陆续向国内外发行。这为王见定教授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扫清了文字上的障碍，将此巨大成就展现于全球，并接受全球大众的检验，这是一项百年不遇的成就。王见定教授经过30年的学习与研究，发现了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运用这种崭新的理论，对近400年历史的统计学进行了科学的梳理，规范了整个统计学的发展，结束了100多年来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争论。

由于经济是通过统计学进行计量和分析的，所以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必将全面提升经济学的分析水平，根据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宗旨：在於奖励以科学研究发展静态和动态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对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有积极贡献的人士。“显然，王见定教授的《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理论完全具备了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水平。事实上，王见定教授已正式向瑞典皇家科学院递交了申请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部材料。鉴於我国的历史和现状，为了使这项世纪成就不被埋没，王见定教授建议由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为其提供推荐人。

注：王见定教授是我国早期的国际统计学会会员，国际著名数学家，具体内容可参见网络数学家栏目和”前沿科学“2008年第2期。

『陆』 《吉林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近日《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一经发出，媒体上立刻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截至到8月30日，包括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香港科技大学金融系副教授刘学文等在内的多位专家加入到这场讨论中，而对于各位专家提出的问题，林毅夫团队也给予了回应。思客认真梳理了这场争议的几个核心议题，以飨读者。

林毅夫团队开出“吉林药方”

8月21日，《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在吉林长春正式发布。

针对“如何振兴东北经济”，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日开出一剂药方：吉林省转型轻纺工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重工业继续发展。

质疑二：只谈发展，不谈改革，很难让经济可持续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提出，《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中，基本没有强调改革体制机制的问题，如果只谈发展，不谈改革和治理，是很难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

田国强：既然是产业政策方面的建议，那应该是在说要由政府来主导。

不像个人和民企决策，提出具体产业政策，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政府政策一旦出错，其影响是全面和长远的。所以，应该有风险意识和防火墙意识，让政府尽量减少在经济活动中的风险。

同时，《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中，基本没有强调改革，体制机制的问题，如果只谈发展，不谈改革和治理，是很难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

与田国强的观点类似，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员张跃文也指出，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需要政府通过“自我改革”为区域发展添加活力。

张跃文：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让关键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并且发挥效益的土壤和环境，吉林经济问题源于非经济因素。政府作为积极行动的主体，在吉林经济振兴中需要发挥更主动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要政府拿多少钱来办企业，也不是仅仅让政府出台多少政策减税降费。而是请政府加快“自我改革”，为企业和创业者松绑，为社会保障兜底，主动减政放权，裁减机构和冗员。

回应：要结合产业发展,讨论制度改革的针对性举措

8月29日课题组成员惠利撰写文章指出，认为报告没有论述制度改革重要性的观点，可能存在一定的误读。

惠利：体制机制问题的确存在，需要不断深化改革，但指望体制机制改革，产业就会自发升级，不符合经验事实，有待商榷。

至于上海财经大学田国强教授认为报告没有论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的问题，可能其存在一定的误读。事实上，我们在报告里专列一章来说明“助推五大产业集群谱系壮大的五大推手”，从企业培育、招商引资、投融资与产业引导基金、要素聚集与双创、宣传推广与跨区域合作五个方面来促进企业培育和产业发展，就是为了给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我们主张结合具体的产业发展来讨论对应的制度改革的针对性举措。

质疑三：防止技术人员流失比“扬长补短”更关键

8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发表长文，提出东北如果不先解决人才流失的问题，优化经济结构就是空谈。

张可云：吉林所在的东北地区而言，经济结构并不是振兴的关键症结。最值得注意的萧条病病症是技术人员的大量外流。这种技术人员的流失导致老工业基地大出血。大出血不止，优化经济结构就是空谈。由此可见，防止人口特别是技术人员流失比经济结构“扬长补短”更为关键。

回应：吉林想要留住人才，就需要促进产业发展

课题组成员惠利指出，一个地区不适合生存发展和人才“想留不能留”是有区别的，吉林想要留住人才，就需要采取大量措施促进产业发展，让人们看得到在当地寻求职业发展的机会。

惠利：劳动力大规模背井离乡地单向流动，主要是因为在本地没有足够好足够多的产业可以吸纳这些劳动力。而现有的产业不能提供一定的“就业安全度”，因此又出现了为大多数人所诟病的“一编难求”、挤破头皮考公务员等现象。另一方面，健康的产业体系未形成，看看那些人口净流入地区（如重庆、杭州、武汉等城市），并不是没有体制机制问题，而是采取了大量措施促进产业发展，使得人们看得到在当地寻求职业发展的机会。

质疑四：新结构经济学并不适合分析东北发展的短板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在长文中表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区域发展。

张可云：林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不适合分析地区发展的短板。原因在于，这一分析方法强调的主要是微观企业层面与区域内禀赋的分析，而确定区域发展方向是一个战略分析，这种分析需要在超越区域本身的地理界限的大范围区域空间尺度展开。合理的区域发展战略设计虽然重视区域内部要素禀赋，但外部机遇的把握比内部禀赋分析重要得多。

回应：林毅夫首发声——理论不用来指导实践，就永远不会被验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回应这一问题，他认为理论从实践中来，也要到实践中去，只有反复实践和认识，才能使社会科学的知识真能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

林毅夫：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尚在幼年时期，大多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发达国家的条件和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大多不同，因此套用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难免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

但是，一个理论如果不用来指导实践，就永远不会被验证，难于不断完善。所以，为了达到“知成一体”的目标，我强调理论从实践来，也要到实践中去。在实践过程中，如果其结果不能论证，就要根据新的认识，来完善认知，并以新知来指导下一步的实践。只有这样的反复实践和认识，才能使社会科学的知识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就像要学会游泳，就只能到游泳池、河里、湖里、海里去学，不能纸上谈兵。

质疑五：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和中国有何不同？

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教授李系：现在的发达国家过去不也是发展中国家吗？绝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形有什么不同？而且我们很多经济研究方法不也来自西方吧？

回应：“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要有机结合

对此，林毅夫回应道，新结构经济学提倡的是“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两者的有机结合。

林毅夫：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都在追赶，不同的地方是美国在建国后开始追赶英国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已经是英国的70%，而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追赶美国时，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

我不赞成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因为经验的适用性和理论一样，决定于其前提条件是否相似。

新结构经济学提倡的是“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两者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只强调“有为的政府”而已，遗憾的是许多人在谈新结构经济学时只提到“有为的政府”，然后其他人就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只主张“有为的政府”并以需要市场的作用，来评论甚至批判新结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