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微观经济学重点
中山大学,微经98分,对于考试来说,重点如下:
1、PPF
2、供给和需求曲线(移动情况下会发生什么版变化)权
3、供给和需求曲线是怎样产生的?(从生产成本和效用的角度)
4、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的价格产量分析
5、无差异曲线
6、弹性(需求和供给)
7、除此之外,楼上的各种概念和定义知道即可
其余的不是重点
2. 请介绍几个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
一)经济学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 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 ·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二)管理学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核心竞争力”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因为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难以模仿这些的资源特征,对核心竞争力的重视和研究,实际上是将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问题转化为维系竞争优势的问题,进而赋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认清、维护和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性命攸关”的。
过去,多元化经营的大公司可以简单地指示下属的各业务单元进入某个特定的终端产品市场,并要求这些业务单元能成为世界领先者。但是,随着市场边界迅速变化,目标市场往往变得飘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这一简单做法,则难以创造新市场,也难以快速进入新兴市场或在成熟市场戏剧性地改变客户选择的模式。
竞争优势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层整合整个公司的技术及生产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这些能力使得各项经营业务能够迅速捕获不断变化的机会。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颗大树,树干和主要枝杈是核心产品,较小的枝杈是些业务单元,树叶、花朵和果实是终端产品,而提供滋润、营养和稳定的根系则是核心竞争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缩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竞争力。
我们可以把核心竞争力视为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不仅涉及技术体系的协调一致,还与工作的组织、价值观的传递有关。核心竞争力还是沟通、参与,以及对跨组织边界工作的深刻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竞争力并不意味着比竞争对手更多的研发投资,也不意味着垂直整合。
核心竞争力的独特之处在于,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强。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把已有的业务抱成一团的粘结剂,而且还是新业务开发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产品背后是几个共享的核心竞争力。各种各样的业务从表面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处的核心竞争力看,不同的业务恰恰是脉络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学、成像技术和微处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使它得以在复印机、激光打印机、相机和扫描仪这些看起来不同的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罗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内西(William J. Abernathy):关注企业长远发展
过去20年间,因美国的经济层越来越依赖一些几近教条的管理原则。这些管理教条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华而不实的方法,轻视基于经验的洞察力,因而无法把握战略决策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结果,追求短期经济回报的最大化成为许多公司压倒一切的准则。
当今世界,大多数行业的成功都要求企业重视长远发展,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美国管理者却沉迷于那些看似实用的“管理教条”:鼓励管理者重分析,轻洞察;鼓励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减,放弃长远的企业发展。事实上,恰恰是这些被管理者视为福音的管理教条在美国经济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些风靡全美的管理教条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财务控制管理。随着企业的组织结构日益分散化,企业倾向于把利润中心作为衡量管理者成败的基本标准。这必然导致企业更依赖于投资回报率这样的短期财务指标,并以此来评估管理者的业绩。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敢于尝试创新,因为没有人可以承受失败带来的后果。
企业组合管理。企业组合管理是“投资组合管理”概念在企业中的运用,即多元化经营。但是,假如运用这一理论的管理团队缺乏实际经验,只关注财务和控制,那就会把管理者推向一个极端:在安排资源时畏首畏尾,不敢承担责任,不愿冒风险。
市场驱动管理。1960年以来,美国公司把一个它们原本忽视的原则用得过于到家了:经营以客户为导向。问题在于,运用市场驱动企业发展的战略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客户往往只看得到现有的产品,企业仅仅关注当前的客户满意度有可能会错过未来的卓越产品。
事实上,企业得以生存和经久不衰的命门历来如此:投资、创新、领先、创造从未有过的价值。只有如此,而不仅仅是充当控制者、市场分析家、企业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场先驱。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条:经济下滑之罪魁》
亚伯拉罕·扎莱兹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领导者
管理者和领导者是非常不同的两类人。在动机、成长历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动方面,两者都截然不同。
什么是培养领导者的最佳方法?各个社会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养管理者就是培养领导者。但是这种机制虽然能够保证控制得法、各方权力平衡和管理者胜任其职,却不能保证组织富有想像力、创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离正轨。而且,管理者倾向于集体领导
3. 国内外都有哪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
1.在网上发到有电脑打印机的熟人那去,要他们帮忙打.
2.发到U盘.MP3或者软盘之类的东西拿到外面去打..
一般搞复印的地方都可以打的...
希望采纳
4. 关于经济学的兰格模式
兰格模式,20世纪复二三十年代关于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大战中,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断然否定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够合理地进行经济计算和资源配置的可能性,而以泰勒、兰格、勒纳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则利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兰格—勒纳—泰勒模式(通常简称兰格模式)。
5. 世界最祖名的经济学家有哪些他们都有什么贡献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 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 ·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二)管理学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核心竞争力”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因为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难以模仿这些的资源特征,对核心竞争力的重视和研究,实际上是将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问题转化为维系竞争优势的问题,进而赋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认清、维护和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性命攸关”的。
过去,多元化经营的大公司可以简单地指示下属的各业务单元进入某个特定的终端产品市场,并要求这些业务单元能成为世界领先者。但是,随着市场边界迅速变化,目标市场往往变得飘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这一简单做法,则难以创造新市场,也难以快速进入新兴市场或在成熟市场戏剧性地改变客户选择的模式。
竞争优势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层整合整个公司的技术及生产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这些能力使得各项经营业务能够迅速捕获不断变化的机会。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颗大树,树干和主要枝杈是核心产品,较小的枝杈是些业务单元,树叶、花朵和果实是终端产品,而提供滋润、营养和稳定的根系则是核心竞争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缩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竞争力。
我们可以把核心竞争力视为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不仅涉及技术体系的协调一致,还与工作的组织、价值观的传递有关。核心竞争力还是沟通、参与,以及对跨组织边界工作的深刻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竞争力并不意味着比竞争对手更多的研发投资,也不意味着垂直整合。
核心竞争力的独特之处在于,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强。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把已有的业务抱成一团的粘结剂,而且还是新业务开发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产品背后是几个共享的核心竞争力。各种各样的业务从表面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处的核心竞争力看,不同的业务恰恰是脉络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学、成像技术和微处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使它得以在复印机、激光打印机、相机和扫描仪这些看起来不同的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罗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内西(William J. Abernathy):关注企业长远发展
过去20年间,因美国的经济层越来越依赖一些几近教条的管理原则。这些管理教条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华而不实的方法,轻视基于经验的洞察力,因而无法把握战略决策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结果,追求短期经济回报的最大化成为许多公司压倒一切的准则。
当今世界,大多数行业的成功都要求企业重视长远发展,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美国管理者却沉迷于那些看似实用的“管理教条”:鼓励管理者重分析,轻洞察;鼓励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减,放弃长远的企业发展。事实上,恰恰是这些被管理者视为福音的管理教条在美国经济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些风靡全美的管理教条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财务控制管理。随着企业的组织结构日益分散化,企业倾向于把利润中心作为衡量管理者成败的基本标准。这必然导致企业更依赖于投资回报率这样的短期财务指标,并以此来评估管理者的业绩。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敢于尝试创新,因为没有人可以承受失败带来的后果。
企业组合管理。企业组合管理是“投资组合管理”概念在企业中的运用,即多元化经营。但是,假如运用这一理论的管理团队缺乏实际经验,只关注财务和控制,那就会把管理者推向一个极端:在安排资源时畏首畏尾,不敢承担责任,不愿冒风险。
市场驱动管理。1960年以来,美国公司把一个它们原本忽视的原则用得过于到家了:经营以客户为导向。问题在于,运用市场驱动企业发展的战略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客户往往只看得到现有的产品,企业仅仅关注当前的客户满意度有可能会错过未来的卓越产品。
事实上,企业得以生存和经久不衰的命门历来如此:投资、创新、领先、创造从未有过的价值。只有如此,而不仅仅是充当控制者、市场分析家、企业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场先驱。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条:经济下滑之罪魁》
亚伯拉罕·扎莱兹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领导者
管理者和领导者是非常不同的两类人。在动机、成长历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动方面,两者都截然不同。
什么是培养领导者的最佳方法?各个社会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养管理者就是培养领导者。但是这种机制虽然能够保证控制得法、各方权力平衡和管理者胜任其职,却不能保证组织富有想像力、创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离正轨。而且,管理者倾向于集体领导
6. 费兰克·莫迪利阿尼对经济学的贡献有哪些
1918年6月18日,费兰克·莫迪利阿尼出生在意大利罗马的一个犹太家庭里,17岁时提前两年进入罗马大学。第二年,他参加了由学生团体利特瑞里组织的经济学上有关价格控制问题的全国大学生论文比赛。这篇论文获得了一等奖。
除了获奖之外,莫迪利阿尼还得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即确定了研究经济学的方向。评定莫迪利阿尼获奖的评议员们忠告他,如果他潜心于这个领域,他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1936年6月,获得了罗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不久,鉴于欧洲行将陷入一场浴血战争,莫迪利阿尼与妻子便向美国申请移民签证,并于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天抵达美国纽约。
战争使他们感到在美国的居留将是长久的。于是,他立即开始考虑如何最好地谋求在经济学方面的事业。他的运气不错,得到了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的奖学金。这样,从1939年秋起连续三年,他每天白天贩卖欧洲书籍,晚上6点到10点学习。他努力工作,一方面要维持家居生活所需,因为他们马上就要有第一个孩子;另一方面,专注于他所热爱的经济学。
马尔沙克还曾邀请莫迪利阿尼参加1940年末1941年初在纽约举办的一个非正式讨论班,参加的成员有A·瓦尔德,T·库普曼斯和O·兰格等,这个经历为他日后的发展提供了经验。
1941年,马尔沙克离开新学院前往芝加哥大学,莫迪利阿尼的正试训练便告终止。1942年,在莫迪利阿尼还是一个研究生时,马尔沙克帮助他在新泽西妇女学院谋得第一个教学职位。这项工作使莫迪利阿尼拥有了集中精力于他的研究所需要的经济保证。
1944年,新社会研究学院授予莫迪利阿尼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同一年,莫迪利阿尼的第一篇论文《利息和货币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在有影响的《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该文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论文的精髓。这篇论文在把当时被一般人认为是同过去完全决裂的凯恩斯的“革命”和古典经济学的主流统一起来。1944年,这篇论文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并很快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文献。
1942年,莫迪利阿尼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一个住读学院——巴尔德学院的经济学和统计学讲师。这使莫迪利阿尼有机会体验一个美国学院校园的独特生活品质,特别是同那些第一流学生建立亲密关系。1944年,莫迪利阿尼以高级讲师的身份回到新学院,并在纽约世界事务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和汉斯·纳尔一起负责一个研究项目。这项研究的结果最后发表在《国民收入与国际贸易》上。在这一期间,莫迪利阿尼还写出他对储蓄研究的第一篇文献,后来以杜森贝——莫迪利阿尼假说而闻名。
1946年,莫迪利阿尼申请美国国籍得到批准,而成为美国公民,1948年秋,莫迪利阿尼荣获声誉很高的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学金,并受聘为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研究顾问,于是离开纽约。到芝加哥不久,他又接受了伊利诺斯大学的一个令人向往的职位:“期望与商业波动”研究计划主任。不过,在1949—1950年的整个学年里,他一直留在芝加哥,得以参加考尔斯委员会的工作而获益匪浅。一年以后,他提升为伊利诺斯大学的教授,在那儿,他一直工作到1952年调到卡内基技术学院为止。但是,莫迪利阿尼继续与考尔斯委员会联系直到1954年。到那时,他通过几篇开拓性的论文和一本叫《国民收入和国际贸易》(1953)的书,确立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这本书试图描述一个开放经济中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计量理论,并且回答了60个行为问题。作者也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艰难地计算了这个模型的参数。这是早期的经济计量学著作之一。
1955年开始,莫迪利阿尼成为卡内基技术学院经济学和工业管理系的一员,他像该学院的许多同事一样,越来越把兴趣集中到研究有关企业经济学这个领域。他在卡内基任职,直至1960年为止。这个时期是富有成果的。1957—1958年期间,莫迪利阿尼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客座教授,同时,他撰写了有关企业财政理论的杰作。这时,他与默顿·米勒合作发表了《资本值、企业财政和投资理论》,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58年)。文中提出的理论是如此新颖理论的支柱之一。
1960年,莫迪利阿尼成为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访问教授,以后,除了抽出一年的时间去西北大学外,一直到现在他都呆在那里。在这个绝无仅有的学院和它的举世无双的同僚的支持下,莫迪利阿尼继续发展他早先对宏观经济学的兴趣,包括对货币主义者立场的批评,金融机制的归纳以及生命周期假说的经验检验。他还把他的兴趣引向新的园地,如国际财政和国际支付系统、通货膨胀的后果和治理、有广泛指标的开放经济的稳定政策,以及引向财政的各个领域,诸如信贷配给、利息率的期限结构和投机性资产的评估。
20世纪60年代末,莫迪利阿尼主持设计一个大型的美国经济模式,即由联邦储备银行资助的并且至今仍由它来使用的MPS模式(M指马萨诸塞理工学院,P指宾夕法尼亚大学,S指社会科学研究会)。他既有意大利人的热情,又有美国人的随和,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讲演者和优秀讲师。虽然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美国经济的,但是他一直关心着他的祖国,曾用意大利文写过许多关于意大利经济的论文。
莫迪利阿尼“因为在家庭储蓄和公司资金筹集活动方面的创造性研究”,获得198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莫迪利阿尼在经济学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在50年代与美国经济学家R·布伦伯格(RichardBrumberg)和A·安东(AlbertAndo)共同提出了消费函数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这一假说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人的消费是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这也就是说,人是具有理性的,为了在一生中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水平,并使一生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就不能根据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来决定自己的消费支出,而是要根据一生所能得到的收入与财产来决定各个时期的消费支出。因此,人们会把他们当前和未来预期所能得到的全部收入和财产按一定比例分配到一生的各个时期。在每个人生命的不同时期,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有不同的关系。在工作时期,收入大于消费;在退休之后,收入小于消费。从整个社会来看,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是稳定的。这一假说是对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重要发展。它已被统计资料所证明,并被广泛接受。莫迪利阿尼的另一个贡献是,与美国经济学家M·米勒(MertonM稨iller)共同提出了公司资本成本定理,即“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这一定理提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析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新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投资决策理论。这一定理的基本内容是,在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条件下,资本成本是资本预期收益的资本市场价值之比。公司资本分为股权资本和借入资本。由此得出,企业只有在投资的收益大于或等于资本的成本时才会投资。决定投资的不是利率水平,而是资本成本。是增加股权资本,还是增加借入资本并不影响资本成本,也就不影响投资决策,这一理论对国家从宏观上调节投资与企业投资决策都具有指导意义,已成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基础。
根据1936年凯恩斯提出的“心理学定律”,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储蓄将增加。因此,凯恩斯认为,在一经济增长时期中,总量储蓄所占的国民收入的份额稳定上升。
这个负有盛名的定律在不同收入人群的储蓄的经验观测数据中找到了根据并为他同时代的人所普遍接受。但是,1942年,西蒙·库兹涅茨指出,凯恩斯理论和统计数据相矛盾:在美国尽管个人收入有很大的增长,但国民收入中的储蓄份额并无长期的繁荣现象。这个矛盾被认为是一个悖论,不久就成了许多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其中的一项研究成果,发表在1954年,就是莫迪利阿尼和他的学生理查德·布伦伯格提出的一种崭新的家庭储蓄理论:生命周期假说。
该理论发展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的消费理论,为估计不同类型的退休年金制度的作用提供了准则。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这一理论“在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退休年金制度的作用时,已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并称赞它是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
生命周期假说来自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们一般将可用于消费的财富在一生中平均使用,他们在有赚钱能力的年代里积累足够多的钱,以在退休后能继续保持同样的消费水平。而此假说通过严格的数学形式推出许多与凯恩斯迥然不同的结论。如,一个人的储蓄不仅决定于他的收入,还决定于他的财富,他所期望的未来收入和他的年龄。此假说也对凯恩斯—库斯涅茨悖论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
生命周期假说原本是对个人而言的一种储蓄行为理论,但后来,莫迪利阿尼将其扩展到关于总量家庭储蓄中。这个理论概括起来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储蓄并不是如先前理论所说的那样由家庭收入水平来决定,而是由收入水平的增加速度来决定。二、储蓄兼受人口增长率和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影响。三、储蓄既然受总量财富的影响,因此也受作为资本化要素的利息率的影响。四、一个自主支出增加的乘数效应接近于边际赋税率的倒数值。
莫迪利阿尼的另一贡献是阐明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公司及资本成本的定理,即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它的中心内容是:假定金融市场在完善地运行并处在均衡状态之中,那么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定义为它的股本和它的负债的市场价值总和——同它的债务大小和结构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平均费用也同债务无关。另外,在投资政策给定的情况下,一个公司的价值同它的红利政策无关。
7. 计量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学科的区别
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研究方向不同、学习内容不同、发展特点不同。
1、研回究方向不同:计量经济学答为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数量经济学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以质的分析为基础,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经济数量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
2、学习内容不同:计量经济学主要内容包括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理论经济计量学主要研究如何运用、改造和发展数理统计的方法,使之成为经济关系测定的特殊方法;数量经济学根据经济理论在质的分析基础上,利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经济数量关系及其变化规律性的经济学科。
3、发展特点不同:计量经济学主要用于微观经济分析,宏观经济理论出现后,在宏观经济方面的应用发展很快,由于计算机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更加促进了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由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和前苏联经济学家涅姆钦诺夫等发起的现代经济数学的研究,标志着数量经济学的产生。
8.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重点概念
1. 1. 经济人
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
1. 2. 需求
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
1. 3. 需求函数
表示一种商品的需求数量和影响该需求数量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函数。
1. 4. 供给
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提供出售的该种商品的数量。
1. 5. 供给函数
供给函数表示一种商品的供给量和该商品的价格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1. 6. 均衡价格
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指该种商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供给量相等时的价格。
1. 7. 需求量的变动和需求的变动
需求量的变动是指在其它条件不变时由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应起的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动。需求的变动是指在某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其它因素变动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动。
1. 8. 供给量的变动和供给的变动
供给量的变动是指在其它条件不变时由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应起的该商品供给数量的变动。供给的变动是指在某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其它因素变动所引起的该商品供给数量的变动。
1. 9. 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
内生变量指一个经济模型所要决定的变量。外生变量指由模型以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已知变量。
1. 10. 静态分析
根据既定的外生变量值来求得内生变量值的分析方法。
1. 11. 比较静态分析
研究外生变量变化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方式,以及分析比较不同数值的外生变量下的内生变量的不同数值。
1. 12. 动态分析
需要区分变量在时间上的先后差别,研究不同时间点上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1. 13. 弹性
当一个经济变量发生1%的变动时,由它引起的另一个经济变量变动的百分比。
1. 14. 弧弹性
表示某商品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的需求量的变动对于价格的变动的反应程度。
1. 15. 点弹性
表示需求曲线上某一点上的需求量变动对于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
1. 16. 需求的价格弹性
表示在一定时期内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变动对于该商品的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或者说,表示在一定时期内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百分之一时所引起的该商品的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
1. 17. 供给的价格弹性
表示在一定时期内一种商品的供给量的变动对于该商品的价格的变动的反应程度。或者说,表示在一定时期内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百分之一时所引起的该商品的供给量变化的百分比。
1. 18. 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
表示在一定时期内一种商品的需求量的变动相对于它的相关商品的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或者说,表示在一定时期内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百分之一时所引起的另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变化百分比。
1. 19. 替代品
如果两种商品之间能够相互替代以满足消费者的某一种欲望,则称这两种商品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这两种商品互为替代品。
1. 20. 互补品
若两种商品必须同时使用才能满足消费者的某一种欲望,则称这两种商品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这两种商品互为互补品。
1. 21. 需求的收入弹性
需求的收入弹性表示在一定时期内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需求量变动对于消费者收入量变动的反应程度。或者说,表示在一定时期内当消费者的收入变化百分之一时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
1. 22. 恩格尔定律
在一个家庭或在一个国家中,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用弹性的概念来表述它则可以是:对于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来说,富裕程度越高,则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就越小;反之,则越大。
1. 23. 效用
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欲望的能力,或者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意程度。
1. 24. 基数效用
表示效用大小的计量单位被称作效用单位。
1. 25. 序数效用
效用的大小是无法具体衡量的,效用之间的比较只能通过顺序或等级来进行。
1. 26. 边际量
一单位的自变量的变化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
1. 27. 总效用和边际效用
总效用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从一定数量的商品的消费中所得到的效用量的总和。边际效用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
1. 28. 消费者均衡
消费者均衡是研究单个消费者如何把有限的货币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的购买中以获得最大效用。
1. 29. 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在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和实际支付的总价格之间的差额。
1. 30. 无差异曲线
无差异曲线是用来表示消费者偏好相同的两种商品的所有组合的。或者说,他时表示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相同效用水平或满足程度的两种商品的所有组合的。
1. 31. 商品的边际替代率
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增加一单位某种商品的消费数量时所需要的放弃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数量,被称为商品的边际替代率。
1. 32. 预算线
预算线又称为预算约束线、消费可能线和价格线。预算线表示在消费者的收入和商品的价格给定的条件下,消费者的全部收入所能买到的两种商品的各种组合。
1. 33. 替代效应
由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由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称为替代效应。
1. 34. 收入效应
由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水平变动,进而由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称为收入效应。
1. 35. 正常物品
正常物品是指需求量与收入呈同方向变化的商品。对于正常物品来说,替代效应与价格呈反方向的变动,收入效应也与价格呈反方向的变动,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总效用必定与价格呈反方向的变动,正因为如此,正常物品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1. 36. 低档物品
低档物品是指需求量与收入呈反方向变化的商品。对于低档物品来说,替代效应与价格呈反方向变动,收入效应与价格呈同方向变动,而且,在大多数场合,收入效应的作用小于替代效应,所以,总效用与价格呈反方向变动。相应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1. 37. 吉芬物品
吉芬物品是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作为低档物品,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与价格呈反方向变动。吉芬物品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收入效应的作用很大,以至于超过了替代效应的作用,从而使总效应与价格呈同方向变动。这也就是吉芬物品的需求曲线呈现出向右上方倾斜的特殊情况的原因。
1. 38. 期望效用
消费者的期望效用就是消费者在不确定条件下可能得到的各种结果的效用的加权平均数。
1. 39. 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指经济行为者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的结果。或者说,只要经济行为者的一种决策的可能结果不止一种,就会产生不确定性。
1. 40. 生产者
生产者亦称厂商或企业,它是指能够做出统一的生产决策的单个经济单位。
1. 41. 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表示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
1. 42. 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一般被划分为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四种类型。
1. 43. 固定投入比例生产函数
固定投入比例生产函数也被称为里昂惕夫生产函数。他表示在每一产量水平上任何一对生产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比例都是固定的。
1. 44.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一般形式为:Q = A Lα Kβ 其中的参数α和β的经济含义是:当α+β=1时,α和β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α为劳动所得在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β为资本在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
1. 45. 生产的短期和长期
短期指生产者来不及调整全部生产要素的数量,至少有一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时间周期。长期指生产者可以调整全部生产要素的数量的时间周期。
1. 46. 总产量
总产量指与一定的某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相对应的最大产量。
1. 47. 平均产量
平均产量指平均每一单位某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所生产的产量。
1. 48. 边际产量
边际产量指增加一单位某种可变要素投入量所增加的产量。
1. 49.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在生产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在连续等量地把某种可变生产要素加到其他一种或几种数量不变的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当这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当这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连续增加并超过这个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减的。这就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1. 50. 等产量曲线
等产量曲线就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同一产量的两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所有不同组合的轨迹。
1. 51. 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
在两种生产要素相互替代的过程中,普遍的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在维持产量不变的前提下,当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不断增加时,每一单位的这种生产要素所能替代的另一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是递减的。这一现象被称为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
1. 52. 等成本线
等成本线是在既定的成本和既定生产要素价格条件下生产者可以购买到的两种生产要素的各种不同数量组合的轨迹。
1. 53. 等斜线
等斜线是一组等产量曲线中两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的点的轨迹。
1. 54. 扩展线
在生产要素的价格、生产技术和其它条件不变时,如果企业改变成本,等成本线就会发生平移;如果企业改变产量,等产量曲线就会发生平移。这些不同的等产量曲线将于不同的等成本线相切,形成一系列不同的生产均衡点,这些生产均衡点的轨迹就是扩展线。
1. 55. 规模报酬
规模报酬分析涉及的是企业的生产规模变化与所引起的产量变化之间的关系。详见书P147。
1. 56. 机会成本
一般地,生产一单位的某种商品的机会成本是指生产者所放弃的使用相同的生产要素在其它生产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
1. 57. 显成本
企业生产的显成本是指厂商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购买或租用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支出。
1. 58. 隐成本
企业生产的隐成本是指厂商本身自己所拥有的且被用于该企业生产过程的那些生产要素的总价格。
1. 59. 经济利润和正常利润
企业的所有的显成本和隐成本之和构成总成本。企业的经济利润是指企业的总收益和总成本之间的差额。正常利润是指厂商对自己所提供的企业家才能的报酬支付。
1. 60. 短期成本
在短期,厂商的成本有不变成本部分和可变成本部分之分。具体的讲,厂商的短期成本有以下七种:总不变成本、总可变成本、总成本、平均不变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
1. 61. 长期成本
在长期,厂商的所有成本都是可变的。厂商的长期成本可以分为长期总成本、长期平均成本和长期边际成本。
1. 62. 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
在企业生产扩张的开始阶段,厂商由于扩大生产规模而使经济效益得到提高,这叫规模经济。当生产扩张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厂商继续扩张生产规模,就会使经济效益下降,这叫规模不经济。或者说,厂商产量增加的倍数大于成本增加的倍数,为规模经济。相反,厂商产量增加的倍数小于成本增加的倍数,为规模不经济。显然,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都是由于厂商变动自己的企业生产规模所引起的,所以,也被称作内在经济和内在不经济。
1. 63. 外在经济和外在不经济
外在经济和外在不经济是由企业以外的因素所引起的,它影响厂商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位置。
1. 64. 市场与行业
市场是物品买卖双方相互作用并得以决定其交易价格和交易数量的一种组织形式或制度安排。行业指为同一个商品市场生产和提供商品的所有的厂商的总体。
1. 65. 完全竞争市场
完全竞争市场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市场上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第二,市场上每一个厂商提供的商品都是同质的。第三,所有的资源都具备完全的流动性。第四,信息是完全的。
1. 66. 完全竞争市场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
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是一条由既定的市场价格水平出发的水平线。
1. 67. 总收益
总收益指厂商按一定价格出售一定量产品时所获得的全部收入。
1. 68. 平均收益
平均收益指厂商在平均每一单位产品销售上所获得的收入。
1. 69. 边际收益
边际收益指厂商增加一单位产品销售所获得的总收入的增量。
1. 70. 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是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1. 71. 收支相抵点
厂商无经济利润但能实现正常利润的均衡点也被称为收支相抵点。
1. 72. 停止营业点
厂商的平均收益等于平均可变成本,厂商可以继续生产,也可以不生产,也就是说,厂商生产或不生产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由于在这一均衡点上,厂商出于关闭企业的临界点,所以,该均衡点也被称作停止营业点或关闭点。
1. 73. 成本不变行业
成本不变行业是这样一种行业,该行业的产量变化所引起的生产要素需求的变化,不对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影响。
1. 74. 成本递增行业
成本递增行业是这样一种行业,该行业的产量变化所引起的生产要素需求的变化,会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
1. 75. 成本递减行业
成本递减行业是这样一种行业,该行业的产量变化所引起的生产要素需求的变化,反而使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了。
1. 76. 生产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指厂商在提供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时实际接受的总支付和愿意接受的最小总支付之间的差额。
1. 77. 消费者统治
消费者统治指在一个经济社会中消费者在商品生产这一最基本的经济问题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消费者用货币购买商品是向商品投货币选票。西方学者认为,这种消费者统治的经济关系,可以促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使全社会的消费者都得到最大的满足。
1. 78. 不完全竞争市场
在西方经济学中,不完全竞争市场是相对完全竞争市场而言的,除了完全竞争市场以外的所有的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垄断因素的市场都被称为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分为三种类型,它们是垄断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其中,垄断市场的垄断程度最高。寡头市场居中,垄断竞争市场最低。
1. 79. 垄断市场
垄断市场是指整个行业中只有唯一一个厂商的市场组织。具体地说,垄断市场的条件主要有这样三点:第一,市场上只有唯一的一个厂商生产和销售商品;第二,该厂商生产和销售的商品没有任何相近的替代品;第三,其他任何厂商进入该行业都极为困难或不可能。
1. 80. 自然垄断
有些行业的生产具有这样的特点:企业生产的规模经济需要在一个很大的产量范围和相应的巨大的资本设备的生产运行水平上才可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以至于整个行业的产量只有由一个企业来生产时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生产规模。而且,只要发挥这一企业在这一生产规模上的生产能力,就可以满足整个市场对该种产品的需求。在这类产品的生产中,行业内部总会有某个厂商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其它优势,最先达到这一生产规模,从而垄断了整个行业的生产和销售。这就是自然垄断。
1. 81. 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和收益曲线
由于垄断市场中只有一个厂商,所以,市场的需求曲线就是垄断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垄断厂商的AR曲线和需求曲线d重叠,都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1. 82. 价格歧视
以不同的价格销售同一种产品,被称为价格歧视。如果厂商对每一单位产品都按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出售,这就是一级价格歧视。一级价格歧视也称为完全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要求对不同消费数量段规定不同的价格。垄断厂商对同一种产品在不同市场上(或对不同的消费群)收取不同的价格,这就是三级价格歧视。
1. 83. 垄断竞争市场
垄断竞争市场是这样一种市场组织,一个市场中有许多厂商生产和销售有差别的同种产品。市场上大量的生产非常接近的同种产品的厂商的总和称作市场集团。
1. 84. 非价格竞争
在垄断市场上,由于每一个厂商生产的产品都是有差别的,所以,垄断场上往往通过改进产品品质,精心设计包装,改善产品售后服务以及广告宣传等手段,来扩大自己产品的市场销售份额,这就是非价格竞争。
1. 85. 生产集团
垄断竞争市场上大量的生产非常接近的同种产品的厂商的总和称作市场集团。
1. 86. 垄断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
垄断竞争厂商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是比较平坦的,相对地比较接近完全竞争厂商的水平形状的需求曲线。d需求曲线表示:在垄断竞争生产集团中的某个厂商改变产品价格而其它厂商的产品价格都保持不变时,该厂商的产品价格和销售量之间的关系。D需求曲线表示:在垄断竞争生产集团的某个厂商改变产品价格,而生产集团内的其他所有厂商也使产品价格发生相同变化时,该厂商的产品价格和销售量之间的关系。
1. 87. 理想的产量和多余的生产能力
一般把完全竞争企业在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上的产量称作为理想的产量,把实际产量与理想产量之间的差额称作为多余的生产能力。
1. 88. 寡头市场
寡头市场又被称为寡头垄断市场。它是指少数几家厂商控制整个市场的产品生产和销售的这样一种市场组织。
1. 89. 纯粹寡头行业和差别寡头行业
根据产品特征,可以把寡头行业分为纯粹寡头行业和差别寡头行业。在纯粹寡头行业中,厂商之间生产的产品没有差别。在差别寡头行业中,厂商之间生产的产品是有差别的。
1. 90. 占优策略
无论其他参与者采取什么策略,某参与者的唯一最优策略就是他的占优策略。
1. 91. 占优策略均衡
由博弈中的所有参与者的占优策略组合所构成的均衡就是占优策略均衡。
1. 92. 纳什均衡
在一个纳什均衡里,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最优策略,如果其他参与者均不改变各自的最优策略。
1. 93. 囚犯的困境
略。见书P244
1. 94. 无限期重复博弈
所谓无限期重复博弈是指相同结构的博弈可以无限次的重复进行下去。
1. 95. 有限期重复博弈
有限期重复博弈是指相同结构的博弈有限次重复进行。
1. 96. 边际产品
增加使用一单位要素所增加的产量。
1. 97. 边际产品价值
它表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增加使用一单位要素所增加的收益。VMP = P * MP
1. 98. 边际收益产品
它表示一般情况下厂商使用要素的边际收益。MRP = MR * MP
1. 99. 边际要素成本
边际要素成本是增加一单位要素使用所增加的成本。MFC=[L*W(L)]’=W(L)+L*[dW(L)/dL]
1. 100. 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
局部均衡研究的是单个(产品或要素)市场。一般均衡即将所有相互联系的各个市场看成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局部均衡就是单个市场或部分市场的供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的分析。一般均衡就是就一个经济社会中的所有市场的供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1. 101. 瓦尔拉斯定律
在一定的假设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时,一般均衡体系存在均衡解。
1. 102. 超额需求函数、不动点定理
瓦尔拉斯通过计算方程数目和未知数数目来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是错误的。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家用集合论、拓扑学等数学方法证明,一般均衡体系只有在极其严峻的假设条件下才可能有解。证明的基本思路是:
设整个经济中包括n种商品(要素和产品)。从家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可以得到每种产品的需求和每种要素的供给;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出发,可以得到每种产品的供给和生产要素的需求。用每种产品和要素的需求减去相应的供给,可得到每种商品的超额需求。这些超额需求都是价格体系即价格向量的函数。由于所有价格同时按比例变化不会改变超额需求的值,故可以通过变换将原价格向量集合“压缩”为标准价格向量集合。于是超额需求函数确定了从标准化价格向量集合到超额需求价格向量集合上的一个映射;如果再“构造”一个从超额需求向量集合回到标准化向量集合的映射,并将这两个映射“复合”起来,则得到一个从标准化价格向量集合到其自身的映射。根据布劳尔不动点定理,标准化价格向量集合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一个不动点。而这个不动点就是一般均衡价格向量。
1. 103.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实证经济学研究经济体系是怎样运行的,它对经济行为作出有关的假设,根据假设分析和陈述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并试图对结论进行检验。规范经济学试图从一定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出发,根据这些标准,对一个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评价,并进一步说明一个经济体系应当怎样运行,以及为此提出相应的经济政策。
1. 104. 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属于规范经济学范畴,它是在一定价值判断的前提下,提出经济行为的标准,并探讨怎样才能使经济活动符合这个标准。具体而言,它从生产资源有效配置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这两个方面研究一个国家实现最大社会经济福利所须具备的条件和国家为增进社会福利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1. 105. 帕累托最优状态
如果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所有的帕累托改进均不存在,即在该状态上,任意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则称这种资源配置状态为帕累托最优状态。
1. 106. 帕累托最优条件
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必须满足的条件被称为帕累托最优条件。它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生产的最优条件以及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1. 107. 契约曲线
契约曲线分为交换的契约曲线(或效率曲线)和生产的契约曲线(或效率曲线)。交换的契约曲线表示两种产品在两个消费者之间的所有最优分配的集合。生产的契约曲线表示两种要素在两个生产者之间的所有最优分配状态的集合。
1. 108. 生产可能性曲线
生产可能性曲线是最优产出量的集合的几何表示。
1. 109. 社会福利函数
需要知道在效用可能性曲线上每一点所代表的社会福利的相对大小,或者更一般地说,需要知道效用可能性区域或整个效用空间中每一点所代表的社会福利的相对大小: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福利函数。(课本)
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是社会福利水平与所有社会成员的效用水平之间的关系,它表明一个社会对效率与公平双重目标的偏好,它由社会无差异曲线构成。社会无差异曲线的统一特性是它必定关于从原点出发的45度射线对称。不同的伦理观念形成不同的社会福利函数和无差异曲线。(上海财大财政学演示文稿)
1. 110. 社会无差异曲线
社会无差异曲线。每一条社会无差异曲线都代表一定的社会效用水平,其曲线上每一点的斜率都表明社会对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边际替代率。每条曲线上各点代表的是福利水平相等的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各种组合。位置越高的无差异曲线,代表的福利水平越高。(人大)。
1. 111. 不可能性定理
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
1. 112. 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它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由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首次系统阐述。在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种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学者戴维•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美国学者约翰•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美国学者戴维•施威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人民网)
1. 113. 市场失灵
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一般来说并不成立,帕累托最优状态通常不能得到实现。换句话说,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情况被称为所谓的市场失灵。
1. 114. 反托拉斯法
从1890年到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反对垄断。其中包括:谢尔曼法(1890)、克莱顿法(1914)、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罗宾逊—帕特曼法(1936)、惠特—李法(1938)和塞勒—凯弗维尔法(1950)。统称反托拉斯法。
1. 115. 公共管制
垄断常常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此外,垄断利润通常也被看作是不公平的。这就使得有必要对垄断进行政府干预。政府对垄断的干预是多种多样的。统称为公共管制。
1. 116. 外部影响
单个消费者或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对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的影响。
1. 117. 科斯定理
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的成本为零或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
1. 118. 公共物品
既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竞用性的物品叫做公共物品。只不具有排他性但却具有竞用性的物品叫做公共资源。
119.外在性:又称为外部经济影响,指从事某种经济行为的经济单位不能从其行为中获得全部收益或支付全部成本。
9. 为什么必须重建经济学
第一,上世纪30年代有一次非常有名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分为两派:一派是米塞斯、哈耶克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另一派是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兰格用新古典结构模型来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这场论战当中兰格已经把米塞斯和哈耶克打败,之后讨论非常少了。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整个计划经济崩溃了。
计划经济实验失败之后,该做什么?经济学家仍然用传统的新古典模式在做研究,似乎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人类付出了上亿人生命的代价搞了这场实验,就平平的过去了。这是我反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这场大讨论当中我们能得到什么?真正证明计划经济可行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像熊彼特这样的人也成为社会主义者,还有像萨缪尔森也没有讲计划经济不会成功。这是为什么整个1990年左右苏东崩溃的时候,所有人感到惊讶的原因。
第二个促使我反思经济学的就是企业家是市场的灵魂,如果没有企业家,不可能有市场经济。我本人很幸运在80年代,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应该就是企业家的论文,这个比我写价格改革还要早。但是,我们知道主流的经济学里边是没有企业家位置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连企业家这三个字基本都找不到。为什么市场经济当中如此重要的一种力量,在所谓的市场理论当中是没有的。
第三个促使我反思的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的理论,它已经成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依据。发改委干预价格有一套理论:市场要求充分竞争,要求完全信息,而现实中达不到充分竞争、达不到完全信息,所以市场失灵,政府要干预。政府给企业开了多反垄断罚单,当企业要并购的时候,汇源果汁和可口可乐要合并的时候,政府要审查,这个合并就没有进行。他有一个理论,就是市场要竞争就要反垄断,不反垄断的话就会阻碍市场竞争。
如果按照经济学反垄断的概念,或者市场垄断的衡量标准的话,如果中国有三家垄断要反的话,首当其冲的一定阿里巴巴、腾讯、网络。他们的垄断按照经济学的比重要比所有国有企业高得多。这促使我想我们经济学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当我们的经济学结论运用到现实当中以后,我们目的是反垄断,但是实际上是反竞争了。
第四,中国现在仍然有好多经济学家特别主张产业政策,甚至有些外国经济学家也非常羡慕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但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找不到成功的例子。这说明经济学没有理论能使我们认识到产业政策不过是计划经济的变种。
第五,上世纪30年代和2008年的两次大经济危机,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没预测到。如果说有预测到的话,基本也都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像上世纪30年代米塞斯、哈耶克说危机会到来。2008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劳尔斯怀特提醒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为什么发生危机?结论却是因为自由化,因为太多的放松管制。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重新反思自由化。经济危机推动反市场运动和加强市场干预的运动,在我看来是完完全全错误的。
为什么坚持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经济学家可以看出问题,而坚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反而看不出问题?危机发生之后为什么是坚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似乎更有发言权?我们再比较1997年亚洲危机,大家认为政府干预太多,是裙带资本主义导致了金融危机,但2008年经济危机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
最后,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解释制度变革上是乏力的,有缺陷的。因为主流经济学是利益模型,人的行为是利益推动的,所以改革一定是利益的博弈,既得利益者一定反对改革,支持改革的一定不是既得利益者。现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很多改革是既得利益者自身推动的。